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战争的非常态

卢兄：你好！

谢谢你很快就来信。你说对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这一段历史不太熟悉，对于美国人如何处理内战后的局面，也确实很想了解，因为无论摊在哪儿，这都是个难题。

在给你发出上一封信以后，我又琢磨了很久，我不想对于这段历史做出什么评判，我只觉得，这段历史这样走过来也是必然的。在美国这个国家，它只能这样走。为什么呢？因为这符合美国的一贯逻辑。

战争的状态往往是由战争机器本身在操纵的，往往会失去人对它的控制。可是，战后的处理是人的理性应该足以能够控制的。如果处理失当，很难为自己真正地找到开脱借口。你已经知道，南方的奴隶制是从殖民时期这样一脉相承下来的。在南北战争之前，它没有如北方一样自行废奴，是南方的大多数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人性的醒悟。而这场战争对于南方人又有保卫家园的意味，因此，更是一场全民投入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搞一场清肃“叛乱者”运动的话，一失控，可以对南方造成的伤害不亚于另一场战争的灾难。

就像我在上封信对你讲到的，南北战争一结束，这里的人首先意识到的是内战带来的悲剧性。因此，要在战后对南方进行一场彻底镇压，且不谈能否做到，就是在北方民众中，都是根本通不过的。所以，当时战后北方以总统和国会所代表的温和与强硬态度，如果仔细看看，你会发现，相对于其他一些国家对于类似问题的处理，应该说都是相当温和的。他们的区别，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个时期。我们发现，南方被一场战争“押回”美国之后，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真正造成一个地区历史进步的，是对于人性的醒悟，这不是由枪在面前逼着能够完成的。在人道理解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社会的整体冲突。在这一点上，南方当初的理解也许更接近事实，就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尚不属于同一个国家。而美国基于它的传统，在战后既不可能持续以武力或强权解决问题，例如北方彻底接管和统治南方；更不可能以恐怖威胁彻底吓服南方，例如，以镇压的方式，在战后再来一场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杀戮和关押。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不论采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南方，有一点在美国几乎是肯定的，就是早早晚晚，最后你还是要把南方还给南方人。这里还将是一个自治的区域。

持有强硬态度的国会，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只是认为不能就“这样”把南方“还出去”。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在战后对南方有一个临时的“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试图扶植起一批与北方观点相同的州政府来。然后，把政权转移给这些扶植起来的州政府，接着就可以比较放心地离开“重建”以后的南方了。这就是那几大军区的“半军管时期”的来历。

可是，这种做法成功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在南方彻底建立专制强权的政府。因为南方社会没有任何变化，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的观念没有变化，如果再加上战争积聚起来的仇恨，南方原有的一些理性也被迫后退了。那么，不论你扶植起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只要开放实行民主选举的第一天，选出来的就肯定还是南方人观点的州政府。因此，根本不在于出于什么样的良好愿望，而是愿望是否真的就能够实现。也许，这就是林肯总统在被暗杀之前，想过的问题。

在战后国会第一次复会的时候，就基本逐步推翻了温和派总统的做法。国会主持的南方重建时期，采取了半军管的强硬措施。并且在这些强硬措施的支持下，选出了黑人议员。最关键的是，强烈的不满在南方是存在于整个白人民众之中。而刚刚从奴隶状态出来的黑人，还处于被北方来的官员强行扶持的阶段。强硬派所推行的措施，不论其用心如何良苦，却不免有拔苗助长之嫌。

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南方人不仅失去家园，三分之二的财富在战争中失去。原来由奴隶制支撑的庄园经济也不可能恢复，一半以上的庄园和设备基本上全毁。战争的创伤尚未平复，四分之一的白人青壮年死在战场上，活着的人又失去了他们原来所习惯了的自治。战争和战后的南方，不论其原因和合理性如何，事实表现出来的，都是在美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非逻辑的、毁约性的、原来的制度之外的非常状态。

在国会强硬派主持的重建时期，在来自北方的半军管之下，非理性的状态无可避免。大量处理失当的状况在南方发生。最典型的就是对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的私产处理。

被北军占用的罗伯特·李将军的家

李将军的岳父是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领养的孙子，他在弗吉尼亚有一个庄园，距离华盛顿故居不远。他把庄园留给了女儿，并且指定由女婿罗伯特·李经营。那是一个经营有序、非常美丽的庄园。战争一开始，那里就成为最危险的战区。李将军立即让夫人离开家，向安全地带撤离。战争中，这个庄园一度成为北军指挥部。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以该庄园主人几年未交税为由，要没收这份财产。李将军的夫人闻讯立即表示愿意立即补交由于战争中断的税款。可是，联邦政府坚持要求庄园主人亲自前来交税才能算数。当时战火尚未平息，李夫人根本不可能前往。于是，联邦政府就这样借口没收了这个庄园。这就是今天美国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也许，在别的国家，根本不需要任何借口，就可以没收“敌产”。可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历来尊重个人、尊重私人产权的国家，即使在战争状态下，即使制造了借口，这样一个政府对于私产的没收，都根本无法被接受。因为这已经完全出了美国的逻辑。虽然这发生在一个非常态的时期，可是，联邦政府对于这份私产的蛮横处理，依然在所有的历史书中受到指责。直到1882年，作为继承人的李将军的儿子，状告联邦政府，未经合法程序侵吞私产。此时，战后的美国已经恢复正常的法律秩序，法院判定他胜诉，命令联邦政府交出阿灵顿。鉴于阿灵顿的事实状态，经协商，李将军的儿子同意以十五万美元，将阿灵顿卖给联邦政府。今天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虽然是联邦政府的产业，可是在公墓中还是建立了一个李将军的博物馆，也向人们如实地讲述这段历史。

