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大会堂
陆浩然觉得自己处身在一出荒诞剧中，举起的手有点颤抖。
陆浩然忘记把会议卡戴在胸前，被卫兵拦在门口。门里至少有二十名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出来说一声。他在每个口袋和公文包里找，最终想起可能忘在了汽车座位上。
汽车已经开向下面的停车场。他扬了一下手，没喊出声。司机反正听不见，叫出来反而显得更狼狈。那些办公厅的人在发笑。不久前他们还像狗一样对他使劲晃尾巴，生怕他看不见。现在即使他亲口请他们下去代劳一趟，他们也可能装着听不见。
他沿着弧形车道走下去。小雨打在脸上凉丝丝。以前，他的车可以从专用车道直接开到大会堂底层的电梯门口。那是政治局常委的特权。现在，他的常委头街还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办公厅却给他发了只能从正门进的会议卡，没有任何解释，保卫规格也降了级。他没有计较，无非是走哪个门的小问题。但他心里清楚，这个小变化是个大展览，是给所有参加这次中央特别会议的与会者一个信息：他陆浩然别说当不了总书记，连政治局常委和总理的位置也完了。
三天前，总书记被暗杀的消息刚到北京，他接到王锋的电话。
“请您要求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吸收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推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现在就提出这个要求？”
“对，马上就提。要显得坚决﹑迫切，强调‘在京的中央委员’。”
他觉得这种做法太拙劣，过于赤裸裸。然而看上去王锋要的就是拙劣和赤裸裸。究竟王锋安排了什么步骤，他一点也不清楚。王锋只说他的身份最好超脱，不做别的解释。他心里确信无疑，这次暗杀跟王锋有关。但他不想问也不想知道。既然到了这一步，王锋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只有如此。
当天晚上，公安部长带给他一份名单。这是内线从政治局的“二号”手边发现而偷偷复制的。上面是陆浩然的笔迹。陆浩然带着点惊讶反复看那份他从未见过的名单。名单上划分出在京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阵营。将有三十三人投自己的票，只有二十七人投政治局“二号”的票。这种划分不是没有道理。虽然他在政治局五个常委中已经落到了“四号”，“二号”“三号”是已死总书记的左膀右臂，“五号”在中间打晃，但“强硬派”成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各部委，人在北京，“温和派”的多数则主要是那些从自由经济中获得好处的地方首脑。陆浩然按王锋布置要求开会时，强调特殊时期地方首脑宜留在当地稳定形势，而如果参加会的都是在京中央委员，只要陆浩然做一番活动﹑许诺，搞点交易，这个名单的划分真有可能实现。
不过陆浩然惊讶的是自己从未做任何拉票和组织阵营的工作，王锋特地告诉他什么都不要做，为什么对方会得到这样一份“情报”，而且用的是维妙维肖的他的笔迹呢？事实证明，对方正是根据这份“情报”把各省头头连夜调入北京，以增加他们的票数，开成了现在的中央特别会议。
果然，会议卡掉在车里。司机开车把他从停车场送到大门，一个劲儿道歉。以往他会觉得理所当然，现在却有点感激。这两天，他深深体会到被拋弃的感觉，用“众叛亲离”形容一点也不过份。与他同时进门的财政部长和计委主任原来都是他的亲信，现在连招呼都不打，唯恐和他划不清界限，却用过去对他的笑脸和对方的人拉近乎。
三天时间，他经历了大起大落。总书记死讯一传来，“强硬派”像打了一强心针一样振奋起来。挽回颓势的机会来了，陆浩然行情猛涨。“温和派”的走卒也纷纷做出投靠表示。然而陆浩然除了提出个开会要求，一件该做的事也没做。两天之内他就直落千丈。机会稍纵即逝，机会的丧失并不等于仅仅没有进。在一个投机的世界上，不进则退，抓不住机会的人必然要被拋弃。陆浩然当然明白这一点，阵营不能只依靠从前的惯性，如果不及时输入动力，进行推动，一旦遇见一个“坎”就会土崩瓦解。官场就是这么回事，面临剧变，涉及到每个人自身的命运，如果你不出面组织﹑安抚﹑许诺﹑发挥核心的作用，谁会傻呆呆地跟着你呢？人家必然要自寻出路，尤其在你已经带着会议卡，和他们一样从正门进入会议厅的情况下，可王锋却一再强调这一点：不要活动，听其自然，静静观察，把这个关头当做考验每一个人的时机。
他知道不能指望谁能经受住考验，却没想到原来那些信誓旦旦的心腹会背叛得如此恶毒﹑下流﹑令人发指。如果没有王锋安置在每个角落﹑每台电话﹑每辆汽车﹑每间客厅和卧室里的那些窃听设备，他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但是现在录音带就在他的公文包里。他的心从里到外没有一丝热气。
