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山
他握住王峰的手使劲摇了几下，有一种蚍蜉撼树的感觉。
前导车通红的尾灯偶尔在士兵之间的空隙中显露一下。陆浩然又瘦又小，平时坐自己的车，从不许警卫坐到前面遮挡视线。可在这辆装着隐蔽钢甲的军用车里，他被士兵的人墙紧紧围在中间。每个士兵都紧握武器注视窗外。王锋在电话里强调社会动荡，军队必须绝对保证自己客人的安全。
陆浩然很少与军队之间有直接联系。下午秘书通报军委副秘书长王锋请求通话时他有点意外，尤其还是个通过保密机打来的的电话。王锋只说“主席”想见他，说得很客气，但明确指定在今晚九点十五分，没有询问他是否有空或是否同意。
当然，他同意，而且为此取消了今晚在人民大会堂的一系列外事会见。
细节是两方秘书安排的。见面要求绝对保密。他坐秘书的车从侧门出了中南海。在黑暗中靠到这辆等待已久的车旁。两个车门同时打开，他只迈一步就换了车。
主席只当到军委第一副主席，四年前就退休了，一直住在西山养老，但如同在位的九年一样，他被军内始终不变地尊称为“主席”，即使是现任军委主席的中共总书记也不能让这个称呼转移到自己头上，尤其在高级将领中。
总书记经营军队也有不少年了。“六四”之后，谁都能看出未来只能靠枪了。谁抓住军队，谁就抓住政权。一方面军队地位迅速上升，一方面又要把军队变成党的驯服工具。总书记在军内做了大量工作，也颇有成果。军事院校出身的中层军官对他都有好感，他的意图也大都能畅通无阻地贯彻，然而不能由此认为他就掌握了军队，只能说军队暂时把“自己”退到幕后。军队是最讲“自己”的，不会让一个外人进入核心，表面上一套法定的机制在周密运转，但那并不是真正的军队，只是一层外衣。军队的心脏在西山。
陆浩然从公安部长处得知：近来每天都有各大军区的军用飞机载着将军们在南苑军用机场降落。他们直接被挂着军车牌照的“奔驰”牌轿车接到西山，呆上半天，又匆匆飞回。各总部各兵种首长也纷纷到西山谒见。中国最高级的轿车一时好象都集中到通往西山的僻静路上了。他预感军队正在筹划重大行动。解放军报的文章已表现出明确倾向。他不加犹豫地来见主席，正是因为他现在需要军队，而王锋的电话说明，军队此刻也需要他。
刚登上国务院总理之位时，他即使不能压总书记一头，至少也旗鼓相当。他长期主管国民经济，在国务院系统有雄厚基础和广泛关系，逐渐成为坚持计划经济的代表人物，被几位元老看重，共同推举他出来治理八十年代改革留下的“市场后遗症”，同时也是给被国外称做“温和派”的总书记设下一个牵制。那时“老人家”的绝对权威尚能保持不同派系的平衡。自从“老人家”去见马克思，对立和冲突就日益激化。新的组合，新的阵线，新的交易，新的对比，每天都在纷纭变化。他从攻势变成守势，现在则是步步后退，眼看退到悬崖边上了。
陆浩然总是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被人称为“强硬派”。其实自己太软弱。他虽然主张政治上严厉控制，但是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控制发生矛盾的时候，做为一个搞经济出身的专家，却总是迁就经济的需要而做政治上的退让。然而这二者似乎永远有矛盾，难道退无止境？有一个逻辑是谁也玩不明白的：只有政治安定经济才能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政治才能安定。这是多年的口号。字面看上去二者相辅相成，为了政治和经济同时又安定又发展，他做了那么多迁就。可终于回过味来，当经济原则和政治原则实际上互为悖论的时候，经济不发展政治不会安定，经济发展政治也不会安定，反之一样，政治安定经济不发展，政治不安定经济更不发展。然而“温和”的总书记已经利用怕乱和怕失民心的心理，占领了太多的阵地。现在他又要再玩一把火，企图用为“六四”翻案狠狠捞一把了。
这是危险的一着，却也是很高的一着。陆浩然当然知道这位“温和”的总书记从不是个民主派，他冒这个险为的是他从中看到的可能收益：“六四”积淀的能量也许可以碫造成他手中的大棒，用来砸断“强硬派”的脊梁骨，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六四”造成的问题不在于死了人、损失了财产或弄坏了国际关系，那些没什么了不起，关键在于从此失掉了一种心理结构的平衡。不管表面怎样气壮如牛，执政集团多数人内心深处都暗暗发虚。历史最终将怎样评说？“六四”之后的东欧变化更加深每人的疑问。然而那时有老一辈在上面顶着，这种心理失衡还能撑住。临到自己面对历史的时候，“强硬”的牌子就谁也不再愿意沾边。一个个藏头缩尾，原来的心理颓势很快演变成行为上的虚弱。总书记正是利用这一点。为“六四”翻案是先天属于“温和派”的专利，不谈其中无穷大的政治资本，仅仅激发一下早已倾斜的社会心理，至少在“六四”问题上，人人就全都洗刷自己，唯恐摘不干净。各级当权者拼命做出“温和”甚至“自由”的姿态，这种自下而上的连锁反应，怎能不使“强硬”派不战自败!
