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
袁后中国政坛扫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这也就是笔者在拙作里，不厌其烦地一再解说过，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
所谓“军阀”者，便是一个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一区、一省、一县，乃至一城、一镇、一乡、一村），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家军政体制上一个有名分的单位，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上，则是个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而自作自为的独立王国。在中国的传统历史里，通称为藩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的一个军人就叫作军阀了。“军阀”这个现代名词，似乎是早期日本人从西文warlord翻译过来的。所以军阀有大有小。大的可以统兵数十万，占地数省，自成派系。有时甚至可以暂时取得国家元首的地位，如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等皆是也。次一级的，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陆荣廷、新疆的杨增新，和后来国民党时代的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新疆的盛世才等等也都是军阀。再小的，有的只有枪兵数十人，占领区域不过一两个小城镇，但他也可征夫抽税，自治自为，不受任何法令的约束，做个最小最小的土皇帝。
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些广西地方军头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林俊廷、陈天泰、张春如、梁华堂等等，“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则自称为司令、帮统、营长不等，各视本身势力而定。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三章）。这些都是当年在广西省内，土生土长的小军阀。笔者回忆幼年时期在安徽家乡就知道一些割据乡镇的小军阀。记得有个诨名叫魏三闹的“司令”兼个小镇的镇长，他一共只拥有枪兵二三十人。但是他摊夫派税，保护一镇的治安竟至数年之久。上级的县政府中的县长，在动乱时代，皆存五日京兆之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对他也不闻不问；他对上级也向不买账。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相安无事，虽然他们平时也有些礼貌上的往还。上级的县长来来去去，而魏三闹却能在本县之一角，稳坐钓鱼台，不受太多的影响，而一镇居民的生命财产，却多赖他的“保护”呢。你能说魏三闹不是个土皇帝、军阀？
据张学良将军，英雄不论出身低地告诉我，张作霖早年当“胡子”时代，也是个在东北地方上收“保护费”的张三闹。后来愈闹愈大，才被招安当了管带（营长），以后由团长、旅长、师长、军长，而总司令，而大元帅。割地为王，他在东北所统治的地区，加上后来“入关”所占领的地盘，竟远大于欧洲史上有名的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主政中枢，竟然变成了全国一人的国家元首，虽然他只能统治“九省三市”。
长话短说，地方军阀之形成，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帝国之内，中央政府一旦失控，古史上所谓“王纲解纽”，一解到底，全国顿成无政府状态，“遍地黄花开”（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地方成无政府状态，群雄并起时的安徽土语，倒颇能道其实况），就形成大小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了。所以这些军阀也不一定全是坏人。农民领袖乘机起义，打天下，固无论矣。有些游离军队（像李宗仁在六万大山中落草）和正常士绅，组织武装自卫，也未必全是坏事。这样，“始割据，终兼并”（三字经上的话），野心家或革命政党，再乘机逐鹿中原，逐渐兼并的结果，终成两强的刘项之争，或国共之战，中国政局就再次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了。这个循环，在古代中国如此；在近代中国还是如此；在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如此。我国近现代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的分裂，到毛泽东生前的统一，就是这个循环很标准的现象。
袁死后各省督军、省长一览
今且将袁世凯死后各省的督军、省长，制一简表如下。这个表显示出中国军阀时期，全国军阀分配的基本情况。下围棋的术语，叫作“布局”。黑白两方棋手，把整盘棋的“金边，银角，屎肚子”，都大体你一子，我一子，作个总体的割据规划，然后再分区厮杀。每区双方都要围绕着可以独立生存的“眼”，建立根据地，向外发展。先是一县、一省的各自独立；然后搞联省自治，或五省联军，或五省、七省、十三省联盟；最后才逐渐连成黑白两大阵营，刘邦、项羽，来一决雌雄。下列这个袁氏死后，地方各自为政的督军、省长的分配，就是民初军阀割据的总布局，以后的军阀混战，就是根据这个总布局，分区混战下去的；有些地方军头的势力，竟延长了十余年至数十年之久。例如由张氏父子所统率的奉系，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的“九一八”，才开始崩溃。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新旧桂系，云南从唐继尧到龙云、卢汉，都一直延长到中共席卷大陆，才真正结束。下面的一览表，就给予我们一幅军阀时代最原始军阀分布图，读者可一望而知当时的情况。其后的演变，也就不难按图索骥了。
袁后中国各省督军、省长一览表（1916年夏季）
东北地区：奉天（今辽宁）张作霖 督军兼省长
吉林 孟恩远督军 郭宗熙省长
黑龙江 毕桂芳 省长兼督军
华东地区：直隶（今河北）朱家宝 省长兼督军
山东 张怀芝督军 孙发绪省长
山西 阎锡山督军 沈铭昌省长
