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一百年前的故事

提起新闻业，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普利策其人。想起普利策的故事，我总是会有一些和新闻业相关的七七八八的感想。

一

普利策是一个典型的新闻人，或者说是一个天生的冒险者。很多风险投资者都具备他这样的性格。我相信这样的人从精神构造上就和常人不一样。他们天生的就在内心涌动着超常的冒险欲望、异乎寻常地追求一个奇异人生。普利策也是如此，他从小就像一只飞蛾，渴望扑向一团炽烈光亮，哪怕明知这光亮就是一团火，一头撞上去就会瞬间焚毁，他也会死活不顾地一定要撞上去。

这可不是什么文学比喻，这是普利策人生出场一开始就亮出来的选择。虽然青春期的少年或多或少会有类似冲动，所谓不管“干什么”，总要“干点什么”。所以，顺便说句题外话，这也是判断一个政治家是否正派的标准：正派的政治家会坚决始终面对成年人说话。而不正派的政治家煽动民众时往往会先从青春期的孩子入手。普利策1847年出生在匈牙利，他和正常的青春期孩子还是不同，少年普利策早早独立。而且刚一独立，他就在固执地寻找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至于这仗为什么要打、打的是谁，他根本不在乎。

于是，普利策先是要求加入奥地利军队，后来又要求加入即将开赴墨西哥战场的法军，然后渡海要求参加英军，以便前往英国殖民地印度。可是，这些军队都一一拒绝了这个送上门来的“炮灰”——他太不像一块当兵的料了。少年普利策身高一米九，却瘦弱得像根竹竿，还是个近视眼。

终于到了1863年，适逢美国南北战争进行到最尴尬的时刻。战争的规模、伤亡和拖延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林肯总统的预期和民众能够忍耐的程度，联邦一方的北军一向采用的志愿募兵已经行不通，初试抽签征兵，就在纽约引起大暴乱。于是联邦政府转而向欧洲高价招收雇佣兵。一批寻找雇佣兵的二道贩子，被抽成的利益吸引应运而生。他们立即扑向欧洲，在大街小巷乱串，猎取任何一个愿意步上遥远的美国战场的对象。1864年底，一个美国兵贩子和十七岁的普利策相遇，双方一拍即合。

聪明过人的普利策，在旅途中就摸清了来龙去脉。在接近美国的时候，他跳入冰冷的海水，抢在兵贩子之前赶到纽约，领走了那笔可观的雇佣兵费用。幸而这个几近疯狂的少年，没有就此战死在这场对他来说毫不相干的战争中。不到一年，战争结束，在这块完全陌生的新大陆上，谋个饭碗成为普利策的当务之急。真巧，不甘平庸的普利策遇到新闻界。他先进入德语的侨民报纸，随着英语长进，又逐步转到英语报纸。这真是天赐良机，那是和平时期他能够找到的最具刺激性的行当了。

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新闻界是另一个厮杀声不断的战场，大量具有普利策性格的人投身其中。他们要在激烈竞争中，找出最具刺激性的轰动新闻——这不单是商业利益和报纸的销量在驱动，还因为这就是这个行业本身的职业属性。记者们一个个跟侦探一样在刺探和抢夺新闻，大报主编们水平的高低，是天天随着报纸的出版而揭晓的，新闻界很自然地就集合起一批中流砥柱。普利策是从一线记者干起的。他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是个拉也拉不住的工作狂。

普利策加入这一行正是时候，那时美国新闻业在蓬蓬勃勃发展，却还没有规范。因此，读他的故事也真像是在读一部美国新闻史。

新闻业不是人们刻意制造出来的，它来自人对本能需求的满足。它像一颗埋在非常适合生长的土壤里的种子，一旦发芽，就会迅速生长起来。人们组成社会，自然要了解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报纸在英语里就叫“新闻纸”，是完全鲜活、真实的社会动态。报纸一旦不能反映社会真实，一旦被外力扭曲，它就失去生命和灵魂了。

