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调解的矛盾
卢兄：
谢谢你来信说喜欢罗德岛的故事。你说对费城会议上代表们对“民众”的讨论很有兴趣。是的，这个讨论几乎贯穿会议始终。
读着费城会议的辩论记录，你会发现，他们很自觉地在构筑世界上第一个大共和国，民众的长远利益，是最基本的出发点。读着他们的辩论，常常可以看到大段大段的、完全站在民众立场上的精彩“民主言论”。例如，在讨论立法机构“议会”的时候，有着典型国家主义观点的詹姆斯·威尔逊一边坚持要有一个强势政府，一边表示，这个政府的权力“直接来自一切权力的最终法源——人民”。他说：“政府不但应该拥有一般人民授予的权力，而且应该拥有一般人民的想法和愿望。国家的立法机构就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说，在现有的邦联体制下，大陆议会代表的是各州，而不是人民。未来共和国的体制完全不一样，它代表的是人民，因此，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一个真正的共和政府，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代表们必须和他们的选民看法一致，以人民的想法为想法，以人民的愿望为愿望……天下没有一种政府是绝对完美无缺的，若要成立一个共和政府，选举多少会有一些弊病，这是无法避免的。”
麦迪逊表示，立法机构里至少有一院，称为下议院或众议院，应该是人民直接选出来的，“这是自由政府体制里最明显不过的道理”。
这些话，在今天，我们已经听到千千万万个人在重复。可是，看着费城会议代表的言论，感觉却非常不一样。
当然，人人都会注意到两百多年的时间差距，可是，即使在那个时代，欧洲学者们也已经多次阐述过类似的思想。让我感觉特别的，是他们辩论的氛围。他们在表达的时候，立足点不是在证明自己的思维能力、显示自己立场的正确，而是在一个非常实际的社会管理问题面前，试图理清思路，现实感很强。那不是夸夸其谈，他们谈的是一个马上就要投入运作、必须具有操作性的“实体”。这是他们发言的背景。
因此，他们为每一条规则争得不可开交，他们是在强烈意识到“民智尚未完全开启”、“暴民政治可能形成”的前提之下，发表的“民主言论”。又是在清醒评论政府和民众双重危险性的前提下，坚持共和原则的。费城会议的言论氛围没有一点虚饰的成分，在发言维护民众利益的时候，在强烈批评过激民主的时候，他们都是自然的。读来的感觉，那是一个敬业的也十分职业化的工作状态。
所以，一方面，他们坚持那个时代政治家的概念，共和国的国会是主权所有者，是权力中心。他们同意国会两院里至少有一院直接由选民选举产生，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相信“社会人”有这样的能力，管理好自己。这时，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那么落后的乡土。在最早开发的马萨诸塞州，有些地方选州议员，还在用玉米粒、黄豆计数。约翰·亚当斯却说过，这有什么关系，民众要是愿意，用死鳕鱼计数也没关系。
可是另一方面，他们非常清楚，大量底层民众还在认为，“自由”就是可以无法无天了。
同一个约翰·亚当斯，1775年也曾在费城开会，那是十三州商定独立的大事，当时自由是他们心中的大旗。在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一个熟人，那人显然已经得到北美殖民地要宣布独立的消息，激动地感激着亚当斯，对起义备加赞赏，他说，你们可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从今往后，我们就可以再也不要什么法院了！这是很典型的民众对自由的理解，令原来兴致勃勃的亚当斯，如同被浇了一瓢冷水，情绪大受打击。
因此，那时的政治精英们也设想了和民众拉开距离的方式。和众议院平衡的另一头，就是国会的另一院参议院。
这是一个大国。虽然美国有过州的共和实践，可是，在他们之前，还不曾有过在美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分散的大国里实现共和制度的先例。麦迪逊曾得出自己的结论：幅员广袤的大国，也许更适合共和体制。他认为，正因为大，正因为辽阔，正因为分散，就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这些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互相制约，正是一个好的共和国政府存在的条件。参议院对众议院的平衡，也部分来自不同利益平衡的思路。
对于议会的设想，也有人提出基本维持“大陆议会”的现状。
威廉·帕特森
