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王亚南生平

孙 越 生

很多人都知道，《资本论》的中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翻译这部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经典巨著的计划，却是诞生于古木森森、禅房寂寂的寺庙之内。一九二八年，在西子湖畔的大佛寺内，流寓着两个失业青年。一位是刚从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郭大力，他由于失业而暂居寺内，正在发愤攻读《资本论》；另一位是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生王亚南，他参加北伐军不久，因大革命失败而悲愤地来到上海谋生，旋因生活无着而打算在此写小说糊口。王是湖北黄岗人，当时二十七岁。郭祖籍江西南康县，比他小四岁。这一对青年人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和对于救国之道的热烈探讨，不仅使他俩一见如故，而且更促使他们坚定地立下翻译《资本论》的壮志宏愿。在郭大力的鼓励下，王亚南抛弃了没有写完的小说，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使这一庞大的翻译工程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他们决定从头做起，先翻译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

生活的颠沛，使他俩暂时分手。郭大力回沪执教，王亚南东渡日本，靠译著为生。在东京的三年中，王亚南节俭自奉，异常清苦，但却贪婪地阅读大量进步书刊，神田町的书市，成为他消磨闲暇的胜地。

一九三一年王亚南回到上海，一九三二年他与郭大力合译的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问世。以谦虚见称的李嘉图在出版这部艰深的著作时说，全英国未必有二十五个人能够读懂它。所以郭、王译本一出，竟有人以为出于专家教授的大手笔，岂知译者原来是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一九三四年他们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此后，王亚南还出版了他的专著《经济学史》（上册）、《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世界政治经济概论》和译作《人类婚姻史》、《地租思想史》、《经济学结论》、《欧洲经济史》等多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入闽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王亚南毅然赴闽参加，担任福建人民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不久闽变失败，他赴德深造。

一九三五年王亚南离欧取道日本回到上海，与郭大力重新会面，决定正式翻译《资本论》。《资本论》在中国，最早有一九二零年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即德文第一版序言），一九三零年才有陈启修的第一分册（第一卷第一篇）中译本，一九三二年才有潘冬舟续译的第二分册（第二、三篇）和第三分册（第四篇）以及王慎明和侯外庐的第一卷前三篇的中译本，一九三四年有吴半农、千家驹译的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二篇），到一九三六年也还只有王、侯的第一卷全译本出版。经过郭、王的不懈努力，第一次从德文本翻译的《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终于在烽火连天的一九三八年秋季由读书生活书店出版了。《资本论》全译本在中国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王亚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他到了武汉和重庆，先后得到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的教导和帮助。董老对他努力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一九四零年九月他到中山大学执教，在地下党的影响下，王亚南团结了许多进步教授，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善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向广大青年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真理。他的一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名著《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增订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就是结合教学，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的。他的这部代表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这一时期，王亚南还发表了《经济科学论纲》、《中国经济论丛》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等富于创造性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九四三年夏天，著名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教授访王亚南于广东坪石，并以中国官僚政治问题就教。王亚南经过五年研究，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作为答复。这一著作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抽象及具体，由局部到全貌，对中国自秦汉迄于民国的官僚政治形态作了深刻的系统分析，揭示出其运动规律及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颇多卓越创见，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堪与《中国经济原论》并称姐妹篇。此外，他还写了《中国官僚政治与官僚资本》等重要著作。

一九四四年，王亚南离开中大应邀赴福建永安任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一九四五年秋，由于抗议国民党政府迫害羊枣等进步人士，愤而辞职。后受厦门大学之聘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他聘请了许多进步教授，如郭大力、林砺儒、杨东莼、石兆棠等，大大加强了厦大讲坛上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并有力地支持了全校进步的学生运动，对于厦大成为当时“东南学运的民主堡垒”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一月，党组织鉴于厦门白色恐怖加剧，通知王亚南立即撤至香港。郭大力等亦相继转移，他们于五月初由香港北上到达北京。不久，王亚南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大课。一九五零年六月中旬，政务院任命王亚南为厦大校长。自此以后近二十年中，王亚南坚定地执行了一条学生以学为主和高等学校必须教研相长的正确教育路线，勤勤恳恳，大公无私地为祖国继续培育了无数人材，陈景润就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除此之外，王亚南仍然像老农一样孜孜不倦于耕耘科研园地，继续发表了不少论著。例如，他的《资本论研究》（一九六五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于一九七三年汇编成册出版），对马克思这一巨著的方法论和现时代意义作了创造性的探索；他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九五四年）阐明了中国地主封建经济的诸特征和运动规律，开创了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有重大影响。他一直注意研究经济学说史，写有《经济思想史》，他有志于在政治经济学说史的编写体系上闯出一条新路，可惜这一宏图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正因为王亚南对科研工作身体力行，所以他能不断以新的内容继续为大学生、研究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课程，并经常在校内外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专题讲演。他大力宣传要从中国人的角度研究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强调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为师生们树立了正确学风的榜样。

王亚南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十分注意组织工作的配合，例如创办刊物、研究所和出版社。在解放前， 他创办过《经济科学》（一九四三年广东中山大学），《社会科学》（一九四四年福建省研究院），中山大学经济调查研究所（一九四二年），改组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一九四四年），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九四五年永安）；在解放后，他创办《厦大学报》（解放后最早出版的学报，一九五二年）， 《中国经济问题》（一九五八年厦大），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一九五一年）和南洋研究所（一九五六年）等。在这期间，王亚南于一九五七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加诸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来临了，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亚南也未能幸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亚南在遭受数年残酷折磨与迫害后，在上海华东医院含冤而逝。

王亚南毕生从事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四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译四十一部，文章三百余篇，春风化雨，哺育了无数英才。晚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酷烈考验中更是岁寒知松柏，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节。他以深邃的洞察力，早就看出了林彪与“四人帮”一伙的丑恶本质。一九六九年他在上海卧病期间说：“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

人民的杰出的马列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卓越的翻译家和人民教育家王亚南教授永垂不朽！

书 名：《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作 者：王亚南、孙越生

版本说明：《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1997年4月第6次印刷。《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全文及附录转自世纪中国。

版权说明：本电子本仅供思想传播与交流，请勿作商业用途。所有版权归属于作者及出版单位。

扫 校：荷戟者，2000年8月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扫校说明

第一篇：官僚主义起源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官僚主义为什么像幽灵那样，历万劫而不灭，随社会而长生呢？要穷究底蕴，就得从人的本质谈起，从人的起源谈起。

人的生物性就在于社会性：由劳动说向社会说复归。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深刻的天才论断，至今还没有向我们展示它的全部意义。这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还只限于把它应用在人的已经形成为人的阶段，而没有把它向前推溯到说明前人的阶段，即人的正在形成的阶段和人的起源的阶段。劳动创造人类说的迷雾，一直笼罩着前人的阶段，致使上述论断无从达到自己逻辑的终点而展示出最亮的天才之光。

如果承认马克思命题的正确，就不能不同时承认“人始终是社会产物”的命题，即“从猿人到人，再到人类绝灭的全过程，人都是社会的产物”的命题也同样正确。因为，这两个命题是同义反复。

让我们考察前人阶段或人的起源阶段。

人之所以形成为人，人之所以由猿进化而来，就是因为这种猿异于其他猿和动物，是最富于社会性的动物。它优于其他动物的生物性状特征就在于这些性状最适合于其高度发达的社会生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不过，更确切地说，应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以区别于如大猩猩、狒狒、狼、蚂蚁、蜜蜂等低度社会化的动物。因此，完全有理由给进化为人的那一支类人猿起一个新名称：社会猿。社会猿的全部相对发达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内容，从物质生产到种族繁衍，从军事战斗到娱乐游戏，从食物分配到储藏消费，从对待幼弱未成年的到对待病老伤残的，从集合议事到宗教仪式，从日常交际到远程联系，从解决内部纠纷到处理外部矛盾等等的进化，是使它一步步演变为人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劳动或制造工具的劳动创造了人。如果要说劳动创造人，那么，也只能说是作为社会生产组织因素之一的劳动在从猿变人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一定的作用，但绝不是猿变人的全部原因。否则，我们将陷于循环论证之中，摆脱不了类似鸡和蛋的老圈套。要摆脱劳动创造人，而会劳动的（会制造工具的）已经是人这种局部的循环论，唯一的办法，只有把它推向全面的彻底的“循环论”，即辩证的“循环论”或螺旋式上升循环论。也就是承认，创造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某一局部技能，而是人类的全部技能和潜力，也就是人类自己创造自己，人类的社会关系总和创造了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类。不过，前一个人类是包含着人的因素的猿类，或社会猿；后一个人类是包含着猿的因素的人类，或社会人。因此，更精确地说，就是社会猿社会创造社会人社会。其变化创造的契机是社会，而不是社会中的某一孤立的要素，如劳动，或其他任何局部要素。

从社会猿到社会人有一个过程，但却是从全部到全部，从低级的全部到较高级的全部，而绝不是从局部到全部的过程，例如，不是从劳动猿这个局部到社会人这个全部，而是社会猿社会这个全部到社会人社会这个全部。社会人的一切基本因素，都以胚芽的可能性的形态存在于社会猿之中，但不仅仅是通过生物性遗传的途径而发生变异和进化，而且更是通过社会性“遗传”的途径而发生变异和进化。所以，从社会猿社会进化到社会人社会，是一个包括生物性状的自然进化工程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而不仅仅只是孤立的“劳动工程”，更不仅仅是孤立的“体力劳动工程”.丹尼尔。笛福的天才小说给了我们启示：一个从未有过社会生活经验的人是绝对无法在荒岛独立生存的。孤独的鲁滨逊在荒岛上赖以生存的武器、工具、日用品和他的生产和生活的知识与技能，都是社会给他的。这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要在荒岛传播和发展下去，鲁滨逊必须重新投入人类社会。没有社会组织，而只有单独分散活动的猿，就既不能学会制造工具，且无学习制造工具的必要。因为，单独活动的独立猿，如果有的话，它必然到处迁徙，随遇而安，不可能经常携带它所制造的工具，它尽可以随手捡拾现成的石块、树棍作为工具，同海獭可以随手捡拾石块击碎贝壳一样方便。它也不会变成人，且无变成人这种高度社会化动物之必要。因为，它尽可以向着适应于个体独立活动的生存方向发展而特化，不必经常直立起来成为适应社会化分工协作的人。

一个单独活动的动物个体或虽有群居而无组织的动物，无论如何不可能也不需要发明与制造种类繁多的工具与武器。他即使懂得工具是手的延长，却绝不会理解工具的最大效益在于社会合力的延长与丰富。所以，它即使偶然发明与使用了一二件工具，这种偶然性工具也会随这个个体的迁徙、死亡而消失，绝不会流传下去和发展丰富起来。工具进化的积累性过程只有在社会中才有必要与可能。制造工具的劳动，首先是一种社会化劳动。个体性劳动应该放在社会化劳动的背景上理解，才不致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

劳动，人的劳动，也像人之成为人的其他一切要素一样，都是社会组织的分工协作功能所赐予的，都是生物人与生俱来的“社会性”这种特异功能所赐。没有这种“社会性”特异功能，动物不可能也不必要具有人的劳动技能，有了这种特异功能，不仅没有劳动技能的幼体或个体可以学会这种技能，而且有劳动技能的还可以把这种技能发展到无止境的高度。

劳动不是创造人类的唯一的突出的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作为猿变人的突出的、也是全部原因的，只能是社会猿的社会组织性能，其中当然也包括社会化的劳动技能。因此，从猿到人的进化机制，古人类的进化机制，可以作一个新的描述：社会猿由于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选择作用，使其广义的获得性状（即生物性状与社会性状的有机综合性状）通过每个个体体内的遗传基因与体外的“社会遗传基因”（即各种各样最广义的信息载体，如社会的政治、经济、家庭、军事、宗教、游戏、社交等有序的和无序的活动，以及这许多活动所必要使用的手段、工具、制度、规则、仪式乃至语言、姿势、符号、表情等等）的传递而变异，从而实现既有协同性与稳定性，又充满竞争性与突变性的进化过程。

这两类基因之间，并不存在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很可能是经常巧妙地发挥着合力的作用，甚至相互神奇地渗透。例如，在实行乱婚制的原始种群中，社会组织力最强大，因而最能掠夺群外异性作配偶的社会猿群，就能最先进入族外婚阶段，从而其人口的再生产更先进，其群体更强大，导致其生产与生活、战斗与繁殖的条件更优越。无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摩尔根的遗传基因论，用于人类的形成与进化时，都嫌过于简单化了，过于生物学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人类的假说，也有这种缺陷。

如何确定“社会遗传基因”，如何分析它们运作的机制及其与生物遗传基因的相互关系，这将会给古人类学和人类学带来新的天地。当然，“社会遗传基因”这个术语，只是一种比喻，它不可能搬用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而必须创造自己的概念和方法。至于自然环境是否参与对人类的创造？我们的答案既肯定又否定。说肯定，是由于自然环境普遍地参与了对地球上一切生物的创造，并且，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个体和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与自然的能量交换的过程中；说否定，是由于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特殊恩赐，例如生物能源畜力和非生物能源煤炭的利用，完全是人类凭借自己的全副社会本领创造的，其他动物是无法加以利用的。

社会创造人类的过程永无终止劳动创造人类的假说，不仅不能充分说明人类的起源，同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今后发展的最优理论基石。而社会创造人类的假说，不仅能完整地说明遥远的人类起源史，而且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可以完全适用于无穷的未来。

应该说明，只要社会进步下去，社会创造人类的过程就永不终止，人类还会不断地进化下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内容还会丰富多彩变化无穷地演示下去。这个过程，这种进化，这种演示，不仅仅指社会性状方面，而且也指与之有关而起相应变化的生物性状方面，是指综合性状。在几十万年以后，人类的体骼特征与生物性状肯定会有难以预测的变化，正如现代人的生物性状不等同于北京猿人的生物性状一样。如果还用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来解释今后几十万年人类生物性状的变化，不是会显得十分勉强和软弱无力吗？

我们经常嘲笑别人把经济人、资本人永恒化，为什么自己又把体力劳动创造的生物人永恒化呢？

社会组织性对人类的“选择作用”至今还在左右着各部分人类的命运。正如类人猿的许多旁支，不是特化，就是被淘汰一样，历史上一些民族、国家、社会从地球上消失了或衰败了，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变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社会组织、制度、体制、文化相对地落后，而绝不是它们的个体的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体力的灵巧和强壮，爆发力和耐久力等等有什么逊色的地方。体育冠军永远不能代替社会体制冠军。这种替代心理的深刻认识论根源就在于劳动创造人类说的简单化思想。过去人们普遍讽嘲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杀猪，猪会跑，只有书本不会跑，所以是最无用的人，今天这种替代论泛滥又能说明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革命精神无非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基点上：力图用某种更先进、更人道的社会制度去替代他通过研究和感受认为虽比封建主义先进但还不够公平、不够有效、不够人道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谓“开除球籍”，不也是指社会组织力对人类的“选择”吗？当前，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热潮更雄辩地说明这种社会“选择”是生死攸关的选择。而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大大超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估计，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停顿地、并且是有成效地在改进自身的体制，除旧而布新所致。只允许自己改革，不允许别人改革，别人改革见了成效，还硬说人家处在“垂死阶段”，这未免过于武断，如果不是过于迷信的话。

这种社会自我改进机制，本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要不加以人为的斫伤，就会通过智者、仁者、勇者团结全社会而表现出来。从这种意义来说，人类也在不断地创造社会。

劳动创造人类说未尽完善人类创造社会时有两个最危险的消极因素：其一是官僚主义寄生在社会机体上蔓延腐蚀，破坏社会的自律调节；其二是指导社会思想的理论基础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偏差或错误（超前或滞后，逆行或斜趋，缺损或冗余）。特别当这种偏差或错误和官僚主义的个人专擅武断相结合，那就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人类说”是一种从创造人类的众多因素中只抽象出劳动这种因素作为唯一的始基而建立的学说，它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始基性质，而只承认其他因素是第二性的因素。即使退一步说，这种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逻辑过程是抽象得正确的，那么，在运用这种学说以指导革命理论的构筑和革命实践的策略时，也还有一个从抽象回到具体的还原过程，即在建立革命理论和进行革命实践时必须把被舍掉的因素一一重新吸收进来予以考虑，才不至于犯脱离现实的错误。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传习者，不仅尚未深入研究分析这种劳动创造人类的假说本身是否完善，这种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是否进行了正确的抽象，而且在运用这种假说为基础来构筑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指导革命实践时，并不进行从抽象到具体的还原过程，即重新考虑那些在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被一一舍掉的各种因素的作用，而是以为劳动就能创造一切，工人阶级凭借自己的主观意志和努力就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根本不必考虑“世界革命”是否成熟（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下一篇《官僚主义元模式论》中加以详述），其他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劳动既然连人类都能创造出来，还有什么不能创造的？一种十足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式的对“劳动创造人类说”的庸俗化理解就盛行起来。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左思潮长期泛滥猖獗的认识论根源。

如果传习者只是理论家，坐而论道的后果还不至于很严重。如果传习者又是行动家的革命领袖或执政党的领袖，这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后果就难以估计其严重性了。尤有甚者，一些庸俗化传习者还把劳动只理解为体力劳动，从而使“劳动创造人类说”实际上变成“体力劳动创造人类说”，使其理论基础更进一步窄化。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门主义政策更缩小到只剩下一条窄缝，如果再加上野心权力之争，那就容易触发“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悲剧经常发生。

张国焘在苏区推行的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愚昧化的著例。当时连具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人都被划入知识分子之列，而要受到审查与整肃。当时那种极左的阶级路线据以形成的农村阶级分析和城市阶级分析，事实上，没有理论的统一性和普遍性，而是以主观的实用主义的判断为准绳。因此，这种阶级分析，与其说是与客观社会经济现实相联系，不如说是与“体力劳动创造人类说”指导下的主观阶级划分标准相联系。是一种关门主义心态下的社会心理分析，在排比后再配备以粗略的经济收入分析作为外衣。

这种“体力劳动创造人类说”在很长时期中主宰着共产主义运动。尽管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是直接生产力”，但人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脱胎换骨”，才有殊荣被当做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并且，只有到了70年代末，知识分子才在党的领袖的正式谈话中被承认为劳动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体脑收入倒挂现象乃是一种历史惯性，短期内实难解决。

可见，所谓“劳动创造人类说”实质上一直被片面地理解为“体力劳动创造人类说”，而脑力劳动只被理解为物质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者进行体力劳动时随伴的附次因素，而非独立因素。脑力劳动者只有接受这种附次地位，才能得到政治承认。

至于管理劳动和文化教育劳动等等，当然更可以称其为非生产性劳动而排除在“劳动创造人类说”的劳动概念之外，从事这些劳动的人员，也就不能算作工人阶级。但是，按照另一种标准，即政治标准，从事这类工作的共产党员却又可以算作工人阶级。可见这种阶级划分的主观随意性极大，实用主义色彩极浓。

在社会主义社会，本来统一的劳动，现在居然异化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力量：一方面是改造和创造世界的力量，另一方面是被改造的力量。反映在政治上，也就相应形成两种对立的人：领导者和改造者的工人阶级，被领导和被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人为制造的对立，实质上是一种封建性对抗的变相延续。

在传统的封建官僚政治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官僚是知识的独占者，知识是士宦求官晋爵和获得特权的利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裂和对抗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它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劳动的分裂和对抗有一个质的不同。封建社会的这种大规模的对抗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而不表现在生产领域内部。因为，劳心的士宦一般是不参加生产过程的，参加主要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的是劳力的农民。而资本主义的这种对抗则还表现在经济领域。但是，正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脑力劳动者参加了生产过程，因此，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大工业）进一步发展时，新生产力就要求劳动者从单纯的体力劳动逐步向脑力和体力劳动的结合转移，甚至要求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优势的劳动，而经营管理劳动也逐渐从资本家转到经理人员身上，也就是说，资本越来越要求吞噬脑力劳动，资本越来越和一切活劳动对立，从而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开始消失，体力劳动者逐渐成长为脑力体力劳动者。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的则是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过程（这由劳动力再生产规律所决定）。而这两种过程不能不对两种劳动在政治上的对抗起极大的缓解作用。这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影响生产力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封建社会则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过程，因此，这两种劳动的政治对抗乃是官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封建性的对抗。

在十年浩劫时期，林彪和“四人帮”利用马克思主义要求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口号，把知识分子当做改造对象加以歧视、打击、迫害，这是逆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其目的是挑拨工农兵来整知识分子，玩弄封建权术，重新造成劳心与劳力在政治上的紧张对抗（不过这是一种颠倒的对抗）。林彪和“四人帮”对主张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和负责管理工作的知识分子即靠边站的干部）的大规模镇压，特别明显地再现了慈禧之流保守的官僚反对现代化的狰狞面目，所不同的只是林彪和“四人帮”的目的还在于对特权进行夺权，所以打击面已超出保守的目的。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来不很明确的劳动观、劳动阶级观和劳动创造人类简单化和庸俗化地曲解为体力劳动观、体力劳动阶级观和体力劳动创造人类说的传习者们，会从自己的头脑中分泌出一系列极左思潮的滔天洪水是十分“顺理成章”的。

从近的来说，例如，出现知识分子臭老九必须“脱胎换骨”再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人阶级永远占领上层建筑领域”，“打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极左口号；以及出现“体脑收入倒挂”，“文教投资在预算中几十年来一直只占最微弱的比例”，“文盲和半文盲占全国人口近三分之一”，“高考交白卷的英雄”，“弋戈不分的可以当报社社长”，“大字不识几个的体力劳动者可以一夜之间坐火箭上升到副总理的宝座”等等20世纪怪现象。

回溯得较远一点，例如出现“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人多力量大”，“大呼隆劳动”，“穷过渡”，“三个月进入共产主义”，“超英赶美”，“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拔白旗”，“右派翻天，知识分子向党进攻”，“无产阶级专政是比人民民主专政更高级的阶段”等等践踏知识、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极左现象。

那么，是不是说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人类说”中的“劳动”概念作更广义的解释，使之包含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脑力劳动的科学技术劳动、组织管理劳动、文化教育劳动等等，并且把它逐渐提升到劳动中的主导因素的地位之后，就可以使劳动创造人类说成为适合科技革命时代发展形势的完善无缺的学说呢？这样做虽然可以把相对真理推进一步，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上避免继续引起上述许多极左的错误，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还没有前进到“社会创造人类说”.创造人类的还有非劳动因素这是因为，除了最广义的“劳动”是创造人类的基本因素之外，社会还有许多非劳动因素也是创造人类的极端重要的基本因素，在整个创造人类的系统工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首先，人口本身的再生产系统，包括情爱、婚姻、家庭等制度，以及与此有关的生理、心理、社会心理需要满足的方式与手段，也是猿变人的直接动因之一。

其次，消费生活系统，这是直接决定生命的进化与人口再生产的重要因素，甚至比生产因素有更为直接的意义。例如，如何消费？是单食还是杂食，是熟食还是生食，是储藏后较长期地消费还是食而弃之，是合理地分配消费还是争而食之，是回避式消费还是聚餐式消费，是粗食还是美食，是一元消费还是多元消费（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及其分化、发展，权威心理的享受，创造的愉悦，审美等多种精神满足），从需要是原动力的意义说，消费生活方式是人类形成与不断进化的不可或缺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突出生产方式而忽视消费方式，是传习者忽视人民消费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理论上对边际效用说全盘否定）。

