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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对戏曲工作的思路与前代有很大不同。
作为资深戏迷，皇帝很清楚，不分青红皂白地禁戏是极不明智的作法。“禁”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导致“逆向消费”。你越禁，老百姓就越想看。元明两代及顺康雍三朝的禁戏最后基本都流于形式，戏曲越禁越火，越禁越普及，越禁越深入人心。
皇帝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一种娱乐方式，既然可以“污染思想”，同样也能“净化思想”。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极大的误区，那就是只看到戏曲“伤风败俗”的一面，而看不到它在“正面教育”方面的威力。戏曲其实是教育底层民众的最好方式。很多时候，你组织群众学习圣谕，换来的往往是逆反情绪，而看戏比枯燥的学习和说教效率要高万千倍。“每演戏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烈悲苦，流离患难，虽妇人牧竖，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已。旁视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动人最恳切、最神速，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功效更倍。”那些宣传忠君孝亲的戏剧，对帝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功莫大焉。
因此，乾隆朝戏曲工作思路较历代都高明。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乾隆皇帝抓戏曲，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创。
禁书工作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涉及数量众多的剧本。在审查禁书的过程中，乾隆注意到了一系列有“违碍”内容的戏本。有的涉及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有的剧本充斥“胡”“虏”字样，存在丑化少数民族情节。有的剧本黄色下流，不利风化。有的剧本宣传凶杀暴力，格调不高。“搂草打兔子”，结合禁书工作，皇帝要求各地官员严格审查民间剧本。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在审查各地报送到京的禁书时，发现了一出叫《喜逢春传奇》的剧本，“有不法字句”。至于如何“不法”，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估计有斥骂“夷狄”之类的内容。皇帝非常重视，特别下旨说：“朕昨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查出《喜逢春传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传谕高晋、萨载，于江宁、苏州两处，查明所有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一声令下，这个剧本的所有版本均被销毁。这是乾隆禁毁戏曲之开端。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清理不良剧本的活动。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皇帝发布上谕，要求各省把禁书工作的阶段性重点转移到剧本上来：“前令各省将违碍字句之书籍实力查缴，解京销毁。现据各省督抚等陆续解到者甚多。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
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再次强调审查剧本的重要性，上谕要求非常细致，“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督抚查办”。
乾隆一朝禁了大约三百出戏，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有民族情绪、政治上有违碍的戏，二是才子佳人爱情戏，三是大批水浒戏，四是某些反映宫廷政治斗争的戏，五是有凶杀暴力内容的戏。所禁戏中，最著名者有王世贞的《鸣凤记》，李渔的《笠翁传奇》，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有汤显祖的《牡丹亭》。
清人余治《得一录》中记载了一部《翼化堂条约》，是当时戏曲界的一部行约，其中一些条文解释了为什么要禁这些戏：
为什么要禁《西厢记》等戏呢？这些剧，近人每以为不过是才子佳人风流韵事，并非黄色下流。但是里面充满了男女调情的情节，其眉来眼去之状，足以让未成年观众萌动不良想法，毒害他们的心灵，所以当禁：“《西厢记》《玉簪记》《红楼梦》等戏，近人每以为才子佳人风流韵事，与淫戏有别，不知调情博趣，是何意态；迹其眉来眼去之状已足使少年人荡魂失魄，暗动春心，是诲淫之最甚者。”
禁水浒戏的理由则更为充分。《水浒》本是一部宣扬造反有理的“邪书”，宋江等人是以抢劫起家的黑社会组织，而祝家庄等民团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义民，而《水浒》却判断颠倒：“《水浒》一书……如祝家庄、蔡家庄等处地方，皆属团练义民，欲集众起义剿除盗薮以伸天讨者，卒之均为若辈所败，而观戏者反籍籍称宋江等神勇，且并不闻为祝、蔡等庄一声惋惜，噫，世道至此，纲沦法斁，而当事者皆相视漠然，千百年来无人过问，为可叹也。”
那么，为什么不许演宫廷政治戏呢？这个弯弯绕也需要好好解释解释。因为这些戏里，往往把皇帝演得十分弱智。这些皇帝个个都是荒淫无道，宠爱西宫，听信谗言，冤杀忠臣。这些戏曲，如果是在宫廷之内演给皇帝看，可以起到给统治者打预防针的正面警示作用。但是给乡野的泥腿子看，有什么用呢？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把皇帝演得这样无能，只能让平民百姓蔑视皇朝尊严。特别是其中有一些忠臣起兵“戕戮吏、劫监、劫法场”的场面，更容易引发他们以下犯上的冲动：“汉、唐故事中各有称兵劫君等剧，人主偶信谗言，屈杀臣下，动辄招集草寇，围困皇城，倒戈内向，必欲逼胁其君，戮其仇怨之人以泄其忿者，此等戏文，以之演于宫闱进献之地，借以讽人主，亦无不可，草野间演之，则君威替而乱端从此起矣。又戕官戮吏，如劫监、劫法场诸剧，皆乱民不逞之徒、目无法纪者之所为，乃竟敢堂堂扮演，启小人藐法之端，开奸侫谋逆之渐，虽观之者无不人人称快，而近世奸民肆志，动辄拜盟结党，恃众滋事，其原多由于此。”
而一些穷形尽相描写奸臣如何祸政乱国的戏也不许演。这些戏剧，往往把奸臣们演得太丑太恶太没底线，让今人看了，认为我和他一比，还好过他十倍，因而放松了自我改造的紧迫感：“奸臣逆子，旧剧中往往形容太过，出于情理之外，世即有奸臣逆子，而观至此则反以自宽，谓此辈罪恶本来太过，我固不甚好，然比他尚胜过十倍。是虽欲儆世而无可儆之人，又何异自诩奇方而无恰好对症之人，服千百剂亦无效也。”
乾隆朝禁戏的另一个重点是武打、涉案内容。乾隆三年（1738年），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在汇报中说，有些地方戏，以武打、凶杀等刺激性场面穿插其间，借以吸引观众。结果造成一些人争相模仿，“引类呼朋闯入戏馆，取乐争锋、逞凶打架者不一而足”的“不良后果”，特别是青少年接受能力强而辨别能力差，很容易因此舞刀弄棒，走上邪路，因此请朝廷下令，禁戏以端风俗、宁地方。朝廷同意王郡的意见，认为这些戏剧容易起衅成歹，诱民为恶，坏人心术。而那些热衷于观看这些剧的人，想来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若夫凶戏关目，如开肠破肚、肢解流血等事，凡在循谨良懦之流，必回首他顾，不欲卒视，其视之而毫无怖畏、手足舞蹈、跃跃如欲试者，此人非流氓即匪类，否则失教之子弟习于斗狠，将入下流者也，是凶戏关目之坏人心术如此”。
因此，朝廷下令，禁止搬演此类暴力凶杀内容。《杀子报》中母杀子的血腥，《伐子都》之呕血，罗通殉难的盘肠大战，张顺跳波的舞刀弄叉，这些血腥场面都被禁止出现在观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