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第298页。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06页。

[3] 《杜导正日记》，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第170页。

[4] 参见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于光远著、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访李锐：一个“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载《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姚监复根据杜润生谈话整理》，《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

[5] 中共一大党纲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6]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彭述之、邓中夏等人，对国民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政权性质和经济形态进行了初步探讨。他们普遍认为，革命胜利后，既不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应当是资产阶级独掌政权。瞿秋白提出，应建立真正平民共和国，毛泽东称其为“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在经济上肯定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陈独秀提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要“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见《向导》第171、193期，1926年9月25日、1927年4月6日。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50页。

[8] 《毛泽东选集》下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1948，第999、1001页。

[9]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275、385页。

[10]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先后于1927年和1929年翻译出版。毛泽东1932年4月看到这两本书后，如获至宝。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期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183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3页。

[14]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2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7页。

[16] 毛泽东在1948年9月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344页。

[17]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第428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1432页。

[1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45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6页。

[21]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7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6页。

[23] 1944年8月，博古在同约翰·谢伟斯谈话中说：“我们至少比世界其余大多数国家落后200年。我们要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到达那个状态（指社会主义）以后，才可能有希望到达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确信，它将多于30年或40年，而且可能要100多年。”如果这份记录准确，这是中共领袖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一种估计。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同谢伟斯谈话中说：“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毛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但也认为将是长期的。见〔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罗清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267、264～265、328页。

[24]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第465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

[26]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45年8月～1957年12月）》，人民日报社资料室编印，1967，第188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

[28]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9～30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45～146页。

[30] 蒋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6页。

[31]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9页。

[32] 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林垦部部长梁希、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司法部部长史良（女）、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女）、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33] 转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4页。

[34] 见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

[3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50页。

[36]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解放社编印，1949年第4版，第138～144页。

[37] 1949年4月，在解放军接管上海前夕，毛泽东电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等，强调“接管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77页。

[38] 天津市档案馆：《解放初期城市经济宏观管理》，转见李文芳《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再认识》，《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

[39]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90、133页。

[40] 人民日报社资料室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45.8～1957.12）》，第234～238页。

[41]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05～206页。

[4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98页。

[43] 1949年5月31日，毛泽东将刘少奇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转发各中央局，亲撰按语要求各地“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14页。

[44]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第217页。

[45] 1948年10月26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对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修改稿提出意见，明确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是限制私人资本的，“有益于国计民生”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国计民生”轨道的私人资本做斗争。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73页。

[46] 说一些民主人士向往社会主义并非虚妄。当年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普遍相信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模式，使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这正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

[47]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68页。

[48] 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148页。

[49] 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169页。

[50]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46～47页。

[5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4～95页。

[5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6～97页。

[5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第292～294页。

[5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71页。

[55]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0页。

[56] 农业部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第31页。

[57] 转见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第321页。

[5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5～127、134页。

[59] 如中共中央华北局于1950年4月28日发出指示，提出应“经过政府宣布买卖土地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保障各阶层土地财产所有权”，中南区、西北区、华东区也颁布了相类似的政策。参见赵增延《重评建国初期农村经济政策中的“四个自由”》，《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60] 《人民日报》1948年8月7日。

[61]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8～9页。

[62] “李四喜”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人物原型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做过12年雇工。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很积极。但在土改分到几亩田，结了婚，生了孩子后，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坚持要求辞职。《新湖南报》认为，朱中立足以代表一些乡村干部土改后思想“退坡”的情况。1951年7月18日，该报发起了“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持续达5个多月。《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讨论，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

[63] 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398、399页。

[64]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52～155页。

[65] 《张明远回忆》，未刊，转见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第78页。

[66] 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354页。据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陶鲁笳回忆：当时，全省农村互助组有8万多个，但多数互助组看不到发展方向，陷于涣散，襄垣县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说：“我们经历了抗日和打老蒋，土改分了地，任务完成了。现在各顾各，解散。”宣布解散了。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出现了新富农，有些翻身农民重新沦为贫、雇农，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山西农村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组织起来将互助组提高一步走向社会主义，还是放任自流走向资本主义？陶鲁笳说，今天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区别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在建国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看的。见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笳访谈录》，《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6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91页。

[68]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第69页。

[69]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做题为《组织起来》的讲演，见《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日。

[70] 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笳访谈录》，《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71]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52～155页。

[72] 《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

[73] 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质表述得很清楚。1951年3月28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的口号，这个口号写进了4月9日《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然而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2页。

[74] 高岗事件不能算是路线斗争，但又与高层在是否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上的分歧有关，是这种分歧引出的一场权力斗争。参见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王海光《政争与权争——高饶事件起因再解读》，《领导者》总26期，2006年2月号。

[75] 于光远著、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第136页。

[7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4页。

[77] 《建国以来毛泽东内部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646页。

[78] 1952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从已突破的大贪污案看，多数是由几个贪污分子甚或与奸商共谋的。”2月，东北政府报告说：“几乎所有大贪污犯都与资本家有密切关系，互相勾结；大贪污分子本人不少就是钻进国营企业的资本家”。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477、489页。

[79] 邓小平给中央的电报，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16页。

[8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

[81] 薄一波：《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1965年12月30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8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246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1～32页。

[83] 私营经济的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19.67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34.18亿元；公私合营经济的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0.27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91亿元。见《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主编《当代中国财政》（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530页。

[84] 1952年，私人工业企业从业人员205.66万人，私人商业从业人员676万人。共880万余人就业。见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第133页。

[85]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2页。

[8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53～254页。

[87]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17页。

[8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46页。

[89]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1页。

[90]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第527页。

[91] 三反运动开始不久，傅作义就提出愿将自己经营的商店和现金全部献给国家，以丢掉包袱，接受工人阶级思想。被毛泽东婉言劝阻。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64～565页。

[9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9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60页。

[94] 薄一波：《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1965年12月30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9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253～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