其三，信息系统也是直接决定人类形成与进化的社会子系统之一，它是把社会各个子系统结合为一个完整系统的重要纽带之一。没有这种系统的存在与高度发达就根本不可能形成人类社会。这个系统包括语言、手势、表情、姿势、符号、象征、标志，以及后来的文字和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它对于人类形成与进化的重要意义，从今天的信息社会来看就非常清楚了，任何一种人类起源说，如果只能说明人类进化的初级阶段，而不能说明其高级阶级，没有一以贯之的包容性，就很难说是一种完善的假说。今天，有必要开发一种古信息社会的研究，包括对人类特异功能的某些研究。

其四，代代相传的学习教育系统。这是显而易见的典型的“社会遗传基因”.其五，娱乐、游戏、体育竞技和社交系统。这种使生活美好愉快的系统是使人脱离动物界重要而有力的杠杆之一。它还兼有教育学习的功能。今天，繁荣发达的文艺系统在推动人类进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和卓著功勋，实际上可以追根寻源到从猿变人中的娱乐因素。

在官僚主义迫害下走投无路而倾慕飞鸟走兽自由鸣唱欢跃的人们谁能想到，人天生是最会快活的动物，社会猿一定是当时动物中快活的头领，不过，它不是独个儿自得其乐，而是乐在社会之中，在社会中欢乐。将来，果真有共产主义世界的话，如果没有这个美好系统的相应发达，共产主义还有个什么劲儿呢？也许要不了一千年，在人类心目中，任何伟大政治家的社会地位都会远远不如天才的文艺大师和表演明星，遑论我们今天认为伟大的政治家了。

其六，宗教信仰和感情寄托系统。社会猿个性在生存中的迷惘、困惑、恐惧、痛苦、不幸、期待的感情和心态，也和人一样，和今天的人、明天的人一样，需要安慰，需要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寄托、缓解之外，还需要像在梦中一样在理想世界中寻求更满意的答案和出路。这种虚幻的社会意识愈执着，愈重复，愈是彼此共识共鸣，就会不断强化为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重新塑造。因此，原始宗教意识从它朦胧的源头处就表现为一种使社会凝聚的意识力量和体制。当然，宗教也可以被官僚主义所寄生，那就是神权官僚政治，是世俗官僚政治的天国版。

上述这些使猿变人的有力杠杆，都不是劳动的概念所能包容的，所以，它们之被“劳动创造人类说”所摒弃自不待言。

新造神说的理论渊源由于“劳动创造人类说”的片面性和传习者庸俗化的教条主义态度，必然会形成新的造神说。例如，排除非劳动因素之后，就很容易产生“劳动拜物教”和“劳动万能论”，并由此反而产生最主观主义的弊病：重生产轻消费（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或者多跑少吃），生产资料绝对优先增长的机械论，用计划经济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极左观点，“人手论”的偏激和人口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对农民的最大限度的剥夺（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以发展重工业，等等。

又如，由于片面强调“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就很容易产生对无产阶级力量的神化，包括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及其领袖人格力量的神化：个人迷信。由此便会产生对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如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对未来的盲目乐观倾向，对现实的自欺欺人做法，在统一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在干部路线上的大清洗、大镇压悲剧等。特别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有史以来就对世界革命形势是否成熟一直存在盲目乐观的估计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急性病，所以极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谁也不认为把分明从封建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当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并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高级历史发展阶段来处理是一种理论上和战略上的极大错误。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成熟的社会主义”、“三个月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和强制性运动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像一场噩梦一样极度地浪费了社会正常发展的巨大精力和时间。不得不从狂热的“共产风”中清醒过来，开始进行实事求是的改革。

这许多新的造神现象的产生，与劳动创造人类说的片面性及其进一步庸俗化简单化的解释是分不开的。

基于以上各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为万物之灵，就灵在他的相对发达的社会组织。生物人的种种性状是由于适应他作为社会人的性状而逐渐形成的。人的生物性，就在于他的社会性。从猿到人，就是从社会猿社会到社会人社会。社会创造人，不仅仅指创造任何个体，而且指人类的起源；不仅指人类的起源，而且还指人类未来的发展，未来的进化。历史唯物主义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克服“历史的踌躇”，首先要从人类起源说起自我修正，使劳动创造人类说复归于社会创造人类说，才能从自织的茧壳中解放出来，大踏步前进。

恩格斯反对恩格斯其实，恩格斯早就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运用到说明人类的起源问题。他曾经明确地指出过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社会的关键性作用了。“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页。）又说：“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4页。）还说：“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4页。）这三段斩钉截铁的话，已经把社会起源说作了肯定。如果以这个总框架为前提，再充实以劳动因素和非劳动因素各自对于形成人的巨大作用的详细阐述。那么无论怎么强调劳动因素，也就不至于达到片面化的地步，更不会以局部取代整体作为原因。

遗憾的是，他们为了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必胜有从猿变人那么古老的根据，就把上述天才的思想淹没在“劳动创造人类说”的意识流中了。其实“社会创造人类说”不见得不是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更科学更周延的根据。“有容乃大”，它的科学性就在于它的包容性的广泛。

恩格斯是怎样从“社会创造人类说”转向的呢？他为了突出体力劳动的作用，不仅把非劳动因素推到次要的、派生的地位，而且还把主要可以看做是脑力劳动的社会组织管理的作用相应降低，认为社会这个因素出现于完全形成人的阶段，而不是正在形成人的阶段，从而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他说：“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

既然人已完全形成，还要什么“社会本能”来充当“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呢？既然社会形成在后，人形成在前，则他的“社会本能”又从何而来呢？又从何谈得上是“本能”呢？既然人已完全形成，那就是说已经脱离了动物状态，那么“还需要一种因素”之说，显然就自相矛盾了，难道所谓“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不是一种社会力量和社会行动？没有社会，何来联合的力量和集体的行动？既然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又说社会是人完全形成后出现的“新因素”，那么，人的社会化的最近祖先又是指什么呢？矛盾百出，实在是无法调和的矛盾！

有些同志，看到古典作家前言不搭后语，与他们受到的高度尊敬不相称，出于爱护，或者出于“大树底下好乘凉”而担心大树动摇的考虑，企图为古典作家自圆其说。他们拆东墙补西墙，断言当时实行乱婚杂交，没有任何家族，所以，没有真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则。于是，也就没有社会之可言。把社会组织只归结为家族组织，没有出现家族组织，就算不上社会。一目了然，这是十分勉强的解释。

家族和家族出现的迟早问题至今是一个悬案，议论莫衷一是。且不说乱婚杂交是否就一定排斥家庭和家族，连最松散的临时的家庭也在排斥之列，即使退一万步，就以没有家庭或家族而论，社会也照样存在。试想，如果没有社会群体存在，如果没有社会本能、社会规则把他们约束在一起过群居的社会生活，他们的交媾就“杂”不了，也“乱”不了，群居在一起才形成“杂乱”的形象，而分散活动的个体却只能到处流浪“打游击”.在群体中能够“杂乱”而互相容忍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规则，性的容忍规则，这是恩格斯也指出过的。更何况，他们不能一天到晚“杂乱”，而其他时间则无所事事。他们必须花费最多的时间进行集体的采集、狩猎、搬运、储藏、分配和消费食物；他们必须从事娱乐、社交、养儿育女、教育和学习；他们必须进行群与群的战争。这些难道不是真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则吗？所以，马克思就承认，这样的原始群也还有“母权起某种作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10页。）。母而有权，父而无权，倘若不算是社会规则，简直匪夷所思。此外，他们都承认在这种原始群中已经出现了分节语。这种语言，较之动物语言，已经相当高级。完全是为了适应较高级的社会化生活才形成的。没有分节语的动物犹且有社会，有了分节语的猿群，反而没有社会，他们创造出分节语难道不是为了在群体社会中互相交往，而是为了自言自语吗？

这种种矛盾，只有复归到恩格斯固有的正确论点，才能迎刃而解。

食人之风在古人类学上的关键性意义为了深入地理解恩格斯的原有论点的意义和充分地认识社会组织在从猿变人中的关键性作用，必须说明，为什么人是最社会化的动物，或社会猿是类人猿中组织力最强的猿类。为此，有必要把食人之风和人类起源说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有必要破除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传统观念，即认为最早的原始人群或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公平社会。不，原始社会是压迫剥削最残酷的社会。

贾兰坡先生和吴汝康先生两位著名学者对食人之风进行过探讨。这是一个极有科学价值的研究。它显然是一个被从现代人中发展起来的人道主义观念所羞于承认和故意回避的问题，但却是古人类学上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可以说，人道主义与食人之风的兽道主义是一对孪生子，没有食人之风也就谈不上人道主义的起源，谈不上人的起源。

笔者愿意提出一个比较接近于贾先生的假说，即认为食人之风的上限，至少始于人类的近祖——猿人的阶段，很可能还将延伸到早期直立人乃至古猿的某一进步类型，某一有食猿之风支系，即上限将进入更新世早期，甚至上新世晚期，即距今三五百万年。换言之，食人（猿）之风，有可能从社会猿群中已经开始了。

这种社会猿的社会组织的复杂、严密和持久的凝聚力都远远超过当时人科动物中其他许多类人猿属的简单松散的社会组织之上。可惜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在现存的猿类中观察到了，因为，它们没有“食猿之风”，没有进化到社会猿的高度社会性就特化了。社会猿之所以比其他动物更需要高度的社会组织性，也许就是因为社会猿的天敌就是这种猿自己，就像今天人类的天敌就是人类自己一样。

艰苦的自然环境对一切生物都一视同仁，只有各群社会猿自我为敌，自相残杀、吞食，抢劫配偶等，才最有力地迫使整个社会猿代代相继无限止地竞相改进其社会组织，积累其社会本能，完善其社会规则，以便“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和吃掉其他同类群体或其他动物。而其他猿类由于不是社会猿，缺乏这种高度的社会本能、社会规则、社会组织，只好逃遁于密林，基本上分散为小群活动而特化。从而把广大的草原地带让给社会猿作为其生存发展的最优区位。因为，只有在草原上，在与林带及山麓毗连的开阔地带，才能开始施展有组织地狩猎和进攻的社会性优点。而在森林中，则既不利于有组织的大规模进攻，也不适于有组织的大规模防守，只宜于各自分散隐蔽和逃遁。因为，有组织的战斗行动首先需要保持迅速有效的信息联系与分工协作，而这在丛林中是无法达到的。

所以，仅仅说森林减少迫使猿下地后变成人，并不全面。这种论点有浓厚的地理决定论的色彩，而没有充分估计到社会猿本身的社会能动性。充满进攻性的社会猿，在森林与草原同时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不是被迫，而是首先选择带有开阔地和溪流的林缘，或带有穴居洞窟的山麓草原地带，作为自己进攻退守的理想狩猎场与栖息地。而其他猿类则被赶进最易躲藏逃遁的森林而特化。

平原是强者的天地，而森林则是弱者的巢穴。社会猿这种最有社会组织力而特别强大、特别富于侵略性与进攻性的群体，不是首先因为森林减少被迫下地后才变成人的，而是首先因为它的社会组织力优于其他猿类和动物，从而可以不需要森林的庇护，可以发挥进攻性优势而主动占领草原为生存空间的。随着征服草原的胜利不断得到积累，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力与社会规模，从而可以更远和更持久地征服平原和依赖平原。越是深入平原的社会猿，就越早进化为社会人。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出土有可能是被活动在北京平原上的北京猿人的更先进更强大的一支或数支群体吃掉的残骸。

原始社会是压迫和剥削最残酷的社会在社会猿、猿人和初民社会里，一个群体用有组织的武力征服另一个群体而掠夺和吃掉其成员（除抢来作为配偶者以外），就是不折不扣的压迫和剥削。不过，这是一次性完成的压迫剥削行为，不像后来的奴隶、农奴和工人的生命力是一小时又一小时、一月复一月、一年复一年地拉长了时间被多次地剥削或压榨光的。如果你从契诃夫的小说《打赌》中得出结论，承认无期徒刑毕竟比死刑人道些，那么，你就不能不承认，一次剥削光比多次剥削光更为残酷。“好死不如歹活”，把劳动力所从出的生命之躯一下子吃掉的剥削，毕竟比保留其生命而只剥削生命所产生的劳动力更加惨无人道。

初民幸亏借助于生产力在社会组织中的发展，使个体的生产力可以养活自己而有余，才使这种最残酷的集体一次完成性的压迫剥削方式或食人之风逐渐地进步到多次完成的剥削方式，即奴隶占有的剥削方式。这时才有可能最终结束食人之风的流行（“风”者普遍之谓也，故不包括个别的残余现象），调整饮食结构，使人的对群体外的生物性人道主义逐渐萌芽。所以，食人之风的下限，当断在氏族公社的末期。也只有到了这一阶段，一直迫使社会猿和古人类大迁徙的重要动因（采集和狩猎食物，包括有组织地猎人、食人和有组织地抵抗和逃避）才逐步消失。规模较大的社会群体，如部落、部落联盟，包括臣属纳贡的部落，得以在大体固定的各自势力范围内定居下来，形成一个时期基本稳定的恐怖均势，以便发展渔猎、畜牧和农耕。没有这种“恐怖均势”，农耕社会即使在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也是不可能顺利出现的。就这种意义说，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文明和人道多了。

人对人是狼又是同志比任何猛兽都更加同类相残、弱肉强食和抢劫配偶的人类，在从猿到人的演进过程中，为了种的生存与绵延，除了在群的内部有组织有规范地压制相互残杀而发展相互团结，压制相互掠夺而发展集体共产，压制争风吃醋而容忍性的自由，压制兽道主义而发挥人道主义（但在一个时期内有些群体吃掉群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也被认为是道德的），才能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共同生存之外，别无更加高明的办法。也就是说，用内部的有组织状态来反对内外的无政府状态，用内部的人道主义来抵抗外部的兽道主义，这是种的生存的不二法门。

根据人类起源的社会说，只有社会组织、特别是信息传递的要求与作用，才促使社会猿的有组织的社会化劳动同兽的分散独立的乃至组织松散的“劳动”区别开来，发展起来，从而影响社会猿的生物性状的进一步发展，使语言的发展和大脑的发达首先成为必要，继而使腿的经常直立和手的彻底解放、工具的大量经常制造运用成为必要。没有经常化的高度社会组织性和信息的社会化这类要素的作用，就根本没有腿的经常直立和手的彻底解放与发达的必要。今天的狒狒、大猩猩等类人猿之所以不变人，不经常直立，在森林这么少的情况下也不喜欢直立，就是因为它们没有为了对付“食猿之风”而强迫自己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的必要。一些古人类学家把猿人的大脑的进化落后于四肢的进化来证明体力劳动创造人类说。其实，这是进化机制大不相同的两类器官的进化过程，根本没有速度快慢的可比性。

说到底，刺激大脑发达的机制，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当然是思维，而且是社会化思维，即处理社会化信息，组织及参加社会化活动的高级思维。把劳动和非劳动的社会化思维排斥在外，只承认个体体力劳动思维，这是轻视脑力劳动和非劳动因素的片面观点的理论表现。过独居生活，或虽然营群居生活，但却分散觅食，很少进行协作的哺乳动物，它们的大脑皮层决不可能有高度的发达。它们进行捕猎劳动时动作的灵巧与高速，远远超过人类，但是人的大脑比它们的脑子都发达。主要原因就是人类远祖（社会猿）的社会组织力这种高级脑力活动——思维活动，特别是社会化思维活动，比它们都强。人类远祖的社会分工分业和群策群力的程度比它们都高。人类思考、学习、想象、游戏、娱乐、交际的能力比它们都高。所以，从猿到人，最根本的因素仍然是社会的，而非生理的或体力劳动的。正是由于社会猿这种比任何兽类更加同类相残，并且是有组织地集体相残相食相劫，而同时又能比任何兽类更懂得用同志式的有组织地集体分工协作来抵抗这种杀掠的社会化特点，才使社会猿，而且只有社会猿，从兽类中最终脱离出来变成人。霍布士说：“人对人是狼”，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人对人是同志”.人类总体只有在这种狼和同志，兽道和人道，或善与恶的矛盾统一中，才得以形成和发展。不管这是现代文明人在冠冕堂皇的文告中，道貌岸然的议论里，花香鸟语的感受下，或者，在冤案沉论的绝望中，怒发冲冠的檄文里和血海深仇的疆场上，都是难以心甘情愿地全部接受的。但是，事实却是如此。无情总在多情中，多情还因无情生。

对人类总体及其体质有了这种既不为玫瑰色眼镜所蒙蔽，也不为悲观绝望所笼罩的辩证看法，我们才能振作而又清醒。这才是人类政治最实际的本质和最需要的品格。亚里士多德说得好，“人天然是政治动物”，真是一箭中的，这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结论多么一致！甚至马克思也承认，人起码是社会动物：“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天然是一种政治的动物，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社会的动物。”（《资本论》第1卷上，第345页。）而社会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不能不是政治，或有政府状态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的话，显然可以理解为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欣赏和审慎的同意。他如果能够进一步把自己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天才论点贯彻“始”和“终”，他也许就能向后回溯，修正“劳动创造人类说”而走到“社会创造人类说”；向前展望，修正“国家消亡论”而改为“阶级国家层次消亡论”.事实上，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经强调国家不仅反映阶级，而且反映社会，在阶级和阶级国家消亡之后，仍有政治生活在继续的思想。

善恶互依的辩证法是官僚主义政治原罪的滥觞明白了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本质，政治的原委，也就不难明白官僚主义的起源。因为，正是这种为反对无政府状态而产生的有组织状态，或广义的有政府状态，这种迈向人的起步，政治性的起步，即依靠管理者来组织协调众社会猿（社会人）之事，以克服内外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组织（原始政府，原始国家的雏形或萌芽）的出现与发展，成为人类的政治原罪——官僚主义的滥觞。

官僚主义何许物也？官僚主义就是古人类原始本性中的恶，食人之风的恶，原始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它的发达形态就是现代人的压迫欲与剥削欲），寄生在人（社会猿）类基于种的生存的必要而产生的群体内部团结这种善的本性表现之上的结果。

一个群体的成员，利用他在群体组织中的权力地位，发泄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卑微感情，以强凌弱，作威作福，称霸谋私，由群体的公仆变成群体的主人，就是官僚主义最原始最本质的表现，千古一理，中外同型。

原始社会从宏观上看，是压迫剥削最残酷而又最赤裸裸的社会（有食人之风的社会），尽管从微观上看（从今天残存的形态看），它似乎又是内部团结互助友爱最纯朴的社会。我们不仅应该从原始共产社会中的平等、民主的习俗看到它的善，人道主义的善，更应该辩证地看到这种不得不善的最深刻的原因不是性善，而是性恶，就是为了防止比官僚主义原罪更大得多的食人之风的恶，内外无政府状态的恶，兽道主义的恶。同样，没有性善，当然也不存在人的恶，因为没有团结友爱的善，人类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人类将会被内外无政府状态所毁灭，被自己的兽道主义所毁灭。从来的性善说或性恶说，或善恶兼备说，都没有从善恶互依、善恶相生相克的辩证观点来说明人的本性，没有把它同人类起源的问题联系起来探讨。

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拿出文字史料证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存在过群体头头以强凌弱、擅作威作福的现象曾经时有发生（今天残存的原始社会是脱离人类文明发展主流而衰变的旁支，因此，他们的社会形态不足以完全反映处于主流中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但是，在社会猿群中，权威欲的存在则是很自然的现象。在狒狒等许多动物群体中都有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中，更是高度发展。不过，权威欲在社会猿群中或原始人群中的发展不可能达到对群体生存构成威胁或祸害的程度，这也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原始社会是否有多吃多占，化公为私等贪污型的剥削现象，也可以采取类似看法，即可能有，但初期不会很多。

原始社会的官僚主义压迫与剥削现象主要表现为原始群或部落的首领从群体本身利益出发，也即是从每个成员的食色天性出发，带领武士们去征掠其他群体的强盗行径。这种群体间的劫掠行为，从整个人类来说，不能否认是一种以强凌弱的掠夺性表现。不过，压迫与剥削的主体及对象，经常不发生在个体之间，而发生在集体之间，而且大都是一次完成性的。

一个群体以其他群体为壑的原始共产主义压迫剥削现象即使到今天也没有消亡，而且花样不断翻新。民族间、国家间、地区间的侵略战争，是洞若观火的例子，毋庸赘言。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没有它的蛛丝马迹可循。团伙性官倒就是显著的例子。

又例如，一位公营企业的厂长，虽然经营不善，经常亏损，但仍然滥发奖金，把它摊入成本，抬高售价，揩消费者油，而他分得的一份奖金，也许和工人分得的一份相同或多不了多少，就像原始群体或氏族部落成员获得猎物时每人均分一份一样，够“共产主义”的了。但是，这难道不是以权谋私吗？这是坐地分赃的官僚主义，打着共产主义招牌的本位主义官僚主义。当然，由于低工资制以及物价上涨等原因，不少企业都那么干，把奖金当做实际工资的一部分，或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也就成为事出无奈，“罪不责众”了。

再如，一位领导，受了请托，给银行批条子要求银行向本不该上的高级楼堂馆所工程贷款，实行超前消费。银行在周转无方的情况下只好开动机器印票子向老百姓转嫁。如果这位领导颇有“共产主义风格”，自己分文未受，好处只落在与该楼堂馆所有关的小单位及关系户身上。而且，向老百姓转嫁的分量也确乎很微小，从每张面值一元的钞票中不过偷去几厘几毫，绝不如原始食人之风时代割去被俘部落成员一条腿一块肉那么鲜血淋淋。但是，读者诸君想一想，这难道不是本位主义者以民为壑，搜刮民财吗？如果这样的共产主义领导和单位多起来，老百姓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报酬又将发生什么变化呢？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楼堂馆所也是全民财产，小民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饿了肚皮，富了观瞻，有何剥削之可言？如果这种辩护逻辑也能成立，那么食人部落完全有同样理由可说，天下为公，你被吃的部落为人类作了贡献，有何压迫剥削之可言？

当然，社会是否进步到可以消灭这种剥削形态是一回事，但承认不承认这是一种剥削形态，则又是一回事。

头头们内向的善，成为外向的恶的动力，外向的恶，成为内向的善的存在条件。这就是原始社会本位主义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的本质。它的复杂而文明的现代表现并未改变这种本质属性。

第二篇：官僚主义元模式论

一、散之在理，统之在道

自有人类以来，人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生活的，因而，也可以说，就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生活的。任何社会组织形式往往按照一定的模式而复制，而延续，尽管每次复制都可能引起一些变化，但除非社会的生存条件发生重大的变化，模式的基本特征一般比较稳定不变的。所以，社会组织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内有它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就是模式的依据。如果承认人是社会组织创造的，那么，人当然也是社会发展模式创造的，尽管，人同时也在创造自己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在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

