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參加“八一”南昌暴动

我们奉到开赴南昌集中的命令前后，党的组织并没有将今后的行动决策通知我们，但在传闻中已略知一二，党拟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建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

当时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已陆续开赴九江、南昌集中，我们这一个团是最后离开武汉的。我们分乘三艘小轮船由长江水路顺流东下。时值夏秋之交，水涨流急，两岸青山，瞬息万变，使我惆怅的心情为之豁然开朗。但愿前途能像这只小轮一样，乘风破浪，共济时艰，则今日一时的挫折又何足介意。

七月廿九日黄昏时，抵达九江，是晚即在九江市区宿营。

翌日早晨，我见到九江市面到处都有欢迎汪精卫的标语，这位为我素所景仰的革命领袖，在往日一闻其名，便感无限兴奋，但今天对他却感到失望和悲哀了。

张发奎将军平生是信赖汪精卫先生的，今汪既来，张今后继续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中共这一个革命阵营的实力，究竟有多少？成为一个疑问。为此，我便急着要迅速离开九江，以免发生意外。

当我正在徬徨的时候，二十军贺龙部的副官奉贺军长之命特来通知我：现已有火车一列，专为你们而来，请立即起程。

我闻讯之下，不禁喜出望外，乃率部迅速上车，火车即在下午三时由九江开出，当我们到达南昌车站时，即有传达人员连络，并带我们开赴新营房，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同驻在该营之内（今日中共第二领袖林彪，就是当日教导团的一个排长）。

卅一日晚上十时，“总指挥部”送我一份最机密的紧急作战命令，大意为：

“我军以解决南昌敌军为目的，决于明（一日）二时开始向城内外所有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该部农军于攻击开始前，应即完成新营房驻区之防御部署，并相机增援二十四师教导团对新营房南端敌军之攻击任务。”

我接到这个以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叶挺署名发出的命令后，立即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团长洽商连络计划。并于零时三十分，秘密的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秋初的深夜，晚风吹在身上有无限的凉意，我们为这一紧急任务所激动，热情像火一般的燃烧，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迎接这一场残酷的厮杀。

我们驻地附近，驻有国军王均师的一个营，这一个营，就是我们奉命围攻将之缴械的对象。我们虽同驻在新营房兵舍，但各由不同大门进出，大门的方向，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操场中间隔了一道短墙；新营房的地区很大，每座兵房都有足够集合的广场。因此，我们与敌军的距离相隔只有一百公尺，而且有这一道短墙遮住了彼此的视线。我们在行动时极之谨慎，命令和指示都以耳语传达；集合时蹑手蹑脚，不准有过大声响；装子弹上刺刀也生暗中进行，恐怕给国军发觉而有所准备。

八月一日晨二时，城内城外的枪声都响起来了。接着，连续的重机关枪，冲锋叫杀声，冲破了宁静的黑夜，激起了轩然的巨浪，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暴动便开始了。

我们农军所担任的任务：守备新营房及协助二十四师教导团解决新营房敌军的一个营。

二时三十分左右，负责冲锋的教导团一营，仅以两响驳壳手枪，便解决了敌军的卫兵，很快的就冲进了兵房，由于敌军营长事前毫无戒备，全营官兵都从梦中惊醒，吓得惊惶失措。

我军一面控制了敌军的武器，一面命令敌军全部官兵到操场中集合，经过搜身检查，便一批一批的押送着进入我们所驻营房的操场。被俘的敌军官兵，垂头丧气，满面惊慌，有些惊恐至连衣服的钮扣都扣不上，在晨风中颤栗，他们的武器像木柴一般，一捆捆的有我们的战士兴高彩烈地协助着教导团士兵抬进营房。

这时还不到四点钟，全面战斗尚未结束，不时还有疏疏落落的枪声传来，为了防备敌军的反攻，我率领的农军，专负责营房周围的警戒任务。

天亮之後，市区已无枪声，我们这一个战斗单位所派出的人员，很快便和“总指挥部”（设于江西大旅店）及参谋团取得连络。他们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因为在这次南昌暴动的整个战斗中，解决敌人最快，而自己并无伤亡的，只有教导团和我们这一个单位。九时左右，郊区的枪声也听不到了。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国军部队，大部份已被缴械，一部份则突围向西北逃窜。“八一”这次南昌暴动便顺利成功了。

上午十一时，南昌全市已经解禁，只是交通要道仍布有哨岗。我特地到市区去巡视，整个南昌市面，冷冷清清的像一个死城，全市商店住宅都关门闭户，街上除了少数军人在巡逻之外，看不到一个老百姓。

十二时后，在小街中的几间小饭馆才敢开门营业。那些饿了一个上午的穷苦市民和苦力，陆续到饭馆吃饭，他们都显得很不自然，胆怯的神情溢于形表。也不敢向饭馆中的军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夜来的战斗究竟是干什么的。

下午二时左右，挑着蔬菜食物的农民，三三两两的入市了，这时，总政治部才派出宣传队沿街的拍着商店的铺门，叫商人开门做生意。南昌全市这才逐渐的复苏过来。

好奇的市民们，来往街上，以欣赏戏剧似的心情，观看贴满了墙上的红绿标语；以惊奇的眼光围观“中国革命委员会”的安民布告。

在这次暴动中，有一个好现象，就是从开始以迄终止，都没有乘机劫掠的事情发生。市面秩序，仍很安定。市民除了遭到战斗时炮火声的惊骇外，并没有其他的任何影响。一夜之间政权的变换，似是一场戏剧的演出。