西北地区：陕西 陈树藩 督军兼省长
甘肃 张广建 省长兼督军
新疆 杨增新 省长兼督军
华中地区：安徽 张勋督军 倪嗣冲省长
河南 赵倜督军 田文烈省长
江西 李纯督军 戚扬省长
东南地区：江苏 冯国璋督军 齐耀琳省长
浙江 吕公望 督军兼省长
福建 李厚基督军 胡瑞霖省长
西南地区：四川 蔡锷 督军兼省长
云南 唐继尧督军 任可澄省长
贵州 刘显世督军 戴戡省长
华南地区：广东 陆荣廷督军 朱庆澜省长
广西 陈炳焜督军 罗佩金省长
上列简表为笔者根据政府公报等官书，及当时媒体报导辑成的，只是让读史者知其大略情况足矣，细说就太琐屑了。例如蔡锷督川未逾月，即因喉疾去职，举参谋长云南人罗佩金自代；北京政府亦调贵州人、黔军将领戴戡为四川省长，四川本省军人刘存厚等不服，终于引起川、黔、滇三军轮流火并，死人如麻，成都城内民居被毁者数千户。罗佩金被迫率部逃回云南。黔军被包围歼灭，省长戴戡被杀。北京中央不能制，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自此四川便成化外。本省籍大小军阀，砍杀无已时，为各省之最。迨抗战军兴，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时，且遭阻力。本省分裂主义者竟斥为“文化侵略”，岂不可笑。斯时笔者已在重庆，亲闻之也。固知喜欢搞独立分裂者，并非某省某省而已也。再看看陈宧之接长湘督的故事吧。陈宧，鄂人也。督湘命令方发表，便惹起湘人大哗。陈宧夹尾而逃之后，谭延闿乃乘虚而入，北京中央也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自此湘人治湘，湘人驱湘，湘人杀湘，湘人也就被本省军阀蹂躏得民无噍类矣。事实上，国民党北伐，也就是从湘人驱湘（赵恒惕驱唐生智），和湘人还湘（唐生智、谭延闿打回老家去）开始的。
所以军阀混战的历史，是无法说得完的。以上只是略举两个小例子，其他就可举一反三，毋需多赘了。至于那几个力能震撼全国，影响及于世界的大军事集团，像皖、直、奉三系，他们事实上便是“五代十国”之中各自专政四年的迷你小朝代。较小的军阀，就根据个别情况分别简述之了。
总之，吾人如从微观史学角度，去作“个案研究”（case study），大小通吃，那它就浩如烟海，从何说起？可是我们如从宏观史学去看它，触类旁通之，那也就无啥复杂之可言了。集体而观之，一丘之貉，是有其通性的。总之，王纲解纽，藩镇割据，政客纵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今如出一辙也，何足异哉？何足异哉？
军阀趣事举隅
在我国社会文化转型期中，一转百转，没个规矩绳墨以为限制，有权便有一切，因此有权的人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像上述魏三闹那个小军阀，便有生杀之权。他就可以随便杀人。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有趣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就以现代化的奢侈品的汽车为例吧，哪个大军阀能没有专用汽车呢？但是内地省份，既无公路，又无维修设备，如何是好呢？所以他们的汽车都是动用整连整营的士兵民夫，从江边驳船上抬了上去的。汽车抛锚了，电瓶没电了，轮胎没气了，再抬下驳船，运往“下江”去修理。
有些向往现代享受的四川军阀，那时还特地从上海雇用“网球秘书”呢。这些少年英俊的网球选手，有时被军阀们的年轻漂亮的如夫人们看中了，曾发生过私奔被捉回枪毙的惨事。想不到某军阀某次醋海兴波，竟为私奔者同生共死的爱情所感动，不但未判他们死刑，反而资助情奔，成全好事，一时传为“佳话”呢。
上述这些荒唐的小故事，都是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等三朝元老，和他们之下的文武僚属们所亲口告我的；有的也是笔者朋辈之间，包括许多“凤子龙孙”和“高干子弟”所转述的真实故事。较之司马迁所根据的“街谈巷议”，可靠多矣。略记一鳞半爪，以概其余，作为时代的见证罢了。
地方政府中回避制的彻底破产
在一个有固定型态的社会里，像传统的汉、唐、明、清大帝国，社会上有了矛盾，它都有逐渐发展出来的既定制度，来加以预防和解决。像笔者在《袁氏当国》里所说的“回避制”，从汉朝到清朝的规定，都是本郡人不能为本郡的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本郡的郡吏（行政干部）。在“郡吏”一条上，明清两朝虽稍有变通，但是本省人不能为本省督抚，却是铁定的，不许违背。如果辛亥革命之后，此一回避制继续有效，则民国时代的地方军阀，“回避”一下，猛虎不能归山，他们就不会那样无法无天了。试问如把张作霖调到四川，韩复榘调去云南，龙云调到东北，在“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的规定之下，他们远适异乡，光杆一条，恐怕也就黄牛掉到井里去，有力难使了。
再说那些网球秘书的悲剧吧。你搞三宫六院，你就得维持个宦官制来加以配合，才能保证安全。你既然搞了几十个后宫佳丽，同时又养了几百个英俊潇洒、未经阉割的东北小伙计，来做网球秘书、游泳教习、私人医师和卫士司机，那么，干柴烈火，怎能不出毛病呢？凡是一个有“定型”的社会政治体制，其附带产生的制度，不论为善或作恶，都是彼此配合的。不配合就要发生矛盾，发生动乱。所谓“转型期”，就是在一定期限里把各种彼此矛盾的制度，一转百转，使它们转向相同的方向，摩擦就减少了。
就以帝制转民治这一程序来说吧，在朝中把皇帝转成总统；那么在家中，则父权、夫权也得随之减少的。你不能只在“朝中”把皇帝杀了、废了，而“家中”还有千千万万的小皇帝，稳坐江山，那么这个民主社会就不是真民主了。其实政治革命易，而家庭革命难也。因为政治革命中的皇帝只有一个；而家庭中的皇帝，则在千万以上也。你要把这为数至几千万的小皇帝，一个个拉下马，乖乖，那就非几十年、几百年不为功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再看看所谓黑社会，我们所熟知的黄金荣、杜月笙，也都是他们各自帮会中的皇帝。你把这两位小皇帝拉下马，试试看要用多少气力？
且把这些现象再“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的社会也是个“多重重心的社会”（amulti-centered society）。每个重心之中，都各有其小皇帝，和小朝廷。
附注：其实两党的本身也是两个小朝廷，而他们的小朝廷之中，还另有其小小朝廷呢。例如戴笠就是他那小小朝廷中的皇帝。戴某统治他的小小朝廷，所用的既不是“国法”，也不是“党纪”，而是用他所特定的所谓“家法”。二战前后，在胡佛（J. Edgar Hoover, 1895—1972）领导下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是个自有其私法的小朝廷，只是没有我们小朝廷的问题那样严重罢了。