人类生命不息，人类创造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就不会终止，社会发展模式创造人类的过程也就不会终止。官僚主义既然是一种寄生性的现象，是寄生于人类社会组织又影响社会组织，从而影响社会发展模式变化的一种现象，那么，要分析官僚主义发展模式，就必须首先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尽管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官僚主义发展模式两者常常很难区分。

人类发展的模式千差万别

人类迄今为止有过许多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如果使用一套指示其重大特征的标准（可以称之为指示器系统）来加以区分的话，发展模式真可谓是千差万别的。这类指示器不少，例如权力、文化、经济、道德等等都可以充任指示器。而且，每一种指示器又包括许多指标系，每一指标系又包括许多具体的指标。例如，我们用权力主体这个指示器来区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话，我们就会看出人类各种社会的确是千差万别的。按照权力主体的各种属性，至少可以有二十个指标系作为测量的手段。

1.权力主体的人数指标系：按一人、少数人、多数人和全体成员分；

2.权力主体的机构数指标系：按一个机构、多数机构和全部机构分；

3.权力主体族性指标系：按家族、宗族或氏族、部族、民族、种族分；

4.权力主体国籍指标系：按本国国籍和外国国籍分；

5.权力主体年龄指标系：按老、中、青分；

6.权力主体性别指标系：按男、女分；

7.权力主体宗教信仰指标系：按宗教、教派分；

8.权力主体职业指标系：按军人、地主、领主、教士、官吏、商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

9.权力主体阶级指标系：按阶级、阶层、种性、集团分；

10.权力主体地域指标系：按统治范围大小分；

11.权力主体所处社会经济形态指标系：按原始共产主义、奴隶主义、领主封建主义、地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另一套分类指标，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如古代社会、现代化社会等；

12.权力主体纵向职权指标系：按有无纵向职权分工分；

13.权力主体横向职权指标系：按有无横向职权分工分；如按中央与地方，联邦与各州，邦联和各邦，宗主国与殖民地，委任国与托管地，政合国与君合国等；

14.权力主体产生方式指标系：按禅让、协商推举、篡夺、选举、委任、指派、世袭等区分；

15.权力主体权力延续指标系：按限任、终身、轮流等方式分；

16.权力主体相互关系指标系：按单一、混合、平等联合、隶属支配、分工协作、相互制约等相互作用方式分；

17.权力主体政治与经济关系指标系：按两者直接结合、分立、间接控制分；

18.权力主体政治与军事关系指标系：按两者直接结合、分立、间接控制分；

19.权力主体国际关系指标系：按国际集团同盟、中立等状况分；

20.权力主体国力开发指标系：按发达程度分。

由上所述可以获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千差万别的，只要你选择一个可行的指示器，并用它所包含的各种可能的指标系去区分人类社会，就又能得出一批不同的发展模式来。

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千差万别，用以标引它们的分类指示器和指标系也越多越好。因为，各个不同发展模式的特性，往往需要多方面的指标去说明，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它的本质的各个侧面、各种属性、各种作用才能通过比较而具体地呈现于人们眼前。例如，要比较中国戊戌变法模式的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模式的成功，就绝对不应该忽视上述第3指标系中民族指标所测出的不同情况。因为，爱新觉罗王朝是以异民族入主中原，民族间的深刻隔阂与猜忌，使满族统治者惧怕改革会动摇他们的统治，极易煽动满族官员反对改革，而汉族官员也惧怕清廷的民族猜忌而不敢轻言改革，更不敢齐心协力支持改革，何况改革本身将触犯满汉绝大部分大官僚的封建特权。此外，用第16指标系中权力主体的隶属支配

指标来测量，戊戌变法也和明治维新的模式大不相同。即光绪帝处于受西太后支配控制的地位，特别在袁世凯倒向西太后之后。所以，百日维新以光绪帝被禁，六君子受害而告终。

这也说明，光绪帝在他个人的中央集权程度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改革官僚政治的行动，哪怕开始只是极为浅层的改革，也只能陷于失败。历史证明，君主的高度中央集权是他发动社会重大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秦始皇就是一例。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发动改革，也要重视这一指标。当然，并非一切社会改革都要有高度中央集权。英国革命就是一例。大凡当中央集权处在上升时期，高度的中央集权是实现统治者构想中的社会改革蓝图的首要条件。而当中央集权处于没落或困难时期，令不行、禁不止的现象时有发生的情况下，过于依靠高度中央集权这个条件，势必会陷于进退维谷的处境。因为十足的中央集权已经不可能恢复，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推动改革的希望已经此路不通，而已经分权的力量则更不能忍受再度集权的限制，这时就得有自知之明地采取一种混合模式：保留一部分必要的中央权力，使之发挥实效，同时扩大人民的权力，以便上下配合克服阻力和倾倚趋势，使分权成熟一步，集权压缩一步。为此，就需要使人民参与改革蓝图的设计和施行，这对政权当然是一种考验。

人类发展的元模式：统分结构

人类发展的模式千差万别，但是，人类是否有一个基本共同的社会发展元模式呢?

如果说，人类不存在一个基本共同的社会发展元模式，那么，我们关于社会发展模式创造人类自己的理论就将陷于自相矛和自我否定的境地，即必须承认人类是互不相干毫无共同之处的生物，而不是人类。因为，千差万别和毫无共同之处的发展模式只能创造出千差万别和毫无共同之处的生物，而根本不可能创造出大同小异的人类，它们根本不可能自成为一类。它们只能分道扬镳，愈趋愈远，而不可能愈趋愈近。

现在，既然人形成为一类，是大同小异的人类，那么，我们势必只能承认，人类确实存在一个基本相同的社会发展元模式，或精确些说，人类各种社会（阶级和无阶级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黄色的和蓝色的，红色的和白色的，绿色的和黑色的社会）的不同发展模式所必不可少的共同因素高度抽象而成的一个元模式，确实是存在的。

人类已有的各种社会发展模式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条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不外乎是一个“统分结合”相当巧妙的模式，都是由集中与分散，统一与分化，集体与个体……这两类相反而又相成的因素或倾向按照不同的具体条件，不同的比例与方式结合而成，从而既表现出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功能，走向不同的命运，却又都不失为是人类社会。

世界上找不出一个只统不分，或只分不统的发展模式，没有一个百分之百集中或百分之百分散的发展模式。

专制君主可谓集中了国家的全部权力，但他要治理全国，就不得不把部分权力下放给臣属，由他们加以分享。从而不时受权臣和封疆大吏们的欺骗和挟制。他既然是肉躯凡胎，并要生儿育女，传种接代，他就只能分一部分权力给子女和后戚们，从而难免吃皇亲国戚和阉宦们离心离德，擅权作乱的苦头。历史上臣弑君，子逼宫的故事并不罕见。“文革”十年是社会主义个人擅权史无前例严重的时代，但也是分裂阴谋活动达到顶峰的时代。

在分裂最严重的时代，也不是毫无统一可言。那些占山为王，割地称霸的豪强、军阀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却是统一集权的，在他们彼此之间，也时常有一些短暂的合纵与连横的统一合作。在任何多中心社会，人人各自为政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只能使社会全部毁灭于无政府状态的自相残杀中。人类之所以至今仍不能免除官僚主义的弊害，就是因为人类更希望免除无政府主义的弊害。

因此之故，世界上各个层次的社会组织，小至乡村闾巷组织，大至国家组织，最大达到联合国组织，它们的发展模式都不外乎是一种统分结构的发展模式。所不同的，只是统的性质与作用不同，分的性质与作用不同，统分结合的比例与方式，性质与功能各有不同而已。

必须附带指出，绝不能把人类一切社会组织所需的统分结构同专制与自由混为一谈。后者是时下新权威主义所标榜的一对概念，用来偷换统分结合的概念，以便证明专制的必需。

不存在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

历史上有过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设想和实行过从集团到国家、从非法到合法、从行业到地域、从民族到世界的各种层次的发展模式，并且认为这是绝对理想的模式，而历史则无情地证明，人类迄今为止采用过的发展模式，只有获益者多寡和成效大小的差别，而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不变的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

古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总是小心地避免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具体发展模式。但是，后来的传习者却把他们的一些未经证实的设想绝对化，认为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例如，古典马克思主义作家设想，当社会财富极大程度地涌现时，人类就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这个原则完全是建立在两个未经证实的猜想上的。

其一，什么是社会财富极大程度的涌现，测量极大程度的标准是什么?那时社会财富的概念和结构（广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答案都是未知数。连共产的对象--财富的概念和结构都不清楚，还谈什么分配?

其二，什么是当时人们的需要?当时将有多少人口?由当时全体社会成员的不同需要构成的社会总需求会高涨到什么水平和发生怎样的结构性变化?地球乃至其他星球的资源能不能满足人类的任何需要?这些都是稍加推敲就会发现难以答复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现代解答者们所提供的答案却是以“短缺经济学”为基础的。他们提出的“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盐菜加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连土豆、牛肉甚至盐菜都不敷分配，不过是给历史添加的最大笑料。

任何社会发展模式之所以不能成为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统分结合的元模式在具体化为现实的发展模式时，必须根据传统的和未来的，当时当地的和外来的各种复杂的条件来现实地决定统分结合的适当的比例与方式，使其发挥合目的的功能。而任何聪明人，即使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电脑加以武装，也不可能全部掌握一切条件，更不可能准确预测和控制全部条件的变化与发展。何况，更重要的原因是，每个个人、集团、阶层、阶级、地区、民族、国家的经历、传统、观念、利益要求和手段方法都有极大的差异和矛盾，所以各方面对统、对分的理解与要求极不一致，对统分结合的适当比例与方式的追求就会彼此矛盾，甚至引起斗争。这就使任何模式都不可能成为绝对理想的模式，能使社会大多数成员感觉差强人意，就已经很不容易。所以，社会发展模式，不管是自然而然约定俗成的，还是人为制定强迫推行的，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总有层出不穷的难题向它挑战。

社会主义国家原以为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是解决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发展模式，但目前不得不承认两权分离统分结合是较佳的替代模式，过去以管卡压为特征的统，必须代之以服务为特征的统，才是社会主义的统。原以为计划经济制度是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最佳经济发展模式，但目前不得不认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较佳的替代模式，而作为统的计划经济也逐渐软化，指导性计划的比重逐渐扩大，侵入指令性计划的领域。将来是否有什么变化来取代目前的设想，谁也不能作出肯定的明确的回答。因为，作为调节市场的主体的国家，其本身的政治体制还待改革。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改革开放就会失调和失控。诸如“官倒”、“通货恶性膨胀”等等反常现象就难以有效克服。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也很难予以确定，因为，直到今天为止，连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也还没有明确：究竟政治体制改革仅仅以适应于或从属于经济体制改革为最佳目标模式呢，还是除此之外还有其独立的目标模式?在独立的目标模式中，是以一仍旧贯地保持党的领导权为主要目的呢，还是以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逐步还政于民为主要目的呢?目标上的不同，反映了利益关系上的不同，从而影响模式在统分结构上的不同。因为，共产党的利益的确有和人民利益一致的一面，但无可否认，也确有其和人民利益不一致的一面。当共产党执行错误的方针政策时，如强制推行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政策时，如强迫全民进行十年“文化大革命”时，党的有效意志和人民的实际利益确实是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背道而驰的，尽管名义上还把党的利益说成和全民利益完全一致。一个人本身的各个器官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是常有的事，例如，富了衣着，可能饿了肚皮；饱了口福，又可能害了身段；犬马声色之娱过了头，甚至会葬送前途，坏了性命。一个人如此，党和人民两个大小不同的系统怎么可能保持利益的绝对一致呢?现在又有什么法制的保证或其他的保证，足以防止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那许多曾经频繁发生的与人民利益相左的失误呢?至于在局部表现上利益的不一致就更多了，例如，官倒现象，以权谋私，等等。这些都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的问题，但是，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对于产生这类弊害的旧体制又有什么创新的重大改革?人民议政、参政、监督官吏的权力究竟应该达到什么程度?又怎样保证达到预期的程度?这些都是属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的独立目标，而不能仅仅以配合经济改革为满足。

资本主义国家迄今为止在发展模式问题上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多次反复变化，例如，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又到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没有一种铁打的不变的模式，也没有一种令人永远满足、一劳永逸的模式。为统分结合的更优比例与方式而永远烦恼，永远斗争；发展模式本身永远推陈出新地发展。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永不停顿的大趋势，也是我们发展模式论者乐观而清醒的估计。

历史和逻辑运动的轨迹

以统和分这两种结构要素的结合比例与方式为着眼点来考察发展模式本身的发展，我们发现，每个国家或社会所经历的各种发展模式大体呈现出这样一种共同的历史规律与逻辑规律：统有自我增大的趋势，分也有自我增大的趋势，两者互成反比发展，即统的比重增加，势必导致分的比重减少；分的比重增加，势必以统的比重减少为条件。但是，两者又互相依赖，不能缺一。统的因素越发展，分的因素越不可缺少，越要求它它提高质量，否则统的因素难以持久发展和顺利发展；分的因素越发展，统的因素越不可缺少，越要求提高质量，否则分的因素难以持久发展和顺利发展。

统和分以一定方式保持在某种合适的比例上，是模式稳定的保证。一旦统分双方受条件影响而失去合适的比例，造成片面的发展，乃至脱离关系，则旧的模式将会解体，重新调整比例关系与结合方式的新模式就会取而代之。

社会保持稳定的中轴线

统与分由结合到破裂，到再结合，再破裂，再结合，每经一个反复都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提高统分各自的质量及其结合方式的质量。因为，只有用提高质量的办法，才能弥补各自在比重上因相互妥协而造成的亏损。

提高质量内容很多如权力，物质财富，知识水平等等。从历史发展来看，统应该代表模式的科学性要求，或效率要求；分应该代表模式的民主性要求，或公平要求。因此，所谓提高质量，说到底，就是要求统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即统要充分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有效管理，所谓“统之在道”；要求分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即分要充分实现有科学依据的民主权利，所谓“散之在理”。也就是说，科学要符合民主化，民主要符合科学化。“道”和“理”互相结合，统分双方才能保持高质量的稳定，避免两者比重，大起大落的动乱局面。

所以人类发展模式，随着人类在科学与民主，或效率与公平两方面不断进展，这两个周期性函数的变化曲线将呈现出收敛的倾向，是一对收敛型周期性函数。人类今后的进步，通过发展模式来反映，就是每个波函数呈现越来越平缓，越来越接近于中轴线而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统分结合比例的变动幅度将越来越小，社会稳定的时间将越来越长。

一个国家发展模式中统分结合的比例变动幅度越小，表明这个国家越稳定、越先进、越成熟。反之，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中统分结合的比例变动幅度越大，就表明这个国家越不稳定、越落后、越不成熟。因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统分结合比例时常大起大落，意味着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动乱程度及其所支付的代价的巨大；一个国家或社会经常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两极中徘徊，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缺乏正常的管理经验和缺乏接受正常管理的素质，在支付了多次代价之后仍然不能找到合适的出路。这种社会，往往是公平和效率的水平都很不高的社会。

统分结合比例的变动幅度和社会稳定程度成反比，这可以认为是一条定理。影响统分比例波动大的因素，除外力的影响和自然灾害的巨大破坏外，最根本的内在因素就是统分结合方式和比例不合理和不公平。也就是说，寄生并影响统分结构的官僚主义弊害和人民为反对官僚主义弊害而作出的相应行动，是引起模式中统分结合比例大起大落波动的根本原因。这种根本性因素的作用在革命狂飚时期，统分结合破裂，统降至比重最小，分升至比重最大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平时，也经常会出现局部性的表现。例如，由于通货急剧贬值而引起的银行挤兑风和市场抢购风，就是分的比重急剧上升，统的比重急剧下降，人民手头的游资严重冲击政府或中央银行威信的表现。

发展模式的永久病理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花了毕生精力，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出发，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结论，并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法推溯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从而建立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序列的学说。尽管对这种序列有不同意见，但是，社会发展有序论却是社会发展模式论的必要基础之一。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有序论是建立在生产方式这个基点上的一元论，而社会发展模式论却是建立在多种基点上的多元论。社会发展模式论是直接从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点发展而来的，因此，不仅生产方式，而且政治方式和其他非生产方式，都是影响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形态的因素，因而都是社会发展模式论的基点，也应该是修正后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有序论的基点。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足够时间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用以充分研究除所有制以外的另一个影响社会发展模式的相对独立的因素，他们也许会自己来修正自己过于偏狭的理论基础。这个因素，事实上是比私有制，比阶级更古老与更恒久的因素。这就是弥漫于一切社会和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深潜于人类本性而又外化于一切体制的官僚主义因素。

官僚主义是寄生在统分结构上的。远在阶级社会之前，人类之所以选择一种统分结构的社会发展模式，其最原始、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外部和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对自身的毁灭，以求得个体通过群体的生存发展而生存发展。反对无政府状态是统分结构的基本生理机制。但是，人类视条件的不同，不仅表现出这种性善的优点，也会表现出性恶的弱点，甚至不得不性善，就是因为它性恶。由于性善，人类个体愿意牺牲自己的权利来构筑集体的权力；由于性恶，人类不仅有被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毁灭的危险，而且，在以反对无政府主义状态为己任的统分结构中还会寄生这种顽固的疾患--官僚主义。它总是择善共栖而滋长，使善变质而逞凶。它不仅使阶级斗争复杂化，同时还给人类的其他弱点推波助澜，甚至可以与无政府主义相勾结，使统分结构失效。

官僚主义是与发展模式生而俱来的病理机制。它不仅向统的因素渗透，也向分的因素渗透；它不仅会勾结私有制而施虐，也会腐蚀公有制而猖狂。它是统分结构最根本的病理机制之一。任何统分结构概莫能外，不过病情轻重不一而已。它好像艾滋病毒破坏人体免疫系统一样，专门破坏统分结构，从而使社会机体疾病丛生而无法抗御。

统分结构之是否优越，越来越取决于它抵抗或克服官僚主义病毒的功能是否健全。因此，一部统分结构进化史，一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史，也可以从其病理机制的角度归结为官僚主义的发生、发展与克服、变化的历史。

革命官僚主义过激症

人类要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弊害，只有用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法宝来改造统分结构的双方，不断提高其结合的质量和稳定其结合的合理比例。只有通过改变官僚主义的生态环境，从而改变官僚主义的成分和运动形态，才能使之由野蛮残暴的官僚主义转变为比较文明的官僚主义。舍此之外，别无捷径可循。否则，如果投鼠而不忌器，把官僚主义和它所寄生的统分结构（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捆在一起打碎，而不是改进统分结构的结合比例和方式，就会招导致玉石俱焚的恶果。

中国历次农民战争之所以没有取得重大的积极成果，这种玉石俱焚的更替方式，包括消灭资本主义因素，也是根本原因之一。李自成和洪秀全如果取得了江山，不见得会比朱元璋和顺治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好处。无非是前门出狼，后门进虎，以暴易暴而已。

把官僚主义弊害同官僚主义载体--统分结构--完全视为同一，不加任何区分地统通打碎和消灭的作法本身，就是一种官僚主义过激症，一种革命官僚主义过激症。这种过激症完全无视人类文化传统中的积累性成果的宝贵价值，而以它们的全盘否定、取消、打碎或付之一炬作为坚决革命的表现。解放初期对于旧法典的全盘否定，焚毁《六法全书》，就是一例。等到十年动乱时代，这种革命官僚主义的过激症就达到了登峰造极和全面爆发的地步。它的危害之大，足以毁灭全部革命成果而有余。

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大工业时期工人们大规模破坏机器的浪潮，加强了他对倒退的经济浪漫主义进行批判的决心，促使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先进性和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前提的必要性。

列宁看到20年代苏俄文化界左倾幼稚病者在西方各种现代派思潮反传统的影响下利用手中把持的权力疯狂否定和破坏旧俄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传统，甚至否定像列宾这样伟大的艺术大师，加强了他对“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严厉批判的决心。他多次说明，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成果的“直接继续”，“当然继承者”。他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我国的现领导，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极左思潮所造成的种种致命危害，加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和开始采取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开放性政策。我们社会发展模式论者从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可以得出一个内容更为广泛的结论：每一个先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不仅在物质生产和消费上，而且在精神生产和消费上，不仅在家庭婚姻制度上，而且在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领域，总之，在广义文化传统的一切方面，都是继起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不得不由以出发的起点和前提。哪怕是一种与旧文化针锋相对的新文化，也无法完全彻底地否定整个旧文化；哪怕是一种起着很大消极作用的旧文化，也必须看到它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受其影响的群众还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存在着。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在一个早晨把它全部消灭，而必须化这些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形成多元化的协同效应。只有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继承先行模式，包括世界上各种已有模式所提供的可资利用的成就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根据自身条件，改革其缺陷，才能逐渐创造出更加适合于今后发展的新模式，得到更多人拥护的新模式。没有文化传统，也就谈不上新的发展模式的诞生。任何人不先作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就无法后来作为传统文化的革新者。

由于人类不断在发展，在创造，历次继起模式中所积淀的符合人类个性全面发展的文化传统内容就越来越丰富，其全人类性、全社会性的因素所占的比重就越来越扩大。与此同时，新模式在吸取旧模式的正反经验的基础上代有改进，其利用传统文化因素的机制也代有改进，越来越巧妙。这是历史进步的客观规律。因此，人们对于革命官僚主义过激症将越来越不能容忍，对于在新旧模式的交替中不是下大力气去改进利用旧模式，而是动辄“打碎”、“砸烂”和随心所欲地出台改革措施，将会给予更多的批评。

造成过激症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深刻的根源就是急性病。

革命官僚主义急性病

如果社会文化传统的积累性成果积淀愈多，人均分配额当然就会相应增加，即使分配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只要人口密度没有超常增长，社会个体的价值也就会相应增加。设V代表个人价值，T代表社会文化价值总量，P代表人口总数，则三者的关系可以用下式表示：V＝SX（TP[SX）

这个公式表示，社会愈发展，文化价值总量愈增长（包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个人的价值愈高，社会生活也就愈趋复杂。许多在旧发展模式中可以比较简单处理的人的问题，在新模式中就再也不能如法炮制，更不能把人当做棋盘上的棋子那样随意调遣，而需要开辟更多的可能性和准备更多的条件来调动每个人的创造积极性。而且，过去的工作成绩越大，条件的基数就越大，从而条件的标准就越高。如果在条件不足或原有水平的条件下，仓促出台有普遍影响的重大改革措施就很危险。

急性病，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易反复发作的一种宿疾。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估计世界革命形势是否成熟的问题上所持的盲目乐观态度，可以说是共运史上最早也是最重的一次急性病发作。他们不得不在以后的事实教训下日益明确地清算自己的这一失误，从而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严肃性。

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一文中指出，“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适合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1页。）

恩格斯后来的反省走得又远一步。1893年，他在《共产党宣言》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谈到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说，“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1895年，他在《卡仿砜怂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更进一步否定了“不断革命论”，并且不无自我讽刺地称此为“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他告诫患急性病的同志注意：“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现在却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党性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既然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没有能够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创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所以，“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6-610页。）在这种客观形势下，恩格斯认为“利用普选权”是正确的选择。他说：“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6-610页。）

