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 李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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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李硕著.-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0
ISBN 978-7-5598-5253-3
I.①翦…口.①李…m.①文化史一研究一中国 IV.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悌140170号
JIANSHANG: YINZHOU ZHI BIAN YU HUAXIA XINSHENG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作 者：李硕
责任编辑：谭宇墨凡
特约编辑：夏明浩
装帧设计：陈威伸
内文制作：燕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出版人：黄轩庄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635mm x 965mm 1/16
印张：37 字数：470千字
2022年10月第1版 202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9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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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我们陌生的形象
从作品看李硕，以为他的“专业”就是中古史——搞魏晋南北朝 的，侧重战争史。显然，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学术圈视角：哪位学者 都得有个“专业”嘛。及至看到《孔子大历史：初民、贵族与寡头们 的早期华夏》，才知道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写孔子的，而《孔子大历史》 已是十年后的大幅增订本。
真是要对李硕的贯通刮目相看了。从南北朝一下穿越到了春秋， 把几乎写滥了的孔子又娓娓道来地捋了一遍，从生写到死，居然又写 出了新意，让人心生敬佩。在《孔子大历史》的后记中，李硕曾提到， “之前的商朝和西周历史记载太少，更不好讨论”，但附录中已收录《周 灭商与华夏新生》作为外篇之一：“因为有了周公一代人的历史，才 能更深入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
显然，《翦商》就是在这一长文基础上的巨幅扩写。追根溯源至此， 你不由得感叹并由衷钦佩：他一直跟着感觉走，他的好奇心太强，对 于开拓新领域，太不畏难了。
那么结果呢？先袒露下读李硕这本书前的真实心迹：既然进入了 我们这片扑朔迷离、难啃难缠的上古史与考古领地，就得从专业的角 度好好审视审视了。不意,这书读起来就让你放不下，最后，我要用“震 撼”二字来形容自己的感觉和心情了。
李硕是讲故事的好手，从引子开始翻了几页，我就被吸引住了。 作者认为人祭（杀人向鬼神献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甚至 引发了华夏的新生，于是开场就复原了一场殷商晚期的人祭仪式。“然 后开始杀人”——“震撼”的感觉就是从读到这几个字开始的，“第 一轮杀了 19人……这次至少杀了 29人……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 杀了 24人……”（第3—6页）作者平静地按时间顺序，细致地描述 了殷墟祭祀现场发生的一幕幕。这用的可都是我们颇为熟悉的考古发 掘材料啊。在那些枯燥的数据和冷冰冰的叙述面前，我们曾“麻木” 地做过“研究”。然而这次，我被震住了。没有人这么写过，怎么此 前没有读出画面感呢：“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仅 仅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 比如，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 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 嚎或咒骂。这种心态，和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第 393—394页）这种带有声音的、残酷的画面感，只能用文字来表现。 在视频和音频节目中，呈现得肯定都是有限的。
说起来，李硕在本书中所描述的，都是我这个在新石器时代至夏 商周考古领域熬至“资深”的学者所耳熟能详的，但他的视角和写法 却又使我耳目一新：他赋予了我们熟视无睹的诸多场景以画面感，他 推出的若干结论你没想过，但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或许，这正 缘于李硕与考古学和上古史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使得他可以避免 我们这些“身在此山中”者的诸多局限。
乍看书名，以为就是集中于周灭商（殷周革命）这一大的历史 事件呢，但作者却将其笔触放大到了这一大事件之前的一千多年，从 新石器时代末期说起，这就有点《万历十五年》的味道了。对此，我 是惺惺相惜的；我曾说拙著《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就是对黄仁宇先生致敬的效颦之作。没有一定的宏观视域，是不可能 看清说清一群人、一件事的历史意义的。毕竟是写战争史的好手，李 硕对于长时段、大场景的勾勒，驾轻就熟。“宏大叙事”与细致入微 相结合，构成了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
他用几页的篇幅，相当克制但又极其清晰地描述出了悠长而发展 缓慢的新石器时代唯一明显的变化——人群“共同体”规模的扩大。 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百人级的村落；距今6000—5000年 间的仰韶文化中期，千人级的“部落”；距今5000—4000年间的仰韶 文化末期与龙山文化期，万人级的早期国家（古国）出现。你看，就 这么干净利落，就这么云淡风轻，那么一大堆乱麻般的史前史头绪就 给你捋清了。
他把从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称为“华夏旧 文明”，认为周灭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 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从而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 其影响延续至今。这一大的历史认知，构成了此书的立论基础，“翦商”， 则是关键性的切入点。李硕有他自己明确的史观史识。
