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敢问路在何方
1 市场不相信眼泪
何开荫在写给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就这样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次税费改革方案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建立起增收机制。”
安徽在实施试点时，显然注意到了加大对农业的扶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农业科技的进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总之，想方设法让广大农民增产增收，尽快富裕起来。
他们没有忘记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当然，这种发展，应该是可持续性的发展。
调整农业结构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我们在开始接触这个话题的时候，正是合肥市属三县的瓜农“谈瓜色变”的时候。一年之前，合肥市场上的各种西瓜都卖了一个好价钱，于是那些不去研究市场规律、至今没有从传统农业的束缚中走出来的瓜农们，就盲目地蜂拥而上，这一年合肥地区的瓜田，一下扩大到十八万亩，总产量高达两亿七千万公斤，而合肥市民日消西瓜只在一百五十万公斤，加上这些西瓜的品种基本上属于普通的中熟瓜，品种一般，产量太大，上市的时间又太集中，辛苦了几个月种出来的西瓜，一角钱一斤也卖不出去，出现一个大西瓜不及半瓶矿泉水值钱的怪事。瓜农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为尽可能减少瓜农的损失，省市新闻媒体呼吁市民多吃西瓜，合肥市政府也作出非常决定，在西瓜大量上市时，允许运瓜的小板车、拖拉机和各种农用车进入市区，交通警察还对瓜农实行了“一卡不设，一分不罚，一路绿灯”的特殊政策。
一时间，这座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走在全国前面的城市，朱镕基也盛赞“那里的环境特别好，空气清新，环境整洁”的合肥市，整个乱了套：一街二巷，到处可以看到拉着西瓜篷满灰尘的各种车辆，“肆无忌惮”地往来穿梭……
社会呼吁市民多吃西瓜，不讨价还价地怜悯瓜农，甚至不惜牺牲省城正常的秩序为瓜农提供方便，此番义举，以及市民们自发的慈善行为，都是十分感人的，这种同情心，当然是要提倡的，在困难时刻帮农民兄弟一把，也是理所应当的。问题是，市民相信眼泪，市场不相信眼泪。靠善心扶不起一种产品，靠道德更兴不了一个行业。市场的问题，终归还得靠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就在众多瓜农为西瓜滞销而愁眉不展之时，讲究科学种田的市郊三十岗乡，他们种出的“京欣一号”、“早春红玉”和“小兰”等优质西瓜，在市场上一露面就成了抢手货，价钱直线上升，竟卖到了一元钱一斤，而且，登堂入室，打进了省城的各大超市。
同样是西瓜，一边是惨淡经营，一边却成了大家争相抢购的“香饽饽”。这在2001年七月的合肥，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其实思变的，只是那些“先觉者”。
三十岗乡地处江淮分水岭，岗冲交错，原是合肥市郊区一个偏远贫穷的农业乡。他们在科研机构的帮助下，不仅培育出了优质的西瓜，还为这些西瓜注册了商标。随着生产品种不断地扩大，他们先后培育出的鲜草莓、鲜水果、新鲜蔬菜以及特色南瓜和玉米，都拥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注册商标。
一个地方的农产品，上升为一个受法律保护的知名品牌，这在安徽，乃至全国，还都是一件新鲜事。
肥西县紫篷山下的农兴镇，是安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中，调整农业结构使农村面貌变化比较大的一个乡镇。在那里，我们见到了镇长蔡家德，和下来指导工作的县农办主任刘大山。
蔡镇长介绍说，“农兴”这个名字，看起来振奋人心，但长期以来，它不过是这里农民的一个梦想。全镇有五分之二的面积是山区，大大小小九十四座山头，农业生产的条件很落后，基本上还是在吃老天爷的饭。二十四个行政村，就有半数人、地、牲畜缺水，不搞农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就没有出头的一天。镇领导班子经过反复调研，最后理清了发展思路，这就是：“压水扩旱，压粮扩经，压常规扩优质，压单一扩混种；调优种植业，调强养殖业，调大林果业，培育加工业。”
刘大山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起今天的农兴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怎么“玩”起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花色点子”，举办起各种各样的“野货”：野荠菜、野蕨菜、野马齿菜、野苋菜、野菊苣，还饲养起了野鸭、野兔、野山鸡……
在农兴镇上塘村，我们访问了苗木专业户余成宴。余成宴属鸡，四五年生，五十七岁了。他家的承包地就在山坡上，因为多半用不上水，过去一直是以种棉花、点花生和侍弄山芋营生，单产只收到五六百斤，日子过得很紧。前几年，在镇里的倡导下，他小心翼翼地摆弄起花卉苗木，起初只是“黄鼠狼娶亲——小打小闹”。税费改革之后，县委县政府选中了农兴在内的上派、桃花、山南和柿树几个乡镇，集中发展园艺苗木，市里还特意从农业大学请来了专家教授，免费为大伙培训，余成宴动了心，干脆把承包地全拿出来，大搞园艺苗木。结果，一年生，两年熟，这位种了大半辈子棉花、花生和山芋的道地农民，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苗木能人”。他指着满山遍野油光碧绿的林子，自豪地说，“那是一万五千棵香樟，市场上很抢手，栽上一棵这样的香樟，苍蝇、蚊子都不会有；一棵就是二十多块钱呀，一万五千棵，卖个三四十万元不成问题。香樟那边，是冬青，也不少于两千棵。”转过身他又指着阳光下色泽鲜艳的场地说，“看到了吧，那是全红紫薇，五千棵；旁边的，是乌桕，也有三千棵。我现在经营了十多亩，别人出地、出力，我出资、出技术，用城里人话讲，我这‘蛋糕’是越做越大了，其实在全县，我还算不上最大的。”
