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 - 吴小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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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新一版)

作者:吴小如 等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ISBN:9787532644544

字数:1677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

撰稿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福林 于翠玲 马茂元 马祖熙 王琳 王小盾 王运熙

王步高 王星琦 王思宇 王锡九 王镇远 元青 韦凤娟

邓小军 卢苇菁 归青 叶华 史双元 朱大刚 朱道初

任家瑜 邬国平 刘仁清 刘文忠 刘明今 刘学锴 齐天举

汤华泉 汤贵仁 汤漳平 许总 许志刚 许逸民 孙明

孙绿怡 李文初 李泽平 杨明 杨海明 吴锦 吴小平

吴小如 吴伟斌 吴汝煜 吴言生 吴调公 何丹尼 何庆善

何林辉 沈玉成 沈伟民 沈维藩 宋谋玚 宋绪连 张巍

张伯伟 张忠纲 张采民 张宗原 张铁明 张锡厚 陆国斌

陈书录 陈邦炎 陈伟军 陈庆元 陈如江 陈志明 陈伯海

陈尚君 陈昌渠 陈祥耀 范炯 范民声 林庚 林从龙

林东海 林家英 郁贤皓 欧阳楠 易平 罗忠族 金性尧

周同 周锋 周建忠 周勋初 周啸天 赵山林 赵其钧

赵昌平 钟元凯 施议对 祝振玉 姚益心 贺圣逮 骆玉明

秦寰明 袁行霈 顾复生 柴剑虹 钱钢 徐枫 徐克谦

徐定祥 徐培均 殷海国 高原 高海夫 陶文鹏 黄珅

黄宝华 萧华荣 曹旭 曹光甫 曹明纲 曹道衡 曹融南

龚斌 章沧授 章尚正 章培恒 葛晓音 蒋方 蒋寅

韩传达 韩兆琦 喻学才 傅刚 傅如一 鲁同群 童明伦

谢庆 谢楚发 蔡中民 臧维熙 管遗瑞 熊笃 樊维纲

颜应伯 潘慎 潘啸龙 霍松林 穆克宏 魏同贤 魏明安

魏耕原 魏崇新

原书审订者: 骆玉明

原书责任编辑: 汤高才

责任编辑: 刘小明 吕荣莉

出版说明

本书是本社中国文学鉴赏辞典(新一版)系列丛书之一。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从自为走向自觉的时期。期间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慨当以慷的三曹诗歌,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大小谢(谢灵运、谢朓)寄心玄远的山水名篇,商略音节辨析唇吻的永明新裁,绮艳世俗的齐梁宫体,生动多彩的南北朝乐府民歌,皆成为后来文学作品的不绝之源。而东晋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更是辉映千古的诗坛大家。其时文人五七言诗的发展成熟,促进了后世格律诗的形成,为唐诗铸就中国文学的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使古代名篇和今人心灵得到充分的沟通,一百多位专家学者通过鉴赏辞典的形式,对诗歌的精粹进行了深入浅出、卓有成效的阐释和解读,使汉魏六朝诗歌得到了空前的推广普及。

原书自1992年出版以来,已经长销二十余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研究的进步,文学观念的变化,原书的内容亟须在现有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订。特别是古今地名变化、文人生卒年考订、研究资料增补、出版信息更新等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状。鉴于此,我们乘这次改版之际,特请有关专家对上述几方面内容和资料信息进行了适当的修订更新,同时,扩大开本,改进版式,提升装帧,调整字体,也是本书二十多年后重新出版的题中之义。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更好地服务读者,使传统文化的精华更加深入人心。不当之处,尚祈批评指正。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10

凡例

一、本书选收汉、魏、晋、南北朝及隋代180余位诗人的诗作和乐府民歌共900余首。

二、本书所选作品,依据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并参酌梁萧统《文选》、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等。

三、本书正文中作家作品的排列,一般参照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次序。为方便读者阅读,南北朝乐府民歌集中编排在最后。

四、每位作家作品前,均有其生平事迹介绍。

五、本书原则上采用一首诗一篇赏析文章,也有少数作品几首合在一起赏析。

六、本书使用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

七、诗中疑难字句与有关典故的注释,有的在赏析文章中串讲,有的则置于原作篇末。

八、本书涉及古代史部分的历史纪年,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括注内的公元纪年,一般省略“年”字。

