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完善社会主义改革纲领的扭曲
以1987年一月苏共中央全会的召开和当年戈尔巴乔夫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为标志，苏联的改革方向开始发生变化，特点是从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目标被扭曲。
一 苏共中央一月全会
“加速发展”的几项主要措施，即“发展机器制造业”、“禁酒”、“与非劳动收入斗争”等在执行中都不顺利，戈尔巴乔夫等人不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而认为是由于党内相当一部分干部的抵制及政治制度存在的问题，因此急于实行政治方面的变革。
在1987年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谈到了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他说：多年来在苏联“形成了一种妨碍社会经济发展、抑制能够揭示和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进步和改造的特殊机制”，因此必须“摧毁阻碍前进的机制，建立可靠、有效的加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 [53] 他不仅把改革发展不前的问题归咎于政治体制，而且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定性为“阻碍机制”。他在讲话中又多次重申“改革”就是“革命”，号召对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实行“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使人们很自然联系到不是仅对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局部问题进行改革，而是要改变苏联整个政治制度；同时，他还集中批评党和国家机关及经济机关是“官僚体制”，而“官僚体制”又和国家管理体制密不可分，仅仅靠“修修补补”的办法是不行的，要对准使官僚体制合法化的社会，从整个社会方面找根源。根据改革思想家布坚科、波波夫等人的论证，“官僚体制”主要包括三种力量：经济机关、官员、党的工作者。号召发动群众消除这些力量，把“改革”的目标转移到党政机关。
一月全会后改革方向的变化在于：以前认为苏联社会制度基本上是好的，只需要“加速”它的发展，现在则认为旧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应当取消，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54] “加速”一词已不再理解为加速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改革”社会制度。
就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改革旧体制的方法：在思想方面的“公开性”和社会变革的“民主化”，至此，这两个口号成为了苏联全社会的动员令。
作为公开性、民主化的第一个步骤是再次大规模撤换干部——这次全会的主题就是“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刚上台那次撤换干部的行动，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整顿纪律、撤换工作不力的干部这种“行政手段”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加速战略，是“迫不得已”的行为， [55] 这一次则是“主动的”行为，是通过撤换干部达到推行公开性、民主化的“政治目的”：需要符合改革任务的，符合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干部“创造性地和目标坚定地把党的路线贯彻到生活中去”； [56] 如果说以前对大多数干部还是基本肯定的，这一次则认为“整整一代人已成了保守势力”。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改革的主要敌人是党内的官僚主义”。
还有一个重要变化，把干部对改革的态度作为评价其是否称职的标准。戈尔巴乔夫多次强调“对改革的态度以及进行改革的实际表现是衡量干部的决定性一条”，他说，“今天，在干部政策中一个决定性的标准是要看干部对改革、对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的态度并且不能凭口头所讲的，而要看行动表现”。 [57]
一月全会后重新评价苏联70年历史之风在全国猛烈掀起，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声音甚嚣尘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丑化、诬蔑苏共广大干部形象成为时尚。在戈尔巴乔夫的以“改革”为标准衡量干部的口号下又掀起新一轮撤换干部高潮。仅以乌克兰地区为例，1987年3月24日，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中央全会作题为《根据苏共中央一月全会的决议乌克兰共和国党组织在深化改革和改进干部工作方面的任务》报告。据他透露，已经更换了五分之一以上由乌克兰党中央任命的工作人员。此外，还改选了462个工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企业的领导人和国有农场场长，2.5万名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的生产队长和班组长。 [58]
苏共大多数干部是受过专业训练，很有组织才干的人，苏联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国家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在他们积极参与下形成的。戈尔巴乔夫有关干部的挑选和安排政策却具有消极的、有时甚至是居心不良、发泄私愤的性质。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我们所亲眼看见的干部政策，是共产党人连做梦都没见过的”。“从前干部政策的基础是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国家，现在则完全取决于对个人的忠诚。国家已被操纵在实验室主任、科长、初级科研人员的手中。这些貌似知识渊博的人正在对部门经理和行业负责人进行愚蠢的谩骂，可他们连一个工厂都未必领导得了，更何况领导一个国家。” [59]