在后来的6月15日，新泽西州的威廉·帕特森曾在大会上长篇发言，提出一个整体新方案，就是“新泽西方案”。这个方案描绘的构想是这样的：权力主要在国家立法机构，立法机构由一院构成，实行一州一票的原则。这和现有的大陆议会相同。不同的是，成立一个由立法机构选出的行政委员会。各州州长的多数有权免除行政委员会的成员。由行政委员会任命一个最高法院，专事弹劾联邦政府官员，审理涉外案件和涉及赋税的争议。
对于议会，这是一个一院制方案。
参众两院平衡的构想，不是他们的创造。那又是来自英国的议会传统。英国国会实行两院制已经几百年了。当初北美各殖民地设立立法机构，也就仿照英国国会，除宾夕法尼亚外，采用的都是两院制。后来独立以后，体制依然在延续。领导独立的大陆议会，是在战前匆忙建立起来的政府，相对给人一种特别简陋的感觉，与其说是一院制，还不如说它就是各州派出代表的临时办事机构。因为“大陆议会”除了叫做“议会”的这“一院”，别的什么也没有。
两院制的逻辑是，下院是平民代表，容易短视和情绪化，而上院由比较冷静、智慧、有经验的精英组成，这样形成对下院的一种制约。尤其是在经历过谢思暴动之后，代表们更感觉到这种制约的必要。相比之下，新泽西方案漏洞比较多。
两院制尽管有立法权力的两部分相互制约的优点，但并不是所有代表都喜欢这样的设置。反对设置两院的代表，有两种不同的思路来源。
一种是州权主义者，他们真正反对的，是把一个如同办事机构一般简易的“大陆议会”，一下子扩大，做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他们不希望“国与国之间的松散联合”，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整体的美国”。他们担心州的主权受到伤害，认为未来国家还是应该“强州弱联盟”，主权在州。也就是希望费城会议只是把原来的邦联“办事机构”增强一些，但性质不变。
另一种是代表们中的民主激进者，如詹姆斯·威尔逊，他认为既然权力来源于人民，立法议会就应该完全像英国下议院一样，由民众代表组成，根本就不应该让少数精英、元老来制约人民的意愿，不管他们多么智慧，多么有经验。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违背民主原则了。
可是，这两头是少数。极端州权主义和激进民主观念，在费城会议上都不是主流，占主导的是保守的国家主义，他们的观点是我们既然联合了，就是一个真正的、叫做美国的国家，既要为它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也要对各种权力做出平衡和制约。通过对“弗吉尼亚方案”的辩论，大多数人赞同了两院互相制约的思路。他们赞同这个方案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是两院制在英国和各州实行的良好经验。
6月19日，全体委员会对“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两个方案的取舍进行了表决，结果新泽西方案被放弃了。
会议通过了第一院由民众普选产生的方案。对第二院则提出了四种方案：参院由众议院推选，由国家元首选派，由人民选举，或者由州议会派出。
当时考虑到美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土地和商业利益各有差异，不同地方的利益往往互相冲突。如果由民众直接选出，那么参、众两院就将一样，由人民中的多数派占主体。这样，民众少数的利益就会受到压制，不能平衡众议院中由民众多数利益占上风导致的压迫。所以，它的产生方式应该不同于众议院，最后，会议决定由各州立法议会派出。
要选举，就要讨论选举权，假如说政府权力的来源是人民，那么，“什么是人民”？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关于选举权的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有选举权的人是那些拥有自己的土地或财产的人。因为，他们认为权利和责任相联系，“有恒产者有恒心”，能够信任的，让他对国家政策、社会管理有投票权的，必须是有责任心的人。
因此，在当时美国的大多数的州宪法里，也都规定选民必须是拥有一定财产的人。例如，当时的纽约州州宪法规定至少拥有二十镑，马萨诸塞州则规定六十镑。对这一点，我常常看到人们误解，认为这样必定是一个富人在做决定的国家。其实不然。
举个例子吧，在1776年，《弗吉尼亚宪法》规定，成为选举人的条件是：精神健全，成年男子，持有四分之一英亩的城镇土地，或者持有二十五英亩的乡村土地。二十五英亩，一百五十中国亩呢！参选的还不都是地主啊？可是，看一下当时的美国历史背景，就会明白并非如此。例如，身为弗吉尼亚公民的华盛顿将军，在十七岁那年，做了一年的土地测量员，一年工资攒下的钱，就已经足以买下一个大片土地的牧场了。可见，对选民的所谓财产要求，远不是什么苛求。美国土地之易得，是当时吸引大批欧洲移民来美国的原因。