九、本书涉及古代地名,一般括注今地名。

十、本书附有汉魏晋六朝诗书目、文学术语、名句索引、篇目笔画索引等,供读者参考。

王运熙

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前后经历共八百多年。这时期的诗歌,比起先秦时期来有许多变化发展,对唐代诗歌产生重大影响,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学习和研究这段时期文学的人们,往往把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简称为汉魏六朝。三国时曹魏文学昌盛,吴、蜀则颇冷落,因此以魏代称三国。六朝是指东吴(三国之一)、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建立于南方、以建康(今南京)为京城的朝代。从东晋到梁、陈,中国长期南北分裂,南朝的学术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文学也是这样,北朝很少杰出的作家。因此,人们往往以六朝即文化发达的南方来代表南北朝。隋代时间短促,文风基本上沿袭南朝,被人们作为这时期的尾声看待。

这时期的诗歌,在体裁样式上较之先秦时代有明显的更新。《诗经》的四言体,楚辞的骚体,这时不但写的人不多,佳作也少见。而五言诗则从产生走向繁荣,风靡社会。南朝梁代钟嵘撰《诗品》,品评一百多位诗人,其对象均为五言诗。七言诗也在这时产生并取得初步发展。南朝后期,由于作家们进一步重视声韵,注意区别四声,使五七言古体诗向新的方向发展,产生了新体诗,为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准备了条件。从汉迄清,五七言古体诗、近体诗是诗歌史上历时最长、作家作品最多、成就最突出的诗体。五七言古体诗的形成发展和近体诗的萌芽,足以见出这时期诗歌在诗史中的重要地位。

这时期的诗歌,大致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两汉时代;二、曹魏、西晋时代;三、东晋、南北朝时代。下面分别对各阶段诗歌的发展、特色和主要作家作品作一点简略的介绍。

第一阶段是两汉时代,约四百余年,其主要标志是五言诗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两汉诗歌,现存数量不多,可以分为乐府诗和文人诗两个部分。乐府诗是乐府机关配制音乐演唱的诗歌(后人也简称为乐府)。汉魏六朝时,历代乐府机关都采集诗歌演唱,数量相当多。还有不少文人,仿照乐府诗的题目、体制写诗,并不配乐,也叫乐府诗。汉代设立乐府,除令文人写诗外,还广泛采集各地歌谣,在乐府诗史上有首创意义,因此特别受到后人的重视和效法。汉代的乐府诗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等。其中郊庙歌辞用以祭祀天地;鼓吹曲辞用于朝廷集会和帝王贵族的仪仗队,其内容大抵反映封建帝王的意愿和宫廷情状,价值不大。(鼓吹曲辞中采用了少数生动的民歌。)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中则保存了不少民歌和文人学习模仿民歌的作品,最值得重视。

西汉时武帝设立乐府机关,负责采集全国各地歌谣配乐演唱。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末年保存在中央的各地歌诗,计有一百三十八篇,可惜它们绝大部分已经亡佚了。现存汉乐府民歌约五六十首,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从诗歌涉及的名物和五言诗艺术的成熟程度等情况判断,大多数当产生于东汉后期。这几十首诗歌,有的来自民间,所谓“汉世街陌谣讴”(《宋书·乐志》);有的则是文人(不能确知其名姓)模仿民歌之作,实际是民歌体的文人诗。后代把这几十首汉代无名氏作品,统称为“古辞”,现代一般称为汉乐府民歌。

