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诗乐离合

焦理堂《雕菰集》卷十四《与欧阳制美论诗书》略谓：“不能已于言，而言之又不能尽，非弦诵不能通志达情。可见不能弦诵者，即非诗。周、秦、汉、魏以来，至于少陵、香山，体格虽殊，不乖此恉。晚唐以后，始尽其词而情不足，于是诗文相乱，而诗之本失矣。然而性情不能已者，不可遏抑而不宣，乃分而为词，谓之诗馀。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夺于河，而淮水汇为诸湖也”云云。按《通志》卷四十九《乐府总序》谓：“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理可乎。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乐日微，章句虽存，声乐无用”；《正声序论》复申厥说。理堂宗旨实承渔仲，而议论殊悠谬。近有选词者数辈，尚力主弦乐之说，隐与渔仲、理堂见地相同。前邪后许，未之思尔。诗，词、曲三者，始皆与乐一体。而由浑之划，初合终离。凡事率然，安容独外。文字弦歌，各擅其绝。艺之材职，既有偏至；心之思力，亦难广施。强欲并合，未能兼美，或且两伤，不克各尽其性，每致互掩所长。即使折衷共济，乃是别具新格，并非包综前美。匹似调黑白色则得灰色，以画寒炉死灰，惟此最宜；然谓灰兼黑白，粉墨可废，谁其信之。若少陵《咏韦偃画松》所谓“白摧朽骨，黑入太阴”，岂灰色所能揣侔，正须分求之于粉墨耳。诗乐分合，其理亦然。理堂遽谓不能弦诵即非诗，何其固也。程廷祚《青溪集》卷二《诗论》第十五力驳郑渔仲说，以为“诗之切学者二，义理、声歌，而乐不与。徒以诗为乐之用，则诗与乐皆失其体”。虽程氏旨在申孔子“诗教”之说，主以四始六义，救三风十愆，而其言殊可节取。曰义理，则意义是也；曰声歌，则诗自有其音节，不尽合拍入破，所谓“何必丝与竹”者也，亦所谓“拗破女儿嗓”者也。参观《养一斋诗话》卷四“诗乐表里”条驳李西涯，又David Dalches：The Place of Meaning in Poetry一书。理堂“诗亡”云云，又拾明人唾馀。（26—27页）

钱先生在《诗乐离合，文体递变》一节里说：“诗者，文之一体”，“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于是声歌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昏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可见，诗与音乐的关系。诗的产生最初是由于音乐和舞蹈的需要，它本身没有独立的文学生命。《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就是说那时的诗大半是乐舞的辞曲填充物。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诗歌本身也在发展，宋郑樵《通志·乐略》云：“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理可乎？”又云：“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这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反映了诗歌本身的发展，始与弦歌有关，而后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所以清初文学家焦循在《雕菰集》里说的“不能弦歌者即非诗”的看法，是没有从诗歌这一艺术形式本身的发展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执著于郑樵说的“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以为不能弦诵者便不是诗，这种看法显然不对。

究竟什么是诗，是否只有能弦歌者才是诗，这一则作了精辟的论述：（一）诗、词，曲三者，始皆与乐一体，初合终离。这是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生活发展给予的影响。比如《诗经》中的《颂》，时代最早，大都是当时的乐官为乐舞而写的歌辞，这样的诗与乐的关系自然极为密切，而时代较晚的《南风》，多是民间歌谣，当时的乐官采集之后，配以乐舞演唱，这些诗便与乐的关系较小。直至《诗·大序》的出现，明确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个“言”就是诗，既有志，又有情，完全摆脱了乐舞，而确立了诗的独立位置。为了说明诗乐分合的道理，这里用了一个有趣而恰切的比喻，就是将黑白两色调合而得灰色，可以用来画“寒炉死灰”，若因此便将黑白两色废弃，只留灰色，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了黑白两色之调合，便再也产生不了灰色。所以说，“文学弦歌，各擅其美”，不能欲“兼美”而“强欲并合”，只能随其自然的发展而发展。词、曲的道理亦然。（二）诗自有其音节。郑樵说：“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乐日微，章句虽存，声乐无用。”（《通志》）这段话也恰好反映了当时《诗经》没有独立的文学地位，而必须依附于乐舞的事实，但绝不能由此得出“不能弦诵者即非诗”的结论。清代文学家程廷祚进一步提出“义理、声歌，而乐不与”的主张，较有道理。诗就是义理与声歌，乐不必介入。义理就是意义，指诗的内容；声歌就是诗自身具有的音节，指诗的语言形式。诗有了这样两项基本要素，还要乐做什么呢？乐自然可以去完成属于它自身的艺术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