罗伯特·李将军的家就是今天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南方平民也在这段非常时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例如，刺杀林肯的凶手在逃亡途中受伤，曾经向一名不知情的医生求治。后来这名医生受到无辜关押。这名医生直到一百年以后，才得以洗清冤情。今天，他的冤狱故事也在他当年被关押的监狱向游人讲述。

也许，在一场规模如此之大的内战之后，相对于其他一些地方，美国对于战后南方的处理已经显得非常温和。但是，美国是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国家。人民习惯于按照契约行事，对于契约逻辑之外的任何不公正都没有容忍度。所以南方的状态就显得格外危险。

原来的渠道，例如南方的民众呼声通过他们的议员在体制内的表达等等，被切断了。自治的传统被停止了。不论这些南方民众的观点是多么错误，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希望也被拦截了。同时，在战争威力下的强行废奴刚刚实现，立即就推出黑人参政，也使南方人担心将要长久地被北方与黑人联合的政府所统治。更何况，战争所积聚的仇恨还没有化解。于是，这个时候的美国南方，开始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无序、非理性，甚至大量民众暴力的局面。战争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手段，内战使得人们习惯于采用非常手段。以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非常时期，又是一种心理突破。这也给南方“多数人的暴政”提供了心理上的“非法合理性”。著名的三K党，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我们所知道的三K党，是完全针对黑人的一个恐怖组织。实际上，三K党三起三落，组织上越来越分散，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三K党和各个地区的三K党情况都很不相同。例如，在犹他州，第二次复活的三K党，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攻击犹他州的主要教派摩门教。可是，在该州第三次复活的三K党，其多数成员就都是摩门教教徒了。越到后来，三K党越缺少组织性。有着各种目标的恐怖小团体，都会称自己是三K党。而现在的三K党，其暴力的成分已经减到最低，有的甚至根本不搞暴力活动，只是一些崇尚“白人至上主义”的小团体而已。但是，三K党的起源确实就在南北战争之后“重建时期”的南方。最初，KKK只是田纳西州一个小镇的六个青年人随便叫出来的。

这六个年轻人在战争中都参加过南军，当时是1865年底，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来自战争的仇恨还没有平复，南方又处于联邦军队的控制下，他们感到没有出路。当时夜晚实行宵禁，他们就偏在夜晚出来，骑在马上呼啸而过，以示不满。“三K党”是中文翻译成这样，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成立一个政党的意思。KKK是三个希腊字母。用几个希腊字母作为小团体的名称，这是美国大学里至今还盛行的兄弟会的典型做法。我们附近的一个大学有一条小路，路两边的建筑物上，都有几个大大的希腊字母，都是大学生兄弟会的所在。这六个年轻人天天玩在一起，根据以前在学校时的传统，就给自己也起了一个兄弟会的名字。前两个K，是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小圈子”，而最后一个由K起头的希腊字完全是为了再凑个K，叫起来顺口。那白色的尖顶斗篷也是他们弄出来的，用来在夜晚吓人。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年轻人发泄不满的胡闹。可是，在当时的南方气氛下，立即有人学样，迅速传开。

在南方，越来越多的人称自己是KKK。但是迅速超越了年轻人胡闹的范围，他们开始涉及政治性的反抗，例如以恐怖活动恐吓进入联邦扶植的议会的南方人，不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并且开始以暴力发泄他们无处发泄的愤懑。黑人也很快成为他们恐吓和攻击的目标。KKK最终成为一个秘密的恐怖组织。并且有了一个以前南军名叫弗雷斯特的将军，成为他们的头头。

总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能是各种历史选择中的一个结果。其他的道路既然没有被选中，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如果是其他走法的话，将会走出什么样的结果来。就看到的这一段历史路径来说，我们只能说，国会强硬派最大的功绩是，他们通过自己在国会中的力量，强行通过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有关确认黑人公民权的条款。这给此后黑人真正获得公民权，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法律基础。

然而，从这条宪法修正案的基础来说，它还只是仅仅反映了美国的精神主流，即北方，在南北战争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北方，这都可以说是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假如早个十年二十年，即使是在北方，除了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之外，黑人的公民权问题，还远不是如废奴一样容易被民众普遍接受的。

所以，这一条宪法修正案对于南方，在理性认识的程度上来看，几乎是与他们毫无关系的。这条修正案无疑是一个历史进步，但是，南方又一次与这样的进步脱节。南方的民众根本没有这样一条法律的认识基础。非常突出的，就是当时的南方州政府纷纷通过州一级的法令，在历史上被称为“黑法典”，定出了不少侵犯黑人公民权的限制。美国战后的实际状况和南北战争之前有着颇为相似的地方，就是南北双方在认识上的严重脱节。就像在美国建国之后，北方自动废奴而南方利用法律给予的缓冲期以及自治权，竭力拖延奴隶制的寿命一样，现在的南方也试图用一切方式，抵制第十四修正案在南方的实行，并且抑制黑人地位在南方的上升。