如果说，在恩格斯的时代，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经济条件并未成熟，那么今天，不仅经济条件，而且其他一切条件，包括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生活条件和社会伦理条件，都显示出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了。至于暴力革命则更没有条件了。城市工人起义，早在恩格斯还活着的时代就难以奏效，“旧的起义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页）；农民起义怎么样呢?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农民只占总人口中微弱的比重，如美国，只占百分之四以下。不仅农民比重下降迅速，而且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已降至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之下，社会中间阶层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在这种条件下，想通过暴力方式“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岂非已成梦呓。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想从社会的众多因素中抽象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社会赖以节节推动，环环促进的主链，而抽象掉其他许多因素，这在科学研究中是允许的。但是，在把抽象的结论，再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制定出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时，就应该把那些被抽象掉的诸多因素本身的规律性及其作用再考虑进去，才不致引起失误。

由此可知，在诸多矛盾中强调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方法论，虽为科学所允许，但只要略一遗忘所谓的非主要矛盾和非主要方面，就会造成理论上的片面性，成为实践上的专制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放弃社会关系总和论，只强调体力劳动的劳动创造人类说是如此；以五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论来代替社会发展模式论而得出的世界革命形势成熟论也是如此。

革命功利主义是一种强烈的个性冲动，在人来说，的确很难避免或克制。它常常不会屈服于任何力量，即使科学的力量和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古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身的革命功利主义的急性病，不仅使他们的理论带有片面性，而且连自己制定的科学原理也难以贯彻始终。1859年他们经过几年严肃认真的研究亲自制定了下列著名的科学原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但是，后来，他们在革命功利主义的鼓舞下，却又强烈地寄希望于革命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即使更高的生产关系成熟的条件需要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才能备具，但工人阶级的政权却可以加速这个过程。马克思写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7页。）如果他们当时能够预见到，这种革命功利主义的急性病来自他们理论上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而这种片面性和不彻底性又给身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一系列的急性病发作，他们也许会克制一下自己的革命功利主义。

在中国，外受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和内受农民起义有过夺取政权经验的鼓舞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当然更加信服列宁关于先搭起架子，然后再来充实内容的论点是促进世界革命高潮到来的唯一正确道路，更加信服斯大林关于“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是落后国家跃进到先进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所以，以后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对“新民主义万岁论”的批判，在合作化高潮中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在三面红旗运动中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在在都显示出革命官僚主义者违背了马克思于1850～1859年提出的关于新生产关系诞生原理和继承了他在1871年提出的关于工人政权可以大踏步推动经济的原理而酿成的急性病发作。而个别领导人的急性病之所以能酿成全民族的灾难，不言而喻，这只有在官僚主义权势欲寄生于革命功利主义国家机器之上恣意妄为而人民则无法加以制约时才有可能。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三个月进入共产主义”也好，“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也好，“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好，“成熟的社会主义”也好，最后都不得不后退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或“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而且历史继续在证明退得还不够，必须一直退到和资本主义同样的起跑线上，即反对封建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出发点上。这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有的历史出发点，性急是无济于事的。

一切企图以长官意志来代替客观规律，以领导人有生之年急于看到什么或完成什么伟大理想目标的意志或欲望来代替社会发展模式更替规律的行为，都应该以历史上这些连续不断酿成苦果的急性病发作为殷鉴。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它的历史功绩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所作的分析与批判。这种分析批判可以说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当时所曾产生过的，一切阶级（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批判性学说中最深刻、最系统、最有力的一种，尽管它的革命预测和所开的处方并不完全成功，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对资本主义生命力过于低估的缺点。

基于这种情况，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用它来指导走一条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就必须十分小心地根据现实情况来对它进行修正。东方国家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方面可以引起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的难题。

一方面，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算是有了比较彻底的批判，但在实践上，根本没有多少系统发育的资本主义现实可以作为反对的对象。于是理论的批判也就因为缺乏对象而显得有名无实，有气无力，甚至常常把属于现代化普遍规律的东西（如发展商品经济）当做资本主义道路来反对。结果越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越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离社会主义就越远。

另一方面，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国家算是结束了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而在理论上则并没有像样的封建主义批判，因为，封建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作为资本主义早已扬弃的历史阶段来看待的，是早就解决了的前提问题。这样，社会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问题上因为缺乏深刻系统的理论指导，特别是对封建官僚主义的批判缺乏完整的理论指导，对于现代化的最大阻力封建主义反而视而不见，产生批判封建主义有名不正言不顺的现象，成为被保护的禁区，甚至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的神器圣物加以顶礼膜拜，山呼万岁。要克服上述两方面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只能是根据实践标准来修正错误的理论。

只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情地纠正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理论错误和决策错误，才能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和错误分开，把正确的社会主义和错误分开。只有这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最正确、最好的办法。同时也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最好的办法。那种反对把个人官僚主义和由个人官僚主义转化生成的体制官僚主义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分开的做法，才是葬送马克思主义、败坏社会主义、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最恶毒的办法。要把一个人引向邪路，没有更比赞美他的缺点更厉害的办法了。

二、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周易》在讲到社会变革时，除了极言变革必须“顺天应人”、“革而信”、“革而当”，不可主观随意，不可欺骗群众，不可急躁冒进之外，特别有意思的是把帝王将相的变革形容为“虎变”、“豹变”，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而把变革中的人民群众则称之为“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十分真实生动地指出了古代革命（如汤武革命）的如下特征：

一、大人君子顺应时势领导革命，有炳蔚堂皇顺天应人的理由，因而其威势如虎似豹，所向披靡。这是时势造英雄，个人官僚主义登台表演。

二、在变革大潮中，小民们只有改换门庭，革面洗心，跟着新主子跑的份儿，一切有关国家民族社会命运的事情，自有新的一轮英雄上台操纵，好歹无需小民过问。这是英雄造时势，个人官僚主义转化为体制官僚主义。

这说明，传统官僚政治在每一次革命上台时，总是打着“替天行道”旗号的革命官僚主义，英雄官僚主义，具有办事效率高和解民于倒悬的公平作用。但一旦当权，就逐渐腐化堕落，最后成为革命对象，成为顽固的体制官僚主义。换言之，官僚主义最初总是寄生在富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社会组织形式或社会发展模式之上顺应时代潮流的官僚主义，随着革命的胜利，寄生者就最大限度地使宿主变成为自己私利服务的模式。特别是由马上得来的天下，那种使革命易于成功的高效率军事组织，最容易演变成为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机器。各种社会发展模式可以抽象出一个共同的元模式，各种官僚主义的统治模式也可以抽象出一个共同的元模式。

官僚主义元模式

官僚主义元模式也是一个统分结合的金字塔式结构，顶端是首脑，可为单数或多数，以L代表之。中间是官僚，以B代表之。最底层是人民大众，以P代表之。

官僚主义元模式就是一个L，B，P，三层塔式分布的统分结构。L和B构成小统分结构，L和B为一体，则同P构成大统分结构。L支配B，B支配P，即L→B→P，这就是官僚主义元模式的基本公式。详见下图：

图中K为官僚数，n为群众组数，m为群众人数。→代表支配关系，即权力关系。所以，权是官僚统治的基质。L→B1 ，表示首脑对单个官僚的支配关系。B1→P11……P1m ，表示单个官僚对一组群众的支配关系。L→B1……Bk ，表示首脑对全部官僚的支配关系。这里官僚主义元模式的核心。L→B1 ……Bk →P11……Pnm ，表示领袖通过对官僚的直接支配形成对人民群众的间接支配，这就是一切官僚政治的胚芽。

L对P的统治必须通过B的中介，B起权力中介的作用。B的功能就是使L的权力通过它而放射于P，或者，对P的权力通过它而集中于L。

L→B→P这个广义官僚政治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在原始人群的略具规模的军事和狩猎组织中就已存在，甚至在社会猿群中就早已出现。社会猿首领和他的几个亲近助手组成战斗核心来统率全群，就是官僚主义的胚芽形态。其他兽群也可能出现首领对群众的统治，但这是没有中介的直接统治，不能称为官僚主义的统治形态。官僚主义的统治形态必须符合中介统治或间接统治的条件，即符合“L→B→P”公式的要求。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没有中介统治，从而有没有官僚统治，是构成向人类发展或向兽类发展的分水岭，是区别人类社会和兽类社会的标志之一。如果可能，不妨做一个试验：把众多散乱的毫无组织的人聚集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可以采集营生的孤岛上，时间一久，如果不是彼此残杀而全部毁灭，就必然会在其中产生出中介统治或中介管理的现象，也就必须会产生官僚主义。但是人群会存活下来。

由L→B→P这个基本公式构成的元模式本身，严格地说只是一种结构和功能的抽象写照，而不包含善恶好坏的道德评价。犹如一张未感光的胶片，还说不上它拍摄成像后是明是暗，是红是蓝，是好是坏。只有当L和B，或者为了私利，或者为了公益，或者为了侵略其他群体，或为了反抗侵略，或者为复合的目的而对它加以利用时，才同时发生道德评价的问题。即摄影后的胶片出现了明暗、色彩和美丑一样。所以，严格地说，官僚主义概念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官僚主义赖以发生的可能性，即L→B→P这个基本的结构功能模式，它是抽象的，中性的，无道德评价的；其二是官僚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变成现实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了好的官僚主义和坏的官僚主义，或复合的官僚主义，产生恶寄生于善或善寄生于恶的相生相克现象。

B本身随着条件的不同，可以发展为一个多层次、多分支、多专业的复杂系统，复杂得像树一样，可以称之为官僚政治系统树。L也可以随条件的不同而变成多数和多元的结构，从而使官僚政治系统树益形复杂。但是，不管L和B多么复杂，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仍然是L→B→P。

要使这个元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即有效克服坏的官僚主义，并不需要也不可能取消这个公式，这个元模式，而只需加上一个权力支配关系的逆向系统。同时使P亦能支配B和L，并使B和L相互制约，防止单中心单向支配关系的专断。

也许在社会猿群和原始人群团中已经出现这种逆向权力系统，并有这种直接民主制来制止首领的擅权。这可能就是形成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模式的政治原因，而物资匮乏只是它的经济原因。所以，反官僚主义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P→B→L。人类最终要创造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官僚政治，也必定是一个双向系统的官僚政治。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L←→B←→P

当然，这种双向支配系统，只有在法治为主的形态下才有效，而人治为主的形态是不可能保证它不向单向支配系统回归的。

本文的任务，只限于分析人治官僚主义元模式的单向支配系统。

权力的基本结构：支配和被支配形态

前面说过，L支配B的权力，B支配P的权力，L通过B通过P的权力（不排除L直接支配P的权力），是一切官僚政治的基质。这个基质是由L和B之间，B和P之间的单向权力支配关系构成的。如果把权力的个性视为常数略去不计的话，那么，L就是B的权力相对价值形态，B就是L的权力等价形态；L的权力要相对地表现在B身上，B成为L的权力大小的价值镜。依此类推，B又是P的权力相对价值形态，P则是B的权力等价形态。如果把L作为一方，B和P作为另一方，则前者是权力的相对价值形态，后者则合成为权力的双等价形态。如果把L和B作为一方，P作为另一方，则前者合成为权力的相对价值形态，P就成为权力等价形态。

如果L没有B或B没有P，L和B的权力就会无所表现，成为空无所有的虚无，要借他人而表现，要他人作为权力的等价形态来反映它的权力价值。马克思说得好：“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做他的臣属。”（《资本论》第1卷第31页注。）如果没有人以臣属自居，任何人也就不能以国王自许。有人以国王自许，必有人把肉麻当有趣，甘当臣属为光荣。

现在我们就从权力的相对价值形态和等价形态两方面来考察官僚主义单向权力支配系统元模式所蕴含的各种规律性特征。

滚雪球规律

官僚机构膨胀的趋势，除了追求扩充权力的主观原因外，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其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事务的增繁，需要增设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其二是机构越臃肿，冗员越多，效率越低，就越需要增设机构扩充人员来弥补效率低的缺点，结果形成恶性循环。有的单位，正式工干的活要合同工去干，合同工干的活，要临时工去干，这种现象不在少数。所以，官僚机构有一种人为的和自然的膨胀趋势。在这种趋势下，任何精兵简政的努力，最后都是徒劳的。这可以称为官僚政治的滚雪球规律。

但是官僚机构能膨胀到多大规模呢?

这要受到当时国力和民心的限制。首先，这个社会能拿出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这个不断膨胀的官僚系统。其次，人民群众是否愿意承受越来越大的负担以换取国家和自身的生存。如果官僚机构的自我膨胀超过了这两个主要的限度，就会产生以下严重的恶果：一、政府会成为人民不堪负担的昂贵政府。二、政府膨胀的结果，工资基金相对减少，大批官员入不敷出，难以养廉。迫使原本并不贪赃枉法的官员也大批下水，官风急剧颓败。政府效率进一步降低，社会公平进一步破坏。三、官风不正导致社会风气不正；社会风气不正导致社会生产下降，社会成员素质降低和道德败坏；社会生产下降，社会成员素质降低和道德败坏，导致官僚成分进一步恶化。恶性循环的结果，政府彻底腐败无能，人民造反，王朝更替。

因此，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也像钢梁延伸太长，跨度过大，因自重而折断一样，会导致自我毁灭。

尽管事实如此明显，但是，滚雪球规律是一个富于诱惑力的规律，实现起来立竿见影短期效应高，就像鼓噪的青蛙，只要一吹气，自己的气囊就能鼓起来，十分容易。不过，自然界的青蛙没有一个愚蠢到吹破自己的蛙皮，

而人世间的政府却不少愚蠢到让官吏膨胀而把自己撑破的。世界上官僚机构膨胀的现象比比皆是，尽管各国的程度和人民承受力各不相同，但趋势是一致的。

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在建立伊始，仅有国务院、财政部、陆军部和司法部。其中，国务院仅有5名书记官。到20世纪初老罗斯福执政时，联邦政府官员已增至26万名左右。到1977年，仅联邦行政官员就达280万名左右，半个世纪增加了十倍，还不包括武装力量。

因此，即使不计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权力的绝对增长，它的相对权力总值也已经大大增加了。这就使美国纳税人承受官僚主义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忍受。美国政治上新保守主义的抬头，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建国以前，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严格控制官僚机构膨胀，是典型的或模范廉价高效政府。据1943年3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迅速进行整编的命令》规定，首府延安县的县干部仅20名，杂务人员6名；10个区共有35名区干部和10名杂务人员，平均45人；51个乡共有102名乡干部，无杂务人员，平均2人。其他如志丹、延川、子长、安塞、延长、固临、甘泉等县也是如此。

到解放初期，机构有所扩大，但每乡少则3人，计设指导员、乡长及文书3人，多到13人，且正副乡长半脱产，其他乡政府委员不脱产，也没有与乡政府平行的一套党委机关。

1955年撤区并乡，1956年乡镇人民委员会人数由原来的3至13人改为5至15人。最多不超过25人。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公社内部党政军企事业都行政化，机构重叠，机关人员剧增。仅公社管理委员会的人数就少则20余人，多则40余人。到1984年社改乡前夕，一个普通的公社的机关工作人员即达三四十人。还不计社直企事业的干部。据1984年鲁西北一个普通公社的调查资料，其机构设置已很复杂。公社党委系统有正副书记和委员6个职位，除下辖支部、三个社办企业支部、三个社直支部和一个驻公社所在地县直支部外，职能部门有党委办公室、团委、妇女部、武装部、政法领导小组、监察等，此外还有5个管区党总支各设正副书记职位，管辖42个农村党支部。公社管理委员会系统有正副主任和委员8个职位，下属职能部门有办公室、多经办、计生办、派出所、农电组和民政、财政、计生、文教、司法、水利、机械、林业“八大助理”，此外有若干社办企业；一个农技推广站，16个社直企事业单位：卫生院、联中3所、食品站、兽医站、供销社、农行、工商所、粮管所、税务所、邮电支局、文化站、广播站、信用社、个体劳动者协会。

即使设置这么多机构和职位，但在垂直领导“条条专政”的系统下，还显得头重脚轻，难以应付上面交代的任务。故有“上面千条线，下面一个蛋，哪条线攥得紧，跟着那条线转”的民谣出现。县级机构的设置更其庞大臃肿。据调查，该公社所在的县，1984年有人口55万人，党政职能机构（包括行政性公司）共68个，其干部职工人数，如1943年延安县干部职工人数的100倍，达2722人，约占人口总数的0.5%。计（一）党群系统有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企业政治部、纪检委、政法委、统战部、团委、妇联、县直机关党委、科委、党校、总工会共14个；（二）县人大常委会；（三）县政协；（四）政府系统有办公室、经研中心、计委、城建委、计生委、经委、职教办、科委、多种经营办、从事局、民政局、公安局、司法局、法院、检察院共15个单位；（五）县人民武装部；（六）工交系统有工业公司、乡镇企业局、电业局、交通局、邮电局共5个单位；（七）财贸系统有商业局、供销合作联社、财政局、税务局、审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外贸易公司、物价局、粮食局、物资总公司、畜禽公司、人民银行支行、农业银行支行、建设银行支行共14个单位；（八）农林系统有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农机管理局、农业区划办、棉办、农村能源办、气象局共8个单位；（九）文教系统有文化局、教育局、广播站、卫生局、体委共5个单位；（十）其他系统有统计局、劳动局、标准计量所共3个单位。

从这些职能机构来看，真可谓国家机器对社会无所不揽，行政机关对人民生活无所不管。但是，大包大揽的结果如何呢?许多单位无不为严重缺乏人才、资金和物资而诉苦，甚至为开不出工资、付不起公费医疗、负担不了越来越多的退离休金而埋怨。

不言而喻，从县级往上数，地、省（市）、中央，机构的种类名目就越往上越多了，形成倒金字塔形。但是，虽然有这么多机构，有这么多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到头到还要大声疾呼“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又据河北省鬃县统计，1982年该县人口有28.3万人，而各类干部为282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其中，中小学教职员1138人，比1972年增加68.6%；县级机关干部872人，比1972年增加14.7%；公社干部244人，比1972年增加38.6%，企事业干部811人，比1972年增加349%。以县级机关的干部人数增加最快。机关干部人数的这种不合理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机关设置过多，管的面太大。1977年该县的部委办局数是35个，到1982年，仅5年时间就增加到62个，还有十余个临时性机构，增加了一倍多。而机关干部的内部比例则更不合理，正副局长、正副科长和一般干部之比为1∶3∶2，也就是说，正副科局级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之比为2∶1，官多兵少。这种结构比例严重失调的病态，已经清楚地说明官僚机构的膨胀早已超过财力物力人力所允许的极限，滚雪球规律已经发展到推不动、转不了的效率低谷阶段了。再加上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顶头吹来，要想爬出低谷，就不是一般方法所能奏效的了。

贬值规律

纸币的发行量如果超过商品流通所需的金属币量，就会造成纸币贬值，使其购买力降到面值之下。这就是通货膨胀规律。官僚政治的滚雪球规律带来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人浮于事，效率降低，官僚的实际价值降到低于名义价值之下。在通常情况下，它的价格--工资或俸禄，就会降低，造成“政治纸币贬值”或官僚贬值。低工资制的客观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这不过是从数量方面考察的政治纸币贬值规律，属于浅层真理。它还应该从内在本质上进行更深入的剖析。

一群有组织的战士，其战斗力当然大大超过同等人数和装备的乌合之众。因此，L→B→P的权力支配关系和组织模式的产生，最初总是基于一种功利需要。如果这种功利需要，是群体的公益所在，则这种权力支配关系和组织模式就会为群众、官僚和首领所一致接受，甚至是主动要求的。他们不仅会遵守这种权力支配关系的纪律约束和组织模式的强制要求而行动，并且还会在各自岗位上根据总的目标与要求发挥各自的创造精神去工作和战斗，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去完成预定的目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这时，首脑的相对权力总值就会倍增。革命领袖的威信就是由此而来的。

但是，如果这种功利需要并非出于公利，而是出于私心，或名义上是为了公利，实际上仍然为了私欲，那么，这种权力支配关系和组织模式就只有在强制的和欺骗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和运作。这就是官僚主义恶对于功利主义组织模式善的寄生的开始。一旦出现这种寄生现象，这种权力支配关系和组织模式就会发生质变。最明显的质变首先就发生在权力等价形态上，即受图谋私利的首脑所支配的官僚，或受图谋私利的官僚所支配的群众身上，使他们对于权力桎梏由自觉的服从，变成被迫的、非自愿的服从，有时还会进行消极怠工和反抗。特别当这种权力支配关系和组织模式得到体制上、法律上、思想上和暴力上的强化时，一个精明而野心勃勃的首脑及其领导核心就会使全体臣民完全处于驯服工具化或奴化状态中。

在这种状态下，作为首脑的权力等价形态的官僚层就越来越不需要和不可能发挥每个官僚自己的个性，而只需要成为首脑的权力和意志的消极反映，权力和意志的符号或镜子。每个官僚只要等因奉此，起承上启下的传声筒作用，起权力价值镜的作用，要不了多大的智慧和能耐，多高的学识和品德，就能机械地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成功了是升官发财的机会，失败了也是奉旨行事，乌纱帽可以保全。而上级也越来越要求下级对他尽忠，甚至不惜以廉易忠。只要站对了队，跟定了人，什么乌龟王八蛋都可以出将入相，沐猴而冠，文化大革命是典型的例子。而那些有个性有能力，直言敢谏，忧国忧民的官吏反而备受排挤打击，甚至充军杀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这种恐怖政策就更加强了百官的奴化过程。

在这种趋势下，每一级官吏对下级来说是人，有自己的意志，而对上级来说，则成为反映上级之为人的工具，是没有自己意志的螺丝钉，是人的异化。整个官僚机构对人民来说是人，有自己的意志，而对专制独裁的君主来说，则成为反映君主之为人的工具，成为君主实现其意志的机器，这是官僚阶层的异化。而人民则成为没有自己意志和只反映官僚政治意志的物，即人民的异化。所以，典型的官僚政治，从其自上而下的支配关系来看是人治的系统，从其自下而上的服从关系来看则是机器的系统。官僚政治系统既是人治系统，又是机器系统。

把国家理解为国家机器，严格说来，封建专制官僚政治是最合适不过的典型，而法治国家，即包含有逆向支配系统的因素的国家，则只有在局部的意义上才能使用。在专制官僚政治下，人治必然造成人的异化，即螺丝钉化，非人化。反之，只有实行人的异化，专制官僚政治的人治才能完成。官僚对人民实行人治化的结果人民会愚昧化，帝王对官僚实行人治化的结果官僚会螺丝钉化。官僚一旦螺丝钉化，自身的人格就会受到极大压抑，人的价值就会日益丧失，压迫和剥削的兽欲就会外化、物化。一个毫无人的价值的兽却可以骑在毫无兽的贪欲的人的头上作威作福，迫使对方和它人兽易位，让人活得像兽一样顺理成章，让兽活得像人一样心安理得。正如货币发展史所昭示的那样，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货币越符号化，本身几乎毫无价值的纸币却受到法律保护，可以承担金币的绝大部分职能，去购买那些比自己不知珍贵多少倍货物与劳务，甚至良心与爱情，真理与智慧。但是，如果这种魔术玩过了头，通货膨胀下的纸币就会贬值，人们拿着它会如烙红之铁在手那么可怕，机构膨胀下的官僚就会落价，人们对它就像对一张贬值的纸币那么鄙视痛恨。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一代代官僚政治，最初常常是精干有效并为群众可以接受的官僚政治，但越往后就越成为臃肿失效、尸位素餐、专事应付和贪赃枉法的官僚政治。官僚们就成为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的“政治纸币”，别看他高官厚禄，前呼后拥，但却是不值一文的大面额纸币一张。国民党崩溃时期的一个大官僚，就像一麻袋金元券一样压在肩上重得很，却换不了五斗米充饥。“四人帮”时期春风得意的大官僚又何尝不是贬值纸币，比冥钱还差劲，现在人民对他们的观感，还不如那些已故的国民党大官僚。

