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三（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邹谦之 [1] （丙戌）

比遭家多难 [2] ，工夫极费力，因见得良知 [3] 两字比旧愈加亲切。真所谓大本达道 [4] ，舍此更无学问可讲矣。“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大约未尝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风捉影，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 [5] 。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无不即有省发，只是着实能透彻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间无志之人，既已见驱于声利词章之习 [6] ，间有知得自己性分当求者，又被一种似是而非之学兜绊羁縻，终身不得出头。缘人未有真为圣人之志，未免挟有见小欲速之私，则此种学问，极足支吾眼前得过。是以虽在豪杰之士，而任重道远，志稍不力，即且安顿其中者多矣。谦之之学，既以得其大原，近想涉历弥久，则功夫当益精明矣。无因接席一论，以资切劘 [7] ，倾企如何！范祠之建，实亦有裨风教。仆于大字，本非所长，况已久不作，所须祠扁，必大笔自挥之，乃佳也。使还，值岁冗，不欲尽言。

二（丙戌）

承示《谕俗礼要》 [8] ，大抵一宗《文公家礼》 [9] 而简约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谦之诚有意于化民成俗，未肯汲汲为此也！古礼之存于世者，老师宿儒当年不能穷其说，世之人苦其烦且难，遂皆废置而不行。故今之为人上而欲导民于礼者，非详且备之为难，惟简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为贵耳。中间如四代位次及社祔祭之类，固区区向时欲稍改以从俗者，今皆斟酌为之，于人情甚协。

盖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 [10] ，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阙，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然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苟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屦 [11] ，我知其不为蒉矣。非天子不议礼制度 [12] ，今之为此，非以议礼为也，徒以末世废礼之极，聊为之兆以兴起之。故特为此简易之说，欲使之易知易从焉耳。冠、婚、丧、祭之外，附以乡约，其于民俗亦甚有补。至于射礼，似宜别为一书，以教学者，而非所以求谕于俗。今以附于其间，却恐民间以非所常行，视为不切，又见其说之难晓，遂并其冠、婚、丧、祭之易晓者而弃之也。《文公家礼》所以不及于射，或亦此意也欤？幸更裁之！

令先公墓表决不负约，但向在纷冗忧病中，近复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两生知解甚利，但已经炉鞴 [13] ，则煅炼为易，自此益淬砺之，吾见其成之速也。书院新成 [14] ，欲为诸生择师，此诚盛德之事。但刘伯光以家事促归，魏师伊乃兄适有官务，仓卒往视，何廷仁近亦归省，惟黄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坛说法，非吾谦之身自任之不可。须事定后，却与二三同志造访，因而连留旬月，相与砥砺开发，效匡翼之劳，亦所不辞也。祠堂位次祔祭 [15] 之义，往年曾与徐曰仁备论。曰仁尝记其略，今使录一通奉览，以备采择。

或问：“《文公家礼》高、曾、祖、祢 [16] 之位皆西上，以次而东。于心切有未安。”阳明子曰：“古者庙门皆南向，主皆东向。合祭之时，昭之迁主列于北牖，穆之迁主列于南牖，皆统于太祖东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东。今祠堂之制既异于古，而又无太祖东向之统，则西上之说诚有所未安。”曰：“然则今当何如？”曰：“礼以时为大。若事死如事生，则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祢东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对，似于人心为安。曾见浦江郑氏之祭，四代考妣 [17] ，皆异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祢考皆西向，妣皆东向，名依世次，稍退半席。其于男女之列，尊卑之等，两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间厅事多浅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备，则不能以通行耳。”又问：“无后者之祔于己之子侄，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阳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庙，不及其高矣；适士二庙，不及其曾矣。今民间得祀高、曾，盖亦体顺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则既为僭，况在其行之无后者乎！古者士大夫无子，则为之置后，无后者鲜矣。后世人情偷薄，始有弃贫贱而不问者。古所为无后，皆殇子之类耳。《祭法》 [18] ：‘王下祭殇五：适子、适孙、适曾孙、适玄孙、适来孙。诸侯下祭三，大夫二，适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则无后之祔，皆子孙属也。今民间既得假四代之祀，以义起之，虽及弟侄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与堂叔祖皆贤而无后者，欲为立嗣，则族众不可；欲弗祀，则思其贤，有所不忍也。以问于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为之嗣，势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属之义，于春、秋二社之次，特设一祭，凡族之无后而亲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于义亦可也。”

三（丙戌）

教札时及，足慰离索。兼示《论语讲章》，明白痛快，足以发朱注 [19] 之所未及。诸生听之，当有油然而兴者矣。后世人心陷溺，祸乱相寻，皆由此学不明之故。只将此学字头脑处指掇得透彻，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畅茂条达，自有所不容已，则所谓悦乐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书院记文，整严精确，迥尔不群，皆是直写胸中实见，一洗近儒影响雕饰之习，不徒作矣。