美国报纸一开始是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这种倾向倒还不是来自政府的控制，而是来自竞争中的两党政治的需要。最初的美国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而报纸也因印刷技术上的原因，价格奇贵，无法普及，活像是精英们的论坛。随着印刷技术的突破，报纸从精英层走向大众。南北战争中，人们对战争新闻的需求，也对新闻业猛推了一把。很快，新闻独成一业，红红火火，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市井小民，谁也离不开报纸了。普利策恰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进去。

随着政治党派的自然产生，报纸也跟着有了强烈的党派性，有此党的声音，也有彼党的声音，吵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党派的新闻还只肯给自己一派的报纸。瘦弱的普利策做记者却是拼命三郎，虽然是共和党报纸的记者，他却什么新闻都积极争取。有一次，他破门而入，竟把阻挡他进入民主党会场的看门人打翻在地，成功写出了民主党秘密会议的新闻报道。

假如说，美国这块土地是一群天使居住的地方，那么它的故事带来的经验就一文不值。两百多年来，这里是一个“联合国”。世界各地有各种问题的人，在这里聚到了一起。当时移民来美国的人，多半在家乡的状态和少年普利策一样潦倒，不少人的性格是和普利策一样敢于闯荡甚至铤而走险。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有普利策的好运气，可是在兜里没钱，却都要吃饭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因此，假如说美国历史上的大城市，曾是一个犯罪率高、黑帮盛行、盗贼满地、骗子投机无处不在的地方，实在是一点也不叫人奇怪。移民们把世界各地的黑暗，都扯下一片，随身带了来。而警察体系的成长速度，常常跟不上天天在港口一大船一大船下来的移民增长速度。

社会的黑暗面，也自然会进入政治上层。幸而，依据宪法美国始终保障了自然发展的新闻界。当时，一个好记者的招牌首先是正直、反腐败。所以冲锋陷阵工作、生死不顾的一流记者普利策很快出名。更稀奇的是，年方二十一岁的普利策竟然因此当选为密苏里州参议员。大概只有美国这样人人都是移民、不讲资历的国家，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1870年1月上任的时候，他离法定的参议员年龄还差了整整四岁。他自己当然心里有数，可是仍一声不吭，走进议会大厅就在里面坐下来。居然也没有人提起他的“非法年龄”。

普利策

记者和议员的双重身份，更使普利策始终站在揭露反对腐败行为的最前端。在那个年代的美国，说新闻业是个战场，一点不算是夸大。精神病院的黑幕、政党和财团的金钱交易、保险公司的欺诈、警方的残忍行为等等，无一不在报纸的揭露和抨击之中。有一次，普利策揭露了一个承包商的黑幕，那个像拳击运动员一样身材的承包商，当众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论打架，细长身材的普利策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据说，在激怒之中，他回去提了一把枪来，半路告诉别人说：“要出新闻了！”最后，他们先是扭成一团，后来又有枪响，双方都受了伤。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的说辞不同，谁也搞不清楚。幸好没有出人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此后人人知道，普利策走到哪里，口袋里都会揣着一把枪。

新闻业站在揭露腐败的前沿，其实并不需要做任何刻意安排，不需要报社老板做动员，因为那应该是新闻业的本性。只要不加以干扰，新闻业自然就是这个样子。普利策那种把新闻当作生命，甚至有些夸大的战斗性，都是优秀记者的基本特点。只要任其自然发展，这个行当就会自然地聚集起这样一批人来，以暴露社会阴暗面、发掘腐蚀社会的违法行为为目标。因为在这里面，优秀的新闻人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感，也因为他们知道读者在那里等着，这是他们存在的意义。人们常常把记者叫做无冕之王。因为唯有记者六亲不认，天底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他们在负责追踪的“新闻”。区区平民，只要当上记者，皇上也在他的监察之下。

美国新闻业的自由经济特性，给普利策这样出类拔萃的新闻人，提供了可观的发展机会。为了留住报纸的灵魂人物，他工作的《邮报》老板，决定给年方二十五岁的普利策以报纸的一部分股权，这使得普利策很快成为一个富人。他后来卖掉自己的股份，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买下了自己的报纸。

