永远怀念周总理

押送我到顺义的那位中央警卫团的大队长走了之后，我就上床躺下了。大约到了七时多一点，我就向看管的人要了安眠药。过去，服「速可眠」很管用，吃了之后至少可以睡六小时，可是今天服了安眠药一点作用也没有，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睡。

由于睡不着，我就要来纸和笔，向总理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回忆我同总理的关系。我同总理的关系确实是不寻常的。信写好之后，我看表已经早上六时了，我第二次要来了安眠药，这次睡了五小时以上才醒来。我脑子比较清醒之后，把写好的信又看了一遍，我立即醒悟到，目前写这样的信完全没有必要，有可能给周总理造成困难，便立即把信撕了。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一九三〇年冬，在福建的泰宁。我们红五军团部队开大会，周总理当时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总政委，他来给部队讲话。我只有十六岁，个子还矮，又在队列之内，离讲话的地方可能有几十米远。除了看到周副主席的大胡子之外，其余什么也没有看到，讲的什么内容也听不太清，即使听到一些也不太懂。例如，周总理说的两条战线斗争我就不懂。

一九三二年，我被选送去瑞金红军学校特科团学习。由于我的成份好，是党员，学习成绩又好，毕业时，被选送去总部供给部做机要统计员，管理全军的实力统计。这是绝对秘密的工作，因为要掌握全军的人数、马匹、枪支等数字。总供给部有我这样一个人，周副主席早知道，但没有见过。一九三四年三月间，一天早饭后，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突然告诉我说：「等一会，我们一起到总司令部去。」在路上，叶部长才告诉我是到周副主席那里去开会。我心里很高兴，但也有些紧张。我们到了周副主席的办公室，不一会，一个大胡子从内间出来了，叶部长向周副主席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机要统计员邱会作。」

总理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啊，是个小年轻。」接着周副主席把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个人也叫来了，然后就开始向我们交代任务。

周副主席说：「你们两个人带一个保卫班，由邱会作总负责，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兵工厂、卫生材料厂、纺织厂和七个仓库一律炸毁。有些东西沉到河底。这个工作要做得彻底，要采取夜间行动，要绝对守秘密。」我们接受任务后，做了必要的准备就出发了。我当时只有十九岁，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大约是一九三四年八月间，我随同叶季壮部长去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周副主席见到我就说：「我已经看到了你们的书面报告。小人办大事，任务完成得很好。」

三四年十月，长征出发前的一天黄昏，政治保卫执行局长张炎和到总供给部来，要把我抓去处死。因为我办了与长征有关的重要的事情。可是叶季壮不在，我感到彻底绝望了。但真是凑巧，在押我执行的路上，正好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个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看见我大吃一惊，立即问周副主席是怎么回事，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我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又给我松了绑。周副主席把我的命保下来了，并指定要带我长征。这些事，我当时不可能知道，长征到了陕北之后，周副主席、叶部长才对我说的。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长征到了江西、广东交界，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的水口地区。中央纵队五千多人的运输部队，大部分垮了，军委纵队由我管的一千多人的运输部队大部分未垮。周副主席就在这紧张的情况下，把这两支运输部队合并成立运输指挥部，并任命我负责（没有正式职务），统一指挥三千多人的运输部队。这支部队到贵州还有一千五百余人，并不比战斗部队减员更多，周副主席非常满意。

三四年十二月，在贵州南部，周副主席亲自授权我组织向五军团运输银元、烟土的护送队，并任命我为队长。为了防止万一发生情况，还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给了我一张游击司令委任证书。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周副主席亲自选调我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物资分配处工作。我去工作的时候，周副主席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依我看，你这个小青年会管得好的！」

三五年五月间，在四川的天全县，周副主席亲自任命我为军委第四局三科科长，主管行政、军务和供应等业务。从此，我同周副主席就在一个单位生活了，朝夕可见。在一个时期，周副主席有时就叫我「小青年科长」。

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期间，周副主席任陕北后方办事处主任，我是总供给部驻办事处的代办处长。在不短的时间内，我同周副主席除了工作关系之外，都是同住一个院，共同生活，有时一起娱乐，在生活上非常密切。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周副主席在南京电告毛主席，对叶季壮、杨立三、邱会作三个人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叶季壮主要搞统战，任十八集团军军需处长，杨立三以第十八兵站分监的名义到前方总部任供给部长；邱会作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