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开始出现的政治方向的变化对正在进行的改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前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在总结干部问题上的教训时写道：“改革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失误，夸大了党内、党员干部中和国家机关中保守主义的危险性，拼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可是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却背道而驰，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60]
二 经济改革方向的变化
这里所说“方向”的变化，指自1985年来所制定的“分阶段经济改革”方案随着政治方向的变化，开始转变为“激进式的改革”，即后来称之为的“休克疗法”；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也开始扭曲过去“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方向，朝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发展。 [61]
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根本改变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个决定的实质是：使各级企业由以行政领导方法为主转向以经济管理的领导方法，转向以利益和通过利益来进行管理，转向生产管理的广泛民主化和大力调动人的因素。主要内容包括：扩大企业（联合公司）的自主权，企业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改变过去那种对经济过分集中的领导和干预；根本改革计划工作，向生产资料的批发贸易过渡；使科研工作和生产更紧密结合；向民主管理体制过渡，发展自治，明确区分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社会组织及经济组织的职能等等。
从这个经济改革决定的方向来看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符合当时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形势需求，并且也对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
按照负责起草并将具体执行这个《决定》的苏联部长会议的设想，计划用五年时间进行经济管理改革：第一阶段即是制定1988年国家综合经济发展计划，其中规定：工业和农业要完成向新的经营机制过渡，把国家硬性指标变成一定比例的国家订货，然后研究经济改革中试验的成功与不足，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第二阶段用三年的时间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贯彻实施所制定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改革；最后一个阶段，准备向市场经济关系过渡。这个设想也得到最高苏维埃批准。 [62]
但在1987年一月全会引起政治气候的变化后，这个经济改革《决定》的执行首先在苏共高层领导中引起了极大争论。争论围绕两个方面：关于推进经济改革的速度和建立什么样的经济管理机制。
在1987年12月苏共政治局会议上，终于公开爆发了争论。
以刚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的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麦德维杰夫等为一方，激烈批评这个《决定》的执行和苏联部长会议制定的关于1988年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太保守，是停滞不前的，没有考虑到现实的需要”。雅科夫列夫“要求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麦德维杰夫则要求大大减少国家订货的指标。而一些长期从事国家经济领导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如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扎伊科夫、尼科诺夫及部长们则呼吁改革要“谨慎和循序渐进”。利加乔夫也认为部长会议关于1988年发展计划“是一个十分谨慎的、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是“大试验小错误的策略”，可以避免对社会造成大的震动。政治局的会议开得很长，争论激烈，情绪激动，有时争论长达七八个小时。
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如果说以往他处理事情常常优柔寡断，而这一次却一反常态，态度异常坚定。他指责部长会议的计划是“保守的和复旧的”，他坚决要求立即改变经济关系，不能拖拖拉拉，否则人民不会容忍。在他看来，只要进行了激进的经济改革，一切经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叫越快越好。他说，“‘改革可以等一等’的论调是有害和危险的”。 [63]
争论实际上还涉及改革最终要建立什么样的机制的问题。尽管当时还没有关于市场、私有制、私有化这一类议论，但雅科夫列夫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极端分子全面放弃国家计划的要求，主张“让生产者自己来弄清楚一切并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全国性的任务就能很快解决”。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也是支持他们的。他否定部长会议的计划，“实际上建议取消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机制，同时绝对不建立任何其他的机制”。 [64]
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通过的经济改革的决定，在实际过程中是如何贯彻执行的呢？
1．关于“国家订货”的执行情况
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在于中央对企业管得太死，中央或地方的主管部门通过一系列指令性计划指标来规定企业的生产。所以改革首先试图取消指令性计划体制，把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改为“国家订货”。《决定》里对“国家订货”作如下解释：国家为了满足最重要的社会需求，向那些能够提供解决全国社会任务、完成科技纲要和巩固国防所必需的某些种类的产品，为全联盟和共和国储备提供农产品的企业实行订货。国家将向这些企业提供有保障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并在价格和税收上实行优惠。 [65]
