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流寇乱天下

自寇之起于崇祯之三四年也，不过饥寒之民，啸聚山谷，所谓寇也。此五六七年间，放劫千里，出没无方，此则所谓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后，则不然矣，非复草贼行径矣。又十四五年后，则不然矣，非复窃据行径矣。夫当其作难之始，为剿为抚，固亦易耳。奈当事者寡识，竟无成策可慨也。初时握兵者，尚犹中智以上，非无战胜之威也，乃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责效，终未有成功。迨至话言有间，任用勿专，劫代毅，括代颇，始之以贪鄙之熊文灿，肆虐生灵，继之以用穴之杨嗣昌，诖误军事。于是中原陆沈矣。元恶既憝，盈庭狠顾。陈睿谟龙钟也，宋一鹤乳臭也，格例缘夤，草草推用，节制无术，将不知兵，兵不能兵。非惟是也，兵之厉民，更甚于贼，而楚事乃复大裂矣。是故民怨天怒，饥疫频仍，同类相合，人死如乱麻。于是李自成起而乘之。据中原，吞江汉，袭三秦，凌晋跻蜀，则民心使然也。夫敛重而民穷，民穷而盗起。此自古皆然，岂待智者而后知哉。明朝制度详严，内重而外轻，君尊而臣卑，法相绳，权相制，虽有奸臣，不能作大逆；虽有豪杰，不能建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烦，养民之制甚略。遇闻先臣冯琦之言曰：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镇敌国，他日所为国家忧，惟在宫府之隔、闾合之匮耳。忆丙子岁予道淮上，见一父老谈流寇事云：此寇不速除，且与国家相终始。既而归里，从士大夫饮，闻邸报寇警，士大夫皆言草贼也，不足为大忧。有书生应言官，更历数年，将无大枭雄乘乱而起者乎？夫闾阎之匮也，寇盗之患也，五十年之前，有淮上父老知之，里巷书生知之，而当涂之卿大夫，岂尽钝根乎？盖以留情富贵，未尝以国家为念耳。迨至大厦突倾，而燕雀亦遂失其巢也。岂不伤哉！虽然，庸奸之列朝廷也，贪污之遍郡邑也，懦将悍兵之耗饷于营幕，而残贼猾寇之蹂躏夫海内也；俱天之所以开大清也。呜呼！天之所废，天之所兴，人孰得而止之？夫亦可存而不论。论而不议也已(四月十六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