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听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争矣。愉易平静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国之主反此，乃自贤而少人。少人则说者持容而不极，听者自多而不得。虽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乱之定，毁之成，危之宁。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悖而不足以举。故人主之性，莫过乎所疑，而过於其所不疑；不过乎所不知，而过於其所以知。故虽不疑，虽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验之以数。若此则是非无所失，而举措无所过矣。夫尧恶得贤天下而试舜？舜恶得贤天下而试禹？断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断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观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则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周箴》曰： “夫自念斯学，德未暮。”学贤问，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国不虚存，必有贤者。贤者之道，牟而难知，妙而难见。故见贤者而不耸，则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则知之不深。不深知贤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於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故当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则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於得之矣。得之，则何欲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太公钓於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诸众齐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後其智能可尽。解在乎胜书之说周公，可谓能听矣；齐桓公之见小臣稷，魏文侯之见田子方也，皆可谓能礼士矣。

【译文】

从前禹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要多次站起身来，以便依礼节对待有道之士，弄懂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就能不争外物了。贤主用欢悦平和的态度对待有道之士，使他们各得其所，一切都顺其自然，让他们尽情讲话。亡国之君却与此相反，他们看重自己，轻视别人。轻视别人，那么游说的人就矜持而尽情劝说了。听取意见的人只看重自己，因而就会一无所得。这样，即使享有天下，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实际上就是把昏暗当成光明，把混乱当成安定，把毁坏当成成功，把危险当成安宁。所以商周因此而被灭亡，比干因此而被处死，如此悖乱的事真是举不胜举。

所以，君主的常情是，不会因为有所怀疑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无所怀疑犯过错。不会因为有所不知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有所知而犯过钴。所以，即使是不怀疑的，即使是已经知道的，也一定要用法令加以考察，用度量加以测定，用数术加以验证。这样去做了，那么是非就不会判断错误。举止就没有过错了。尧怎样在天下选取贤人而任用了舜呢?舜怎样在天下选取贤人而任用了禹呢?只是根据耳朵的听闻做出决断罢了。凭耳朵可以决断，是由于复归人的本性的缘故。现在那些昏惑的人，不知道这是复归人的本性，其次是不知道观察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就帝业的原因，那又怎么知道自己的世道不好呢?自己怎么知道自身赶不上五帝三王呢?最上等的是无所不知，次一等的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不知就要问，不会就要学。《周箴》中说：“只要自己对这些问题经常思考，修养道德就不算晚。”勤学好问，这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是各种祸患的根源。

名誉不会凭白无故地树立，功劳不会自然而然地建成，国家不会凭空保存，一定要有贤德之人才行。贤德之人的思想博大而难以知晓，精妙而难以了解。所以看到贤德之人而不恭教，就不能动心。不能动心，那么了解得就不深刻。不能深刻地了解贤德之人所说的话，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

君主贤明，世道太平，那么贤德之人就在上位，君主不贤明，世道混乱，那么贤德之人就在下位。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已经断绝。混乱没有什么比没有天子更太的了。没有天子，那么势力强的就会压倒势力弱的，人多的就会危害人少的，用军队相残杀，不得止息。现在的社会正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在如今的社会上，要寻求有道之人，就要到四海边，山谷中，偏远幽静的地方，这样，或许还能得到这样的人。得到了这样的人，那么想要什以不能得到?想做什么不能成功?太公望在滋泉钓鱼，正遭逢纣当天子的时代，所以周文王得到了他因而能称王天下。文王是诸侯，纣是天子。天子失去了太公望，而诸侯却得到了他，这是了解与不了解造成的。那些平平常常的人，不用等了解他们就能役使，不用依礼相待就能使唤。至于有道之人，一定要依礼相待，一定要丁解他们，然后他们的智慧才能才可以充分发挥出来。这道理体现在胜书劝随同登上，周公可以说是能听从劝说了，体现在齐桓公去见小臣稷，魏文侯去见段干木上，他们都可以说是能礼贤下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