“八一”暴动因为事前极瑞秘密，没有一个工农民众预知其事，事后也没有召开过民众大会，告诉人民这次暴动的意义，以扩大政治宣传影响。连队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政治工作，军队中的初级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这次暴动的目的。至于市民则更不了解其中真相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当天正式宣布成立。以谭平山为主席，张国焘、林祖涵、李立三、周恩来、朱德、张曙时、郭沬若、彭湃、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①等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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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体委员之中实际只有国民党员张曙时一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国民党人，中共末征求他们同意，假借名义，以为号召，张发奎且已成为对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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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为秘书长。参谋团主任周恩来，刘伯承为参谋长。内设：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国民党），工农委员会：主任张国焘，财务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总政洽部：主任郭沬若。贺龙为前敌总指挥，叶挺为副总指挥。并公布政治主张：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建立乡村

工农政权。巩固革命阵线，保证人民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等。

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的政权名称及人事公布后，我觉得，国共既已分家，为什么还要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鲜明的旗帜，何以发动群众？

邓演达等国民党员，事前既不在场，事后又未征得他们同意，现竟假借他们名义以作号召，似非革命政府所宜。同时，张发奎和我们已成对立，更不宜强将其人加入，这会给人一种自暴弱点的观感。这种种疑问和感想非我个人为然，当时一般同志都有同感。

参加南昌暴动的军队，计有：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蔡廷楷、第廿四师师长叶挺（有步兵三团，教导团一团）、廿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辖第一师师长贺敬斋（两个团）、第二师师长陈志远（两个团）、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一个团），另外新成立的第九军军长朱德（人数不足一个团），连同广东工农军五百六十人，总共兵力约二万多人。武器装备：约有步枪一万三千枝，重机关枪四十挺（德造及俄造两种），八一迫击炮十门。在数量上不算少，但第十师蔡廷楷部不可靠，因为他是被迫参加的（后来由南昌出发当天，在江西进贤县就叛变了）。

当时形势：北面有总指挥张发奎宣布进剿叛军，率部沿南浔向南昌进逼；西南方面有朱培德军在吉安、樟树镇集中，亦准备向南昌进攻；南京及武汉的国军亦可能很快的加入作战。

似此情形，南昌实不能久据。下一步骤，至堪忧虑。我是中级干部，无权过问，亦无参加决策会议资格，惟有天天跑去找彭湃、贺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委）、恽代英等查询消息。据他们说：贺龙及一部份同志主张集中兵力攻樟树镇、吉安，消灭朱培德军，再向湘东前进，与毛泽东、余洒度（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会合，占领湖南为根据地。但周恩来、彭湃、谭平山等却极力主张占据广东东江、潮州，伺机进取广州；因该地区既有极好的民众基础，又有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的接济。

现已决定向广东进军了。

我又问他们：国共分家后，在武汉时期，党不是要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吗？而张发奎将军在汪精卫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内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党员同志，他这种做法，显然有诚意和我们合作，党为什么不积极争取他，反而煽动他的部队造他的反？这不是孤立自己，多树敌人吗？然而他们给我的答复，只是长吁一叹，说道：“事成过去，不必再提了”。

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现在看到对共产党最好的张发奎将军，竟首先蒙受其害，不禁令人唏嘘叹惜！

八月三日，我们奉命在工农军内挑选五十名比较优秀的青年官兵，另行分配工作，其余缩编为教导团第二营，派张俊为营长（张是黄埔军校学生）。我改任本营政治指导员。这种变动，对我来说绝无问题，但官兵的情绪又受到一次打击。他们认为中共负责人不信任我们，只信任黄埔学生，尤其是有六位未分配工作的官佐，他们携着一枝步枪，仍跟随着营部行动，常常口出怨言：“革命？原来是革自己的命！”我化了很多时间向他们解释和开导，将这六个无职的官佐分配到征发队①工作，才将这种怨忿的情绪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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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征发队：隶属于政治部，行军时担任征集粮食供应部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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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五日，我们奉命出发，开始向广东进军，次日到达抚州（临川）。休息了一天，我们这个刚改编的营队，又奉命再改编为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三营（第六团团长是黄埔生傅维钰）。我们这个营自南昌出发以来，一直都随着革命委员会行动，担任警卫工作。现在竟改编于二十军部队之下，二十军军纪败坏，它先我们出发，沿途放冷枪、拉夫、捉牲口，闹得民众鸡犬不宁，纷纷逃避。自命是革命军的二十军竟如军阀部队一般，令人冷齿。而我们现在归它统辖，人人心内都不以为然。我们途经宜黄到广昌，驻扎一天，武汉政府所发出的国库券又不通用，士气更为低落。随之改发银洋，军队纪律才可维持，士气才较为振奋一点。

由广昌出发前，本营张营长病倒了，因瑞金方面已获敌踪，要随时准备作战，师长便令张营长随军医院医治，命我代理他的营长之职，连指导员卓庆坚（广东大埔人，广州中山大学生）则代理营指导员职务。八月十四日由广昌出发的行军部署，分左右两个纵队向瑞金前进；左纵队贺龙的二十军及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经石城向瑞金前进。右纵队叶挺的十一军，经宁都向瑞金前进。我营仍随革命委员会行进，是晚到达良田附近宿营。

十五日到达石城宿营。十六日午后五时到达隆岗墟宿营。隆岗墟是一个小墟场，商店及民居不多，本营驻在隆岗墟南端一个疏落的松山上。官兵均无露营装备，幸逢天气晴朗，以雨衣油布铺在地上，枕着小包袱休息，下午七时，刚食过晚饭，奉到团部转来总指挥部的命令：