二

1878年，普利策的手里掌握了一份他自己的报纸。一开始，他对新闻业就颇有自己的反省。在报纸党派性还很强的时代，他提出自己的报纸要“为民众服务，不为任何政党牟利”，报纸“不是政府的支持者，而是批评者”。身为共和党人，他宣称自己的报纸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要“说出事实”、“要摒弃民众偏见和党派偏见”。

这让我想起后来的《华盛顿邮报》创办人尤金·梅耶，他在买下自己的报纸的时候，也发表了他经过反省后确立的办报原则：

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报纸要如绅士一样正派；

报纸要对读者和普通民众负责，而不是对报社老板的私利负责；为了公众利益，报社要准备为坚持真实报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报纸将不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在报道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的时候，要公平、自由和健全。

这番原则的公布是在1935年3月5日，表明尤金·梅耶要走独立、中性的道路。可是直到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还在怀疑，尤金·梅耶本人是一个具有强烈党派倾向的共和党人，怎么可能办出一份独立的报纸来。可见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报纸的党派性还是很普遍的。而普利策提出类似原则，是在尤金·梅耶的整整五十七年前。

新闻业的社会监督功能，使它似乎顶着一个金色冠冕，让人觉得它就是领受了神圣使命来到人间，就是一个天然正确的社会角色。可是，身在“此山中”的普利策，深知并不那么简单。新闻业也是一个由人组成、由人在运作的系统。它也在聚集和反映出人的弱点。

不单单像普利策这样的新闻从业者是有弱点的，也不单商业运作会对这些弱点推波助澜。就本质上来说，新闻业本身就是建立在人的弱点上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老话，叫做“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人都有好奇、猎奇的心理，人的创造性就来源于此。可是，当这种好奇心失去分寸、大众心理集合膨胀，也会带来令人吃惊的负面后果。

人最难了解和面对的，大概就是自己了。任何一个新闻人都知道，越是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这样的灾难，也就具有越大的“新闻性”。然而，“新闻轰炸”几天之后，人们的心理会迅速疲劳，再连续报道，民众就不会再感兴趣。因为它不再是“具有新闻性”的“新闻”。面对悲惨的事件，人们确实具备、也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同情心和关怀他人的意愿，可是人们往往不愿意面对的是：每个人的良知都有局限。人有优点和弱点，善和恶，那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新闻业是传达善恶兼备之人性的最典型的地方。假如没有这点认识，新闻业很难有彻底的反省。

新闻从业人员很容易失去必要的界限，在狂热事业心的驱动下，他们可能过度利用大众心理中的弱点，使得新闻业的弱点和大众的弱点叠加起来，令新闻业走向歧途。走过头的报纸，就叫作一张“不负责任”的报纸。而什么是报纸的社会责任，以什么方式具体履行它的社会责任，这是整个新闻界在发展中逐渐反省的问题。普利策、尤金·梅耶式的思考，正是美国新闻界的良知，在商业大潮中的逐步觉醒。

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市场在推动，政治风云漫卷，与同行对手又在激烈竞争。尽管普利策开始思考报纸的责任，许多问题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他的报纸此后还是曾被政党利用，成为他们的喉舌。虽然在事后，他痛悔不已。

在普利策的时代，报界的商业竞争也都出现过抄新闻和伪造新闻的小动作。探得一条重要新闻，要花大力气，还要花钱。尤其当时的交通通讯还很不发达，要报道国际新闻，实在很吃力。而“制造新闻”却很难查证。普利策的《快邮报》新闻曾经常被其他报纸抄袭，弄得他很恼火，结果他设了一个圈套，刊登了一个阿富汗反英暴动的所谓电报新闻稿。经常抄袭他们的《圣路易斯星报》也发表同样文章。普利策马上发表声明，这是自己故意伪造、用来打击抄袭者的假新闻。《星报》名誉严重受损，不久就倒闭了。

