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

三十年代初，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反对国民党党治，要求结束训政，尽早实行宪政的潮流。在这场运动中，孙科从党治的拥护者转变为宪政的积极鼓吹者，成为宪政运动中最活跃的人物。

孙科原本是“以党治国”论的积极支持者。一九二八年十月，孙科、胡汉民拟定了《训政纲领》，其说明中谓：“夫以党建国也，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划训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身能确实运用政权之谓也。”[1]《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统治全国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训练”全体国民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立宪政之基础”。[2]

《训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已完成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一九三一年五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会议，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六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声称：对“敢破坏约法借便私图者，政府固当依法制裁，不稍瞻徇，全体国民亦当视图共敌，不存姑息”，[3]充分暴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面目。

对于蒋介石的训政，孙科在一个时期里采取了表面支持、私下怀疑的反对的态度。到了一九三一年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开始激烈抨击蒋介石。在这个阶段，孙科只是要求用分权制代替集权，而充分肯定党治主义，并没有提出结束训政和党治，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

孙科关于训政和党治的看法，在“九一八”事迹爆发后，宁粤双方在上海举行和谈期间发生变化。与绝大部分反对立即实施宪政的国民党人相反，孙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会。[4]孙科作为粤方代表参加了在沪举行的和南京方面的谈判，在会上第一次提出“速开党禁，实行民治之主张”。[5]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致开幕词，正式提出结束训政，回忆实施宪政的主张。一九三二年后，又通过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和《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系统阐述了他的宪政主张。

孙科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实施宪政的主张不是偶然的，他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党治、要求实现民主政治思潮的重要影响。

一九二七年后，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内，是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连年内战，很快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章太炎、黄炎培、马相伯等六十余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谓：“最近暴日犯锦，长驱直入，而我守土大军，不战先撤”，事至如今，“则党已显然破产，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6]民族资产阶级还尖锐批评国民党党治的弊端，《益世报》认为“党治”已成为人民最痛恨的制度。[7]《申报》指出：“独裁统治一日不改革，政治即一日不得清明，人民即一日不得解救其困危，国难一日不得打破”。[8]《申报》载文写道：“国民党执政五载，全国民众无一日不在喁喁望治之中，乃期望之心愈切，而失望之事愈多”。“平心而论，今日吾国受空前之外侮，实已多年植其病根”。[9]丁文江甚至警告道：如果国民党不采纳结束党治的主张，“革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10]为此，章太炎、黄炎培等要求国民党立即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会的自由，并在八个月内制定民主宪法。[11]

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党治、要求民主的呼声相呼应，国民党内也现了呼吁实施民主的舆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何香凝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了“释放政治犯，集合全国人民力量一致抗日案”和“政治公开由人民组织监政委员会行使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案”，要求立即实行政治公开原则。她认为，由于国民党“对内行政上之黑暗，已层出不穷”，因此政治公开已成为当务之急。[12]继何得凝后，李烈钧、邹鲁、覃振、张知本等也向全会提案，呼吁国民党“切实保障人民自由”，要求在六个月内，设立国民大会筹备会，一年以后召开国大，由国民大会决定国是。[13]

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了沟通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民主分子的共同政治目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科形成了他对宪政的基本看法。

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作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14]“团结御侮”乃“全国四万万人，人同此心”。[15]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16]然而由于“政权不公开，言论无自由”。[17]人民对国民党的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招致中国“其力乃不敌一蕞尔小国”。

孙科指出，“欲挽危亡”，不仅国民党要加强内部团结，“就是党外各部分，也应该不分派别的精诚团结起来”。[18]国民党应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得以和平方式尽量发表政见主张”。[19]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20]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21]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功能的一个重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怵惧”。[22]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期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堕失”。[23]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24]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之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去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他进而强调，“训政不过是一种革命手段，宪政才是革命的目的，这是我们党的唯一使命”。[25]他提出，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26]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方”就是促成宪政，否则“本党难辞误国之咎”。[27]

为此，孙科提出结束训政，促成宪政的三项重要主张：

（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

（二）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决定颁布日期。

（三）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28]

孙科的宪政主张充分反映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他已认识到加强国内各党派和人民团结对抵御外侮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孙科把“三民主义”作为开放政治的一个条件，但在人们眼中，三民主义并非是国民党之专用品，它不仅不会妨碍人们要求民主政治，反而会成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