改变的地方在于：国家订货不同于以前国家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按照雷日科夫解释，“国家订货不完全列入企业的生产计划”。一般来说，订货额度只占企业生产能力的60%—80%，企业“生产计划的另一部分可由其在同用户直接经济联系基础上独立制定”，就是说扩大了企业部分生产自主权。而且今后“国家采用订货的范围和组成将逐步缩小”， [66] 更进一步减少国家对企业规定的指标；同时，国家订货不是某一企业享有的特权，国家可在几个企业中挑选，“订货是在征选基础上完成”，很多企业甚至完全得不到国家的订货，这样可以引入企业之间的竞争机制。这也将使企业更关心自己产品的质量，更关心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由于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引入经济合同联系，也就加强了商品市场关系。
较之以前国家对企业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的束缚，这个变革从方向上看是一个进步。但是执行才一年多就出现了种种问题。以至阿塞拜疆总统阿·穆塔利博夫在一次会上强烈批评“国家订货”法令，认为它“沉重打击了生产联系，对社会分工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什么一个改革方向正确的计划又遭到失败？原因首先在于改革的措施不配套。苏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很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垄断地位。全国往往只有少数几个汽车制造厂、冰箱生产厂……在没有建立税收体制及形成市场基本配置的情况下，没有反垄断法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一旦有权对自己产品定价时，常常利用垄断地位自行定高价，卡用户的脖子，造成小集团利益膨胀，中断了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使市场供应平衡遭到破坏。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最初的改革方案设想分阶段逐步推行“国家订货”，但由于雅科夫列夫等人竭力要求尽快减少国家订货，把企业完全推向市场。而在市场关系没有形成的情况下，使得相当多的企业既得不到市场订货又得不到国家订货而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甚至要求恢复以往得到的国家计划。另一些国家基础生产部门，如燃料动力部门，尽管国家订货达到其生产能力百分之百，似乎不愁生产计划了。但同样由于市场关系的不完善，他们必须一方面按国家价格出售产品（这是较低的价格），另一方面需按经济合同价格购买原材料（这是较高的价格），使生产利润大受影响。当一些部门工资猛增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却逐渐下降，这是造成1989年煤炭工人大罢工的原因之一。
所以“国家订货”的执行情况是：要么国家订货实际上又代替了以前的国家指令性指标，使这些企业生产地位仍和从前一样；要么一些企业得不到或得到不多的国家订货，使这些企业生产大受影响。相当一部分企业靠其垄断地位，在完全没有增加生产产值的情况下发了财，职工的工资收入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如20世纪70年代居民年收入增长为80亿至100亿卢布，20世纪80年代前七年为120亿至150亿卢布，到1988年猛增到400亿，可市场上又没有这么多的商品，一下子冲垮了消费市场，进而影响到全国经济形势的恶化。所以由于改革措施的不配套，打乱了逐步实行“国家订货”的日程。
2．关于《国有企业（联合公司）法》的执行情况
1987年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历史上第一部《企业法》，拟定1988年1月1日在全国推开。其欲达到的改革目标是：（1）明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经营机制改革出发点的地位。以往的经济改革都是自上而下进行，忽略了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最基础的细胞——企业的作用。宣布改革要为企业创造“最有利的经济环境，加强其权力，提高其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改革整个经济管理体制”。（2）大大加强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和对自己的经营活动承担后果的完全的经济责任。表现在：企业在完成国家订货后可以自由选择经济联系伙伴；可用自己挣的钱支付包括劳动报酬在内的一切日常费用，以及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费用和用于企业自身的福利事业；国家不对企业的义务负责，将逐步取消对企业的预算拨款，长期亏损企业要实行改组直至停止其生产活动。（3）企业将逐步过渡到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和自筹资金。这是法令中最重要部分，是构成企业全部活动的基础。企业的劳动报酬和物质鼓励、生产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和社会发展基金将由其自行解决，意味着改变过去生产中平均主义的现象，企业活动结果严格取决于企业自己赚取的资金，取决于该集体人的创造主动性。同时国家也将在计划、生产资料调拨、利润分配、产品销售等方面为企业实行独立经营活动创造更好的条件。（4）实行企业自治，改变过去企业一长制下广大工人无权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现象。各企业将成立劳动集体委员会，劳动集体是企业的全权主人，规定劳动集体将参加通过和实现企业的一切决定；从作业队长到总经理的所有领导人通过选举产生并由劳动集体决定；在企业重大事情由劳动集体决策的基础上仍实行一长制管理。 [67]