某近来却见得良知两字日益真切简易 [20] 。朝夕与朋辈讲习，只是发挥此两字不出。缘此两字，人人所自有，故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若致其极，虽圣人天地不能无憾，故说此两字穷劫不能尽。世儒尚有致疑于此，谓未足以尽道者，只是未尝实见得耳。近有乡大夫请某讲学者云：“除却良知，还有甚么说得？”某答云：“除却良知，还有甚么说得！”不审迩来谦之于此两字，见得比旧又如何矣？无因一面扣之，以快倾渴。正之去，当能略尽鄙怀，不能一一。

后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虚文相诳，略不知有诚心实意。流积成风，虽有忠信之质，亦且迷溺其间，不自知觉。是故以之为子则非孝，以之为臣则非忠。流毒扇祸，生民之乱，尚未知所抵极。今欲救之，惟有返朴还淳是对症之剂。故吾侪今日用工，务在鞭辟近里，删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里，删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须讲明致良知之学。每以言于同志，不识谦之亦以为何如也？讲学之后，望时及之。

四（丙戌）

正之归，备谈政教之善，勤勤恳恳，开诱来学，毅然以斯道为己任，其为喜幸如何可言！前书“虚文相诳”之说，独以慨夫后儒之没溺词章、雕镂文字以希世盗名，虽贤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谦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谦之顾犹歉然，欲以猛省寡过，此正吾谦之之所以为不可及也。欣叹欣叹！

学绝道丧之余，苟有兴起向慕于是学者，皆可以为同志，不必铢称寸度而求其尽合于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为造端立命者，则不容有毫发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21] 。释氏之所以为释，老氏之所以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宁有二乎？今古学术之诚伪邪正，何啻碔砆 [22] 美玉！然有眩惑终身而不能辩者，正以此道之无二，而其变动不拘，充塞无间，纵横颠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见，而又饰之以比拟仿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训，其为习熟既足以自信，而条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诳己诳人，终身没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厘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谬。非诚有求为圣人之志而从事于惟精惟一之学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发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盖亦尝陷溺于其间者几年，伥伥然既自以为是矣。赖天之灵，偶有悟于良知之学，然后悔其向之所为者，固包藏祸机，作伪于外，而心劳日拙者也。十余年来，虽痛自洗剔创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时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犹舟之得舵，虽惊风巨浪颠沛不无，尚犹得免于倾覆者也。夫旧习之溺人，虽已觉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难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将何所抵极乎！以谦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觉于良如，自当如江河之注海，沛然无复能有为之障碍者矣！默成深造之余，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发昏惰者，便间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丙戌）

张、陈二生来，适归余姚祭扫，遂不及相见，殊负深情也。随事体认天理，即戒慎恐惧 [23] 功夫，以为尚隔一尘，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 [24] 。若致良知之功明，则此语亦自无害，不然即犹未免于毫厘千里也。来喻以为恐主于事者，盖已深烛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经阁记》，甚善甚善！其间大意亦与区区《稽山书院》 [25] 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尝以寄甘泉，自谓于此学颇有分毫发明。今甘泉乃谓“今之谓聪明知觉，不必外求诸经者，不必呼而能觉”之类，则似急于立言，而未暇细察鄙人之意矣。后世学术之不明，非为后人聪明识见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胜心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说之已是矣，而又务为一说以高之，是以其说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学术之不明，使后学无所适从，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党自相求胜之罪也。今良知之说，已将学问头脑说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胜心，务在共明此学，随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诱之，自当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门户，外假卫道之名，而内行求胜之实，不顾正学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党同伐异，覆短争长，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谋，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触，辄漫及之。盖今时讲学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丙戌）

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而喜，闻毁而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

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群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于执事为世交，执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顾以相讯若此，岂亦犹有未能自信也乎？虽然，执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于防范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于子产者 [26] ，亦安能保其必无。则执事之恳恳以询于仆，固君子之严于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于其友之家者，其仆窃友人之履以归，楚人不知也。适使其仆市履于肆，仆私其直而以窃履进，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来过，见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骇曰：“吾固疑之，果然窃吾履。”遂与之绝。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门，而悔谢曰：“吾不能知子，而缪以疑子，吾之罪也。请为友如初。” [27] 今执事之见疑于人，其有其无，某皆不得而知。纵或有之，亦何伤于执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见有踵执事之门而悔谢者矣。执事其益自信无怠，固将无入而非学，亦无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问（丙戌）

问：“自来先儒皆以学问思辩属知，而以笃行属行，分明是两截事。今先生独谓知行合一，不能无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屡屡。凡谓之行者，只是著实去做这件事。若著实做学问思辩的工夫，则学问思辩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辩矣。若谓学问思辩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辩得？行时又如何去得个学问思辩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凡古人说知行，皆是就一个工夫上补偏救弊说，不似今人截然分作两件事做。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体段亦本来如是。吾契但著实就身心上体履，当下便自知得。今却只从言语文义上窥测，所以牵制支离，转说转糊涂，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28] 。