贬值不已的纸币，反映了财政的无能；奴性十足的官僚，反映了首脑的专横；愚昧无知的人民，反映了首脑和官僚的野蛮。历史上许多元首和官僚把下属的人民对自己俯首贴耳、唯唯诺诺、山呼万岁的举止十分沾沾自喜，当做自己英明伟大、领导有方、声望崇高的表现。殊不知按照“纸币贬值规律”，用等价形态的价值镜一照，只能无情地证明缺乏自知之明，原来天平的那一头，秤起自己的砝码那么轻。

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绝不是首脑和官僚的光彩。所有的官员，应把下属和群众对自己的毕恭毕敬，畏若神明，当作对自己人格的最大讽刺，最大侮辱，且越是真心诚意，侮辱越大。

如果把伟人当救主，招徕万民去膜拜，这种直接继承父家长制祖先崇拜的个人迷信，既是对死者的最大讽刺，也是对人民的最大侮辱。

蚯蚓规律

专制和奴性是成对范畴，形影相随有专制的君主，必有奴性的官僚；有奴性的官僚，必有专制的君主。犹如环节动物门的低等动物蚯蚓一样，可以首尾相生。

专制官僚政治以首生身和以身生首的“蚯蚓现象”二千余年来累试而不爽。又是秦始皇最典型，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压迫欲和剥削欲的野心最大的专制君主。他并吞六国之后，断然取消了西周以来贵族联合专政的礼治，连皇室子弟也无尺土之封，彻底实行废封建置郡县天下皆为秦官的君主独裁法治，完成了大一统局面。把前述官僚政治元模式的精神作了最充分的表现。这位集军政财税大权于一身的始皇帝，从此有了无上的富，无上的贵，无上的权威和无上的尊严。他的命为制，令为诏。而分受其治权的大小官僚皆得仰承其鼻息，

用命受上赏，不用命受显戮，乖乖地当始皇帝的权力等价形态、权力价值镜。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第一个标准的官僚政治。所谓标准，就是百官不对人民负责，只层层向上级负责，最后皆向最高最大的官僚--帝王一人负责。只要搞好对帝王的关系、对上级的关系，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图谋私利，鱼肉人民，而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形成帝王百官为一方，人民为另一方的官民对立的典型格局，后世几千年莫不以此为榜样。所以，只要有了专制君主这个“龙首”，就一定会长出官民对立的典型官僚政治这个“龙身”。

中国两千多年来，天子也好，地龙也好，换姓何其多也，但换来换去，都有一个与专制“龙首”相匹配的大同小异的官僚政治“龙身”自然地生长出来。反过来说，专制君主固然需要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也同样需要专制君主。这是因为大小官僚们如果能够帮助大皇帝登上宝座，树立绝对权威，他们就可以借助这种绝对权威树立自己的小皇帝、土皇帝的地位。这在外国叫月光效应，在中国叫狐假虎威。谁想当明月，就要捧出个红太阳，谁想耍威风，最好假传圣旨，用个伟大的名义。

官僚们要人民成为他们权力相对价值形态的等价形态，就必须自己先成为帝王权力相对价值形态的等价形态。他们要当人民的主子，就先得当帝王的奴才；他们有帝王作主子，才好让人民作自己的奴隶。

只要社会上还存在大小特权者，他们就必然会设法造出一个最高最大的特权者来充当他们特权的偶像。所谓“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这并不是为了什么忠君爱国，或行什么鸟道，而无非是为了方便自己对人民的压榨。君不见，历史上除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大王雄风外，“拥戴”风、“劝进”风不也刮个不停吗?不但权奸如曹操，伪仁如刘备有众多的谋臣将士加以劝进，就是乳臭未干的小儿，弱智低能的白痴，荒淫无道的登徒子，只要他们能起“群龙之首”的偶像作用，古往今来的文臣武将猪仔议员之流，都会在一夜之间让他“黄袍加身”，“登继大极”，当上皇帝或大总统，元首或执政的。

在不少场合，为了强化活偶像的作用，还要不时抬出死偶像的招牌，加以顶礼膜拜，以便表明现行特权来自列祖列宗的遗诏遗训，或至圣先师开山鼻祖的典籍教诲，不得有丝毫的怀疑。而为他们如此这般拥戴的人物，即使再英明谦逊，也很难不飘飘然地自以为确乎是至尊万能的超人，当之无愧的“龙首”了。

历史上的“蚯蚓规律”获得登峰造极表演的，还算不上秦和以后各朝，而是我们的“十年文革”。

蚯蚓规律的发现，使我们对官僚政治元模式的生命机制是否有了更生动的深刻的理解了呢?是否对我们的克服官僚主义有所启发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从蚯蚓现象这种极其普通平凡而又极其惊心动魄的现象中得到些经验教训吗?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认真地来克服制造“龙身”现象的动力，要削弱神化领袖意志无所不渗不透的一体化倾向和经济、科学、教育、文艺、法制、道德、宗教等皆为政治服务的依附化倾向?同时，是否应该认真克服制造“龙身”现象的原因?即要反对各级领导凭一己好恶任意“枪毙”、指斥文艺作品、学术观点、科学思想的积习和随便干预党纪国法的执行，甚至知法犯法、执法违法、制法毁法而不受惩处的特权倾向?而产生过超级专制官僚政治的旧人治体制，是不是应该成为改革的首要目标和独立的目标，而不应该仅仅作为配合经济体制改革而改革的辅助目标?

个人崇拜规律

按照官僚政治元模式而组织起来的单向支配系统开始运用之后，必然导向个人独裁为其极致形态。当官僚政治的首脑由革命功利主义者一旦变为革命果实垄断者的时候，个人权威欲和剥削欲就会无限地膨胀起来，越来越具有排他的倾向。汉高祖诛杀韩信、英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明太祖立胡惟庸、蓝玉案，清康熙诛杀鳌拜集团，雍正兴年、隆诸狱，都说明首脑为了杜绝权相重臣窥伺神器，不惜杀戮大批功臣、战友。而清初逐步取消旗主诸王的“合议制”的过程，则说明独裁者地位巩固之后，也绝不允许任何集体领导来瓜分他的权力，染指禁脔。久而久之，那些在“杀鸡惩猴”过程中深受教训，留下来仰承帝王鼻息的高官显宦们自然要高唱“皇恩浩荡”了。

从官僚的私欲看来，天经地义的逻辑就是：帝王是权力的化身，真理的源泉，苦难的救星，荣耀的施主；为了自己的利益，管它什么主义和阶级，皇上的智慧只能以全民的愚昧来对比，皇上的金口何妨以全民的哑巴作陪衬；皇上的天赋万能不惜以全民的精神白痴为条件；皇上的纵欲，应该以全民的禁欲来增效添趣；皇上的光荣可以用全民的耻辱来换取；皇上的神化当然以全民的奴化为代价。

从帝王的权欲看来，地义天经的逻辑就是：他既然占尽人间春色，朕即国家，当然要进一步与天公试比高，步入神的仙境。所以秦皇一即帝位，就嫌肉身凡胎的终身制与世袭制的不足，而要遍寻长生不老的仙药；汉高订定朝仪，百官便须三呼万岁而后已。几千年历史哪个帝王的寿命不被颂扬得与天地同辉，哪个帝王的威信不被神化得与日月争光。那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心态，无非说明万岁的梦幻虽醒，性急的黄粱难苏，总以为个人的意志能够加速地球的旋转，主宰千万代子孙的命运。这便是官僚政治由个人独裁而来的神化首脑的个人崇拜规律，实质上就是权力拜物教。有了权就以为有了一切，左右一切，权力万能。这种权力拜物教在富有父家长制宗法传统的国度里，对死去的首脑会产生祖先崇拜，对活着的领袖会发展为个人迷信是十分自然的过程。

官僚政治中的权力至上，与资本王国里的金钱万能，实有相互辉映，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原本是压迫欲和剥削欲这对恶德的必然表现，同反侵略斗争中的团结奉献和劳动生活里的分工合作这种善德的表现一样，都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天性之中。所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人类的大旗上已经出现保卫世界和平和维护生态环境这类大同文化因素的新口号时（这说明绿党的思想无疑已成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还有人毫不知耻地手捧“权经”，赤裸裸地高喊：权!权!权!而在80年代，当改革成为人类一次最伟大的觉醒浪潮时，权字却同时成为改革过程中最巨大的难题。不言而喻，在困难的顶峰，则是受个人崇拜规律所支配的那种权。

人民如果不甘心悲观得把自己的命运无可奈何地交给一种自然过程来支配，又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必然出现这样一种奇迹，即以权力中心产生由人治来推动现代法治的过程，那么，人民所能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努力，靠亿万人凭各自的良知良能逐步形成各种公共生活准则，并按照它努力做一点既有利于增进自己幸福与知识，也有利于增进社会幸福与知识的和平演进工作。

只有使自己得到现世的而不是来世的和平与幸福，同时又不透支下一代的和平与幸福，从而能确确实实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前进一步的人民，才是普普通通而又比较成熟的一代人民。那种易于轻信理想，易于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人民，反而是比较不成熟的一代人民，不容易制约权力的人民。而国家机器则只需要用法律与财政手段去支持和保证这些公共生活准则的有效实施，就是称职的、真正廉价的政府。几千万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这股最强大的社会有组织力量，如果能够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这种陈腐迷信中解放出来，回到人民的现实，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到带头去形成和执行这类公共生活准则，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取得成功的最现实的道路，上述奇迹才易于出现，人民才会把共产党当做最亲密有益的朋友。

轮流坐庄规律

权威欲和占有欲并不是帝王一人的天性，只要是人，莫不都有这种恶德的萌芽。问题是有没有权力来实现和有没有善德来克制。根据官僚政治的元模式，百官既然是皇帝权力的等价形态，代表皇帝的绝对权威实行对人民的绝对统治，那么，那些有权缺德的官僚自然要在代行皇帝权力的过程中以权谋私，分一杯羹。在对皇上实行个人崇拜的同时，当然也要求下级实行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于是，官僚政治中的上行下效现象就成为一条规律。而且往往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变本加厉地扩大权力单向支配的效应。上既有三千粉黛的风流天子，下必有霸占民女的花花太岁；上既有急性病，下必多催命鬼；帝王的权山利壑之欲没有穷尽，百官的人欲横流哪有止境?

自从奴隶制王朝和贵族制封建结束以后，帝王百官便没有了以血统为标准取得特权的借口，“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口号，就把竞争机制引进到权力之争中来。当旧王朝把百姓压榨到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的时候，野心家必然会高举“替天行道”的招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新权威主义或新个人崇拜口号，“取彼而代之”。四人帮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丝毫也不新鲜，完全是专制官僚社会的老把戏。

所以，几千年来个人崇拜的历史，随着人治的盛极而衰，衰极又盛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其实是百家姓中轮流坐庄崇拜的历史。老百姓拜完了这家拜那家，拜完了此姓拜彼姓。中国的专制帝王少说已换了几十姓。所以，个人崇拜规律，从历史长河来看，其实是轮流坐庄崇拜规律。当个人崇拜未换姓之际，必须先有一个君权式微过程。这时，官僚政治元模式就开始发生变形，首脑支配百官的权力逐渐名存实亡，中央的令不行，禁亦不止。有势力的权臣、武将、门阀、豪右往往会内外勾结，结党营私，或拥兵自重，自立山头，把皇帝老儿架空，甚至“挟天子以号令天下”。这时的专制官僚政治权力就出现多元化的倾向，由有序的封闭系统转化为无序的开放系统，统一的王朝就会陷入分立甚至混战不已的局面。原先隐蔽的各种山头公开化和严重化是轮流坐庄规律竞争机制的必然环节。

中国中古时代，自魏晋以后分裂割据的局面延续了数百年之久，这是统一的专制大帝国瓦解后最大的危险。轮流坐庄规律和山头规律，其实只是个人崇拜规律的变形而已。因此，它只会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老化规律

如果说，个人专制是权力最典型的空间形态，那么，独裁者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就是权力最典型的时间形态。

没有空间独立性或排他性的权力，即没有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转让性的权力，也就不成其为个人专制权力。但是，没有时间延续性的权力，即没有使这种不可分割和不可转让的权力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下去的趋势，则是毫无意义的权力。法国元老院在把拿破仑簇拥上终身独裁道路的过程中，阿谀奉承道：“不能持久的光荣是毫无意义的光荣。”真是把权力和终身制的关系根本道理说透了。

所以，权力，特别是专制权力的时间延续性趋势，第一步必然导致权力的终身制。反对终身制纵使有千百条理由，也敌不过这一条理由。

专制帝王的绝对终身制通常以生命为界限。越是英明而又贪婪的独裁者，越具有把权力不保持到死决不罢休的倾向。哪怕是自己的亲骨肉也不肯相让；哪怕是在本人已经丝毫不能运用、甚至不能感觉这种权力的植物人状态，这种权力在习惯上还是属于他的。这就是权力的老化规律。

但是，老化规律有时会像惯性一样，不以生命为界限。这并不是指帝王身后还要享受殊荣，大事殡葬，追封尊号等等惯性，而是指他的遗训遗诏还会被当做子孙后代新权力立足未稳时的庇护神，或作为这种新权力的“原始资本积累”而阴魂不散地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发生指挥作用，好像新权力的合伙人那样使广大有生命的臣民，有新鲜经验的智者，继续成为他的奴仆听命于他，并作出牺牲。从老化规律来看，“人亡政息”之说，并不完全真实。

专制帝王受权力老化规律的支配会表现出终身制现象，在官僚来说，也同样会表现出终身制现象。所以，整个官僚政治的老化是专制制度下又一个由个人官僚主义转化为体制官僚主义的法则性表现，很难彻底根绝，如果不是从根本上克服的话。

透支规律

权力老化规律的惯性，不仅对权力接班人起庇护作用，在更多的场合，则是起一种消极的透支作用。可以称为权力的透支规律。

一个独裁者运用高压手段保持自身统治的稳定，终其身也不过几十年，但往往会以后来几代人的动乱为代价来补偿。中外历史上这类剥削后代的现象屡见不鲜。

路易十五就曾说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果然，他死后，路易十六就被送上了断头台。路易十五的荒唐，透支了路易十六昏聩的头颅。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最后透支了杨贵妃过早的玉殒香消和人民的安定生活。康熙的恋栈和在储位问题上的过于英明，透支了他许多儿子和近臣的天年。推而广之，不仅在生命上，而且在观念上，权力的老化会透支更多的后代幸福。

古老封建“人手论”的现代执着狂，透支了今天多少人口的口粮和牲口的饲料。土豆加牛肉式的或盐菜加窝头式的千世盛世说一再顽固的翻版，把一些大国透支得穷上加穷。工业化时期官僚政治的短视，透支了人类生态环境的多少长远利益。同样，一切阻滞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的官僚政治，将会透支后世多少宝贵的时间。那些盗窃国库和民财的官僚们，不仅在透支后代子孙的现代化，捎带着也透支了党的威信。试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狂一下子透支了无产阶级多少代子孙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意识!

遗传规律

如果说，终身制是专制权力的必然归趋的话，那么，世袭制就是终身制的必然归趋。完全成熟的君主专制的特征，从空间看是排他的独占性和不可转让性，从时间看是终身制和家族世袭制。世袭制是个人专制制度达到充分成熟形态的最高标志。

在父家长制社会，没有世袭制，没有亲骨肉把自己这种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大一统特权“遗传”下去，专制者是无论如何死不瞑目的。这可以说是继承老化规律而产生的权力延续规律，也是人类压迫剥削欲的兽性和骨肉情的人性相互寄生依托的一个表现。列宾的《伊凡雷帝杀子》一画就描绘了这种人性中善恶互依互生的辩证法。伊凡雷帝在杀死自己儿子后双目惊呆的表情和用手捂住儿子流血的伤口，这些情节细致入微地表达了一个暴君身上人性中善恶的冲突与转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家忌讳记述暴君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复杂心理。克服这种简单化的历史人物观，把专制君主当做活生生的人来描写，才能对官僚政治有更加生动而深刻的科学理解。愈是说明寄生在人性之上的官僚主义兽性如何阴险狠毒，或寄生在兽性之上的人性如何执着顽强，就愈能鞭辟入里地理解官僚政治导致国家历史悲剧的必然性，也就愈能清醒地研究克服官僚主义弊端的规律性。

专制君主想把自己的绝对权力无限恩宠地死后“遗传”给自己的子孙，却想不到这种恩宠往往会引起骨肉相残的内讧。历史上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特别是储位之争，不绝于书，为文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从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从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到世祖的诛杀手足，这些王室内部最卑鄙的兽性发作，又无一不是在爱河情海的权力遗传之舟上演出的。正如《红楼梦》第七十五回中探春所说的：“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鸡眼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倘若没有权力遗传规律下的世袭制，不仅可以少了许多骨肉相残，而且历史也将大异其趣。但是，人类必须发展到一定高度，官僚政治才不需要也不可能借助情欲、借助血统来延续。凡是借助血统来遗传的官僚政治，不妨给它起一个并不雅驯，但却抓住特征的名称：生殖器官僚政治。

必须指出，权力遗传规律不仅可以通过血缘姻娅关系而表现，还可以通过集团成员彼此提携交换和形成封闭系统，有计划地集体安排自己子女为接班人来实现，可谓“集体遗传”规律。不仅可以从人到人直接遗传，而且还可以通过经济的中介而“遗传”，可谓“嫁接遗传”工程。即以政治权力庇护子孙获得经济实力，再凭借经济实力转换成政治权力，或者，政治与经济联姻而双轨继承，实行遗传。这就是权力遗传规律适应环境和时势而产生的变体，说明权力遗传规律的顽固性。

成熟的专制制度的特征是权力独占制、终身制和世袭制。成熟的私有制的特征是财产的独占性、延续性和继承性。两者多么像一对孪生子那么相似。这对人类天性的孪生子尽管在历史上的成熟期由于条件不同而有先后之分，但是，它们在作为社会人的规律性上是同源、同根、同时的，因为权威欲与占有欲是随着社会猿的进化而俱来的。

这对孪生子在历史上的衰落期也因为条件的不同而可能出现差异。例如，有的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受到很大打击，甚至基本消灭，但是权力终身制和变相世袭制--权力“集体遗传”和“嫁接遗传”规律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有的社会，权力终身制和世袭制已经基本消灭，但私有制还大量存在，甚至更加繁荣。但是，这一对孪生子由于它们的同根同源而可以相互转化，所以，两者成熟期的时间差和衰落期的时间差都不足以保证在把它们各个击破后不再复生。在权力终身制受到很大打击甚至基本克服而私有制还存在的地方，权力的实质（支配人）能够通过私有制经济进行变相延续。在私有制受到很大打击而权力终身制还存在的地方，私有制的实质（剥削人）能够通过政治权力变相延续。也就是说，压迫和剥削能够以各种不同的形成而继续存在。

研究这一类孪生的问题，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克服社会不公平状态的困难，也认识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能相互替代，而必须同步进行。中国新权威主义论者提出的“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两阶段说，

实在是很天真的“食洋不化”，不明白中西历史差异的所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生不逢辰，死非其时。如果有人足够聪明，把新权威主义作为官方哲学或半官方哲学，那也只是小聪明，而不是大聪明。因为，中国的官僚政治，如果不借助人民的力量（哪怕是逐步放开地借助）就无法抵抗那种自我腐蚀的力量。命中注定要由人治来推动现代法治的这种历史使命的完成，无论从手段或目的来说，我们要的绝不是新权威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当然，这种新权威主义绝对不能和社会公共生活准则所需要的统一协调的权威混为一谈，后者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而前者是除了法西斯之外任何社会都不需要的，因为，封建专制社会不需要它的民主外衣，民主社会不需要它的封建专制内容，只有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需要它。

讲到这里，我们只讲了官僚政治遗传规律的“生理”的一面，即权力的实体（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思想权力等）凭借血缘关系进行直接遗传、集团遗传和嫁接遗传的渠道。现在需要深入一层探究官僚政治遗传规律的社会的一面，即权力的形态（控有、运用和分配各种权力实体时采取的形式、制度、手段、方法等等）通过权力主体的个性特征和体制特征而实行社会遗传的渠道。这两种遗传渠道是互相渗透，互为表里，密切不可分割的，只是为了说明的方便，才分别予以论列。

所谓官僚政治遗传规律的社会方面，或权力形态的社会遗传，也就是本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所指的人类“社会遗传基因”工程的主要内容之一。

官僚政治权力或权力实体在从一个掌权者到另一个掌权者的转移过程中，不管新旧掌权者有无血统关系，权力的形态在保持一定的遗传性的同时，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异。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王朝的绵延和更替，无论是皇室内部权力更迭也好，还是外部改朝换姓也好，都未脱封建专制的范畴，这就是权力的社会遗传性的表现。但是，每一位新皇帝对前朝前代皇帝的权力体制都或多或少会惩前毖后地下一番因时制宜的改造功夫，这就是权力的社会变异性的表现。在官僚政治权力有机体中，随着变异性的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遗传的飞跃，种的突变，即权力形态的根本变革，或国体、政体的革命。但是，尽管遗传发生飞跃，却不是遗传性的整个否定，在更原始、更基本的遗传层次里，遗传物质可能仍然延续不变，犹如种可以变，而属、目、门、纲不变一样。

不仅如此，即使某些遗传物质被否定，也并不会从此失去它在进化链上的地位和影响。缺少了被否定的遗传物质，就不会有新的遗传物质的产生。因此，在社会遗传工程中，否定的和被否定的遗传物质都是进化的必要环节，甚至会反复出现，当然地都会积淀在文化传统中而活着和发生作用。犹如正题和反题都会存在于合题中一样。

例如，没有周代领主贵族封建官僚政治的存亡和强秦专制法治的速胜，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就不会如此有意识地坚决彻底地推行废封建置郡县的专制政体；没有秦因孤立而亡的前车之鉴，汉高祖不会大封同姓王和诛杀异姓王。没有强隋骤亡的新鲜教训，唐太宗不会如此惕焉戒惧地实行从谏如流的开明专制。当个人官僚主义和体制官僚主义相互反复转化时，权力实体通过权力主体的不同性格和经验，不同体制和影响而取得越来越丰富发达的权力形态。中国贵族封建和君主专制封建的官僚政治历史延续长达三千余年之久，父家长制的历史还要深远悠久，所以宗法封建权力形态的遗传积淀特别丰富深厚，顽强有力，封建文化传统也就特别丰富深厚，顽强有力。这主要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遗传规律表现的效应。