其实陆浩然和总书记一样，当时都未进入核心决策圈，对“六四”镇压并无直接责任。然而不同的位置决定了他必然要采取相反立场。用中国官场一句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强硬派”是靠“六四”压倒“自由派”的，就像当年一开枪，即使嘴上仍然喊改革，路线和班子都发生根本变化一样，如果“六四”翻了案，“强硬派”的路线﹑班子也就得完蛋，“温和派”就会把“强硬派”踩扁。
一进入警卫森严的大院，立刻给陆浩然换了一辆最高级的“奔驰”轿车。风景秀丽的玉泉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汽车在曲折的幽径中转了半天，停在一座古树掩映的别墅之前。王锋已经等在门口。
“陆总理，主席本想亲自拜访您，不巧患了感冒，请原谅。”王锋的微笑非常动人，牙齿雪白。
“哪里，年轻的拜见年长的，这是天经地义……”陆浩然比主席年轻近三十岁，比王锋又年长近二十岁，他意识到在王锋面前说“年轻”二字不太合适。“我早想来感谢解放军对灾区的支持了。”他握住王锋的手使劲摇了几下，有一种蚍蜉撼树的感觉。
王锋四十多岁，风华正茂，比他高一头，让他觉得像仰望一座挺拔山峰。那张英俊瘦长的脸上总是一副自信表情，肩膀宽宽，昂首挺胸，尽管夏夜炎热，一身合体的毛料军服却扣得严严实实。
“我们该受批评，到晚了。”
“哪里能这么说，这不怪你们。”
比起以往救灾，这次军队赶到的时间确实晚了不少，然而声势却比哪次都大。到处都是调动的军队，公路﹑铁路﹑满天飞机，军用物资滚滚如河。半个中国都能从早到晚听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军歌声。晚归晚，这次军队获得的赞誉却比哪次都多，也最热烈。大部分灾区基层政府都已瘫痪甚至消失，全靠军队挑起了主要担子。今天受灾严重的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天津，加上受到影响的陕西﹑山西﹑内蒙，分别在各省市自己控制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无限赞扬解放军慷慨无私的救援。同时，陆浩然特别注意，那些文章全都以不同形式不点名地攻击了南方几个富裕省“在全国帮助下富了自己，当国家危难时却袖手旁观”。这些北方省市彼此矛盾重重，对这个问题却出奇地口径一致，步调统一。耐人寻味的是，江苏虽然也是重灾省，却没有参与这场合唱。
陆浩然对此只是旁观，对救灾工作也一直是表面急、心里松。这次黄河泛滥看似天灾，其实却是地地道道的人祸，是错误路线的恶果，他认为只有让恶果充分暴露才能让人们认识。
王锋迈着军人步伐走在陆浩然旁边，不时做出礼貌手势。
五年前就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时候，王锋曾是全国最年轻的中将。最近，刚任命他兼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听说他又将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上将。他们传说他并不为此满意，因为现行的军衔制到上将就到了顶头，从而使他永远不能赶上他已故的父亲──五十年代的中国元帅。
“既然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没有元帅军衔也就不会再有好兵。”人们说这是他的话。
穿过一间门厅，两条走廊，一个大会客厅，全都空空无人。在一扇黄色皮革包裹的门前，王锋握住把手对陆浩然说：“主席身体不适，医生只给五分钟。”陆浩然屏息凝气地点头。王锋轻轻推开门，做出请进手势。
里面是个小会客厅。一个干瘪的老人端坐在正中沙发上。陆浩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四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主席的变化竟然如此大。过去那个高大魁梧的形像缩成一具木乃伊，变得又瘦又干。军服好似穿在衣架上。皮肤上一层层折皱。奇怪的是脸色倒显得很好，甚至称得上红光满面。陆浩然趋身问候，碰到那双遮蔽在白翳下的眼睛，不禁心里一抖。那双眼睛仍然射出往日的威严，直视人的心灵深处。
主席只动了一下手指。
“坐。”当年可比洪钟的声音如今苍老沙哑。
这个房间除了沙发茶几和地毯，没有任何多余的摆设。最引人注目的是墙正中悬挂的毛泽东像。下面摆着一扇高大绣屏，那薄如蝉羽的纱绢上绣着龙飞凤舞的毛泽东手迹──《满江红》。这首词中国人当年曾很熟悉，即使现在瞥上一眼，全部句子也会一字不少地直扑心里: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此时此刻，猛然重见这些已似遥远过去的诗句，不禁使人怦然心动。
陆浩然只用半个屁股坐在主席对面的沙发上，两手相握夹在膝盖之间，前倾着身体。
“我们第一次见。”主席说话很慢，“次”和“见”之间隔了好几秒。“但我了解你。”
陆浩然使劲点点头。他曾很多次见过主席，握过手，说过话。那时他只是机电部长，计委主任一类的头衔，根本不会在主席脑子里留下印象。等他当上总理的时候，主席已经退隐西山不露面了。不过重要的是后面一句话。主席了解任何他想了解的人，然而此刻说出的了解，是一种接受和认可。
“……我知道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你一个人反对那个丧权辱国的协议，你拒绝以总理身份去日本签字。干得对，有骨气。什么‘经济合作区’，那是日本鬼子又一次占领东北嘛！””主席的话仍然那么慢，苍老沙哑，但是在陆浩然耳朵里，却有雷霆万钧之势。“我也知道你五次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反击翻案风。你做了可贵的斗争，我们感谢你。”
陆浩然不断点头，本想说一句“我辜负了老一辈的期望”，却没有说出来。眼睛在眼镜后面痒痒的，有点湿润。
