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茅麓山战役
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原来坚持抗清的一些领导人丧失了信心，先后率部向清朝投降。其中最著名的如据守长江南岸施州卫（今湖北省恩施）一带的荆国公王光兴的降清。当清军开始围剿夔东义师时，他还拒绝清方招降，回信说：“当日郧阳一举，至今泪滴九原”，“不佞首阳饿夫耳，老此地云云”，表示鉴于其兄王光恩无辜被杀，同清廷誓不两立。康熙二年（1663）十月，他却和永历朝廷任命的巡抚蒋尚膺一道带领部下兵丁七千余名向清朝湖广当局投降。康熙三年（1664），永历朝廷委派联络夔东各支义师的最高官员总督部院毛寿登也屈膝降清。甚至原大顺军旧部高级将领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也觉得大势已去，在这年二月间带领部众向清军投降。
这样，到康熙三年春天，原来的夔东十三家只剩下李来亨（永历朝廷封临国公）部仍然坚持于湖北兴山县境内的茅麓山区，以大无畏的气概抗击着三省清军和增援的满洲八旗兵共达十万之强敌。清靖西将军穆里玛统兵到达茅麓山下后，自以为兵精将勇，为了收取全功贸然下令向山寨发起进攻。李来亨指挥部众凭借山险予以迎头痛击，满洲兵坠崖落涧，伤亡惨重，镶红旗副都统贺布索、一等阿达哈哈番桑图、穆里玛的第三个儿子苏尔马都被击毙。穆里玛追悔莫及，改由汉族军队打前阵，满洲兵督战，实行长期围困。满洲八旗兵在茅麓山区吃尽了苦头，直到凯旋回京以后仍然心有余悸。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梿在书中写道：“康熙初，命图文襄公海为督师，同川督李公国英、护军统领穆公里玛率三省兵会剿。诸将皆于层岩陡壁间，草衣卉服，攀援荆葛而进，逾年始荡平其巢穴。故今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则当日之形势可知矣。”
二月初，四川总督李国英、提督郑蛟麟接到穆里玛咨文，领兵进抵茅麓山南面的黄龙山参加围剿。李国英同穆里玛、图海等观察了地势，“见逆寨高险异常，周围一百五十余里”，强攻难以取胜，但当地山岚陡峭，地瘠民稀，粮食等物资不能自给，因此他们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由三省官兵会同满洲八旗兵分汛连营扼守。为了达到困死明军的目的，清军构筑木城，挑挖堑沟，树立排桩，切断明军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木城是为清军驻守而设立的，城外挖掘阔深各八尺的濠沟；濠外埋设一道五尺宽的排桩，名为梅花桩。其形制是用长五尺、围一尺的圆木一半埋入地中，地面桩高二尺五寸，各根木桩之间相距仅五寸，参差排列，状如梅花。这项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工事完成以后，给李来亨部明军的行动和军需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双方相持了几个月，李来亨部贮积的粮草消耗得差不多了，求战不得，被迫拼死突围。六月十五日深夜，李来亨亲自率领总兵五名、精兵数千名分路进攻清军防线，另派三名总兵带领士卒旁攻，牵制他部清军赴援。明军抬着云梯、盾牌，手持钩镰大斧，砍断木桩，填平沟堑，“炮矢如雨，蜂拥攻打”。由于清军防御严密，突围未能成功。闰六月初九日夜晚，李来亨再次率领数千名士卒向清军阵地发起猛攻，“枪炮齐发，势如风雨骤至”。明军战士“莫不奋臂争呼，拼死力战”。因双方兵力对比悬殊，明军虽“连攻五阵”，结果仍被清军击退。两次突围的失败，使李来亨深知打破清军重兵包围的希望已化作泡影，但他仍然大义凛然地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把清方派来招降的叛徒李有实处斩，表达了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清军见劝降无效，进一步挑深濠堑，加固工事，以求不战而胜。