汉乐府古辞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都富有民歌特色。在思想内容方面,它们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尤多反映下层人民生活和情绪的作品。它们有的写人民的贫困,如《东门行》、《妇病行》;有的写战争和兵役带给人民的苦难,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写封建家长对家庭中弱小者的迫害,如《焦仲卿妻》、《孤儿行》;有的写妇女被遗弃的痛苦,如《白头吟》、《上山采蘼芜》。这些篇章从各个角度展示了封建社会中被压迫、被损害的中下层人民的辛酸血泪的图景。某些篇章歌咏男女间诚挚坚贞的爱情,如《有所思》、《上邪》、《公无渡河》和《焦仲卿妻》;有的则着重赞美妇女的机智和能干,如《陌上桑》、《陇西行》(《陌上桑》还讽刺了荒淫无耻的官僚)。还有一部分作品,以动植物为描写对象,如《江南》、《乌生》、《豫章行》、《艳歌何尝行》、《枯鱼过河泣》等等,常常采用拟人手法,有的实是借动植物写人事,比喻人的灾祸苦难和好景不长,间接表现了被损害、被蹂躏者的思想情绪。反映人民的各种苦难,同情被迫害的弱小者,鞭挞那些迫害弱小者的当权人物,歌颂人民的美好品德,构成了汉乐府民歌的主要方面,使它们上承《诗经·国风》放出耀眼的光芒。《汉书·艺文志》说汉乐府所采集的各地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指出了汉乐府民歌从群众生活中来、有真情实感的特色。

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有的地方显得真率稚气,有如天真的孩子一样逗人喜爱。不少篇章具有丰富的想象,运用生动的比喻、夸张的手法。它们的语言和表现手法处处显示出浓厚的民歌风味。它们的句式是多样化的,有五言的,有杂言的,也有少数四言的。其中五言诗占有相当比重,艺术造诣也高,特别值得注意。五言诗起源于西汉民间,开始不受文人重视。五言乐府诗的流行,对文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文人创作五言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民歌影响文人创作的一件彰明显著的大事。汉乐府古辞在描写方式上,有叙事的,有抒情的,也有说理的;叙事的分量较多,也最有特色和成就。与《诗经·国风》相比,汉乐府民歌同样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情绪,但它们在艺术上有较大的创新和发展。它们多数是五言体、杂言体,句式和节奏加长,容量较大,比起《诗经》的四言体来增强了表现力。《国风》大抵是抒情诗,汉乐府民歌则多叙事诗,它们描写具体生动,善于通过人物的话语行动来开展情节,不但富有故事性、戏剧性,而且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汉乐府民歌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叙事诗趋向成熟,而长诗《焦仲卿妻》更是达到了高峰。以后历代文人在汉乐府民歌影响下,往往采用五言或杂言歌行的乐府体,反映各种社会生活和下层人民的痛苦,从汉末建安到明清时代,作者络绎不绝,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在中国诗史上是很突出的现象。

汉诗的另一部分是不入乐府的文人诗。汉代文人致力于写辞赋,写诗的相对要少。在体式上,西汉时人们还喜欢写句式与楚辞相仿的楚歌,如汉高帝刘邦的《大风歌》、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都是其例。也有写四言诗的。到东汉时代,一部分文人在五言乐府诗影响下写作五言诗,著名文人班固、张衡、蔡邕、赵壹等都写了五言诗,逐步形成了文人写作五言新体的风尚。这其中,《古诗十九首》是艺术造诣很高的杰作。

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原来数量颇多,南朝时代尚存约六十首。萧统编《文选》,选录了十九首,遂有《古诗十九首》之称。古诗不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时一地,据现代学者研究,按照它们的思想倾向、表现内容、艺术造诣来看,其中大部分当出于东汉后期。《古诗十九首》在内容上较多地表现了夫妇、友朋间离别相思之情,士人失意飘零之感,感情深沉曲折,带有较浓厚的感伤色彩,有的篇章甚至表现了人生短促,应当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凡此种种,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东汉后期政治混浊、社会不安定环境中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古诗十九首》不论抒情状物,都显得真切生动,语言洗练明白,表现出深入浅出的艺术水平。南朝文人对古诗给予很高评价,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誉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以后历代文人,经常把《古诗十九首》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除《十九首》外,古诗尚存少数篇章,风格与《十九首》近似。还有相传为西汉苏武、李陵所作的五言诗七首,表现朋友、夫妇间离别之情,风格也与《十九首》接近。多数学者认为,这七首诗不可能是苏武、李陵的作品,而是出自后人的假托;其产生年代当与《十九首》相近。