在领着我们四下参观的当儿，他腰间的手机不断响起，不是来向他取经就是联系业务，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在粮价日益低迷，种粮食已无法使得农民变得富足的今天，农民渴望调整种植结构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但他们毕竟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约，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更无法了解市场的需求，大多数的农民依然是一筹莫展，这就需要一批领头羊，带动起周围一批农民及时地调整了产业结构；也正是由于安徽的农村中，有了这样一批既有市场经济头脑，又懂得用科学种田的“能人”，许多地区才会出现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都很难相信这样的事实：肥西县清平乡神灵村种植大户吴正仓，从中国农科院植物所引进的人参果，亩产居然创下了十六万元的破天荒纪录。
不过，暴富的吴正仓头脑还算清醒。他说：“这样的价格肯定是极不正常的，随着各地农民大面积的引种，估计价格会迅速下滑；但即使跌到每公斤四五元，一亩田好歹也可以收入上万元，依然比过去种田划算。”
正如吴正仓所料，当肥东县解集乡阚集村的农民知道人参果是个宝，开始了大面积地引种，第二年，人参果在合肥市场上的形势就不容乐观，因为数量过大，又毕竟是鲜果，不宜久放，价格就只好“随行就市”，于是走运的还蒙个高价，每公斤卖到五十元，卖到后来就不值钱了，一公斤能卖到两元也就不错。这以后全国迅速发展到十三个省市，大家都在抢着种植人参果，市场上的售价就趋于混乱，有的地方甚至是在相互倾轧，低价倾销了。
人参果后来价格的跌落，大大出乎吴正仓的意外，“一亩田好歹可以收入上万元”的希望却并未成为预言，他和一部分农民虽然因为较早地引种了人参果，奔上了小康，但随着这种技术的迅速地推广，人参果最后变成了许多农民的“伤心果”。
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竟成了农民减收的过程，科学种田并非就一定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听上去，这有些让人难以思议，但是市场经济的规律确实又是这样深奥得很，里面充满了辩证法。
于是，人们渐渐认识到，搞结构的调整，适当地压缩粮食的面积，决不意味着以往粮食抓错了，调整结构也决不只意味着调整粮(食)经(济作物)比例，理解是多种一点什么，或少种一点什么，甚至并不意味着仅是调整农产品的品种品质，而是要改变过去结构趋同的状况，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
合肥市在实施农村税费改革的第二年，就从市财政中切出五千万元作为“支农专项资金”，有计划地引导郊县农民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合肥市清醒地看到，自己处于省级集散中心位置；
与本省其他地区，与外省市，乃至与国内外的农副产品市场，都有着广泛的、密切的、全方位的商贸、物流和信息上的交流。基于这种区位优势，合肥市在郊县培育出了五大农产品基地：
发展三万亩草莓、两万亩食用菌、五万亩反季节甜西瓜和十万亩樱桃番茄、彩色辣椒、结球生菜、杂交毛豆的特色作物基地；发展一万亩红菱、一万亩蔺草、两万亩池藕、两万亩荸荠的水生作物基地；发展五万亩黑花生、五万亩黑山芋、五万亩黑黄豆的黑色作物基地；发展五万亩雪枣、大紫枣、水蜜桃和优质葡萄的林果基地，以及四万亩花卉苗木基地。
合肥市的这种宏观农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是大手笔！
大别山区的金寨县，是个有名的“将军县”，又是个出了名的贫困县，这两年他们大力发展蚕桑和板栗，老区的农民开始走上了脱贫之路；当涂县农民，利用稻田、水塘养殖螃蟹，规模逐年扩大，渐成气候；涡阳、蒙城和利辛三个县，因为大张旗鼓地发展养牛事业，也已经成了我国著名的“黄牛金三角”；神医华佗的家乡亳州市，苦心经营中草药，更是闻名海内外……
也有靠种粮种成了“百万富翁”的。在凤阳县黄湾乡后陈村，我们见到了被省委老书记王光宇唤作“陈百万”的陈兴汉。“陈百万”认为，当农民，就得要种地，不务农，咋叫个农民呢？
现在他在黄湾的淮河边上，承包了附近农民的一千二百亩耕地，为实现农业机械化，他先后购买了旋耕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大马力的拖拉机，以及“小四轮”和农用汽车。他还筑堤兴圩，建起了排灌站，确保夏秋两季旱涝保收。最好的一年，他竟收了一百二十万斤稻谷、六十八万斤小麦，被滁州市委、市政府誉为“种粮状元”。
“谁说种粮不能致富？”陈兴汉自豪地指着他家的二楼说，“种粮不光富了我一个，这一片的父老乡亲也都富了。我的这个楼上，就接待过二十八个国家来华的客人；朱基总理也曾来作过客！”
毫无疑问，从已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百万”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党的富民政策的深入人心，又深得人心。
当然，毋庸讳言，现在安徽广大的农村虽然已经进行了税费改革的试点，却还是同中国广大的农村一样，减收的因素依然太多，而增收的因素太少，立竿见影的增收措施就少而又少。并且有着太多的“陷阱”。
因此，如果说结构的调整，需要调整的，就远不是农业内部的结构，它还应该包括城镇建设，义务教育，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劳动力结构，资金、金融和经营方式等等，特别是，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平局面。中国需要进行一次制度革命，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让更多的中国农民看到进城的希望，并最终让他们告别世代繁衍生息的封闭乡野，融入到城市化的洪流之中去。
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长。
2 在辉煌与富足的背后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同样也是劳动力资源的大省。中央部署安徽省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2000年，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超过一千万人，已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可以肯定，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这一比例，将会进一步扩大。