这是当时经济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法令。它实际上把从安德罗波夫时就开始陆续实行的企业改革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同以往相比较为明确地规定了企业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地位和作用；其目的是试图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生产者的经济自主权较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在实行的初期阶段也对生产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企业法》在执行中仍旧困难重重。这部经过部长、厂长经理、工会、中央各部委几个月时间逐字逐句讨论的《企业法》原也是打算分阶段推行，经过大约5—6年时间逐步向市场经济关系过渡。但在政治局会议上仍遭到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攻击，认为《企业法》的一些条款太保守，要求全面放弃国家计划，尽快过渡到市场经济。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思想在于：第一，强调“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否认国家在经济调控中的作用；第二，把市场经济作为实现政治民主制度的基础。雅科夫列夫公开说道，“我的纲领中的一个明确的结论：即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实现私人企业活动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68] 而对政治“民主制度”实质的解释他的主张也很明确：“一开始就应该实行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立”； [69] 第三，在操作方法上主张“急速过渡”。这就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他们与雷日科夫等人的重大区别。而戈尔巴乔夫则是明确支持雅科夫列夫的。雷日科夫不止一次地向戈尔巴乔夫抱怨：“您为什么不相信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丰富的劳动经验的人呢？难道您真的认为我们这些实际工作者实际上是保守分子，而那些只从教科书上理解生活、对经济一窍不通的激进分子会打开新局面吗？” [70] 高层决策的思想分歧导致了《企业法》执行中的困难。
首先表现在激进改革思想要求给予企业领导人广泛的权力。企业扩权本是改革方向，但在《企业法》中尚没有触及企业的产权——这是改革发展到深层次才可能提出的问题。产权虚置导致对企业领导人责任的虚置。在实际缺乏竞争手段和严格的预算限制下，在仍然没有变动旧的经济体制基础上，企业的独立只能导致国家很快失去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导致破坏宏观经济平衡的基础，也没能提高企业生产活动的效益。所以在这些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扩大企业权力，就导致连激进改革家盖达尔也认为这个法令是“给企业家恣意妄为的法令”。 [71] 一些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随意给产品提价，破坏了国家订货及价格改革政策。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由于企业对紧俏商品任意提价（这类商品的比重在轻工业中从2%提高到9%），使许多廉价消费品在市场上消失；同时由于提价使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更加重了市场上商品短缺的状况。
企业管理民主化的推行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在苏联的企业管理中存在的弊端是：一方面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另一方面广大工人群众被排斥在生产管理之外，造成他们对生产的结果漠不关心。因此在《企业法》中试图对此加以改革也是正确的。但在“急速过渡”和“政治民主化”思想的影响下，这个正确的方向很快被扭曲了。《企业法》本来规定了党组织对企业的监督作用：“作为集体的政治核心的企业党组织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它指导整个集体及其自治机关、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工作。对行政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这是由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激进派却在改变党政不分的幌子下把企业的党组织驱逐出管理机构。结果旧的管理组织瓦解了，而新的管理组织又没有建立起来，这就造成了企业生产的瘫痪。
苏共长期以来缺乏民主传统，民主化的推行同样需要有一个过程。在全国“公开性”、“民主化”的喧嚣声中，那些以攻击苏共哗众取宠者、夸夸其谈者、善于许下种种美妙诺言者，包括一些和事佬在选举中很快走上企业领导岗位，而一大批有多年实践经验的企业领导骨干则被排斥出管理层。这些民主派上台后很多人不是关心如何把生产搞得更好，想的是自己如何“挣得更多”，捞得更多。按照《企业法》的设想分阶段逐步过渡到企业的集体自治。这种“一刀切”的选举办法很快造成了企业管理的混乱。不仅如此，激进派在企业搞的这种“民主选举”，也是为日后他们在全国党政机关的夺权作了预演和排练。
三 全盘否定苏联历史思潮的涌动
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思想领域内的变化表现在：开始从所谓“自由”、“民主”的立场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重新评价全人类价值观念。俄学者弗·索格里指出：“此前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认为全人类价值仅仅是对于人类面临防止战争和生态环境恶化威胁时而言。现在全人类价值范围扩大了，包括某些植根于西方文明中的政治和经济原则，逐步扩大到马克思以前论述中所没有的东西。” [72] 从1987年1月开始，将民主原则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戈尔巴乔夫所造成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是把精力放在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不是在经济领域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好地工作，而是去争取所谓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尽管公开性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平等竞争的条件，但无原则的公开性导致无限的民主化，这就是当时思想领域的一个特点。所以，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不是偶然的。
戈尔巴乔夫认为根本变革之风之所以推迟是因为舆论宣传不够，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舆论导向。首先在报纸、杂志、书刊无情批判经济、政治、精神领域的“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相当一部分人文学家、作家、新闻工作者、史学家、经济学家成了其中的先锋。