（1）接报壬田市（瑞金北三十华里）有国军第三师钱大钧部步兵一团，其前哨营在周家排向我方警戒。

（2）本军以歼灭该敌而到达瑞金集中为目的，决照既定行军路线向瑞金前进。

（3）该营（指我营）归朱军长指挥为前卫，于明日拂晓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4）二十军为本队，在前卫后跟进。

我接到命令之后，和刘副营长（湖南平江人，黄埔生）、指导员卓庆坚，研究明天备战行军计划，因为我们这个营，过去未参加过战斗；三个连长中，以黄埔军校出身的第九连唐连长，有作战经验，当即决定以该连为尖兵连，即召集各连长和指导员到我们这个露天营部来接受命令。当时天已入夜，月亮尚未出来，初秋的天气，在江西的山区里，晚上已有凉意，我们在松树下摆出五万份之一的地图，九个人围坐在地图的四周，将一支风灯挂在松树的枝桠上，灯光虽然微弱，幸有天上的星光增加了光线，尚可看清地图，我说明了敌情，沿途地形，本营任务，并计算由隆岗墟到周家排的路程是二十五里，周家排到壬田市五里，随即口授各连的行军命令：（l）第九连为尖兵连。

（2）其余按营部、第八连、第七连之次序行进。

（3）各连明天四时三十分早餐完毕，五时在隆岗墟南端路侧场地集合，候命出发。

（4）各连长回连后，须即督饬官兵检查枪弹，完成一切行军作战之准备。

（5）出发前之集合，由本营值日之第七连王连长指挥。命令下达后，即由各连长复述命令。接着由卓指导员对各连长、指导员，说明三点注意事项：（A）我们的士兵全是农军，没有作战经验。但是这次任务是我们农军表现革命精神的机会，各指导员回去后，须立即对全体官兵说明这一意义，在政治工作上完成精神准备及胜利保证。（B）我营是担任行军前卫，行军要快，搜索敌情要快，战斗动作要快，方不延阻后续大军的行动。（C）动员全体党员同志，要求他们在行军作战时起领导作用。

第九连指导员卓庆坚的话说完后，各连长和指导员便急急回连，进行他们的准备工作。那时皎洁的明月，已从东方的山上升起，照澈大地，月光、树影、景物怡人，清风徐来，令人心旷神怡。我和刘副营长，立在小山顶上欣赏了一番良夜美景，但因我们这个营担任初次前卫作战，心情颇感紧张，两人无意多耽搁时间，很快便回营就寝休息。

十七日晨五时，月亮仍挂在天空，本营巳集合完毕，凉风习习，精神倍感爽快。我即予下达口述命令如下：（1）敌情如昨晚所示。

（2）本营奉命为前卫。

行军部署：第九连为尖兵连，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其余为本队，按营部、第八连、第七连之状序在尖兵连后二百码跟进。

（3）本营大小行李由陈副官率领，随革命委员会之行李跟进。

（4）行军时，我及指导员在尖兵连，副营长在营部率领前卫本队跟进。

接着，唐连长又下达以下口述命令：（1）奉营长命，本连为尖兵连。

（2）第一排为搜索排，即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此时朱德已来到我的集合地，我立即口令“立正”，转身向他致敬，并向他报告了本营官兵人数（三百五十人），随即请他训话。

他对全体官兵说：今天能有仗打，你们怕不怕？官兵一致回答：不怕。他接着说：你们高兴不高兴？官兵也一致回答：高兴。声震山谷。他说：好得很！时间已到，立即出发。

尖兵连长已率搜索排先行出发了。

我向他敬礼后，也立即率尖兵连出发。

上午九时到达胡坡休息，并进自带干粮作午餐。唐连长报告：据由壬田来人称：壬田市、周家排均有国军，但没有防御工事。我据报后判断敌军无固守壬田决心，乃将情况以书面报告朱德。

胡坡接近周家排的山脚，休息十五分钟后，即下令继续前进，但走了不到两里路，搜索队停止了，我即上前到搜索排，观察敌情，那时唐连长已派了两个便衣侦探组（每组三人）向前方搜索，我候了十五分钟，仍不见报告，乃对唐连长说：你带着部队在此，以一班人占领右侧高地，注意前方情况，我带着我的传达邓松前往右前方之小高地侦察。我把军服脱下（内是便衣），卓指导员也要跟着去，他和传达兵亦除去军服，一同出发，前进了约三百码，尚不见本营侦探（他们沿两翼山上搜索，忽视了大路），正感惊奇的时候，突然被埋伏在路边的国军一排包围，刺刀已指着我们的身上，无法抵抗，我们三人当场被俘，押解到周家排敌军的前哨营部（约一里左右）。我清晰的记得，敌军的营部驻在一个山坡下的小庙内，庙后是个小树林。

我们刚被押到庙门前时，我方的搜索队已和这个营的前哨部队发生接触，枪声连续的传到我们耳鼓里。

从庙里跑出来的国军营长，听完了押解我们三个俘虏的排长报告后，怒容满脸，圆瞪双眼，用手向我们三个俘虏一指，对他的排长说：“将他们拖到后面通通枪毙！”

“是！”那个排长答应一声。立即指挥着一个班长和几个士兵，将我们三人推向庙后去。

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心在急跳，神经已有点麻木，但有一种求生的最后的感叹，不自觉的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响呢处！”