八月初四日，寨内粮食全部吃完了，军心不稳，少数官兵私自逃出向清方投降。李来亨知道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先把妻子杀死，放火烧毁房屋，然后自缢而死。我们对李来亨的情况至今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他是李自成的侄儿李过的养子，在大顺军联明抗清后才崭露头角，他带领的军队估计就是李过（李赤心）在南宁地区病死后留下的部众为骨干转战到夔东地区以后扩充起来的。鄂尔泰主编的《八旗通志》《穆理玛传》记载茅麓山战役时，说“来亨子率四千余贼筑城垛，排列枪炮挨牌拒敌”。李来亨有儿子能领兵作战，没有见到其他史籍记载。虽然我们对李来亨的生年和早期情况都不清楚，甚至连他的儿子的名字也难以查考，李自成祖孙四代在明清之际为反抗明朝和清朝统治者的暴政而英勇献身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不已。李来亨父子牺牲后，部下士卒除少数投降外，都在混战中壮烈捐躯。清朝将领惟恐有明军将士潜藏逃出，派了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穷凶极恶地实行斩草除根，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扫穴无遗类”。至此，以原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夔东抗清斗争坚持了二十年之久，以失败告终，大陆上公开以恢复明朝为旗帜的武装抗清运动结束了。
清政府为摧毁茅麓山这一弹丸之地，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投入的兵力多达十万以上，据李国英的描述，四川清军和驻防西安八旗兵由南面和西面，湖广清军由东面，陕西清军由北面，把茅麓山区一百五十余里的地方团团围住，清军主帅靖西将军穆里玛，定西将军图海驻于茅麓山南面的黄龙山督战，相持在半年以上。附近各省为运送军粮、物资、服其他劳役而征发的民夫更是不计其数，使百姓们承受了难以忍受的负担。王夫之记载：“而□（虏）兵督挽运，丁夫死者积崖谷，益峻法驱里民，三千里外诸军负挽，披蓑笠，缘绝峭壁蚁行，延绵弥望不绝。”李国英之子李雯也写道：“先是楚运自西瀼、渣溪起旱（即由船运改为人挑肩负的旱运），用夫背运至茅麓山。道里险远，往返不下半月，运既无多，夫多饥毙。”康熙二年（1663）湖南宁乡人陶汝鼐作《西山行》诗云：
西山旧将久不服，高据巉岩最深谷。绝缴孤悬楚蜀间，中原已一无秦鹿。何妨弃置守其疆，以逸待劳俟穷蹙。一旦张皇大用兵，仰攻四面如缘木。转输骤檄百万人，风雨雷霆驱比屋。正是萧莆寒食时，长沙一路从军哭。抛田应募五千余，顷刻民间空杼柚。大吏轰轰小吏愁，奸胥更喜剜民肉。纷纷鬻子叹仳离，我亦沾襟遣童仆。此去死生那得知，更番且喜还家速。仆夫垂泪向我言，人力如今贱如犊。西山上天下及泉，负挽步步石磨腹。烈日炙顶渴欲僵，百钱买浆才一掬。摇足便堕万丈崖，死者还遭勾摄牍。泣谈未了催檄来，增夫更饷巴东陆。巫山三峡又崎岖，魂魄初收岂堪复？吁嗟再遣诚万难，髓竭膏枯惨心目。谓天盖高胡不闻，六月炎炎书此竹。
康熙初年任浏阳知县的侯朴也在一首叙事诗中写道：
……加之西山役，繁重不可当。夫草数千万，长驱解荆襄。卖牛卖儿女，赔绝赔逃荒。无计能活口，移徙走他。所以五十都，都都鲜全庄。于中逃最多，东乡与坊厢。伶俜几孑遗，鹄面而羸尪。我闻父老语，泪下沾衣裳。愿言勤抚字，拯救此一方。
这真可谓长歌当哭，道出了民间几多辛酸。在地方志里更留下了这方面的许多记载，如湖北《安陆府志》记：“康熙二年，……民役西山，起运夫于各州县，往来死伤甚众。”《松滋县志》记“顾觅运夫”云：“锋镝余生，闻征鼓则返走，见旌旗则魂消。一听派取粮石、人夫运米随征，男儿嚎于道，妇子泣于室。视入山一路不啻刀山剑树矣。”“二十三里（这是指里甲的里）携妻挚子担囊负耒逃匿数百里外者踵相接也。”“况当事者复迫于军情重务，或差舍严催，或亲临督比，数十万呼庚呼癸之众，嗷嗷待哺，能为我凋残之松民宽乎。”《当阳县志》记载：“康熙元年壬寅，李来亨等盘踞竹、房、兴、巴一带，凭险不下，奉旨三省会剿，秦军上庸，蜀军巫山，楚军当阳，转输络绎往返，兵夫不下数百万。”《枝江县志》载：“康熙元年壬寅冬，王师征剿西山，民苦夫役”，“三年中枝民流离转徙日以百户计。”连远在湖北东隅的广济县，康熙二年“西山之役，济一岁索夫三千一百七十焉”。