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高瑞东

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那么，共同富裕背后有何政治经济含义？为何在这个时点强调共同富裕？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下实现共同富裕？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再平衡

1.新发展阶段，更需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环境，需要再次审视和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局的起步期，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期，还是全球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的持续影响期。在这一新发展阶段中，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需要再次审视和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大论断，即“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大裂变。在这一背景下，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办好中国的事情，扎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更突出“不平衡不充分”。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为了解决彼时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十四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经济已经发展了将近30个年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DP、人均收入等都实现了巨大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更突出“不平衡不充分”，因此在分配机制上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分配机制失灵时予以纠偏。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我们的独特禀赋和宝贵机会，是对全球治理的重大贡献。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为推动共同富裕夯实了物质基础。接下来，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与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处理好效率与分配的事情，不仅关乎民生福祉，关乎打破经济发展的桎梏，全面释放生产要素的潜力，也关乎全人类的福祉。

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放任市场化机制自由发展，是造成欧美国家收入分配差异显著、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在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分配制度失灵、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中国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断尝试和前进，这是对全人类发展和全球治理道路的重大贡献。

2.欧美收入分配机制逐渐失灵，社会割裂，矛盾频发

美国国内贫富差异分化显著，是导致美国社会割裂和国内矛盾频发的主要因素。无论是2020年6月爆发的“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还是2021年特朗普支持者攻占国会山运动，均直指美国国内社会割裂，贫富分化显著，国内矛盾日益突出。一则，美国的资本受益于全球化浪潮，但是无法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却受到全球化冲击，美国国内蓝领和部分中产阶级日益不满于社会现状；二则，持续超发的美元进入资本市场，导致美国资产价格高企，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分化。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欧美过度强调市场的自由化，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保守主义思潮抬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任市场化机制自由发展，大力倡导大市场和小政府理念，实施诸如减少金融控制、私有化、削弱工会、降低税率和减少劳动保护等政策措施，使得工人收入水平下降，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申丹虹，2009年；张彤玉等，2010年；胡莹，2017年）。这也是近年来，欧美保守主义思潮抬头，社会动荡的根源所在。

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2]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3]

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日益凸显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近年来，伴随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201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311元，而2020年已跃升至32189元。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长不均衡，也逐步成为社会和决策层重点关注的话题。那么，为何我们在这个时点强调共同富裕？

第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更突出“不平衡不充分”。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更突出“不平衡不充分”。因而，在当前新发展阶段，面对新发展环境，更需要再次审视和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第二，相比于欧美国家，我国收入差距处于较大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尼系数持续扩大，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峰值，此后有所回落，但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基尼系数依然处于较高水平。此外，居民财富差距比收入差距更为显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的结果，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收入最高10%家庭总资产均值1511.5万元，是收入最低20%家庭总资产均值41.4万元的36.5倍。

第三，疫情冲击再次加剧了收入与财产差距，限制了经济恢复。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剧烈冲击，不仅严重影响了居民工资收入和农民工工资收入，也极大地影响了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疫情冲击后，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的家庭收入很快恢复，且有明显增长，而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居民收入恢复的不均衡，也成为限制消费复苏的主要原因。

政府和市场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共同配合。在共同富裕过程中，市场主要在初次分配中发挥作用，政府则需要在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中发挥引导和调节作用。

1.市场对共同富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中

首先，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做大蛋糕。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曾撰文指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4]。

我国的“蛋糕”总量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人均“蛋糕”依然有较大发展空间。2020年我国GDP同比增长2.3%，首超100万亿元，GDP总量稳居全球第二，占世界经济比重预计超17%，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一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要紧抓经济工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其次，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20年3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就指出，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当前，我国劳动报酬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呈现“三低”现象，即劳动报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低、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占比低、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占比低。因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一是继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二是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使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最后，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并非在本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而是一直以来决策层通过转移支付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举措。

2015年，“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就提到，“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取缔非法收入”。2021年4月，在“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发布会”上，同样传达出类似的政策表态，“推动落实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遏制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取收入”。

2.政府在再分配中发挥引导和调节作用

第一，公共教育均等化，是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的重要保障。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的核心在于，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保障所有适龄孩子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当今教育市场存在校外培训过热，超前超标培训的问题，违背了教育公益属性，破坏了教育正常生态。

2021年6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公布一批校外培训机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典型案例，对新东方、学而思等15家校外培训机构予以罚款，总额达3650万元。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虚假宣传、超前超标、乱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资本化运作方式，提出了具体整治举措。

第二，社保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障。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6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参保人数已占全球养老保险总人数的1/3，是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养老保险制度。

然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压力日益增大。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全国人口[5]达到14.1亿，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比2010年的8.9%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反映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大。在此情形下，劳动力人口规模下行，政府养老金准备缺口也将逐渐扩大。2020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估计未来5~10年，中国养老金赤字8万~10万亿元。因而，推动养老福利，优化社会保障制度，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第三，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要“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如何解读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201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我国国情看，总的方向是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

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核心在于增加租赁住房供给，降低租赁税费负担。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则是要构建租购并举市场，满足不同人群的住房需求。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并非是“一刀切”式的政府兜底，住房市场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全局。

第四，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平衡行业间收入分配。近年来，平台经济快速扩张，聚集了大量要素资源，拉大了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2020年以来，我国不断强调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着重加强平台经济监管。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年4月，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平台经济监管。对此，2021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针对阿里巴巴、美团、滴滴、腾讯等公司陆续出台各类整治措施，主要体现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打击网络平台信息泄露。

3.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鼓励高收入人群更多回报社会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建设和完善第三次分配的政策体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回报社会”。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社会捐赠而进行的分配。厉以宁（1994）在《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后，社会发展方面依旧会留下一些空白，需要第三次分配来填补”。

近年来，慈善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慈善规模仍然不大。例如，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GDP是美国的70%多，慈善捐赠总额是美国的5%左右，人均慈善捐赠额是美国的1%左右。相比而言，第三次分配水平总体较低。因而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继续探索慈善的激励机制，创造更加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宽松环境，引导和激励更多的高收入人群成为慈善事业的主体力量，从而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对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

[1]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OL].[2018-06-24].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624/c1001-30078760.html.

[2]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1（9）.

[3]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OL].[2021-08-17].http://www.gov.cn/xinwen/ 2021-08/17/content_5631780.htm.

[4]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

[5] 这里的全国人口是指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