第二阶段是曹魏、西晋时代,约一百年,其主要标志是文人五言诗趋于昌盛,确立了在诗坛的统治地位。

汉末建安(东汉献帝年号)年间,曹操柄政,许多文人都归附曹氏门下,因此文学史研究者习惯上把建安文学归入曹魏文学来论述。建安文学和曹魏后期的正始文学,是曹魏文学的两个重点。

建安时代,文人五言诗繁兴。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都爱好写诗,此外,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徐幹、陈琳、阮瑀等人,都擅长写诗,样式多数是五言诗。钟嵘《诗品》说当时曹氏门下能写诗的文士有百来人,带来了文人五言诗的繁荣。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社会各方面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死亡。建安文人通过亲身体验,能学习乐府民歌体来反映国家的丧乱和人民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们的不少诗篇,还表现了企求乘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奋发精神。建安文人聚集在曹氏门下时,写了许多互相酬答的诗,这类诗篇的内容,除掉欢庆宴会、恭维曹氏以外,也往往流露出互相勖勉的积极情绪。他们的诗,大多情怀慷慨,意气风发,才调纵横,反映出动乱时代知识分子昂扬奋发的情绪。他们的诗,深受民歌影响,语言疏朗明白,不尚雕琢,具有清新刚健的特色。建安诗歌这种建筑在情怀慷慨基础上的爽朗刚健的风貌,深受后人重视,称为建安风骨,或者扩大一些称为汉魏风骨。唐代诗人曾经把追求建安风骨当作革新诗风的一个有力口号。

曹植在建安文人中年龄较小,成就却最为突出。曹操死后,他备受曹丕、曹叡的防范、迫害,不但政治上的雄心无法实现,而且屡徙封地生活不安定,还经常担心遭杀身之祸,陷入苦闷与惶恐。他的诗除表现了建功立业的慷慨情怀外,更多地表现他后期那种苦闷矛盾的心情。他才华横溢,写诗颇多(现存八十多首),通过各种题材,采用直写、比喻、象征等各种手法,多方面来抒发其内心世界的彷徨悒郁。他的五言诗歌,在内容的深邃和个性化方面,在艺术手法的丰富多彩方面,在五言诗领域内都是前无古人的。他的诗,一方面吸取了乐府民歌明朗刚健的特色;同时又很注意文采,重视对偶,重视字句的华美和警辟。另一方面的特色,在其一部分诗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开了后代诗人雕琢词句的风气。曹植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评价极高,被钟嵘《诗品》誉为诗中之圣,这固然由于他五言诗的杰出成就,同时也由于当时骈体文学盛行,重视对偶、辞藻等骈体文学语言之美,成为人们衡量作品的主要标准。

建安时代还产生了著名的女诗人蔡琰。蔡琰在战乱中为胡兵所掳掠,在南匈奴滞留了十余年,嫁于胡人,生了两个孩子,后被曹操赎回。相传她写有五言和骚体的《悲愤诗》各一首,其中五言的一首比较可信,也写得好。五言《悲愤诗》是一首叙事长诗,它虽不及产生于同时代的乐府民歌《焦仲卿妻》来得细腻活泼,但艺术描写也相当具体动人。其中写胡兵虐待俘虏、蔡琰归汉时与孩子泣别两个片段,尤为深刻。

曹魏后期文学,以阮籍、嵇康为代表作家,人们往往把这时代的文学称为正始文学(正始为魏齐王芳的年号)。嵇康更擅长写散文,诗歌成就不及阮籍。

曹魏后期,司马懿父子当权,图谋篡魏自立,大力诛锄异己,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残酷,嵇康也因反对司马氏被杀。阮籍在政治上有雄心壮志,但他不满司马氏的所作所为,不愿依附司马氏;又怕遇祸而不敢公然反对。他崇尚老庄的自然无为,蔑弃礼法;对司马氏提倡儒家礼教的一套虚伪行径,深为反感。他有才能、有志向,但无法施展,所看见的是恐怖的屠杀和虚伪的礼法。哀伤、苦闷、恐惧、绝望包围了他。他写下了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充分表现了他那孤独苦闷的心情,同时隐隐约约地对时政和上流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讽刺,忧生和愤世构成了他诗作的主题。他的诗语言比较质朴,不假雕饰;但因对许多丑恶现象不敢明言,隐约其辞,因此不少篇章的内容显得深晦难晓。他的诗在展示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性方面,在深入表现诗人的个性方面,堪与曹植的诗比美;虽然在语言风格方面颇不相同。曹魏历时不长,但产生了曹植、阮籍两位大诗人,先后辉映,这是很难得的。

