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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的力量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和新闻中的天下大事，热闹而精彩。但国际经济学分析绕不开经常账户和汇率等基础知识，因此下文中的推荐阅读，可能需要些知识背景才能完全理解，但我尽量挑通俗而准确的读物，相信关心这些现象的读者能够读懂。
国际经济现象一环扣一环，冲击和调整一波接一波。今天回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10年，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背后的经济因素和逻辑，第六章曾推荐过的经济史专家图兹的杰作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2018）值得再次推荐。站在全球的角度再往前看，2008年的危机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另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沈联涛的著作《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2015）阐述了1997—2008年间的全球经济金融变迁，是一本杰作。那从1997年再往前呢？回到风云变幻、自由市场思潮席卷全球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丰雄合著的《时运变迁》（2016）也是一本杰作。他们亲历了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拉美债务危机、广场协议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思考深度和叙事细节，别人当然比不了。从更宏观的角度和更长的历史视角切入，伯克利加州大学埃森格林的杰作《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原书第3版）》（2020）解释了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在过去百年间的演变，以及相关的各种政经大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佩蒂斯的两本书从多个角度解释了国际不平衡的前因后果，通俗易懂：《大失衡：贸易、冲突和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2014）及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How Rising Inequality Distort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Peace（Klein and Pettis，2020）。虽然我并不认同其中的不少分析，但大多数是对“量”和“度”的分歧，我认为一些事情没有他强调的那么重要，但我很赞成他从多个角度解读国际收支失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国际失衡程度到达顶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永定的文集《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2010）正收录了他从1996年至2009年发表的各类评论和分析文章。这本书很好，但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看懂。与事后回顾类的文章相比，看事件发生当时的分析，情境感更强；而读者借助事后诸葛的帮助，也更能学习和领会到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时，每个人思考和推理的局限性。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鲍德温的著作《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2020）是一本关于全球化的好书，简明通俗。他把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货物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人的全球化。其中对“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和发展有很多精彩的分析。全球化当然也冲击了各国的政治体系，哈佛大学罗德里克的《全球化的悖论》（2011）阐述了一个“三元悖论”：深度全球化、政策自主性、民主政治，三者之间不可兼得。其中不少论述对我很有启发。2019年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美国工厂》，讲述了中国企业福耀玻璃在美国开工厂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制造对美国的冲击，也能体会到制造业回流美国的难度。
至于中国崛起对世界和美国的冲击，光是最近几年出版的著作都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从“中国统治世界”到“修昔底德陷阱”再到各种版本的“中国崩溃论”，各种身份的作者、各种角度的理论、各种可能的预测，眼花缭乱。这里谨推荐一本历史学家王赓武的杰作China Reconnects: Joining a Deep-rooted Past to a New World Order（Wang，2019）。王教授的人生经历是不可复制的。他是出生在海外的华裔，解放战争时在南京读书，“二战”后辗转东南亚、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工作居住，又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了10年香港大学校长，最后回到新加坡。其一生不仅精研中国史，还在数个独特的岗位上亲历了各种政经大事。他能在2019年89岁高龄时出版这样一本小书，谈谈他的思考和观察，非常珍贵。其中见识，胜过无数东拼西凑的见闻。
(1) 制造业和出口总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出口品中来自海外的增加值占比，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TiVA（trade in value-added）数据库。
(2) 此处使用“实际最终消费支出”，即考虑了各种转移支付之后的实际支出，要高于按GDP支出法直接计算的消费支出。
(3) 参见洛杉矶加州大学行为经济学家陈（Chen）的论文（2013）。
(4) IMF的张龙梅等人的论文（Zhang et al., 2018）总结了解释中国储蓄率变化的各种研究。
(5) 南加州大学伊莫若霍罗格鲁（Imrohoroglu）和康涅狄格大学赵开的论文（2018）及伦敦经济学院金刻羽等人的论文（Choukhmane, Coeurdacier and Jin, 2019）讨论了“养儿防老”和计划生育等因素对储蓄率的综合影响。