在制宪会议的一百年后，“无偿获得土地”仍然是美洲在欧洲最有力的广告。在十九世纪，佐治亚州仍然用摇大木桶抽签的方式，给居民分配大量土地。在西部开发地区里无偿土地分配的时间更长。前几年由两大明星主演的故事片《大地雄心》，生动地再现了美国历史上的真实情景——1889年4月22日那天，在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小镇举行的跑马占地。影片讲述的移民故事，几乎是每个移民艰辛经历的缩影。正因为有这样的艰辛垫底，最后那奔向土地的激情，才显得如此动人。影片在主人公获得土地的一瞬间结束，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此后将以怎样的热情为自己劳动，打出自己的粮食，盖个小屋，这就是他们的“美国梦”。在费城会议的代表们心中，这些辛勤的劳动者，就是美国的社会中坚，他们就是最理想的“人民”。直至今天，“辛勤劳动者”（hard working people），依然是一般美国人对人的最高评价之一。
当时的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大乡村，地多人少，大部分人务农为生，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未开发国家。在这里，垦殖受到鼓励，只要肯做，不愁无地。在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中，真正没有土地的是少数人。这是大多数美国平民令前来旅行的欧洲人感慨的原因：新大陆的人对生活充满自信。这也是人们多半不信任那些绝对无土地和无财产者的原因，因为得到土地太容易。他们依据经验认为：没有土地多半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标志，还是缓一缓再把他们引入政治吧。
电影《大地雄心》剧照
顺便向你提一下，那个时候的妇女，大多早早结婚生子。当时的人也很难想象，一个家庭主妇，会和丈夫有什么不同的“政治倾向”。所以，妇女没有选举权，在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联邦制政府究竟要不要像州宪法一样，对选举权做出财产规定呢？从制宪会议的讨论可以看到，他们只是想建立“负责任”的政府，而并不是想建立“富人政府”。因此，大会的最后决议，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由各州根据情况自行规定。他们预留这个空间，是预期到随着民众水平的提高，这些限制会被逐步取消。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在州一级，已经在逐步这样走，如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新罕布什尔州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取消选举权的财产条件了。
参众两院的产生方法和选举权定下来以后，大会终于开始涉及国会和州议会的关系。它的要害是，如果州议会的立法和国会的立法冲突，国会有没有对州议会立法的否决权。
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而同时又为民众大声疾呼的詹姆斯·威尔逊，是坚决主张国会否决权的。他说，联邦自由权对各州来说，就像公民自由权对个人一样。大自然里未开化的野蛮人，要组成社会，取得作为公民的自由，向文明迈进，他们就首先得放弃个人在自然界的自主权，把自主权力委托给社会。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这样，各州就还是自行其是，各有野心和猜忌，国家最终就还是支离破碎的。
就在这时，小州特拉华的代表起来说话了：如果国会有否决权，那就应该保证小州和大州平等地在国会里拥有同样的席位，否则，小州就太容易给吃掉了。
会议开始时暂时避开的大州和小州的矛盾，终于又一次浮出水面。特拉华和新泽西等小州表示，不管国会采用什么形式，他们绝不会同意国会采取人口比例代表制。如果非要这样定，特拉华州代表就将不得不退出会议。这个问题使会议又一次面临散伙。
僵局很难打开。你只要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去想，都是有理的。