“象山论学与晦庵大有同异，先生尝称象山‘于学问头脑处见得直截分明’。今观象山之论，却有谓学有讲明，有践履，及以致知格物为讲明之事，乃与晦庵之说无异，而与先生知行合一之说，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有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也。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与孔、孟同处一堂之上，就其所见之偏全，其议论断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为圣贤也。若后世论学之士，则全是党同伐异，私心浮气所使，将圣贤事业作一场儿戏看了也。

又问：“知行合一之说，是先生论学最要紧处。今既与象山之说异矣，敢问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见得原是一个头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工夫，则始或未便融会，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若头脑见得不分明，原看做两个了，则虽把知行合作一个说，亦恐终未有凑泊处，况又分作两截去做，则是从头至尾更没讨下落处也。

又问：“致良知之说，真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象山已于头脑上见得分明，如何于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来儒者皆相沿如此说，故象山亦遂相沿得来，不复致疑耳。然此毕竟亦是象山见得未精一处，不可掩也 [29] 。

又曰：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若知时，其心不能真切笃实，则其知便不能明觉精察；不是知之时只要明觉精察，更不要真切笃实也。行之时，其心不能明觉精察，则其行便不能真切笃实；不是行之时只要真切笃实，更不要明觉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 [30] ，心体原是如此。乾知大始 [31] ，心体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32] （丙戌）

别去忽逾三月，居尝思念，辄与诸生私相慨叹。计归程之所及，此时当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强，贵眷无恙，渭南风景，当与柴桑无异，而元善之识见兴趣，则又有出于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来书，读之恍然如接颜色。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亹亹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此非真有朝闻夕死 [33] 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 [34] 何如！诸生递观传诵，相与叹仰歆服，因而兴起者多矣。

世之高抗通脱之士，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决然长往而不顾者，亦皆有之。彼其或从好于外道诡异之说，投情于诗酒山水技艺之乐，又或奋发于意气，感激于愤悱，牵溺于嗜好，有待于物以相胜，是以去彼取此而后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郁，情随事移，则忧愁悲苦随之而作。果能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快然终身，无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 [35] ，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 [36] 而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而无一物能为太虚之障碍。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裕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渊泉而时出之 [37] ，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盖吾之耳而非良知，则不能以听矣，又何有于聪？目而非良知，则不能以视矣，又何有于明？心而非良知，则不能以思与觉矣，又何有于睿知？然则又何有于宽裕温柔乎？又何有于发强刚毅乎？又何有于斋庄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于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乎？故凡慕富贵，忧贫贱，欣戚得丧，爱憎取舍之类，皆足以蔽吾聪明睿知之体，而窒吾渊泉时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尘沙，聪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郁逆，将必速去之为快，而何能忍于时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于慕富贵，忧贫贱，欣戚得丧而取舍爱憎也，若洗目中之尘而拔耳中之楔。其于富贵、贫贱、得丧、爱憎之相值，若飘风浮霭之往来变化于太虚，而太虚之体，固常廓然其无碍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几于是矣乎！是岂有待于物以相胜而去彼取此？激昂于一时之意气者所能强而声音笑貌以为之乎？元善自爱！元善自爱！

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然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归，谓天为无意乎？谓天为无意乎？

元贞以病，不及别简，盖心同道同而学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说也。亮之亮之！

二（丙戌）

五月初得苏州书，后月，适遇王驿丞去，草草曾附短启。其时私计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门子回复，领手教，始知六月尚留汴城 [38] 。世途之险涩难料，每每若此也。贱躯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无所往，日与二三子讲息池傍小阁中。每及贤昆玉 [39] ，则喟然兴叹而已！郡中今岁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蒙开浚者，百姓皆得资灌溉之利，相与啧啧追颂功德，然已控吁无及矣。彼奸妒 人 [40] 号称士类者，乃独谗疾排构无所不至，曾细民之不若，亦独何哉！亦独何哉！色养之暇，埙篪 [41] 协奏，切磋讲习，当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从论学者几人？学绝道丧且几百年，居今之时，而苟知趋向于是，正所谓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杰矣。便中示知之。

窃尝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说，以为今时朋友相与必有此意，而后彼此交益。近来一二同志与人讲学，乃有规砺 [42] 太刻，遂相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于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国宝又尔忧去，子京诸友亦不能亟相会，一齐众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43] 虽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44]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 [45] 非贤昆玉，畴足以语于斯乎！其余世情，真若浮虚之变态，亮非元善之所屑闻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季明德 [46] （丙戌）

书惠远及，以咳恙未平，忧念备至，感愧良深！食姜太多，非东南所宜，诚然。此亦不过暂时劫剂耳。近有一友为易“贝母丸”服之，颇亦有效，乃终不若来谕“用养生之法拔去病根”者，为得本源之论。然此又不但治病为然，学问之功亦当如是矣。