湖南《安福县志》记：“康熙二年……民役西山，死者十之五”。甚至有的地方还因为夫役负担过重发生哗变，如湖北大冶县，“康熙三年春正月，运夫哗。西山用师，县派民夫运粮，轮至第三批三百余人，中路逃归，拥聚北关外，左公铉等倡首，要索公县，抢掳后衙与猾胥之家。县官屏匿数日始去。而公铉自称左将军。上檄招安，至县，鼓吹迎之。公铉益恣”。这些零星史料透露清政府围剿夔东抗清武装给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大致与此同时，为对付郑成功而采取的沿海迁界（史称“迁海”），同样使东南沿海百姓流离失所，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据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而“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当胜利者踌躇满志的时候，被征服被奴役者自然只有忍气吞声，不可能去审判他们。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即便过了几个世纪，云霾散尽，昔日的统治者随时都有押上被告席的可能。
本书作者认为，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的被摧毁，应当视为南明史的结束。理由是，永历帝虽然在两年以前被俘杀，以明朝为正朔的夔东抗清复明运动仍在继续，他们有永历朝廷委派的全权代表，有相当可观的旗帜鲜明的军队，有地方政权，维护和行使明朝的制度。至于台湾、厦门一带的郑经、郑克塽虽然遵奉永历正朔，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军攻克澎湖，刘国轩等劝郑克轩降清为止，从这一角度来看，明朔尚存，衣冠未改，似乎也可以列入南明史内。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了三藩之变，郑经同耿精忠有一段联合与分裂的历史。把三藩之变扯进南明史显然不大合适。自然，南明史的下限学术界同好有不同意见，如主张以永历帝1659年入缅作结束，主张以永历帝被俘、杀作结束，主张以李定国病死、部卒降清作结束，等等。本书以康熙三年八月夔东抗清基地彻底覆灭作为南明结束的标志，实际上还考虑到了同年六月间在东海沿海活动的张煌言因为复兴无望，主动解散军队，不久被清军俘杀的因素在内。这只是一种看法和叙述体例，无妨与其他说法并存。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九（下）《李来亨传》附。
《清圣祖实录》卷十三、卷十五。按，王光兴、王昌（或作王光泰）兄弟自顺治四年反清后，被清军击败，退入巴东县。不久，王昌病死。顺治十三年王光兴在清军压迫下由巴东转入施州卫，“去之日秋毫无犯”，见光绪六年《巴东县志》卷十四《事变志·寇乱》。
《清圣祖实录》卷十一。
《清圣祖实录》卷十一。
鄂尔泰《八旗通志》卷一四一《穆里玛传》；卷一六四《贺布索传》；卷一六六《哈尔松阿传附子桑图传》。
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九《柯尔昆神道碑》云：“慕公大悔。”穆里玛名译作汉字又作“慕礼”。
昭梿《啸亭杂录》卷八《茅麓山》条。
《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三。
王光谦《东华录》康熙七。
李国英康熙四年五月初八日题本，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三。光绪十年《兴山县志》卷十九《艺文》收雍正年间知县潘内召《茅麓山记》中说：“三年八月，贼食尽，从党争降。来亨计穷，自焚死。”
《八旗通志》卷一四一《穆理玛传》；同书卷二二〇《古楞格传》、《倭和仁传》有类似记载。
《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参见康熙八年《当阳县志》卷一《事纪》。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五《李来亨列传》