这种矛盾无法化解的状态，是费城会议最微妙的时候。在这湿热的夏天，这些衣冠楚楚的绅士，一边不停地擦汗，一边倾听和辩论，在似乎没有出路的问题上找出路，坚持着，却没有散伙，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坚持有种种原因：华盛顿将军始终如一，天天准时出席，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力保持现场的气氛，是一个重要原因。八十一岁的富兰克林几次发言，劝诫代表，也在关键时刻起疏导和缓解的作用。会议的议事规则也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规则使得会议的走向有尽可能大的拐弯空间，尽可能避免毁灭性的“撞车”。但是，最终还必须有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指点了一条出路。
谢尔曼六十六岁了，属于代表们当中年纪比较大的智者型人物。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上，谢尔曼起的作用和他留给后世的名声很不相称。现在，人们很少还记得他、提到他。只是在康涅狄格州的西部边境上，还有一个小镇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他在当时的作用，就像华盛顿将军一样，几乎是不可替代的。罗杰·谢尔曼是唯一签署了建国时期所有重要文件的人：他签署了1774年北美殖民地表明反抗英国的宣言和决议案，同年还签署了抵制英国产品的联盟；他签署了1776年著名的《独立宣言》，是这个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起草《邦联条款》的委员会成员，签署了《邦联条款》。他参加了第一和第二届大陆议会，这两届议会组织了美国革命，发动了独立战争。
谢尔曼的出身背景和弗吉尼亚的政治精英有所不同。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农业小镇上，父亲拥有七十三英亩土地，是当时一个典型的北方农夫。他后来搬到相邻的康涅狄格州。从现代民主的观念来看，殖民时代的北方新英格兰各州，比如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要比南方殖民地更民主一些，英国王室让它们拥有更多的自治。这种传统可能和《五月花号公约》的历史背景有某种渊源。
罗杰·谢尔曼
谢尔曼年轻时做过各种工作，还在耶鲁大学开过餐馆和书店，后来成为律师、法官，直至升任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是他和其他政治精英不一样的是，他长期依靠担任公职的薪水来生活。这是因为，康涅狄格和其他大部分州不一样，在那里担任公职有报酬。他是那个时代十分罕见、历史上记载的唯一的全日制政治家。从他担任公职到七十二岁去世，一天也没有中断。
一个长期从事公共事务的人，必然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能够很好地控制和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懂得怎样引导旁人随他一起思考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可能的目标是什么，怎样让旁人和他一起达到这个目标。虽然他的一口北方话，在当时南方弗吉尼亚人占主导的美国政治精英圈子里，显得土头土脑。而且，他说起话来也不像弗吉尼亚人那样引经据典、文采飞扬。可他总是有很强的说服力。连托马斯·杰弗逊都很佩服他，说这老先生从没说过一句蠢话。在政界小圈子里，大家传诵着他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告诫从政的同僚：“如果你是少数，多多发表意见；如果你是多数，专心投票即可。”
很自然，这样务实的人必然是现实主义者，是注重经验的，而且是顽强的。他习惯于政治生活中的歧见纷纭，他也明白政治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互相说服；达成一致方为政治成果。他认为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政治也需要想象力。对他来说，政治冲突中的商讨、妥协让步，都是正常的。只有这样，才可能和平地达到一致。
对谢尔曼来说，正在讨论的问题是老问题了，早在1776年大陆议会讨论《邦联条款》的时候，代表们就已经为“比例代表制”还是“相等代表制”，争得不可开交。局面也是差不多，以大州小州分野，相持不下。当时，谢尔曼提出过这样的出路：代表人数按人口比例，但每个提案需通过两次，一次是以州为单位投票，多数州同意算通过，另一次是代表们个人投票，多数人同意方通过。这样，前面一次代表州，大小州相等；后面一次代表人民。不管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如何，它在1776年也显得太不平常，因为那时的人一心联合十三个殖民地揭竿起义，走向独立，要紧的是所有州的参加。很少有人有“闲情逸致”做这样的“制度设计”。
