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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遗憾是永远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乾隆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那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称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长林绵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竟日不见人烟”。（《三省边防备览》）本非宜人类所居。但是，乾隆中叶起，大批流民涌入这片森林，伐树造屋，开荒种地。这些流民来源极广，不但有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还有广东湖南安徽江西之人。“携带家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对这些移民的估计，保守的是十余万，有人说有百余万。（《三省边防备览》）

大批移民的出现，说明了乾隆中叶人口压力的严重程度。当时尚残留的山区本不宜耕种，因为这些深山老林地势险峻，土地贫瘠，且无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损很快，劳动与收获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

虽然艰难如此，人们仍然乐此不疲。这说明大清王朝社会体制内的潜力挖掘到极限，仍然无法解决人口问题。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迫在眉睫了。

流民杂居之地，向来是民间宗教的温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严厉打击的白莲教迅速在这里滋生起来。“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货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这种廉价的乌托邦，对于缺衣乏食的穷苦移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报应，分毫不爽。乾隆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为了“千古完人”，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爆发，迅速蔓延到川、陕、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二百零四个。

当太上皇这几年，乾隆的全部残存精力都用在了镇压起义上。仅三年时间，动用的军队已经有十万，花掉饷银已经有七千万两。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

掌握权力六十年来，乾隆还是头一次这样一筹莫展。野史记载，一日早朝已罢，嘉庆帝和和珅入见。“珅至，则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庆帝）西向坐一小机，（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珅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帝）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珅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莲教首领姓名）。’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问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珅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点评说：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事实上，镇压这次起义最后耗费了清王朝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使清军损失一、二品的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人。可以说，正是这次起义，彻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后一层面纱，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结束。大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元气丧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

正是在战争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终点。

进入嘉庆三年（1798年）以来，太上皇的身体并未见有什么异常。嘉庆三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初二，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时，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长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做了“望捷”一诗，期盼平定白莲教的捷报早日到来。在遗诏中，他仍然念念不忘这最后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