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观与艺术观

西洋的一个大胆的批评家，曾经论断说：近代文艺的主潮是社会主义。我以为依着观察法，确也可以这样说。在前世纪初期的罗曼派时代，已经出了英国的抒情诗人雪莱（P. B. Shelley）那样极端的革新思想家了；此后的文学，则如俄国的都介涅夫（I. Turgeniev）、托尔斯泰，还有法国的雩俄（V. Hugo）、左拉（E. Zola），对于那时候的社会，也无不吐露着剧烈的不满之声。只有表现的方法是不同的，至于根本思想，则当时的文学者，也和马克斯（K. Marx）、恩格勒（F.Engels）、巴枯宁（Bakunin）怀着同一的思路，而且这还成了许多作品的基调的：这也是无疑的事实。但是，这社会主义底色彩最浓厚地显在文艺上，作家也分明意识地为社会改造而努力，却是千八百八十年代以后的新时代的现象。

一到这时代，文艺家的社会观，已并非单是被虐的弱者的对于强者的盲目底的反抗，也不是渺茫的空想和憧憬；他们已经看出可走的理路，认定了确乎的目标了。当时的法兰斯（A. France）、默退林克（M.Maeterlinck）、戈理奇（M. Gorky）、启兰特（A. Kielland），以及好普德曼（G. Hauptmann）、维尔迦（G. Verga），就都是在这一种意义上的真的“为人生的艺术家”。

这个现象，在英国最近的文艺史上就尤其显。仍如我先前论《英国思想界之今昔》的时候说过一样（我的旧著《小泉先生及其他》三〇九页以下参照），这八十年代以后，是进了维多利亚朝后期的思潮转变期。就是，以前的妥协调和底的思想已经倒坏，英国将要入于急进时代的时候；在贵族富豪万能的社会上，开始了动摇的时候，尤其是千八百八十五年，英国的产业界为大恐慌所袭，为工资下落和失业问题所烦，是劳动问题骤然旺盛起来的时候。——我常常想，近时日本的社会和思想界的动摇，似乎很象前世纪末叶的英国。——上回所说的吉辛的小说《平民》的出现，就在这后一年。（《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参照。）

在这世纪末的英国文坛上出现，最为活动的改造论者，就是培那特萧（Bernard Shaw）和威廉摩理思。萧在那时所作的小说，和后来发表的许多的戏曲，其中心思想，就不外乎社会主义。他被马克斯的《资本论》所刺戟，又和阿里跋尔（Olivier）以及曾来我国，受过日本政府的优待的惠勃（Webb）等，一同组织起斐比安协会来，也就在这时候。要研究欧洲现存大戏曲家之一的萧的作品，是不可不先知道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家的萧的。然而我现在并不是要讲这些事。

但是，在当时英国文坛的社会主义的第一人，无论怎么说，总还是威廉摩理思。

到四十岁时候止，即在他的前半生，摩理思是纯然的艺术至上主义的人，又是一种的梦想家，罗曼主义者。但在别一面，也是活动的人，努力的人，所以对于现实生活的执着，也很强烈。一面注全力于诗歌和装饰美术的制作，那眼睛却已经不离周围的社会了。后年他所唱道的社会主义，要而言之，也就是以想要实现他怀抱多年的艺术上的理想的一种热意，作为根柢的；终于自己来统率的那社会民主党，在当时，比起实际底方面来，也还是及于思想界的影响倒更其大。

