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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才子必读书 - 金圣叹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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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艺出版

前言

本书原名为《天下才子必读书》，其刻成年代应早于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我们所见到的最早刊本是康熙丁巳年（康熙十六年）灵兰堂所刻，名为《增补天下才子必读书》（金圣叹先生评选），收有金圣叹批《左传》、《国语》、《战国策》、秦文、西汉文、东汉文、晋文、唐文、宋文等15卷。又有康熙甲子年（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名为《评注才子古文》，凡26卷。而流行较广的则有国学进化社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的校印本及稍后有正书局的排印本，前者为15卷，后者为16卷。上述两个印本，书名均为《天下才子必读书》。1936年上海中央书店印行时，曾易名为《圣叹选批古文必读》，为16卷。此次出版，承朱东润教授定为今名。

本书原选批者金圣叹（公元1608—1661年），明末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吴县）人。原名采，字若采。明亡入清以后，改名人瑞，又名喟，字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以提倡通俗文学、批点《水浒传》《西厢记》而闻名于世。如同他所批点的《水浒传》、《西厢记》一样，这个古文选本，也是他所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国散文的发展，源远流长，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曾出现过众多的优秀的散文篇章。先秦有以《孟子》、《庄子》等为代表的诸子散文和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历史散文；秦代及两汉时期，有以李斯、贾谊、《史记》、《汉书》为代表的政论散文或史传散文专著；唐宋时期出现的以“八大家”为代表的广大古文家所创造的新体古文，更是把我国散文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在骈文渐兴的魏晋时期，散文创作，也不乏名篇佳构。这些优秀的散文篇章，是历代作家在艺术园地辛勤劳动的产物。它们记述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情景，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人民的思想、情感、愿望，讴歌了

真、善、美，鞭笞了假、丑、恶。至今读来，仍能给我们以思想上的启迪，给我们以艺术美的享受。特别是古代散文大师的杰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卓越技巧，至今仍使我们叹为观止，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梳理、总结、继承。

由于散文和诗歌一样，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学的正宗，作品数量极多，卷帙浩繁，一个人即使穷毕生之精力，也往往难以搜集齐全和一一卒读，因而适应一般读者学习需要的各种选本也就应运而生了。当然，各种选本，又很自然地会体现出不同的选编者各自的政治观点、文艺思想、美学趣味以及具体的论文、选文标准。金圣叹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在他以前，明代较有影响的散文选本，除已佚的朱右的《八先生文集》以外，尚有唐顺之的《文编》和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以及明末陈仁锡的《古文奇赏》等。在金圣叹以后，稍迟出现的清代著名选本有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它在所选篇目、选文字句的删削以及评语等方面，都受到了金圣叹选批本的明显影响）。和这些选本相比较，金圣叹选批的《天下才子必读书》自有着它自己的特色。

一、从选文的数量来看，做到了繁简适中。《唐宋八大家文钞》为164卷，《古文奇赏》正续集共125卷，金圣叹选批的《天下才子必读书》（16卷）仅为它们的十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这样的分量，对于一般读者是较为合适的。同时本书所选先秦、秦汉文共239篇，三国、魏晋、唐宋文共113篇，合计为352篇。而《古文观止》（成书于康熙年间）则只收先秦、秦汉文102篇，三国、魏晋、唐宋文102篇，外加明文18篇，合计为222篇。两相比较，其篇幅容量比《古文观止》多三分之一，从而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散文名篇以供阅读欣赏。而且，其中不少作品是在文学发展史上产生过影响而又为解放后诸家选本所不载者。

二、从选文的范围来看，做到了选录重点作家的作品与选录一般作家的作品相结合。在名家、名著之中，金圣叹侧重于选录《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贾谊、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作品。例如《左传》共选48篇（节）、《战国策》共选37篇（节）、韩愈文共选30篇、柳宗元文共选17篇、欧阳修文共选18篇、苏轼文共选19篇等。此外，金圣叹还选录了不少在今天来说知名度并不高的作家（如汉代的尉佗、萧望之、朱浮，晋代的王濬、庾亮、羊祜等）的作品。以萧望之而论，一般读者也许只知道他是西汉宣帝、元帝时的一位大臣，是位政治家；殊不知他的散文也写得极好，书中所选《谏入粟赎罪疏》即为一例。这是一篇文辞简洁、说理透彻，以反对在法律面前贫者、富者不平等现象为论述中心的名文，它产生的影响和现实意义是决不会局限于有汉一代的。以王濬而论，人们固然知道他是西晋的著名将领，也还知道刘禹锡提到他的诗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塞山怀古》）但是，对于他的雄辩和文才，实在只有读了书中所选的《自理表》，才能有所体会、了解。据此，我们不难知道，学习本书入选的作品，对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古代一些历史人物，深入地研究古代散文的发展，都是有所裨益的。

三、从选文的批语来看，大都能做到要言不烦，得其要领，给人启迪。赵景深先生说：“金圣叹作为一个大文学家，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不少名著独有会心，能发前人所未发或所不敢发。”（《金圣叹全集·序言》）这虽主要是为金圣叹批点的小说、戏曲而发，但也未尝不包括金批散文在内。金圣叹在本书各篇的批语中，或指出文章的题旨，或指出其行文结构、佳字妙句，或指出其渊源所自（即受前人文章的影响），或指出文章风格与作家性格、气质的关系等，其中不乏一名文学家兼批评家的真知灼见，读者据此进而以学选文，无疑可以得到启示，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