他的不少提法，鞭辟入里，一语中的。比如，“甲骨文是标准的 ‘男性文字’，而且是龙山文化之后部落旧习未褪时代的男人们创造的 文字。那时还没有后世人理解的王朝秩序，部族之间的掠夺和杀戮司 空见惯，嗜血的诸神主宰着蛮荒大地。”（第212页）“商王需要直接 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其最重要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而商人 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兵员（自带装备）的任务。所谓：‘国 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正是家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第 223页）“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 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 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 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第15页）“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 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 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 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第484页）“周 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 品格。”（第542页）“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 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 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第573页）
李硕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与古文献和甲金文字一样，已达娴熟 的程度，## 注释与用图，都颇为讲究。说到这书的专业靠谱，还可以再 举几个例子。
关于人祭风俗退出历史记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逐渐、自然退 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已很少了。 代表著作是著名学者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该书介绍了殷 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但李硕告诉你，“查 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 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第1页）
对二里头遗址浮选碳化粮食颗粒的统计，稻米“意外”的多，近 50%,而一般认为，华北地区的农作物应当是以旱作的粟（小米）为 主的，故主持这项研究工作的植物考古学家也认为“在黄河中下游地 区的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浮选结果中属于异常现象”，推测 除自我种植外，还可能是从外地进贡而来的。我们对此不置可否，李 硕则穷追不舍，他指出了其中的一个bug （缺陷），就是植物考古学 家在给出浮选结果时没有称重的报告。而粟米和稻米的颗粒大小及重 量差异很大，分析古人的种植规模和食物构成，应当统计的是重量而 非粒数。他进而引进了农学上统计不同作物颗粒重量的术语——“千 粒重”（在学界，这个概念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出且未引起重视），指出 二里头出土的稻米重量应是粟米的四倍，如是，稻米折合重量占比可 达84.5%,水稻也就绝对是二里头人的主粮了。不能不说这一观点是 持之有据的。在此基础上，他又推论道，“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大 萧条‘中，新著-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 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第42页），这当然可备一说。
你看，他钻进去了，绝不外行。
此外，他还常常点出传世文献中某些叙述属于后人的附会。譬如， “西周之后，人们还创造了那些更古老的半神帝王的‘创世纪‘，比如 黄帝和炎帝，嫁接和混淆了很多周族早期传说，造成了很多混乱。”（第 287页）“到春秋，后人又创造出了更古老的、《诗经》里没有的尧和 舜，于是，后稷的经历再被翻新，增添了更显赫的内容……以现代学 术标准看，《尚书》中那些最古老的篇章，如尧、舜、禹及夏朝，都 是不可靠的，只有到了商朝才开始有一些可信的内容，如《盘庚》 （第304页）“赐弓矢和斧钺并授予征伐之权的做法，并不见于商代的 甲骨文和金文，更像是西周以来分封制度的规则，甚至是春秋时期周 王室对齐桓公和晋文公等‘霸主’的授权。……这种春秋时人的观念 传到战国和秦汉以后，成为书写文王和商纣故事的母题。"（第436— 437页）针对《史记・殷本纪》中周昌请求纣王不再使用“炮烙之刑”， “纣乃许之”的记载，李硕的评价是：“这实乃后世的一种道德叙事, 并不符合当时的规则。"（第437页）如此种种，都颇有“古史辨”之 遗风。
至于“大禹治水”系改造湿地、开发稻田说，二里头宫殿和手工 业族群为二元并立模式（后者或属商灭夏的“第五纵队”）说，商代 大规模放牧水牛说，商代中期宗教改革失败说，周原凤雏村甲组基址 系文王大宅说，周昌创作《易经》为翦商说等，皆颇富新意且逻辑自洽, 可备一说，当然也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 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第18页）还是用李 硕的话结束这篇狗尾续貂的序，读者诸君可以尽早进入正文，感知作 者给我们描绘的“我们陌生的形象”，感受上古探索与考古写史的魅 力吧。
2022年8月8日 于京西门头沟
本书是关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起源的，始自新石器时代末期 （4000余年前），终于商周易代（殷周革命），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为此，须先从上古时代的人祭说起。人祭，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 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发掘出殷商的大 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