但是，作为南方的“重建”达到的效果来说，我们确实没有证据说，国会派的强硬措施就一定比温和派的效果更好。最终，在军管之下，南方类似KKK这样的脱序行为越演越烈，涉及的民众面越来越广。关键是，在美国，不可能永远由外来的力量统治一个地区。地方政府必须是由地方民意产生。因此，后来所发生的，联邦所扶植的州政府最后落到“南方人”的手里，联邦军队终于退出，达成妥协，把南方依然还给南方人等等，这一切在美国都是必然的。

问题在于，在强硬派被迫这样做的时候，局面至少不比当初一开始就按照林肯所设计的温和做法，达成的结果更好。我已经说过，我们有无数对于历史路径的选择，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结果却只有一个。历史不是一个实验室。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假如一开始就采取林肯的做法，南方的民众暴力是否会发展到如此广泛的地步。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在强硬派推行了他们的做法之后，他们原先的计划几乎是全盘失败的。他们交出去的那个“南方”，远不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重建”之后的模样。南方还是南方。

我们也永远无法知道，假如没有这场南北战争和此后的“半军管”，南方的奴隶制如果按照“体制内”的推动，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解决。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南北双方通过不同方式“解决”奴隶问题，得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北方在实行废除奴隶制之后，虽然依然存在种族问题，但是，黑人地位的提升以及不同种族文化的融合，是逐步的，也是自然推进的。没有出现强行种族隔离这样的异常现象，更没有反复地出现大规模的，以种族为原因的民众暴力。

而原来南方反奴隶制的进步力量和理性的力量，都在一场战争和此后的“重建”中，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这样一股对于南方的醒悟非常重要的力量，不是像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那样，莫名其妙地由于战争而被卷进旋涡不能自拔，就是在“重建”时被联邦扶植而尴尬地落入一个出卖南方利益的形象。而他们以前还有可能在南方起到的作用，在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之后，说什么也没人信了。原来有关奴隶及种族问题的人性和道德的劝说，都在南方一片焦黑的家园和死去的无数年轻人面前，无法开口。北方可以高举神圣的“为黑人的自由而战”的旗帜去牺牲，南方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就是北方人为了给黑人自由，却杀死无数无辜的南方白人青年。战争一起，人道的逻辑就混乱了，双方原来的对话基础完全消失。南方原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持不同观点的人，也变得一边倒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后的南方在理性上呈现了一个巨大的倒退。

林肯总统对于战争主题的切换，还使得南方有一种挨了打还“有口难辩”的感觉。黑人也就成为北方“打得有理”的间接原因。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奴隶制以战争方式在南方解决以后，与废奴后的北方不同的是，南方开始了战后长达近百年的种族隔离。几度出现针对黑人的民众性的排斥，恐吓甚至暴力。这些情况是在奴隶制时代都不曾出现的。由于历史不能重演，因此，我们确实不知道，即使南北战争中所支付的六十万生命统统不算的话，在渐进推动和战争速决两种废奴方式下，究竟哪一种方式使得黑人支付更小的代价，哪一种方式可以使南方更早进入真正的人性醒悟，迈出可以称之为“历史进步”的一步。

第一次KKK的兴起，经历了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它作为一个组织是在1869年宣布解散的。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头头，那名前南军将军弗雷斯特，发现这个组织一到下面就根本失控，越来越多的有违法倾向的人自称是他们的成员，暴力事件也在增多。终于使他感到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因此自动宣布解散。在他宣布解散之后，KKK就基本做鸟兽散了。这也是美国的民间团体的特点，它是没有什么严密组织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把它译成“三K党”，因为一方面它实在不是一个政党，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非常“泛”，也非常“滥”的概念，松散而无约束。在KKK第一次发展起来的时候，大概是最像一个组织了，因为都在南方，地域集中，诉求也相似。此后几十年后，重新出来的KKK，地域分散，诉求也变得五花八门了。现代的KKK更是另有一套，这些待我以后再慢慢给你聊吧。

在弗雷斯特将军宣布解散KKK之后，一些残余的成员就星散在各地继续活动，但是大势已去，人数也已经不多。而这些不肯罢休的家伙，往往是最没有脑子、无法无天的。两年之后，当时的葛兰特总统，就是当初接受李将军和南军投降的那位前北军司令官，以总统身份要求非法组织成员放下武装并且自行解散。然后，有数百名违法的残余KKK成员被捕，KKK的第一次兴起就这样偃旗息鼓了。数量如此庞大的KKK迅速消散和南方联邦军队开始撤军，南方州政府逐步交还南方人，几乎处于同步的时间。一种张力极大的压力和抗拒的缓释，大概也是KKK能够突然散伙的外部原因之一。

在南方“还给南方”之后，南北战争之前那种“一国两制”的局面又恢复了。这并不是说，南方重新恢复了奴隶制，而是南北两方重新出现了原来在种族问题上的道德对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面貌的完全不同。南北之间差异之大，完全不亚于战争之前。而且，也还是极端南方表现得最严重。有些情况甚至比在南北战争之前更为糟糕。就是内战本身和KKK四年的风行，使得南方的民众原有的法治概念被毁坏，对于暴力行为的心理障碍被突破，暴民行为被普遍接受。黑人落入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和恐惧之中。

你一定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黑人的处境比在奴隶状态时还要差呢？因为，在奴隶制时代，百分之九十五的南方白人并不是奴隶主，他们会歧视黑人，可是却没有任何原因导致他们仇恨黑人，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情黑人的。至于奴隶主，除了极少数虐待狂之外，不会刻意伤害自己的黑奴。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奴隶当时的地位几乎等同于牛马。活像庄稼汉对待自己家的牲口一样，他不会把“牲口”当“人”，可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拥有这些奴隶的人会尽量保持他们的体力。所以，当时南方贫穷的白人短工，都普遍抱怨雇主把他们使唤得比奴隶还苦，因为奴隶是自己的“财产”，而雇来的白人短工是干完就走的。

