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元好问评苏诗

《纪文达公文集》卷九《赵渭川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抄序》云：“东坡才笔，横据一代，未有异词。而元遗山《论诗绝句》乃曰：“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苏诗百态新’；又曰：‘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言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二公均属词宗，而元之持论，若不欲人钻仰于苏黄者，其故殆不可晓。余嘉庆壬戌典会试三场，以此条发策，四千人莫余答也。惟揭晓前一夕，得朱子士彦卷，对曰：南宋末年，江湖一派，万口同音，故元好问追寻源本，作是惩羹吹虀之论；又南北分疆，未免心存畛域，其《中州集》末题诗，一则曰：‘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一则曰：‘若从华实论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词意晓然，未可执为定论也。喜其洞见症结，急为补入榜中”云云。《策问》五道见卷十二。按此说是矣而尚未尽。“华实”二字，正可与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参观。钱竹汀《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云：“吕本中《江西诗派图》意在尊黄涪翁；后山与黄同在苏门，诗格亦不相似，乃抑之入江西派，诞甚矣。元遗山云：‘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西江社里人’；又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遗山固薄黄体而不为，亦由此辈尊之过当，故有此论”云云。竹汀是节亦有语病，而差与纪序相发。遗山“诗到苏黄尽”一绝后即曰：“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宜时。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此绝亦必为东坡发。“俳谐怒骂”即东坡之“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山谷《答洪驹父》第二书所谓：“东坡文章短处在好骂”，杨中立《龟山集》卷十《语录》所谓：“子瞻诗多于讥玩”；戴石屏《论诗》十二绝第二首所谓：“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体误人多。”“岂宜时”即东坡之“一肚皮不合时宜”，《遗山文集·东坡诗雅引》曰：“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云云，绝句中“坡诗百态新”之“新”字、“雅言都不知”之“雅”字，皆有着落。按《后山诗话》亦云：“诗欲其好则不好，苏子瞻以新。”（151—152页）

这一则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论苏轼、黄庭坚诗。纪昀提出问题：元好问《论诗》说：“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苏诗百态新。”即认为“苏诗百态新”不好，苏门果真有忠臣，应该起来反对“苏诗百态新”。为什么要反对“苏诗百态新”呢？又说：“只言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只说诗到苏轼、黄庭坚已到了尽头，沧海横流又是谁呢？这是说苏诗的百态新加上黄诗，造成沧海横流。那么，对苏黄诗不满又是为什么呢？他说“其故殆不可晓”。因此纪昀做考官时出了这个问题。考生朱士彦认为宋在南，金在北，南北分隔。北人看不起南人，认为南人未必胜过北人，因此元好问的贬低苏黄，未为定论。即认为元好问提的问题，是出于北人贬低南人的私心，并不正确。

钱先生认为这样回答还不够。又引钱大昕说，认为江西派等人推尊黄庭坚过分，引起元好问的反感，所以要贬低苏黄。钱先生认为钱大昕的说法也不够。钱先生指出元好问又有“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宜时”，是批评苏诗好骂的缺点。认为今人学了苏诗的好骂，反去批评古人的拙劣，认为古人除开雅言别的都不知道。即批评苏诗的好骂，苏诗的百态新，都不是雅言，不够雅正。黄庭坚也指出苏轼文章的短处在好骂。杨时指出苏轼诗多讥玩，即讥讽开玩笑。戴复古认为把文章供戏谑是不好的。元好问又说：“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即批评苏轼文章的不够雅正。这样看，所谓“苏诗百态新”的“新”，即《后山诗话》说的“苏子瞻以新”，认为“新”不好，即认为苏诗的“新”失去雅正，即“不能近古”，不够雅所以不好。

元好问《论诗》又说：“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谢灵运尝诗思不成，忽梦谢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为似有神助。那么元好问也赞成“新”的，为什么又反对“苏诗百态新”呢？原来他反对的“百态新”，即反对苏诗的“俳谐怒骂岂宜时”，认为“俳谐怒骂”不宜入诗，一入诗即有失雅正。“池塘生春草”这句新而自然，不失雅正，所以得到他的称赏。他《论诗》又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审渊明是晋人。”称赞陶渊明的诗是“天然万古新”的，这个“新”跟自然和性情真淳结合，所以是好的。这样看来，苏诗的“百态新”，除了“俳谐怒骂”以外，也有很多自然真淳的好诗，应该归入元好问赞赏的“新”字中去。元好问反对的苏诗“百态新”，应限于“诽谐怒骂”一类的苏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