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杂文”也不易[678]

“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679]这问题，还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说了一通，没有结果。这问题自然还是存在，秋凉了，好像也真是到了“灯火倍可亲”[680]的时节，头脑一冷静，有几位作家便又记起这一个大问题来了。

八月三十日的《自由谈》上，浑人先生告诉我们道：“伟大的作品在废纸簏里！”[681]

为什么呢？浑人先生解释说：“各刊物的编辑先生们，他们都是抱着‘门罗主义’[682]的，……他们发现稿上是署着一个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人底姓名时，看也没有工夫一看便塞下废纸簏了。”

伟大的作品是产生的，然而不能发表，这罪孽全在编辑先生。不过废纸簏如果难以检查，也就成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疑案。较有意思，较有作用的还是《现代》九月号卷头“文艺独白”[683]里的林希隽先生[684]的大作《杂文和杂文家》。他并不归咎于编辑先生，只以为中国的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着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杂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了。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现在就用林先生自己的文章来做例子罢，那开头是——

“最近以来，有些杂志报章副刊上很时行的争相刊载着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绝对无定型，不受任何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则无所不谈，范围更少有限制。为其如此，故很难加以某种文学作品的称呼；在这里，就暂且名之为杂文吧。”

“沉默，金也。”[685]有一些人，是往往会“开口见喉咙”的，林先生也逃不出这例子。他的“散文”的定义，是并非中国旧日的所谓“骈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现在文学上和“韵文”相对的不拘韵律的“散文”（Prose）的意思：胡里胡涂。但他的所谓“严肃的工作”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686]，普通叫“八股”。

做这样的文章，抱这样的“文学观”的林希隽先生反对着“杂文”，已经可以不必多说，明白“杂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务的重要了；杂志报章上的缺不了它，“杂文家”的放不掉它，也可见正非“投机取巧”，“客观上”是大有必要的。

况且《现代》九月号卷头的三篇大作[687]，虽然自名为“文艺独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来判断，“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实也正是“杂文”。但这并不是矛盾。用“杂文”攻击“杂文”，就等于“以杀止杀”。先前新月社宣言里说，他们主张宽容，但对于不宽容者，却不宽容，[688]也正是这意思。那时曾有一个“杂文家”批评他们说，那就是刽子手，他是不杀人的，他的偶然杀人，是因为世上有杀人者。[689]但这未免“无所不谈”，太不“严肃”了。

林先生临末还问中国的作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我们为这暂时的“杂文家”发愁的也只在这一点：现在竟也累得来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搜集采取”的“杂文”，不至于忘记研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么？

但愿这只是我们的“杞忧”，他的“杂文”也许独不会“非特丝毫无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