承示：“立志益坚，谓圣人必可以学而至。兢兢焉，常磨炼于事为朋友之间，而厌烦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极！又谓：“圣人之学，不能无积累之渐。”意亦切实。中间以尧、舜、文王、孔、老诸说，发明“志学”一章之意，足知近来进修不懈。居有司之烦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辈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奋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则可矣；必欲如此节节分疏引证，以为圣人进道一定之阶级，又连掇数圣人纸上之陈济，而入之以此一款条例之中，如以尧之试鲧 [47] 为未能不惑，子夏之“启予” [48] 为未能耳顺之类，则是尚有比拟牵滞之累。以此论圣人之亦必由学而至，则虽有所发明，然其阶级悬难，反觉高远深奥，而未见其为人皆可学。乃不如末后一节，谓“至其极而矩之不逾，亦不过自此志之不已所积。而‘不逾’之上，亦必有学可进，圣人岂绝然与人异哉！”又云：“善者，圣之体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无。去其本无之人欲，则善在我而圣体全。圣无有余，我无不足，此以知圣人之必可学也。然非有求为圣人之志，则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论，自是亲切简易。以此开喻来学，足以兴起之矣。若如前说，未免使柔怯者畏缩而不敢当，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无弊也。圣贤垂训，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 [49] 。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觉者矣。其云“善者圣之体”，意固已好，善即良知，言良知则使人尤为易晓。故区区近有“心之良知是谓圣”之说。其间又云：“人之为学，求尽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为一，而未免反离而二之也。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

知行之答，大段切实明白，词气亦平和，有足启发人者。惟贤一书，识见甚进，间有语疵，则前所谓“意必之见流注潜伏”者之为病。今既照破，久当自融释矣。

以“效”训“学”之说，凡字义之难通者，则以一字之相类而易晓者释之。若今学字之义，本自明白，不必训释。今遂以效训学，以学训效，皆无不可，不必有所拘执。但效字终不若学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则性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谓之教。谓修道之为教，可也；谓修道之为学，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无隐者而言，则道谓之教；自其功夫之修习无违者而言，则道谓之学。教也，学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为也。知此，则又何训释之有！所须《学记》，因病未能著笔，俟后便为之。

与王公弼（丙戌）

来书比旧所见益进，可喜可喜！中间谓：“弃置富贵与轻于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当弃富贵即弃富贵，只是致良知；当从父兄之命即从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间权量轻重，稍有私意于良知，便自不安。凡认贼作子者，缘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体认，所谓“虽不中，不远矣”。

二（丁亥 [50] ）

老年得子 [51] ，实出望外。承相知爱念，勤惓若此，又重之以厚仪，感愧何可当也！两广之役，积衰久病之余，何能堪此！已具本辞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

来书“提醒良知”之说，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纯熟，须加人一己百之力，然后能无间断，非是提醒之外，别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与欧阳崇一 [52] （丙戌）

正之诸友下第归，备谈在京相与之详，近虽仕途纷扰中，而功力略无退转，甚难甚难！得来书，自咎真切，论学数条，卓有定见，非独无退转，且大有所进矣。文蔚所疑，良不为过。孟子谓“有诸己之谓信”，今吾未能有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劳崇一逐一为我解嘲，然又不敢尽谓崇一解嘲之言为口给。但在区区，则亦未能一一尽如崇一之所解者，为不能无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陆原静 [53] （丙戌）

原静虽在忧苦中，其学问功夫所谓“颠沛必于是” [54] 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论说讲究而后可以为学乎？南元善曾将原静后来论学数条刊入《后录》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辈见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与辩论穷诘，亦不独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学于天下耳。盖此数条，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时有疑及之，然非原静，则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详尽。故此原静一问，其有益于同志，良不浅浅也。自后但有可相启发者，不惜时寄及之，幸甚幸甚！

近得施聘之书，意向卓然出于流辈。往年尝窃异其人，今果与俗不同也。闲中曾相往复否？大事今冬能举得，便可无他绊系，如聘之者，不妨时时一会。穷居独处，无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贵乡有韦友名商臣者，闻其用工笃实，尤为难得，亦曾一相讲否？

答甘泉（丙戌）

音问虽疏，道德之声无日不闻于耳，所以启瞆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谕，初闻极骇，彼虽愚悖之甚，不应遽至于尔。既而细询其故，良亦有因。近复来此，始得其实。盖此生素有老佛之溺，为朋辈所攻激，遂高自矜大，以夸愚泄愤。盖亦不过怪诞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斩蛟之说之类，而闻者不察，又从而增饰之耳。近已与之痛绝，而此生深自悔责，若无所措其躬。赖其资性颇可，或自此遂能改创，未可知也。学绝道丧之余，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资，绝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复不免于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龚生来访，自言素沐教极深，其资性甚纯谨，惜无可以进之者。今复远求陶铸，自此当见其有成也。