本书除了作为散文选本以外，也还可以作为金圣叹的文艺思想资料来看。金圣叹关于小说、戏曲中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如何运用个性化的语言等理论，近年来已为许多人所熟知。而金圣叹关于诗歌、散文的理论，迄今为止，似乎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已经印行的金圣叹选批杜诗、唐诗专集以及本书的出版，将可以为一般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金圣叹的文艺思想，提供一些原始材料。例如，在本书的批语中，金圣叹曾指出为文要主理，“一篇奇妙文字，却是一片平实道理。故先贤每教人，未提笔作文字，必须先将道理讲得烂熟于胸中。盖道理为文字之准衡，而平实乃奇妙之祖炁也。”（见《穆子不受鼓降》当然，对“理”的理解，会因人而异。联系金圣叹的哲学、政治思想来看，他所谓的“理”，决不是宋、明时期盛行的理学家的理，而是包含了忧国忧民、反对暴虐政治、尊重人才等进步思想在内的理。金圣叹还指出要以“真实”作为散文艺术的最高标准，他说：“文字只要从一片心地流出，便正看、侧看、横看、竖看，具有无数种种美妙，任凭后来何等才人，含毫沉思，直是临基一笔不得也。”（见《赐尉佗书》）“欲作缠绵帖肉之文，须千遍烂读此文。非贵其文辞，贵其心地也。此文，只是一片心地。”（见《子产论伊何》）金圣叹还指出，论文要顾及它的创作方法。他说：“忽然端策而请，忽为释策而谢，正如空中云舒云卷，文人从无生有，自来如此矣。痴人便谓屈平真正曾往问卜。”（见《屈原卜居》）当然，《卜居》是否屈原所作、是否可以当作散文来看，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金圣叹注意到了作家在不同的文章中运用的创作方法可以是不相同的，文章既可记实，也允许虚构、想象，论文也应顾及两个方面，这种见解是较为通达、合理的。金圣叹还注意以比较的方法来论文。这种比较又有纵向和横向的区分。如他在评论宋代欧阳修《五代史一行传序》时，就将它与汉代司马迁的《伯夷列传》作了比较；而在分析唐代柳宗元《上李夷简相公书》、《祭十郎文》时，又将它们和同时代的韩愈的《应科目时与人书》、《祭十二郎文》作比较等等。这样比孤立、静止地去进行分析，其结论自然要透辟、精微得多。以上不过是略举数端，金圣叹的文艺思想和散文理论，还体现在大量的批语（总批、夹批）中，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总结和探讨。

本书以有正书局民国初年刊本《天下才子必读书》为底本。其中选入的文章，均据有关原书的善本或通行本一一作了校勘。如先秦文、秦汉文，即以杨伯峻先生编著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的《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战国策》、中华书局1959出版的《史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汉书》和1965年出版的《后汉书》等为主要校本；汉以后文至宋文，亦择较好的本子（如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明成化本《东坡七集》等）为主要校本。选文文字，除依据主要校本以外，有时也参照他本予以校勘，择善而从。由于金圣叹的这个选批本还不曾有标点和注释，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更好地理解选文，我们尝试着进行了这两方面的工作。关于本书的校点、注释、编排方面，需作说明的有如下几点：（！）为了节省篇幅，除个别地方外，一般均未写出校记。（2）文章的排列顺序，一依原本，仅在个别地方作了调整；个别篇名作了改动，如《伶官传论》，改成现在通行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个别词语也作了改动，如金圣叹原本中的“后汉文”，指的是三国时期的文章，所以我们将它改成了“三国文”。（3）文章的总批，我们将它列于题目之下，正文以前，一律以五号正体字排出。文内夹批，一律加上括号，用五号仿宋字排出。

本书承著名学者朱东润教授生前亲为定名，并作题签；在校点、注释的过程中，曾得到安徽文艺出版社、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大学图书馆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注释时，曾参考过一些同志的著作，恕未一一标明。谨此一并致以谢意。由于本书是首次标点、注释，加以面于点注者的水平，难免有错误、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俟再版时修订。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七月十三日，著名的文艺理论大师金圣叹因哭庙案被清统治者杀害于南京，年仅53岁。今年是圣叹遇难341周年，谨借此书再版的机会，以表纪念。

朱一清程自信

2002年12月于安徽大学

##增补才子书引

古文之有选，始自昭明。选之有评注不一家，大略以月峰、鹿门、伯敬诸公是法。至于章栉字比、标新导微，莫妙乎明卿之《奇赏》，侗初之《正宗》。故十余年来宇内习学者自四书、五经之外，喜博者读《奇赏》，求约者读《正宗》，举世皆然，师生一辙。独圣叹才子书出，而慧心波发，彩笔澜翻，如尘鉴之复期，画龙之点睛，别开古人生面，孰不钦其神识，快其高论，诚千古不易之选，后贤必读之书也。

吾浙初刻甚精，奈为祝融所毁，豫刻舛伪之极，苦无善本。兹缘坊人之请，遂增以遗稿诸篇，再三校订，允称全璧。如《水浒》《西厢》之妙，不过先生游戏笔墨之文耳，岂若是书之大有裨于名教哉！

时康熙丁巳孟春望日

西泠陈枚简侯氏识

（原载康熙十六年灵兰堂刊本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