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
王来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从延安时代开始到“文革”时期，毛泽东发动过一系列打击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真正看法以及毛时代的知识分子政策？本文通过份析毛泽东在他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稿中的观点以及中共历史上各次打击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试图说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特点。
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罗对话
2002年12月，黄宗英发表了“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读后令人毛骨悚然。1957年7月7日，即“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个月，正当毛泽东“引蛇出洞”策略成功之时，毛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位列其中。会上罗稷南向毛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幺样？毛泽东回答：“鲁迅嘛──要幺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幺一句话也不说。”[1]当时罗稷南“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黄宗英也感到毛那“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吓得手心冒汗”。众所周知，鲁迅是毛泽东最赞赏的知识分子，曾被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而到了1957年，毛泽东却认为，若鲁迅还健在，他也只能沉默地苟活着，倘若鲁迅要继续发表文章，就要把他“关在牢里”。为毛盛赞的鲁迅尚且被视若寇仇，他人岂有别途可觅？
2001年鲁迅之子周海婴首先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了毛泽东与罗稷南的这段对话，但却招来一些知名文人的质疑和批驳。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周海婴本人“思想有问题”。正当周海婴陷入围攻之际，黄宗英以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发表了上述文章，并提供了当时刊载着新华社报导和会场全景照片的报纸，可谓证据凿凿。黄文不但为周海婴解了围，而且证实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实，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抱着极强烈的敌视心态。
鲁迅生前替共产党说过不少好话，也帮助过共产党。他的风格是“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种风格曾经为共产党所鼓励，以与国民党斗争。然而，共产党执政后，鲁迅若继续保持这种风格，自然就成了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威胁。毛泽东对付这类知识分子的办法就是他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对敌人要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其实，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并非从此时开始，早在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强烈表达了这种心态。
把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无不熟悉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为“阶级分析”）一文。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自把这篇文章定为开卷篇。此文发表于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得到汪精卫的赏识，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2]“阶级分析”一文原载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也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3]，随后又在广州和汕头出版了单行本。当时这几个杂志刊登的“阶级分析”原文之文字略有不同，但主要内容和所有观点都相同。但是，1951年毛泽东将此文收入《毛选》时，却把将近原文一半的篇幅尽数删去，他所删去的是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原文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这些文字在《毛选》版中再也看不到了。与此相关，原文有一张说明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也全部删去。因此，“阶级分析”一文的《毛选》版与原文相较，已面目全非了。当时此文影响极大，致使1926年部份北伐军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不满和恐慌，纷纷着文质疑批驳。[4]
“阶级分析”原文是研究毛泽东特别是他的知识分子观的重要资料，可惜至今未见有任何介绍和评论文字。笔者以为，有必要把“阶级分析”1925年版的原文与此文的《毛选》版修改稿（以下简称“修改稿”）加以比较，以便读者了解，毛泽东究竟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收入《毛选》的“阶级分析”修改稿源自1926年《中国青年》3月号的原文，本文也以《中国青年》所载之原文（以下简称“原文”）为据说明如下。
“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指出：“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而在“修改稿”中，毛将“大资产阶级”改称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并删去了上述“反动派知识阶级……”一段话。在“修改稿”的文章结尾部份，毛用“一部份反动知识界”取代了原来的“反动派知识阶级”，涵盖范围缩小了，但并未交代“反动知识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
毛泽东在“原文”中把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他进一步把这类知识分子区分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因为他们“染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国的洋气”，而且与教会、买办阶级有联系；“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在“原文”所列的表格里，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栏中说：“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毛在“原文”的结束语中还说：“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指出，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但他在“修改稿”中却把所有关于“高等知识分子”的种种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毛泽东又按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们分为左中右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份──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份──左翼，欢迎（革命）。”“修改稿”对这部份内容基本上未改动，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为小资产阶级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当谈到“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时，“原文”未涉及知识分子，修改稿于此节亦无大改动。
“原文”把工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都说成“是我们的朋友”；而“修改稿”则改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按照马克思主义标准来看，毛泽东写作“阶级分析”时有一个重大政治错误：他虽然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把它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平列，同称为“我们的朋友”，此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工业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相悖。在此文发表前11个月的1925年1月，中共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特别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作出了决议，毛泽东在此文中表述的观点也违反了中共的决议。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非自建国后的“反右”始，而是由来以久。“修改稿”虽然将这些可怕的文字删除了，删除的原因却非悔悟，而是出于掩盖和欺骗之需要。虽然删去了这些话，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其实从未改变。
毛泽东为何敌视知识分子？
毛泽东如此仇恨知识分子，究其原因，或许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掩盖下的帝王思想。
