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天朝”的末路

王朝在打破南方这些小族群的过程中，毁掉了东亚地区仍然保存着最后一批基因多样性的宝库，这一次最后的释放得到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支持元明清三朝帝国度过了最后五百年的剩余时光，然后步入最后的衰亡。

元代建立了一个世界帝国的体系，可以说是再一次重新洗过了自隋唐以来所建立的整个体系。从世界史的层面说，元代对东亚的意义就是重新打开了通向中东和中亚的道路，把中东和中亚地区比较先进的天文学和各种技术引进到东亚地区。从儒家士大夫的角度来看，元代是一个不规范的朝代，但这实际上恰好是它的力量所在。经过元代的震荡以后，北方，甚至江淮一带就变成一个马赛克镶嵌的路径，嵌满了远及高加索、东欧和西亚阑入的各种族。而大汗在大都的朝廷中，则布满了来自于中亚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天文学家和其他学者。没有这一次巨大的震荡，那么晚近时期东亚的整个文明体系可能都建立不起来。像是元明时期，所谓郭守敬编制的历法和整个明代编制的历法，骨子里是元代从中亚穆斯林那儿引进的。在元代后期和明朝初期，逐步普及到东亚全地；后来变成苏淞地区主要经济基础的棉纺业，也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安南路线，从海道，从南方引进的。有一点可悲之处就在于，吏治国家庞大的官僚组织在技术创新这方面是非常乏力的。他们甚至在最贴近日常生活的饮食和医疗这一方面，都严重地依靠那些比它小得多、而且被贬称为蛮族的小族群。像是棉纺品取代亚麻这件事情，明显就是跟南方的百越部族和印度支那半岛那些小邦有关。后来在宋元明清四朝，逐步取代原有稻种和作物的占城稻、双季稻和三季稻，其实也是从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的山越人那儿引进的。

宋元以后，南方的朝廷对山越人的征服是一个很奇特的过程：一方面它是一个征服者通过建立男性家长制为核心的少数大家族的堡垒，逐步吸收和同化原有部族酋长，通过伪造历史吸收南方山地各族群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这些族群在他们瓦解的过程中，把他们积累的技术成果向中原地区扩散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杀鸡取卵的过程，王朝在打破南方这些小族群的过程中，毁掉了东亚地区仍然保存着最后一批基因多样性的宝库，这一次最后的释放得到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支持元明清三朝帝国度过了最后五百年的剩余时光，然后步入最后的衰亡。

以后的技术输入，就要依靠更远的——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输入。在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东亚上层社会在文化创立这方面的枯竭已经很明显了。甚至明成祖的神机营这样明显的保卫皇帝的最核心部队，他们所依赖的，都要依靠安南的火枪手。安南并不是什么火器的发源地，而他们的火枪居然能够比元明政府掌握的火枪更先进，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就暗示着，在朝廷本身不重视的正史之外的秘密渠道，士大夫体制压迫下的整个暗渠还有一个通向西方的技术输入源。这条技术输入源很可能是阿拉伯人开辟的那条南洋运输线。

技术落差的线路大概是从欧洲到奥斯曼帝国，到波斯，再到印度，然后通过中南半岛到明朝。你从郑和船的结构就可以看出，整个技术是近东地区模仿欧洲产生出来的先进技术；然后波斯地区再模仿近东地区产生相对先进的技术；这个技术传到莫卧儿的时候，已经是不那么先进了，但对于印度各邦来说，来自于中亚和波斯的征服者仍然是可怕和难以抵挡的；但这些东西再进一步传到东亚，相对于明朝政府原先掌握的那些技术来说，仍然是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方面的歧视链，或者说是流通链，是一直延续到清朝前期都没有改变的。

由于东亚帝国广土众民的性质，所以往往会给人一种误解，就是说，如果你征服了大片土地或者杀戮了大量人口，造成伤亡数十万人的重大战役，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你的战斗力仿佛非常强。但是真正比较起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从明朝末年的战争你就可以看出，极少数的、来自澳门的黑人火枪手可以轻而易举地抵挡为数数万的清军。郑成功在对荷兰的战争中培养出来的那些极少数藤甲兵，是清朝在对付北亚哥萨克人时唯一的凭据。清军对明军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但是康熙帝用了全国绝大部分大炮来包围雅克萨那些为数只不过一百多人的哥萨克非正规军，竟然经年累月攻不下这座城市，死亡的哥萨克大部分都是由于疾病和寒冷或物资缺乏造成的，很少有人真正死于清军的进攻。而这些哥萨克人如果放到欧洲去的话，也只有资格当辅助部队。俄罗斯帝国的部队在面临着波兰和瑞典军队的情况下，经常是几万人打几千人，而且还不一定打得赢。而波兰和瑞典人呢，他们的部队中间，最核心的部队，也就是从德国引进的少量雇佣兵。而这些德国雇佣兵，在尼德兰和西班牙战争中，明显不是西班牙和法兰西军队的对手。