《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二。
陶汝鼐《荣木堂诗集》卷四。
康熙十九年《浏阳县志》卷十二，诗，知县侯朴《咏怀五十韵》。
康熙六年《安陆府志》卷一《郡纪》。
康熙九年《松滋县志》卷下《宦绩》。
康熙八年《当阳县志》卷一《事纪》。
康熙九年《枝江县志》卷一《灾祥》：卷八《周邑侯实政记》。
张仁熙《藕湾诗集》卷一《役夫行》题下注文，转引自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
同治八年《安福县志》卷二十九《祥异》。
康熙二十二年《大冶县志》卷四《治忽·兵寇》。
夔东地区有永历朝廷委派的总督、巡抚、关南道、大宁、兴山等县知县，参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光绪十年《兴山县志》卷七《人物列女表》说：“兴山为李赤心、李来亨先后窃据，士民皆奉宏（弘）光、隆武、永历年号，故县无顺治券契。”
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一书即以“永历三十七年”“武平侯刘国轩、忠诚伯冯锡范奉延平王出降”作为“明亡”的标志，见一〇三页。
谭其骧先生《俗传中国史朝代起迄纪年匡谬》一文（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六期）中即主此说，他指出：“一般认为是1661年即永历十五年吴三桂兵入缅甸永历被擒之年”终止“是说不通的”，“又有人说南明终止于1662年永历被杀时，那就更说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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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四年《临榆县志》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
光绪五年《永平府志》 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
康熙十五年《元城县志》 乾隆十年《永年县志》
雍正八年《高阳县志》 康熙二十四年《灵寿县志》
雍正十年《肥城县志》 康熙十年《雄县志》
康熙十七年《庆都县志》 康熙四十四年《怀柔县新志》
康熙十一年《遵化州志》 康熙四十三年《蓟州志》
康熙十二年《东安县志》 咸丰三年《大名府志》
康熙十七年《山东通志》 康熙十二年《德州志》
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 康熙六十年《青州府志》
乾隆五十年《济宁直隶州志》 乾隆二十三年《高苑县志》
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 乾隆八年《淄川县志》
乾隆二十—年《曹州府志》 康熙十三年《曹州志》
咸丰九年《武定府志》 康熙二十四年《蒙阴县志》
康熙十二年《高唐州志》 乾隆六年《夏津县志》
乾隆三十三年《金乡县志》 康熙十二年《胶州志》
乾隆二十八年《即墨县志》 康熙三十年《临城县志》
乾隆三十七年《历城县志》 乾隆二十四年《阳信县志》
康熙三十四年《邹平县志》 康熙十二年《莱芜县志》
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 雍正十三年《朔州志》
康熙五十一年《定襄县志》 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静乐县志》
乾隆六年《沁州志》 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
康熙三十二年《平顺县志》 乾隆二年《翼城县志》
康熙三十五年《介休县志》 康熙二十六年《五台县志》
顺治十六年《绛县志》 光绪十二年《永济县志》
光绪七年《荣河县志》 乾隆二十八年《稷山县志》
乾隆三十五年《汾州府志》 康熙二十—年《阳曲县志》
雍正七年《临汾县志》 顺治九年《云中郡志》
乾隆二十七年《延长县志》 乾隆五十年《绥德直隶州志》