在这场运动中，所谓“60年代人”是运动的领导人。这些人是苏共二十大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戈尔巴乔夫就自称是“二十大的产儿”，可见当年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对他们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公开性”批判浪潮中，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占有最大分量。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3月，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召开会议落实中央指示，由此揭开大规模重评历史的序幕。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对推动改革、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应该通过从苏联历史上历次改革不成功的教训中找到这一次改革遇到困难的症结所在。戈尔巴乔夫所发动的这场运动，尽管在初期阶段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发动广大群众认识旧体制弊端、投入改革运动起过作用，但“重评历史”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片面性，一些重大的历史教训，如民族问题等就很少涉及，尤为突出的是戈尔巴乔夫把重评历史一步步引向全盘否定历史。我们在此试揭示这个过程：
1．从对人物的批判扩展到对制度的批判
在重评历史中，斯大林和斯大林现象占有第一位。较之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次对斯大林的批判更为激烈。苏共二十大当时还主要局限在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滥杀无辜及某些内外政策的批判；而这一次则从各方面深化和拓宽了，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把斯大林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联系起来批判。戈尔巴乔夫说过：“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在某一阶段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因此斯大林及其亲信才可能具有无限权力，镇压无辜和违法乱纪的浪潮才可能出现。在那些年代里形成的靠行政命令办事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危害极大的影响。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在于这一体制。” [73] 因为在他们看来，赫鲁晓夫之所以没能把批判斯大林继续和深化下去，是只局限于从斯大林个人身上找原因。我们想强调一点的是：如果说从当时苏联的政治体制上分析个人崇拜产生的基础，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斯大林时期由于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国家缺乏依法治国的基础，导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里的区别在于，戈尔巴乔夫从“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和“阻碍机制”的概念出发把对政治体制的联系引向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和否定。
《莫斯科新闻》首次刊登了当年作家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写道：由于全盘农业集体化使得“贫穷的农民在挨饿，其财产甚至连茶具和毯子都得卖掉……所有的人，一直到居于高位的加里宁都得狠狠挨一顿鞭打”；另一著名政治观察家鲍文指出，斯大林重视的只是命令、指令、指示的方法，这些方法使得考虑社会实际需要的可能性减少到最小限度。斯大林在工业领域建立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管理体制，这个体制搬到农业中是实行强迫集体化。鲍文断言这个体制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可能性。 [74] 这样，就从对斯大林时期的批判进而扩大到对整个苏联历史的批判。这些人认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本质上都和斯大林时期一样，称之为“新斯大林体制”。只是由于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没有了大规模的镇压，故曰“新”。但从本质上讲，正如苏共中央1987年的一月全会所定性的：“斯大林式的管理体制是在30年代奠定的，通过卫国战争，这种体制更加强了，而在战后，苏联社会仍然基本上保留了这种性质。”戈尔巴乔夫也说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抛弃和谴责了斯大林政权的黑暗方面，但却一般没有什么变化地保留了官僚制度”。 [75] 所以改革的目的是抛弃70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而用“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取而代之。而所谓的“公民社会”，俄罗斯学者指出，这在马克思主义中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治世之道的基础。 [76]
2．从对斯大林时期的批判扩大到对苏联70年历史的批判
抓住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一些错误进而否定整个苏联历史，这种做法的荒谬首先在于，过分夸大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如对于“大清洗”，认为当时斯大林错杀了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而苏联解体后，据俄罗斯官方最近的统计，大约杀了60万至70万人。 [77] 这当然仍是很大的冤案，不能为此否认斯大林时期目无法制、错杀无辜的罪过，但毕竟与原来夸大的数字有很大出入。其次，对历史的评价缺乏辩证的观点。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尽管在执行中有很大的错误，但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它在促使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社会过渡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尤其是从历史发展的潜力来看，它对后来战胜法西斯德国、捍卫了苏联领土的完整和使人类免于遭受希特勒的种族迫害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时，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经验的情况下，只能摸索着前进。