可是普利策自己的报纸也不能免俗。1895年，普利策当时已经成为报业巨头，他手下的《世界报》和另一个报业巨头赫斯特的《日报》，进入白热化竞争，双方的编辑简直像肉搏一样拼上了。这时，双方都有抄袭对方的情况。结果，《日报》抢先设计了一个圈套，刊登了一篇完全虚假的伪造报道，情节特别感人。这样的游戏其实很危险，假如对方并不上钩，还可能揭露你伪造新闻。但普利策的编辑果然上当，改头换面剽窃了这个新闻故事，还捏造了自己为开发古巴新闻派出的专船。紧张地等候着鱼儿上钩的《日报》报社里，编辑们一片欢声雷动，马上公开他们的假新闻计策，猛烈攻击《世界报》的诚信。普利策只好自吞苦果。最令人气结的是，《日报》编辑在伪造的时候，还有意把新闻故事主角的名字起作“我们剽窃新闻”这句话的谐音。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普利策和赫斯特竞争的高潮，也是美国报业发展的高潮。当美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之间形势紧张，这两家大报几乎是身不由己地、为了报纸的“新闻效果”而开始煽动民众。这时，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在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哈瓦那港口爆炸。竞争中的普利策和赫斯特，为了比赛新闻的“耸动”，在报上推出种种煽动性的猜测，甚至两个报纸都发表了伪造的“缅因号”舰长给海军部长的电报，称爆炸“并非事故”。双方的报纸发行量都因此猛升和暴涨。美国民众果然被激怒，民众的情绪又反过来推动报纸甚至推动国会宣战。

我想，普利策和他的手下编辑并非战争狂人，可是他们曾是新闻狂人。这个行业竞争激烈，还挑战着体力、智力、快速反应能力、判断力等等，这是具有拼杀刺激的行业。美国新闻业很自然就集合起一批如普利策这样能力超强、在精神状态上热情过度、正义感过强，甚至精神处于临界状态的人。他们在推动着新闻巨轮，巨轮也在推动着他们，越滚越快。到了一定的地步，他们已经完全身不由己。他们既主动地穷追猛打社会的黑暗腐败，也被动地被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推动而飞速旋转。他们为正义奋不顾身，而虚荣和幻觉有时又把他们推向非正义。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分辨不清：当他们开始怀疑自己，他们也一定在竭力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只是在百分百地维护职业荣誉。人性的两面，都被这个特殊的行业，骤然放大了。

疯狂的天性，巨大的压力、佐以自身矛盾的冲突，足以令人错乱。最典型的是普利策的《世界晚报》的执行主编，他深深陷入自己炒起来的新闻界战争热潮，不能自拔。一天傍晚，报纸已经送去印刷厂，他突然冲上楼大喊，战争！战争！我们必须出一份号外！接下来，他颇为冷静地交代了号外的安排，巨大的“战争”二字横跨了整个头版。事后，同事们才发现他已经精神失常，再赶紧派人冲到街头，从报贩手里赶紧抢回那些“战争宣言”。

普利策手下的主编、编辑和一线记者们，可以数出一大把是以程度不同的精神失常甚至自杀结束职业生涯的，包括他的也成为报业名人的弟弟。十九世纪后期美国新闻界的急剧发展和膨胀，其速度足以冲昏任何正常的头脑。何况当时选择加入这个行当的人，多少有着异乎常人的激情。

普利策在三十九岁就爆发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他的眼睛此后逐步失明。普利策变得无法接受噪音。哪怕是轻微的、常人根本感觉不到的声音，他也完全不能忍受。

难以否认的是，那一片混乱，却是新闻界自然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片混乱之中，仍然有头脑清醒的新闻人。当时的《晚邮报》主编古德金，严厉谴责普利策和赫斯特都在“严重歪曲事实，蓄意捏造故事，煽动民众”。《世界报》的疯狂，维持了四个月。四个月后普利策清醒过来。可是，已经晚了。如古德金所预言的那样，这两大报纸在美西战争中的表现，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无耻的行为”被记录下来。