至于这种风俗是如何退出历史和人们的记忆的，大多数学者似乎 默认，它是逐渐、自然、不知不觉地退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 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就很少了。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黄展岳 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介绍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 属于殷墟前期。但查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 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1
根据本书的研究，人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在周武王死 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人祭风俗，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 记录和历史记忆；周公此举可能是为了防止其死灰复燃，执行得也比 较成功，于是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再现上古时代的残忍与血腥，并不是一件开心的工作，却是绕不 开的。下面，先来复原一场殷商最晚期的人祭仪式。
殷商最后的人祭
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是一个很密集的商人聚居区。 1959年,这里发掘出一座奇怪的“墓葬”，它和正常的商代墓很不一样， 是水井一样的圆形而非长方形穴，坑内没有任何棺木痕迹，只有25 具尸骨凌乱地堆叠在一起。伴随出土的，还有青铜礼器和兵器，以及 纺织物、粮食等。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推测，这是一处特殊的贵族墓葬, 墓主可能生前犯了罪，不能享受正常的埋葬礼仪，但仍杀了 24名奴 隶以及用了贵重的铜器陪葬。2
I960年，在整理这座“墓葬”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第一 次挖掘并没有挖到底，在半米深的土层之下还有第二层尸骨，共29 具。3于是，便建了一座亭子为其提供保护。但有些考古学者心中还 是难免有疑惑，是不是第二层尸骨之下还埋藏着什么。
1977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现第二层尸骨之下还有半米 厚的坚硬红褐土，然后是第三层尸骨，共19具。这一次才算挖到了底。 也就是说，这座圆坑墓穴有三层，共掩埋了 73具尸骨。发掘者认为， 这应该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祭祀坑。
在后冈圆坑之前，殷墟王陵区和宫殿区已发掘上千座人祭坑，但 大都是边长两三米的方形坑，一般埋十人左右（尸骨或人头），且只 有一层，从未发现过多层人祭坑。
1959年发掘第一层时，根据出土铜器造型以及上面的铭文特征， 有学者判断它属于西周早期。4后来，随着殷墟发掘日渐增加，人们 才意识到，原来商代末期已经有这些造型的铜器和铭文——它属于殷 商王朝谢幕前夕，很可能是纣王时代的一次隆重献祭仪式。
这座祭祀坑的发掘记录比较详细，从中可以发现整个献祭过程井 然有序，包含着当时的商人对于高级别人祭礼仪的理解，而被杀戮者 也给自己做了充足的准备。
让我们按时间顺序再现祭祀全过程，并通过分析诸多细节，复原 祭祀场上曾经发生的一幕。
后冈祭祀圆坑编号从深灰色的生土层中挖出，地表的坑 口直径2.8米，向下稍有扩大，底部直径2.3米，全深2.8米，上面 一半都是填土，三层尸骨都在下半截，分层清晰。可以说，从一开始， 后冈H10圆坑就是为了隆重的献祭仪式建造的，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完 全解读它蕴藏的理念。
坑壁平整光滑，坑底平坦坚硬，应该被修整夯打过。主祭者先在 坑底铺一层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垫一层二三十厘米厚的黄土。黄 土中有被掩埋的碎片，是打碎了的几只陶制炊器和食器，如鬲、簇、罐。
然后开始杀人。第一轮杀了 19人，身首完整的只有两具，被砍 掉小腿或脚的有五具，单独的人头骨十枚、上颗骨一块、右腿一条。 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三名，成年男子两名，儿童四名，婴儿 两名。四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一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一 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一名只有头骨；一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 上半身和右侧骨盆。两名婴儿都只有头骨。单独的上颗骨属于一名 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牙齿很整齐。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侧身 蜷曲，朝上的右胯部有60枚海贝（商人用作钱币的货贝）6,可能 是用线穿起的一团或是装在腰间的布袋里的。此外，他的身下还有 些散落的海贝。
尸体和头颅没有脸朝上的，或朝下，或侧方。这些迹象表明，杀 祭先是在坑外进行，然后再把人头和残碎的尸体扔进了坑内。应该还
后冈H10第三层平面图
有人在坑底负责调整，虽然未必堆放得十分整齐，但要保证尸体的脸 部不能朝上。大部分死者的躯体并未被扔到坑里，所以坑内单独的人 头较多。至于留在上面的尸身作何用处，且看后面的细节。
第一轮杀人结束后，主祭者向坑内撒了一些朱砂（尸骨被局部染 红），然后填土，这次填的是红褐色的土，厚半米多。接着开始第二 轮杀人。
这次至少杀了 29人，身首相连的尸骨有19具，单独的头颅9枚， 没有头的身躯1具。尸体呈各种姿态，俯身、侧身、仰身、直身和蜷 身的都有，单独的人头贴着坑壁东南侧连续摆放，脸朝下，头顶贴着 坑壁。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8人，儿童5人。
这一层随葬海贝的人更多。一名男青年胯部有两串，共31枚。 编号27的尸骨，俯身，稍扭曲，身材较长，伸直后可能超过1.8米， 胯部右侧有三堆海贝，分别是20枚、10枚、5枚，可能本是三串。此外， 这三堆下面还有散落的16枚。
这层的儿童，除一人缺失下肢外，基本是完整的全躯，有一人乳
后冈H10第一层平面图
牙尚未脱落，胸前挂一枚玉珠饰。