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权力形态及其遗传积淀需要另辟专篇（《官僚主义权力形态论》）加以论列，不在本书详述了。

裙带规律

裙带规律是权力遗传规律的延伸与扩大。

封建官僚政治称惑君败事的女子为祸水（语出《赵飞燕外传》，淖夫人唾成帝后飞燕之妹合德为祸水，盖汉属火德，取水克火之义）。所以，夫人干政成为为政者的大忌。但是，忌尽管忌，犯还是照样犯。这实在怪不得女性一方。因为，男欢女爱，传宗接代，是乃人之常情。皇帝和小偷，百官和平民，伟人和侏儒，概莫能外。只要他手中有权，就像他心中有爱一样，就不能不在床笫枕席之间随恩宠把权力付予对方分享。恩爱对象和恩爱结晶固不待言，就是远支旁脉，姻娅外戚，也需推恩及爱，加以提携。甚至阉宦内侍，也是爱屋及乌的对象。这些无非是人格化权力的自我夸耀和扩张，和权力化的性夸耀和扩张走上了同一轨道。所以，裙带规律实质上是深潜在官僚政治生物层次的一条政治权力规律，古今中外的官僚政治概莫能外，不过表现方式与程度视条件不同而不同罢了。

在专制官僚政治下，特别是在素有宗法伦理传统和实行父家长制的中国，这条规律就表现得更为顽强与热闹，因为，这是典型的人治环境，裙带规律没有法治来制约。

从官僚政治的元模式已可看出，首脑集中了所有的权力，但他的权力必须通过官僚的中介，才能表现为对全国人民的统治，只要保持对官僚的统治，就能保持对人民的统治。因而，如何可靠地把控制官僚的权力长期保持下去，避免文臣武将尾大不掉，强者先反，或太阿倒持，“取彼而代之”的故伎重演，就成为中外古今帝王元首们在夺得政权后苦心焦虑的最大国策。中国官僚政治在这方面的对策性尝试是经验最丰富的。但主要的经验归结到一点是用人，用现代术语说，就是干部路线。而用人之道，不外乎阴柔阳刚两条途径。阴指以女性为中介的途径，即利用沾亲带故的关系，把皇亲国戚乃至阉宦内侍作为依靠对象，安插要津，可以统称为裙带风。（旧谓借妻女姊妹关系得官为裙带官，此处引申泛指利用血缘与通婚形成的人事关系网络。）阳指贤人政治，即利用荐举、推选、考绩、科举、办学等造官选官制度任用贤臣良将，依靠的是社会精英人才，可以统称为须眉风。这两条经验经常交替使用，或兼采并蓄。不过，发展到最后，在人治条件下总是裙带关系占上风，并且，柔能克刚，有功勋的贤臣良将也往往会被编织进裙带关系网络中去。这就是权力的裙带规律。

秦始皇，在历史上虽有以吕易嬴的无稽传说--这可以看作关于裙带风的一次异想天开的文学创作--但他本人却是重用社会须眉精英，竭力防止裙带风和反对妇人干政的专制君主之一。他鉴于周室实行以宗族血亲为基础的贵族联合专政的结果，导致了“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教训，采纳了李斯关于废封建置郡县，“置诸侯不便”的建议。罢免吕不韦和禁闭太后，也是出于这种一贯的考虑。但是，他最后还是未能根绝“阴柔”之患。二世时宦官赵高擅权，尽诛始皇子弟及李斯、蒙氏兄弟等异姓英才，把胡亥架空，使之变成最彻底的孤家寡人，大大加速了秦的灭亡。

汉高祖鉴于异姓须眉精英桀骜不驯，又惩秦以孤立而亡，不得不大封诸子侄为王，回到了裙带路线；而亭长太太一家，当然也就布满朝廷要津，裙带心理大为满足，阴柔之风顷刻大行其道。但是，依靠裙带关系编织起来的权力网毕竟不能保证同心同德的统治，所以，很快就演出了第一幕外戚诸吕之难和皇族吴楚七国之乱。虽然从文帝开始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藩国自析，但是顽强的裙带风并未根绝。王莽篡汉，就是一幕“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和王氏“五侯同日封”导演出来的外戚祸。光武中兴以后，既鉴于皇亲国戚靠不住，又鉴于异姓功臣太可怕，率性矫枉过直，政不任下，企图用个人独裁来代替裙带路线和须眉路线。因为，分掌政治、军事、监察大权的三公权力太大，容易太阿倒持，而且宰辅例皆德高望重之人，不便督责指挥，不如崇以虚名，将政事委诸尚书，所谓“事归台阁，三公论道而已”。这表明专制帝王的统治信任感日益萎缩，一直缩小到只剩下朝夕共处的内臣，甚至阉宦。但是，尽管统治信任圈如此缩小，裙带规律仍然无法排除。光武以来，总计封诸侯王61人，王子侯344人，功臣侯397人，外戚恩泽侯89人，宦者侯79人（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导致和帝以后外戚宦官相继专政，中央式微，吏治大坏，群雄蜂起，军阀割据。汉献帝先后被董卓、曹操挟持而废黜。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向贵族政治变相逆转的分立时期，也就是裙带规律除三代外表现得最显著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门阀制度的政治统治力量至少延续了四五百年之久，有些世家大姓的权势甚至继续延伸到唐朝的权力系统内。官僚的门阀化（贵族化），尽管和欧式领主及周代的贵族专政有所不同，但世禄世卿世官是一致的。三国以后实行的九品官人法的造官制度就是把汉末就开始出现的高门大族“累世公卿”的现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久而久之，世胄大户便垄断了仕途，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官僚政治基本上成为一个“生殖裙带系统”，一个“性系统”。

它的流风遗韵，历唐宋元明清和民国的四大家族而未绝，显然已和人治型的家族伦理政治共始终。哪里有人治体制，哪里就有家族伦理政治；哪里有家族伦理政治，哪里就会有任人唯亲的裙带规律起作用，哪里就会不时冒出“夫人干政”的迹象。时至今日，谁只要到内地县城去调查，就会很快发现，由于农与非农户口壁垒的存在，那里已经形成了一张由裙带规律支配的亲连亲的权力关系网。

中国几千年来最讲礼义廉耻，最强调禁欲，最忌讳谈性问题，但是，生殖系统造官法和裙带关系权力网却最发达、最严重。这真是最生动的对立统一辩证法。

两栖规律

水陆过渡型的脊椎动物--两栖类，例如青蛙，有一个显著的特性：幼年期在水里度过，用腮呼吸，成年期才登上陆地，改用肺呼吸，但还不时回到水中生活，可以水陆两栖。两栖类用腮呼吸表明它们的祖先是鱼类，用肺呼吸，表明它们又是新型脊椎动物--爬行类的祖先。所以，从整个种群的进化来说，坚持陆生方向是前进，回到水生方向是倒退。但是，对于个体来说，水陆两栖这种变态生活方式，却宁是它适应生存的手段。所以，有些交通工具和武器，就是仿照这种两栖性优点而设计制造的。

官僚政治也天生具有这种两栖性。就整个官僚政治的进化来说，从贵族血统型向布衣科举型的转变，从终身型向限任型的转变，从世袭型向选举型的转变，从人治型向法治型的转变，从寄生型向服务型的转变，等等，是一种进步，但从官员个人来说，却不见得都以后项形态为前进方向，而宁是把两栖性当做适者生存的手段，左右逢源的条件。

从官僚政治的元模式已可看出，专制人治的首脑必然要求并运用各种软硬兼施恩威并济的手段使臣属唯命是从，臣属必须变成以首脑的意志为意志的无个性的权力价值镜，才能保住乌纱和加官晋爵。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各级官吏对各级下属和人民来说，则又是权力的相对价值形态，他必然要求并运用各种软硬兼施恩威并济的手段使下属和百姓唯命是从，变成以他的意志为意志的无个性的权力价值镜。所以，人治下的任何官吏，天生地都是有双重人格的两栖类生物。对上来说他是不许有自己个性的权力价值镜，对下来说则他又是发号施令的权力相对价值形态。对上，他不得不卑躬屈节，诚惶诚恐，对下，他满可以颐指气使，狐假虎威。他老是在卑与亢两种状态中生活，在奴与主两种角色间进出。

在人治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中，上至帝王下至群僚的两栖性、两面派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上，历朝历代的官僚政治大凡在发难之初，总是打着“顺天应人”，“替天行道”的旗号取旧政权而代之的。在其统治初期，确也曾革除一些前朝的弊政，推行一些“解民于倒悬”的德政，以收敛人心。但是，一旦宇内平静，政权巩固，对平民百姓的压榨掠夺就日甚一日地加重起来。而为了在强化剥削时强化治安，消弭叛乱，除了用严刑峻法进行暴力镇压外，更需要借助欺骗与伪善来掩盖罪行，宣扬治化。官僚政治的两面性就极度地发展起来。所谓“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就是这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两面派作风、两栖性生活的忠实写照。王室如此，赃官猾吏当然上行下效，养成一套欺上压下的官场作风。对上阿谀奉承，拍马溜须，崇尚形式，专做表面文章，对下狐假虎威，假公济私，敲诈勒索，纳赃索贿。一旦从上到下以权谋私官官相护的关系网牢牢织成，整个官僚政治就会变成一个表面上专讲礼义廉耻，骨子里男盗女娼的巨大吸血机器，礼义之邦里的吸血机器。许多官僚就会成为双重人格和两副嘴脸的两栖动物。既制法，又毁法；既执法，又犯法；有令自己不行，有禁自己不止；既要开前门，又要走后门；既要捞文凭，又要攀裙带；既能官星高照，又要长袖善舞；脚踏两条船，手牵两条线；对洋人媚态百出，对同胞官气凌人……

官僚政治的这副两面派嘴脸，两栖性生活，使人民很快就悟出了一条认识论法则：真理逆解律--官僚政治的皇皇文告，堂堂宣言，都只能从反面去理解，才能得到真理和实情。“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前汉书·食货志》。）二千多年前史家就已经发现这种两栖规律的典型表现了。

掌握了这条规律，我们回首往事也就不必为两面派现象在“大跃进”年代的大跃进而少见多怪了。那个年代我们都梦寐在谎言编织的创造里，行动在脚踏实地的破坏中。一方面，亩产12万斤的“卫星”已经在报上言之凿凿地放上了天，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人民公社已经锣鼓喧天地在人间架设起来；另一方面，浮肿病和路倒饿殍却悄悄地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华夏大地上蔓延开来，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率却在“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中跌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种自欺欺人的两面派作风，已经远不是昔日朝廷内部金銮殿上“指鹿为马”的小小范围所能比拟，而是扩大到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全国规模。但是，这种天大的错误还要弥天大谎地被说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而且这“一个指头”的错误还不许人们去追查和总结，因为，这是为革命而缴的“学费”，无人敢去问津。就像大炼钢铁时土高炉旁堆积如山的废铁渣那样，再也无法回炉了。

为了革命的名义，什么学费都可以缴，什么错误都可以犯，什么私货都可以兜售，什么坏事都可以干。无怪乎到了十年动乱时代，林彪和“四人帮”一伙要大喊大叫“阶级斗争”的革命口号，大干大演“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勾当。就像历朝历代起义领袖无不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来反对旧天子，登上新天子的宝座一样。

在漫长的官僚政治史上，以替天行道之名，行江山易姓之实的现象，固然相当频繁，但两栖规律的这种表现，只是矛盾积累到了总爆发阶段的现象，不能天天发生。作为官僚政治日常生活的现象，有一种具体而微的或局部的阴谋战争，则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皇上与官僚，官僚与官僚之间进行。因为每个官僚本身既是权力相对价值形态，又是权力等价形态，既是主子，又是奴才。做主子的有主子一套两面派，做臣属的有臣属的一套两面派。所以官场中阴阴阳阳，虚虚实实，非常复杂。什么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欺上瞒下，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简直是家常便饭。当皇上或上司英明干练，确实富于权威时，还能以居高临下之势，控制统一局面，一旦皇上或上司昏庸腐败，就会太阿倒持，以仆欺主，这种阴谋战争就会愈演愈烈，终至局面失控，不堪收拾。纵有两栖之长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官僚政治本来是为了避免人类社会最大的内耗--无政府主义而才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官僚政治开始总是精干有效的官僚政治。但是，由于皇帝百官们的压迫剥削欲没有止境，他们又都采取两面派嘴脸、两栖性活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私欲，互相勾结又互相水火，所以，在人治的体制下，任何英明有效的官僚政治，最后都会内耗愈来愈大而变成臃肿无能的官僚政治，失去它原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导致人民的反对而最后走向灭亡。

两栖规律的要害在于伪善。识别和克服复杂的伪善需要知识。知识即是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教育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条件之一。

三、天公莫施恩，施恩强者得

人民权威和政府权威

天公不会施恩，如果它会施恩，这种恩惠也只能为强者所侵夺。所以，黎民百姓发出宁可不要天公施恩的诅咒。这种“吾与汝皆亡”的悲愤心情，确实也反映了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施恩强者得”。

为什么天公的恩赐总为强者所得呢?这是因为，强者之所以为强者，就在于它与弱者相比较，在占取与利用自然资源及人造财富上具有显著的优势机制。这在人类的起源问题上是如此，在官僚主义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古代，官僚和官僚政治之所以常常是强者，而人民群众之所以常常是弱者，就是因为官僚们利用了组织手段，把人民群众组织在自己的权力控制之下。寄生在各种社会组织之上的官僚主义之所以强大，不在于官僚本身的强大，而在于组织力量的强大。而这种组织力量恰恰是人民作为组织工具而形成的。所以，在古代社会，人民群众只能在原有组织中怠工或脱离原有组织，不当组织工具，使自己成为乱民或乱民的组织工具，以个别反抗或集体叛乱的方式来推翻旧国家组织和克服官僚主义。但是，由于他们的愚昧和贫困，他们自己并不能控制国家组织，最后只能又沦为新权威的奴隶。而新权威由于仍然以人民的奴化和贫困为前提，所以，根据前述官僚主义的种种规律，新权威又会面临旧权威的下场。

人民群众如要有效克服官僚主义弊害，打破这种历史循环，唯一的出路是使自己也成为强者，即成为拥有知识和财富，能够运用法制手段监督和制约国家组织及官吏行为，不断更新官僚队伍的强者。政府要成为真正的强者，即公平正直和能干有效的廉价政府，就必须使自己的官僚主义弊害降到最小限度；要使自己的官僚主义弊害降低到最小限度，就必须使自己的运动形态符合于理性的法律规范；要使自己的运动形态符合于理性的法律规范，除本身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公开化、民主化、分权化的改革外，必须使造就更新官吏和监督制约官吏的社会生态环境最优化，即人民大众必须成为拥有知识和财富，能够运用法制的、舆论的、组织的手段监督、制约国家组织和官吏行为的强者。

只有官僚强的同时人民也强，“吾与汝俱强”的政府才是强有力的政府，民主政府。那种只讲官僚的权威，不讲人民的权威的官僚政治，虽然与人民相比常常是强者，却并非真正的持久的强者，而是让人民喊出“天公莫施恩”，“吾与汝皆亡”的强者。会被前述诸多规律推向死胡同的强者。即使出现英主，也会回天乏术。不讲人民权威的英主是暴君的前奏。因为这种英主为暴君顺利地制造出最富依赖性、最缺乏判断力、最容易轻信、最有个人崇拜观念、最自觉的奴隶和斗争工具，就像十年动乱时期混战不已的两大派群众那样。这种官僚主义是短命的官僚主义，最虚弱、最坏的官僚主义。

人民寄希望于“青天”，最后只能得到暴君。只有寄希望于自己，才能造就清官。只有树立人民权威，才能同时树立政府权威。不树立人民权威的政府权威，是埋葬政府权威的权威。这条规律，在先天地缺乏强大第三等级的国家，是命中注定要起决定性作用的，更无论以社会主义为圭臬的国家。

人以群分，官以类聚需要对强者的含义作进一步分析。

人民也好，官僚也好，所谓强者至少可以分为五类十项：个体强者和集体强者；中央强者和地方强者；政治强者和经济强者；道德强者和武力强者；知识强者和种族强者。只有拥有全部十项优势的强者，才是最大的强者。所以，它们都是人民和官僚争夺的焦点。但是，只有人民成为这十项全能冠军，才有可能稳定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弊害，当官僚主义独占这十项全能冠军的情况下，人民绝不会有好日子可过，从而，这十项全能冠军也会丧失。

（一）个体强者和集体强者。

所谓个体强者，包括两种对立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指通过民主程序依法接受集体强者约束的个体强者，例如能够依法克制自身权利贪欲的首脑、循吏和依法追求知识和财富、追求真善美个性全面发展的公民。第二种含义指不接受任何集体强者任何约束的个体强者，例如企求个人绝对自由的暴君污吏和无政府主义的乱民和流氓。

所谓集体强者，也有两种对立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指能够依法兼容第一种意义的个体强者（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职权的首脑、循吏和行使自由民主权利的公民），却不能接受第二种意义的个体强者（暴君污吏和流氓乱民）的集体强者，例如民主制度下的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企业、议会、内阁、法院等组织。第二种含义指非民主制下的集体强者，它一般不能产生和接受第一种意义的个体强者，却有时能利用和接受第二种意义的个体强者和集体强者。如人治体制下的官僚集团、帮会、宗派、门阀、军阀、独裁政党等。

很显然，只有第一种含义的个体强者和集体强者才能相互兼容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又相互平衡。

（二）中央强者和地方强者。

所谓中央强者有两种对立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指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与地方强者有稳定分权关系的中央强者，例如美国的联邦政府。第二种含义指与地方强者没有法律规定的稳定分权关系的中央强者，例如，中国封建时代的中央政府，要么严密控制地方政府，要么尾大不掉而失去控制，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行政积弊意味着中央和地方两者的统一是暂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

所谓地方强者也有两种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指根据法律或宪法规定与中央强者有稳定分权关系的地方强者，例如美国的各州。第二种含义指与中央强者没有法律规定（或虽有而不生效的规定）的稳定分权关系的地方强者，例如，门阀豪右，割据军阀等，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是主要的和恒久的。很显然，只有第一种含义的中央强者和第一种含义的地方强者才能并存共荣，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政治强者和经济强者。

如果不作国际间的横向比较，仅就国内而言，所谓政治强者主要有两种对立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指能与经济强者依法完善两者分离倾向的政治强者。这就是法治民主政治，包括以政企分离为改革目标的一切政治组织。第二种含意指有与经济强者合而为一的大一统倾向的政治强者。这就是人治政治，新老殖民政治，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治。

所谓经济强者也有对立的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指能与政治强者依法完善两者分离倾向的经济强者。这就是以私产制为基础的企业和以公产制为基础但正逐步向两权分离方向改革的企业，当然也包括财政收支实力强大的民主法治政府，它的强大预算是国民经济中一支强者的力量。第二种含义指有与政治强者完全合而为一的大一统倾向的经济强者。这就是封建和前后封建官营资本、官僚资本，四位一体的封建地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积极攫取政治权力的殖民资本、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

很显然，只有第一种意义的政治强者和经济强者，才能有效防止相互腐蚀而并存共荣，做到相互制约而长期稳定，是政治经济貌离神合的强者。而第二种意义的政治强者和经济强者则很容易相互腐蚀，最终将导致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没落。是政治和经济貌合神离的强者。

（四）道德强者和武力强者。

就国内关系而论，所谓道德强者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指能够脱离武力强者的支持而独立存在，虽然屡遭挫折而仍能代代相承地发扬光大，并且最终能节制武力强者的道德强者。例如，古今中外一切思想体系中主张人道主义，主张君轻民贵，主张民主，主张民治、民享、民有，主张人民和平、繁荣、自由、平等、博爱、正义，主张人民在受到侵略、压迫、剥削时有权反抗，必要时可以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主张全世界人民共同消弭战争、裁减军备、销毁大规模杀伤武器，主张人民和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采取改良主义的议会民主和法制道路，避免暴力革命和暴力镇压，主张武装力量在完成保卫国家和人民安全使命后回到兵营保持政治中立，不得干政的道德思想。第二种含义指只能借助武力强者而存在，同时又不能控制武力强者，反而受其控制的道德强者。例如，古今中外一切思想体系中主张神道设教，王者配天；主张君权万能，个人崇拜；主张官为本，官贵民贱；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主张以吏为师，只能由官做民的思想教育工作而不能相反；主张三纲五常，道一风同；主张等级统治，门第差别；主张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主张暴力万能，军人干政等而进行的道德说教或道德谎言。

就国内关系而论，所谓武力强者也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意指反对前述第二种意义的道德强者的支配而接受第一种意义的道德强者的节制的武力强者。例如，为保卫人民、民族、国家的独立生存和安全，自由、平等、解放而进行正义战争的武装力量，受法律约束保持政治中立的武装力量。第二种含义指反对第一种意义的道德强者而和第二种意义的道德强者相互为用的武力强者。例如，对人民进行武力镇压，对他国进行武装侵略、掠夺的武装力量，为图谋个人或集团私利而进行军人变政或武装干政的武力强者。

很显然，只有第一种意义的道德强者和武力强者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强者。

（五）知识强者和种族强者。

这里的知识泛指有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一切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知识和技能。这里的种族泛指种族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以及错误地把后天因素当做先天因素看待的种族主义、门第论、血统论、阶级成份论、种姓论等等。

所谓知识强者有两种对立的含意。第一种含义指主张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学习、掌握、分享、利用的知识，民主化的知识。第二种含义指由少数特权人物或集团垄断、把持、歪曲的知识，贵族化的知识，例如御用知识，又如把许多无阶级性的知识当做有阶级性知识而加以歪曲、垄断的知识，有禁区的知识，等等。

所谓种族强者也有两种对立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指利用第一种意义的知识推行人口的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政策，努力提高全民族生理、心理、社会素质，发展人民德智体、真善美教育，反对根据人的种族、民族、阶级、种姓、门第、社会等级、贫富情况等实行差别歧视政策。第二种含义指利用第二种意义的知识，凭借暴力、金钱、特权等把自己说成是优秀种族、高贵门第，说成出身好或特殊材料做成的，等等。

很显然，只有第一种意义的知识强者和种族强者才是人民所需要和追求的强者。第二种意义的知识强者和种族强者则是虚伪的、暂时的强者。

在上述五类十项指标中，不仅每一类每一项指标内部充满着矛盾统一的关系，而且每一类每一项指标之间也都充满着更加复杂的矛盾统一关系。例如，第一类的第一种意义的强者，可以与其他各类中的第一种意义的强者统一，而和第二种意义的强者矛盾，形成类与类之间的矛盾统一，十项指标间的矛盾统一。

但是，尽管关系如此错综复杂，我们却不难分清，每类每项的第一种意义的强者，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以民主和科学，以公平和效率，以法治和人道为手段和目标的，因而总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为自己开辟通向以和谐与稳定为主导特征的统分结合关系。这是现代化社会的强者标准。而第二种意义的强者，则总是以专制和愚昧，野蛮和落后，人治和霸道为手段和目标的，因而总是趋向以冲突和不稳定为主导特征的统分破裂关系。这是非现代化社会或古代社会的强者标准。两种意义的强者总和构成文明和野蛮的分野。这既是社会的分野，也是官僚政治运动形态的分野。