三

三十九岁以后的普利策，有二十二年是在远距离控制他的《世界报》。有很多年，他只能住在一艘隔音包裹严密的游艇上，漂荡在海上，以远离尘世无时不在的噪音，眼前一片黑暗。他的精神状态是不稳定的，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巨富。他的财富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他能够有能力支付和保障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状态，以高薪聘用最好的秘书班子。他对轻微的噪音都不能忍受，却很喜欢听音乐。于是，永远有人在随时准备为他演奏。他依然思维敏捷、有一副最佳新闻老板的头脑。《世界报》由他的主编们在具体运作，他只顾掌控大方向。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的秘书给他读新闻：他的报纸的新闻、别的报纸的新闻。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战场”。他没有生活，他只有报纸。

普利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他真诚地出于正义感、出于对穷人的同情，猛烈地抨击富人的奢侈生活。可是，报纸的商业运作，也很早就使普利策成了一个极富裕的报界大亨。从本质上，他其实和许多的富人一样，在做着善事，也在过着奢侈的生活，也经常挥霍无度。他通过自己报纸的运作，在为社会寻求公义，关心着那些他所不认识的社会大众们，却常常并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对手下的人经常粗暴无礼。社会批判和社会关怀，变得悲壮和抽象，成为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崇高理想”，而不完全是人性善良的自然延伸。矛盾本身体现着真实的人性和人生。假如诚实地面对自己，几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如此。人们只是更愿意表现、甚至夸张地展示自己的某一面，而不由自主地在忽略回避自己人性中的另一面罢了。所谓人性，不论善恶，只是人的属性，本不为奇。

新闻业恰是一个最典型地表达人性矛盾与冲突的行业。它在凸显伸张社会正义的同时，并不能自然避免它的种种缺陷。它的虚荣和夸张、它过度的猎奇、它受大众弱点的操纵。这就是新闻业的个性。看待新闻业，就像看待人一样。你不能企求人成为天使，你也不能期待把新闻业彻底改造成为温文尔雅的天使行业。事实证明，任何一个社会试图扼杀新闻业先天的追猎本性，都是危险的，都会因此失去了社会自然产生和发展出来的自净功能。

在普利策接受《世界报》七年半的时候，搬进纽约新的报社大楼。《世界报》当时骄傲地在报上列举了他们的成就，其中包括：揭露了精神病院的黑幕使之得到改进；促使改善了宾夕法尼亚州矿工的工作条件；促使纽约州不再按照一项中世纪法律而关押欠债者；揭露一名共和党参议员操纵总统竞选；击败了大公司老板提出的取消星期六休息半天的法律提案；揭露希尔顿将慈善院改建为大旅馆的过程；揭露贝尔通信公司的欺诈；迫使纽约市敲诈勒索的典狱长被解雇；揭露阻止了路易斯安那州一家彩票公司一千万美元的欺诈；使得一个只被富人使用的花园向公众开放；赞助和组织读者捐款，设立为穷人服务的免费医疗所，等等。普利策提出对婴儿牛奶品质严格管理、促进牛奶达到穷人也能接受的低价，在他努力了二十年后，美国才意识到这是政府的责任，才成立了食品药物管理局。普利策经营他的《世界报》长达二十八年，这样的努力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普利策作为一个杰出的新闻人，他和他的报纸，始终在揭露社会阴暗、政府黑幕，在奸商、政府官员、政府公职人员的劣迹后面紧追不舍。自己却不但安然无恙，还在迅速发展壮大。1908年，普利策已经六十一岁，他的主编怀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政府在操作巴拿马运河开发的时候，有贪渎行为，于是在报纸上提出质疑。结果，尽管《世界报》的这一行动，普利策事先并不知情，但他本人和他手下的总编和一名编辑，还是被盛怒之下的罗斯福总统起诉诽谤罪，告上法庭。由于这个案子，开始了整个新闻界对巴拿马运河操作的调查，种种疑点在暴露出来。