这些大小朝廷，不论为善或作恶，都要经过长期的调节，才能和平共存，彼此庶能相安无事，终于进入个有定型和比较安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上有较好而可行的国法纪纲，下有足与现行制度相配合的风俗习惯。政治经济达到小康的境界，绝大多数的人心不思乱，不愿铤而走险，因此纵是最善于纵横捭阖、挑拨离间和吹牛拍马的政客官僚，也很难尽展所长来浑水摸鱼。有个和平安定的社会，一个民族的生存，乃至与它生存相配合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像中国传统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和士农工商的社会区划，就可以慢慢地延长下去了。一延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没有本质上的变动。这就是我们在秦汉以来的传统大帝国了。朝代嬗递，而基本社会政治结构则始终未变也。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法政”的实际意义了。
为佛洛伊德作实验豚鼠
再说说近年来把美国政坛弄得乌烟瘴气，那也是困扰人类最多的佛洛伊德所强调的色情问题吧。
柯林顿大总统的问题，有许多记者友好不耻下问，我就说这是个美国性泛滥的问题了。若以男女关系之变迁来看美国嬉皮出身的、反越战、搞“群婚”（communal marriage）和杂交的这一代男女，则柯林顿尚不失为一个good boy也。君不见纽约华府随处皆有，夫妇同享的色情俱乐部乎？柯林顿与希拉里夫妇，尚未闻涉足其间也。柯林顿之不幸，是他“身在帝王家”。须知，美国的白宫主人在里根时代到来之前，尚无离过婚之总统也。你如有志做总统，则千万不能离婚。笔者的哥大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原即是个bad boy。他在二战期间，统军欧洲时，竟与他的司机女同志相爱，而要抛弃糟糠，去做英国女婿。事为他的上司马歇尔将军所闻，马乃严厉训之曰：艾克（Ike，艾森豪威尔的俗名），你将来还要做总统呢，岂可离婚？艾氏闻训始止。艾克后来果然做了总统。
柯林顿这个嬉皮总统之不幸，是他没个马歇尔来时时耳提面命，你既进了白宫这个“见不得人的地方”（贾元春娘娘的话），你就得戒色八年。因为在一个不断开放的社会里，中央政府对权力的开放，一般都是最保守的、最落后的，和最缓慢的。所以在中国才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来增加速度。试看美国的社会生活已“开放”到群婚阶段，她的总统还不能离婚呢，岂不滑稽哉？……
但是这就是政治啊。莎翁说，脆弱呀，你的名字就叫女人。搞政治制度的学人也可说，政府呀，你的名字就叫保守。柯林顿这个嬉皮大总统，他把最放荡的嬉皮生活方式，带进最保守的政治圈内，忽然遇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嬉皮陆文斯基，来投怀送抱，他那嬉皮背景，和白宫的清规戒律，就发生矛盾了。因此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做了佛派史学中最大的实验豚鼠，跟袁世凯做皇帝，和汪精卫当汉奸一样，一失足成千古恨，虽咎由自取，实在也只是一桩形势比人强的时代闹剧啊。台下免票看戏、读史者真不时为之捧腹也。
社会政治转型的中间阶段
总之，我们中国通史上，这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老套路，在这个循环完成之前，照例要有个军阀横行的中间阶段。在近现代中国所发生的最近的事例，便是从袁世凯死后才开始的军阀混战了。他们一战三十年，再加上个倭寇入侵，最后又打出个刘邦、项羽来。项羽被刘邦打败了，中国也就分久必合了。所以在袁世凯暴卒之后，据时人估计，“军阀时期”在大陆上横行的大小军阀，盖在三千人以上。
而这场浩劫，话说从头，便是从袁世凯的一念之差开始的。袁世凯生前的中国原是个统一的中国嘛。袁的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嘛。他如果不做皇帝，中国也不会分裂，他自己可能也不会暴卒，如此，则转型期所存在的一切社会和政治上的矛盾，都可用不流血的方式，来个和平转型，则中华民国的历史，也就是另外一部历史了。古语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没有军阀横行，哪又会有外族入侵呢？政治人物，从古到今，都是善于自我毁灭的，历史要走它自己的道路，非人力可以强求，致有浩劫连连，夫复何言！我们只能希望，历史家记录出若是之悲剧，好让后来的政客和军阀，稍有戒惧就好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是古往今来的乱臣贼子，读《春秋》而不惧，又如之奈何？
矛盾重重的烂摊子
话说回头，袁世凯死后，收拾袁氏留下的烂摊子，是非段不可的。收拾之道的第一要务便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这时对接班最有野心、最有实力，也自认为最有功勋的（反对帝制的功勋），实在是冯国璋。但是冯氏的接班却于“法”无据。袁氏留下的“金匮石室”里，既没有他的名字，凭新旧约法来接班，他也无分。冯氏唯一希望，是北洋派的团结。如果段能全力支持他接班，在冯、段合作之下，北洋派的实力还是全国无敌的。如今袁世凯不但皇帝未做成，连总统资格也已被取消，原先安排的副总统，当然也已随之俱去，既然一切从头来起，则冯之出任总统，当然也不无可借口之处，但这就端赖段祺瑞的一言九鼎了。可是冯在当权的北洋系中，是段的头号劲敌（是后来蒋介石的汪精卫，斯大林的托洛斯基），段不可能来突出冯氏。经过与徐世昌一番密议之后，段就公开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了。至于所“依”者，何“法”？民三的“新约法”欤？抑民元之“旧约法”耶？据说这“依法”二字，是北洋派中，最精的智囊、最大的官僚和最老的狐狸徐世昌点出的。这个“法”是可新可旧，不新不旧的。这一来足使当时全国所有的实力派（包括段祺瑞自己），都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且看此时南方的反对派，原军务院梁启超、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乃至孙文、黄兴那一伙，则坚决要求恢复被袁世凯窜改了的《民元约法》，和被袁氏解散了的民元国会。从而尽废袁氏所立之法，和所建的制度。一切恢复民元的老模式，并由原定的副总统黎元洪，正式接任为大总统。如今黎副总统“依法承继”，不正是南方反对派之所好？