可是，当南方的奴隶被一场战争解放之后，几乎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至少把一部分战争积聚的仇恨，转移到了黑人身上。不仅在战争后期，林肯总统把战争目标转向“解放奴隶”之后，使得南方的黑人成为北军攻打南方的一个正当理由，而且有十几万被北军攻陷地区的黑人，加入北军参与了攻打南方的战斗。当战争结束，黑人不仅被解放，而且取得公民权。由于黑人的人数在南方并不少，因此，也使白人感到潜在的威胁。当联邦军队撤出南方，“北方佬”走掉之后，黑人显然成为南方白人眼里唯一的异己分子和对立面，再加上战争遗恨和极端的种族歧视，每当类似KKK这样的暴民兴起，南方的黑人很容易成为袭击的目标。

在南北战争之前，黑人在南方普遍拥有自己的教堂，也有一定数量的获得自由身份的黑人，同时，没有什么民众袭击黑人的情况。可是在战后，暴民一起，就大肆焚烧黑人教堂、袭击黑人住宅，对黑人处以私刑。使得黑人经常处于一波一波的恐怖浪潮之中。南方的奴隶制是被废除了，可是，如果说，一个地区的真正进步，可以用普遍的人道标准去衡量的话，南方在经历一场战争之后，假如不说它是倒退了的话，至少民众对于人性的认识和理解，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然而，由于美国在整体上根深蒂固的契约文化，在经历长久的“重建”，南方终于又重新回到南方手里之后，从整体来说，南方还是以相当惊人的速度，回到了原来他们在美国整个制度中的运作方式。包括南方和北方的整个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原来被战争所毁坏的契约社会的状态。这一机制的修复，我想，才是林肯总统对于战后南方重建的主要着重点：如果在大的框架上，处于一种非契约性的、非常态的，或者说失控的状态，那么，你也许可能强行建立一个突破性的成果，但是从长久来看，麻烦可就大了。且不说成果能否守住，接下来大家都以非常状态当做常态，失去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那么，此后可能就是一场革命接一场革命，也可能就是一场混乱接一场混乱，永无宁日了。

这就是为什么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林肯总统，在他的《解放奴隶公告》中，提出的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我同时在此嘱咐上述获得自由的人们，除了必要的自卫，应当避免使用任何暴力；并劝告他们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为了合理的工资而忠诚地从事工作”。

同时，如果着眼于大家都回到原来的契约社会，恢复原有的游戏规则，那么，林肯和他的副总统对于保留南方精英阶层的主张还是明智的。因为这一个阶层是南方仅存的理性，如果南方失去这一个阶层，可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陷于暴民统治，根本拒绝再回到原来的框架中，这样，南方的倒退会更为可怕。

南方在恢复自治以后，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它回到了这个制度原来的运作中，就是南方接受了国会通过的几个有关废奴和黑人公民权的宪法修正案。尽管这不是南方多数民众所赞同的，但是，只要通过这些修正案的程序是合法的，是在国会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通过的，南方就承认了这是一个大家必须共同遵守的契约。

在南方重新自治以后，南方各州确实在种族问题上搞了各种地方法，以最大的可能抑制黑人地位的上升，甚至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竭力抵挡种族融合的历史潮流。但是，南方的这些地方立法，毕竟是在试图钻一些法律的漏洞。它还是承认宪法，承认联邦最高法院对南方的地方法有司法复审权，承认原来美国的体制的。这样，一切又回到非常类似南北战争前的情况。南北双方开始遵循游戏规则，开始各种司法挑战，开始在立法上“寸土必争”。但是，这时，对话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双方回到了有规范的基础上。也许，就像当初南方的废奴一样，需要北方非常吃力地逐步推进种族融合，但是，推进的可能性毕竟出现了。

在南北战争之后，由于南方建立的种族隔离地方法，引起的最著名的一个案子，就是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布莱西案了。这个案子发生在1892年6月7日，布莱西是一个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公民，他是一个有着八分之一黑人血统和八分之七白人血统的混血儿。他在东路易斯安那铁道公司买了一张头等车厢的火车票，从新奥尔良前往科温登。布莱西进入客车以后，就在标明是白人的车厢里，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显然，在外观上能够看出他有黑人血统，因此，列车员要求他离开白人车厢，他拒绝了。一番争执之后，警察不仅强迫他离开该车厢，并且以违反该州法律为由，将他逮捕起诉。

那么，布莱西违反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法律呢？这就是当时在南方各州相当普遍的与种族隔离有关的州法律。

在布莱西案发生的两年之前，1890年7月10日，路易斯安那州的州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要求所有属于该州的铁路公司，必须在营运的时候，为白人和有色人种提供两节以上车厢，它的要求是平等的，但是却是按肤色分离的。如果只有一节车厢，则要求按上述原则划分隔离的车厢。但是，城市的公共交通，如公共汽车、电车之类，不受这条法案的管辖。

它的意思是，如果火车有一等车厢，那么，有一节白人的一等车厢，就必须有一节有色人种的一等车厢，以此类推。然而，不同种族的人的座位与车厢不能互串。这样，白人有一等车厢的座位，黑人就也有一等车厢的座位。你说黑人不能坐白人的座位，可是反过来白人也不能去坐黑人的座位。所以，这就叫平等的。但是，是分离的。如果有人违反，该法案也授权执法人员有权干涉。所以，这个案子的关键，不在于布莱西是否违法，而在于这条地方法是否违宪。

