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罪与罚

窦文涛：我看过国外的一些研究，如果这个孩子真是大脑有一些问题，提前用药治疗可以减少百分之三四十的再犯罪概率。

李玫瑾：如果真的是癫痫导致她攻击人，这种暴力行为是非常恐怖的。我以前见过一个案件，那个人跟人下棋的时候，因为有一步棋走错了就悔棋，人家不让他悔棋，他就急了，掀完桌子就开始攻击。大家知道他有病就跑了，他就找来一把火点房子，因为他觉得他那个气没出去。点完火以后，房子里跑出来一个孩子，他把这个孩子抓起来扔回去，然后就在那儿站着，跟没事人一样。所以说，这种人的攻击行为是非常可怕的。只要他犯一次，我们确定他得了这个病，就得监控他了。这可不是一个道歉就行了的问题。

窦文涛：我看见艺术史上好多艺术家最后都被归结为是癫痫促进了他的创作。

陈丹青：有这样的。我不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离先进国家还有一段距离，可是我相信从前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从前的宗法社会是家庭、家族、邻里这种关系，它会适度缓解这种突发的暴力冲突。

李玫瑾：我觉得跟现在比起来，中国古代的生活环境可能不像现在这么艰难。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压力挺大的：第一，人口这么多；第二，生活压力大，很多贫困家庭是非常艰辛的。再加上现在受伤的机会又特别多，比如我们现在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死亡的不说了，光残疾的就有多少人啊！这些伤呢，有的是看得见的，像缺胳膊缺腿的，但脑子里的伤害有时候看不见，却会导致人出现一些异常。

陈丹青：还是跟居住文明的变化有关。过去中国是村落式的，就是城市也很小，所以学者说那叫熟人社会，叫家族社会。以前村子里有个傻子、疯子，有管着他的人，现在不一样了，数万数万的人群投入城市中，街坊邻居已经失去了，都是公寓。可是，只要有人的地方，而且密度又那么高，一定会有疯的、患癫痫的这些人，某一天就会发生某市电梯里的这种事情，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窦文涛：大家都是陌生人，又如此紧密地在一起。

李玫瑾：现在社会因为发展很快，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十年前盖的楼房很多是没有车库的，这让我看到我们连提前十年的思维都没有。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要太关注眼前，应该关注更远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学者的一个职责。我在20世纪90年代看过一本书叫《第四帝国的崛起》，有一个印象非常深。这本书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人打得最强盛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经济学家却有个断言，说蛇不能吞象，这种打法，德国早晚要战败，战败以后一定很惨。所以他当时就在思考：如果德国战败了，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经济，应该怎么来恢复呢？你这边虽然看着很强大，他那边却在研究你战败之后经济如何复苏。他就跑到山上找了几个学者，办个小沙龙，天天在研究方案。后来苏军和盟军同时进入战败的柏林，把德国一分为二，一边是东德，一边是西德。结果真的如此，德国战后食物、毛毯什么都没有，天气又很寒冷，苏联离东德很近，东西从陆地上就运过来了，可是盟军这边就糟了，隔着大洋，所以司令员说我打仗可以，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后来有人说，你去找一找艾哈德 [41] 教授。最后这个教授拿出一个方案，盟军就照这个做了，然后大家看到德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崛起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学者呢？我们真的需要一批人能坐下来潜心研究中国十年、二十年以后该怎么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