有两名青年，编号为17号和21号，性别不详，姿势相同，伏地， 朝东方跪拜，平行相隔1米左右，发掘者推测，这两人姿势过于规整， 应是被捆绑造成的。21号头部右侧有一枚骨笄，自下而上插入，显 示头发盘在头的右侧，可能是处死时发型被打乱了，右手臂佩一枚玉 璜，手腕戴一枚穿绳的玉鱼，看来比较富贵且重视形象。和他平行伏 跪的17号没有饰物。
第二轮杀人结束后，主祭者又向尸体抛撒了一层朱砂粉，再撒一 层小卵石，大小介于豌豆和核桃之间，平均厚1厘米多，然后再把31 件陶器送到坑内打碎——每件陶器的碎片分布很集中，不像是打碎后 扔下去的。有些陶罐的内壁沾着粟米颗粒，有些表面还涂了朱砂。坑 底堆积着很多死尸，已经不平整，坑内的作业者还特意把陶器放在较 低洼的地方打碎，以使坑底相对平坦，然后再填入一层灰黄色土，厚 约三五十厘米，混杂少量炭灰颗粒和红烧土颗粒，说明地面上正在烧 火，可能是烧烤祭品，包括没有扔进坑内的躯体。和第一轮相比，第
后冈H10第一层平面图
二轮死者的躯体保全的相对多一些。
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 24人，全躯的尸骨15具，单独的 人头7枚，无头的躯体2具，其中鉴定出青年男子6人、壮年男子3 人和儿童4人。这时，坑已经被填满了一半，仅剩深度约1.5米，所 以有些人可能是在坑内被处死的。比如，3号，四十岁左右，男子， 背靠坑壁蹲坐，两手掩面，胸前有一串海贝，13枚，可能是被割喉或 重击头部致死；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上半身趴在一只铜鼎（戍嗣子 鼎）上，右手抓住鼎的口沿；11号，十六七岁，少男，双手掩面俯卧， 腰部压着一件铜肆；8号，不明性别年龄，双手掩面，身体被肢解。
这一层携带海贝的死者更多。16号，左手腕挂一串，腰间挂两串， 共100多枚；18号，十六七岁，少男，臀部有一麻布袋，里面装海 贝300枚以上；17号，十八九岁，少男，只剩一颗头骨，口中含三枚贝。 上古埋葬的死者往往口中含贝，大多是入殓时后人放入让死者带去彼 岸世界的，但17号很可能是自己含进去的，看来杀人者并不在意他 们的钱财，他只能照顾好自己的往生。这一层中还有好几处小堆的海 贝，大都已经分不清主人。
所有的青铜器都在这一层。礼器有铜鼎、铜瞿、铜爵各一件，兵 器有铜戈两件、铜刀一件、铜镶一枚，不知名的小铜饰物一件。铜鼎 上的铭文显示，它的主人名为“戍嗣子”。
这时已经是献祭仪式的尾声，估计坑内作业人员有些懈怠了，所 以这一层中有两人是仰面姿势，其中15号下颌被砍落，前额上有明 显的刀砍痕迹，应当是仰面躺倒后，被连砍数刀。8
这层几乎所有的尸骨都被染成了红色，应该是第三轮杀人结束之 后，主祭者向尸体上抛撒了较多的朱砂粉。坑内还有大量成捆的丝线、 麻线、丝绸和麻布，以及一堆粟米，都被放在人头和尸身之间空出来 的位置上。然后填土。这次填入的是掺杂大量炭灰、木炭块的灰色土， 有的炭块直径10厘米，长4厘米，明显是烧过的树枝。填土中还混 杂着大量烧过的骨头（报告没提及是人骨还是兽骨）和贝壳。这层灰 土厚35—60厘米，应当是祭祀结束后的柴灰和垃圾。
在填入这层炭灰土的同时，主祭者杀掉了最后一个人：侧身蜷缩 在坑东壁，身上撒了大量朱砂，尸骨被严重腐蚀，已无法分辨性别 和年龄；身旁有一只陶鬲，似乎是随葬品。郭沫若推测，此人就是 墓主、青铜器的主人“戍嗣子”，因为只有他被单独埋在最上面。但 问题是，他的身边只有一只陶鬲，没有任何高价值随葬品，所以还无 法完全确定。
杀祭全部结束后，是最后的填埋工作。在炭灰土层的上面，是 90厘米厚的块状红烧土层，夹杂少量陶器碎片，直到把坑填满。这 些烧土块应当也是烧烤祭祀的产物。
以上就是这场杀人祭祀的过程。可以判断，这不是简单的屠杀。 主祭者准备充分，从祭祀坑的挖掘和修整，到每一个杀祭步骤，比如 尸身摆放、撒朱砂、填土、打碎陶器、摆放各种祭品，都执行得有条 不紊。而且，地面上还在同步举办包含烧烤祭品在内的献祭仪式。这 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对举办此类祭祀活动已经很熟悉，有一套相对固定 的操作流程。
发掘报告认为，死者都是奴隶。但从物品看，每层中都有人携带 货贝（甚至成串的或是用麻布袋装的大量贝）或佩戴玉饰，应该是他 们给自己准备的“随葬品”，显然，这种富裕程度不可能是奴隶。值 得注意的是，杀人者并不觊觎死者的财物，大量作为钱币的货贝和高 价值的青铜器被埋葬在了祭祀坑中。在殷墟的众多人祭坑中，这非常 少见。9
最上一层死者的身份最高，有一件象牙棒和五件象牙做的笄，更 重要的，当然是贵重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其中，铜鼎、铜肇、铜爵各一件， 最大的是“戍嗣子鼎”，高近半米，重达21公斤多，底部有烟灰层， 说明主人经常用它烹煮饭食。出土时，鼎口部有丝织物残留，大概是 被丝绸裹着带进坑内的。
鼎内有较长的铭文，共三行，30字，记载的是某年九月的丙午 这天，商王在一座大宫殿里赏赐戍嗣子货贝二十朋，为了纪念这荣宠， 戍嗣子铸了这件祭祀父亲的鼎。
戍嗣子鼎及铭文拓本："丙午，王赏戍嗣子贝廿朋， 在原金。用作父癸宝鼎。唯王筑嬴大室，在九月。犬鱼。”
铭末“犬鱼”是由两个甲骨文象形字组成的族徽，主人自称“戍 嗣子”，戍是他的名，嗣子可能代表他是本氏族的嫡传族长。
“犬鱼”的族徽在商代铜器里不太多见，甲骨卜辞里也没出现过， 说明该族不是很显赫，被王召见一次已经足够荣幸，所以要专门铸 一只大鼎来纪念。铜器的形制和铭文风格属于殷商末期，商朝灭亡 的前夕。
朋，甲骨文作儿像一个人提着两串钱。王国维《说珏朋》云：“古 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二系一朋。”也就是说，一串五枚，两串十枚， 十枚是为一朋。《合集》40073曰：“易（赐）贝二朋。”这说明在商 代二朋就很拿得出手。口按照1975年陕西出土的西周中期裘卫盆铭 文记载：“矩白庶人取堇章于裘卫。才八十朋。厥贾其舍田十田。矩 或取赤虎两。鹿口两。口翰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按周制， 百亩（约合今31.2亩）为一田，二十朋抵三田（约合今93.6亩）o
后冈H10被全面发掘后，祭祀坊特征得到公认，学界多已不再 把它看作墓葬，但还是有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其一，人牲用了较多“随 葬品”，如铜器、海贝、丝麻织物和粮食，而这在商代人祭坑中很少见到。 其二，随葬的货贝、青铜器和玉饰像是属于死者的财物，玉饰戴在死 者身上，货贝由死者成串或成袋携带，铜鼎和铜界也是压在死者身下， 而能拥有这些青铜礼器的，只能是商人贵族戍嗣子家族。
从上述特点看，郭沫若1961年的“墓主是贵族”的判断仍有可 成立之处：后冈H10虽然是一座祭祀坑，但使用的人牲与众不同， 并不是常见的战俘和奴隶，而是中级贵族戍嗣子家族的成员。所以， 主祭者破例给了很多优待，比如，允许死者随身携带一些随葬品， 往尸体上撒朱砂粉（夏商时代贵族的墓葬往往会撒朱砂），但在实际 执行中，这些优待又落实得颇为草率，很多都是身首分离，尸身可能 被献祭和烹煮分食。
如果被献祭者是“戍嗣子”家族，那操办此次杀祭的就不大可能 是其他贵族，因为哪怕是高级贵族，也没有把下级贵族满门诛杀献祭 的权力。这只能来自王权。
又有两种可能。一是灭商后，周人对特定的商人贵族的杀戮。周 人曾两次攻克殷都，第一次是武王灭商，第二次是周公平息叛乱，且 不管是哪一次，这种可能性都不大，因为周人并不尊重商人的祭祀伦 理，不会允许把高价值的货贝和青铜器带进祭祀坑，更不会如此认真 细致地执行杀祭全过程。
