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玺始末】

秦玺传授，其说不一。据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御史台通事阔阔 告太师国王木黎华之孙拾得之家得玉印，命御史杨桓辨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真古传国玺。且以出处始末考据以上，云：子婴奉玺降沛公，传至孺子，藏于长乐宫。王莽篡位，使安阳侯王舜迫太后出玺，投之于地。更始灭莽，校尉公宾得之，献于更始。赤眉杀更始，立刘盆子，为其所有。盆子奉玺降于光武，至董卓等作乱，掌者投于井中。孙坚征卓得之，袁术夺之于坚妻。术死，荆州刺史徐璆闻献帝为曹操迎在许昌，以献之。帝逊位以归魏。魏归晋，至怀帝遇害，玺归刘聪。传曜因入石勒，及石虎灭冉闵，为其将军蒋干所得，以送晋征西将军谢尚，晋始复有此玺。隋灭陈得之，隋亡，萧后携入突厥。至唐贞观四年，后奉玺归唐。

后朱温篡唐，入温。庄宗灭温，入后唐。传至明宗子从珂，石氏入篡珂自焚，玺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阳民段义得之以献。

至徽宗为金所虏，宝玺俱去，此玺在焉，今出者是也。杨桓之说如此。后顺帝出亡，玺归沙漠，宣德、景泰、天顺三朝，虏酋挟以自夸，称欲进献者，俱祖此说。今儒生辈皆尊信其言，以为秦宝未入中国，乃圣朝缺事，而实不然。宋李心传云：曹魏刻玺如秦之文，但秦读自右，魏读自左，秦玺已不在魏矣。

晋人自刻玺，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永嘉之乱，没刘石而仍归江南者晋玺也。晋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以玉玺求援于郗恢，传侯景，北齐辛术得之以献高氏。传至隋，皆以误为秦物，而实慕容玺也。晋义熙十三年，刘裕入关，得于关中，历宋、齐、梁、陈而复为隋有者，姚秦玺也。后晋开运之乱，没于耶律者，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乃石敬瑭仿唐太宗旧文为之，此石晋玺也。当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物亡已久矣。据心传考证，其详核胜杨桓远甚，则今北虏所宝者，正不知何代所作。《五代会要》又曰：梁台城之破，侯景得之。

景败，其将侯子鉴匿之。投于栖霞寺井中，僧永行又匿之，至陈永定二年，永弟子始以玺上，不云入于高齐也。又云隋江东之祸，为宇文化及得之，化及败，归窦建德；及建德败，其妻曹氏以献于唐，不云隋萧后以携上太宗也。又云：同光间内难，宝为火灼，文字讹缺，清泰之败，以宝随身自焚，宝遂亡失，然则秦玺之灰，正在此时。后来宋元符元年，咸阳民所得者，元至元末拾得所售者，又何物也？况秦初刻时，既以为赵璧，则卞和所宝，兰相如所夺，皆是物矣。世本又云：秦取蓝田之玉，命李斯以大篆书之，王孙寿刻之，制如鱼龙凤鸟之状，希世之至宝，但不明著其文云何。而《晋书》直云始皇刻蓝田玉，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汉高祖佩之，名曰传国玺，是秦自有两玺，其文本不同。至晋谢尚所得，正与蓝田玉玺文同，但其文非“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故李心传断以为晋刻。而当时说者又云：其文龙飞凤翥，不足拟其势，为摹印之祖，则又似真秦制，非典午时所辨矣。然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毁邺中五级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按此则秦玺又入元魏，而邺为曹魏旧都，浮屠所藏，正祖疑冢故智，李心传所云秦玺不在魏，又属臆说，且并《晋书》所纪亦不足信矣。元所得玺，上刻螭形，其旁无所谓魏受汉玺字，其非秦玺明甚。杨桓何所据而定以为传国玺耶？且当时考订更属可笑，杨桓所辨，既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皇后宏吉烈氏手授成宗于即位之日矣，而杨桓传中，又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何耶？

况秦玺为汉元后所掷，已缺一角，今相传者不言其形，似又完好如初，想后世得玺者，皆知非故物，姑借以涂耳目耶。《通鉴》又云：石敬瑭作受命宝，其文云“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又与仿刻唐太宗受命宝不同，则开运间献于契丹者，果属何玺耶？今但就近世验之，后唐庄宗得魏州僧传真所献传国宝，遂即大位，不三年而死于乱兵；宋元符得，不二年而哲宗崩；徽宗即位，天下遂乱；元世祖亦即以得玺之年殂于大都矣；即阿鲁台也先辈，攘窃纷纷，不旋踵屠僇.设使真为赵璧，亦非嘉瑞，宜圣明之无取也。