答魏师说 [55] （丁亥）

师伊 [56] 至，备闻日新之功，兼得来书，志意恳切，喜慰无尽！所云：“任情任意，认作良知，及作意为之，不依本来良知，而自谓良知者，既已察识其病矣。”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依得良知，即无有不是矣。所疑拘于体面，格于事势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诚切专一。若能诚切专一，自无此也。凡作事不能谋始与有轻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诚一，亦是见得良知未透彻。若见得透彻，即体面事势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体面事势之外，亦别天良知矣。岂得又为体面所局，事势所格？即已动于私意，非复良知之本然矣。今时同志中，虽皆知得良知无所不在，一涉酬应，便又将人情物理与良知看作两事，此诚不可以不察也。

与马子莘 [57] （丁亥）

连得所寄书，诚慰倾渴！缔观来书，其字画文彩皆有加于畴昔，根本盛而枝叶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叶者无实，其花繁者，其实鲜矣。迩来子莘之志，得无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说，往时亦尝备讲，不审迩来能益莹彻否？明道云：“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 [58] 良知即是天理。体认者，实有诸己之谓耳，非若世之想像讲说者之为也。近时同志，莫不知以良知为说，然亦未见有能实体认之者，是以尚未免于疑惑。盖有谓良知不足以尽天下之理，而必假于穷索以增益之。又以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于天理，须以良知讲求其所谓天理者，而执之以为一定之则，然后可以率由而无弊。是其为说，非实加体认之功而真有以见夫良知者，则亦莫能辩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贤，国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与切磋砥砺者，亦复几人？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道丧千载，良知之学久为赘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讲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欤！想念虽切，无因面会一罄此怀，临书惘惘！不尽。

与毛古庵宪副（丁亥）

亟承书惠，既荷不遗，中间歉然下问之意，尤足以仰见贤者进修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无因促膝一陈鄙见，以求是正，可胜瞻驰！

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体认天理者，是茂其枝叶之生意而求以复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达之枝叶矣；欲茂其枝叶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别有生意可以茂之枝叶之间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资既自出于侪辈 [59] 之上，近见胡正人，备谈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笃实恳切，非若世之徇名远迹而徒以支离于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当循循有至，所谓殊途而同归者也。亦奚必改途易业，而别求所谓为学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处进步不息，譬之适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经历于傍蹊曲径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达于通衢大路者也。病躯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录，末后论学一书，亦颇发明鄙见，暇中幸示及之！

与黄宗贤 [60]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工夫之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则其平日之所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弛然日就于颓靡者。近与诚甫言，在京师相与者少，二君必须预先相约定，彼此但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工夫又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中庸》谓“知耻近乎勇”。所谓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语不能屈服得人为耻，意气不能陵轧得人为耻，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为耻，殊不知此数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为耻，正是耻非其所当耻，而不知耻其所当耻也。可不大哀乎！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区区之心，爱莫为助，只愿诸君都做个古之大臣。古之所谓大臣者，更不称他有甚知谋才略，只是一个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 [61] 。诸君知谋才略，自是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断断休休体段耳。今天下事势，如沉痾 [62] 积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实有在于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疗得天下之病！此区区一念之诚，所以不能不为诸君一竭尽者也。诸君每相见时，幸默以此意相规切之，须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实康济得天下，挽回三代 [63] 之治，方是不负如此圣明之君，方能报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来出世一遭也。病卧山林，只好修药饵苟延喘息。但于诸君出处，亦有痛痒相关者，不觉缕缕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宪副（丁亥）

此学不明于世，久矣。而旧闻旧习障蔽缠绕，一旦骤闻吾说，未有不非诋疑议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万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气，而以吾说反之于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奋志进步，勇脱窠臼，而犹依违观望于其间，则旧闻旧习又从而牵滞蔽塞之矣。此近时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识以乘别后，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亩，而日惟转籴于市，取其嬴余以赡朝夕者。邻村之农劝之曰：“尔朝夕转籴，劳费无期，曷若三年耕则余一年之食，数年耕可积而富矣。”其二人听之，舍籴而田。八家之人竞相非沮遏，室人老幼亦交遍归谪曰：“我朝不籴，则无以为饔；暮不籴，则无以为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顾，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复弃田而籴，竟贫馁终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转籴于市，忽有舍籴而田者，宁能免于非谪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顾，乃克有成耳。两承书来，皆有迈往直进相信不疑之志，殊为浣慰！人还附知，少致切劘之诚，当不以为迂也。

与戚秀夫 [64] （丁亥）

德洪诸友时时谈及盛德深情，追忆留都之会，恍若梦寐中矣。盛使远辱，兼以书仪，感怍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虽阴晴晦明千态万状，而白日之光未尝增减变动。足下以迈特之资而能笃志问学，勤勤若是，其于此道真如扫云雾而睹者白日耳。奚假于区区之为问乎？