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不仅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起过作用，也是人类文明积累的一笔财富——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世界在度过战后经济危机中曾借鉴过社会主义这方面的经验。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合时宜，但如果从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角度，不加分析地指责当时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所有的报纸、刊物、电台、电视都为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宣传大开绿灯，全国掀起一股反共的浪潮。莫斯科大学历史档案系学生尤拉索夫搜集斯大林时期被镇反的人的名单——成千上万的人，刊登在报刊上，引起全国的轰动。1988年6月，苏联决定取消中小学历史课考试，1987年7月20日《消息报》发文谴责苏联过去的历史课程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由于当时“民主派”几乎垄断了舆论工具，在充斥报刊电台污泥浊水般的反历史和反共浪潮冲击下，社会思想更加混乱了。
利加乔夫曾描述了全盘否定历史进程的影响。他说，苏联历史上淤积的空白点太多，本也应当把历史的大门敞开，向人民全面地展示父辈英勇悲壮而又宏伟辉煌的业绩。所以一开始人们涉及20世纪30年代曾讳莫如深的题材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正常的。大多数作者是怀着沉痛、感慨的心情写历史上的悲剧性事件，谈论应建立一种法制机制，以便使大清洗永远不再重演。但后来调子变了，用尖刻的口吻谈论过去的违法行为，搞的是攻击，庸俗地、津津乐道地谈论老一辈经历的苦难，使读者得出一个结论：这全是社会制度的罪过，应当改变这个制度。这股潮流开始大肆歪曲历史，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界，根据这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 [78] 这种做法，甚至连美国学者米克尔·达维多也给予了批评。他说，所有极端分子——从民族主义分子到反共分子——都充分利用了没有限度的公开性这一点。而在美国，无论报刊还是电视都不是像苏联目前那样自由和不负责任的。 [79]
然而，“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却不适用于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声音。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列宁格勒工艺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文中写道：“我反复读过不少轰动一时的文章。除了教人迷失方向，‘揭露30年代的苏联反革命’，说斯大林对法西斯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负有‘罪责’外，还能告诉青年什么呢？……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曾把我国推入世界大国行列，而所有这一切现在都被怀疑。”她非常尖锐地指出：“目前在国内进行讨论的根本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就是说包括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她的这篇文章同样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所谓民主派控制的《真理报》立即在4月5日以整版篇幅发表编辑部的反驳文章，称安德烈耶娃的信是“反对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在戈尔巴乔夫针对此事发出“应该在改革的道路上打败保守主义”的号召后，迫使《苏维埃俄罗斯》报公开承认发表安德烈耶娃文章的错误。由此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实质。
3．从历史领域向思想文化领域扩展的全盘否定苏联历史思潮
除了历史领域之外，在文学等思想文化领域也掀起了大规模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
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会见一批知名作家时，号召作家要对现实生活“进行大胆的、灵活的思考，了解处于实际生活深层的现象和情况”，以写出“当前的各种冲突和实际的矛盾……为实现既定的任务而进行斗争”。 [80] 就是说，要求文艺家在公开性的背景下用文艺形式为改革大造舆论。
同时，对文艺界领导进行改组，在已担任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亚·雅科夫列夫主持下，把一些投机分子、自由化倾向分子如科罗季奇、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等人提拔担任了《星火》、《莫斯科新闻》、《旗帜》等有影响刊物的负责人。这些人一上台立即发表大量攻击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学作品，为推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历史领域一样，这些文学作品首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斯大林和列宁。1987年发表的雷巴科夫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虽然也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破坏法制、草营人命的情况，但在过分渲染的恐怖气氛中把斯大林描写成一个独断专行、阴险毒辣，“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维持统治”的专制暴君；剧作家沙特罗夫在剧本《布列斯特和约》、《前进……前进……前进！》中把斯大林说成是一个心胸狭窄、工于心计、两面三刀的政客，否定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打败法西斯侵略者中的功劳；而在小说《革命！革命！革命！》