三国时代,文学在北方的曹魏发达,南方的吴蜀两国,没有产生比较像样的诗人。

司马氏统一中国,结束了三国鼎峙的局面,建立了西晋王朝。西晋前期太康(晋武帝年号)年间,文人辈出,文学昌盛,文学史上称为太康文学。当时著名诗人有陆机、潘岳、张协、张华、左思等。陆机的诗长于铺叙和拟古,他发展了曹植诗辞藻富丽、对偶工整的一面,使诗歌进一步骈体化,因此深得南朝文人的赞赏。但其诗显得繁冗板滞,不及曹植清新明朗,真挚动人。潘岳与陆机齐名,其诗富有文采,但较为清新。他长于表现哀怨之情,《悼亡诗》尤为著名。张协、张华诗都长于抒情状物,张协诗在描摹景物上尤为逼真细腻。左思诗风格与上述诸家异趣。其《咏史诗》八首,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倾吐有才能的寒士的愤懑不平,富有社会意义,辞情慷慨,风格遒劲,在当时显示出独立不群的姿态。除左思外,太康时代的大多数诗人,大抵追求诗歌文采之美,使诗歌朝绮丽方向发展,缺少建安诗歌那种爽朗刚健的风骨。但其时诗歌在表现日常生活的情、景方面,题材有所开拓,语言和手法更趋细致,为此后的抒情写景诗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钟嵘《诗品》分三品品第五言诗人,列入上品的共十二家,其中曹魏四家,为曹植、刘桢、王粲、阮籍,西晋也是四家,为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这说明文人五言诗在曹魏、西晋时代,已经达到了繁荣昌盛、大家辈出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东晋、南北朝、隋时代,约三百年,其主要标志是五言诗进一步发展,有不少更新变化,七言诗也有了初步发展。

西晋因少数民族的骚扰而覆灭。司马氏在南方重建了东晋王朝,北方则是所谓“五胡十六国”,政权纷立,并从此开始了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在南方,东晋之后有宋、齐(南齐)、梁、陈四个朝代。在北方,十六国后由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又分裂为北齐、北周两个政权。最后由隋朝统一南北,建立新的大帝国。在这段时间内,文化学术的重点在南方。

先说一下乐府诗。西晋时文人写作乐府诗,大抵模仿汉魏,较少新意。这阶段由于乐府吸收了不少民间歌谣,面貌又焕然一新。南方乐府民歌保存在清商曲辞中,主要有《吴声歌曲》、《西曲歌》两大类。《吴声歌曲》大多产生于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以南朝京城建康(今南京)为中心,主要产生于东晋、刘宋两代。《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以今湖北襄樊市、宜昌市、江陵市为中心地带,主要产生于刘宋、南齐两代。《吴声》、《西曲》的一部分原是民歌,后被采入乐府,谱为乐曲;另一部分则是贵族、文人仿效民歌之作。歌词现存数量颇多,约近五百首,但篇幅短小,绝大部分是五言四句体,是后代五言绝句的前驱。其内容绝大多数歌唱男女情爱,表现热烈大胆,有冲决封建礼教的气概,但夹杂了市民和文人的庸俗情趣。南方乐府民歌内容显得狭隘,其原因除产生于城市的市民歌谣本身多情歌外,也由于南朝的统治阶级生活荒淫,竭力追求声色享受,因而专门采集表现男女之情的歌谣,并仿制这种内容的作品。南方民歌语言天真活泼,风格婉转缠绵,多以女子口吻叙写,充分表现出南方少女的柔情。南朝民歌强烈的抒情成分和明朗自然的语言,对南朝和唐代文人的不少抒情小诗产生了明显影响。