动乱是那个总书记一手挑起的，他却不时装出一副惊讶模样，又次次都置之不理。陆浩然下令抓的动乱分子全叫他放了。前几天借口陆浩然不执行常委多数会议，宣布由他自己以国家主席身份代行总理职权去日本签字，等于罢了陆浩然的官。连连失利使陆浩然心里积满郁闷，突然知道西山一直在关注和支持他，感动得全身发热。
“那个二等兵忘呼所以了！”主席脸上的纹路勾勒出一种天然轻蔑。
一直听说军队高层将领私下把从未当过兵却当上军委主席的总书记称为“二等兵”，此刻亲耳听见，又是从主席嘴里说出，陆浩然不禁感到一阵由衷的快感。
“我们不会答应，”那双威严的眼睛在眼皮的折皱里盯着他。“六四是一条界限，永远不许迈过，不管他是什么人！”
陆浩然凝重地望着主席。“我也不答应。”他的声音如发誓一般。
主席看他一会儿，难以察觉地点点头，吐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休息。他的两条手臂平平地放在沙发扶手上，两腿端端正正，全身始终纹丝不动。不知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总让人想起假人。这个长征时的红军团长，五十年代的陆军上将，在那些年代也许无足轻重，到“六四”就已是平暴的主要决策者，今天更是毛泽东时代顶天立地的最后一名旗手。
王锋用手绢为主席擦掉嘴角流出的口水，体贴仔细，跟护士一样。
主席当年是王锋父亲的老部下。眼看这“元老派”顶尖人物和“太子派”顶尖人物的默契，陆浩然有一种滋味复杂的感慨。这种血缘和情感上的联盟是自己永远无法得到的，这也是自己一到关键时刻就势单力孤的原因。
主席再度睁开眼睛，已经没了刚才的光彩，仿佛这么一会儿就用光了所有力气，声音也低了一截，更加沙哑。
“王锋是军队的全权代表。”
那双暗淡的眼睛消失在眼皮折皱中。助听器导线沿着细软稀疏的白发无力地垂下。陆浩然不太清楚这句话全部意思是什么。是指王锋一会儿将代表军队与他详细讨论，还是指王锋以后就成为军队的化身呢？主席没往下解释，谈话看来到此为止了。陆浩然悄悄起身。
“军队，”主席最后一次睁开眼睛。“将支持你出任总书记。”
山东半岛201海军基地
有效威慑的前提在于秘密性，如果潜艇行踪被敌人掌握，它就无异于一个用黄金堆起来的废物。
虽然隧道洞口的值班上尉一眼就认出王锋的通行证是最高级别的，带领全体卫兵立正敬礼，例行检查却一项不少。计算器识别，指纹核对，他的“奔驰560”也和所有汽车一样开到专用地沟上检查有无爆炸物。王锋显出不耐烦的样子，考验上尉是否屈服于大人物的压力而放松检查。最后他很满意。
上次来这已经相隔四十多天。在王锋的记忆里，这是最长的一次。这一段全部时间都花费在西山别墅的接待和谈话上，简直一分钟也离不开。陆浩然是最后一个谈话者。把那位未来的总书记送上汽车不到五分钟，他就开着这辆“奔驰560”登上旋翼已经转动的直升机。飞行途中他美美地睡了两个小时，降落前给北京家中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两小时以后回家，当然，他没说他正在山东上空降落，看妻子之前先来看一艘潜艇。
汽车在隧道里要走五分钟。一路的岗哨都接到上尉的电话，移开路障敬礼放行。王锋自己开车。除了在正式场合，他很少用司机。隧道里灯火通明，比起它所通达的山洞却又显得黯然。宏伟的山洞比白昼还亮。千百只灯布满全部空间。隧道直达一座人工建造的码头。码头下面现在无水，是个干涸的巨大的深坑，足有三百米长，二百米宽，从上到下挂满防撞橡胶。坑底是倾斜的。大海被一道巨闸挡在山洞外面，当闸门升起，海水涌进灌满，潜艇就可以从水底驶出山洞，直接在水下出航。现在，坑内只有一艘座落在密集支架上的巨型潜艇，尚未完工。
过去，这里被海军用做秘密行动的码头。王锋费了很大劲才从海军手里抢过来。他上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不久就开始建造这艘导弹核潜艇。他一直主张军队应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从人力型转向武器型。在他的战略观念中，一艘用现代最新科技装备起来的导弹核潜艇胜过一百万军队。一个国家只要有一艘，就能以它的核威慑保障任何强敌不敢贸然侵犯。当然，有效威慑的前提在于秘密性，如果潜艇行踪被敌人掌握，它就无异一个用黄金堆起来的废物。今天，在布满卫星和红外线的天空下，保密甚至比潜艇工程本身还难。王锋在主席的支持下，占有了这个世界稀有的潜艇码头，将海水排干，改成施工船坞。新修的隧道口伪装成仓库大门。所有的设备﹑原料﹑部件都伪装成入库物资。为了迷惑卫星，有时先把物资运进周围真正的山洞仓库，再假扮各库调运物资倒进这里。光是为了这种障眼法，就有一个汽车营常年不懈地奔忙。那一营士兵直到退役也不知自己忙些什么。这种防范只是为了对付卫星与那些没有生命的光电仪器。王锋知道这是相对容易的。最难防的是人，尤其是自己人。如此一个浩大工程，涉及无数部门和人员，要想让每个人都守口如瓶纯粹是做梦。他用的方法是不让任何人知道全貌，每个部门每个人都只知道有关自己的那一点。至今，连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海军司令那一层都不甚清楚这里到底在干什么，干到了哪一步，花了几千亿元最终能造出个什么。
王锋把车停在码头边上。四周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西德的雷达，美国的计算器﹑荷兰的潜望镜﹑丹麦的电机﹑日本的涡轮……这艘潜艇一大半设备是西方国家的产品。为了绕过那些国家政府对尖端设备出口的限制，弄到这些东西费尽周折，价格也高出几倍。王锋对这一点毫不含糊，他认定只有采用西方技术才能在现代军事对抗中立足。
“报告！”丁大海在车前立正。他穿一身海军便装，没有军衔，没戴军帽，因而不能敬礼。看得出这使他相当尴尬，手足无措。
“随便吧。”王锋亲切地拍拍他的肩，和他握手。丁大海三十五六岁，一米七左右的个，肩膀宽得吓人。圆圆的脑袋，头发只有半寸长，肤色又黑又红，浑身肌肉把军服撑得圆滚滚，像个典型的胶东船老大，却戴副葡萄酒瓶底那么厚的深度近视眼镜。他是这艘潜艇的监造人。