如何开发农村劳动力的资源，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已不仅是减轻农民负担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事关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能抛下农民；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种田出现经营性亏损，农民负担又造成务农效益的进一步低下，一家农户就那么点地的种田模式对农民的吸引力正在丧失；城乡之间巨大的落差，就更加使得许多农民将世世代代视之为生命的土地，看作是一种“负担”，于是一个人数惊人的农民大军，便浩浩荡荡，背井离乡，冲破了各种人为的铁壁铜墙，涌进了中国各地的城市。
走进了城市，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只能寄生在城市的屋檐下。城市的“低保”、“医保”、住房补贴以及各种各样社会福利的温情的大网，依然将他们拒之门外。
不可逾越的户籍制度，注定他们只能成为城市的“候鸟”。
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我国跨省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两千万人。在这些跨省流动的人口中，川、皖、湘、赣、豫、鄂六省流出的人口，占到了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三，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安徽流出的人口已位居全国第二。
安徽现有两千七百多万农村劳动力，其中就有七百多万在外地打工就业。在这七百多万个民工中，仅上海市的就高达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占到上海外来民工的三分之一。而这只不过是官方的统计数字，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安徽的民工已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又把妻子儿女带往上海，实际在沪的安徽民工已远远超过二百万人。在中国东方的这座大都市中，只要有能容纳民工的地方，就一准能找到“皖军”的影子。
七百多万外出务工的安徽农民，为外地创造的gdp，若按每年每人五万元计算，总值便是三千亿元，这几乎相当于安徽省一年的gdp总值，就是说，外出打工的安徽民工，每年都在安徽的境外创出一个“流动的安徽”；而他们打工所取得的工资性收入，每年汇往家乡的，至少也在三百亿元左右，显然又高出了安徽地方财政的收入，也就是说，这些在外打工的安徽农民，每年在外边创出一个“流动的安徽”的同时，还又创出一个“回归的安徽”！
在我们所到的那些偏远的农村里，常常会在一片破败陈旧的农舍中间，发现几处鹤立鸡群让人眼前一亮的楼房。这些楼房，不用去问，它的主人不是享有特权的乡村干部，便是有外出打工者的人家。
安徽要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就不能不重视和用好这支进城的民工大军。事实上，安徽省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上的起步是较早的，随着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省委和省政府相继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文件，大力表彰“走四方”的“农民创业之星”。省农委，省劳动保障厅，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交通厅和省建设厅，也都先后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欧美各国的学者云集日本箱根，系统而又认真地讨论关于现代化的问题时，中国却正困在一场天灾人祸造成的大饥馑中，接着又爆发了灾难深重旷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在我们开始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一场改革时，甚至并不清楚，中国要想现代化，尤其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人口首先必须大量减少，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势必将成为当今中国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农业人口只占到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经济发展是历史上最快的，这也正是它的农业人口由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减到百分之十五的时候；我国的台湾省也不例外，它的高速发展，同样是在农业人口从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减到了百分之十五的这一时期。
中国目前有十三亿人口，农业人口占了九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就占到五亿多，乡镇企业只解决了几千万，农业生产也只需要一亿多，还有三四亿过剩劳动力有待流出。