病废既久，偶承两广之命，方具辞疏。使还，正当纷沓，草草不尽鄙怀。

与陈惟濬 [65] （丁亥）

江西之会极草草，尚意得同舟旬日，从容一谈，不谓既入省城，人事纷沓，及登舟时，惟濬已行矣。沿途甚怏怏。抵梧后，即赴南宁，日不暇给，亦欲遣人相期来此，早晚略暇时可闲话。而此中风土绝异，炎瘴尤不可当，家人辈到此，无不病者。区区咳患亦因热大作，痰痢肿毒交攻。度惟濬断亦不可以居此，又复已之。

近得聂文蔚 [66] 书，知已入漳。患难困苦之余，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进。养之以福，正在此时，不得空放过也。

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近时同志亦已无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能于此实用功者绝少，皆缘见得良知未真，又将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处。虽比往时支离之说稍有头绪，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间耳。就中亦有肯精心体究者，不觉又转入旧时窠臼中，反为文义所牵滞，工夫不得洒脱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鲜也。此事必须得师友时时相讲习切劘，自然意思日新。

自出山来，不觉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结庐相待者，尚数十人，时有书来，尽人感动。而地方重务，势难轻脱，病躯又日狼狈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书中所论，迥然大进，真有一日千里之势，可喜可喜！颇有所询，病中草草答大略。见时可取视之，亦有所发也。

寄安福 [67] 诸同志（丁亥）

诸友始为惜阴之会，当时惟恐只成虚语。迩来乃闻远近豪杰闻风而至者以百数，此可以见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几，于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胜言耶！

得虞卿及诸同志寄来书，所见比旧又加亲切，足验工夫之进，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功去，当不能有他歧之惑矣。明道有云：“宁学圣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为有志圣人而未能真得圣人之学者，则可如此说。若今日所讲良知之说，乃真是圣学之的传，但从此学圣人，却无有不至者。惟恐吾侪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专心致志于此耳。在会诸同志，虽未及一一面见，固已神交于千里之外。相见时幸出此共勉之。

王子茂寄问数条，亦皆明切。中间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须诚切用功。到融化时，并其所疑亦皆释然沛然，不复有相阻碍，然后为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备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与钱德洪王汝中 [68] （丁亥）

家事赖廷豹纠正，而德洪、汝中又相与薰陶切劘于其间，吾可以无内顾矣。绍兴书院中同志，不审近来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责，当能振作接引，有所兴起。会讲之约但得不废，其间纵有一二懈驰，亦可因此夹持，不致遂有倾倒。余姚又得应元诸友作兴鼓舞，想益日异而月不同。老夫虽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诸贤皆一日千里之足，岂俟区区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庆 [69] ，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场，未能多及，千万心亮！绍兴书院及余姚各会同志诸贤，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戊子 [70] ）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见渐可期矣。近来不审同志叙会如何？得无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龙之会，虽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饩羊，后或兴起亦未可知。余姚得应元诸友相与倡率，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乡来，闻龙山之讲至今不废，亦殊可喜。书到，望为寄声，益相与勉之。九、十弟与正宪辈，不审早晚能来亲近否？或彼自勉，望且诱掖接引之。谅与人为善之心，当不俟多喋也。魏廷豹决能不负所托，儿辈或不能率教，亦望相与夹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诸同志不能尽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戊子）

德洪、汝中书来，见近日工夫之有进，足为喜慰！而余姚、绍兴诸同志，又能相聚会讲切，奋发兴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达 [71] 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喜幸当何如哉！此间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贼巢，为两省盗贼之根株渊薮，积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为一除剪，又复迟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间便当就归途也。守俭、守文二弟 [72] ，近承夹持启迪，想亦渐有所进。正宪尤极懒惰，若不痛加针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间，情既迫切，责善反难，其任乃在师友之间。想平日骨肉道义之爱，当不俟于多嘱也。书院规制，近闻颇加修葺，是亦可喜。寄去银二十两，稍助工费。墙垣之未坚完及一应合整备者，酌量为之。余情面话不久。

答何廷仁 [73] （戊子）

区区病势日狼狈，自至广城，又增水泻，日夜数行不得止，今遂两足不能坐立。须稍定，即逾岭而东矣。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阴之兴，即须早鼓钱塘之舵，得与德洪、汝中辈一会聚，彼此当必有益。区区养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后必得旨，亦遂发舟而东。纵未能遂归田之愿，亦必得一还阳明，与诸友一面而别，且后会又有可期也。千万勿复迟疑，徒耽误日月。总及随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请谒，断亦不能有须臾之暇，宜悉此意。书至，即拨冗。德洪、汝中辈亦可促之早为北上之图。伏枕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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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王阳明的弟子。

[2] 王阳明之父王华和夫人诸氏分别于嘉靖元年和四年过世，此处的“多难”应是指此家庭之变故。

[3] “良知”一词源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谓“良知”是指人具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王守仁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

[4] “大本达道”一词源自《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自郑玄以来，古人对此句的解释不一，即便同样是理学家，其解释也有争议，如程颐与弟子吕大临的解释就有所不同（详见《二程集·与吕大临论中书》）。王阳明把“大本达道”解释为“良知”。如他在《传习录》上中说：“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岂可谓无？……无所不中，然后谓之大本；无所不知，然后谓之达道。”