进入潜艇内部还需经过两道岗。第一道岗是进入外壳。精通潜艇构造的人能发现，从外面看见的庞然大物并不是真正的潜艇，只是一个伪装。还有一艘接近完工的潜艇套在里面，只有持红色通行证的人能进去。那才是这项工程的真正对像。这个花招是王锋的得意计策，专门用于对付内部人。多数参与施工的人都不知道真相，即使他们看得出来是两套壳体，也以为是新式结构呢。王锋知道这项工程不可能永远不让那些自以为有权知道一切的人物光临。自己当军委副秘书长时还可以兼任国防科工委主任，马上就要当秘书长了，兼职必然得放弃。继任的主任肯定要过问，必须抢在那之前让潜艇完工出海，只留下一个空壳。那时只要几个关键的人守口如瓶，知道内幕的水兵随艇出海，别的人就谁也弄不清怎么回事。当初设想这个“金蝉脱壳”之计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西方的情报机关，现在的意义则要深远多了。
他喜欢设计和实施计谋，也许这是天性。儿童时他的理想是做一名优秀的间谍。文化革命中，无论当红卫兵领袖，还是参与暗杀江青的阴谋，或是做为父亲的特使游说高级将领，他在政治方面的天才都得到了最肥沃的土壤，催放了早熟之花。那时他的理想已经是当国家元首了。与多数军队高干子弟一样，他未成年就进了军队。不同的是，他没有把军队当成暂时栖身的避风港，而从一开始就认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把军队视做政治生涯的起点。他不赶时髦去搞作战﹑侦察﹑军事研究等，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尖端武器。他认定未来战争是政治家使用高科技武器进行的，而不是靠士兵的刺刀见红。他为自己设计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完美地实现。现在，就快到迈出最后一步的时候了。
他对潜艇每一部位都仔细审视。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和生产总指挥紧张地跟在他身后。他经常来这里进行这种视察。有多少实际意义他很清楚。尽管他在军事工程学院学过导弹，尽管他对全世界的武器装备如数家珍，可在具体的设计﹑制造和施工问题上，他那点知识对身后这几个老总来说连小拇指都算不上。他并不想指教他们，他只要他们紧张，要所有的工作人员经常看见中将的军衔在这里亮相。他什么都不用说，沉默而专心的审视，再加上几个尖刻的问题，就足以使这些老总身上出汗，使他们像拉车的马一样，不时被眼前无声晃动的鞭影所提醒。其实，当他长久站在刚刚安装完毕的螺旋桨前，他的眼睛看着闪亮的黄铜，脑子里出现的却是黄河在中原大地上旋出的扇面。
他很满意这次黄河救灾的部署。过去每次抢险，军队都是从一开始就在最前线。险过了，没有成灾，人们马上也就忘了。固有的弊病，问题和矛盾依然如故，越过越舒坦。军队的自我牺牲抢了弊病的险，换来了无能者的安全和错误路线继续为所欲为地害国害民。而这次，他先用种种借口拖延军队出动，使形形色色的问题大暴露，同时又不露丝毫破绽，把军队不能及时出动的原因引到地方不配合，中央不创造条件等客观问题上。他看不起有些将领不堪目睹“国家受灾”的婆婆心肠。损失几万个亿算什么，如果不让这场大水冲掉错误路线及其代表人物，别说几万个亿，亡党亡国也就在眼前了。而且，他信奉一个古老的教导──“等人快死的时候再救人”。这次军队出动得最晚，得到的民众感激却最深，新闻媒介的赞誉最高，受灾地区的拥戴最坚决，不就是这个古老真理的体现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救灾，完成了只有几个军方最高领导掌握的行动──重新部署军队。受灾地区如此广大，需要的人力如此之多，情况又如此混乱，恰逢其时地给大规模调兵找到了最好的合法外衣。现在，已经人不知鬼不晓地完成了包围北京﹑控制中原，面向南方的兵力部署。同时以救灾借口调动和囤积了大批物资。可以说，最后一步的一切都已就绪，只差往外迈了。
通过最后一道岗，进入真正的潜艇内部。主体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装修内部。王锋对密封条装配质量进行了一番挑剔，命令全部重装。他拨动锁定转轮，很灵活，一个手指就可以带动。他翻来复去地拨，似乎专心之致，眼前出现的却是一片旋转的子弹。那个人必须死。虽然王锋自己和“六四”没有任何关系，但他深知“六四”是军队不容触动的一个禁区，说它是原则也好，“六四”以后的建军和治军思想全部以它为核心，本质上却更不如说是一个疮疤，坚硬的痂壳一揭开就会让许多最敏感的神经暴露无疑。不错，低层知识军官里不少人讲什么“民主意识”，但那不过是脚趾头的“意识”，仅仅是“讲”。让脚趾头立正它不敢稍息，这就是军队。根本问题在于：否定“六四”平暴，军队就将染上一个永恒的污点，一大批珍重荣誉胜过生命的高级将领就将被判为历史罪人。为了免于这耻辱，他们宁愿再杀十倍，百倍的人，何况一个人。然而，王锋没跟他们提起。该谁死谁就死，死就是了，怎么死的就让它成为永恒的秘密。一个人的死是最简单的，既不是兵变，也不是政治斗争，只是一个弄不清谜底的偶然。权力自然而然地更迭，谁也说不出什么，谁也找不到借口。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能接受现实。至于怀疑和猜测，让它们见鬼去吧，反正拿不上桌面。他没拿准事成后该怎么处理沉迪。眼下，他通过复杂的渠道安排沉迪做了总书记的保安负责人，为的是保证杀手安全逃离现场，不管现场在何时何地。除了八百万美元的索价，杀手的附加条件是必须保证他活着。只要他死在中国境内，沉迪和他谈话的录像就会向世界公布。这当然是防止灭口，同时也是逼迫“雇主”尽最大努力提供保护的手法。王锋相信沉迪能做到这一点。而一俟杀手安全出境，隐患就只剩一个沉迪。他知道沉迪不能算一个无限忠诚的部下。他甚至掌握那小子在为他筹措秘密经费倒卖导弹时至少贪污过一百万美元的证据。然而毕竟从小就在一起，当了几十年自己的小兄弟。一想到这，他心里就软软地不愿意把“隐患”一类的问题想下去。