因此可以说，只有大批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成为市民，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对于亿万打工的农民来说，还不可能会是爱的驿站。他们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的，还只是漂泊的生活和失落的情感。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跟城里人平起平坐”，一些人利用政府赋予的职权，对他们吃、拿、卡、要，最让他们寒心的，还是身前身后布满的种种陷阱：没完没了的加班却没有加班费；损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劳动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设施，许多人则常常上当受骗，干了活竟拿不到工资；更有因工负伤、患病、致残，就被一脚踢出门外了事，还有令人痛心地沦为了乞丐、妓女、吸毒贩毒者和犯罪分子……
社会学研究专家李强等调查发现，仅2002年，在北京打工的外来民工，大约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拿不到工资，或是被拖欠工资；由于各种原因，有百分之三十六点三的农民工出现过身上一文不名的现象；有六成民工每天劳动时间超过十小时，三分之一超过十二小时，百分之十六在十四小时以上；百分之四十六的人生过病，而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单位未付分文医药费。
这些竟然都是发生在中国的国都北京！
无数外来的民工，用他们的汗水、泪水，心力交瘁地创造着一座座城市的辉煌与富足，但我们城市的一些人，却让各地的农民工懂得了什么叫“为富不仁”。同在一片蓝天之下，人与人之间那种应有的平等、互助、友爱、尊重和谦让，就这样被无情而又彻底地打碎，甚至没有为他们留下多少怜悯与温情。
我们已经来到了二十一世纪，沐浴着新的世纪新鲜的太阳，但是我们却依然是被这样一些消息所困扰，所震惊：农民人均纯收入继续在下降，国民收入苦乐不均的现象变得愈来愈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痛切地指出，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已经产生不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认为“贫富悬殊”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当今之中国，凡有能力的人，几乎就没有愿意待在农村的。头脑灵活的，通过考学进入了城市，有点门路的也都通过招工、投亲或是打工涌向了城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主要是当时的农村积攒了一批人才。但是这以后，农村的人才不断外流，乡镇企业的人力资源难以为继，创造精神和创业资源的贫乏和枯竭，这无疑是近几年乡镇企业后劲匮乏的重要原因。
城乡差别使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财富资源不仅包括人力资源，同样包括实物资源。因此，与人才一起流走的，已不仅是农村中的优秀人才，更有大量的资金。从我们掌握到的数字看，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四年的十年间，净流出农村的资金累计，就高达三千零五十七亿元，年均三百多亿元！
有消息表明，公安部早在一九八五年就开始起草《户籍法》了，以期彻底填平横隔在城乡人民之间的这条不平等的鸿沟。可是，漫长的十八年的岁月过去了，中国农民望眼欲穿的《户籍法》，却至今不见出台。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各部门的阻力太大，废除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的二元结构，几乎遭到政府各个部门的一致反对。
看上去，不可思议，其实，说到底，是我们有不少的政府部门，死抱着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得到的那许多部门利益和传统特权不放，宁可抱残守缺，也不肯有所作为。
令人不安的是，随着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压力在加大，各地城市普遍采取了“腾笼换鸟”的办法，或辞退农民工，或限期使用外来民工，甚至增加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和职业范围，导致外出找不到工作而返乡的民工逐年增多。这是我们今天的统计数字没有包括在内的一个庞大的农业失业群体，这个群体的人数是大大超过城市失业和下岗职工的人数的！
只要农业的社会保障一天得不到解决，没有一种新制度来安排解决依然留在农村的农民们的生老病死，农民就只能依存已经十分有限的土地。尽管这种依存是十分被动的，更是无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天中国的农业仍是多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贫富悬殊就必然会被进一步拉大；如果城市的产出，农村市场无法接受，我们商品的全面过剩和通货紧缩将不请自来；如果农村被长期地排除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就极可能会使年轻的一代农民，成为活跃的社会的不稳定源，从而加剧城乡断裂的危险，由此引发的冲击和震荡，肯定都将是灾难性的！
3 小岗村的忧虑
2002年金秋，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为“减负”下的决心，不可谓之不大，做出的努力，不可谓之不苦口婆心，但是农村中的“三乱”却突然又起，而且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农民负担的这种反弹，来势之猛，让许多人始料不及。
据《新安晚报》透露：从2002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一日，短短十三天，学生家长投诉教育乱收费的人民来信，就多达三百六十九件，几乎遍及安徽各地。其中，临泉县五十三件，阜南县三十六件，固镇县三十件，太和县十四件，泗县二十一件，定远县四十六件，望江县十六件，太湖县十六件，天长县十五件，池州市贵池区十九件……
其实，问题的严重，远不是这些从安徽省物价局得到的群众举报，各地投诉的，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方面，也不光只是这一年的八九月份，自实行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以来，“减负”的工作一直就呈“高压”态势，可是涉农收费的问题一直依然还是困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安徽省价格检查所为此开展过一次涉农收费专项的大检查，检查中发现，有些地方收费的项目少则十几项、几十项，多则又是上百项；收费的部门已经涉及到了教育、土地、司法、民政、供电、财政、税务、工商、卫生、公安等等；收费的内容也涉及到上学、建房、结婚、生老病死、出售农副产品等等。