黎元洪自己当然更是梦寐求之。但是他虽于法有据，却为政无力。黎氏自从叛孙投袁，脱离革命阵营之后，早已变成个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他的政治地位，全凭约法为断；只要新旧约法有一个恢复有效，他就是法定的接班人。至于新旧约法是否可以恢复，段祺瑞当然更是个关键人物。至于黎对新旧约法的态度，也是各有喜恶的。依新法，他便是个权力极大的独裁总统；依旧法，他虽是个虚君，却可援引反段的国会，来对抗段的“责任内阁”。
段祺瑞本身这时也是矛盾重重。段之出任国务卿，原是袁世凯自动撤销帝制，恢复大总统名位之后，根据“新约法”派任的。但是这个新约法是个采取“总统制”的临时宪法。他如主张沿用新约法，他这个国务卿，将来就必然要受制于将来的大总统黎元洪，此段之所不欲也。但是他如接受南方反对派梁启超、岑春煊、孙文等人的要求，恢复“旧约法”，这个旧约法是个采取“内阁制”的宪法，这对段总理当然很好；可是恢复旧约法就得同时恢复那以国民党占多数的“民元老国会”。根据北洋系过去的经验，国会之内，党派横行，政客们嘴尖皮厚，开起会来，笔砚横飞，头破血流，可不是个好对付的衙门啊。段一向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所以段对新旧约法也难以取舍。最好还是能另制一部合乎他个人需要的宪法，和组织个无条件拥护他独裁的国会。这就是后来他另组所谓“安福国会”的心路历程了。这也是他“安福系”（一名“皖系”）终于失败的关键所在。
段氏谈虎色变的国会
段祺瑞（和他的前辈袁世凯一样）在另造国会这一招上，由于没个一党专政的底子，终于功败垂成，但是他的实验和经验，却为后来的蒋公所充分利用而大获成功。所以政治制度的变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可一步登天。得时休笑失时人，写历史的人，还是一步一步地交代吧。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和他的“皖系”，是啥回事呢？暂时只提一提，让我们到时再说。目前且让我们先聊聊，段老总对国会为什么谈虎色变？
附注：在民初国会里，那些八百罗汉所表演的全武行，才比今日台北的“立法院”热闹得多呢。就以动武的武器一项来说吧。台北“立法院”里的打手，只能“赤手空拳”地来搞他个“拳打脚踢”。八百罗汉中的花和尚鲁提辖，可是厉害得多啊。他们那时还没有原子笔。他们所习用的“文具”，还限于砚台（石制）、墨盒（铜制）和毛笔。砚台、墨盒加墨汁和水，有重至一磅以上的。一支毛笔，加个铜帽，也是个小小的飞镖。一个国会议厅之内，就有砚台、墨盒、飞镖八百个之多，一旦罗汉们野性爆发，火并起来，“文具”变成“武具”，笔砚横飞，墨汁如雨，那还得了？……须知，我们学自洋人，在立法机关里打伤人是不犯法的。有力你尽管去打好也。那时在中国国会里参观的洋记者和外籍观光士女，对我们的砚台、墨盒都存有莫大的戒心。后来北京国会内的管理员，也怕文具伤人，乃把八百只砚台、墨盒，都钻了孔，用螺丝钉钉牢在桌上，以策安全。当年在国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些洋记者就以此发问说，中国的议员为何有那么大的脾气？国会的发言人说，中国人都喜欢吃猪肉嘛，pork的脂肪多。一个人的脂肪多，就脾气大，所以国会内才打个不停，云云。
有的读者批阅拙作至此，可能认为笔者把历史上的鸡毛蒜皮都记录下来，是轻忽历史了。朋友，非也。搞微观史学，本来就是一叶知秋，从小看大嘛。在本篇着墨期中，我个人也正在一面撰文，一面看美国电视新闻，看那第一零六次的美国国会正在开幕。共和、民主两派，为着弹劾柯林顿的好色问题，唇枪舌剑也正在对决之中。以一个定居此邦逾五十年的华裔治史者，面对这幕正在制造中的美国历史，不禁感慨万端：
（一）他们这一套，已有数百年实践经验的议会政治，不只限于我们所看到的参众两院，在电视中的表演呢。这是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呢。舍其本而逐其末，我们中国人学得到，学不到呢？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各民族的政治制度，都是历经数百年磨炼出来，自有其民族特色的制度，它不是一辆汽车，或一架电视，可以从甲国搬到乙国，乙国搬到丙国去的。东施效颦，是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呢？加以我们这些酱缸出身，包袱奇重，而并无自觉的政客和学人，硬把黄牛当马骑，是否会自贻伊戚呢？
（二）纵然学得像模像样了，像今日的以色列、日本、韩国等，是否真能解决我们的实际的问题呢？纵使能解决若干问题，它是否是个唯一的方法，或较好的方法呢？台湾选举，筵开千席，搞民主政治是否应该如此呢？大陆经济发展到适当程度，是否也会如法炮制呢？不如法炮制，是否会另有出路呢？真是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不得其解。政治制度，本来是要通过长期实验和实践，才能安定下来，传之后世，五世其昌。但希望我们目前以美国模式为蓝本，会慢慢磨炼出一个我们自己的制度来。
黎元洪依法承继
总之，不论段祺瑞心意中是如何地矛盾，他最后还是在与北洋派老政客徐世昌密议之后，决定让黎元洪副总统“依法承继”，出任大总统。前已言之，这“依法承继”四个字是徐世昌敲定的。徐世昌（1855—1939），进士出身，晚清时代做过东三省总督，袁世凯时代做过国务卿，号称“相国”，是北洋派当时第一号的大官僚、大智囊和政坛老狐狸。他这四字诀可说是一言安邦，全国各实力派人人接受，皆大欢喜，因为徐氏并未提出所“依”何“法”，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而暂时合作了。
这个“法”，让我们再重复概括一下。对南方的反对派来说，显然指的是“民元旧约法”。恢复民元旧约法，不但由黎菩萨来当挂名总统，那失业多年的旧国会议员，八百罗汉，又可重入庙堂，去继续其纵横捭阖了。而这个“法”，不论是新是旧，对黎、段二人来说，也都各有短长已如上述。尤其是段祺瑞，他不论做国务卿或国务总理，他对总统对国会，都得两面开弓，因此对新旧约法也难以取舍，南方反对派既然坚持恢复旧约法，段也就无可无不可了。
当时纵是野心最大的冯国璋，对这个不明不白的“法”也感到满足。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想做总统，实在于法无据。段既不愿为他说项，而南方的反对派也势必反对到底。他如能退而求其次，搞个副总统当当，则来日方长也。这也不失为一项最理想的选择。所以冯对这一新成立的黎段中央，也深感满意，而表示由衷的拥护。
既然全国各实力派都一致拥护，北京的新政府也就迅速地恢复运作了。
重新统一后中央政局扫描