20世纪末的人民再不应等待天公的恩赐，而必须运用明智的和平手段，在协助政府成为真正强者的同时寸土必争地使自己也成为真正的强者，才能胜利地共享天公的恩惠。20世纪末的政府也必须运用明智和平手段，在树立自己权威的同时，也协助人民树立自己的权威，才能可靠地保持自己的强者地位。这就是现代化改革的惟一可行道路。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个人官僚主义和体制官僚主义不断相互转化推进的过程中，新权威与旧权威也不断相互转化循环，从而国家形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怪圈。

这种怪圈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易经》在界说汤武革命时所指出的“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的变革模式。也就是只树立革命政府权威而不同时树立人民权威的古代“新权威主义”的跛行模式。如所周知，古代“新权威主义”的实践结果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怪圈。

当前有一种旨在打破古代“新权威主义”怪圈的现代“新权威主义”思潮出现。它也是现代化理论的一种。

由于中国的封建传统十分顽固，上述怪圈也就很有可能出现，而当前中国朝野上下的“恋权情节”和“恋利情节”又似乎有了新的长足发展，使人们的思想非常混乱和忐忑不安，因此，我由衷地欢迎有人提出稳健可行的现代化方案，特别是由青年同志提出使我更感兴趣，我甚至诚恳地希望每一种方案都能不断完善提高，以便讨论可以在不断提高的理论水平上进行，让每一条提供选择的现代化途径勾勒得更明显，以便作出比较和取舍。我就是本此目的向新权威主义提出质疑的。尽管本书通篇也都可以看作是对新权威主义的答复。

什么是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自称是“开明专制”或“稳健民主”，并自认为在民主化问题上是与主张民主制度一步到位的“激进民主”针锋相对的一套观点体系。但它的论点还在不断闪变，就目前来看主要的有下列五个（《稳健民主还是激进民主?》、《深圳商报》1989年3月10日）、《中国，无法逃避经济自由》（《华人世界》1988年9月号）等等）。

（一）民主三阶段论。（1）运动的民主，是现代化的前提，也是新权威合法化的前提；（2）活动的民主，是防止现代化向旧权威蜕变的保证；（3）制度的民主，是现代化的结果。完全的新权威存在于活动的民主阶级，到了制度的民主阶段，新权威趋于消亡。至于什么是“运动的民主”和“活动的民主”，则并无明确的界说和内涵。

（二）市场化先行论。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条件，而政治自由则不是经济自由的条件。民主制度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前提。最基本的前提是公民的产生。而公民的产生要以政治和经济分离为前提，政治分离又要以市场化为前提。只有在市场化的基础上才有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才产生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和社会契约，才有可能实现多党政治和分权制衡。没有市场化的民主是不孕的民主，甚至可能导致更大的专制。所以，普选制、议会制、分权制等民主建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先市场化，后民主化，市场化完成之日，就是民主制度化开始之时，或者是局部重叠。

（三）新权威功能论或两手保证论。新权威一手保证市场化，一手保证社会稳定。在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社会里，市场化意味着传统反市场力量形成分割权力的“狂欢聚会”，这时只有新权威主义才能伸出政治干预之手，保证推进市场化。而在市场化和活动的民主并行发展的双轨之间，又需要新权威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四）权威与自由结合论，或专制与自由调情论。民主是权威与自由的结合。新权威阶段是通过民主的实践把权威与自由结合起来，民主制度阶段则是用制度把权威与自由结合起来。新权威就新在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权威，而是以权威来保障个人自由。

（五）精英政治论。新权威需要从上到下一大批精英分子，特别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权力，以开明的专政或强人政治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消除经济自由的障碍。等到中产阶级在强人政治保护下稳步发展，现代知识分子得到中产阶级支持而同步壮大，二者联盟与强人政治抗衡，出现政治多元化，民主于是得以壮大，直至最后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强人被赶出政治舞台。

把上述五点归纳起来，新权威主义就是用开明专制来维持社会稳定和保证市场化，通过实现市场化培养出多元化政治的承担者中产阶级和现代知识层的联盟，以取代开明专政，建立民主制度。

我的质疑由以下三节构成。

20世纪的“堂·吉诃德现象”

新权威主义自称是精英政治或强人政治。它需要一大批能够保证市场化的保护“中产阶级”的精英分子，特别是有力的强人政治领袖，“开明君主”或“英明领袖”。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这批精英分子从何而来?新权威主义者笼统地说了一句：“这个向现代化过渡的社会总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加速这一过程。”这当然是难以使人昭昭的答复。

历史上能够有力量保护“中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大批政治精英，只能来自这两个阶级中的强者。英国的市场化是如此，今日亚洲“四小龙”也是如此。中国既没有强有力的“中产阶级”，更没有英国那样积几百年民主制度建设传统的国会、内阁和法院作为民主的组织资源。在这样的条件下，有势力的强人政治集团只能来自中国共产党。但是，要共产党去保护通过市场化才能形成的所谓“中产阶级”，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而是“中产阶级党”了。

如果说，新权威主义者心目中的政治强人集团不是共产党，而是别有所指，那么，旨在使政治强人集团形成和合法化的“运动的民主”，只能意味它所标榜的社会稳定的丧失。不仅如此，新权威主义还要求政治强人集团到了“制度民主的阶段”又完全被“中产阶级”的多元政治所全部取代，“直至最后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强人被赶出政治舞台”。如果这种“全部赶出”的过程一旦开始，就不可能不破坏社会的稳定，除非政治强人集团放在显微镜下一照，得到“中产阶级”代表“满视野”的结果，除非，共产党就是“中产阶级党”。所以，新权威主义者要以社会稳定过渡为宗旨来标榜自己是“稳健的民主”，它的强人政治从形成到消失的过程彻头彻尾只能以共产党必然和必须蜕化为英国那样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越来越占优势的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或其现代变种的假设为前提。

至于这种前提最后能否保证社会绝对和平演变，则谁也不敢担保。因为，这种稳定是仅仅就权力转移过程有可能以“光荣革命”的和平方式来完成而言的，并没有从中国的人民大众是否满意的角度来衡量。而20世纪末的中国人民，已经不是过去那种闭关自守、闭塞隔绝、抱残守缺，从而只能等待资产阶级或什么保护“中等阶级”的救星去扮演现代化主角的人民了。自然的或自发的过程并不等于稳定的或和平的过程。变革过程是否能够和平地进行，要看政府和人民双方而定。如果政府对于“运动的民主”只习惯于采取高压措施，使人民失去克制，恐怕就难以保证社会的稳定。

当然，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上，什么样的假设都有同等的权利，应该百无禁忌。但是，在逻辑上必须能够自圆其说，名实相符。新权威主义者在事实上以共产党为心目中的政治强人，而名义上又顾左右而言他，只说强人政治，不说共产党政治，以便把保护和培养“中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事实上赋予它，而名义上它则并不承担这种责任，从而回避了共产党是否向“中产阶级党”蜕变的问题。但是，名实不符就会名不正言不顺。在政治强人来说，就有可以干而不可以说的苦衷；而在老百姓来说，名实不符就会失去改革的对象，使改革成为20世纪的“堂·吉诃德现象”：从功能来看，老百姓不能反对新权威事实上的腐败，因为他必须服从新权威名义上的先进；从发展来看，既然事实上新权威主义心目中的强人政治只能是共产党政治，那么，在名义上当“制度的民主”阶段到来之前，当然无有平头百姓参与民主的任何资格；而当名义上，“制度的民主”阶段来到之后，又有尚未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去建立民主制度，事实上也就更不需要非“中产阶级”的广大平头百姓去操心民主了。所以，新权威主义名义上让人民用“运动的民主”和“活动的民主”全身披挂起来，事实上只能解释为让他们向风车去宣战，向羊群去冲锋。当新权威的强人们纷纷以权倒钱的紧要关头，让老百姓赶紧去演20世纪的堂吉诃德，岂不妙哉?

新权威主义的强人政治论加上那个等待由“市场化阶段”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孵化出一个“民主制度化阶段”来的美丽梦想，其实和“君子豹变，小人革面”的古代新权威主义模式并无二致。惟一新鲜的玩艺儿，就是古代顺天应人的龙袍，换了今天一袭民主的外衣。使这种“堂·吉诃德现象”理论化的客观作用就是掩盖全能政治当政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责任，为其规避政治体制改革继续以权谋私提供理论依据，让人民再一次投入“革面洗心，顺以从君”的“青天梦”中去。这也许是那些天真的新权威主义论者始料所不及的。

今天，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名正言顺而又能保持社会在稳定中进行改革的途径只有一条了，这就是执政党应该重新立足于母亲大地之上，再一次忧人民之所大忧，首先带头用实际行动向自身的最大腐败现象开刀，依法严惩大赃官、大官倒，以取信于民，初步恢复以身作则的权威，然后才能进一步指望依靠人民群众取之不尽的有力支持来克服重重阻力推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双管齐下的改革。以这种巨大决心和坚决行动开始的改革进程才会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而又保持社会稳定。舍此之外，已别无其他稳健民主的可能。因为稳定不稳定的关键就在手中有权的政府，看政府用权是否清廉和有效。腐败无能而又不接受人民帮助的政府是永远不可能保持社会稳定的。

专制王权与资产阶级又勾结又斗争的开明专制老路已不可能再走，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应该加以蹈袭。当世界已进步繁荣到把解放40年的中国远远抛在后尘，连过去的手下败将，如今也衣锦荣归，解囊乡里，官们待之若上宾，宴请以邀投资的情况下，还有什么颜面自许权威?惟一能恢复权威的办法就是引咎自责，深刻检讨，恢复公仆的形象。只有先树立人民民主制度的权威，即用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对政治进行个人参与和集体参与的权力，以便借用有法制保障的人民力量来监督和帮助政府克服腐败无能的痼疾，才能恢复与树立政府的权威；通过树立有法制保障的人民民主权威，来树立有人民支持的政府的权威。这才是权威与自由相结合的民主，而不是像新权威主义者所空想的抛开平头百姓让专制与自由去调情。

在20世纪末的今天，以人民为阿斗，最后只能自己变成阿斗，二世而衰。

专制和自由调情的结果是强奸

新权威主义论者声称强人政治能保证不向旧权威蜕化，但是，如何保证，则并无具体措施，只有一丸“市场化”的万灵金丹奉送读者。不错，单纯从“市场化”的规律来看，它确能培养出要求建立多元政治的“中产阶级和现代知识层的联盟”（更确切地说，应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盟”），但是，另一方面，从强人政治是人治专制政治来看，它也有自己的运动规律要发生作用，并且，按照新权威主义者的说法，强人政治阶段是民主尚未进入制度化保障的阶段，即“活动民主”的阶段，无法制保障的民主不管活动得多么风流，强人政治的强人又何惧风流?这批不受法制约束的政治强人很难不受权威欲和剥削欲的诱惑，很难不受人治专制官僚政治诸规律的影响，很难不让自己的个人官僚主义体制化和体制官僚主义个人化，最后很难不扭曲市场化而产生大批官倒，变相复活官僚资本、官僚买办资本，从而在政治与经济上不是扶植与保护“中产阶级”，而是像历史上所曾发生过的那样，排斥、打击“中产阶级”。既然市场化和强人政治都有自己的规律性运动，那么，问题的最后关键就要看两种规律性进行较量的结果，要看强人政治运载者和多元政治承担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了。

新权威主义论者只看到市场化的规律作用，而不注意官僚政治的规律作用，从而更不考察专制官僚政治与“中产阶级”的力量对比问题。新权威主义论者举出不少史实为例来证明市场化都是在新权威主义的开明专制下实现的。但是，这些例子丝毫也帮不了新权威主义论者为中国设计的改革蓝图的忙!问题就出在忽视了中国官僚政治的运动规律，尤其是忽视了中国官僚政治与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格局远不同于西方的格局这个症结所在。

西方那些经过专制王权阶段而转入现代化阶段的国家，有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特点，那就是当资产阶级以其经济实力登上历史舞台之际，正是形成天下鼎立、实力三分之时。换言之，商工市民阶级作为一极而和自己的对手王权和诸侯形成了三角角逐之势。在三角游戏中，资产阶级的对手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非大一统王权，以及局处一隅、抵制王权而又纷争不已的四分五裂的诸侯，这种开局使资产阶级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而有可能利用王权与诸侯的矛盾，以钱易权来发展壮大自己，最后在支持王权打败诸侯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斗争成果，形成抵抗、制约、分化乃至取代王权的实力。

资产阶级起步时这种和王权及诸侯形成的鼎分天下的态势，或多极的态势，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得以成功的历史奥秘，客观社会赋予的条件，可以称之为实力鼎足律。因此，与其说是开明专制的新权威实现了或保护了市场化，毋宁说是资产阶级在鼎足律的作用下决定了市场化过程得以克服封建割据的市场隔绝和王权专制的市场扭曲而正常地进行。反之，资产阶级出世时实力微弱，而全能极权政治实力强大，不可能构成鼎足而立多极态势的社会，鼎足律无由表现而专制官僚政治规律大行其道的社会，都是现代化受挫或被扭曲的社会。

在鼎足律不起作用而人治专制官僚政治规律大行其道的社会，它就不可能形成所谓的新权威，而只能是旧权威换汤不换药的变相延续，反复出现，它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市场化、民主的实质化和制度化，而只能出现妨碍和歪曲市场化的官僚买办资本化和民主的形式化，不可能扶植和保护“中产阶级”，而只能是造就和保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大官倒，在新的条件下恢复新的四位一体式的连带体制。这种社会的基本格局，仍然是两极对立，即官民对立的格局，从而是专制与动乱不断交替的格局，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在这种实力对比悬殊的格局下，再强调片面的权威，只能是火上添油。在这种格局下强调专制大官和自由少女调情，其结果只能是自由被强奸，生出一个上不了户口的“民主”。

新权威主义实际上是用专制和自由结合的概念，来偷换一切社会都需要的统分结合的概念，借以鱼目混珠，欺骗群众而已。在这种由历史际遇造成的社会客观条件下，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通过市场化造出一个“中产阶级”，再让“中产阶级”负起民主制度建设的使命已不可能，也不应该。从现实的国情出发，只能把眼光收回来，寄希望于并非“中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支持，一步步把人民争取到参与有步骤有计划的改革工程中来，以保证政改与经改同时并举，双管齐下，互相促进，互相推动。这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摆脱怪圈，克服传统官僚主义的惟一有效而保持稳定的途径。

为什么有的社会主义集权大国，在实现市场化之前以公开化作为改革的先声，为什么在苏维埃代表制之外，还要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其目的就在于为改革争取人民大众的支持，通过把人民民主的权威依法树立起来，来树立自己有人民支持的合法权威。除此之外，改革还有什么成功的保障?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走这样一条首先利用人民群众的合法支持、合法权威来推行政改和经改的道路，而是抛开人民大众，由强人政治新权威单方面发动“改革”，就必定是短命的“权威”，导致对抗、动乱、分裂、割据前景的“权威”。这就是继承传统封建社会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国情。

市场化和民主制度化双管齐下才是官僚主义的克星

市场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特别需要民主制度化来给予它以政治的和法律的保护。民主制度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特别需要市场化源源不断地给它增添来自经济的动力和保证。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近现代史上这两种过程有一个相当长期的交叉重叠和相互促进的过程。新权威主义提出“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口号，是对历史的阉割，对逻辑的阉割。我们可以用英国的例子来作说明。

英国早在14世纪初手工毛纺织工业就已开始向全国村镇普及，以后又成为产品远销海外的龙头工业。但是，直到18世纪初的安妮女王时代，英国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各地只有孤立的地区性市场。各市场间的联系手段和方式还是几百年前的中世纪方式。表现在以行商为主，落后的交通条件和运输工具（土路和驮载），没有资金市场，没有劳务市场，等等。为克服这些落后的条件，完成市场体系的建设，花了足有一个世纪的时间，而这一市场化过程，如果没有国会本身的民主化改革和国会立法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设想的。

例如，其一是改变交通运输状况。1663年国会颁布通行税法，以税收筑路养路，1745年大力推行，其后20年内国会通过有关筑路养路的法令不下7，452项之多。到18世纪末终于有了良好的道路网。其二是修筑人工运河。从1761年私资开凿第一条运河起到1793年形成运河热，在国会立法参与下整个大不列颠开出了四通八达的航运网，国内市场终于连通，市场交易量大增特增，中间费用节节下降。其三是建立现代化金融机构。1694年伦敦商人趁威廉三世筹借军费之机胁迫英王批准成立英格兰银行的法案，自此以后，伦敦及各地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如雨后春笋相继建立，形成了全国的融资网络，给市场化推进了一大步。其四是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如颁布《航海条例》和《谷物条例》。等到工业生产力突飞猛进发展后又以自由贸易政策取代重商主义政策。其五是加速圈地运动。这项运动从15世纪末开始，中经1709年国会通过第一个圈地法案，到18世纪下半叶基本完成，19世纪中叶全部完成，前后达350年左右。受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控制的国会通过了数以千计的圈地法案。英国的独立农民阶级终于被消灭，转化为第一二三产业的雇佣劳动者。赖有以上种种受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护与推行的重要措施，英国商业先于工业进入现代化的轨道，以坐商形式为主在城市中迅速发展，星罗棋布的商埠港口不断崛起，从而大力推动了工业革命和大都市化的兴起。市场化在这样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又向更高的水平继续迈进，而民主的制度化也不断完善。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英国民主制度化改革过程，就会更清楚了解市场化与民主制度化二者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议会制度的形成过程来说，英国民主议会制有悠久的封建传统作为自己的组织资源。例如，1215年贵族在骑士和平民支持下逼迫国王约翰签订“自由大宪章”，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无代议权便不纳税，这在中国专制封建统治的官民二极对立的格局下是绝无可能的。1265年召开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是今日英国国会的雏形。除贵族、僧侣选派大批代表外，每个城市可有两名市民代表参加。1296年国会获得批准赋税的权力。1343年国会分上下两院，下院由市民和骑士（骑士阶层是后来新贵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14世纪末英国农奴制度解体，15世纪末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资本主义关系开始有力发展，圈地运动也同时发轫。都铎王朝（1485～1603）依靠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支持实行君主专制统治，王权空前强化，进一步压制旧贵族。国会不断通过有利于王权、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法案。16世纪进行宗教改革，英国国教脱离罗马教廷。16世纪后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力量已经壮大到对王权不满和足以有力抵制与反对的程度。而反抗斗争主要是通过国会进行的。突出表现在反对商品专卖制度。1597年和1601年国会的两次抗议，终于迫使伊丽莎白女王宣布停止出售专卖权（类似于今天的官倒）。资产阶级对女王的宗教政策（当时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不满意，终于在17世纪40年代在清教徒的旗帜下爆发了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

1689年的“权利法案”使英国变成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国会大大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规定国王必须是新教徒，必须按照国会意志行事，只有在下院同意下才能征收新税及招募常备军。换言之，国会已拥有立法权、军权及财政权。但国王还有行政权，枢密院大臣由国王任命，并向国王负责。在威廉三世时代，国会又取得了一系列制度民主化的胜利。例如，国王必须任命下院多数党领袖为枢密大臣，这是内阁的先声。1701年通过“王位继承法”，使批准法律的部分责任由国王转到内阁。在下院弹劾官吏时国王颁布的大赦令无效。法官只有在国会两院同意下才能被免职，换言之，国会有了罢免法官的权力，限制了国王对司法权的干预。1707年国会开始享有绝对的立法权。乔治一世时英王不参加内阁，而由首相领导内阁，从此内阁完全摆脱国王控制，国王只能指定下院多数党领袖组阁，内阁只对下院负责，首相和大臣定期向国会报告工作。至此，国王成为十足的虚君。1742年开创了内阁在失去下院信任时必须辞职的先例，1784年开创了下院对内阁投不信任票时内阁可以解散下院，由新选的下院的多数党再行组阁的先例。至此，下院和内阁的相互制约原则完全确立。所以，如果从13世纪算起，英国议会制度的建设走了600年的历程，才达到今天的制度民主的程度。如果从17世纪后半期民主强化期算起，也走了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它和市场化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不仅如此，民主制度化的过程还在不断向前发展。如1911年上院的权力受到限制，已无权否决立法，不过仍可拖延立法。

又如选举制度的改革也是如此。它与国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直到18世纪中叶还沿用中世纪以来的选区划分，致使下院有一半议员（513人中的254人）是从大地主占优势的“衰败城镇”选出的，这对资产阶级很不利。当时全国725万人口中只有15万人是选民。1832年的国会改革使1300万人中的100万人获得选举权；1867年的国会改革使2200万居民中200万人得到选举权。1872年开始实行秘密投票。1918年开始实行普选制，但对妇女有歧视，规定凡满21岁的男子和年满30岁的女子才获选举权。1948年才规定年满18岁的全体男女公民都有选举权，此外双重选举制和其他各种限制都被取消。所以，选举制度的现代化在英国也至少走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这种民主制度的进展，当然对市场化、工业化有巨大的推进作用。早在1708年，一位敏于观察的英国作家就已发现民主制度化过程对市场化过程的促进作用：“我们的商业是全世界最大的：大不列颠的确是各国中最适于商业的国家，这是由于它的岛国的位置，同样也是由于它的政体的自由和优越性所致。”（张伯伦：《大不列颠的著名事件》第1卷第42页。）

综上所述，以英国为例，可以说明，市场化过程与民主制度化过程，从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后半叶的强化时期完全是同步发展，互为条件，循环促进的。绝不可能设想一个没有任何民主制度建设过程的纯粹市场化过程。即使在20世纪末的条件下，两种过程再也不需要像在英国那么漫长，而是可以大大缩短，但也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发展模式。

市场化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化作保证，就不可能正常地进行；民主制度化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支持，也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后劲。市场化不可能不向民主提出制度化的要求，民主化不可能不向市场提出正常化的要求。

今天，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化和市场化同时并举，双管齐下，才是对人治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病，包括官倒现象，进行标本兼治的良方、迫使它改变封建运动形态的克星。

如果实行“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方针，则是正中官僚主义的下怀，不仅将断送民主化，而且将断送市场化!