可以说，这是一次全面的“死灰复燃”。
按照试点之初，省政府《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上的规定，农民建房除由土地管理部门收取五元土地证书的工本费而外，不得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但有些地方农民在办理建房审批手续的过程中，交纳的费用项目之多、标准之高，再次叫农民无法承受，不但要收土地证工本费，还要收取征地管理费、土地有偿使用费、权属变更费、造地费、开垦费、受益金、耕地占用税、建筑营业税等一干子税费。农民经批准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建一所房屋，各种费用需一千至三千元，有的竟高达五千元以上！
此外，有的农民外出务工办身份证，要被收取户籍证明费或身份证递卡费；农民结婚时，还要被强制收取咨询费等多项有偿服务费；明明是国家投资的农网改造，农民不但要出义务工、小工费甚至要出施工人员的伙食费……
省委书记王太华又一次拍案而起。
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安徽省委、省政府指示各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乱收费、农村建房乱收费等案件，进行严肃地查处和纠正，坚决制止和有效防止农民负担出现的这种反弹。
潜山县物价局和县教委联手超越权限，违反规定，制发了行政事业性收费文件，擅自变更中小学收费标准和范围，县物价局局长被免职并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县教委主任和物价局业务副局长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泗县大庄镇建设所所长，寿县杨仙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及蒙城县三觉镇、怀远县朱疃乡、阜南县三塔镇等乡镇一批党政负责人，也都因为乱收费分别受到撤职、记过或党内严重警告的查办。
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对几起较为典型的加重农民负担的案件进行了通报。通报指出，省委要求各地在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税费改革领导的同时，对违反规定、擅自加重农民负担的案件，要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对农民负担问题严重的地方，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通报中指出，省、市两级均已成立了涉农案件查处办公室，要求各县(市、区)也尽快成立这一办公室，并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以便在全省形成一个涉农问题的监督查处网络。
这期间，我们也不断接到这两年采访过的农民朋友的来信和电话，反映他们那儿才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县乡和村里的干部就又把手伸了出来，各种名堂的“三乱”卷土重来。
许多乱收费的借口甚至是让人哭笑不得，又是触目惊心的。
在发生过震惊两省数县“大高村事件”的灵璧县冯庙镇，农民至今噤若寒蝉，乱收费不仅依然照旧，竟扬言如有上边人下来检查税改工作，不准说有问题，否则，“将对他绝不客气”。
最不可思议的，还是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后来发生的事情。王营村村民写给有关方面的告状信，长达七八千字的状纸开篇写道：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已进入法制社会的今天，我们王营行政村村民的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还在遭受着如此野蛮的侵害，请看白庙镇党委副书记李侠、镇民政办主任周占民、村支部书记王俊彬在王营的暴行吧！”
看到王俊彬的名字，我们不由一惊。
——这不就是当年那位带头上访，一度被通牒追捕，开除党籍，后受到中央的关注解决了问题、恢复了党籍并被选为村支书的王俊彬吗？
怎么在王营“被迫无奈又一次举行集体上访”时，当年的这位上访的领袖又成了被上访的对象呢？
从状纸上看，王营村今天又一次出现干部私闯民宅、扒粮打人的事，并隐瞒国家下拨的“灾歉减免款”，村民们提出意见后，镇村干部恼羞成怒，依然故伎重演，动用执法机关上门抓人。
告状信在陈述了“灾减款事件”后，这样写道：
“农业税灾歉减免款，是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在大灾之年拨下来减免灾区农民农业税的专项钱款，这是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当然也为了让农民在大灾之年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知道党和政府时刻在牵挂着农民的生活生产，时刻都在关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钱上也敢做文章的官们，他们搂走的，就不是一笔普通的资金，那是党和政府对灾区农民的一片爱心啊！”
读后，心潮难平。王俊彬前后角色的转换，也让我们陷入了痛苦而良久的沉思。
难道说我们当今中国农村旧有的体制，真的就是一潭“魔水”，它可以使一切陷入其中的人变得面目全非？
这使我们想到2001年春天的小岗之行。那是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会议即将在合肥召开的日子，我们极想知道，二十多年前曾经引发了那场震惊世界的伟大变革的发祥之地——“中国改革第一村”，今天的情景。