这时北方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乐府民歌。它们大致产生于十六国和北魏时代,后来传到南方,被梁朝采入军乐,保存在梁鼓角横吹曲中。现存歌辞虽不多,有六十余首,但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它们有的写紧张的战争,有的写征人行役的辛苦,有的写下层人民的贫寒,有的表现北方人民豪迈爽朗的性格和尚武精神。也有部分诗篇描写爱情、婚姻生活,也流露出直率粗犷的气息,不似南方民歌的婉转缠绵。它们篇幅大抵短小,多数为每首四句(短小的每首只有两句),因此不能像汉乐府民歌那样作出具体的描绘,而出之以概括性的抒写。其语言坦率自然,质朴刚健,充分表现出北方人民的性格特征。《木兰诗》是其中唯一的长篇,它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艺术性也很强,长期来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焦仲卿妻》同为乐府民歌中的长篇叙事杰作。北方乐府民歌多出鲜卑族人之手,有一部分原用鲜卑语写成,后经汉译,它们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珍视的少数民族作品。

下面再说南朝文人诗。东晋约一百年的时间中,玄言诗长期在诗坛占据着统治地位。当时玄学流行,士人们喜欢高谈老庄的本体论和人生哲学,这种风气影响到诗坛,便是经常以诗歌形式来表现老庄哲理,形成许多人写作玄言诗的风尚。其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玄言诗成了老庄思想的传声筒,徒具诗歌形式,却缺乏诗的意趣;语言也枯燥平板,缺少文采。玄言诗在南朝即已受到不少文人的批评。由于大家不爱读,其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在东晋时代,能超越玄言诗牢笼的杰出诗人,在初期有刘琨、郭璞两人。刘琨身历西晋末年丧乱,关心国家命运,诗作辞情慷慨,颇有建安诗的豪迈气概,可惜作品仅有三首。郭璞有《游仙诗》十四首,通过歌咏神仙题材来表现他不满现实、追求隐逸的情怀,富于文采,对后世颇有影响。到东晋末年,又产生了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从事创作的年代,玄言诗仍然弥漫诗坛。陶渊明在思想上深受儒道两家影响,其诗篇中往往流露出委运乘化、知足保和等道家的人生观;其诗语言朴素平淡,也与玄言诗风接近。但陶诗不像玄言诗那样赤裸裸地宣扬老庄哲学,而是着重表现诗人长期隐居农村的各种生活体验。陶诗中经常出现的题材是:农村、田园的风光,诗人饮酒、读书、友朋来往、参加农业劳动等日常生活和他在这种生活中产生的情绪,主要是悠闲自得,有时也有愤激和忧虑。陶渊明年轻时也有政治雄心,但未能实现,他对政治也颇关心。他的一部分诗篇表现出政治热情,对晋宋易代之际的时局表示不满,说明他并不因隐居而超脱政治。陶诗的最大特色是善于运用朴素平淡的语言,表现日常生活及其感受,不但描写外界景物十分真切,而且把他那真率的性格、他内心世界的种种活动,和盘托出,非常真实坦白,毫无矫揉做作之态,从而打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他的诗朴素自然,没有浓郁的文采,但经得起咀嚼和回味。陶诗因为缺少骈体文采,在骈体文学昌盛的南朝,评价不高,钟嵘《诗品》列入中品。唐宋时古文运动开展,到北宋古文代替骈文占据文坛统治地位,古文家重视朴素自然之美,反对华辞丽采,从此陶诗声价陡增,被认为是汉魏六朝时期最杰出的大诗人。他的田园诗在唐宋元明清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宋代前期,出现了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等著名诗人。他们主要活动在宋文帝元嘉年间,所以被称为元嘉文学。谢灵运出身大贵族,生平爱好游山玩水,写了许多山水诗。它们刻划山水景色十分细致逼真,词句精工富丽,发展了曹植、陆机诗的传统。陶渊明诗在南朝影响不大,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满足了南朝许多贵族、文人赏玩自然风景、爱好雕琢辞采的需要,很快风靡于上流社会,从而取代了玄言诗在诗坛的统治地位,在诗歌发展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但其诗着重写景,夹杂一些说理,缺少真实生动的感情,形式上也存在过于讲求对偶、辞藻而流于堆砌、晦涩的弊病。颜延之在当时和谢灵运齐名,也注意雕章琢句,但好诗不多,成就不及谢灵运。他写诗特别喜用典故,南朝文人仿效者很多,产生不少流弊。