孙越生和他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丁　东

在当今中国，可以被称之为学者的人数以万计，可以被称之为思想家的人却寥若晨星。在我看来，不论专业还是业余，只要投入学术研究，并拿出一些言之成理的学术成果，就有资格称为学者。然而，思想家就不同了。只有对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提出自成一家的学说，这种学说不但具备独创性，而且能够激发别人思考，启发人类的心智，才称得上是思想家。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可以称之为思想家的人太少了。经过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思想的环境有所改善，但真正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思想，仍然不可能一下子获得通畅的传播渠道。

这样，即使有思想家出现，他们的思想也难以为公众所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产生思想家的土壤仍然贫瘠。孙越生先生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悄然去世的。生前，社会承认他是一名学者，因为他有大量编辑和翻译方面的成果公诸于世。但公众很难了解他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因为最能够代表他思想独创性的文字，在他生前只小量地发表了一些片断，系统地展示他的思想成果的专著，在他生前没有出版。

在临终前一年，他自费出版了1970年到1972年在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期间创作的诗与画《干校心踪》。这本画册，只印了600 册，读者自然不会超过此数。流放于这所五七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知名度相当高。杨绛的《干校六记》，记录的是这所干校的经历；顾准的《息县日记》，记录的是这所干校的经历；最近出版的《无罪流放》，也记录了10位学者对这所干校的回忆。相比之下，孙越生当时创作的诗画，不但是旗帜最鲜明的抗争，而且点破了许多富于前瞻性的思想命题。只是碍于诗的体裁，未能展开而已。但证明孙越生这些诗所表达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能可贵。

思想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孙越生在80年代撰写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这部研究官僚主义的专著的。他痛感于我们受到官僚主义的危害如此之多，而研究官僚主义的却如此之少，于是奋而以一人之力，闯进这座思想迷宫。在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官僚政治问题的，是他的老师王亚南教授。王亚南以汉译《资本论》闻名于世。当时，孙越生是王亚南写作的助手。从此，孙越生继续思考，几乎思考了一生。他并没有满足于重复老师的结论，他直接面对古今中外的官僚主义现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官僚主义现象，同时放开缰绳，让思维的野马纵情驰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在舆论中已经成为定见的有关结论。官僚主义在他的视野里，不只是个官员的作风问题，也不是什么思想影响的产物，而是和人类自身历史同样悠久的痼疾，是对人类自身危害最大的痼疾。他不局限于对现实的各种官僚主义现象进行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消亡、剥削的性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质疑成说，另辟蹊径。

他提出的新说，逻辑之严密，理论之彻底，视野之开阔，都让人心智大开。这本专著虽然没有完成，但我的感觉是：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体系。不论对于今后人们研究政治理论，还是实施政治改革，建设新的政治文明，都有深远意义。

关怀人类命运的思想家

邵燕祥

面对孙越生先生这部书的校样，不禁百感交集。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欣慰。

80年代初，王亚南教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时，是他的　　　学生孙越生写了序言，此书在1948年初版付梓前，就是由越生用毛笔　　　过录了一遍。半个世纪之后，越生的书，其中包括他的心血之作《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竟只能由我，一个在他生前并不曾读过他这一主要著作的外行人来写序，难道还不可悲么？

关于官僚政治的研究，像政治学的广大领域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不言自明的禁区，越生虽是专心致志，倾注全力于此，也只能在谋衣谋食之余，焚膏继晷地进行，我想这多少损毁了他的健康。然而，除了在1988年有几个片断得以发表以外，只能束之书柜。现在不断有人提倡做学问须坐得“冷板凳”；以孙越生为例，他之能坐得冷板凳，其实是因为有一腔滚沸的热血。而他的来自历史面向现实的研究成果所遭到的冷遇，乃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哀。越生像一切勤奋而诚恳的劳动者一样，十分珍视自己的劳动。他的散文集《历史的踌蹰》和诗配画《干校心踪》出版问世，他是很高　　　兴的；不过他最关心也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关于官僚主义的书稿。在他久病最后入住医院之前，也许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特地殷殷嘱咐了妻子孙明。我们现在知道，这部关于官僚主义的研究，是在1989年5月1日就写定了《起源论》和《元模式论》及后记，准备出版，后遂一搁近十年；而他原计划续写的第三篇《形态论》也只剩下草稿。

鲁迅曾说，拿着故人的遗稿，就像手里攥着一把火。至如孙越生这部几未示人的著作，我以为其实是这位关怀人类命运的思想者留给祖国、留给世界、留给同代人和后人的一份呕心沥血的遗嘱。越生去世已经一年了。有机会通过出版，使之结束秘而不宣的状态，让人们知道著者生前曾经在中外古今的历史和现实中，对官僚主义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的老弊病，做了怎样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掘进，这是令亲人和朋友欣慰，也可告慰逝者和他所念念于怀的“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的无数善良人们”的。

我这个先睹为快的读者，于欣慰之中，油然生感激之情。我还不属于“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之列，而我在1957年所获的罪名，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党”。从那以后，官僚主义问题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究竟什么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政权、政制是什么样的关系？二十年上下求索，不得其门。权威著述语焉不详，民间著述几不可得。直到改正我的右派结论时，这个问题犹如在五里雾中。

记得1952年发起的三反运动，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　　　项内容。可见贪污与浪费单列，不算是官僚主义；那前后在山东等地基层还同时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也没有纳入官僚主义。习以为常的说法：官僚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的产物，到了共产党执政后，就没有了官僚主义的温床，有的只是官僚主义微尘，因此需要洗手洗脸；至多是官僚主义的细菌，会感染“我们的肌体”，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与官僚主义不相容的，“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以至最终要战胜官僚主义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接着在世界范围展开一场大讨论，其中涉及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直到中苏决裂后的论战文章中，中方一直把大意是社会主义制度也能够产生官僚主义的观点，指　　　责为修正主义。

回忆我和一些与我相似的朋友，在1956年前后之所谓反对官僚主　　　义，其实是在一个浅层次上立论的，而且基本上沿袭当时的宣传口径，　　　主要针对的不是体制的官僚主义，而是个人的官僚主义，而且大体上限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当时见诸报刊的这方面的文字，包括我写的在内，所谓官僚主义，多数往往是指革命意志衰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所谓“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一类，实际上远未触及某些“进攻型”的官僚主义的皮毛。究竟是当时生活中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呢，还是自以为全力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我们认识落后于实际呢？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57年夏天反右派正式开始前不久，周扬通过中国青年报召集了几个青年作者到中宣部座谈，他最后的发言我差不多全忘了，只记得他说：“你们有些人在作品里要反官僚主义，你们见过什么官僚主义！”我自问所见者窄，也许我真是没有见识过像样的官僚主义，比我们所见更标准、更典型的官僚到底是什么样子。甚或我目为官僚主义的，其实算不上什么官僚主义？但周扬也没说他见过官僚主义，比我们所见更标准更典型的官僚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他后来谈异化是对这个问题的间接回答，但围绕异化问题的争论很快又成禁区，我却落了个一头雾水依旧。

孙越生文集中关于官僚主义的有关论述部分，我认为是继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后，我所见到的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官僚主义　　　论”，“视野更加开阔，来龙去脉分明，特别是对一些长期流行的观点的指谬，不留情面，证诸实践，显示了理论的、逻辑的力量。如果将来建立“官僚主义学”，这将可视为奠基之作。

我感谢孙越生先生，若不是他在这里的点拨，则我虽膺“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党”的罪名，却并不知官僚主义为何物，很对不起为此负罪的自己，也对不起就此整我的人了。

矿产在地下，则野蛮开采，文物在地下，则竞相盗掘：此中有“合法户”，也有非法户，有“群众”，也有干部。于物质的资源趋之若鹜，于精神的资源弃若敝屣；有形的古董值钱，出土而掠夺之，思想无形且不值钱，眼睁睁任其埋没。言念及此，心中又不免浮起一片悲哀，夹杂着没有着落的忧虑。

一个负责的思考者

常大林

对孙老师最好的纪念就在于确立和保持人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度人度己不二的人生态度去做应做之事。

一　　读着《孙越生文集》，我是又欣喜、又盼望、又担忧。欣喜、盼望什么，不必多言，担忧的是：万一又不能出版……就我所知，占文集一半篇幅的专著——《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已经尘封十年。

我与孙老师相识于1988年。其时，我正在思考有关中国民主的问题。偶然看到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颇受启发。此书初版于1948年，仅印3500本。它所批判的是包括蒋家王朝在内的中国官僚政治，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具有不应忽视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被束之高阁，几乎为人遗忘达30余年之久。是孙老师在十年浩劫后不久（1979年）就撰文介绍此书，并于1980年主持再版此书，还专门写了《再版序言》。此序与此书的真知灼见交相辉映，在时间与事实的检验中，日显其真理的光芒和价值。

孙老师是王亚南的弟子。他不仅继承了其师桀骜不驯的野马精神，更继承并推进了他的未竟之业。

他在1980年写道：" 当旧形式的官僚主义尚未消灭殆尽时，新形式的官僚主义已经出现，例如，在西方谈得很多的“ 技术统治论” 和“ 技术官僚” ，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很有必要在研究各国官僚政治史，特别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史的基础上，结合新资料，建立广义官僚政治学的研究。它的任务有：其一是研究官僚政治因素的发生、发展（官僚政治）、灭亡的规律，以便于同官僚主义在一切国家、一切领域的一切表现作长期有效的斗争和防止官僚政治的复活。其二是研究王者的限度，即研究和预测王者或领导人的权力的限界，帮助他们尽可能成为有自知之明的统治者，而不是单纯地期待他们效忠人民……" 。

从孙老师的文字中，我感到一种少见的真诚、如实与平和，一种超越、切实与清晰。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去结识他。第一次见面的询问就是：对于官僚政治的研究，您是否有新的创见和推进？

那是在1988年。就在我们相识后不久，他就将这部《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书稿郑重地让我看。看后，我的承诺是：收入一套民主研究丛书，一字不改地尽快出版。孙老师是信任我的。可是，我却说了不算，此书稿最后因故未能出版。1989年，在孙老师的一再催促下，我很不情愿地将书稿送还他。这使我既惋惜又歉疚：承诺之事，终成空言；真品问世，不知何时。

再与孙老师相见，已是去年的事了。八九年过去了，我们却毫无生疏之感，仍然是一见如故，仍然是坦诚相谈，而且似乎更心领神会了。最先询问的，还是那本专著的命运如何。得知它仍旧尘封，令我真是无话可说。

老师住院后，我去看过他一次，当时尚未确诊。谁又能想到，这竟是我与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一次永久的分别。就在这时候，我得知，我约他写的，已经发排的那篇《心灵与自然的对话》又因故未能刊出。此刻心中的歉疚之情，甚至是负罪之感难以言表。我几次打电话给孙老师的夫人，希望能去再看望孙老师。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孙老师在病中数次询问那篇文章登出来没有。她不愿我再见到孙老师，怕我为难，更怕孙老师失望……对此，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只能默默地为老师祈祷，为他祝愿……最后看到孙老师，是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每忆至此，我的泪水总是不禁而下，一种说不出的人间悲苦充满心中，永难释怀。

孙老师的主张和思想不应埋没，因为这一切是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更新的。他思想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启迪和激励我们，去推进对官僚政治的研究，去消除社会中相关的弊端。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对孙老师最好的纪念就在于确立和保持人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度人度己不二的人生态度去做应做之事。

王亚南先生、孙越生老师，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他们从事着一件社会十分需要而又做得很不够的研究工作，并且拿出了成果，但是，结果又是如何呢？我又要重复前面的话了。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被束之高阁达30年之久。孙越生先生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完稿后10年，至今仍未问世。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人们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也是自然的。有些人甚至可能认为其中有不妥当、不正确，甚至很不正确的地方，那也是自然的。但是，如果因此就不能出版，那就不合适了。理由还是如上说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就要讨论。之所以要讨论就是因为，几乎对任何问题，都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有各自认为的正确和错误。而要讨论，首先就应该让人家把看法说出来，否则，连人家的看法是什么，都不清楚，还讨论个什么。讨论并不一定就能改变各自对正确和错误的看，但是平等的讨论，一定能有助于更多人更如实地面对事实、思考问题。

没有思想不成，仅仅有思想也不成。除了自己思想，还需要思想的交流，以及思想后的行动。这样，他就会将自己的思想负责地公诸于世。而且，一个负责的思考者，他决不是要以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他人的思想，虽然客观上有这种可能。（正如孙老师引用王亚南先生所说：" 只有像马克思那样不愿在别人脑子里跑马的人，才不会让别人在自己脑子里跑。" ）他声称要走自己的路，当然不会去想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妨碍以至左右人家走自己的路。一个负责的思考者，他只是在说出自己的思想，同时希望别人了解他的思想，正像他同样希望了解别人的思想。人类真正的进步不正是在这样相互了解中取得的吗？

没有这样的了解以及了解后的行动，社会是很难有真正的进步的。即使表面上有了，终究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我以为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负责的思考者，而他的绝笔之作，就是这样一个负责之举。

后 记

本书是几年来学习先师王亚南教授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部分心得，也可以看做是自己研习中国官僚政治史和广义官僚政治比较史的引论。除本书所收的两篇论文，《起源论》和《元模式论》之外，本来还包括第三篇《形态论》，用以分析官僚政治诸构成要素的形态的，但是，由于本职工作繁忙，来不及将草稿整理成篇，只好待日后另册出版了。

官僚主义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就它的野蛮残忍，专横暴虐，在现实世界无所不用其极地造成的无数悲剧来说，足以使十亿神州为之痛定思痛，齐声恸哭。但是，就它的虚伪渺小，卑鄙愚蠢，在理论领域中难见天日而言，又足以使它流为千古笑柄。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东西，只能以含泪的苦笑，用认真的大不敬文笔去描述它，聊表区区对于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的无数善良人们，包括我敬爱的老师王亚南先生在内，一份悼念的哀思。先生泉下有知，也许会破涕一笑吧!

1989年5月1日于北京

因他所写的一切，人们将不会忘记他

李辉

顾准的思想与人格重新引起关注，证明了在那段历史的场景中，一直有着坚毅的身影在闪亮。在那些为数不多的，值得今天人们敬重和研究的前辈知识分子中，孙越生无疑也有着特殊价值，值得我们重视。

知道孙越生先生去世的消息快一年了，我却一个字也没有为他写过。

我和孙越生见面的次数其实并不多。多年来，我们往往主要是在电话里聊天，或者通信，到他家的次数更是有限。可是，从他那里，我总能受到思想与学识的影响，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信任，一种平淡质朴真诚的友谊。对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快乐和幸运。

第一次知道孙越生的名字，是读了他的一篇杂文《蚯蚓现象》。1988年，他以这篇杂文获得《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举办的"风华杯杂文征文"一等奖。以蚯蚓的以首生身、以身生首的生理现象，来概括中国两千年封建官僚政治，让我看到了一位学者的敏锐与深刻。在他看来，专制君主与官僚政治是相互依存的，用他的话来说："大小官僚们帮助大皇帝打天下、坐天下，树立起'真命天子'的偶象崇拜和'替天行道'的绝对权威之后，他们从中分一杯羹的特权地位也就有了依据，有了庇荫，有了保障。"

我当时参与主持这次杂文征文，孙越生文章中的历史感和深邃思想性顿时打动了我和不少编辑、评委，大家不约而同地赞誉这是一篇难得的佳作。那些年里对文革批判的文章有过不少，但还很少有像他那样以一篇千字文来对历史现象做出精粹概括。

他获得了杂文一等奖。如今学者随笔蔚然成风，孙越生可以看作其中的先行者。他把自己终生的思考和研究成果，用散文随笔表达出来，他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与读者见面，他愿意更多的人与他一起分享思想的果实。

我认识了他，并且知道了他是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王亚南的弟子。他告诉我，1945年，他在厦门大学听王亚南讲授政治经济学，从此，在恩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经济学，后又研究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王亚南的学术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当年就是由他用毛笔从头到尾誊清的。正是这样一种学术经历，才酿就了他的与众不同的随笔。

后来，在1993年出版的《散文与人》(邵燕祥、林贤治编)第一辑上，我兴奋地读到了孙越生的《历史的肖像--读曹吉冈的〈长城组画〉》，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没想到，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的他，美术也是行家里手。这是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散文，没有刻意作文，更没有在体裁上做过多选择，他只是随思想的流动而潇洒挥笔，把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对长城的认识，酣畅地表述出来。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学者，他的这篇谈论绘画的随笔，却具有凝重的历史感与史识，成为他理解和描述《长城组画》的厚实背景。只有在体味到他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认识和对长城的理解之后，我们才会从那些对"组画"所做的生动细致而形象的描述中，感到一种深沉的美，看到了理性与印象在文字上完美的结合。这正是他的随笔最引人注目最值得评说的地方，他以自己杰出的才能，为随笔创作增加了一种难得的凝重和酣畅。

他想走进长城的灵魂深处。而在他看来，长城魂实际上就是中华魂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在他的笔下，长城的悲壮就是中华民族悲壮历史的象征："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大一统官僚政治造成的这种伟大的苦难和苦难的伟大，就像钢爪攫物、恶梦缠人一样，紧紧抓住、牢牢束缚中华民族二千多年的历史和亿万人民。这就是悲壮的中华精魂之所在。"

第一次去登门拜访。交谈中，才知道他当初曾练习绘画，后才由美术而转为经济学、政治学的。一间小书房里，悬挂着几幅水彩画，画面是乡间景色。他告诉我，这些都是当年在五七干校时画的。更令我吃惊的是，他送我的一摞书中，也都是与美术有关的，如《俄国风景画家列维坦》、《巴比松派风景画》、《俄国画家列宾》等，都是他翻译的。他把编选好的书稿交给我，这便是1995年出版的《历史的踌躇》一书。

他不仅画画，而且还写诗。这首诗是1972年2月他为那幅水彩《雪后初晴》而写的，画面上一排小树倔强地挺立在开始消融的雪地中，色彩虽不明丽，但也不阴沉，在诗中他写道：

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哭泣，

这是科学的踌躇；

渺小的智慧求伟大的愚蠢宽恕，

这是民主的踌躇，

......

效率和公平如何才能兼顾?

自治和集中怎样取得同步?

这不是短暂的烦恼，

这是历史的踌躇。

即便写诗，他还是表现出学者本色。他在那种特殊情形下用诗与画的形式来寄寓他的思想，第一次读这首诗和看他的画，我的确感到震动。我同他商量，从这首诗中取"历史的踌躇"来作为这本随笔集的书名。他欣然同意，这是一个很好的书名，不仅仅映照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结，更是他的思想与生活的一种历史的联系。

踌躇也许永远是历史的状态。我为他的这本书写了这样的介绍："他曾把绘画作为文化修养的熏陶，但研究封建官僚政治却成为毕生学业，艺术与历史，在他心中，是那样界限分明，可又为何交相辉映地出现于他的笔下?作者深知，理论的深刻如果不能采取妥当方式予以表达，便会失去它的价值。于是，他探索着新的学术随笔风格。他想用这样的文章完成思想与艺术的阐释。这里，没有消闲，而是让人感到思想的分量。"

他重新拿起画笔是在五七干校期间。特殊环境中，学术的研究已无可能，他有一种思想的痛苦。而大自然的美丽，才让他感到真正的安慰，不仅仅画画，他还第一次写起了诗。说着，他从房间里拿出几个笔记本给我看，上面有当年的日记，有零散写下的诗句，它们中的一部分，他后来整理出来，这便是收录在《干校心踪》中那些诗作。

我曾经感慨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是文革中两大社会迁徙，但知青中走出了一个个作家，知青文学由此引人注目，而五七干校的生活，除了几本回忆录外，却几乎没有产生引起轰动的作品。一场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历史变动，仿佛没有在那些当事者中激起多少浪花，仿佛一夜之间轰然而起的骚动，又在一夜之间趋于平静，趋于沉寂。造成这种原因可能多种多样，譬如年龄、环境、心情等等，两代人会有很大差异。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千千万万"五七战士"，思想都已枯竭，情感都已苍白，面对文革惨状、面对历史困惑，他们会死一般沉默。

当然不会，顾准的思想与人格重新引起关注，证明了在那段历史的场景中，一直有着坚毅的身影在闪亮。在那些为数不多的，值得今天人们敬重和研究的前辈知识分子中，孙越生无疑也有着特殊价值，值得我们重视。

他在五七干校期间思想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他从来没有让沉重的现实把自己的精神压垮。尽管他不得不像所有人一样劳动，生活的空间是那么窄小，可是他的精神却时常拥有一个无比自由的空间，他可以独自一人思考，他可以在散步田野时让思想的翅膀自由飞翔。何况，他有一支画笔，伴随画笔的还有政治诗人的思想与灵感。

我把他称作"政治诗人"，是因为他的这些写于五七干校期间的诗，几乎每首都贯穿着他的政治思考。和那些当年歌颂五七干校的诗人完全不同，孙越生从来没有在诗中陶醉于所谓的田园风光之中，即便描写风景的那些作品，其实也体现着他的批判精神，他从那些美丽的风景背后，看到了当年农村的贫困，他从芸芸众生的生活万象中，思考着分配、权力制衡、民主等政治研究的课题。在这一点上，读他的诗，感到他与他所倾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和诗人颇有些相似与相通之处。他的画和诗，记录着一个学者思想与艺术的美，阅读着它们，不能不让人仿佛看到一个孤独的身影，徘徊于历史的远景中。下面写于1972年4月的这首诗，最为集中反映出孙越生的政治诗的特点。

天边的晚霞

散发出余烬的光芒；

我拉着板车，

孤独地走在田径上。

卑微的身躯，

在瑰丽的自然中神伤；

无权的知识，

在无知的权力下彷徨。

为什么今天又要用渺小，

去渲染伟大的荣光?

还要用愚昧，

来塑造圣殿的辉煌?

生命多么短促，

生活多么乖张；

在那长眠的墓地，

黑梦也不能悠长!

晚风阵阵吹来，

余霞渐渐烧光；

只有求知的心灵，

留恋自然的苍茫。

读这些写于五七干校的诗，我感受着一个学者思想的分量，在我眼里，孙越生可敬可爱。他身处极为艰难的处境，却在艺术世界里找到了寄寓心灵的地方。他没有让思想沉寂，在当时情形下，他是思想的孤独者，但并不寂寞，他有自己精神自由的天地。"我并非画家，亦非诗人，但因孤独的痛苦而感到亲近自然的乐趣，使我产生强烈的愿望，要拿起未经科班训练的画笔和用初次尝试的诗句来记录心灵和自然的对话。这是一种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痛苦心灵和美丽自然的对话。"(《干校心踪》序)

说得多好。

在干校的知识分子，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根据周围发生的一切，来重新认识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尴尬和无奈。于是，干校的种种，对于他们就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而应是某种意义上的催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许多干校中人，才有可能从一片懵懂中走出来，开始冷静地思索自己，思索文革，思索历史，从而为后来的彻底否定文革做了最好的历史铺垫。不同领域的人，正是在干校时期开始了他们对文革、对历史的反思，个人崇拜逐渐淡去。我们难以想象，没有这样一批人的影响和积极参与，文革后的中国，会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时表现得如此活跃，如此充满勃勃生机。

这些日子，又读到他的一部遗作《官僚主义的起源与元模式》的手稿，在这部完成于1989年的专著中，他仍然充溢着激情，继续着在五七干校时期开始的思考。当然，更为系统，更有理论性。他的侧重点在当代社会，他的思考背景是文革，但是，他的眼睛注视着未来，这样的人，从来不会失望，不会冷却激情。读这样一本政治学专著，我却仍然感到了他滚烫的心。

在《干校心踪》的扉页上他写了这样一句题辞："献给在文革中受我连累而共担痛苦的家人"，其实，当他用笔、用色彩写下他所有的思考的时候，他便把一个正直、热诚的知识分子的全部热情、人格、思想献给了今天和明天的人们。

人们会渐渐认识他的价值。因他所写的一切，人们将不会忘记他。

我希望如此，也相信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