你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钻空子”的立法，但是，你要知道，在南北战争和像KKK这样的大规模反制度的状况之后，真正危险的是双方从此不认游戏规则。对法律“钻空子”是不可怕的，因为它的前提就是承认法律。而法律本身的完善就是一个被“挑战”而发现漏洞，然后补漏洞的过程。当然，法律本身依然存在一个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法律是由人订出来的一个契约，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有历史局限的人当然会制定有历史局限的契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许，你也发现了，这个引发布莱西案的路易斯安那的州立法，是一个相当“聪明”的“钻漏洞”的立法。它的关键就是仔细考虑了宪法和有关法律，然后，在“分离并且平等”上面做文章。

布莱西不服，在一级级的上诉之后，这个案子在最后进入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并不是对这个案子本身重新审理，一些细节是不在最高法院的裁定范围内的。比如说，有关布莱西的种族归属的裁定。决定一个混血儿的种族归属，这是每个州自己立法决定的，与联邦法无关。最高法院所必须审定的，是路易斯安那州所制定的这条与“种族隔离”有关的地方法，是否“违宪”。如果这条“种族隔离”的地方法违宪，那么，布莱西自然就胜了。可是，如果这条地方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布莱西就必须受到这条地方法的约束，不论听起来这是多么错误。他必须等待一个法律上的突破，等待人们从历史局限中走出来。

我在前几封信里曾经提到过在南北战争之前，最高法院在判“斯科特案”的时候，曾经确认过“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你也许还记得，这个讲法来自于美国的《独立宣言》。当然，在《独立宣言》中，这一用词只是为了解释当时的北美殖民地为什么要从英国“分离”出去变成美国。可是，自从赞成种族隔离的人们（也有很多黑人持这样的观点），把《独立宣言》的“分离并且平等”的说法，移植到处理种族相处的问题上，就使得种族隔离不仅可以合法化，而且，使得“种族隔离”也就不像“奴隶制”那样，有明显和强烈的道德疑问。这也是种族隔离的状况在美国南方得以如此长久持续的原因之一。

所以，中文本的美国《独立宣言》将原文的“分离且平等”译作“独立和平等”的时候，就使中国的读者失去了原来的线索去理解美国南方长期种族隔离何以存在的法理和道德依据。

这一次的布莱西案，应该说，论美国的总体状况，已经和当年的“斯科特案”大不相同。因为在最高法院判决“斯科特案”的时候，即使在北方，都有大量反对奴隶制的民众，赞成把解放后的黑人奴隶送回非洲去，同样，他们也无法想象一个完全种族融合的社会。可是，当布莱西案发生的时候，不仅是已经打了一场南北战争，奴隶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不复存在，而且在北方，不同种族的进一步融合已经成为事实。黑人也已经由宪法确认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而且在北方，他们事实上也开始享有政治权利。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尽管黑人有了被选举权，却还不可能马上选出一个黑人市长来。可是，竞选的白人政治家们立即必须开始考虑黑人的利益，因为，黑人们的手里已经每人有了一张选票。

可是，在布莱西案中，最高法院还是以七比一的投票结果，判布莱西败诉了。也许有人认定，这又是最高法院“站在白人种族主义的立场上”的结果。可是，我觉得，布莱西败诉的根本原因，就是“种族隔离法”死死咬住了“平等”二字。这使得最高法院即使想使它失效，都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因为，按照制度的运作规则，最高法院只有“司法复审权”，就是说，它只能根据宪法去衡量一个法律是否违宪，而不能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是非标准等等，去给它下一个判定。它不能超出宪法的范围。因此，不要说这样的“种族隔离法”找不到“违宪”的依据，即使追踪到《独立宣言》的“平等自由”立国原则，追溯到自然法，你都一时很难说这个“种族隔离法”，到底犯了哪一份“天条”。

在反奴隶制的时代，人们在司法挑战的时候，虽然有碍于宪法中当初对于南方作出的妥协条款，屡屡遇到障碍，可是，奴隶制违反《独立宣言》中“平等自由”的立国原则、违反自然法的人道原则，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尽管人们知道那些“种族隔离法”所依据的“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并不是《独立宣言》的真正原意，宣言中指的是国家之间的相处原则，讨论的并不是一码子事儿。但是，这样拐了弯的运用，当时的人们一时就是找不到毛病到底出在哪里。

在南方的这些“种族隔离法”之下，南方的整个种族隔离时期，你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因为，那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平等”设立的。有白人的厕所，就有黑人的厕所；有白人的饭店，就有黑人的饭店；有白人的喝水器，就有黑人的喝水器等等。甚至我还听说，在南方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就是马路的左一半是白人走的，而右一半是黑人走的，听上去像天方夜谭一样。可是，假如你指责这样法规不让黑人进白人饭店是种族歧视的话，你会发现很难提出责难，因为在这样的法规下，白人也同样不准进黑人的饭店，如果进去了也要受惩罚。因此，这看上去荒唐，可是却似乎不是“不公平”和“不平等”。我相信连当时的许多北方人，看到南方出的这些“怪招”，都“懵”住了，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化解的招数。