提起过去的农民负担，严宏昌同我们见过的那些村长一样，把头直甩。他说，“小岗的出名，就出在领头搞了‘大包干’，‘大包干’的三句话，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想不到后来的麻烦，也就出在这三句话。上面刮下来的所有的‘三乱’风，就没有一项，不是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后来就没法子可以‘交足’‘留够’了。你喂猪吧，生猪税，又多又烂，气得村民最后干脆不喂；谁家买了辆拖拉机，交齐机械管理税还不算，你上不上公路，养路费，监理费，检测费，少了哪一项也不行；不管你田里有没有‘特产’，也一样全都得交‘特产税’。”
“当然税改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税那费没有了，可是，村级收入普遍下降，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严宏昌说：“现在村里的办公费，一分钱没有。镇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返回给小岗村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三千零八十块钱。”
他把右手伸在我们面前，扳着指头，算了一笔细账：“村干部七人。支书，主任，文书，每人年薪一千八；另外四个人每人年薪就只有一千。这样的工资，不能说是多吧，可仅这一项加在一起，也得要九千四百元。村里没有能攒钱的企业，村干部工资首先便没了着落；优抚对象的补贴、贫困户的救济，自然全成了问题；再说村里还有三个‘五保户’，每户每年要一千八，三人一年就是五千四，这笔供养费也就难兑现。”
他无可奈何地说了句顺口溜：“现在是，国家财政扶摇直上，县级财政摇摇晃晃，乡镇财政没啥名堂，村级财政一扫而光。”
他苦涩地笑了。说道：“为搞好这次税改试点工作，中央和省里都拨下来专项资金。村级建设专用款，凤阳县拨来二百万，大村小村一律拨下了五千元，这显然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了，总归还是无济于事。当然，作为小岗村的干部，我们再困难，也不能再去向村民们要，村里的‘一事一议’也不能超过规定的十五元钱。税改第一年，一部分村干部想不通，就撂了担子，梨园村的支书和一个副村长，严岗村的副村长，东庄村的村干部，就先后进城打工去了。这两年，我从村里总共报销了十六块钱，那还是去祝贺我们小溪河镇居委会成立；上县开会，没办法，全靠掏自己腰包；仅是陆陆续续为村里添置办公用品，我就已经掏过二百多元钱了。”
我们听了甚感意外。就问：“你就是按时足额拿到那一千八百元‘年薪’，每月只摊到一百五十元，这点钱，就是养家口也成问题，外出开会，添置办公用品，还都要自己破费，日子怎么过？村长还怎么当？”
严宏昌朗声笑道：“靠孩子，靠老婆。”
他甚至透出几分自豪：“老二严余山和老三严德兰，兄妹二人早年就闯深圳，现在都干得不错，严余山还在一家企业做上了管理工作；老五严德锦，在省城电视台也当上经济记者；爱人段永霞也一直在搞家庭养殖，养鸡养猪，收入也不赖。我这个村长全靠他们支持。”
告别小岗村回到合肥，我们一直在想：这可是小岗村啊！严宏昌们为爱护“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殊荣与形象，可以这样大公无私，可以表现得高风亮节，有这种觉悟和境界，有这份光荣和责任，相信他们即便再苦，再难，也决不会再去掏老百姓的腰包。可是，这显然并不能说明，更无法保证其它地方的村官、乡官和县官们，都会像严宏昌们一样的“克己复礼”，一样的“委曲求全”。在税费改革的“风声”比较紧的“高压”态势之下，有些人可能会变得收敛一些，但如果中国农业体制和政策上的那许多弊端与缺陷，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农民不合理的负担想要得到彻底制止与有效防止，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农民负担的这种反弹，看来只是迟早的事！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尚且如此之难，那么，又怎么才能解决农民富裕、农业现代化，解决城乡迅速扩大的问题呢？
这样看，搞税费改革，给农民减负，乃至科学种田、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显然都是非常必要和近切的，但它显然又都还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根本出路。
4 中国改革正在过大关
中国农业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阻碍中国农村飞速发展的症结又到底在哪里？
如何才能重新唤起中国农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那股冲天般的热情和干劲，重新激起农民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由世代积累下来的巨大潜能，再造二十一世纪中国新的文明史？
为此，我们寻访过许许多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也阅读了大量的有关的研究报告。也许他们讲的全有道理，我们确确实实有着许多十分紧要的事，需要抓紧去做！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一个大学问家，他显然喜欢借用历史说话，让事实说话，甚至不用多少高深的理论，却同样的震撼人心。他说：任何一项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最初提出改革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一九八二年就出现了改革回潮；十二大肯定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一九八四年便翻过来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那时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结果，几个月后，通货膨胀出现了，只得向后退；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制定的配套改革方案，差一点就付诸实施了，也曾兴奋得很，以为中国改革从此走上坦途，可是过了几个月，又决定不实施了。以前，总希望出现什么开天辟地的事情，现在我却认为，只要能够一步一步地前进就很不错。我们不能对前途盲目乐观，近年来一些重大改革不断挫折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正在过大关。”