会议在湖北厅举行。陆浩然坐到标着自己名字的位置。没人注意他，似乎他已然成了死老虎。
一旦发现他不足为敌，而且毫无作为，对方原来严阵以待的阵营又开始互相争起来。一派以“二号”为首，另一派由“三号”联合“五号”，两派目标都是总书记宝座。昨天到今天，一天多的时间，原来的统一阵线就杀成了混战一团的新战场。
开会以来，陆浩然只是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温和派”内部互相攻击，用的竟都是“强硬派”早已谈过的理论和问题，连列举的实例都一样。当他们和“强硬派”对垒的时候，这些一概被斥为胡说八道和别有用心，现在又毫不羞耻地捧出来当成法宝。“改革”是什么，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冠冕堂皇的那些一概不存在，这两个字实质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阶梯、野心家的挡箭牌和打倒敌手的大棒而已。
“二号”坐在主席的位置，“三号”和他并排。“五号”与“三号”紧挨一起。陆浩然的座位在右边，离他们挺远，半侧半正，明显是个“冷板凳”。每个座位的排列都是办公厅左掂右量出来的，既得体现现实的阶梯，又得预见未来的发展，还得随时根据阵营变化调整，也难为了他们。
国不可一日无君，尽管斗争相持不下，今天也得把代总书记的归属确定下来。根据党章，总书记只能由中央全会产生。但是这个特别会议此刻推举谁做代总书记，谁在将来也就几乎毫无疑问会被中央全会“选”为总书记。这是决战时刻，每个人都感到弥漫在会场的紧张气氛。鹿死谁手？与会者的视线只集中在“二号”和“三号”身上。陆浩然已被勾销。
一阵喧嚣引起了人们注意，开始像被捅了窝的马蜂，隐隐约约，含着一种惊慌失措，一种不安的躁动，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很快，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慷慨激昂的发言者也住了嘴。中央级的会议上何曾听过这种声音？会场上一片揣揣不安的寂静。
声音来自大会堂内部，由远至近，其中有喝斥声，人体移动碰撞声，还有许多只脚踏在地面的声音，象一股令人心悸的洪水。
终于来了，陆浩然想。
会议厅门“哗”地打开。一群乱了手脚的工作人员先被“洪水”冲进来。喊叫呵斥是他们试图阻挡“洪水”发出的。“洪水”倒沉默不语，那些人衣着整齐，举止文雅，既不是军队，又不是暴民，有老人也有妇女，多数是中年男人，每人手提一个公文包。进入会议厅，他们规规矩矩地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二号”问，有点变色。
“一百四十一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站在最前边一个穿西服的中年胖子回答。陆浩然认出他是包头钢铁公司的总经理。
“你们来干什么？”“二号”的口气严厉起来。
“参加会议。”
“谁让你们来的？”
“党章。”
“搞什么名堂！”“二号”拍了一下桌子。茶杯盖震得叮叮铛铛。
“常委同志，”胖子说。“党的领袖被暗杀，国家处于危急关头，每个中央委员都该参加到关于党的前途的讨论中来。为什么只由你们九十五个人──不到中央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来决定党的命运呢？我提议，把你们现在所开的特别会议改为中央全会。我们一百四十一人加在座的九十五人，一共二百三十六人，超过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根据党章，可以召开全会。同意的举手！”
新来的一百四十一个中央委员无一例外地举起手，像一片树林。
在座的，只有陆浩然一人举手。
“一百四十二人同意。”胖子宣布。“超过半数。通过！”
“二号”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我宣布：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散会！”说罢转身就走。
“等一下！”胖子说。“这位常委目无党章，践踏党内民主。我提议：解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同意的举手！”
门口一百四十一只手臂又长成树林。陆浩然觉得自己处身在一出荒诞剧中，举起的手有点颤抖。他奇怪王锋如何能让这批人如此一致。像历届中央委员会一样，身任部长或省长一类高级职务的委员才是决策核心，其它委员都是像征性的，代表各行各业﹑少数民族﹑妇女﹑青年等等，无非是跟着决策核心跑。即使党内有分歧，也是先在决策核心斗出个分晓来，他们无条件认可。当王锋昨天告诉他空军的六十架飞机已经飞往全国各地接他们时，他还很难相信他们会有什么作用。可是现在，他却明白，举手就是威力。不管为什么举手，他们是中央委员，每只手就是一票!