中，作者田德里亚科夫对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条进行反驳，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学说、历史唯物主义等等。 [81] 通过对列宁、斯大林的批判达到最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暴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竭力贬低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丑化苏共形象，是当时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倾向。在杜金采夫1987年发表的《穿白衣的人们》、别克的《新的任命》、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88年1月）等轰动一时的小说中，或对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制度充满怀疑和不满，认为苏维埃政权残暴和不人道；或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对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等历史上的重大时期作片面、歪曲的描述；或丑化苏共各级干部的形象，把他们描绘成一群不学无术、贪赃枉法，只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人。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得到戈尔巴乔夫支持的。他在其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中承认：阿布拉泽的那部像一颗“爆炸的炸弹”一样引起震动的电影《悔悟》，以及产生轰动效应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穿白衣的人们》和《新的任命》都是在他的赞同和支持下出台的。
尽管从当时来看，苏共中央的决议和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口头上还没有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方向，在当时也有一部分文学作品打破了过去僵化的教条主义束缚，在坚持社会主义创作方向的情况下揭示了旧的、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的官僚体制的实质，同时针对那些攻击苏共和苏维埃政权的作品，展开了斗争，但这种声音越来越弱。在没有限度和原则的“公开性”、“民主化”的号召下，文学作品开始掀起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一浪高似一浪的狂潮，对推行戈尔巴乔夫的路线起到了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使人们开始动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怀疑；它也开始使人们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有的人甚至鼓吹崇洋媚外。后来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总结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时，揭露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在文艺界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的恶果。他说，在几年的时间内，他们千方百计在电台、报纸和刊物安插自己的亲信，然后“规定策略手段，灌输破坏各种联系的多元论思想，利用人们对公开性的热情，也讲一点真实的情况，讲完后马上加以歪曲。在千百万人中煽风点火，毫无顾忌地散布怀疑情绪，破坏对人民的理智，对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在六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入侵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82]
苏联解体十年来俄罗斯社会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使俄罗斯社会对过去的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特别在对列宁、斯大林的评价上。2000年4月21日俄罗斯《语言报》写道：“在多灾多难的俄罗斯人民心目中，列宁始终是值得纪念的，就像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斯大林……一样。” [83] 俄共领袖久加诺夫1999年12月21日在拜谒斯大林陵墓时说道：“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史，而且是整个俄国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执掌政权后，把俄国从一个分散的国家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在苏联建立起了全部现代的工业，为人类进入宇宙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和积累，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体制。人们只注意到和指摘斯大林破坏法制，搞大清洗，但在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了远远超过上述列举的成就。”据俄罗斯《国际文传》报报道，2000年4月，就“20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的民意调查中，斯大林占第一位，其次是列宁、普京…… [84] 更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5月4日，俄罗斯中央银行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5周年，首次发行印有斯大林头像的货币，这甚至是斯大林在世时都没有过的。俄《生意人报》对此评论道：“过去完全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发行这样的货币意味着恢复斯大林的名誉。” [85]
当然，不能说以上所举代表了当前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观点，但至少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对当年戈尔巴乔夫等人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