这位在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中勇于进行探索，并赢得了“吴市场”称誉的经济学家，这两年特别喜欢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小说中开头的话，暗示出他对中国改革的解读：“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吴敬琏说：“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大转变时代，我们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因此，两种前途都是可能的。我们当然希望有一种最好的前途。但是中国的未来，只能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识，和今天的努力。”
5 跳出黄宗羲定律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在湖北省是个有名的“改革书记”。为提高咸安区干部队伍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他们的改革意识，他曾将三分之一的区乡干部派到南方去打工锻炼，每人每月只发给五百元工资，其余的，就全靠自己在社会上打拚，因此，大家又把他喊成“打工书记”。
2002年八月，宋亚平慕名来到合肥，想亲自听一听倡导农村税费改革的何开荫谈一谈正在安徽试点中的这场“费改税”。然而何开荫开门见山的一句话，却大大出乎他的意外。
何开荫说：“‘费改税’不过给农民减轻了三四十元的负担，我们现在就是税费全免，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它也不可能引起中国农村经济发生质的变化。”
宋亚平多少有点儿诧异地望着何开荫。
何开荫说：“我的理解，改革就应该是创新，体制的创新，机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重大改革，那就应该是一场革命。”
接着，他引用邓小平早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就说过的一句话：“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的前进。”
引用了邓小平“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改革”的话，何开荫才又说道：“‘费改税’只能减轻一点农民过重的负担，并不能解决主要矛盾。自从大包干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农村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矛盾，正是因为当时的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而且，又是处在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位置上，我们才选择它作为突破口，先把农民过重的负担减下来，同时把其他深层次的矛盾，全都逼到层面上来，然后按其轻重缓急分别采取对策逐个加以解决。”
“遗憾的是，”何开荫无可奈何地对宋亚平说，“设在财政部的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缺乏了解，竟把这场改革简单化为‘费改税’，尽管这种‘费改税’在减负和改善干群关系，在安定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却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困难，使得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难以顺利地深入下去，甚至在一些先行改革试点的地方，农民的负担又出现了反弹。究其原因，很简单，因为财政部只是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它不可能代替其他的部门制订政策。因此把‘费改税’视作中国农村第三次重大的改革，那是误会，重大改革的标志是把农村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为此我们曾大声疾呼，不断提出改善眼下‘费改税’方案的建议，但是我们的声音毕竟太微弱了，感到了力不从心。”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现在，何开荫面对来自湖北省的“改革书记”，谈起农村改革的事，他差不多就把几个月才能说的这么多话，一下全说了。他说：“税费改革其实是有着丰富内涵的。它上连着农村户籍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购销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连着农村基层财税体制、财务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科技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最重要的乡镇村级机构的改革。总之，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十分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此重大的一场改革，必须由总理和分管副总理亲自领导，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把改革办公室设在国务院的一个综合部门，从各相关的部委抽调出熟悉业务并懂得政策的精兵强将从事这项工作。首先，由财政部修改和完善税改方案，使之能带动其它改革，然后，由粮食部门制订新的粮食购销政策并进行体制改革；由教育部修订义务教育法并由各省制定实施细则；由公安部制定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方案；由人事部制定乡镇机构改革的方案；由农业部制定农村科技体制改革的方案；由民政部制定村级机构和农民社会保障方案；由卫生部计生部门制定农村公共卫生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方案；环保与国土资源部结合农业部制定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方案，并创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带领农民搞好农业结构调整。