我说的是浓厚的家乡口音——广东话。

那个营长听到我说的是广东话，忙叫道：“把那个高佬拖回来！”

这一来，我的生命便从死神的魔掌中逃出来了。两个士兵将我推了回来，但我的指导员和传达兵仍给他们推往庙后。

我被押回敌军营部，那营长大刺剌地坐在一张木椅上，亲自用广东话问：“你系边处人？做乜嘢职务，为乜嘢做共产党？”

我听到他说话是广东南路人的口音，想到他为什么要将我拖回来。灵机一动，便编了一套谎言说：“官长！我系韶关人。响教导师当特务长。呢次听说部队要返广东，就跟住行。我唔系共产党，共产党系乜嘢我都唔知道。今日渠地要我到前面来睇情形，就俾你地部队捉住。为乜嘢事要将我枪毙？我自己都唔知！”

我说的话用正广东口音，态度装得诚实天真的样子。那营长果然被我瞒过，吩咐士兵将我松了绑。就在这时，猛听得庙后边传来几声枪响，我的指导员和传达兵给枪毙了！正是生死殊途，心里有说不出的辛酸！

那营长亲切地对我说：“我姓张，是南路人，曾驻过韶关，我的太太也是韶关人，你既然要返去，就跟住我地行啦”。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战斗枪声已越来越激烈，且越来越近，前线的战斗显然是国军失利，接着该营传达兵仓惶的跑回营部报告，共军已突破了前哨阵地。张营长从衣袋里拿了三块银元给我，叫我随同营部的行李和伙夫先行退往壬田市。他要立即到前方指挥，我如获大赦，内心有无限的喜悦！但外表上仍力持镇静，离开了那个“生死场”。

由周家排至壬田市，沿途都是山地，林深草密。行李和伙食担的行列由一位副官率领。他们对我并不十分注意，在行进中，我心里正盘算着逃脱的办法，沿途密察地形，走了不到三十码，转了个弯，路的左方一片陡坡，有百尺以上深的山坑。

我于是选择了一处有草丛的地方，就地一滚，滑落山坑，迅即躲入草丛中匍伏着；押行李的副官胡乱的向山坑放了两枪，便匆匆的带着行列走了。

我从草丛中看到他们的行列，走过山坳，便站起身来。衣服被荆棘割烂了，手脚和面部也受刺伤。忘记了痛楚与疲劳，辨明了方向，沿着山坑跑回自己的部队。

同志们见我生还，非常高兴。朱德正在前卫指挥，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好半天才说：“龚同志，你真有本领！搜索排的报告，他们在山上见你和两个同志被敌军俘虏。我们都以为你已牺牲了”。

我简单的将我脱险的经过告诉他，即继续指挥部队作战，朱德命我营从右侧山地向敌军左侧攻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我的前卫部队配合本队的二十军的一部，以强大的压力占领了壬田市，消灭敌军两营以上的兵力。嗣后，第二十军的一个师，连续追击向瑞金溃退的敌军。本营奉命在壬田市宿营，当天晚上归还建制。这次战斗，本营损失了两枝驳壳，牺牲一官一兵，伤士兵六人，缴获了敌方四十八支步枪，一枝驳壳手枪。

第二天，张营长已病愈回营，我依旧回复到政治指导员的岗位，继续向瑞金前进。是日，到达瑞金宿营，我们积极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我大军云集瑞金附近，下午八时我与张营长同到本团团部接受命令，傅维钰团长对我们说明敌情及我军作战计划，要点如下：

（一）敌情：

A、会昌（瑞金南九十华里）有敌军钱大钧全部，其中一个团驻于武阳围对我方警戒，主力集结在会昌城附近，会昌北五里之五里排山地，构筑有野战工事。

B、筠门岭（会昌南九十华里）有广西军黄绍雄一个师。

C、会昌之东、西、北三面无敌军。

（二）本军作战计划：以迅速歼灭会昌敌军为目的。进攻部署如下：

A、十一军廿四师为右纵队，副总指挥叶挺指挥，明（十九）日由现驻地出发，经西江市、大西坝渡过会昌河，向会昌县城西南面攻击。

B、第二十军第三师（五六两团）及教导团由第三师师长周逸群指挥，明（十九）日由现驻地出发，以第五团首先驱逐武阳围敌军警戒部队，占领武阳围，谢坊之线宿营，准备廿日拂晓向会昌五里排敌军阵地进攻。

C、第二十军一、二两军为总预备队，由总指挥贺龙直接指挥。

（三）本团任务：

本团明（十九）日上午五时出发，随第五团跟进，于第五团驱逐武阳围之敌军后，进占谢坊宿营，并向会昌方面警戒。

本团行军时按团部第三营、第二营、第一营之次序行进。

我们接受了命令，研究了会昌县城附近地形后，即携带笔记命令及会昌附近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于晚上十时回到营部，立即命令各连，准备明晨六时集合出发。

十九日下午三时，本师第五团已将武阳围敌军驱逐向会昌退却，本营随团部进驻谢坊。当晚奉命于明（二十）日上午一时出发，本营为前卫向会昌搜索前进，于到达距会昌约八里之小山岗下，距五里排约一千五百码，以一个连占领小山岗，掩护本团集结，团长到达后，即决定攻击部署如下：第三营（本管）向五里排塔山进攻，占领塔山后，固守待命。