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从未上过大学，为谋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学就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仅8元（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至300元）。这段工作经历让毛感到自尊心深受伤害。直到1936年毛还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5]自视甚高的毛泽东，一直将这段地位卑微的就业过程视为毕生的奇耻大辱，久而久之，这种屈辱感转化成了对成功的知识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毛泽东青少年时狂妄自大，有强烈的造反情绪，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一直是他仰慕的人物。“五四”后毛接受了与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一拍即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而接受过科学训练和民主精神熏陶的知识分子，崇尚独立思考，不愿人云亦云和盲从，他们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传统，关心国家命运，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对国家大事好发议论，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评头品足，不愿做驯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严的独立的公民。当毛泽东尚隐身于草莽之中时，他或许愿与这些知识分子议论国事，但思想上却既不尊重、也不认同接受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一旦有机会逞雄，毛的帝王思想就会显露出来，要凌驾于知识分子之上，成为他们的人身和精神主宰。
自从1942年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其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以后，他的“王气霸道”就逐渐肆无忌惮地表露于外。1945年毛发表了“沁园春.咏雪”，公然自比“秦皇、汉武”；“反右运动”大获全胜后的1958年，他更是得意忘形地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并自夸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其整治知识分子的手法比秦始皇“坑儒”和清朝雍正皇帝大兴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出奇料理”策略[6]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的“杀儒”改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让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
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始于1942年，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久又发动了一系列这类运动，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年至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紧接着又有“拔白旗”运动，直到1966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逐步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而其肇始者毛泽东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也随着这些运动的“升级”而近于疯狂。
制造“王实味冤案”和“抢救运动”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于1935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此改善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得到主张抗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一策略相当有效。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追求进步的中小知识分子越来越向往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毛泽东对此是喜忧参半，存有戒心。1942年，毛泽东为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威而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这次“整风”始于1942年2月，一些初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不知就里，遂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天真地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不料却犯了禁忌，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和继之而来的“抢救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现代史学者一向把这两件事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康生，最近的文章仍沿用官方的这一说法[7]。事实上，康生只是从犯，主谋是毛泽东，这两个事件是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心态的大暴露。
王实味是中共党员，1937年到延安后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的中共干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并在墙报《矢与的》上鼓动群众向“大人物”提意见。王实味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令毛泽东非常震怒。当时主管中央研究院的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提到，毛泽东深夜去看了《矢与的》，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8]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随之转为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级为政治斗争，最后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等罪名强加给王实味，将其逮捕。[9]
逮捕王实味后，毛又把矛头指向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他说：“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10]毛还下达如下指示：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半条心）问题，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问题。要注意反特务斗争。[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该文件指出：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双方都派遣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在全党开展一次组织审查，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题为“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号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鼓励群众揭发检举。于是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全面掀起“抢救运动”高潮，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
在“抢救运动”中，通过批斗会、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挖出”了大量“特务”。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中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他还认为，行政学院里“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12]据披露，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13]许多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外来干部是中共地下组织介绍来的，这些地下组织也因此被打成“特务组织”，甘、陕、川、豫、浙、鄂等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14]
当时中共甚至把“一二.九运动”也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时任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的蒋南翔在1945年3月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谈到：听说不少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领导“抢救运动”的干部公开说：“国民党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因此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救）”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救”）。直“抢（救）”得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抢救运动”中“90％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蒋建议中央以后不再用群众斗争的方式“普遍肃反”。[15]