一九五四年，由黄永胜建议，周总理批准，调我任总后方勤务部副部长兼副政委（黄克诚是部长兼政委）。

一九五六年，周总理亲自要我到国家经委任第一副主任。后来，我要求先学习后到职，总理批准了。我和武竞天等人到苏联溜了一大圈，回国后彭、林、黄都不放我走，未曾到职。

一九五九年，周总理先后同林彪、罗荣桓商量，建议我任总后勤部长，总理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对我做了赞扬性的介绍。我任总后勤部长后，虽然在国务院没有职务，但我是固定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在国务院会议上，我能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的许多指示。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初期，造反派在全军文革纵容下对我进行了严重摧残，总理对我是大力保护的。从六六年十二月到六七年一月底，周总理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发表过多次对我保护性的讲话。由于造反派根本不听总理的话，对我的保护未曾免去我的灾难。

周总理曾经派人让上海的造反派向二医大「红纵」做工作，要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对我进行武斗，并对我作了肯定性的讲话。但全军文革没有执行总理的指示，同样没有解除我的灾难。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叶帅的关心下，才把我从造反派的手中抢救出来。

从六六年十一月开始，到六七年三月，我被造反派多次打伤。我伤愈之后，总后党委举行两千多人的干部大会，欢迎我回总后主持工作。毛主席派周总理送我回去，总理并在大会上对我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和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特别是到了陕北……。那时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工作，那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几乎每天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所以那阵子共事最密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有为的，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觉得我的看法是没有看错的……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总理的讲话，对我本人，对总后的工作，对全军后勤工作都是很大的！

一九六八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开始了激烈的斗争。我从军委办事组的角度，经常向总理个别汇报林彪、江青之间的斗争情况，直到我下台为止。总理是完全站在林彪一边的。

一九六九年周总理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建议，要我主持国防工业的工作。我开始任常规兵器小组组长，后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主管全国的国防工业。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在钓鱼台召集黄、吴、李、邱、李德生、姚文元谈话反总理。两小时后我就把情况向总理报告了（江青以前的三次谈话，我都及时向总理汇报了）。总理拉着我的手说：「感谢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

九大以后到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表面上对江青一伙和我们是「公正」的，但实际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有一次总理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今天晚上，你有什么话要同我说的吗？」我懂得总理说话的意思，把我知道的事（总理不知道的）全部对总理说了。总理很高兴，说：「你帮助我做了心中有数的事。」从此以后，总理对我们的支持直到「九一三」基本上都没有变。

从庐山会议以后，到一九七一年四月批陈整风会议之前的半年时间里，总理曾经同我个别谈话两次。一次是询问我在总后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庐山会议的情况：一次是询问我在军委座谈会上对主张对有关庐山的问题要做自我批评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总理嫌我没有及时向他报告，失掉了向毛主席提出建议的机会。总理还对我说：「你要同过去一样，有什么事及时对我说，为我争取工作上的主动。」

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的当天下午，总理有意分配我做与我的工作关系不大的工作。例如，收拾三中全会的会务工作摊子，组织京西宾馆的防空等等。

九月十七日，周总理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下，还借故给我打电话，主要是对我做鼓励工作，表示是保我的。

九月二十四日，我就要隔离审查之前两三小时，周总理还想到要同我个别先谈谈，但受到了杨德中的阻拦，未曾谈成。

从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起我在卫戍区隔离受审査期间，总理对我依然是很关心的。例如，要卫戍区给我送蚊帐、凉席、电风扇等用品。据卫戍区看管的人同我说：「总理除了没有批准你喝酒之外，一切事都办到了。」

七二年五月间，当时的江青一伙控制的项目组，对我的审查告一段落时，总理还要项目组向我传达了三条：一，你交代的那些问题，不要有什么负担，中央主要负责人对你是了解的；二，利用机会多读几本书；三，注意身体。从此之后，江青一伙控制的项目组，对我的审查就基本结束了，我也就安心在卫戍区警卫三师等待处理。

我一九三〇年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到一九七一年同周总理最后分别，将近半个世纪。我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一位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干部，同总理同桌办公，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但又是历史事实。周总理是我的领导人，是我的长辈，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的救命恩人！

一九三四年周总理救了我一命，时至今日，使我多活了五十二年。一九七一年我被隔离审查之后，周总理陪外宾去广州，曾召见当时还在广州军区工作的我的二儿子承光。他除了鼓励我的孩子之外，还当着我的孩子的面，向军区首长交代：「对孩子要一视同仁！」一九七三年我的女儿直接向总理写了报告，总理有批示，当时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总理对我的家属是关心的，我根本不相信总理对我们会下狠心。我同总理的关系是诚挚深切的，总理对我是关心和器重的。我永远怀念周恩来总理！

在卫戍区经过不几天，我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我想到的是：在这里不是「住几天」的问题，而是长期受审査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