第二营沿通会昌大路前进，攻击五里排塔山以西地区。

第一营为预备队，暂在现地待命。

我团之左翼有教导团进攻青山东瑞一带高地与本团同时并进。

本营奉命后即全部向五里排开进。到达青山脚时已近拂晓，我左翼教导团方面已开始接触，我营立即展开；张营长率一个连在右，我率两个连在左，迅速爬山接近敌人，当我们到达青山半小时，敌军即向我军射击，我军以一个连向敌青山阵地攻击前进，约三十分钟的时间已占领青山一带高地。

那时天已大明，发现山地连绵，地形复杂，小树遍山，敌军主要阵地沿塔山北端一带高地至东端之最高山地布防，与我阵地相距约三百码，当时我左翼教导团已开始在激烈战斗中，我与张营长已在青山高地会合，立即集结部队，以两连向敌阵地正面（约二百码）中央突击，当时因张营长病愈不久，精神欠佳（他在石城染病，至瑞金才归队），我请他率一个连在青山掩护，我奉领左翼一个连攻击前进，当我们越过一个约四十码的窝地时，受敌方侧防机枪猛烈扫射，我左翼排有三人受伤，但我们很快的接近敌人阵地，同时张营长亦以步枪火力向敌机枪阵地密集射击（本营无机枪）掩护我们两个连向敌冲锋，至距敌阵地约三十码时，即以手榴弹投入敌方野战工事，旋即占领该阵地，同时迅即向左翼扩张战势，敌方重机连被迫退回塔山。八时左右，我们正拟向塔山攻击（塔山敌阵地与我军所占阵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敌方会昌的增援部队约一个团向我左翼教导团反攻，张营长立即率领一个连投入战斗，向敌方右翼攻击。当时左翼之教导团被迫退至我们阵地左后方约一千码的一个山地中，继续抵抗。敌军一部继续向该团攻击，另一部向我阵地左翼进攻，是时我营阵地已三面受敌，形势紧急，立即固守原阵地，与敌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

九时四十分，我右脚踝受伤，经包扎后，继续作战。十时，我营唐连长阵亡。由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敌我双方争夺这个主阵地，进退凡四次。十一时本团第一营一度加入战斗约两小时，但当敌军反攻时即退下。

是时双方都伤亡惨重，我手下的官兵已不够六十人，且阵地突出，唯有固守待援。

二时后，战斗即成胶着状态。

三时会昌城西南方枪声大作，我廿四师已开始进攻，我第一师亦已加入正面作战，五里排敌军正向后撤退，我营配合第一师猛烈追击，直追会昌石桥，敌军伤亡无数，河水为赤！一部末及撤退的敌军缴械投降。四时左右，本营已过桥进入会昌城郊，廿四师一部已占领会昌县城，主力仍向敌军进击。

是役本营官兵三百二十八人参加作战，当晚集合时，仅剩得官兵八十二人。翌晨返来归队士兵五十二人，总计本营伤亡失踪官兵有一百九十四人，缴获步枪四十余枝，重机枪二挺；俘虏军六十余人。

廿一日，我们奉令调回瑞金休息，我因脚伤不能行动，随营疗治。

在瑞金疗伤时，恽代英、贺昌等常来看我，有一天，他们告诉我：廿二日廿四师及二十军在会昌以南击溃黄绍雄师，战斗激烈，黄师现已溃不成军，向广东浔邬方面退却，我军已停止追击，准备调回瑞金集中，拟迂道汀洲、上杭赴潮汕东江。

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趁此时机乘胜追击，经浔邬、平远入梅县、兴宁进占惠阳，相机乘广州空虚，进攻广州？反而迂道汀洲入粤，予敌有充份时间与空间调集兵力，选择战场来迎击我们，岂不是坐失良机，费时失事吗？

他们笑道：你的意见已有人提过了，但周恩来等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伤兵太多，运输困难，且兴梅一带无群众基础，故决定下潮州，进占海陆丰及沿海一带地区，然后再相机进取广州，一则此地区有群众基础，二则从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援助，所冒风险较少。

我听了之后啼笑皆非，深深觉得我们党中央这一班领导人物，缺乏军事常识，令人失望。

我们一营在瑞金休息期间，革委会将属于财政委员会的监护连补充于我营，并改编为警卫营。

九月八日我们由瑞金出发，次日到达长汀，休息一天后，即分水陆两路经上杭、峰市入广东大埔。廿二日占领潮安，廿四日占领汕头。廿四师及教导团（缺一营）向揭阳进发，二十军由潮安直取丰顺，廿五师留驻在三河坝，第九军及教导团之一个营，则由朱德指挥驻昭隍对梅县方面警戒。

至此，整个潮州地区已在我们控制之下。

我们抵达汕头后，革委会即将所有直属部队整编为两个营，连同我们一个营编为警卫团，担任维护潮汕铁路，护送由汕头开赴揭阳之军用船只及警卫汕头市等任务。

廿九日下午一时，革委会高级人员正在汕头市嘉应州会馆开会，我当时正在指挥警卫事宜，突闻市内枪声卜卜，我立即命警卫部队加强警戒，做好固守会馆的一切措施之后，循枪声响处跑去，发现敌军百余人正向汕头市公安局进攻，另有百余人正向嘉应会馆前进，与我团一连展开激战，我立即指挥该连向敌军反攻，敌军见我方早有戒备，即向海边退却，此时我另一个连已闻声赶至，加入作战，向敌跟踪追击，敌军败退到海岸，迅即登上飞鸢舰驶出海中，该舰亦于四时许徐徐驶离汕头海港。