[5] “随处体认天理”是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的学问宗旨。湛若水所说的“体认天理”具有“一内外、兼知行和贯动静”的特点。他所说的“理”不仅是“心”、“意”，还包括家、国、天下及天地之理。同时，湛又认为所谓“体认天理”之“天理”是指吾心中正之体，非外在的事物之理。虽然这一思想与王阳明有一致之处，但两者仍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王阳明一方面说：“大约未尝不是”“纵令鞭辟向里”，而另一方面又说：“未免捕风捉影”“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湛若水与王阳明之思想的异同，可参看陈来的《宋明理学》第五章第二节“湛若水”和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第五章之“湛若水与王阳明的辩论”。

[6] 明代中期以后，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路，削弱了程朱理学维系人心的作用，理学也因此而成为士人谋利的工具，由此导致了士风不正的后果。此处所说的“词章之习”即是这一后果的反映。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习染。……于是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

[7] 切劘（mó）：切磋相正。

[8] 《谕俗礼要》一书邹守益于嘉靖三年三月作之，并向百姓宣讲。

[9] 《文公家礼》即《朱子家礼》。

[10] 《礼记坊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

[11] 屦（jù）：古代用麻、葛制成的鞋。

[12] 《中庸》引孔子之言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13] 炉鞴（bèi）：本指火炉鼓风的皮囊，后又引申为铸造、冶炼之意。

[14] 嘉靖四年，王阳明建阳明书院于越城。

[15] 祔：卒哭祭明日之祭名。《说文》：“祔，后死者合食于先祖”，《释名》：“祭于祖庙，以后死孙祔于祖也”。即将死者的牌位附于宗庙，然后把他与其祖父合祭。

[16] 祢（nǐ）：古代对已在宗庙中立牌位的亡父的称谓。

[17] 考妣（bǐ）：父死后称“考”，母死后称“妣”。

[18] 指《礼记》之《祭法》。

[19] 指朱熹的《论语集注》。

[20] 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吸收了陆九渊的“简易”工夫之主张，但与陆的观点仍然有所不同。如王阳明在《与席元山》一文中说：“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虽也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参见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第六章“王阳明的良知之学”之“致良知”。

[21] 《周易·系辞（上）》云：“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22] 碔砆（wǔ fū）：似玉之石。

[23] “戒慎恐惧”源自《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24] 王阳明认为湛若水所说的“随处体认天理”之工夫仍然是朱子所说的“即物而穷其理”之工夫，因此加以反对。王阳明曾对朱子的“格物”之工夫异常坚信，但后来格出病来，于是对朱子的“格物”说产生了怀疑。后遭变故，被贬贵州，因缘际会，对朱子的“格物”之说进行了反思，“龙场悟道”的结果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25] 嘉靖四年，王阳明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26] 该典故出于《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

[27] 该故事就是有名的“疑人窃履”之故事。

[28]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虽然自他提出“致良知”说之后较少提及，但其实这一思想包含在后来的“致良知”中。王阳明之所以要提出这一思想主要针对当时学人把“知行”分作两截看，尤其是知而不行的弊病，正如文中所言“今人截然分作两件事做”、“就今时补偏救弊说”，他在《传习录》中也说：“今人却将就知行分作两件去作，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就“知”与“行”的含义说，王阳明所说的“知”仅指主观的知识，相对于程朱来说，狭窄些，但其所说的行既包括实践行为又包括心理行为，较之于程朱，宽泛些。就“知行合一”的含义言，其含义是指道德意识、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的合一，换言之道德知识、道德意识属知，道德实践属行，这两者合一地体现在现实的行为中。知表现为对行为的意向、引导和决断，而道德意识或道德理性在特定的时空中通过一定行为表现出来即是“行”。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的含义。参见：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第六章“王阳明的良知之学”之“知行合一”，陈来的《宋明理学》第五章“明代中后期的理学”之“王守仁”之“知行合一”。

[29] “致知格物”一词源自《大学》：“致知在格物”。王阳明对“格物”之解释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朱子所说的“物”包含外物，而王阳明所说的“物”则指“意之所在”。所以在王阳明，“格物”就是指“格心”或是指纠正意之所在。同时，王阳明认为陆九渊的学说还有未精之处，所谓“未精”即在于陆九渊只是提出了心学的基本方向和轮廓（如立大本、求放心，简易工夫），然而对这些主张尚未仔细研究和细致论证，尚未彻底摆脱朱子学的影响，尤其是没提出“知行合一”的工夫。

[30] “天地之化育”出自《中庸》：“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31] “乾知大始”一词出自《系辞》：“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在本段中，王阳明无论是讲“天地之化育”，还是讲“乾知大始”，其目的都从天道的高度或者从本体的高度对“心体”（“良知”）进行论证。