这时候，南方人振振有词地说，这里是自由的，奴隶制反正是已经没有了。这里也是“平等”的，所有的公共设施白人有一份，黑人就也有一份，别说我们不让黑人用白人的设施，我们“平等”地也不让白人使用黑人的设施。如果当初你们指责我们有奴隶制，因而不符合作为美国的一部分的标准，那么今天，我们的一切都符合美国标准。唯一和你们“北方佬”不同的，就是我们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不同的种族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相互不要干扰，“分离并且平等”。

南方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专用饮水器

你必须承认，这一招确实“聪明”，它因此帮助南方维护了近百年的种族隔离，北方就是奈何它不得。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类的人性醒悟，从猿到人的过程是很难强制加速的。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在建国时宪法容许有废奴过渡期的时候，他们依然以自己的理性早早立法废奴。并且有大量白人民众，以各种方式投入帮助南方废奴的努力中，甚至有很多白人为黑人的自由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在“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并没有被否定的漫长岁月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也从没有利用这样的“合法原则”，采取种族隔离措施。因为这里的人们确实已经对人性醒悟到了这一步。

然而对于南方来说，即使经历了无数外力的推动，它基本上和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关系，依然处在百年以前的状况，它在以一切可能抵挡历史潮流。美国拖着南方向前，拖得很吃力。

我们在费城的一个黑人艺术博物馆，看到过一个黑人的摄影展。这位黑人摄影家是一直跟随二十世纪初的一个黑人乐团，记录它的艺术生涯的。里面有一批照片，就是这些成功的黑人音乐家来到南方演出。照片中记录了他们遇到南方各种标明为只供黑人使用的公共设施。比如说，只供黑人出入的大楼入口，只供黑人住的旅馆等等。

这些照片中的北方黑人音乐家们，在这些标明种族隔离的牌子面前，做出一些非常滑稽的姿势。在照片的说明中，这名摄影师说，他们当时遇到南方的种族隔离状况，感觉是荒诞的，他们有一种想调侃的冲动。可是，他们的感觉并不是愤怒、被羞辱等等。因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自己的生活是轻松的，没有这样一份沉重。他们来到南方，遇到这一切，就像是旅行到了一个遥远的奇怪的国度，那里实行一种奇怪的制度。所以他们更多的感觉竟是旅游者的新奇。从这些照片里，从这些来自纽约的黑人，在南方种族隔离牌子下，嬉笑的表情和滑稽的姿态中，我们最感性地体会到了当时美国的巨大差异。

然而，北方又一次开始了当初向司法挑战的遥遥路途。只是现在的目标不再是废奴，而是帮助南方的黑人真正得到平等和尊严。所幸的是，一场支付了六十万生命的内战，使美国人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他们再也不会用这种战争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分歧。在南北战争越出了美国原有行进轨道之后，又开始回到原来的，建立在共同契约之上的理性推进。

那么，南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种族隔离法，是不是真的就是“分离并且平等”的呢？当然不是。不论从感觉上还是事实上，南方的种族隔离本身都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南方的黑人在南北战争之后，一下子离开奴隶状态，并不是生活本身就有本质的改变的。在我们参观南方庄园的时候，看到过庄园主人在战后写的信，他不仅提到庄园毁坏的情况，还提到，原来离开的奴隶们，都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以前，他们工作没有报酬，可是一切生活用品和吃住等等，都由主人供给。他们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存方式，从来没有自己谋生的经验。现在，突然说是“自由”了，一开始根本不知所措。你只要想想，现代的大城市里人，乍一离开大锅饭都有很大的精神冲击、都有六神无主的感觉，何况一百三十年前的黑人奴隶呢？

然后，就是黑人在南方非常漫长的贫困时期。在这样的前提下，黑人与白人当然是“平等”不起来的。就说公共设施吧，既然是贫穷的黑人的厕所、车厢等等，也就会变得很脏。白人根本就不会愿意去黑人的地方，而黑人却是不能去白人的地方。心理上就是不平等的。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黑人普遍还处于贫困之中。他们从奴隶身份中走出来，就算是立即可以得到经济上发展的平等条件，他们要搞清楚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转的，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更何况，他们不但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基础，还与原来发展中的南方白人社会完全隔绝开来了。种族隔离肯定给黑人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困难。

在政治上，南方也是不平等的。南方的黑人几乎不参加选举。一方面，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北方曾经强行扶持过黑人议员，使得当时KKK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恐吓黑人，阻止他们参与选举。由于黑人是少数，KKK却是代表着多数白人的秘密恐怖行为。因此，这样的恐吓相当有效。当北方的“联邦军管”一经撤销，南方黑人几乎就不再有什么政治权利。更何况，刚刚脱离奴隶状况的绝大多数的黑人，对选举也没有什么认识，他们还没有什么强烈的政治要求。他们先想知道的，是离开了奴隶主的庄园以后，如何寻到一杯聊以糊口的羹汤。

你也许会问，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去北方呢？是的，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有许多南方的黑人去了北方。尤其是在北方工业开始发展，大城市开始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以后。当然，不论怎么说，整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对于黑人来说都是痛苦而艰难的。对于许多来到北方大城市就业的黑人来说，他们并不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离开乡村走向城市。他们只是由于生活逼迫而离开土地和家园，被迫接受钢铁与水泥的世界。当然，这是另一类的艰难开拓的故事了。在大城市里，他们毕竟和许多贫穷的白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新移民一样，有一个艰苦却是基本平等的历史了。