二是商纣王授意的杀戮和祭祀。《史记》等史书记载，纣王曾经 处死九侯、鄂侯、比干等商人贵族。按照商人的世界观，商王杀人和 向神献祭几乎是一回事，特别是处死显贵成员，更是向诸神奉献高级 祭品的难得的机会。
由此观之，后冈祭祀坑中的戍嗣子一家人可能也是被纣王杀戮献 祭的。杀祭地点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操办和参加祭礼的是商朝贵 族，给了死者一点宽待，但仍按照惯例烹食了很多被献祭的人，尤其 是婴儿和幼儿。
对家族中不同地位的成员，杀戮手段也不一样。最下面一层，拥 有的货贝和玉器最少，应该地位较低,有较多儿童和婴儿，主要被分尸、 肢解甚至烹食。到中层，多数被砍头，但还能保留相对的全尸。最上 面一层，有些（守着铜鼎、铜肆的成员）甚至没有被砍头或以手掩面, 应当是受到特殊礼遇的贵族。戍嗣子本人应该就在这层，比如那位以 手掩面的四十岁男子（3号）。看来，越是身份高贵的成员，越是被 留到后面处死。
郭沫若认为最重要的死者是戍嗣子及其“或因罪而死”的结论, 应该是成立的。戍嗣子本是一名级别不太高的贵族，因为某些机缘巧 合被纣王接见，甚至可能一度受到信任，却又因某些原因触怒纣王, 结果整个家族被献祭一一用来纪念受王接见的铜鼎被带入祭祀坑，也 算完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轮回。
在《史记》等史书中，商纣王残暴，喜杀戮，曾诛杀多名贵族大 臣。后冈H10祭祀坑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而且还有很强的宗 教色彩——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就越能 取悦先王诸神。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方伯”献祭，纣王则 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
纣王以暴君形象载入史册，但史书从未记录过其类似H10祭祀 坑的残忍行径，哪怕是演义小说《封神榜》也无法想象这种情节。这 也说明，周朝以后的人已经忘记了商朝的人祭风俗，倘若没有考古发 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上古时代的这种残酷。
打捞失落的文明
人祭的理念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人祭宗教属于渺茫的、 缺乏文献的远古时代，甚至大部分属于史前时代，后人早已对那个时 代失忆，史书更没有保存下什么记录。
但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约 6000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疑似的、零星的人祭 行为，后来则逐渐常见。它应该是早期人群的集体宗教行为，而且和 部落间的战争密切相关。
4000余年前，若干地区的新石器人群开始汇聚成早期国家，山 西陶寺和清凉寺以及陕西石窕等聚落遗址的人祭（人殉）规模逐渐变 大，一直延续到夏朝-二里头古国。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 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约公元前1300—前1046）登峰造极，不仅留 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
比如，《合集》32093 :“卯三羌二牛。卯五羌三牛“卯”是把 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
《合集》32093拓片13
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羌”的甲骨文造型是头顶羊角的人，有时 还写成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
人祭在商人生活中占多大比重？从参与范围来说，已发现的多数 人祭遗址属于王室，说明它是商朝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祀典。商代人 祭又具有全民性，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举行人祭， 比如，从事制陶和冶铜的工匠群体尤其热衷。从殷都各聚落到遥远的 殖民据点，各地的商人部族留下了众多人祭遗存。
还可以尝试对其量化，估算一下被献祭人牲占殷墟总人口的比例。 截至目前，殷墟王陵区发现2000余座历代商王奉献的祭祀坑，已经 发掘约1400座。14 20世纪的发掘工作大都比较粗线条，人骨统计 不太完整，根据2013年对旧坑的抽样核对，每座坑内有十名人 牲。保守起见，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五人计，人牲数量也会超 过一万名。16而这还只是王陵区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王陵中的殉葬 人、王宫区的各种人牲以及殷都各商人聚落的人牲和殉葬人等，因材 料分散暂不列入统计。
先看这一万余名人牲在殷都总人口中的比例。祭祀坑的使用时间 跨度约两百年，在这段时间，殷都累计总人口约一百万。”这样比较， 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100： 1。但需要注意，考古已发现的人祭坑 并不等于真实存在过的数量，被后世破坏以及尚未发现的规模无法估 量。所以，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用它和殷墟已发现的正常死者（墓葬） 数量作对比。
在殷墟范围内，已发现的正常墓葬约6500座，"代表正常死亡 的6500人，那么，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65 ： 100,也就是说，在 65名自由人背后，有100名被杀祭的人牲。当然，100 ： 1和65 ： 100 代表的是两个极端，真实数值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毕竟，那是个后世 人难以想象和复原的时代，但即便这样粗略的估测也已经让人心悸。
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点，看看人祭在其他古代人群中的迹象。
很多古人类都有留下用人献祭的疑似迹象，但大都很零散，难以 完全确定，2。只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留下比较清晰的现场。 比如，希腊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发掘出约3600年前的一座石 砌神殿，里面保留了正在进行人祭的一幕：低矮的祭坛上侧卧着一具 人骨,是名十八九岁的男性，身高1.68米，呈被捆绑的侧身、屈膝姿势, 一把青铜尖刀长约半米，刀尖向上刺入死者胸部。尸骨鉴定显示，死 者的喉咙已被割开，旁边放着的是一个接血的陶罐。殿内还有三具人 骨，其中一名男子三十七八岁，身高L83米，手腕戴精致的石雕印章, 还有一枚铁镶银戒指，估计是主持这场仪式的祭司。可能是因一场突 如其来的大地震，神殿被毁，祭司和人牲被掩埋在了碎石之中。