摩理思原是生在富豪之家的人，年青时候以来，便是俗所谓“爱讲究”的人物。相传他初结婚，设立新家庭时，购集各样的器具和装饰品，而市上出售的物品，则全是俗恶之至的单图实用的东西，能满足自己的趣味的竟一件也没有。从这些地方，他深有所感，后来遂设立了摩理思商会，自己来从事于装饰图案的制作。在壁纸、窗幔、刺绣、花纹，以及书籍的印刷、装钉等类的工艺这一面，摩理思的主义，就在反抗近代的营利主义即Commerclalism，而以艺术趣味为本位，来制造物品。近代的机械工厂使一切工艺品无不俗化，甚至于连先前以玩赏为主的东西，现在也变了实用本位，原来爱其珍贵的东西，现在也以为只要便宜而多做就好了。先前的注心血于手艺而制作的东西，现在却从大工厂中随随便便地一时做成许多，所以那作品上并无生命，也没有趣味。只有绝无余裕的，也无享乐心情的，极其丑劣俗恶的近代生活，这样地与“诗”日见其远，而化为无味枯淡的东西。这在天生的富于诗趣的人，是万不能耐的。摩理思的立意来做高尚雅致的图案和花纹，为显出纯粹的美的采色配合计，则不顾时间和劳力，也不顾价钱的真的工艺美术的自由的制作，就完全因为要反抗那俗恶的机械文明功利唯物的风潮之故。使染了烟煤的维多利亚朝晚期的英国，开出美丽的罗曼底的艺术之花，其影响更及于大陆各国，在现代欧洲一般的美术趣味上，促起一大革新者，实在是摩理思的伟绩。一想这些事，则在他自己所说“无艺术的工艺是野蛮，无工艺的人生是罪恶”（Industry without art is barbarity；life without industry is guilt）的话里，也可以看出深的意义来。

从劳动者这一方面想，则在今日的机械万能主义资本主义之下，于劳动生活上也全然缺着所谓“生的欢喜”（Joy of Life）这回事。因为劳动者毫没有自由的自己表现的余地的缘故。因为没有从创造创作的自由而来的欢喜，换了话说，就是因为没有艺术生活，所以人们就在倘不自行变为机械，甘受机械和资本的颐指气使的奴隶，便即难于生存的不幸状态中。而且这不幸，又不独在无产者和劳动阶级，即在富人，也除了杀风景的粗恶的物品之外，都虽需求而无得之之道。他们除了化钱买得些无趣的粗制滥造的物品之外，也不过徒然增加些物质上的富而已。

要改造这样惨淡的不幸的生活，首先着眼于今日的社会组织的缺陷者，是洛斯庚；受了他的启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是摩理思。摩理思是作为工艺家，而将洛斯庚在论述中世建筑的名著《威尼斯之石》（尤其是题作《戈锡克的性质》这一章）里所说的主张，即艺术乃是人之对于工作的欢喜的表现（the expression of man’s joy in his work）之说，提到实际社会里去的。他以为倘要将劳动，不，是并生活本身都加以艺术化，则应该造出一个也如中世一样，人们都能够高兴地，自由地，享乐到制作创作的欢喜的社会。免去了强制和压抑，置重于劳动者的自由和个性的表现的组织，是他作为社会改造论的根本义的。他说，“一切工作，都有做的价值。一做，则虽无任何报酬，单是这做，便是快乐。”他自己，是如此相信，如此实行的人。又在他描写Communism的理想乡的小说《无何有乡消息》第十五章中，主要人物哈蒙特在得到“对于好的工作，也没有报酬么”这一个质问时，所回答的话，也是有趣的——

“‘Plenty of reward’，said he，‘the reward of creation. The wages

which God gets，as people might have said time agone. If you are going

to ask to be paid for the pleasure of creation，which is what excellence

in work means，the next thing We shall hear of will be a bill sent in for

the begetting of children.’”

——News from Nowhere，P. 101.