在全国一致拥戴声中，黎元洪大总统乃于民国五年（1916）6月7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二届正式大总统。同时改国务卿为内阁总理，段祺瑞个人原职不动，内阁改组。这也是段所心甘意愿的。因为全国各实力派既然都认可了“民元旧约法”，而这个旧约法，根据民元宋教仁原来的“虚君实相”、“责任内阁”的设计，则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实集中于内阁总理段祺瑞一人之手。段祺瑞（1865—1936，比徐世昌小十岁）虽是个崇拜德国铁血宰相而刚愎自用的军人，然此人也豁达大度。如今既然掌握中央大权，他也颇希望能赢得各实力派的一致支持。因此他要组织一个包容各派各系的“混合内阁”，以替代他原有的纯北洋系的内阁。此一新内阁乃于6月29日，由黎大总统明令公布。其后再由8月间“恢复”了的国会加以追认，不在话下。
在这新阁里，段对一向反段最力的国民党系，也逾格优容；对黎元洪总统的心腹如张国淦，当然更有特别的照顾。
附注：张国淦幼女张传玲女士，现定居美国加州。读拙著，曾与我取得联系，并送我其先人著作，都颇为珍贵。近年来其他民国要人的后裔、亲友、门生故吏，读拙作而与笔者取得联系如张女士者，亦所在多有。大陆上政协所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辑亦系相同史料，十分难得。其实流传海外的类似资料，分量亦至可观，值得广事采集也。
至于梁启超一伙的老进步党人物所改组出来的“研究系”，本来就打算向段投靠，如今两情相悦，自然也就变成国会之内，与国民党系对立的拥段派系了。为使读者对各路实力派人马查阅方便计，且将改组后，黎段中央的关键人物，和他们在北京政府中的位子粗列如下（北京政府内阁官员此时变动不停，排列不易，下表只略举其关键人物，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大致位子，作为坐标，以供参考）：
大总统：黎元洪（未形成单独派系，为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的边缘政客）
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原属国会的韬园派，倒段亲孙）
国务总理：段祺瑞（北洋系，嗣为皖系首领）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段祺瑞的心腹智囊）
外交总长：唐绍仪（国民党系，孙文香山小同乡）
内务总长：孙洪伊（国民党系，国会韬园派领袖，倒段主谋，冯国璋智囊）
财政总长：陈锦涛（留美博士，原属国民党，后附段）
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
海军总长：程璧光（孙文香山小同乡，亲孙）
司法总长：张绍曾（国民党系温和派）
教育总长：范源廉（接近梁启超的研究系，左右逢源的老议员）
交通总长：许世英（北洋皖系）
农商总长：张国淦（黎元洪的心腹智囊）
此一“混合内阁”只是根据最早的提名编制。此时内阁阁员，每月不同。例如外交总长原提唐绍仪，然北洋系各省督军省长通电反对，段有意改提曹汝霖，又为南方实力派所反对，最后由陆徵祥出任。又如孙洪伊，原职系教育总长，但是教育部在当时是个冷衙门，而孙却是黎、冯和国民党系一致支持的红人，旋即改任新职。但是不论人事如何变化，总是从一原始模式蜕变出来的，终有脉络可寻，故制此表为坐标，以便读者按图索骥，而递次说明其变化也。
人事纠纷，无“法”解决
我们读史者一看段祺瑞新阁这一原始名单，便知段氏有心要做中国的丘吉尔，而网罗全国各实力派共同为治，用心良苦。但是他这一模仿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却无法解决英国式的政治问题。纵是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以及国务院与国会之间的，最普通的和无关利害的、最单纯的人事纠纷（英语中所谓personality clash），也无法解决。这种人与人之间毫无意义的意气之争，凡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这不同程度之间的古老民族之中，要以英国风气最好，中国风气最坏。吾人久适异国，在国际社区中打滚了五十余年，真是发自天良的慨乎言之。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共事，未有不是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而打得头破血流的。纵是对民主政治信仰坚定、以身许国的民主人士，他们如有三人共事，也是跳不出此一“民族公式”的。何以如此？我们只能说，一是民族劣根性，天赋如此，上帝造的；二则是民族文化传统如此，吾友柏杨所谓“酱缸”是也。我民族要把这酱味清洗干净，笔者就认为非两百年不为功。
让我们再看看英国人，他们的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合作（搞team work），能自治（self-government）。三个英国人在一起，就能组织个让大家共同发财的公司（company），组织个互利互信的社区（self-ruled community）。我们华裔就是搞不来嘛。夫复何言。以上所说还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一旦沾上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那就只有动刀动枪，彼此杀得人头滚滚了（不信且看看蒋介石和汪精卫……）。英国人乃至扩大至英语民族，他们也有为争权夺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但是在斗到难解难分，你死我也不活时，他们就能订个平等的合同，彼此握手，言归于好，大家按合同行事，这个合同在政治上就是宪法。在宪法之下，大家都是钩心斗角的赌客，但是，赌奸，赌猾，不赌赖；不卷袖子，不出恶声，大家来踢他个心平气和的法律皮球，依法行事。这就是民主法治了；民主应从守法开始。虽坏法犹胜于无法无天也。
美国这个英语民族的二房，她的两党制的民主政治，却是从你死我活、利害冲突的贪污分赃（spoils system）开始的。在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时代（President John Adams, 1797—1801），贪污横行，结果杰斐逊也组织个政团，来加以抵制。庶几，要贪污大家一起贪，你贪我也贪；有赃大家分，你分我也分，结果两派势力平衡，你也贪不了污，我也分不了赃，大家依法行事，就变成一国两党制的民主法治了。所以美国史家公认，美国的民主政治实在是从最不名誉的贪污分赃开始的。我们今日打开电视，这场赌博就正在美国国会之内热烈地进行之中。只是这场赌博的筹码，却是由一位青年荡妇，替他们总统作口交开始的，也太不成体统罢了。因此民主的基础是法治，无法无天，是搞不了民主的。