这条线路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在欧洲的中心，尤其是在佛兰德（包括今天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法国的加来海峡省和北方省、荷兰的泽兰省）和伦巴第这两个战争最密集、小邦最多、军事金融革命来得最快的地方，军事技术演化是最为迅速的。然后这个技术中心向周围地区不断地输出技术。离核心地区越远，输入技术的时间越晚，输入的技术就越落后；越是接近于这个中心，你就可以越早地得到比较先进的技术。从中心地区派出的少量的人马，在边缘地区都会给人以一种极其可怕、极为强大的印象；而边缘地区的极为庞大的军队，实际上在技术上是非常落后的，差不多在中心地区的战争中只能充当观众的作用。

帝国最核心的成员，像雍正皇帝这种人，在清朝中叶的时候，已经感到了危机的存在。他跟俄罗斯帝国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求俄罗斯人把伏尔加河上游的土尔扈特人放出来交给他。因为他在对准噶尔的长期战争中发现，原有的满蒙骑兵已经不大中用了。在他看来，土尔扈特人这支武装部队在他的帝国武装中仍然算是强者。但是在俄罗斯人看来，这些部队其实在对土耳其苏丹的战争中，顶多是当辅助军队的料。土尔扈特人在后来的乾隆朝当真向东方迁移的时候，他们面临的主要敌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没有费心去追他们，骚扰他们的都是一路上的巴什基尔人（主要生活在乌拉尔山脉南坡及附近的平原上）、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这些部族。但是他们在到达伊犁河流域的时候，仍然能够发挥乾隆皇帝所希望的那种作用：他能够有效地填补准噶尔败亡所留下的政治真空，有效地压制南方的穆斯林，有效地为日益衰退的满蒙八旗看守西北边境。

等到接近林则徐时代，道光朝初期的时候，南方各地的安南海盗在福建和广东附近的沿海横行。他们的力量也就是通过越南内战，能够得到法国天主教士和法国殖民者给他们提供一部分仿制的火枪。而仅仅是这一部分仿制的火枪，已经足以使他们打败广东的水师部队，使南方的贸易遭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葡萄牙人才能够镇压他们；而朝廷只能够采取招安和收买的方法，用封官许爵的方法把他们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之内。广东水师对付海盗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预示了未来鸦片战争的结局。鸦片战争不是别的，就是海路重新打开以后，欧洲核心区的军事技术突然越过了原先是逐步下降、坡度平缓下降的军事技术衰退的链条，突然由军事技术最先进的地区一下子直接接触到军事技术最落后的地区。以前，军事技术衰退是经过一系列传导链，每一级都只比上一级的技术稍微低一点。等到传导到亚欧大陆的最东端，阑入的武士集团只是比当地非常衰弱的大军稍微强那么一点点。现在海道打通以后，欧洲最核心地区的最先进军事技术会赤裸裸地直接面对着东亚而来，这样立刻就会造成摧枯拉朽式的打击。于是，辽金元清形成的整个天下帝国体系，在这样的打击之中陷入完全崩溃的状态。

此后的一百多年，东亚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西欧封建主义在几百年中演化出来、通过殖民主义向全世界播种的这个世界秩序，和自己原有的以内亚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融合在一起。这个过程创造了一个机会，使辽金元清以来长期在军事上不利、因此处在被压迫状态的华夏士大夫得到一个解放自己的机会。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地位很像是缅甸南部的孟族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从今天中国西南地区迁徙到缅甸，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王朝。但孟族王朝后来多次被缅族所灭，大部分孟族人被同化），或者是印度的印度教徒。在西方殖民者带着他们的世界秩序闯入以前，他们的地位越来越糟糕，被从内亚阑入的蛮族压制得越来越彻底。辽金元清最初看起来跟鲜卑人建立的隋唐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他们对于华夏传统的尊重却远不如隋唐：隋唐还愿意改姓李姓，假装自己是汉魏的后裔；而辽金元清呢，就要坚持自己的部族传统，公开把南方人贬低到帝国等级地位的底端，变成纯粹依赖性的奴隶劳工一样的人，把政权垄断在保留部族传统的核心成员手中。

这样的发展趋势如果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下去，在元清相继灭亡以后，如果准噶尔人或者其他什么中亚游牧民族，顺着原先的角度再一次入侵东亚的话，他们还会不会愿意延续儒家的文化就很成问题了。因为没落文明发展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按照埃及、波斯的先例，最初他们还能够以同化能力自居，指望进入自己境内的蛮族会接受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但是这只限于刚开始的蛮族。波斯以前的努比亚人（生活在今埃及南部、苏丹北部）和利比亚人还愿意冒充法老；波斯以后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了。大清帝国建立的这个内亚双重体系，很可能就是阑入部族愿意继续延续儒家士大夫传统的最后一代。