所有这些方案汇总到综合改革办公室，进行协调和修订，最后形成相互配套的综合改革方案，以实现整体推进。这样才能夺取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彻底胜利，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这么一说，倒引起了宋亚平的共鸣。因为宋亚平过去就在基层工作多年，对“三农”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在这些方面，他也是早有研究的。
于是二人就如何有效地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农村进步以及农民富裕的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人都认为，对中国今天的农业首先应该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免除一切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及其附加。县乡两级由此导致的减收，可以通过减事减人减支的办法解决。这样，中央和省里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的财政转移支付，就能够完全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农村的卫生事业。
两人都还认为，在对中国农业实施“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可以推行“无为而治”的方略。
将目前的五级政府逐步恢复为三级政府，并乡建镇，将现在的乡镇政府改为镇公所，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如果当前条件不具备，可以先行大规模精简乡镇机构，采取党政干部交叉任职的办法，将“四大家”合为一家，坚决压缩乡镇领导干部的职数和人员的编制，分流冗员。至于乡镇的“七站八所”，除公安派出所和垂直管理的之外，一律改制为中介服务机构或专业经济组织，改制后的“七站八所”只能紧密围绕农村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发展要求，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有效服务，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单位。村委会原则上不再赋予行政管理的职能，逐步扩大村委会的民主权利和进一步规范村委会的自治行为。与此同时，支持和帮助广大农民成立有着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内涵的各级农会组织，农会组织在性质上应当同城市中的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发挥出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取消粮食的国家定购，坚决放开粮食的收购价格、放开粮食的购销市场；把土地还给农民，允许农民对自己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有序地流转；鼓励和支持农民向城市迁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就业和发展机会面前地位的平等。这些，都十分重要。
同样还要积极探索由国家、集体、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结合农村扶贫政策和其他民政补贴政策，试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些，也都必须着手去做。
还要逐步加大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还要改革农村的金融管理体制，放开搞活农村金融……
何开荫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有过多次农村税赋改革，唐有‘两税法’，明有‘一条鞭法’，清有‘摊丁入亩’的变法措施，那些重大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收费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农民不堪重负而进行的；改革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改费为税，化繁为简，官收官解。那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大都是可以做到‘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最后又都无一例外地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并为以后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曾精辟地将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称其为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何开荫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与过去毕竟不同了，我们多么希望，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产党人，能够跳出这个历史的定律。”
宋亚平回到湖北省咸宁市后，不久，就将他和何开荫商讨的意见梳理出十二条建议，上书省委书记；何开荫随后也写出十分详细的改革方案，再次直言进谏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