他看了气密监视台的试验。指示板上，纵横排列的光点全是绿色，给人一种安全宽心的感觉。纯粹而美丽的绿色使他感到舒适，甚至陶醉。丁大海把水密门打开一点，立刻在指示板相应位置上出现一个令人心惊的红点，一闪一闪，像血﹑像火。
现在一切顺利，但值得担心之处毕竟很多。医生已经委婉地表示，主席的生命已无太久。老人近来已经瘫痪，许多内脏功能得靠外力维持。这次西山接见靠的是一个专用沙发，藏住那些通入他体内的仪器和管路，并用化妆给衰老得几乎透明的皮肤盖上健康颜色，免得暴露的血管和骨骼给人留下骷髅的印象。对每组被接见的人都用“感冒”做借口，只给几分钟，其余的由王锋继续。即使这样，每一次几分钟都使主席大损，使那些藏在周围房间的抢救班子盯着监测信号焦虑万分。发生过两次需要中途抢救的情况，都被王锋巧妙地遮掩过去。即使对主席最心腹的爱将，也不能让他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相。主席的威力是和主席的生命力共存并且成正比的。王锋把这一点视为关键。虽然他自信自己的能力，却十分清楚自己在军队的根底毕竟还浅，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培植起能够控制全军的羽翼，只能靠主席的生命给自己争取时间。当然，他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权宜之计。时代不同了，现在既没有古代的“忠”，也没有过去的“信仰”。主席的权威是靠长年经营起来的盘根错节的制约，是纯个人的，他无法继承。主席迟早要死，一旦失去了主席那个核心，制约也就没了，各路诸侯就将只受“野心”和“利益”支配。他虽然马上就是军委秘书长，名义上是军队最有实权的人，却除了一个区区军委警卫团，调动一兵一卒都得通过各兵种和各军区那些诸侯。他们不听你的呢？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如果没有任何办法，他们凭什么听你的呢？
暂时，在共同利益面前，军队会团结一致。“六四”以后，军队地位不断提高。随着参政意识加深，越来越厌烦充当“驯服工具”的角色。新一代军队领导人大都在“文化革命”期间参予过军管，尝过权力的滋味，又学到了管理政权的技巧。那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经验，使他们总是盼望再次发挥。面对当前社会危机状况，他们早就认为军队该挺身而出了。所以在主席“打招呼”的过程中，他们全都表达了盼望已久的心情，并对主席指定王锋为全权代表的决定表示服从。但是，王锋对表面的笑容和巴结全不相信。多年来，他对“林彪事件”的反复研究和思考提醒他处处居安思危。当时的陆海空三军首脑全部是林的铁杆，关键时刻却不能为林放一枪一炮。使林空握有五百万大军，孤零零地摔死在蒙古沙漠上，今天，他既没有林彪的权威，又没有林彪的体系，为了不落得林彪的下场，他就更不能指望别人。
他环视潜艇指挥舱。所有的精密仪器都兴奋地闪亮。至少，他心爱的这个杰作是属于他的。他已经逐渐形成一个明确的想法：这艘潜艇不能交出去。在他现在这种地位上，他会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让这艘潜艇无人知晓地消失在大洋深处。他也会设计一个巧妙的程序，让这艘潜艇只受自己一个人指挥。至于做什么，他不知道，但总会是手里的一张牌吧。只要一年就够了。他相信一年内他就能控制局面。如果一切顺利，这艘潜艇就会正常地交到海军去服役。但愿一切顺利。
他看了看始终用立正姿势站在一旁的丁大海。要保证潜艇服从自己指挥，关键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艇长。这个艇长不但要有极高的专业水平和实战经验，还必须不被任何部门所掌握。不管是总政治部，还是海军﹑还是舰队司令，都不能对他下命令，甚至连花名册上都没有他。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对自己绝对忠诚。王锋从来不相信什么“天意”一类的东西，然而他有时确实对“巧合”的奇妙感到惊讶。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潜艇艇长可以说永远不会有。一个能指挥战略导弹核潜艇的艇长是被黄金堆出来的，怎么会不在花名册上？可这个丁大海就是一个。他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潜艇学院毕业。十年艇长生涯中，档案的评价永远是三个“Ａ”。他是海军潜艇部队最好的艇长之一，仅当了两年常规潜艇艇长就上了核潜艇，后来又当上导弹核潜艇的艇长。他这样的艇长全国仅有十几名。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品格鉴定一向优良的丁大海，四年前在美国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研究生院进修时，竟为一个美国女人把同班的美国军官打得颅骨开裂，被美国法庭判了两年徒刑。当然，中国军队更不会容纳这种人，等他服完刑回国，海军已经把这个当年的骄子遗忘了。年轻有为的新艇长英才辈出。他默默地回他出生的渔村去打渔。是王锋把他找回来，让他当上代表用户的监造人。那时只是想利用他对核潜艇的使用经验，也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搜罗人才。但自从王锋产生了自己掌握这艘潜艇的想法，每当想到“艇长”这个词时，脑子里就会出现丁大海那张永无笑容的脸。
他肯定是忠诚的，王锋想。但如果命令他向他的渔村发射核弹，他会不会执行呢？
北京中南海紫光阁1号会议室
把自身命运交到别人手里，与其说是解决危机的办法，不如说办法本身就是危机。