为艺术家的摩理思，和洛斯庚一样，一向就是热心的中世爱慕者。而十三四纪的社会，尤其是描在他想象上的乐园，也是诗美的理想境。那时的卢凡和恶斯佛这些街市，也不是今日的工业都市似的丑秽的东西，是借了各各自乐其业的工人之手所建造的。便是一点些小的物品，也因为表现着劳动者的欢喜，所以都带着趣味和兴致，有着雅致和风韵。

这尊崇中世的风气，即Mediaevalism，本来是作为鼓吹新气运于那时英国文艺界的拉斐罗前派，尤其是罗舍谛（D. G. Rossetti）等的艺术的根柢的，摩理思从在恶斯佛大学求学的时候起，便和这一派的画家琼斯（E. Burne—Jones）等结了倾盖之交，一同潜心于中世艺术的研究。然而罗舍谛的中世主义，也如在日本一时唱道过的江户趣味复活论一样，是高蹈底的纯艺术本位的东西，而洛斯庚的，也有太极端地心醉中世的倾向。但摩理思的主张和态度，则是较之罗舍谛们的更其实际化，社会化，又除去了南欧趣味而使英国化，使洛斯庚更其近代化了的东西。然而往来于摩理思的脑里者，也还不是煤烟蔽天的近代的伦敦，而是十四世纪的榷赛（G. Chaucer）时代的都会，“泰姆士的清流，回绕着碧绿的草地，微微地皓白清朗的伦敦”。将他的社会改造的理想，托之一篇梦话的散文著作《无何有乡消息》里，就是描写那人们都爱中世建筑，穿着中世的衣服的美境的。

出了“象牙之塔”以后的摩理思，在社会运动的机关杂志《公益》（Commonweal）上执笔，又和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创立者这一个矫激的论客哈因特曼（H. M. Hyndman）共事，复又去而自己组织起TheSocialist League来，在他的后半生，所以为社会改造而雄赳赳地奋斗者，要而言之，他的艺术观就是那些事情的基础。

现代人的生活的最大缺陷，是根基于现代的资本主义营利主义。先前在修道院中劳动的修士们，以为“劳动是祈祷”（Laborare est orare），用了嘉勒尔（Th. Carlyle），所说似的，即使做一双靴，也以虔敬的宗教底的心情作工。还有，古人也说过，“劳动是欢乐”（Labor estvoluptas）。这就因为那制作品，是制作者的自由的生命的所产的缘故。这样子，要讨回现代人的生活上所失去的“生的欢喜”来，首先就得根本底地改造资本主义万能的社会。摩理思就是从这见地出发的。

他是始终活在自己的信念和希望里的人。登在杂志《公益》上的诗篇，他自题为“The Pilgrims of Hope”（这诗的一部分，收在后文要讲的《途上吟》里），摩理思自己，无论何时，就是“希望的朝拜者”。晚期的著作中的一篇，歌咏那和《无何有乡消息》里所描写的同一理想的社会道——

For then，laugh not，but listen to this strange tale of mine，

All folk that are in England shall be better lodged than swine.

Then a man shall work and bethink him，and rejoice in the deeds

of his hand，

Nor yet come home in the even too faint and weary to stand.

Men in that time a—coming shall work and have no fear

For to—morrow’s lack of earning and the hunger—wolf anear，

I tell you this for a wonder，that no man then shall be glad

Of his fellow’s fall and mishap to snatch at the work he had.

For that which the worker winneth shall then be his indeed，

Nor shall half be reaped for nothing by him that sowed no seed.

O strange new wonderful justice！But for whom shall we gather

the gain？

For ourselves and for each of our fellows，and no hand shall

labour in vain.

Then all Mine and all Thine shall be Ours，and no more shall any

man crave

For riches that serve for nothing but to fetter a friend for a slave.

——The Day is Coming.

（Poems by the Way. p. 125.）

最后说 ——

Come，join in the only battle wherein no man can fail，

Where whoso fadeth and dieth，yet his deed shall still prevail.

Ah！Come，cast off all fooling，for this，at least，we know:

That the Dawn and the Day is coming，and forth the Banners go.

——Ibid.

这些鼓舞激励之辞，也就是他自己和世间战斗的进行曲。

他用理想主义的艺术，统一了自己的全生活。那不绝的勇猛精进的努力，不但在诗歌而已，虽在家具的制造上，书籍的印刷上，窗户玻璃的装饰上，以至在晚年的社会运动上，也无不出现，而一贯了那多方面的生涯的根本力，则是以艺术生活为根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