是役我方伤亡士兵五人，政治保卫局警卫连死一人，敌方伤亡十余人，被俘五人。一场意外战斗，幸而迅即解决，一班领导人物亦化惊为喜。

广东李济琛得知我军于击溃黄绍雄师后，不跟踪追击，绕过福建汀洲、上杭入粤，已判断我军有夺取潮汕，进窥广州的企图。他命黄绍雄师集中于梅县、松口监视我军行动外，并立即调集原驻于西北江的徐景唐旅进驻揭阳县属汤坑山岳地带，构筑强固阵地，以监视我潮汕军动向，另一部即进驻陆丰县城，部署了对潮汕大包围的形势。

我军叶挺廿四师进驻揭阳城后，侦悉粤军在汤坑据险固守情况，于三十日开始向粤军阵地猛攻，连续三昼夜，虽略有进展，但未能将主阵地攻下，待二十军用丰顺加入作战时，薛岳新编第一师又加入粤军作战，至十月三日战斗最烈，卒被粤军居高临下反攻而溃败下来。

三日下午得汤坑战败消息，汕头革委会立即下令向海陆丰撤退，我率领一个营随同革委会乘轮出海至峡山附近，于拂晓时登陆，行至流砂市已中午二时，休息进餐。是时，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部队，亦陆续经过流砂向西南海陆丰方面退却，秩序非常混乱。革委会各首长即在流砂西南端的小教堂聚集，交换意见。下午四时后即陆续跟着向陆丰进发，我率一营掩护他们跟进，但当离开流砂约三里左右即闻枪声四起，子弹由前方山地射来，立即率队跑步前进，见各首长均混集在小村中，谭平山、周恩来、叶挺、彭湃等都聚在一起。我立即跑上，去问前方情况及请示行动，叶挺对我说：“前面山地一定是粤军追击部队，企图截断我们向海陆丰的前进道路，我现在仅有一个不健全的营，正向山地之敌军攻击，你们来得正好，请即派一部协同攻击，务必占领前面大路两侧高地，掩护我们全部通过”。我正想率部前进，他们又阻止我，命我亲率一个连掩护革委会人员，派两连增援前方作战。我当即派刘副营长率领两个连迅速沿蔗林接近山脚，向大路两翼突击，并注意与前方廿四师的一个营连络，占领两翼高地后，迅速报告。

时间很快到了黄昏，那时各首长已有一部份由彭湃派当地农民同志引导离开部队出走，谭平山、张国焘、叶挺、彭湃等亦分别离去。

前面高地已无枪声，仅右侧方面约千码以外仍有疏落枪声向我方射击。我立即报告周恩来，请他迅速行动，越过前面山坳。

我们慎重沉着地掩护各高级人员通过这危险地区时，所有行李辎重尽皆抛弃、情形非常狼狈。参谋团主任周恩来正在病中，原先他是坐担架的，在战斗激烈、情形混乱时，抬担架民夫竟乘机跑了。只由他的随从掺扶着，在小沟中喘息艰难地走着，在深秋的夜里，海风凄厉，寒气袭人，他的病更为加重，发着高热，不断呻吟。我们的部队，在茫茫的田野里，摸索行进，部队的建制此时已完全散乱，掉队的人很多。村庄的碉楼，又时时向我们射击，有些同志便在黑夜的冷枪中无声的倒下了。

第二天早晨到达了甲子港，跟随部队的高级人员分批陆续由甲子港雇船逃往香港。只有带病的周恩来同志随我们的队伍继续进发。

到达另—个小镇宿营时，周恩来的病已沉重到不能再继续随部队行动，只好单独雇船赴香港治疗。临走时他吩咐我：剩下的党政军各机关干部一百多人和二十多个士兵，要我和周其鉴负责率领，开赴陆丰的金厢镇，将武器交与当地区农会，然后觅船赴香港再行联络。

赴金厢途中我们多次改换便衣，将步枪交与地方农会，只携带驳壳手枪三十余支自卫，可恨天不造美，下着倾盆大雨，将我们的衣服都淋湿了。

午后四时抵达何村村外，带路同志先行入村与当地党支部书记接洽，不料该村农民百余人竟蜂涌而来，想强抢我们的手枪和随身财物。当时我若命令开枪抵抗，势必发生流血惨剧；但为自卫计，乃命令所有带武器的同志集合，并即就地散开，以防万一；同时揪住那个地方负责同志，叫他着农民退后五十码，否则造成不幸事件，须由他负完全责任。在这样应急处置下，各农民才退后数十步。结果送了三枝手枪给当地农会，农民始肯散去。

我们见情势不利，无法逗留，时间虽近黄昏，只得仍冒雨继续向金厢前进。

傍晚时到达一小村庄，当地党同志出来和我们接洽，代为布置宿营，替我们买米买菜，吃过晚饭，突然发觉连指导员宋华失踪，立即派人四处找寻，原来他被人捆绑在隔邻的楼上，手枪也被抢去了。我即派队将他救回，并集中宿营，严密戒备，幸而这一晚没有再发生意外。

次日到达金厢，由当地农会同志招待，集中住宿在区农会内。

金厢是海边一个小镇，人烟稠密，农会及党的组织均较健全。但我们这一群落难的“贺叶军”，若单独的散步到僻静的街道，随时可被当地农民抢光身上的财物。如果说这一带是土匪巢穴，但市面秩序又很安静；如说不是土匪窝，却为什么我们的同志常被抢劫？连区农会同志也无法保护。