娃娃脸的女服务员第三次掀开石戈的茶杯盖，见仍是没动一口，索性换上一杯新茶，随后端上一盘香喷喷的擦脸巾。石戈接了一块擦掉额上汗珠。她像得了奖赏，忙把空调制冷量加大一些。开会前她因为石戈忘记关门“呲儿”了他一句，那声调很像外面公共汽车上的女售票员。这个矮墩墩的光头来得最早。只他一个人，那么普通，丝毫没有掌握权力者的威严，也不像后到的那些头头脑脑，前呼后拥一大帮。所以她把他当成了一个生怕迟到的跟班，第一次能进这里的土老帽。假如他风度翩翩，机智幽默，显得平易近人，也许她会把他当成自己人，可他对人视而不见，一副若有所思沉默寡言的穷酸相。放跑了冷气，温度达不到标准是她的失职，她当然不会对他客气。可是很快发现不像那么回事，陆续到的头头都跟他很熟，连最后入场的总书记和总理也跟他握手。女服务员知道大头头里肯定没有“石戈”这个名字，在对话中只能听出他领导一个什么“十六号机关”。那是个什么机构，她猜不透，但开会中他一发言每个人都竖耳朵，这一点她能看出。她为自己刚才那句“呲儿”害怕极了。虽然他当时连声道歉，可老资格的同事都说大人物整人从来不露声色。
石戈经常来这里，即使来得再多，也很难被服务人员记住。除了模样普通，这回又换了个光头，还有他实际上不能算是一个“官儿”。本质上，他跟坐在后排的那些跟班的一样。他只是一个专家，专门负责处理紧急状态，制定和实施应急方案。所谓紧急状态，就是“危机”的好听一点的别称。不过这些年，紧急状态已经不是一种特殊状态，也难以归到某类分工里，几乎所有工作全被紧急状态牵着鼻子走。他的职权范围因此不断扩大。领导的工作班子也从一个小组发展成现在三百多号人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所”。工作范围从应急扩展到预测，包括事先估计可能发生的危机和储备相应方案。研究所对外只按门牌号称做“十六号机关”。他以这个神秘身份参加过多次处理危机的指挥，有时权力可以相当于副总理。然而对外几乎从无他的声名。每次危机过后，他就回到研究所。在中国式的等级序列里，只定为不带“长”的“副部级”。
黄河流域大面积暴雨天气近日已转为晴好。洪水减退。救灾组织都已投入全力运转。加上几十万军队的力量，黄河大堤决口处已全部堵死，灾情停止蔓延。大水虽然还淹没着广大地区，随着疏导﹑下渗和蒸发，正在不断消退。政府的当务之急已从抗洪转到安置灾民和重建灾区之上。今天的会议由三个国家级智囊机构拿出各自的方案，互相评价，供最高领导选择。除了十六号机关，还有中央政策研究中心和农村发展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级别﹑资历和规模远超出十六号机关，到会人数也多，但发言最多的是石戈。
对损失程度的估计，三个机构基本认同。遭这次黄泛破坏的城市﹑企业﹑油田﹑水库﹑铁路，居民生活等，以当前的通货膨胀率计算，至少损失十二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对水灾将产生的连锁影响，彼此看法却有很大区别。那两个机构着重经济后果，石戈首先强调的则是流民对社会的冲击。
“……初步估计，这次黄河水灾造成的灾民有一千九百多万。他们的住所﹑土地﹑财产全部被毁，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必然向未受灾地区流动。但任何地方也不可能供养这样一支乞讨大军，在饥饿逼迫下，灾民很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哄抢。现在正值收获季节，哄抢现像已有发生。而被哄抢的对像一旦颗粒无收，无以为生，就只有也加入流民行列，再去哄抢别人。这种涟漪将会很快地传递……”
“为什么你就断定灾民只会抢，而不是生产自救？我们过去遭受过多次自然灾害，也都解决得很好嘛！”说话的是中央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这种评价方案的会议允许当场质疑。能看出副主任对石戈有种不太掩饰的不以为然。
“过去国家有粮食，而现在没有，这就是关键的区别。这些年生态恶化，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抗交公粮。我们现有的储备保障城市居民当年供应还有欠缺，不可能再养二千万灾民。而只要没有粮食吃，生产自救无从谈起。曾国藩总结：‘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大规模哄抢不仅破坏当年收成和分配，更严重的威胁是对于下年生产。社会一旦失去秩序，劳动成果失去保障，就成为对生产力的致命打击。下年就将更难，饥民更多，哄抢也就会更严重。如此循环，陷入共振，有可能导致社会产生大动乱……”
“我们不是腐朽的清帝国，现在的灾民也不是太平天国﹑白莲教或者捻军。我们有组织，不会放任自流。”农村发展委员会主任插了一句。
总书记一直没说话，有时起身来回走，有时扶着椅背站一会，偶尔用粗大的红铅笔写几个字。他脸色阴沉。每个数字都像一颗煞星，三个机构一块往外甩，这么一会就把一个愁云惨惨的天空笼罩在他头顶。相比之下，陆浩然倒显得无所谓，坐在宽大沙发里，两手交叉置于丹田，眼睛向上，像是在调息。