康熙三十六年《阶州志》 道光二十七年《吴堡县志》
道光二十一年《榆林府志》 康熙五年《蒲城县志》
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 康熙二十四年《潼关志》
康熙六年《洛川县志》 顺治四年《白水县志》
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 道光二十二年《怀远县志》
康熙四年《续修商志》 康熙七年《咸宁县志》
乾隆四十四年《甘州府志》 康熙十二年《巢县志》
顺治十三年《新修丰县志》 乾隆十年《铜山县志》，
康熙元年《宿迁县志》 康熙十二年《广州府志》
乾隆十八年《南雄府志》 康熙十二年《连州志》
光绪元年《怀集县志》 道光十三年《肇庆府志》
乾隆六年《新会县志》 道光七年《高州府志》
嘉庆二十四年《茂名县志》 光绪十四年《化州志》
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 道光十三年《兰州府志》
乾隆十一年《西宁府新志》 乾隆十四年《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
康熙三十四年《怀庆府志》 康熙三十一年《光州志》
康熙二十九年《上蔡县志》 康熙九年《西平县志》
康熙元年《汝宁府志》 乾隆十八年《郾城县志》
康熙三十二年《内乡县志》 顺治十六年《邓州志》
康熙十二年《濮州志》 康熙三十二年《睢州志》
光绪（宣统元年刻）《濮州志》 康熙二十二年《安庆府志》
康熙十二年《安庆府桐城县志》 康熙十四年《太湖县志》
道光十三年《廉州府志》 道光二十二年《英德县志》
同治十三年《韶州府志》 嘉庆二十四年《三水县志》
光绪十九年《新宁县志》 道光七年《香山县志》
道光二年《阳江县志》 康熙抄本《南宁府全志》
同治十一年《苍梧县志》 嘉庆十年《平乐府志》
光绪三十年《临桂县志》 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
乾隆五十四年《南昌府志》 嘉庆二十三年《湖口县志》
康熙十二年《九江府志》 康熙二十二年《彭泽县志》
康熙十九年《宁州志》 康熙二十三年《赣州府续志》
康熙三十二年《福建通志》 乾隆十六年《福州府志》
康熙五十三年《漳州府志》 乾隆二十八年《泉州府志》
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 嘉庆八年《惠安县志》
乾隆二十八年《长乐县志》 光绪八年《金门志》
乾隆十七年《汀州府志》 康熙二十五年《杭州府志》
康熙二十二年《金华府志》 道光三年《金华县志》
道光二十六年《宁波府志》 康熙二十三年《温州府志》
康熙六十一年《台州府志》 康熙十一年《襄阳府志》
康熙二十四年《郧阳府志》 康熙六年《安陆府志》
同治四年《房县志》 康熙十二年《均州志》
同治六年《谷城县志》 光绪九年《光化县志》
康熙三年《蕲州志》 康熙二十三年《蕲水县志》
康熙九年《麻城县志》 顺治《孝感县志》
康熙九年《松滋县志》 康熙九年《枝江县志》
康熙二十二年《大冶县志》 康熙二十四年《荆州府志》
同治四年《竹山县志》 康熙八年《当阳县志》
光绪六年《巴东县志》 光绪十年《兴山县志》
康熙五年《德安安陆郡县志》 康熙十二年《德安府志》
康熙四年《通山县志》 乾隆二十八年《衡州府志》
康熙二十四年《宝庆府志》 嘉靖十四年《常德府志》
同治九年《江华县志》 康熙六年《永明县志》
同治十二年《沅州府志》 康熙四十四年《沅陵县志》
乾隆二十八年《永顺府志》 同治十年《保靖县志》
同治十三年《黔阳县志》 康熙二十四年《桃源县志》
康熙十九年《浏阳县志》 康熙三年《湘渾县志》
乾隆二十六年《衡阳县志》 康熙四十二年《长沙县志》
乾隆十五年《澧州志林》 康熙二十四年《岳州府志》
康熙二十四年《巴陵县志》 乾隆二十六年《清泉县志》
乾隆八年《平江县志》 康熙五十二年《安福县志》
同治八年《安福县志》 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
嘉庆十七年《乐山县志》 民国十八年《南充县志》
乾隆二十四年《直隶泸州志》 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
道光二十四年《江北厅志》 嘉庆十七年《宜宾县志》