如果大清衰弱的时候，西方秩序还没有进入东亚的话，那么，软弱的江东士大夫阶级能不能够维持自己的身份是很成问题的。但是，西方秩序一来，可以说是更高的文明压制了原有的内亚体系，使得江东士大夫得到了解放自己的机会。这跟印度帝国的情况是很相似的。印度教徒本来已经快要被穆斯林消灭干净了，但是英国人赶走了穆斯林，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统统变成大英帝国的臣民。这种情况下，印度教徒可以凭借自己的人口优势，重新夺回对穆斯林的主动权，把印度重新变成一个印度教徒的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趋势的话，按照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以来的发展趋势的话，恐怕印度早晚会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的。江东士大夫在殖民主义体制之下的真实处境也就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面子，就发明了一个神话，把大清当成一个纯粹的中国，忽略了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内亚体系的事实，假定存在着一个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而且在西方秩序阑入以前，这个中华文明仍然具有天下体系的威仪，可以跟西方的体系平起平坐；然后假定南方的士大夫，讲汉语的士大夫，是这个文明的当然继承人，他们可以在驱逐西方势力以后，重新建立一个跟西方平起平坐的体系。这个神话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捏造出来的。道理很简单，就是，清政府的天下体系，主要就是中亚蛮族的体系。他们的主要语言，包括签署尼布楚条约的官方语言，始终是满语而不是汉语。明朝的十八省被拘束在礼部所管辖的这个狭小范围内。有清一代大部分外交活动是通过理藩院用满语进行的。满洲朝廷跟朝鲜、跟中亚各部族、跟俄罗斯人进行各方面交涉，并不受儒家那一套礼法的约束。而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才为大清帝国赢得了它最后的辉煌。在这个体系中间，江东的士大夫发挥的仅仅是一个奶牛的作用。

但是，这个体系只有在满蒙的骑士能够利用他们的中亚武士供应源维持东亚的秩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在西方秩序来临以后，维持秩序的主要力量很明显就变成大英皇家海军了。于是在僧格林沁败死以后，满蒙贵族自己变成了这个体系的多余人。而南方的士大夫阶级开始考虑，像法纳尔人（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大多数居住在法纳尔及加拉达区，被称为法纳尔人，他们往往充当文官，为奥斯曼苏丹效力）企图继承奥斯曼帝国和印度教徒企图继承英印帝国一样，准备根据西方殖民主义引进的新技术重新发明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用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顶替辽金元清以来的内亚世界帝国的概念，把这个新造的发明安置在东亚世界残余上，借用西方的力量驱逐满蒙内亚的势力，然后再反过来把西方驱逐出去，建立他的新体系。

我们所知道的近代史，大体上是按照这种史观编写的。由于它实际上跟江东士大夫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并不相称，所以他们执行这个计划，到半成品状态的时候就出了大毛病。南方士大夫确实通过摘桃子的方式解散了大清帝国的天下体系，但是解散的结果并不能使他自动继承天下体系，而是导致了满蒙藏的边疆危机和列强干预的危险。因为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体系，多元体系解散了以后，原先的关外各个族群并不愿意自动地接受既成体系。最后在列强的压力之下，中华民国以一种非常类似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是日耳曼邦联的方式，继承了大清在条约体系中的位置。但是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就是，它虽然继承了大清的位置，但是它内部的宪法结构必须服从大清在其结束之前签署的条约体系所构成的这个构架，也就是说，国内的宪法结构必须服从条约体系的需要。中华民国名义上继承了关外的各个领土，但是它继承的方式使它必须把自己的内部结构改造成条约体系能够允许的联邦或邦联形式。允许这种政治实体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原有的政治个性，而且同时又要允许列强在这些特殊地区保留特殊的条约权利。

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格局是很难长期维持的。这样做等于是在东亚造成了一个类似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位于德国北部。荷尔斯泰因公国在中世纪属于神圣罗马帝国，1815年后属于德意志同盟，但丹麦国王是其君主；石勒苏益格公国北部居住的主要是丹麦人，而南部居住的主要是德意志人。1864年的普丹战争就是为此纠纷而爆发的。1920年，北石勒苏益格进行公民投票，决定与丹麦合并。1955年德国与丹麦之间再次签署条约）这样的复杂的多元邦国。这样的邦国，你很难说它是应该属于丹麦王国还是应该属于日耳曼邦国的，因为所有各邦都对它享有一定的条约权利和历史权利。而中华民国推翻满清以后，建立的这个新体系，也就留下了像东北、西藏这样类似荷尔斯泰因的这种邦国。许多列强和当地的族群都有各式各样相互冲突的地方性权利、历史权利和条约权利。要想同时满足各方的要求，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只是在列强调停之下达成了一个临时的维持现状的协定，希望时间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时间并不能解决问题。最终解决问题仍然只能是依靠战争。战争的主要后果就是证明，南方的士大夫无论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制造神话的本领多么高明，凭他们自己的资源和力量，他们无法完成建构现代国家的使命。真正能够建构现代国家的组织力量，仍然要依靠从苏联输入的列宁主义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