鲍照出身比较低微,在仕途上也不得意。他的诗重视向通俗的民间歌曲吸取营养,不像谢灵运、颜延之那样崇尚典雅。他深受乐府民歌影响,写了不少乐府诗。他的诗题材较为广泛,除结合自身体验,着重表现坎坷失意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外,还涉及边塞战争、将士生涯和妇女的悲惨命运等等。他的诗往往意气豪迈,笔力劲健,但也富有文采。其《拟行路难》十八首,学习民间《行路难》歌曲(已失传),运用七言和杂言样式,写得尤为流转奔放。他的七言诗隔句用韵,改变了过去七言诗每句用韵的形式,而且常常换韵,加强了七言诗的节奏和变化,增进了表现力,因而对南朝后期和唐代的七言诗产生很大影响。

南朝齐代诗人,谢朓最为杰出。谢朓深受谢灵运影响,喜欢写山水风景诗。其诗在刻划景物、遣词造句上也颇为精细,但写得清新流丽,不像谢灵运诗那样繁冗板重,抒情成分也有所增强。他的若干五言小诗,语言精炼而又自然,情味隽永,成为唐代五绝的前驱。

南齐永明(齐武帝年号)年间,文士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倡四声八病(后称永明声病说),主张作诗应区别平、上、去、入四声,避免平头、上尾等八种弊病。沈约、谢朓、王融等以这种理论写作一部分篇章,近世研究者称为新体诗。新体诗除保持西晋、刘宋诗对仗工整、辞藻美丽的特点外,进一步注意平仄协调、音韵和谐,追求诗的音律美。新体诗是中国格律诗的萌芽,它为以后梁、陈诗人所继承,到唐代进一步发展变化,便形成了近体诗(律诗和绝句)。

梁、陈两代,诗人众多,但缺少很杰出的高手。当时,抒情写景诗有进一步的发展,佳作颇多。江淹、沈约、吴均、何逊、阴铿等作者在这方面都留下好作品。谢朓以后,南朝的抒情写景诗进一步向清新流丽方向发展,不少篇章更用永明新体来写作,风格婉丽,声调和谐,何逊、阴铿的篇章表现尤为突出,成为唐代抒情写景近体诗的有力的前驱者。

梁、陈时代,宫体诗流行。所谓宫体诗,是梁代萧纲(简文帝)在东宫做太子时和他周围的一群文人所提倡写作的新变诗体,风格轻浅绮艳,内容常常写男女之情,着重描绘妇女的体态、容貌、装饰和日常生活。它接受了南朝民歌表现男女情爱、语言明朗自然的影响,但重点转移到刻划女性的外貌,语言也趋向秾艳。宫体诗在表现女性体态外貌之美方面颇为细腻,但少数篇章流露出不健康的色情成分。宫体诗流行时间颇长,一直到隋和初唐。梁代后期遭侯景之乱,萧纲被杀。陈后主、隋炀帝也都写宫体诗,后以荒淫亡国。后人往往把这三个朝代的覆灭和宫体诗联系起来,对宫体诗进行了过多的指责。