谈一段比较史学之后，让我们再看看民初袁后的政局。依法则段祺瑞的政府是个责任内阁；黎元洪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掉个阿斗和若干“亡国之君”以外，还未尝有过什么虚君呢。黎元洪虽是个菩萨，却不愿做亡国之君，更不愿在北洋系段祺瑞之下做阿斗。俗语说，阎王易处，小鬼难缠。《袁氏当国》中曾提过，以前唐绍仪总理也曾把袁总统当成个虚君，袁还可容忍于一时，可是总统府里的小鬼，却认为总统被总理“欺侮”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哪有宰相欺侮皇帝的道理呢？朋友，要把这道理说得举国人民都不以为异，这桩洗脑工作需要两百年的长时间呢。
如今黎之与段，菩萨有时尚能维持庙堂风度，可是他下面的秘书长丁某那头小鬼，就咽不下那口气了。他尤其吃不消的是，段总理之下，那个趾高气扬的徐树铮，在总统府内，居然也颐指气使。在他一再地抱怨之下，连黎总统也抱怨起来说：“什么责任内阁，简直是责任秘书长嘛。”这种无聊的口舌之争日久变质，使内务总长孙洪伊也卷了进去。这种人事纠纷，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至多只是一桩茶壶风波罢了。一切依法解决。但是发生在毫无法治观念的中国，就无“法”解决了。发生了政潮，只有靠第三者来调解。在中国的政治圈里，哪里又有真正的第三者呢？大家党同伐异，就治丝益棼了。结果只有靠武力解决，就枪杆子出政权了。
在段氏内阁所发生的孙徐的决斗，就是无“法”解决，而逐渐升级为黎段之间的政潮，而天下大乱的。现在且让我们看看，孙洪伊和徐树铮，究竟是什么个货色儿？
孙徐之争升级为黎段之争
孙洪伊（1870—1936），直隶人，为冯国璋的同乡。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圈里，同乡是有其特殊的派系意义的（和今日台湾所谓省籍情结大致差不多）。远在清末，孙氏已脱颖而出，荣任直隶咨议局议长。宣统年间当各省咨议局联合奏请清廷早开国会时，孙即被推举为请愿团常驻委员。辛亥后，孙出任民元国会众议员，原属进步党，旋转国民党。所以孙在中国议会政治中，出道甚早，在各种国会斗争中，可说无役不与，是位极有影响力，而善于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因此在段祺瑞于民五（1916）6月组织其“混合内阁”时，孙乃被网罗为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在民初北京政府中，原是个冷衙门。段氏显然知道，孙某不是个省油灯；不敢不加笼络，同时也不敢过分重用。但是孙某岂是池中物？入阁未几，他就被调任至极有权力的内务总长了。孙甫上任，他这个善于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就卯上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岁的跋扈将军小徐（树铮）。一个槽拴不了两头叫驴，他二人就厮杀起来了。现在让我们也看看小徐是老几？
徐树铮（1880—1925），江苏萧县人。幼年也是个小才子，和梁启超、蔡锷一样，十二岁便考取秀才，但是乡试不售，所以他也和袁世凯、胡传（胡适的父亲）一样去投军游幕。他初试投袁，但袁的地位太高了，他攀不上，乃投段，果为段所赏识，并资助其留日习军事，进士官。返国后就一直是段的死党了。至民初段出长陆军，徐已蹿升至陆军次长，官拜中将，而头角峥嵘矣。因此在北洋系中竟在老徐（世昌）之后，被称为小徐。小徐其人虽未必是个一流军官，但此人却精明强干，案牍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长人才。以故在段氏组其混合内阁时，乃擢升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此时段已年逾五十，国事蜩螗，日不暇给，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处理，此在旧式官场里，所谓代拆代行也。当时段氏是全国一人的大总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权倾一时。而小徐的个性，既不像黎总统那样的菩萨，更不像陈布雷那样的夫子。他是个光芒四射的干才。因此对内他固然是段总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对外他难免就变成众矢之的的憎恨和忌嫉的重心。最后竟为冯玉祥所捕杀，冯氏却谎称为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干的，目的是“为父报仇”。此是后话。
附注：当1922年孙中山先生与张作霖、段祺瑞成立三角联盟，合力声讨曹吴时，当时代表段氏前往桂林谒见孙公的，便是徐树铮上将，而奉孙命沿途作地陪招待徐氏的便是蒋介石中校（编者按：蒋氏时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中山对徐推崇备至，而期望尤殷。徐对蒋也印象极好。因此在孙公面前，也称许蒋中校为难得的人才，卒使孙公对蒋也另眼相看，始有蒋公后来在国民党阵营中之飞黄腾达。因此蒋对徐氏知遇之恩，念念不忘。蒋公最重江湖义气。对徐氏后人亦视同子侄，着意提携。徐氏长子道邻后竟为蒋公延为家庭教师，教经国汉文。道邻曾含笑告我说：“经国每次写信给我，都称我作夫子大人呢。”蒋公战前撰写《敌乎？友乎？》以警告日本军阀的长文，也是借用徐道邻之名发表的。徐氏对蒋公家事，所知亦深。曾为笔者道之弥详。也都是民国史上难得之掌故也。
抗战前，冯玉祥在中原大战被打败，上泰山“读书”，靠韩复榘“奉养”，变成韩氏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韩曾暗中派人去找徐道邻，叫他上泰山去把老冯一枪干掉，以报“父仇”。徐氏跟袁克定一样，不良于行，哪能当刺客呢？他更不愿为韩军阀来牺牲自己，道邻后来改采“依法”报仇，抗战中期，徐氏曾在重庆具状向法院控告冯玉祥无故杀害徐树铮，那有何用呢？—这些都是徐道邻先生亲自向我说的口述历史。
索性再多记两则小掌故：抗战中期，重庆中央大学“歌乐平剧社”的几个青年戏迷，正在宿舍里拉胡琴、吊嗓子，忽然门上咚咚两声，便推门走进一位身材高大、胖嘟嘟的中年贵妇来。她以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含笑而大声地说：“你们唱得好，也拉得好呀。我也来一段……”她就招呼拉琴的说：“《碰碑》。”接着她就使起舞台姿势，大声地唱起来。乖乖，那一派悠扬顿挫、悲壮凄凉的味儿，简直不是余叔岩，也是马连良。唱后大家鼓掌称赞。她连连道谢，就握手要走了。拉琴的问她：“您贵姓？”“我呀，”她说，“我就是为父报仇的施剑翘。”在大家张口结舌中，她哈哈大笑，就领着一批青年男女，扬长而去。她原是枪杀军阀孙传芳的那位有名的“女刺客”！张少帅也告诉我一个故事：老帅被刺后，在沈阳公祭期间，日本总领事也假惺惺地来灵前鞠躬致祭。少帅说：“我那时认真地动了几次念头，想把他抓起来枪毙，为父报仇。”少帅如真的干了，近现代中国史和世界史，都要改写了。