据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16]象李锐、于光远这些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当时都曾被当作特务关押了一年多。
1943年底，中共中央鉴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被打成“特务”、各机构无法正常工作，乃决定对“抢救运动”中被定为“特务”的人逐个甄别，结果大部份人被平反。但是，为了掩盖“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王实味不但未得到平反，相反却于1947年被处决，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也不予平反。
据亲历延安“抢救运动”的温济泽、韦君宜等人回忆，“抢救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甄别后，毛泽东为挽回影响，曾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赔礼道歉，为抢救运动的错误承担责任。[17]但这仅仅是口头道歉而已，毛始终不承认所谓的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是他刻意制造的大冤案，更谈不上认真总结这次运动的惨痛教训了。当时，蒋南翔的“意见书”送到中央后，毛不但将其“留中不发”，而且对蒋南翔组织批判。此情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从蒋南翔的遗稿中获悉。[18]直到1962年，毛还毫无根据地信口胡言：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当时把他“杀了不好”，应该“让他劳动去”。[19]毛死了6年后，中共才为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平反。1991年，在温济泽等人的推动下，蒙冤将近50年的王实味才获昭雪。
借题发挥的“武训传”批判
中共夺取政权前夕，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附属物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主要打击对象。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远比消灭地主资本家复杂，何况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都需要知识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的针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其着重点显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采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做法，用群众性批判运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毛泽东于1951年5月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黄宗英的丈夫赵丹演武训，黄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师。影片于1951年初放映后，报刊上发表不少赞扬的文章，但也有人认为，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学“不足为训”。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批判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争论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该社论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批评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48名作者，毛泽东的恼怒跃然纸上。随后他又派江青等人到武训的家乡“调查”，写成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续刊载。该“调查记”断言，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指责“武训传”是“利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
毛泽东为何借“武训传”大做文章、搞政治运动呢？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20]显然，在毛的心目中，“文化人”就是复辟势力，应被列为“打倒在地”的对象。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党员、团员、宣传部门、文艺界、教育界、史学界、报刊编辑、记者全都卷入了这场批判“武训传”的运动。被上述社论点名的48人以及该影片的编导和主要演员都被迫按照毛的观点检讨并接受批判，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达数百篇。从此不但该影片遭禁演，各地为纪念武训而办的“武训学校”也一律更改校名，相关的纪念石碑、塑像、画像、纪念亭统统被拆除。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虽已去世多年，但因他生前推崇过武训，于是也遭到无情批判，而且殃及其弟子。
让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武训传”批判硝烟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1]紧接着，《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了“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长文。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在这些人当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完全被党掌控。12月23日和24日，毛还两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朝鲜战争，政府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所有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尽力挖掘自己内心的所谓“反动思想”，不顾事实地丑化自己。
官方还鼓励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充当“领头羊”，在报上率先发表文章咒骂自己。例如，梁思成发表了“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罗常培写了“我究竟站在什幺立场为谁服务”，还有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和光未然的“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但知识分子们的检讨往往不为各单位党委组织的群众性学习会所接受。有些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象斗地主一样对他们“揭露”批判，知识分子稍有辩解便遭到辱骂，他们为了“过关”，不得不颠倒是非地加倍丑化自己。比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因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此时却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参加过军事科学研究，此时被迫检讨说：从事这一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24]
经过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表示“与旧社会割断联系”，效忠共产党，其人格遭到严重侮辱。知识分子应有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冠上“反动”标签。不久后毛泽东宣布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方针，迫使知识分子奉苏联为师，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探索和实事求是精神，在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从此只见曲阿附世之文，而上乘的精神产品则完全绝迹。
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组成部份，文艺界于1951年11月开始“整风”，胡风的文艺思想成了“整风”的靶子。胡风曾被中共认作是“党外进步作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鲁迅合作同国民党文化“围剿”作过斗争。因他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左，被视为“异己”，迭遭同仁的批判。胡风为了批驳对方，说明自已的文艺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观点，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写成长达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于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这封30万言书对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面上尊重，骨子里却大相径庭，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愤怒。1955年春，胡风与朋友之间来往的信件被其中一个“朋友”告密，落入毛泽东之手。信中有对毛不敬的语言和对文艺界现状不满的牢骚，毛泽东如获至宝，立即命令《人民日报》于1955年5至6月分3批发表这些信件，并加上标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毫无根据地捏造罪名，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25]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胡风夫妇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它“胡风分子”也陆续锒铛入狱，他们的被捕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凡是与“胡风分子”有过来往、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无一例外地受到群众的揭发批判，或停职审查，或被剥夺人身自由而“隔离审查”。1980年司法部门关于“胡风一案复查报告”称：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而据知情者称，“真实数字远不止此数”。[26]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才开始复查此案。1980年司法部门的复查结论是：“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27]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入狱25年后才得以无罪释放。但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面子（实则是党的面子），“平反通知书”中对胡风的政治历史、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仍有不少捏造之词，尔后又过了8年，胡风一案才从政治上到文艺思想上得到彻底平反。此时已是胡风蒙冤33年之后，而胡风业已辞世3年之久。