另外，克里特岛的一座米诺斯文明晚期建筑出土有300多块人骨, 属于一名八岁和一名十一岁的儿童：27块骨头上有着清晰且很深的 刀痕;一起出土的还有带刀痕的羊骨，多件陶器，有些陶杯上绘着神像, 其中一只陶罐里有贝壳、指骨和带刀痕的椎骨。发掘者推测，这是烹 饪献祭后吃剩的骨头。21
除了考古，有些文献中也有古代人祭的遗踪。比如《圣经•旧约》 中就有用长子献祭的记载，虽然这种行为在《旧约》时代已经基本消亡， 但它反映了中东地区的古老风习。
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期间，曾被乘船的土著俘获，土著每 年秋天要捕捉一人杀祭“突伽天神”，而玄奘是这次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玄奘靠他的诵经和传法能力逃脱了这次劫难。他口述的这段遭 遇颇为生动，可能是后世妖魔想吃“唐僧肉”故事的母题：
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鼓棹迎流，一时而出。船中惊扰， 投河者数人，贼遂拥船向岸，令诸人解脱衣服，搜求珍宝。然彼 群贼素事突伽天神，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肉血用以祠 之，以祈嘉福。见法师仪容伟丽，体骨当之，相顾而喜曰：“我 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今此沙门形貌淑美，杀用祠之，岂 非吉也！”……于是贼帅遣人取水，于华林中治地设坛,和泥涂扫， 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欲即挥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时，阿兹特克的人祭宗教正处在繁荣阶段。阿 兹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敌人敬献给神，献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有些 西班牙军人被俘之后的下场就是如此——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给后世 留下了诸多第一手记录。22
殷商的人祭则有甲骨卜辞的记录和考古发掘的祭祀遗迹，这可以 帮助学者识别更早的人祭现象，比如，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人 祭遗存星星点点，规模都不太大，倘若没有殷商阶段的参照，很多会 被当成特殊形式的墓葬。
同理，借助阿兹特克的人祭记录，可以识别中美洲更古老的玛雅 文明中的人祭现象，虽然规模要比阿兹特克小得多。曾有人怀疑玛雅、 阿兹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们的人祭形式 大不一样。阿兹特克人祭的仪式感和表演性很强，有高大的石砌金字 塔神庙，献祭仪式在金字塔顶端进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由观众争 夺分食。此外，玛雅和阿兹特克还留下了一些关于人祭的雕塑、浮雕 和绘画。相比之下，从新石器到殷商，中国境内从未发现用于人祭的 景观建筑。殷商人祭只有甲骨卜辞记载，从未有雕像、铸造、绘画等 艺术表现。殷商和阿兹特克、玛雅共有的文化基因并不多。
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它也有 一点人祭宗教的渊源，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集表演、 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
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商 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 祭活动，可以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 于人祭的景观建筑。
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刑罚示众活动也有这种区别。欧洲的十字架 和绞刑架富有展示和仪式性，受刑者位于高处，便于被围观；古代中 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
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 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 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 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 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 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人祭场之外
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人祭现象迅速退场，并从人们的记 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本书在搜索上古文献的人祭线索时发现, 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是周文王创作的《易经》，也 就是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文王周昌曾经在殷都生活，亲历过商王和商人民间的各种人祭 仪式——这些都被他写进了《易经》，不仅有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种 种惨状，甚至有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由于某些特殊的 考虑，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 解读出一部分。