然而，还是有许多黑人留在了南方。留下来的道理很简单，就像是今天的中国，有许多来自农村的民工怀着淘金梦来到大城市，可是，不论流传着多么动人的淘金故事，还是会有许多人留在原来的地方。越是闭塞的地方，留下来的越多。所以，在南方的深腹地，留下来的贫穷黑人也就更多。这些深腹地，是甚至连当年北方为营救奴隶所建立的庞大“地下铁道”网络，都从来没有伸展到的地方。同时，胆大的、活泛的人离开的机会就更多，而留下来的是更为沉默和认命的一群。

南北战争本身和其后南方的一段经历，对于南方白人民众是一个完全负面的教育。KKK的第一次形成，尽管在四年以后彻底平息下去，可是，南方从此以后留下了这样一个民众暴力的种子。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南方人对南北战争的起因和结果普遍感到不平。而曾经一度风行的KKK，又使此后的南方人非常容易以民众暴力的形式，发泄他们的不满。极端南方原来就有私刑的情况，但在KKK盛行之后，被普及和放大了。由战争所形成的对于北方的敌视和排斥，又使得北方的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发展历程，更难对南方产生影响。

在二十世纪初，在KKK销声匿迹近五十年后，又由于一个十四岁的白人女孩被强奸致死的刑事案而再度复活。事情的发生与黑人完全没有关系，当时被审判认定有罪的是一个北方来的犹太人。当他在审判后被州长特赦原来的死刑，改为终生监禁之后，引发了一场民众暴乱。州长这样做本身并没有越权，是否应该特赦也是另外一回事。民众不满这个特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名罪犯是南方人讨厌的犹太人，而且又是个“北佬”。因此，这不但是案件本身所引发的怨恨，还纠结着南方长久以来的种族怨恨和对北方的怨恨。于是，又一次发生了自南北战争以来，南方多次发生的私刑。一群暴民冲入监狱，抢出犯人，把他吊死了。

两个月以后，在佐治亚州，参与该事件的一班人聚集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石头山，决定成立一个男性白人组织，以维护种族优越地位为目标。这一次他们登记了一个合法民众团体，他们自己觉得，他们的诉求与当年的KKK一脉相承，所以起名为KKK骑士。在英语中，“骑士”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也是K，所以，这个组织的名字实际上叫KKKK，如果按老规矩翻译的话，就应该是四K党了。这个组织本身和南北战争之后、几十年前的那个KKK，并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由于他们在种族问题观点上的一致，以及他们也采用与KKK类似的恐怖仪式，如披白色斗篷、烧十字架，甚至对他们所反对的人进行攻击和处以私刑等等。所以，人们习惯把他们看做一回事，也习惯还是称他们为KKK。译成中文时就往往还是称他们是三K党。

KKK的仪式

这一次的KKK的复活迅速席卷南方，并且在北方都引起呼应。不仅反映了南方长期种族隔离之后，种族之间的隔阂与敌意进一步加深，也反映了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在北方也同样时时产生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相处的困惑和矛盾。KKK的第二次兴起，表现了这种矛盾在美国曾经是多么尖锐。各种各样的人跑出来宣称他们是KKK，有的是反天主教的、有的是反摩门教的、有的是反犹太人的、有的是反移民的，在南方最主要的就是反黑人的。

我以前跟你聊起过，“种族文化大熔炉”之类的说法听上去是简单的，甚至给予远距离观望的人一种审美上的幻觉。然而，生活在现实中的“大熔炉”里，却有一个怎么活法的问题。美国人是经过漫长岁月的种族冲突和文化碰撞，才艰难地走到拥有今天这样的进步和认识的。在北方，尽管有着反奴隶制的人道认识和传统，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奴隶制消失之后，人们就能够顺利地面对种族融合的生活，因为这是另一个社会课题。文化差异依然存在，宗教差异依然存在，利益冲突也依然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差异所形成的社会焦灼、冲突和不安定，会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更何况，这里的人们习惯于自由表达，因此，矛盾也就会很容易地就浮到表层，并且在民众中扩展开来。

我们在翻看美国历史的时候发现，在与种族相关的问题上，美国在历史上遭遇的一些困惑和今天的状况有十分近似的地方。也就是说，活在这样一个“大熔炉”里头，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且看上去，一时三刻的好像还解决不了。但是我也发现，从总体来说，美国人对待这些类似问题的态度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所面对的，可能还是百年前同样的种族矛盾和文化差异，可是，多元文化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必须尊重异己文化的社会风尚亦已基本形成。因此，如何去处理由同样的问题引起的社会困惑，其基本出发点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二十世纪初，面对这样的种族和文化冲突，你会看到华盛顿市中心KKK全副白色斗篷的盛大游行，但是，今天我们走到这个世纪的终点时，面对同样的问题，再去看美国社会对于这些问题的种种讨论的基调，已经全然不同了。在这样的对比之下，你就会发现，作为整体的人类思维，确实是在进步的。而当你再回过头来细查问题本身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你才会体会到这种进步是多么的不容易。这留待我以后再给你聊吧。我们现在所感兴趣的，还是这种进步在这个制度下是如何被推动的。

所以我想，我还是先回到南方的状况。虽然当时北方也发生种族相处的问题，然而北方的问题再大，也还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正因为它是复杂的，也因为它与今天的情况有许多类似之处，因此我想把它留到后面，在聊到今天美国的种族问题的时候，再谈这个问题。