“反胡风运动”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许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或被“揭发”出“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成为“肃反”对象，造成了不少冤案。
比起“武训传”批判与“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运动”的惩罚手段升级了。在前两次运动中，虽然对知识分子态度粗暴，乱扣“反动”帽子，毕竟还是在思想批判的范围之内，批判对象没有受到任何处份；而“反胡风运动”则将持不同文艺观点的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反革命”，送进监狱。从此，毛泽东整肃知识分子进入一个新阶段，动辄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对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平静而舒畅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改变科学落后的状况，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个人崇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而被撼动。为挽救极权统治的危局，毛泽东提出了缓和政治矛盾的“十大关系”和博得知识分子欢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进而公开鼓吹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宣传唯心论的自由”。于是有人欢呼，中国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
可是这不过是毛泽东设计的一个圈套，一年后毛把这些举措统统称为“引蛇出洞”的“阳谋”。1957年1月，他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幺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幺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幺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幺。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28]他的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争鸣”，而“百花齐放”不过是只让他喜欢的“香花”“齐放”，至于他不喜欢的那就必然被视为“毒草”而铲除之，归根结底，在毛的思维中，被统治的知识分子只能作驯服的奴隶！
为了使他设计的圈套具有诱人的光彩，一个月后，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29]，用“人民内部”的美名来麻痹人心。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为鼓吹“鸣放”，毛泽东从3月6日到20日这15天内，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至少讲了9次话，他批评老干部中有90%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下旬，“整风鸣放”开始了，中共号召党外人士消除一切顾虑、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党内外之间“拆墙”、“填沟”、“通气”。4月30日，毛泽东甚至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后，凡是表达过同样意见的人，无一不被打成“右派”。
经过连续几年的思想批判运动后，知识分子其实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只因毛泽东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人奉命“热忱”相邀，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为毛泽东的“诚意”所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使1957年5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鸣放”局面。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说，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指出：“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30]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只不过是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毛泽东。他听了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汇报后，觉得一年来不断谋划张设的大罗网可以收网了。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把4个月前向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一般党内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毛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是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31]在毛泽东的亲手策划和中共总书记邓小平卖力执行下，6月8日开始“收网”，全国开展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所有在“大鸣大放”中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统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此，在“专政对象”中，除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之外，又加上了“右派分子”。
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人，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份还被关进监狱。此外，在反右运动中，小学教师和农村区乡干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计人数达50万；但不久后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小学教师和农村干部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就改戴“坏份子”或“地主”这类“帽子”，境遇比“右派分子”还要惨。“反右运动”后期，在“右派”之外又划了一大批属于“内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数估计在50万以上。总之，经过“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30%左右成为专政对象和“异己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灾难。
“反右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仅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并直言的知识分子，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是非标准。1958年，毛泽东为他自己精心策划的“阳谋”取得了“辉煌战果”而得意忘形，公然自比秦始皇，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夸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他还说，“对资产阶级还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泽东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年5月他就说过：“没有什幺超阶级的人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32]如今，他连良心也否定了，在他身上只剩下一个比秦始皇还要暴戾的暴君之品性。在视良心如敝屣的骗子和暴君的威慑下，造谣、告密成为时尚，出卖灵魂的咬人、整人者官运亨通，中国从此进入一个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相交织的时代。