这项起诉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罗斯福总统下台，新上任的总统塔夫特仍然坚持继续这一起诉。在《世界报》主编发出这一质疑的时候，手头只有蛛丝马迹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当时普利策和他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最后法院是否会判他有罪。这时的普利策，已经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家相信，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只要是一进监狱，他毫无疑问会马上死去。普利策内心其实也很紧张，可是，循着他的办报理念，他又坚持要求他的《世界报》继续对当任的塔夫特总统的政府作出犀利的批评。

这个案子最后成为整个美国新闻界与政府的对抗。因为对新闻界来说，假如一张报纸批评政府，政府就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起诉报纸，如果定了“诽谤罪”的话，报纸以后还怎么生存？最后法院宣判普利策无罪。普利策松了一口气，总算他不必死在大牢里了。可是，他高兴没有多久，就有消息传来，刚刚在非洲打猎杀了狮子的西奥多·罗斯福，卷土重来。罗斯福咽不下这口气，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11年的新年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决，驳回了西奥多·罗斯福的上诉，这场官司终于落下帷幕。

普利策自己并不满意。他认为，由于关键文件被销毁，巴拿马运河操作一案的内幕最终没有完全揭开。普利策认为，假如案情揭开，还能够证明自己的报纸报道属实，根本不存在诽谤问题。可是，对整个美国新闻界来说，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认为不论报道是否属实，罗斯福起诉的依据的基本推测就是错的，就是说，不能认为这样质疑的报道，就是“损害了美国的尊严”。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这个案子对新闻界的意义尤为重要。

十个月后，六十四岁的普利策去世了，茫茫大海上，他孤独的游艇缓缓降下半旗。

四

普利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新闻业是有反省的，他或许是从自己的负面教训中意识到，没有自我反省意识的新闻业也是危险的。远在他去世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建议美国成立一所新闻学院。1904年5月，普利策在为《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我们的共和国将与媒体共存亡。维护社会公德，需要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以及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否则，民众、政府会变得虚伪而可笑。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或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

普利策在遗嘱中，将两百万美元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用以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其中五十万设立今天闻名世界的普利策新闻奖。普利策说，他认为新闻业应该进步和得到提高，他说：“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一个因其对人民心灵和道德产生影响的、无比重要的职业。我希望能够协助吸引正直能干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同时也帮助那些已经从业的人们，让他们能得到最高水准的道德和智力培训。”在普利策眼中，新闻业是一个需要不断认真研究的学问，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反省的严肃行业。

从传播本身来说，在普利策的时代，还没有经过卫星瞬间传送的广播电视这样强有力的媒体。从社会环境来说，也没有今天这样的局势。今天的媒体假如要煽动民众的话，具有岂止当年的普利策们千百倍的调动力。新闻正在日日面临新的课题。

今天的美国民众在更多依靠一个自由开放的新闻系统，来抵御媒体可能的煽动。他们尽量从不同来源获取信息，以判断新闻报道的真伪，而成熟的行业竞争和淘汰，是新闻业质量的保证。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报纸，都是一个独立的分支，它们相互之间达到一个制约和平衡。来自外部的监督，不是政府而是读者。读者每人手里有一份选择的权利，假如你的报纸消息经常是虚假的，民众就弃你而去，买别人的报纸去了。

1917年，普利策新闻奖第一次颁发。也就在那一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这个新国家由种种理想化的观念出发，试图由国家力量改造新闻出版业，只有被认为是“好的思想、好的言论、好的新闻”才发表。从实践来看，这样的新闻业却是死气沉沉，失去了新闻出版业的灵魂。而社会也失去一个最重要的监督。新闻业被强势操纵，也就同时放大了它可能的煽动能力。新闻业有它天生的弱点，假如由强力来掌控的话，其结果只能是两种弱点的叠加。

写到这里，我惊讶地发现，今天恰好是普利策去世的日子。他在1911年10月29日去世，那是整整九十四年之前。他的经验教训已经是一百年前的故事了。

承认人有弱点，而且承认人的弱点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立论起点，给西方文化对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也把个人和社会，放在一个不断反省的氛围中。新闻业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普利策以自己磕磕绊绊的新闻生涯，在提醒人们这个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