当然，在《易经》中，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但这是 极度危险的，绝对不能言明。《易经》的《坤》卦六三爻曰：“含章 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含章” 就是“翦商”二字，所以“含章可贞”的意思是：“翦商之事，可以 通过占卜（贞）来预测。心3故而，《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 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 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 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 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最早对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 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者孔子。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 五百年，他编辑的“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 本书认为，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继续周 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根据本书正文所述，人祭行为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非常活跃, 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 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没有它们，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 明时代？
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 (Gideon Shelach)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当早 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 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 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这个阶段， 吉迪称之为“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
当然，殷商时代已经超越了 “早期国家”，王权相当稳固，人祭 数量也极高，所以吉迪补充说，一旦人祭体制化，统治者将不得不长 期维持战争行动，以保证人牲的来源，这也是殷商一直努力捕捉羌人 献祭的原因。24吉迪的论文并不涉及“早期国家”阶段，所以他的结 论有些简单化，本书将在“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 一章对此进行 分析。
人祭只是本书的部分内容，华夏文明初创期有很多重大现象需要 关注，比如，兴起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夏王朝，其农业基础并不是 华北传统的旱作粟米，而是源自长江流域的水稻，显然，南方灌溉农 业对中原文明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南方的水田灌溉农业虽然没能 在本地生发出文明，却引发了华北的文明进程。
四千年前，华北地区的小型古国此起彼伏，但只有二里头成长为 早期王朝。二里头一夏的政治疆域虽不大，也不以扩张见长，却偏偏 是它初步解决了在国家内部实现稳定统治的难题，而这很可能源于青 铜技术提供的支撑。
商与夏则完全不同。从建立初期，商就进入疯狂扩张模式，促发 了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现象，比如，早商时代就出现了巨型仓储设施， 其规模到殷墟、西周乃至春秋都无法超越。可以说，其超前“现代化” 的程度足以比肩秦汉。
再比如，商人并非一直沉溺于人祭，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 的宗教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 尔后又再度复兴。这其中，从异文化引进的马车技术成为广域王朝的 统治基础。商人崇尚暴力和威权，这种文化性格在甲骨文字中有诸多 反映，只不过在现代汉字中多数已被遗忘。
目前，借助考古认识上古社会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还难以给那 个茫昧幽远的时代归纳出简洁的“规律”。不仅如此，商纣王、文王周昌、 武王周发、周公，甚至孔子，这些史书中的名人以及那些我们曾以为 熟悉的先祖往事，有些也在考古发掘中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以 理解。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 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附录：上古人祭行为的分类
考古现场会发现各种非自然死亡（他杀）的尸骨，但不一定都属 于人祭。
广义的人祭，可以界定为出于宗教理念而杀人奉献给神灵的行为。 这里的神灵包含上帝（帝和上帝在商人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各种自 然神以及尊贵的死者亡灵。把人奉献给神灵的原理，可能是贡献食物， 也可能是贡献仆役或性奴等。在人祭遗迹中，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有所 体现。
人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把人夯筑在地基内，用作建筑物的奠基，可称之为“人奠基”。 其原理可能是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以 及通过施展巫术，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
二，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这是狭义的“人 祭”。
三，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内，可称之为“人殉”。其 原理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尊贵的人在死后会变为神灵，所以在去往 神界的旅途中要给他（她）带上一些仆役和食物。
注释
1 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5页。这三座
多人祭祀坑分别是后冈H10、大司空村祭祀坑和小屯南地H33,其中，后 冈H10和大司空村祭祀坑属于殷墟末期，小屯南地H33祭祀坑的时期则不 详。相关发掘报告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 ）》, 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5页;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祭坑》， 《考古》1978年第1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 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2 郭沫若：《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