镇压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后，毛泽东的权力欲大大膨胀。1958年春，在“反右运动”尚处于收尾阶段时，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以征服自然、“向地球开战”为目标的所谓“大跃进”运动。“大跃进”从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炼生铁开始，全国到处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到处出现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卫星田”。毛泽东再一次为他的“胜利”所陶醉，提出今后农田只需要留下三分之一种粮食，以解决“粮食多了怎幺办”的问题，甚至还提出“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美梦。结果则适得其反，全民大炼钢铁使全国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结果却是废铁渣堆积如山；农业“放卫星”的谎言造成饿殍遍野，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饿死4,000万人，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大灾难。这正是毛泽东用欺骗与镇压两种手法实施统治的必然恶果，但丧失了人性和良心的毛泽东却毫无自疚自责之心，他为了逃避责任而宣布“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出面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事务。这场由毛一手造成的大灾难最后被中共归咎为“自然灾害”。事实上，这3年中国的气候基本正常，并无大旱大涝。
毁灭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2年1月，被毛封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在7,000人干部大会上说了半句实话，认为这场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于是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是他“身边的赫鲁晓夫”，罪当诛灭。但精于计谋的毛当时却不露声色。8个月后，他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后又发动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实指刘少奇。
经过数年精心策划，毛泽东于1966年5月发动了“文革”。在关于“文革”的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他避而不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只说要彻底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结果，知识分子再次成为毛泽东的打击迫害对象，也成了毛诛灭刘少奇的殉葬品。直到8月8日，关于“文革”的第二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才点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文件同时又再次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一年后毛把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概括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33]
为了对所有知识文化领域实行绝对专制的“全面专政”，毛泽东鼓动年幼无知的中学生起来“造反”，开展所谓的“破四旧”运动，意图把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消灭。于是书籍被烧，文物被毁，知识分子受尽羞辱，以至遭毒打、杀戮。从这时开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终于被中共明确列入专政对象的清单，称作“臭老九”（列在知识分子前面的其它8类专政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文革”时期是毛泽东一生敌视知识分子情绪的一次最彻底、最疯狂的发泄。正是在这一阶段，知识在中国成了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则成为时髦的口号。
毛泽东为诛灭刘少奇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毁灭了知识和文化，而且通过镇压和欺骗手法制造出一场尊毛为神的现代造神运动。在这场充满了政治愚昧的造神运动中，毛泽东被说成是“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人人都必须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请示、晚汇报”；人人都必须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每天要在公众场合集体跳“忠字舞”。这场荒唐的装神弄鬼的滑稽剧不仅愚弄了长期愚民政策造就的群氓，也让毛泽东深为陶醉。他临死前还得意地把“文革”和1949年以前的革命并列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毛死后一个月，这场历时10年又4个月的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浩劫也寿终正寝了。不过，毛泽东的阴魂依然未散，谎言和鬼话依然大有市场，毛泽东思想依然被奉为指导思想，中国也仍然没有走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阴影。
【注释】
[1]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99页。当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3]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注释称：“本文原载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以后又在1926年3月广州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发表。”笔者除找到上述两种杂志外，又找到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一集第二期，也刊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4]见《现代评论》1927年1月发表的张奚若的“中国今日所谓知识阶级”，1927年2月发表的宇文的“打倒知识阶级”，《一般》杂志1927年9月发表的心如的“‘打倒知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的”等文章。
[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27页。
[6]参见谢苍霖、万芳珍的《三千年文祸》，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447-452页。
[7]“王实味问题第一次公开平反纪略”，《百年潮》，2002年12月。
[8]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同上书，第105、108页；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1页。
[9]当时下逮捕令的是负责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主任为毛泽东）、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见李维汉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出处同上。
[10]转引自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11]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辑，第208页。
[12]转引自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出处同注[9]，第153页。
[13]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出处同注[10]，第217页。
[14]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出处同注[10]，第210页。
[15]文聿，《中国‘左’祸》，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30、140、143、149页。
[16]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17]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出处同注[10]，第229页；温济泽，“延安的抢救运动”，《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7月24日；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8]韦君宜，《思痛录》，出处同上，第20页。
[19]《毛泽东著作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6页。
[2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处同上，第333页。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6、620、627页。
[23]《光明日报》1952年8月13日，转引自丁抒的《阳谋》，《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3年，第46至47页。
[24]《光明日报》1952年4月8日，出处同上，第47页。
[2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1、163页。
[26]晓风，“九死未悔──胡风的一生”，《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27]转引自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350页。
[29]5个月后该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亦作了根本性改动。
[30]罗隆基，“我的初步交代”，1957年7月15日的发言。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11-312页。
[3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33]《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967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