我们就这些问题询问当地党负责同志，据说：这样的抢劫是农民专为对付我们而来的。因为谣传我们每人身上都有手枪，还有很多银洋，而且百分之九十是外省人。于是，农民们便从我们身上起了“剁肥猪”的念头，公开抢劫也不以为耻。事实证明党对该地区的农民工作做得不够。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要想建立革命根据地，那有不失败的道理。

我们在金厢住了三天，获悉：“第二十军一、二两师在陆丰被粤军缴械，贺龙被俘（后被广东国军将领将他释放逃往香港），师长以下官兵全部投降”。听到这些消息，我们再不能久留，只有依照周恩来临行前的指示，将所有枪械交给区农协会，雇了两艘帆船开赴香港。

由金厢乘帆船来到香港，在筲箕湾的海边登陆，准备在香港与中共人员连络，设法安顿。我们都衣衫不整，精神疲惫，一望而知是刚从潮汕战败逃亡来港的官兵。

上了岸走到太古船坞附近，香港警暑的大队警探便开来了。

只有周其鉴一人见势头不好，一溜咽搭上电车逃脱；我和其他的一百二十多个同志全部被捕，在维多利亚监狱监禁了二天，监房很清洁，地上是地板，我们七个人住在一间囚房内，饱经苦楚的我们，虽睡在地板上，亦觉得很舒服。每天两餐囚粮，每餐每人有一大碗白饭，还有足够的豆芽及小咸鱼作菜。

第三天晚上，我们便被港方当局用囚车送上港穗轮船，引渡到广州。

广州公安局对这批引渡归来的逃亡者非常重视，他们认为其中必定有中共的高级人员在内。那时张发奎军已入驻广州，公安局长朱晖日原是张发奎部十一军的军长，亲自主持审讯，将我们押到公安局裁判庭外的走廊上，一个个加以严格的讯问。

我心里暗暗着急：“完了！这次必定凶多吉少”。想到这里，生存的信心已经动摇。心里有点冷冰冰的感觉。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老的母亲，更加觉得难过。唯一的愿望，是能逃过审讯者的侦讯。如果我最后才轮到审讯，就比较容易应付了。于是我缓缓地从人丛中溜到后面冷僻的角落里。

由于人数太多，经过的时间太长，朱晖日审讯了一百人左右，便由副局长黄启光接替审讯。我喜出望外，化名林福川，诡称是教导师的准尉司书。恰好连日劳顿，我的形容枯槁，时值深夜，审讯者也打不起精神，被我瞒过了真实身份，编入从犯之列。而另外有几位总政治部的同志，在严格审讯下，却给查出了身份，全给秘密处决了。我们被监禁了五天，在最后一天的清晨，每人一只手臂给连贯缚了，在大队警察押送下，解至观音山的工兵团，仍然受禁闭。

七天之后，该团团长萧祖强向我们训话。我们十个人被拨入第九连当二等列兵。在上操时，该连连长见我术科不错，马上升我为第八班班长。他对我说：“你好好的干吧，第三排的排长空缺还没有适当人选，你们是铁军干部，我准备向团长报告，保你在最近升为排长”。

我听了非常高兴，有逃跑的机会了。因为列兵非经连长批准，不能离开部队在外行动。

当时广州中共党方派人四处打探我的下落。有几次调查人员找到第九连，查问有没有龚楚这个人，我听了也不便承认，深恐身份暴露，影响安全。因之，以后的广州暴动，我便没有参加。

一天早上，轮到我当值日采买班长，在特务长处领了全连士兵的伙食钱，带了两个炊事兵到东山买米买菜。东西买好了，我将剩下的几角钱给炊事兵，让他们欢天喜地的去喝茶。我趁此时间，一溜烟由东山逃到惠爱西路，走到西门一个表亲家中换了便服，拿了五块钱作路费，乘搭早班的火车北上，于十一月上旬潜返乐昌故乡。

离开故乡七个月，村里无限荒凉。因为我北上武汉参加革命斗争，家里给乐昌县长刘应福搜查了两次，将我所有存下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先祖遗留下的很多存书全部烧毁了。最可恨的是本乡武装土豪，将我家里抢劫一空；给我家属以极大的侮辱。甚至连累全村亦遭两次洗劫，村里所有农民的耕牛悉被抢去，而且掳人勒索，乐昌县政府亦置之不理。

那时我的父亲和大哥已先后去世，二哥在国民党湘军工作，家里只留下母亲和寡嫂，靠磨豆腐维持最穷困的日子。几个青年朋友在国民党清党的时候被屠杀了，这些青年都无辜被害。

土豪劣绅更耀武扬威在乡中横行不法。我一次又一次的倾听亲友们这些不幸和辛酸的事，血管几乎要爆裂，仇恨在高烧。我想，我个人“犯了法”，为什么要迫害到我的亲属，甚至我全村的邻人呢？现时，摆在我们前面只有一条路，便是坚决的向残酷暴虐的统治阶级，和横行乡里的封建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以斗争的手段，来谋取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广大劳苫人民的福利。

我很快便和中共北江特委书记卢克平取得连络。不久又闻广州暴动已经失败，中国革命无疑已进入低潮，正是中共所称“广州暴动是这一阶段革命退兵的一战”的时期。短时间内我只得潜伏在北江，昼伏夜出，经常在夜间步行百里往返长栘村至韶关黎市，与北江特委卢克平商讨党务的恢复与组织的建立。