“……引起清朝大动乱的原因除了社会制度不公平和政府腐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就是大量人口过剩。”石戈接着说。“所谓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教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由此使乞丐，僧道等次生社会集团勃兴，帮会组织兴盛，流氓﹑匪盗﹑娼妓等芸芸众生弥漫全社会，形成动乱产生的土壤。这在本质上是人口与资源的失衡，而这种失衡最敏感的表现就是粮食短缺。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严重性已超过太平天国时期。至于我们的农村组织，从土地承包﹑公社解体后就等于名存实亡。别说无法阻止饥民流动，更可能的是在两千万黄河灾民的冲击下，引发全国农村的两亿四千万隐性失业人口大流动。最近几个月，仅仅是传闻中的黑龙江中日经济合作区就吸引了一千六百万人向黑龙江流动。正式公布协议后，估计又有三﹑四千万人开始上路，举家迁移。随着黄河水退，被困的灾民可能将有相当一部分加入这个行列。另一个迁移方向是东南沿海各省，尤其是广东﹑福建﹑浙江，几年累计已有四千万人涌入。最近可能马上掀起一个新高潮。以往的流动还带有秩序性，遵守法律，而灾民的流动首先冲击的就是秩序和法律。这种流动就像洪水一样，破坏性非常大，所过之处，法律秩序无存，连锁反应难以预料，搞不好也许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会像你渲染的那样脆弱，被一个小小黄河打倒在地吗？”有人不屑的反问。照理在场的都是专家，不该有这种语言和口气，也许这只是为了总书记的脸色而发。
“……不错，我们国家是很大，可是一个巨人走钢丝，一个小拇指就能使他跌下去，钢丝就是我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我国国土资源承载极限的临界，而黄河就有可能是那个小拇指。极限之内和极限之外也许只差一个小小的‘1’，却会造成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样的逻辑不是没有可能存在的：黄河水灾造成粮食短缺，流民哄抢造成农业萎缩，农村拒绝交粮造成城市饥荒，最后导致国民经济崩溃，政治动乱接踵而来，社会冲突……”
总书记挥了一下手，打断石戈。
“还是谈解决方案吧。”
虽然总书记的声调没露出什么，却连娃娃脸的女服务员也能看出他的不快。石戈把半截话咽了回去，端起茶一饮而进。这回女服务员可没有马上给他添水。
关键是钱和粮，这一点看法一致。即便对石戈的渲染不以为然，但对控制两千万灾民，防止他们变成流民甚至流匪，也是其它两个机构的共识。做到这点唯一的武器就是粮食。具体办法是对留在家乡的每个灾民，国家每天免费发放三百克到四百克成品粮。这点粮食虽然不多，却能使人活下去，并且逐步重建家园，胜似朝不保夕的流浪。这样保证明年春天恢复生产，秋天就可以收获新粮。也就是说，国家至少要免费供应一年粮食，才能最终稳定住这两千万人。大致算起来，共需六十亿斤粮食。同时，消除水灾损失需十二万亿人民币。如果根治黄河，还需三万五千亿元。那么解决方案归结到一点，其实只是粮食和钱怎么来的问题。粮食只能靠进口。这些年世界人口爆炸，生态恶化，粮食日益恐慌，能出口大宗粮食的国家只剩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粮价飞涨，六十亿斤粮食至少需要三十五亿美元。这笔外汇国家无论如何拿不出。重建所需的十二万亿人民币同样毫无来源，除非开动印钞机，那会使通货膨胀率从现在的三位数变成四位数。根治黄河根本别想。可大堤这次被冲得千疮百孔，明年再决一次又怎么收拾？后年呢……
农业发展委员会主张在日本人身上打主意，很快被否定。“包”出去一个黑龙江，现钱一分拿不到。经营税要等日本接管一年以后才交。转到日本名下的一千四百七十亿美元外债有近一千一百亿是欠日本的。石戈很怀疑这笔债务跟承包黑龙江省之间有一种长久安排的隐秘联系。眼看中国还不上钱却一直慷慨解囊不符合日本式的算计，除非算计的就是让你还不上，最终用日本想要的东西抵押，东西一到手就不会让你再占便宜，这几天日本舆论转向叫嚷吃亏就是得了便宜卖乖，明告诉中国别再伸手了。
冷场片刻，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个年轻研究员开口，首先一再强调谈的是“个人意见”。这种方式一目了然。政策研究中心的正副主任默不作声。做为一个机构不好说的话让“个人”说，头头不好说的话让下边说，年长的不好说的话让年轻的说，搞这行的人都清楚。研究员口才相当好，逻辑清晰，论据充分。他从当年的“六四”事件谈起，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六四”造成的影响及后果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国际投资失去信心，不信任中国前途的局面一直未从根本上扭转，进入中国的外资多数只实行短期战略，随时准备撤脚。自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了孤独的堡垒，独自承受西方阵营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用种种方式对中国进行刁难﹑限制，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海外华人对大陆政权失去信任，巨额华人财富难以调动，常常只能眼看着流入他人之田。香港收回后人才和资金的外流如决堤洪水。最近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取代国民党上台已成难挡之势。台湾资金纷纷转向东南亚。而国内民心因“六四”背离，并未象当初期望的那样“淡忘”，所有敌对势力都把“六四”当成永不过时的挑拨煽动口实。怠工成为侵袭社会肌体每个细胞的癌症。抗上闹事层出不穷。拋弃祖国迁居异邦一直许多青年的最高理想，连出口劳务的工人都把外汇存在外国银行。研究员做了个大致估算，且不说对政治﹑外交﹑社会﹑民族等方面的影响，仅仅经济损失一项，至少就达数千亿美元。