道光十五年《綦江县志》 康熙五十四年抄本《巫山县志》
嘉庆十八年《洪雅县志》 光绪十年《洪雅县续志》
乾隆四年《雅州府志》 嘉庆五年《清溪县志》
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 道光二十年《乐至县志》
道光七年《夔州府志》 乾隆八年《新繁县志》
道光二十一年《安岳县志》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康熙三十年《贵州通志》 宣统元年《贵州全省地舆图说》
道光三十年《贵阳府志》 康熙五十七年《定番州志》
民国三十七年《贵州通志》 道光二十一年《遵义府志》
民国三十五年《镇宁县志》 民国十八年《桐梓县志》
康熙六十一年《思州府志》 光绪二十三年《平越直隶州志》
光绪五年《毕节县志》 咸丰元年《安顺府志》
民国三十二年《兴仁县补志》 乾隆二十九年《南笼府志》
康熙三十年《云南通志》 康熙三十五年《云南府志》
雍正九年《建水州志》 康熙五十八年《瀓江府志》
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 康熙三十三年《大理府志》
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 嘉庆四年《临安府志》
康熙四十四年《平彝县志》 康熙十二年《阿迷州志》
康熙五十三年《鹤庆府志》 康熙五十四年《新兴州志》
道光二十年《晋宁州志》 康熙二十六年《武定府志》
康熙五十二年《剑川州志》 康熙五十一年《禄丰县志》
康熙四十一年《永昌府志》 乾隆二十六年《东川府志》
康熙三十年《通海县志》 道光六年《元江府志》
康熙四十九年《黑盐井志》 雍正五年《宾川州志》
《鸡足山志补》
原版后记
这部南明史终于交付出版社了。说来话长，1982年写完《明末农民战争史》，就开始了南明史的撰作。大约写了一半草稿，由于一些原因曾经一度搁置。原因之一是我感到明代的卫所制度和相关问题非常重要，值得下功夫去探讨。于是，在教学之余集中时间收集有关卫所的资料进行研究，从1986年起发表了一组这方面的论文。卫所制度的探讨刚有头绪，关心南明史的朋友经常询问书稿的进展情况，出版部门也来联系。自己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前言里许下诺言要出《南明史》作为“姊妹篇”，姐姐早已出世，妹妹却不见倩影，岂非失信于读者。这样，不得不翻出旧稿，重新开手。
本书的初稿在1990年底以前就写出来了。可是，总觉得不满意。尽管热心的出版社编辑催稿信多达数十封，却迟迟未能交稿。南明史牵涉面太广，头绪太多，史料既庞杂又往往在关键问题上缺乏可信的文献，弄清事实真相殊非易事。经过反反复复的查找材料，增删修改，许多章节是改乱了重抄，誊清后又改，一拖就是五年。自己也陷入矛盾的境地，南明史不交稿，腾不出手来从事其他问题的探索，熟悉和未曾谋面的朋友不断催促，又形成一种压力，拖延下去不是办法。然而，南明史中确实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作深入研究，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想查个水落石出，可谓不自量。何况，我还发现在反复加工中有时会花费无谓的劳动。清人袁枚说过：“因忆四十年来，将诗改好者固多，改坏者定复不少。”真是经验之谈。那么，就这样交稿吧，敬听读者的批评。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多得内子何龙素从旁协助，谨此致谢。
顾诚
1996年5月15日
制作：@J.
版本更新记录：
v1.0-20170606
原书信息
ISBN：9787511213273
版次：2011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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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韩主定武”政权的考辨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