汉元后之掷玺也，已目为亡国不祥之物矣。逮后没于刘石，北人珍之，至称东晋诸帝为白版天子。及永和间，得玺于后赵，始以正统归之，而晋人以玺至建康，百僚毕贺，其重又如此。

至若郗忧所得西燕之玺，传之萧梁，为侯景侍中赵思齐与郭元建因携入北，献于齐文宣，历宇文入隋文帝，命为传国玺，又改名受命玺，及平陈始得秦真玺，然谓秦宝为后世且来自亡陈，仍以北朝所传为第一，而秦玺次之。隋亡，窦建德妻以二玺俱献长安，至唐末业已亡失。迨宋哲宗受段义之献，遂改绍圣之三年为元符，以昭神贶，蔡京请以五月朔受宝，其礼一同大朝会，命名曰受命宝，其时何等张皇？至徽宗大观元年，又得美玉，用旧印文摹刻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九字，尊之曰神宝，而元符受命之宝，遂斥不用，其轻之又如此。至高宗南迁，又自作受命宝，其文一如秦玺，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为十一宝中之第二。至北军入临安，宋遣贾余庆等奉传国玺纳降于伯颜，伯颜即遣囊加驰献于世祖。则拾得所收，与阿鲁台也先所攘，又安知非宋南渡时物也？杨桓所考，首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秦玺本文，传至石勒冉闵仍归之晋，正与拾得所藏吻合，其说似矣。然当时冉闵太子智献晋求救，都督戴施驰先入者，其文乃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太元间郗恢再得于西燕者无异，然与桓所称秦玺全文，判然不同，何以强合之也？其说之矛盾背驰乃至于此。因思东晋穆帝，与孝武两朝，所收北方二玺，俱非秦初刻之文，最后刘裕入关，上之晋恭帝者，始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李心传但知驳晋三次得玺之非真，而谬云郗恢所献，文如秦玺，又失纪魏太武邺下塔中之物，俱不免罣漏，然终不谓哲宗所受为真。

若杨桓曲讳后唐潞王焚玺之事，遂直以宋元符所献者当之，傅会以实其事，以故亡元遗种，犹得珍为异宝，夸示中国耳。然其误又不始此也，后赵石虎克上邽时，既得刘曜传国玺，送之石勒矣。至石虎僭称天王，又得玺于韩强，其文如秦初刻，则石氏已自有两玺。前燕慕容隽之灭冉闵也，其玺已进之江南矣，而隽又自谓获传国玺，为闵后董氏所献，封之为奉玺君，因僭即帝位，改元曰元玺，是时鲜卑与中国又各据一玺为重。及后秦姚苌之擒苻坚，索其传国玺，坚怒叱之，以玺送晋为言，则燕晋之外，又有一玺矣。北齐天保三年，得玺于辛术，以为即永和间冉智归之晋者，然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与晋书所辨文相左。盖高氏习闻刘石得于永嘉者真为秦物，以此玺属之，其误何待言。此后南北又隔，至隋唐俱称得玺，然所宝用者，果为谢尚所上耶？刘裕入关所得耶？高齐所受于侯景耶？魏太祖所剖于佛像耶？总不可得而知。至后唐庄宗时，魏州僧献玺，自云其师得于僖宗广明元年，黄巢入长安时，至是已四十年。则后来光启二年幸蜀，僖宗付王建负之以从，及唐禅梁，命杨涉奉以入汴，朱温末年，付失友文妻；及朱友贞将汴，郑珏请怀以诈降唐军者，不知又皆何物？何以俱云传国玺也。若杨桓所言，宋哲宗时段义献之朝者，为金虏去，元时始出，其说亦似可信。但金太祖天武七年，斡离不败辽主于应州，因得传国玺以献，此时金宋两邦方睦，尚未交兵也。又史称金哀宗走蔡州，宋会元兵入城，自焚与传国玺同烬，则辽宋破败时，各失传国玺。而金亡又并玺一炬，为真为伪，漫无证佐。

况《御览》又云：天子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其文又与秦两玺不同。今世传宋薛尚功旧本玺文尚有三种，即博洽通人，未敢定其孰为秦物，况蒜酪胡奴，可责以博古耶？

拾得一作世德，又作硕德。赵思齐一作思贤，戴施一作戴僧施。杨桓所云王莽校尉，乃姓公宾名就，今但云公宾亦误。

况公宾就得玺，以与王献，献自收之，李松入长安斩宪，始送玺诣宛，上之更始，亦非公宾就自献也，事详《御览》。

辽兴宗重熙七年试进士赋，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八字为题，其宝之如此。至天祚帝保大二年出亡，失宝于桑乾河，因以失国，得非谶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