大陆议会最终采用的是一州一票制，随即匆匆走向独立战争，谁也没有对“谢尔曼方案”多加注意。现在回头看，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谢尔曼，在解决政治分歧时，提出的妥协案真是很富于想象力。
十一年过去了，大州小州在未来国会两院的代表制问题上相持不下、找不到出路时，谢尔曼又显示出他独特的政治智慧和技巧，他建议：作为第一院的众议院，按人口比例定席位；作为第二院的参议院，不论大州小州，每州一席。大家各让一步，路就可以走下去了。
康涅狄格州代表罗杰·谢尔曼提出的这个方案，史称“康涅狄格妥协案”。
康涅狄格是小州。所以，其实是小州开始让步。但是，大州对此不感兴趣。当然，大州首先是考虑未来的利益，可对于弗吉尼亚州的麦迪逊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逊来说，比例代表制不仅涉及大州的权益，更是权力归宿的原则问题。比例代表制表达的原则是，权力是来源于人民；而平等代表制则象征着，国家权力来源于州，是州转让给国家的。他们认为，坚持比例代表制，就是在坚持共和制的原则。所以，书生气十足的麦迪逊，坚持不要采用谢尔曼妥协案，坚持两院都采用比例代表制，并要求全体委员会表决。
美国十三个州，出席费城会议的只有十一个州。罗德岛拒绝出席，新罕布什尔州的代表由于旅费没有解决，尚未抵达。会场上，真正的大州只有三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那显然是少数，肯定要输，麦迪逊为什么要求表决呢？
原来，当时南方的三个蓄奴州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人口虽少，但地域广大，自认“人口前景”辉煌。相信未来会有大量移民迁入，可望迅速升格成为大州。同时，他们还担心北方小州们结成的联盟过于强大，会干涉南方的奴隶制。所以，干脆站在大州一边。麦迪逊算到三个大州和三个南方州联盟，就达到六票，可以成为会议上的多数。果然，全体委员会表决结果，他们以6∶5占多数。
这一结果是小州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们威胁说，如果大州一意孤行，小州就只能退出合众国。
之所以合众国的代表们在费城聚会，之所以坚持不散伙，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些各州的精英代表们坚信，这样的联合对各州民众都是有利的，这是一个互利的联合。这和今天的欧盟要联合的道理是一样的。
大州派或许更认为，小州在经济上难以独立生存，要依靠相邻大州的市场和运输线，特别是港口。比如特拉华州，在经济上紧密依靠宾夕法尼亚州，它除了和宾夕法尼亚州一起加入合众国，没有别的出路。因此，大州期待着小州为经济条件所迫，做出更大的让步。可是，也有几个小州在经济上完全可以独立。纽约州、罗德岛和康涅狄格都有自己的港口。再说，彻底的比例代表制即使在会议上被小州代表接受，他们回去也很难通过“人民批准”这一关。
分裂似乎已经形成。这时候，会议制定的全体委员会的形式，开始起作用：刚才的表决，只是“委员会”向“全体大会”提出的“建议案”，并不强制生效。即使是大会通过，根据会议规则，代表还可以改变主意，而不必提供任何理由。只要有异议，就可以重新表决，甚至反复表决。
规则上的回旋余地，起了巨大的作用。会议有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却没有硬性界限，也就不容易出现刚性断裂。他们遵从如游戏般的规定，同一班人马，一本正经地从“全体委员会”会议，又转入了“全体大会”的辩论。这时，新泽西州代表威廉·帕特森向大会要求休会。小州需要一点时间，商量对策。
当时的纽约州比较特殊，论人口它还是小州，它派出的主要代表却是比较激进的国家主义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和本州的代表意见不合，并不积极参与他们的会后活动。
小州联盟在北方，只有马里兰州和南方相连，处南北之间。有趣的是，大多数小州代表是国家主义者，倒并不主张保留太多的州的“主权”，而是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保护小州的权益。可是，如果这个国家政府是大州占压倒地位，大州说了算，小州岂不是希望落空。这样的国家政府对他们还有什么意义？