并将我的行踪报告省委。

从卢克平的谈话中，使我约略明白这几个月来的整个革命形势。当叶贺军潮汕失败后，中共党军政首要陆续逃往香港者，有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吴玉章、郭沫若、徐特立、周恩来、贺昌诸氏，这是我已知道的，接着听说叶挺、贺龙亦先后逃抵香港。当时中共中央党部已秘密设于上海。这批逃抵香港的中共首要，抵港后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连络，但香港不是他们久居的地方，他们都陆续回到上海党中央。而谭平山则因潮汕失败有责，畏惧处分，仍潜留香港。李立三、恽代英、叶挺三人，则散处在海陆丰地区之叶挺部，正由彭湃收容指挥，以图再举，因此暂留香港，协同广东省委设法连络指挥。

其余人员均赴上海中央集中。

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八七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后即由他继任）召开了一次潮汕失败检讨会议，并于十月廿四日“为叶贺军的失败”发出通告。

南昌暴动是国共分家后，中共一次军事冒险行动，这次军事冒险的行动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所策划。当时估计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所能控制的军队计有：（一）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范孟声一个团，及该师内各级军官有五十个左右的党员所能领导的部队，总计约有四千人。

（二）第十一军廿四师叶挺部四个团，及师直属队约一万一千人。

（三）第十一军廿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全团约二干五百人。

（四）第二十军贺龙部五个团约一万二千人。

（五）湖北警备团约二干人。

（六）第三军教导团朱德部约一千人。

（七）广东农军六百人。

（八）第二方面军内有共产党员的部队约可动员五千人。

总共预定有兵力约三万八千余人。

可是因动员工作欠缺计划，如湖北警备团赶不上参加，第二方面军其他干部亦赶不上，以至实际参加南昌暴动者不足三万人。

六月五日由南昌出发向广东前进当天，蔡廷楷叛变，该师的中共党员和团长范孟声等三十人被杀，另外有几十人不知去向，第十师的实力全部丧失了，尚有总兵力约在二万四千人左右。

这支军队，若能善为运用，特别是能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官兵政治觉悟，以当时广东的军事情形，是有夺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的可能的。可是由于领导阶层的负责同志，既不注意政治工作，又缺乏战略战术修养，以至一败涂地，实非偶然。我亲身参加是役，据我分析致败的原因如下：（一）关于政治方面的：

1、南昌暴动后，仍挂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帜，使士兵意识模糊，民众亦不明真象。

2、部队政治工作，没有积极开展，士气不振，且有逃亡现象，犹以朱德的第九军，逃亡迨尽；贺龙的官兵则全无革命意识，亦多逃亡。

3、没有发动民众，致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参加，那时的群众工作做得还不及北伐初期。

4、党的组织极不健全，党员在官兵或群众中，没有起核心领导作用，在紧急关头时有不少官兵不肯奋斗，自求活命。如：第二十军两个师在汤坑作战不力，在陆丰未经战斗便全部投降；十四师及廿五师之一部份非党员中上级军官亦有自动投降……等事件。

（二）战略方面：

l、在会昌作战，击败钱大钧、黄绍雄两师后，应即跟踪追击，消灭该师，即直下龙川、河源、博罗，乘张发奎未抵广州之前，及广东国军不及集中之际，进攻广州，成功的公算极大，即万一失利，亦可退入惠州海陆丰进行游击战，这是当时最上之策。

可是当时所取战略竟不向敌军追击，反而迂道福建汀州，出韩江，占潮州、汕头，迁延时日，使败军有从容整顿的时间，粤军有从远地调集兵力向潮汕进攻的空间，实是失策。

2、汤坑作战不集中兵力与敌决战，而将能战的廿五师于三河坝担任警戒。二十军驻在丰顺，其位置正在汤坑粤军阵地之左侧背；若能同时配合揭阳叶挺之廿四师，向汤坑粤军阵地进攻，必能将其歼灭；当时仅以廿四师单独作战（参战官兵只有五千人），待至廿四师伤亡惨重后，二十军才加入作战，致使粤军有时间和力量击败二十军，终至整个崩溃。

（三）战术方面：

按我以后和当时粤军参加是役的旅长徐景唐将军谈论战斗经过称：当时粤军在汤坑以北山地，部署了三个据点，构筑了简单工事，开始是我（徐将军）旅驻守。

叶挺部只向正面猛烈的突击冲锋，曾攻占了两个阵地据点，因伤亡惨重，得不偿失，最后连一个据点都未能攻下，倘叶挺军能从右侧或左侧背攻击，粤军早已失败无疑。

后来贺龙军由丰顺向粤军阵地左侧背进攻时，薛岳之新编第二师已增援作战，贺龙部不堪一击，即溃败下去。

根据上述的作战情形，可知当时的战场指挥官，只知硬拚，不知运用战术。因为进攻敌军阵地，以一翼包围，或两翼包围，攻敌侧背，为战术运用的先决原则；中央突破是受地形限制及任务限制的不得巳之举；岂有敌之侧背可攻而不攻，反而采用中央突破战术之理？

（四）兵力方面：

汤坑作战的国军兵力有二万人以上，叶贺军因兵力分散，参加是役兵力：叶挺廿四师约五千人，贺龙五个团约六千人，合共兵力约一万一千人，敌我兵力对比，国军比我方要多一倍。

根据上述情形，叶贺军失败，并非偶然。但当时中共的高级政治人才不少，军事人才又有以“诸葛亮”见称的刘伯承，及素以勇敢善战出名的叶挺，中上级干部又有不少能战之士，为什么犯上了那么多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这是很可惜的，又是所不解的。唯一可想象的原因就是：周恩来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贻误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