梁、陈时代,七言诗有了明显的发展。七言诗产生的时间颇早。汉代民间的七言谣谚相当多,文人们也写七言诗,但流传下来的很少。现存文人七言诗,以张衡《四愁诗》、曹丕《燕歌行》为最早。汉、魏、两晋时代,文人们大量写作五言诗,认为七言诗体通俗不雅,写得较少。直到鲍照写《拟行路难》后,文人们才打破这种偏见,较多地写作七言诗。梁代沈约、吴均、萧衍、萧纲、萧绎,陈代徐陵、陈叔宝(陈后主)、江总等都写七言诗,蔚成风气。他们不但运用《燕歌行》、《白纻歌》、《行路难》等旧题写七言或杂言诗,还创制了不少新题,像《乌栖曲》、《春别》、《玉树后庭花》等。在体式上则大抵继承了鲍照的传统,多隔句用韵。可以说,在这时候由于不少诗人的努力,七言诗、杂言诗在诗坛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为唐代五言诗、七言诗并驾齐驱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在长期南北分裂时期,北方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一直落后于南方,文学也是如此。北朝后期,文化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著名文人,如温子昇、邢邵、魏收等,但他们的作品大抵模仿南方文人,无甚特色。北朝文人中最有建树的是庾信。庾信原是梁代著名文人,遭侯景之乱,出使北朝不返,出仕北周。他早期的诗篇,多属宫体一类,后期由于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化,诗风也大变。其诗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作,着重表现自己羁留北方、怀念故国的哀怨,悔恨自身的失节,追悼梁朝的覆亡,情绪深沉曲折,风格苍凉沉郁,语言又锻炼得很精致,显示出把南方的工细技巧和北方的慷慨悲歌结合起来的倾向。但他喜欢大量用典,因此不免堆砌晦涩之病。他的一些短诗,写得更为清新自然,同时又讲究格律,成为唐代近体诗的先驱。同时由南入北的作家还有王褒,也写过若干好诗,但成就不及庾信。北朝乐府民歌虽然存诗不多,但颇有特色和成就,已见上述。

隋代统一南北,国祚短促(只有三十多年),较著名的诗人有卢思道、薛道衡、杨素等。隋代文学基本上沿袭南朝传统,宫体诗风也依然弥漫诗坛。但也有少数作品(特别是有关边塞题材的)写得较为刚健,与庾信的诗共同透露出诗风转变的端倪。

东晋南北朝诗歌,以南方诗歌为中心,在内容题材、体制风格上经历了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永明新体诗、宫体诗等多种变化,除田园诗在当时影响不大外,其他各种诗体都一度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不少诗人和诗作。这段时期,的确可说是五言古体诗由成熟趋向变化多姿的时代;同时,七言古体诗也由完成而获得初步发展,由于新体诗的产生,宣告了五七言格律诗的萌芽。它是五七言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汉魏六朝诗的主要样式特征是五七言古体诗的产生和发展,五七言近体诗的萌芽。它为此后一千多年五七言诗的昌盛和流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样式外,汉魏六朝诗在内容题材、语言风格、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这里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论述,仅举一二显著的例子。如乐府诗中的部分曲调,像《从军行》、《燕歌行》、《行路难》、《长相思》、《子夜歌》、《读曲歌》等等,后代有许多诗人用这些题目写诗,在题材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从此时期同题作品吸取营养。在不入乐的文人诗中,诸如咏怀、咏史、游仙、游览、赠答、宴集、送别、哀悼等等,提供了从多方面反映生活和情绪的好作品,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为后代作者作出了榜样,使后人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深入发展。在中国诗歌史上,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是两位老祖宗,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诗经》、楚辞的题材内容,毕竟不及汉魏六朝诗来得广泛,表现技巧也不及汉魏六朝诗更为丰富多彩;而且《诗经》为四言体,楚辞为骚体,都不是五七言体。因此,对于唐宋以来长期流行的五七言诗来说,不论在内容题材和样式技巧方面,汉魏六朝诗的影响,都是更为广泛和直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汉魏六朝诗的长期积累,就不会带来唐诗的繁荣。唐代殷璠编了一部《河岳英灵集》,专选盛唐诗人的篇章,他指出盛唐诗的艺术特色是风骨、声律兼备,即既有爽朗刚健的风骨,又有和谐流美的声律。他又分析了盛唐诗歌所以能具有这种艺术特色,除继承《诗经》、楚辞的传统外,特别得力于建安诗歌的风骨和六朝诗歌的语言美,因而能够做到“言气骨(即风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的意见颇为中肯,由此也可以看出汉魏六朝诗对于唐诗的重大影响。

汉魏六朝诗在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上都是丰富多彩,有多方面的创造和成就,同时又长期哺育、滋润了后代的数量庞大的诗人,因此,它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汉诗

魏诗

晋诗

宋诗

齐诗

梁诗

北朝诗

陈诗

隋诗

南朝乐府民歌

北朝乐府民歌

附录

名句索引

篇目笔画索引


这是第一篇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