(6) 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和北京大学杨汝岱的论文（2013）分析了各地土地供给和住房价格对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认为房价是储蓄上升的主要推手。西南财经大学万晓莉和严予若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方芳的论文（2017）估计了房价上涨对消费影响的“财富效应”非常小，影响消费的主因还是收入。
(7) IMF的张龙梅等人（Zhang et al., 2018）对比了我国和其他国家在公共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差异。IMF的夏蒙（Chamon）和康奈尔大学的普拉萨德（Prasad）在一份研究中（2010）描绘了我国老年人的高储蓄率，认为城镇居民在教育和医疗上的高支出是推高储蓄率的主因。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上海交通大学陆铭、同济大学钟宁桦（2010）分析了我国城市移民消费不足的问题。
(8) 经济发展会导致产业结构变化，推动劳动收入份额起伏，可参考复旦大学罗长远、张军的论文（2009）与清华大学白重恩、钱震杰的论文（2009），后者也估计了国企改革的影响。
(9) 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的著作（2016）分析了这种“过度资本化”的制度成因。北京大学余淼杰和梁中华的论文（2014）指出，加入WTO后，企业引进资本品和技术的成本下降，刺激了企业用资本替换劳动。
(10) 有个经济学概念叫“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该弹性若大于1，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后，企业就会使用更多资本、更少劳动，导致收入分配中劳动的份额下降。复旦大学陈登科和陈诗一的论文（2018）指出上述替代弹性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大于1。明尼苏达大学卡拉巴布尼斯（Karabarbounis）和芝加哥大学奈曼（Neiman）的论文（2014）指出，资本品价格相对下降引起的劳动份额占比下降，是个全球性的现象。
(11) 武汉大学陈虹和李丹丹，以及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贾瑞雪和斯坦福大学李宏斌等人的论文（Chen et al., 2019）介绍了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情况。
(12) 哈佛大学史学家贝克特的著作（2019）是“新资本主义史”代表作之一，是一部杰作。但其中一些失实和夸大之处，也招致了经济史学家的批评，比如戴维斯加州大学奥姆斯特德（Olmstead）和密歇根大学罗德（Rhode）的精彩论文（2018）。
(13) 关于“亚洲奇迹”和“中国奇迹”这种“重积累、重投资”的模式（其实相当程度上是工业化的一般模式），有两本书作了系统、深入且生动通俗的描述和分析。一本来自史塔威尔（2014），另一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李周与北京大学的林毅夫（2014）。
(14) 哈佛大学罗德里克（Rodrik）的论文（2013）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制造业生产率的“趋同”现象。
(15) IMF的张龙梅等人（Zhang et al., 2018）估计了国企和民企的储蓄率和分红率。公司储蓄率或留存利润的上升，也是个全球性的现象，比如美国苹果公司账上的天量现金。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可参考明尼苏达大学卡拉巴布尼斯（Karabarbounis）和芝加哥大学奈曼（Neiman）近几年的论文（Chen, 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7;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9）。
(16) 2017年，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2019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
(17) 参见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2007年3月）。
(18) 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总是引人遐想，充斥着各种阴谋论和地缘政治分析。但这些起伏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市场供求。中化集团王能全的著作（2018）分析了最近几十年的石油市场起伏，事实清楚，数据翔实，是很好的参考读物。
(19) 美元特权的源起和影响，著述很多，可参考伯克利加州大学艾肯格林（Eichengreen）的通俗介绍（2019）。
(20) 美国贸易逆差和中美双边贸易差额的数据，来自美国的BEA和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
(21) 麻省理工学院的奥托尔（Autor）等人的论文影响很大（Autor, Dorn and Hanson,2013）。
(22) 这是在调整完价格因素之后的比重，数据来自哈佛大学罗德里克（Rodrik）的论文（2016）。
(23) 从中国的进口刺激了很多部门的就业，尤其是使用中国货作为投入的部门。详细分析和证据来自乔治梅森大学王直和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等人的研究（Wang et al., 2018）以及斯坦福大学布鲁姆（Bloom）等人的研究（2019）。
(24) 实验结果来自哈佛大学迪泰拉（Di Tella）和罗德里克（Rodrik）的研究（2020）。麻省理工学院的奥托尔（Autor）等人的论文（2020）指出，那些受贸易冲击较大的地区，投票中的政治倾向两级分化更为严重。
(25) 数据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奥托尔及乔治亚理工学院舒翩等人的研究（Autor et al.,2019）。
(26) 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TiVA数据库。
(27) 公司的具体名单和简要介绍，可参考宁南山发表在其公众号的文章《从2019年苹果全球200大供应商看全球电子产业链变化》。
(28) 这方面的理论可参考哈佛大学阿吉翁（Aghion）等人的论文（2018）。
(29)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的杰作（2012）详细阐述了这两大特征所带来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