再回头说说小徐和老孙为啥又吵得不得开交呢？原来小徐为段总理代拆代行，难免有点擅作威福，连黎总统都啧有烦言，他哪里把个总长看在眼内呢？老孙记在心里，多少也为着讨好黎总统，乃在国务会议里批评秘书长“越权”。段为徐稍作辩护，孙乃向黎总统“辞职”作抗议，而黎则袒孙斥徐，使段难堪，渐渐地乃惹出最可怕的府院之争，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政客纵横与黎段交恶
我们在上节已提过，孙在国会里原是反段最力的韬园派的领袖，与拥段的研究系斗争甚烈。其志不在小。因为国民党自宋教仁以来，一直就醉心于政党内阁。韬园派虽非国民党正统，且不时有反中山言行，但是孙洪伊在国会之内却要利用国民党的多数，对倒段和代之以政党内阁，则有莫大的兴趣。再者，孙更利用“省籍情结”（且借用一个今日台湾的名词）来离间北洋系。孙与冯国璋是直隶同乡，因而向冯氏建议说，“北洋系”顾名思义，理应以北方人（直隶人）为领袖嘛；怎能被一个南方的安徽人（段某）所掌握了呢？说得冯国璋也为之感叹不已。事实上，后来北洋系之分裂为直皖二系，终于引出一阵阵打不完的内战，孙洪伊这一类的政客，也有其极大的责任的。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政客便是所谓“纵横家”、“策士”或“说客”；从往古的苏秦、张仪，到民国史里的杨度、孙洪伊、杨永泰，也正是数之不尽的呢。因此段之邀请他入阁，显然也是一种统战手腕（再借用一个中共的名词），想化敌为友。殊不知孙在国务院内因与小徐不睦，又挑出个更严重的府院之争来，段因而也使出他独裁军阀的本性，于民国五年10月中下令把孙洪伊免职。但是国务总理要辞退一位国务员，“依法”还要总统盖印，可是黎总统此时却拒绝“批准”，段乃于24日亲谒黎总统面索无效。三日之后，江苏督军冯国璋，竟亦致电黎总统，要求孙总长在内阁位子，不容变动。
与此同时，孙洪伊亦正四处奔走，联络国民党籍议员，在国会内为冯国璋竞选副总统。经过三次激烈投票，冯国璋终于获选，如愿以偿（为李宗仁于1948年当选副总统前之第一个副总统的民主竞选）。黎总统并特许冯氏，援他自己以副总统驻节武汉前例，让冯副总统兼领江苏督军，拥重兵驻节南京。这一来不特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就表面化了，袁氏死后北洋系的军权也就一分为二了。最不幸的是黎的心腹、密典机要的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竟然也是个资深的韬园派分子，在国会中与孙洪伊相表里，策动反段，也就使一位原是孤家寡人的黎总统，益发想运用国会为奥援，并联合北洋系的第二号巨头冯副总统，来共同对抗，甚或罢免那位倚赖北洋系军力而刚愎自用的段总理了。
可是段祺瑞又岂是省油灯呢？他底下那一窝大小军头，又岂能视而不见呢？在段的坚持之下，在地方军头起哄声中，黎总统终于答应让孙洪伊总长“辞职”（注意：不是“免职”），孙辞职之后便返回国会做韬园派领袖，就更是明目张胆地以倒段为职志了。在此同时，黎总统为安抚孙某，并提升个人声威，也坚持要段的心腹小徐，非滚蛋不可。小徐滚蛋之后，北京的“警总”，那时叫步军统领，也就对孙公馆，由日夜守卫，变成旦夕骚扰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孙前总长乃一溜烟，逃往南京托庇于冯副总统了。不用说，冯段这两位原是同生共死的老友，也就从此反目成仇了。他两条虎狗交恶不打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下来派系斗争的骨牌效应，什么鸟直皖之战、直奉之战，就战不完的了。可怜茫茫众生，也就民无噍类矣。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详，在这里细说几位政客的意气之争者，就是想举例说明，在一个没有法治基础的落后国家里，几个政客的意气之争，都无法解决，那么遇到国有大政待决，像后来的参战案，就会把一个政府，甚或一个统一的国家，闹得四分五裂了。
世纪末回头看去，试问他们这种两败俱伤，所为何事呢？朋友，这就是那时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中国议会政治嘛。他们以英美三权分立为模式。结果呢，画虎不成，中央政府之内，立法、司法、行政，原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却变成中国式的总统、总理、国会的三权分立了。三权分立的必要条件，一定要司法独立，而有依法仲裁的绝对权力，是谓之法治。在《袁氏当国》里，我们不引过一段杨度奢谈法治的牛皮？虎公（杨自称）曰：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见杨度著《君宪救国论》，转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1990年，武汉出版社，第二卷，页956）
杨度这话，原是卑之无甚高论。梁启超就讥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笔者在拙著里也一再强调，我们中国人如想做到这一点，非两百年之历练，不为功也。时近百年了，当年黎段诸公，墓木合抱矣。试问我们华裔朝野，从海内政客，到海外华侨，除掉打麻将之外，哪个大小政团、内外社区、商业团体、学术机构，有过真正的法制民主？沉痛言之，我华族没有也。让我们静默三分钟，心平气和地想想，真是没有也。是耶？非耶？岂不怪哉？
美国模式是什么回事
在笔者编撰本篇期间，曾时时为最热闹的“世纪大审”（Trial of the Century）电视节目所打断。美国国会这次对总统柯林顿的公审，确是百年难得一见。他们两党三院（参众两院和法院），和原被告两造，真是使尽浑身解数。控方不把总统赶出白宫，誓不甘休。辩方则死守宫廷，决不退让。这是一场最激烈的夺权保权的无烟内战。全国最高学府，和最拔尖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的权威也都被卷入；全国大小媒体，非刘即项，几无一置身事外。全国数千万有政治素养的人民，街谈巷议，也各说各话。大家提起耳朵，众目睽睽，正在进行一桩全国性的公开的政治学术大辩论。不特当事的控辩两方的诉讼状，掷地有声；为双方助阵的法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神学权威的议论之作，亦均深邃之极，有时且文采飞扬；随时阅览，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真是精彩绝伦。纵是一般卖浆煎饼的小市民，和家庭主妇、大中学生的即兴评论，均能颇中肯綮，令人击节。真是不可小视……这就是所谓“美国模式”的最高境界。当然他们各级的大小政客的蝇营狗茍，和我们许多搔首弄姿的可嫌的政客，并无两样，但是从政治总体运作来说，我们和他们就无法相比了。对照之下，不特当年在北京、南京只会举手和抬棺材的议员代表们，显得太原始了，就是目前在台湾的风云政客，和他们相比，也不免是小儿科（baby stuff）也。