1961年第2期。
4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 ）》，第279页。以下关于 H10祭祀坑的基本内容主要见于该书，不再详注。
5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H”是“灰坑”的简称，灰坑多数是古人的垃圾坑，但
也可能是储物窖穴、祭祀坑等，因为在发掘坑的表面时，考古工作者还不容 易了解坑的具体性质，一般要发掘到底部才能判断坑的具体用途，所以多笼 统命名为“灰坑”并编号，但最初赋予的编号一般不再修改。类似的简称， 还有房子（F）、墓葬（M）和井（J）等。
6 贝，甲骨文作C9,见《合集》11423正。《尚书•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 具乃贝玉。”孔颖达疏：“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然 贝壳作钱已是习惯，东周以后，贝币才逐渐被各种金属货币取代，云南一些 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沿用贝币直到明代。
7 杜金鹏：《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7年第6期。
后冈H10平面图出自该文，不再详注。
8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
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中曾发现埋入铜器的，比如1976年发掘的M229,里 面有大小两件铜鼎和两件陶器，还有一名被绑腿活埋的儿童。但这种祭祀坑 数量很少，多数都是埋人牲。参见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社科 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 https ://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l 0696914.
当然，通货膨胀是必然的。到西周，据何尊记载，周成王有一次赏赐一位叫 何的臣下三十朋：“何易（赐）贝卅朋。”（《集成》6014 ）至春秋时期，《诗经•小 雅・菁菁者莪》曰：“既见君子，锡（赐）我百朋。”貌似已经动辄百朋了。 裘卫孟（西周中期），《集成》8456。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年，32093条，以下简称《合集》。 商代甲骨卜辞中的“羌「 主要是山西、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这些人在周 代逐渐汇聚成为华夏族。在后世的汉语中，“羌”字又演变成汉人对位居西 方的少数族群的称谓，这和商代的“羌”已经不是同一种人。参见童恩正《谈 甲骨文“羌”字并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年第3期；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 第87页。
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1934—1935年，在王 陵区发掘祭祀坑1221座，是对祭祀坑发掘最集中的一次，但由于后来的战 争和动荡，这批发掘成果未能出版报告，所以详情不得而知。
唐际根、汤毓赞：《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中原 文物》2014年第3期。
李峰对王陵区祭祀坑中人牲的估测数字是三万：“至少有三万个人以这种方 式在王陵区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被杀死J参见李峰《早期中国社会和文 化史概论》，刘晓霞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第92页。
考古人将二百多年跨度的殷墟分为四期，据宋镇豪估算的四期的人口规模分 别是：一期不详，二期7万人，三期12万人，四期14.6万人。本书以此为 基础推测，在王陵区投入使用的二百年里，殷墟生活过的人口总量约一百万 人。参见宋镇豪《商代史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2022年1月18日，“文博中国”在线发布《殷墟商王陵区新发现2个围沟、 400余座祭祀坑》:此次新发现祭祀坑460座以上，多数用洛阳铲探出人骨骼， 还有一座长28米、宽6米的长方形大坑。这些坑目前尚未正式发掘。
关于殷墟已发现的商墓总数，两部出版时间相近的专著得出的数字稍有差 距：宋镇豪的《商代史论纲》估计总数约8500座；陈志达的《殷墟》则估 计约4400座，还有2000多座尚未整理的不包括在内。如果《殷墟》中已整 理和未整理的两者相加，和《商代史论纲》的估计尚有2000座左右的差距。 究其原因，应当是《殷墟》只统计“长方形竖穴墓”，即正式埋葬的成人墓， 没有包括祭祀坑和灰坑葬（抛尸乱葬）；《商代史论纲》是在“人口” 一章讨 论墓地总数，意味着它把包含所有（成年）人口的埋葬形式都统计了进来， 多出的这2000多座，正是当时所知王陵区祭祀坑的总数。所以，如果统计 殷墟范围正常埋葬（而非被杀祭）的成年人数量，应以陈志达《殷墟》的数 字为准，可暂定为6500人左右。参见宋镇豪《商代史论纲》，第136页；陈 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20 ［英］史蒂文•米森：《史前人类简史》，王晨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
21 ［美］戴尔・布朗主编：《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李旭影译，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第 94、98 页。
22 ［西班牙］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江禾、 林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23高亨释为：“乃武王克商之兆，所占之事，自为可行，故曰含章可贞。”参见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167页。高亨认为，这是周 武王姬发灭商时的占卜辞。其实，它很可能在周文王时期就已经有了，是对 未来之事的占算。
24 Gideon Shelach , “The Qiang and the Question of Human Sacrifice in the Late Shang Period.M Asian Perspectives, Spring 1996, pp. 1-26.
这是第一篇第一章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