而南方是不同的，南方当时的情况确实是一种极端的状态。黑白种族的彻底隔离，使得他们相互之间越发格格不入和难以理解。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在北方，黑人和白人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有友好的、有存在障碍的，也有相互敌视的，但是他们是有交往的。即使发生的问题，也多是在交往中产生的问题。可是在南方，情况就大不相同。相互之间几乎都会把对方看做是一种“另类动物”，一种与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危险的“另类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在南方，在对待异族的问题上，作为整体的人，不仅没有进步，而且在倒退。因为能够唤醒人性的同情心，被这种把异族当做“异类”的心态严重地侵蚀了。在漫长的隔离之后，矛盾变得无法调和。

在查阅当时的一些资料时，我们发现，KKK经常有烧十字架之类的恐吓活动。但是，私刑等于是谋杀，谋杀事件却并不是普遍的。而这一类的情况，常常都是由涉及黑人嫌疑人的刑事案件所引发。一旦引发，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袭击黑人的事件。

尚且不谈这些以黑人为嫌疑人的刑事案件，其被告是否真的有罪，因为在民众暴力的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经历一个公平的审判。很多案件已经永远无法找出真相。我们所注意到的是，以这样的刑事案件在南方作为引发白人民众暴乱的诱因，是强有力的。长期的隔离，使得南方的白人对于异族犯罪的敏感程度，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事实上，由于这种状态，南方黑人的犯罪率在当时远比北方为低，可是南方的人们对于异族犯罪却几乎没有什么心理承受能力。

所以，在KKK第二次兴起的时候，从表面上看，尽管北方的KKK在数量上虽然远不如南方，可是，似乎是南方的这股子邪劲儿也扩展到了北方。好像在种族问题上，不仅原来北方在解放奴隶和此后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的力量没有向南方推进，反而是南方悠久的种族问题扩展到了北方。美国似乎是在那个年代整个地倒退了。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去看，会发现当时南方和北方的种族问题的实质仍是完全不同的。

南方在持续它原来的历史问题。黑人在南方一开始是奴隶，在奴隶制刚刚结束的时候，几乎立即就开始了漫长的种族隔离，继而产生了深壑一般的种族心理隔阂。而南方又一次KKK的兴起，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延续。然而，北方也发生的KKK呼应，却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的开端。因为，北方已经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融合社会，以白人为主的文化，开始受到多种文化的挑战，在工业开始发展的“转型期”的社会，各色人等都有可能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环境中，以各种方式一试身手。少数民族及新移民的犯罪率也与日俱增。这些都会引起原来作为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的困惑，更引起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教育的白人出于本能直觉的不满。你知道历史上美国的KKK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参加的吗？都是一些最典型的辛苦劳动的工人和农民。

因此，在二十世纪初，南方的KKK是一个南方种族隔离、种族隔阂历史的延续，而北方的KKK的起步，却是一个平等自由的种族融合共存社会中，文化冲突的第一次强烈反映，这种冲突至今尚存，没有完全解决。

我记得第一次给你写信聊美国的时候，就先聊的是一个“移民和种族融合生活的大背景”，并且提到，美国给一个背景如此复杂的社会提供一个大的“自由实验室”，是多么的“危险”的一件事情。这个国家由于它的特殊移民背景和自由的状态，它在历史上确实有过比其他国家都严重得多的特殊问题，而且至今问题不断。

在我们阅读美国历史的时候，真正吸引我们的，恰恰是在如此复杂的背景里，在各种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这个制度是如何在一点一点起作用，如何理性地、尽可能坚持它的原则地，解决这些问题，并且推动社会进步，使得它原来的目标能够逐步实现。

由于KKK本身的暴力倾向的渐失人心，和它的一些主要头头的违法行为的被揭露，也由于大萧条年代的来临，这一波的KKK又在经历鼎盛期的发展之后，一下子退到低谷。南北双方依然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状况之中。正因为北方的种族问题更具有“现代”社会问题的意味，因此，我们还是先跟踪尚未解决历史症结的南方的种族隔离，看看这个顽固的社会坚壁是如何被冲破的。

经过多年缓慢的发展，南方的黑人们，和生活在北方大城市的黑人们相比，状况当然完全不同。虽然“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并不是真正的平等。但是，正像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南方白人对于宪法的认同，对于这样一种“表面平等”的认同，意味着南方同意回到这个制度内，并且受其约束。相对于内战和战后的混乱时期，在南方这也是一种实质的进步。黑人尽管处在与白人隔离的状态下，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不受干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虽然这样的空间是有限的。黑人毕竟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和脚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活。

例如，美国在这些岁月里，开始逐步发展的公共教育，在“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下，政府就必须为黑人的孩子，也提供学校设施和公共教育的机会。所以，在南方种族隔离的状态下，黑人依然有自己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当然在种族隔离之下，这样的黑人学校达到的水平远低于白人学校，但是，有和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南方黑人也稳定地拥有了以教堂为核心的，属于自己的宗教团体。南方的黑人在经历奴隶制和漫长的种族隔离时期之后，终于积聚起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尽管是分离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南方回到这个制度中，接受平等的原则，哪怕是表面的接受，都为“实质平等”的实现，作了最初的铺垫。可以说，当南方接受一个“表面平等”的时候，“实质平等”就迟迟早早要出现了。

既然南方回到这个体制之中，那么，对于“实质平等”的推动，就必定还是以司法挑战的形式出现的。而第一次对于种族隔离的突破，正是在教育领域里。这留待我下一封信再给你聊吧。

等你的来信。

祝好！

林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