何以如此呢？这我们就不能不从文化整体来说了。须知，美国非只一单纯的美洲国家也。她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欧裔美籍公民（European-Americans）至今与非欧裔通婚者，尚不足百分之一也。因此此一纯种白人的美国公民的主体，实是欧洲全部白种民族再加上个犹太民族，在美洲的重行大组合，所形成的一个新兴的白种民族。他们在文化上，承继了整个欧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主流。但是在政治组织和语言上，则直接取自议会传统最深的英国。哥大口述历史的创始人—犹裔纳文斯教授（Allen Nevins）生前就常说，英语民族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优越（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re politically superior to any other race）。实在不是犹太人替英语民族吹牛。美国革命后，欧洲民族向北美洲大量移民，不特在美洲形成一个新兴的混合民族（像古代中国的隋唐盛世），在古老的欧洲文明上，也来个第二次的文艺复兴，终使她成为今日世界上唯一的超发展国家。她的政治制度，是对英国的议会政治的“延续”（continuation）和“进化”（evolution），是直线发展的。因此他们纵是三尺之童，都能道其真谛。教育愈高，智慧愈高，则更能舌灿莲花矣！这就是我们今日“世纪大审”中所见的现象了。
我国民初的议会政治就不然了。我们既不是延续，更不是进化，我们则是“转型”（transformation）和“西化”（westernization or europeanization），乃至半中半西或不中不西，和所谓“师夷之长技”，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有个“不破不立”的中间阶段。民国初年也就是这个阶段的初期。在这“初级阶段”（让我们借用个邓小平思想中的名词），孙中山的经验是“知难行易”，是“破坏难于建设”（破难于立）；胡适的看法是要“打倒孔家店”（先破后立）；毛泽东就急于要“铲除三座大山”（全破再立）……既然不破就不能立，那我们学习西方的议会政治，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我们“破”也不够，“立”也不够。张之洞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实际上却是，中学是“包袱”，西学是“皮毛”。结果是（全民的）“包袱”丢之不易；先知先觉们的一点“皮毛”，建立也难。这就是我们民初议会政治，通盘失败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我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从康梁到杨度，都是包袱太重，皮毛太轻，而弄权任性，自以为是，才误尽苍生的。孙中山比较平衡，但他老人家也说过，“政是众人之事”。众人不要干（所谓民智未开也），你一人要独干，哪有成功之理呢？可是反之亦然。在众人都要干之时，你一人偏不许干，也是要出纰漏的。小蒋“总统”将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会有其一定的地位的，那就是他知道时势不可逆转，乃因势而利导之，这就搞对了。民国初年的那个时代，没有搞议会政治的任何条件。时代未到嘛。但是既然建立了民国，“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豪语），议会政治又不能不搞；搞得焦头烂额，也是必然的结果啊。形势比人强，治史者不可厚责于古人也，时代的悲剧嘛。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大样啊。
且看民元老国会
在《袁氏当国》里，我们对民初的国会着墨无多。因为在那一阶段，中国政治圈内的主要矛盾在孙、袁之间。而孙、袁二公着重的都在枪杆，国会所发生的作用太小了。多说了反而浮云蔽月，有失真相。迨孙公的枪杆被袁公的枪杆打败了，袁对国会不但继续任其存在，他对国会之内的国民党也还礼遇了一阵子。原因是他知道国会里，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并不一定拥护孙文，甚至是反孙的政客；更重要的则是，袁还要利用国会来把自己扶正，由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式大总统。待他被扶正之后，他就把国民党籍的议员全部开革了。国民党的“多数”一去，只占“少数”的进步党的国会就瘫痪了。
袁搞垮了国、进两党的国会之后，本想组织一个御用国会来做他的橡皮图章。可笑的是，他那时还去古未远。这个地球上除掉皇帝之外，先进的国家里，还未见过第二种独裁制度，所以他搞来搞去，只搞出个半吊子的“参政院”来“拥戴”他做皇帝，终于弄得短命而死，遗臭万年。他那时如果只做个党主席，或党总裁，如后来的蒋、毛二公者，则段、冯二将，又怎敢搞窝里反？蔡锷小将，又何敢称兵犯上哉？朋友，袁的时代还太早嘛。蒋、毛二公那套“现代”本领，他还未练出来呢，所以他就吃瘪了。因此在袁的时代，国会尚未构成个夺权的单位，写历史的人，也就让他老人家暂时靠边站了。可是在段祺瑞时代就不同了。黎、段二人此时旗鼓相当，都独裁不了。黎要利用国会以反段；段则要利用北洋系的地方军阀来制黎，国会就不再是“橡皮图章”，或“拥戴机构”了。因此现在倒是我们应该把他老人家揭揭底的时候了。
国会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必不可缺的一种政治建制。至于它在最后落实成怎样的一个“定型”，今日似尚言之过早。只是它是个与民国俱生的，在民初虽然作用不大，毕竟是值得一叙的制度，下文当以较详尽的篇幅概括之，或可为今后有心法制者，做点备忘工作也。
1999年1月26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四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