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 - (东晋)常璩
常璩(约291年 — 约361年)东晋史学家。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重庆)人。出身世家大族少时好学,後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方便。永和三年(三四七年),东晋荆州刺史桓温率领军队攻灭成汉王朝後,曾经“停蜀三旬”,访求贤能。常璩便是被选拔的一个,任命他为参军,随至建康。後来由于为中原、江左士大夫们所排斥,在东晉王朝得不到重用,郁郁不得展其志,因发愤著书,成果不少。仅据《隋书·经籍志》和郑樵《通志·艺文略》所载,便有《华阳国志》十二卷,《汉之书》十卷,《蜀平纪》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今唯《华阳国志》尚存,是他的代表作。《汉之书》,记成汉历史。《华阳国志》是记载公元四世纪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陇西、湖北部分地区历史、地理的地方志,在内容上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在体裁上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列传三结合,这是常璩对中国方志编纂学的一大贡献。书中的《序志》,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他对历史著作价值的认识,深受汉末史学家荀悦的影响,认为史籍有“五善”,即“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由于对史书价值有这样的认识,《华阳国志》不像一般地方志那样“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刘知几《史通·杂述》),而是力求“表成著败,以明惩劝”, “上以彰明德,下以志违乱,庶几万分有益国史之广识焉。”(《华阳国志·大同志》)常璩的历史认识论,带有浓厚的天命论和英雄史观的色彩,但也有其独特的理解。他纵观巴蜀地区的历史,发现“世乱先违,道治后服”(即后世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一现象,有人认为是巴蜀地势险要坚固、襟带易守的原因。常璩认为,帝王统天理物,必定居住于国土中央,以其德行禀受上天旨意, “非可资能恃险,以干常乱纪”。其他地方的人虽然僭称帝王之号,终究会被满门杀绝,这是因为“天命不可以诈诡而邀,神器不可以侥幸而取也。”由于这个缘故,“四岳、三涂、阳城、太室,九州之险,而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产,古无兴国。”凭借险阻强壮的马匹,而不凭借天命,能够传国重世的,是古今所未有的。常璩还从巴蜀地区的历史得出结论,作为后世的鉴戒, “公孙、刘氏以败于前,而诸李(指成汉政权)之覆亡于后,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也;于运犯历,破家丧国,可以为京观也。”整部《华阳国志》,和《三国志》的作用相同, “同见不臣,所以防狂狡,杜奸佞,以崇《春秋》贬绝之道也;而显贤能,著治乱,亦以为奖劝也。”此外,常璩研究先秦时期历史著作,认为“《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载籍也”。解释《春秋》的有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五传,号称“渊邃”, “大义洋洋,圣人之微言也”,后来仍有《吕氏春秋》。从而提出著书不嫌重复的主张, “苟在宜称,虽道同世出,一事身见,游精博志,无嫌其繁矣。”(《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
又名《华阳国记》。区域著名方志。东晋常璩撰。十二卷,附录一卷。璩,江原(今四川重庆)人。曾任成汉散骑常侍,掌著作典册,熟谙蜀事,遂纂是书。是我国现存最早以志为名的地方志。约四十一万字。所记上起远古下止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间巴蜀事。内容分三部分:一至四卷记梁、益、宁三州(相当今四川、陕西汉中和云南部分地区)历史、地理,但以地理为主,类正史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主记公孙述、刘焉、刘璋、蜀汉、成汉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似正史本纪;但详于正史。十至十二卷记三州自西汉至东晋的“贤士列女”等,相当“正史”列传。合地理、编年、人物于一体。地理主记各州历史、郡县沿革、治城、著名山川、道路,物产、风俗、民族、官宦政绩等,多为《后汉书》所据。特别对巴蜀古史、李冰修都江堰、诸葛亮征战事,以及对西南古代民族等记载颇详,为他书所不及。为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古代地理、历史、经济、民族珍贵资料。蜀汉事迹和蜀晋间史事也较《三国志》和其他史书完备,是我国西南地区古代一部重要历史地理著作。最早刻本为北宋神宗元丰成都刻本,已失传。今传世多明、清刻本与抄本。有明铜梁张佳胤刻本、廖寅题襟馆本和1984年巴蜀书社刘琳校注本。
这是第一篇卷一 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