“一百四十二人同意。通过！”
“二号”盯着陆浩然冷笑一声，转身推开通往中央领导人专用电梯的小门。电梯门正好打开，里面灯光明亮，辉映着一堆亮闪闪的钢盔。胸前挎着冲锋枪的士兵从里面阴森森地走出。“二号”全身抖了一下，连忙退回。尽管门只打开了一半又重新关上，会议厅里的人却都看到了那幅景象。每双眼睛都紧盯着小门。士兵没有进来，但是透过玻璃砖的隔墙，能看到外面光线衬托着朦胧可怖的影子，一个挨一个地围住大厅。
“我提议，”胖子的声音打破沉寂。“推举陆浩然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意的举手。”
树林齐刷刷地长起。陆浩然举起自己手中的红铅笔。胖子刚想唱出“一百四十二”来，陆浩然向他摇了一下铅笔。
沉默。陆浩然挨个审视那些坐在座位上的呆若木鸡者。公安部长最先举起手来。他一直是自己的铁杆，即使有点变节行为也可以原谅。财政部长连忙跟着举起手，似乎为落在别人后面而懊悔，努力做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这是个投机家，而且靠咬老主子来得新主子欢心。陆浩然决心不原谅他。计委主任﹑外交部长﹑副总理……一个接一个，举手的越来越多。后来，连对立面的人也开始举手。最后，他看向政治局常委的席位。犹豫了很长时间，“五号”举起手来。“三号”叹了一口气，也跟着抬了抬手，像是摸耳朵。只剩“二号”恨恨地扭着头。
陆浩然点了一下手中的红铅笔。
“二百三十五人同意。”胖子宣布。“通过！”
胖子带头鼓起掌来。一百四十一人那边，掌声热烈。九十五人这边，掌声勉勉强强，疑虑重重，但也不得不鼓。这是中央全会，通过的已不是代总书记，而是总书记了。
陆浩然站起身。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此危难之日，大家信任我，我也就当仁不让。但是在我们齐心协力开始工作以前，我先请大家听一盘录音带。”
他抬了一下手。今天早晨，王锋的助手特地叮咛他，会场中有一个打红领结的男服务员随时听他指挥。果然，红领结迈着军人的步伐走上前，接过他手中的录音带。录音机早就准备好了，声音马上在大厅里回荡。
这是一盘剪辑整理过的录音带，由很多片段组成。在座的一个个大惊失色，几乎每个人的声音都在上面，全是他们这两天私下交易﹑计划阴谋和讨价还价的实况。每个片段都精心留下了谈话者的彼此称呼，能清楚地知道每句话是谁说的。那些坑害别人的诡计，赤裸裸的敲诈，毫不掩饰的索价，在密室里说出并不觉得刺耳，一旦在大庭广众下用扩音器放出来，就将其中的下流无耻放大了十倍。每个人彼此面对面，却清楚地听着自己的“同盟者”怎么在出卖自己。自己刚说完的话又怎么被“朋友”向敌人告密。或者是当面向自己点头哈腰的人怎样在背后用最恶毒的语言耻笑自己。
“这就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吗？”陆浩然痛心地问。“就是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常委吗？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了!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每个人却都在为个人和小集团进行图谋私利的宗派活动。这样的人难道能领导国家，能对人民负责吗？……”
“安装窃听器违法！”“二号”大声抗议。
“国家在危机关头，为了国家安全，有关部门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陆浩然说。“即使是违法，跟你的违法比起来也不值一提!现在，我以总书记的名义宣布：刚到的一百四十二名中央委员留在北京履行中央委员会职能，其它人员一律进中央党校集中学习，反省整顿！”
说完，他离开会场。办公厅那群工作人员立刻又像狗一样跟在左右，为他开门，替他引路。无言的士兵挡住那群狗。
只有陆浩然一个人走出来。军委办公厅接替了中央办公厅。一个陌生军官引导他。似乎是胜利了，他却觉得无比孤独。
人民大会堂里塞满了野战军士兵。穿礼服的中央警卫团已被缴械，武警卫队也已调离。通讯联络全部切断，只有外地口音的军官对着步兵电台哇啦哇啦地呼叫。而外面的天安门广场，人们什么也不知道，只当是这个国家平平常常的一天，只不过有点雨，初秋的凉意微微渗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