[32] 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陕西渭南人。阳明弟子，明代关学的一个重要学者，是把王学传入关中的第一人。王阳明对其评价甚高，正如信中所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沈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然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冯从吾把南元善与邹守益并列为阳明在西北、东南的重要传人，他在《越中述传序》一文中说：“文成公门人虽盛，而世传其学者，东南则称安成邹氏，西北则称渭上南氏。”

[33] “朝闻夕死”一词出自《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

[34] 浣慰：宽慰。

[35] “良知”的概念虽然源自孟子，但王阳明更加突出了“良知”之“自觉”的意义。

[36] “太虚”一词先秦已经有之，《庄子·知北游》：“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这里的“太虚”是指“空间”。后有张载把“太虚”解释为“空间”和“气”，他说：“气坱然于太虚”，“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篇》）。此处，王阳明所说的“太虚”则指“空间”。

[37] 这几处的词如“聪明睿知”等皆出自《中庸》：“唯天下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斋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

[38] 汴城：今河南开封。

[39] 贤昆玉：对别人兄弟的美称。

[40] 人：小人。

[41] 埙篪（xūn chí）：埙与篪皆是乐器，引申为和谐。

[42] 规砺：亦作“规厉”，以正言相砥砺。

[43] 此句出自《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44] 此句出自《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喻指社会虽然黑暗，但仍有有识之士。

[45] 此句出自《孟子·离娄上》：“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46] 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王阳明弟子。

[47] 此典故出自《尚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帝尧明知鲧人品能力不行，但仍然听从群臣的意见，让鲧试一下，结果鲧用了九年的时间仍然没有把洪水治好。

[48] 此典故出自《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49] 王阳明为什么会对季本说“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觉者矣”，其原因在于季本之学趋于实，不喜空谈性理，所以王阳明要告诫他不要为经书所拘束。

[50] 此年为嘉靖六年（1527）。

[51] 嘉靖五年，王阳明时年55岁，其继室张氏生子正亿。

[52] 欧阳德（1496—1554），字崇一，号南野，泰和（今江西省泰和县）人，江右王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53] 陆澄，字原静，又字清伯，湖之归安（今浙江吴兴）人。王阳明对他评价很高，曾经叹曰：“曰仁（徐爱）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不浅”。

[54] 此名出自《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55] 魏良弼（1492—1575），字师说，一作师悦，号水洲，新建（今属江西南昌）人。受学于王守仁，著有《水洲文集》，后人撰有《魏水洲先生行略》。

[56] 魏良政，字师伊。江西新建人。嘉靖四年（1525）解元。王守仁巡抚江西时，与兄良弼，弟良器、良贵往受学，深受守仁赞许。

[57] 马明衡，字子萃，福建莆田人，正德九年进士。父思聪（1462—1519），任职江西途中，逢宸濠反乱，被俘，宁死不屈，绝食六十日而亡。马不仅是阳明的早期弟子，而且闽中王学，自马明衡始。

[58] 《程氏遗书》卷十五。

[59] 侪（chái）辈：同辈；朋辈。

[60] 黄绾（1477—1551），字宗贤、叔贤，号久庵、石龙。浙江省黄岩县洞黄人。祖籍福建莆田黄巷，唐朝桂州刺史开国公黄岸公之裔。

[61] 出自《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62] 疴（kē）：重病。

[63] 《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邢昺疏：“三代，夏、殷、周也。”

[64] 戚贤（1492—1553），字秀夫，号南玄。南京滁州直隶州全椒县（今安徽省全椒县）人，王阳明学生。

[65] 陈九川（1494—1562），字惟溶，又字惟浚，号竹亭，后号明水。江西临川人，王阳明弟子。

[66] 聂豹（1486—1563），字文蔚，号双江，吉安永丰（今江西永丰县）人，为王守仁心学正统传人，有《困辨录》、《双江集》等。

[67] 安福：江西安福县。

[68] 钱德洪（1496—1574），字洪甫，号绪山，明朝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浙江余姚人，著有《王龙溪先生全集》二十卷。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编有《阳明年谱》三卷，《濠园记》一卷。两人虽同为阳明先生的高足，但两人的观点有较大的不同。这一不同，开启了后学的不同路径。王龙溪主先天之正心，钱德洪主后天之诚意。这种不同从他们对王阳明“四句教法”的解释上就可以看出。王龙溪的解释是：“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这一解释称“四无”。钱德洪的解释是：“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无恶，功夫亦不消说矣。”这一解释称为“四有”。

[69] 肇庆，今属广东省肇庆市。

[70] 此年为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于此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南安青龙铺。

[71] 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72] 守俭、守文分别是王阳明的二弟、三弟。

[73] 何廷仁（1483—1551）初名泰，字性之，别号善山，江西雩都县（今于都县）人，少年时期崇敬陈献章，后师从王守仁。何廷仁与江西黄弘纲及浙江钱德洪、王畿同为王守仁高足，当时有“浙有钱王，江有何黄”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