这和平民需要一个有管理的社会、要一个政府的道理是一样的，那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利益诉求。个人在人群中非常弱小，可能被强者吃掉。他因此需要一个社会保护层，有法律抵挡强人，有地方可以申诉，有政府力量的保护，如同在身上加一个保护性的外壳。因此，人的联合、政府组织自然形成。可假如政府非但不提供保护，反而迫害平民，老百姓难道是疯了会喜欢要一个如此“政府”？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小州代表的主要活动家，除了特拉华州的约翰·狄肯森，其余三位：新泽西州的帕特森、提出“康涅狄格妥协案”的谢尔曼和马里兰州的路德·马丁，都是小镇上成长起来的，都出身于农夫或者小店主家庭，是底层出来的平民政治家。而其他代表，尤其是大州的代表，则几乎都是出身于富有的地方士绅家庭，有着不同的心态。
经过一段搁置，也经过再三争辩之后，罗杰·谢尔曼再一次提出了他的妥协方案：第一院采用比例代表制，第二院采用相等代表制。
大州再次反对。
小州代表已经表明：他们能接受第一院采用比例代表制，同意退让一步。也就是说，一半的妥协已经达到了，但也表示，他们绝不会在第二院做出同样的让步。他们已经退到了底线。
同时，以马里兰州的路德·马丁为代表的州权主义者，也在大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出了最后的努力。对他们来说，州是各人的国家，主权属于州，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州。各国不论大小，主权一律平等。对他来说，人生而平等就体现在大州小州是平等的，只有州与州平等了，人与人才平等。尽管这些小州代表也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级政府，但是他们认为这一政府是主权在各州的联邦。想想今天的欧盟，也许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联邦主义者。
1787年6月底，费城会议辩论表决来回折腾，越过了一个又一个严重分歧，最后终于在立法国会第二院的代表制问题上相持不下，而且也无可回避了。看上去还是大州和南方的联盟占了多数，但是小州们已经明确表态，如果再要他们退让，就只能退出会场了。
制宪分裂在即。
这时候，平时由于年老体衰而很少即席发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要求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他似乎怀着伤感说，我们这几个星期的讨论，几乎每一件事情意见都不一样，只要有人提出什么，一定有人反对。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人类的理解力是多么有限。我们是多么缺乏政治智慧。我们在此寻找：我们回溯到古代历史中去寻找合适的共和国体制，它们各有缺陷，都不复存在；我们也在欧洲现有的国家体制中寻找，却没有一个能适合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大会就像在黑暗中摸索，想要找到政治上的真理。可是，即使真理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没有能力辨别，不知道真理是怎么来到的。
然后，富兰克林带大家回忆，当年决定对英开战的时候，那是多么令人惶恐的时刻。也是在这间会议厅里，大家祈求上帝保佑。富兰克林说：“我们的祷告，主席先生，上帝听到了。上帝仁慈地回答了我们的祈求。投身于这场斗争的我们所有人，一定都注意到至高的上帝在护卫着我们……主席先生，我已经活了很长时间，我活得越长，越相信这个真理：上帝掌管着人间的事务。”
他接着说：“我坚定地相信这一点，我还相信，没有上帝的赞同，我们此刻在从事的政治建设，结果不会比巴比伦塔的建设者好到哪儿去。我们将为了本地的私利而四分五裂，我们的计划将失败，我们将成为后世的笑柄和耻辱。更糟糕的是，从我们这不幸的先例开始，人类将绝望，将不再试图用人的智慧来建立政府，而把政府的建立交给机缘、战争和征服。”
他再次提议，请一位牧师来，每天早晨带领与会代表祷告，祈求上帝保佑和祝福。富兰克林想唤醒代表们的谦卑之心，以此避免会议的瓦解。富兰克林提议后，希望妥协的罗杰·谢尔曼立即附议赞成，但是汉密尔顿和其他几位代表担心，请牧师带领祈祷，会让外界猜测会议的分裂，民众的不安将使得会议更加困难。而威尔逊再次指出，会议没有这笔经费。
眼看就要表决了，小州代表们破釜沉舟，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大州把比例代表制强加给第二院，他们就只能退出会议，小州就随之退出合众国。
这也是合众国即将面临分裂瓦解的一刻。
接下来，似乎在回应着富兰克林对上帝的呼唤，发生了几件很巧合的小事，却间接地影响了重大的结局。
今天晚了，下次再给你写吧。
祝好！
林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