“……假如没这笔损失，我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就远不会到今天的地步。也许还会相反，完全是另一番景像。”研究员把眼前的资料和表格推开。“但是历史不容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假设，它只给我们眼前的机会。中央领导告诉我们这些当参谋的没有禁区，什么主意都可以出。现在，什么主意都没有了，就逼出了这最后一个主意。再声明一次，完全是我的个人想法：我们能不能在因六四而导致的巨大损失里挽回一些，用来对付黄河造成的灾害呢!怎么挽回？我是搞经济的，不太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但我至少知道，如果我们给六四事件公开平反，不光可以换得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与国内民众拥护，而且能立即兑现成大量金钱援助和物资捐赠。西方国家已经多次表示过这个态度。现在正临我们遭受灾害，更会促使他们全力以赴援助我们。我认为，只剩这一条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燃眉之急。至少在钱的方面，再没有别的途径。我的话完了。”
戴上那么大的帽子，实质的话就几句。其实只要一句就够了：为“六四”平反。这么多年从未有人在正式场合公开提过，然而会场上没人惊讶。在场的人都清楚，这不是爆炸性的，也不具有突破意义，只不过是选择这个时机以“个人意见”的面目拋出一个酝酿已久的最高决策罢了。政策研究中心一直在按总书记旨意秘密筹划实施这个行动。现在只是正式挑出旗来。如果一切顺利，这个“个人意见”就将按部就班地演变成中央决议，也就成为历史现实。奇怪的倒是陆浩然的超脱，他无动于衷地照旧“调息”。
“我也只从经济角度谈。”石戈打破面临重大时刻的全场静默。“六四平反可以兑现成金钱和物资，问题是有多少？态度和签署支票之间还相距无数环节。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态度上。西方国家给当年的东欧以及后来的独联体许诺也很多，兑现了多少？说西方会全力以赴援助我们未免天真。就算认可这种天真，中国不是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也不是乌克兰甚至俄罗斯，全世界加到一块也未见帮得起。尤其我们要的不是计算游戏中那些无形的幻想数字，而是扎扎实实立刻就能摸得着的三十五亿美元粮食，相当于一百六十亿美元的重建物资和四十七亿美元的治黄费用，马上就要，一天也不能耽搁！我们能把立脚点放在一种等人施舍的一厢情愿上吗？把自身命运交到别人手中，与其说是解决危机的办法，不如说办法本身就是危机！”
年轻研究员轻蔑地瞥一眼石戈。
“我以为现在不是谈自力更生原则的时候。问题是除了国际社会，我们从哪能得到这笔钱？就算国际社会给不了多，国内却一分也拿不出。不管怎么说，少总比无强。”
“石戈同志，谈谈你的方案。”开会以来，陆浩然第一次说话。
女服务员发现，这位一眼不看其它人的总理倒好象对石戈发生了兴趣。她马上给石戈添了一杯水。
“国内有地方出这笔钱。”
人们同时瞪起眼睛。
石戈停顿一下。
“军队。”
眼睛们画出无数问号。
“我们每年的军费开支相当于目前的八万五千亿人民币。其中外汇约合三十亿五千万美元，这笔外汇购买六十亿斤粮食已经差不多。除此之外，挽回水灾损失，再加上根治黄河，两年军费也全够了。而后，每年有这额外的八万五千亿用于发展经济，我们一下就活了，许多难题迎刃而解……”
“等一等，什么叫‘额外’的？照你这么算，军队花什么钱？”中央办公厅主任问。
“军队不必花钱了……”石戈看了看吊灯上一个刺目的反光点。“军队解散。”
所有的眼睛都瞪圆了。石戈加快语气，似乎怕人们叫喊起来打断他。
“供养军队的目的是保卫国家，防止侵略，然而对于中国，是不是还真地存在这种威胁？我们的人口已经饱和，再无别人可以插足的领土，也不存在可供掠夺的剩余资源。我们的十三亿人口﹑拥挤的空间和贫穷本身其实已是最好的防身武器。若有谁想占领这个国家，谁就自己陷入一个无边的沼泽，背上一个能把它压得喘不过气的包袱。我想不出世界上哪个国家能有占领中国的能力，那么我们每年花八万五千亿元的代价，养一支昂贵军队意义是什么，到底值不值得？尤其在人民生计和国家安定都无法解决的时候。有人会说，南中国海不是正在几国相争，强弱对比全决定于军事力量的大小吗？不错，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什么的可能想占领南沙几个小岛，但那几块珊瑚礁就值得养一支几百万人的常备军吗？哪怕那下面真有一个大油田，每年用八万五千亿的军费去争夺，算起帐来也是得不偿失。的确，西藏新疆有人在搞分裂，但我们若不是用花费八万五千亿的军队威吓他们，而是用这八万五千亿去搞建设，对防止分裂远可能更有效。何况以国内现有的一百多万警察，已能提供镇压分裂的力量。反过来说，即使真发生了侵略战争，我们组建临时军队，打人民战争不见得不能保卫自己。当年的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全以焦头烂额的撤退而告终，而中国却是越南﹑阿富汗的一百倍，能让全世界军队都在这十三亿人口的汪洋大海里淹没。实际上，无防卫的防卫可能正是最安全最有效的防卫。比如说，拥有核武器可能恰恰会成为招致核武器打击的原因，庞大的常备军隐藏着政变和军事独裁的隐患。如果我们主动全面放弃军备，销毁全部核武器，宣布永不战争，我们将在世界获得最大的赞扬和尊敬。我们没有失去安全，却每年多得八万五千亿元。有了这笔钱，眼下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使我们就此摆脱危机，进入良性循环……”
“一向听说石戈同志语惊四座，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中央办公厅主任突然诙谐地插了一句。全场哄堂大笑，久久不绝。
总书记没笑，他不发火已经算宽容了。
陆浩然也没笑。他更为仔细地打量窘迫的石戈。
娃娃脸的女服务员表面没笑，心里却乐了。她看得出场上多数人是在嘲笑那个光头，把他当成疯子或傻瓜。别看表面上他们对他亲亲热热，内心原来却是另外一回事。得罪这样一个人没什么了不起，她心里顿时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