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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 - 杨奎松

前言（一）

今天的国共两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其领导人都对中华民族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第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标准的观点来看，绝对都是好人。关于这一点，相信今天对连战或马英九有好感的大陆人都会这样想。

但是，倒退三十年，相信就不会有多少人会这样想了。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和在大陆的毛泽东先后去世。两岸的百姓几乎同样如丧考妣，恍如天崩地裂一般地难以接受。然而，由于受到国共两党的影响，两岸的百姓却对对岸的领袖视同仇敌，不共戴天。

这是一本旧书，也是一本新书。说它“旧”，是因为它写于1991年初，距今已经有将近十五个年头，不可谓不久。说它“新”，是因为过去了差不多十五年，这期间赶着潮流写“国共关系史”，放眼“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书出了不知凡几，还没见有一部扎扎实实地从史料出发的。因此，即使是经历了十几年被人抄来抄去的劫难，好在这只是一本具体研究和记述战时两党谈判经过的著作。它所披露的个别文献可以被人抄，但是，离开了它所整理的系统的谈判史料及其背景分析，个别文献的历史意义通常并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何况凡这类“文抄公”多半没有研究基础，只求多快好省，即使抄来的东西，也往往是错误百出。除本书之外，唯一一部以国共谈判史为内容的著作出版于1996年。该书的作者大段地照抄了本书的一些文献档案史料及笔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多数未注明出处。且不该删处删，不该加处加，不该并者并，还常有看不懂文字擅改语句以至于弄错者，和明明笔者已经考证辨伪，抄者却把已被辨伪者与笔者的说法拼凑在一起，弄得矛盾百出。至于因抄录时粗心而出错之处，更不时可见。更不必说那些往往打着国家重点课题或国家社科基金头衔的大部头著作，基本上千人一面，观点要不就过于陈旧，要不就太趋时髦。时间一长，情势一变，读起来不是味同嚼蜡，就是让人不知所云，甚至哭笑不得。

一本好的历史书，要能够常读常新。本书过了将近十五年，读起来应该还会让一些关心这方面历史的读者觉得有些新意，理应不会让读者有思想落伍之感，因为它到底是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史料研究的基础上，而无意为现实的某些政治目标服务。为什么笔者总是强调要做史料研究？这是因为，笔者从来认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当我们尽可能地依照事情的本来面目还原历史的时候，其实很多重要的启示也就蕴含在其中了。这比太过追求做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要来得稳妥和实在得多。

笔者的不满意，倒不是像有的大陆或台湾朋友那样，遗憾其思想性不强。本书写作时，恰值一个相对敏感的时期，笔者初涉国民党问题的研究，尚不知水深水浅，因而没有采取边叙边议的分析式写法，只是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摆事实的写法。这注定是许多读者读起来不那么解渴的原因。但这种纪实性的写法，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倾向性，不会让一部分读者喜欢，一部分读者不满。像国共关系这样掺杂了太多历史和感情纠葛，至今两岸读者的看法还极为对立的话题，也许把基本的文献史料发掘出来，系统地予以全面的介绍，给读者更多的自我判断和自我思考的空间，比强调笔者个人的看法，会更有价值一些。

笔者对本书的遗憾，是因为史料的问题。这本书写于十多年以前，那时笔者还没有去过台湾，甚至还没有蹲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此本书写的是国共谈判的历史，事实上其中利用的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史料，少之又少。除了个别史料是后来加印时根据台湾出版的档案文献资料校订并加注的以外，本书绝大部分涉及国民党方面的种种谈判文件及其往来信件，差不多都是来自于中共方面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因为这种情况，再加上十几年前笔者的写作还不够老到，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自己虽然想要尽量客观，行文却还是可能会流露出一些倾向性，即在有的事情或有的叙述上，显得并不很客观。

笔者这次承蒙出版社邀约重印，自然要对太过明显的错误和倾向性太过明显的文字加以修订。但是，笔者却并不试图在史料的平衡上乘机做一些功夫。这一方面是因为按照有关方面的规定，重印之书必须基本保持原书的内容，只允许有10%至20%的修订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笔者早已接受了另写一本国共关系史的邀约，已不必再靠大力修改本书来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了。而更为重要的其实也许是，当笔者重读本书时，还是相信，保持原有的叙事方式和写法，也还有其必要性。

何以这样说呢？

本书引用的两党谈判草案、提案、谈话录以及各自开具的初步谈判条件等等，数以百件计。而直接间接利用到的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之类，更是有上千之多。这些档案回忆史料固然多为共产党方面所保存，但据笔者此后十余年来利用五六次在台湾讲学、研究的机会，遍查其党史馆、国史馆所存档案，发现其保存下来的涉及到两党谈判问题的相关文献，还不及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百分之一。加上对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的查阅，情况也大致如此。

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是国民党方面对两党谈判的问题不是颇多避讳，就是不很重视。这是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在对共产党问题上就抱有老大心态，不愿也不能把中共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结果每逢必须与中共接触或谈判时，或者是蒋介石秘密指派人员个别行事，不事张扬；或者虽有党政军情各单位负责人与蒋开会确定原则，指派谈判人员具体操作，也因只视之为一种策略手段，或是宣传手段，而很少做具体的文案工作。即使是幕后的指导，也鲜有留下文字的记录。再加上国共谈判多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与中共谈判代表必须电报，甚或信函往还传送谈判指示和汇报谈判情况，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只要去蒋介石官邸当面汇报和领受机宜即可。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保存下来的谈判文献自然也就要远远多于国民党了。而这意味着，研究国共谈判的历史，要想对称地利用两方面的档案史料，根本就不可能。

其二，由于国民党方面很少保存有关两党谈判问题的档案文献，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这些谈判档案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在无法通过国民党方面的档案来具体了解国共两党每一次重大谈判的经过情形时，就非要借重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这些档案史料不可。而从本书出版后这十多年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状况来看，除本书所披露的这些史料之外，几乎再未见有新的研究成果，在本书所涉及的这些重大的国共谈判问题上，发掘出更新的文献史料，亦可知本书所发掘和披露的这些文献史料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确信，在没有一本完整收录国共谈判文件的历史文献集出版之前，本书这种尽可能完整地披露两党谈判方案及其相关文献的纪实写法，仍旧有相当意义。而据笔者所知，这样一种出版计划在相当时期内都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人能有笔者当年的条件，耗时数年来做此工作，而且是因为如今早已失去了出版这种资料集的环境和条件。

当然，正如前述，过多地利用一方的史料来研究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肯定会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危险性。一个最大的局限，就是并不是所有中共代表报告的来自于国民党一方的要求或条件，都一定能够得到验证是准确无误的。除了电报本身可能出现的技术上的问题以外，发电人或报告人带有强烈主观倾向的理解和转述是否完全准确，也可能会是一个问题。更不要说大量使用单方史料所反映的，在特定的立场、态度，甚至情绪影响下形成的指示、报告或其他文件，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倾向性的印象。利用重印的机会，尽可能地全面地引述资料，进行相应的文字处理，避免由此带来误读，自是一件应做的事情。

不过，即便如此，笔者还是想要说明：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较多地借助于单方史料进行研究，也未必一定就是一种缺陷。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历史。既然是不同人之间发生关系，那么从甲的角度看问题，和从乙的角度看问题，注定会有差别。更何况是两个利害各异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呢？有差别，就可能造成对对方意图的误读；有误读，就会加剧原本就立场对立的双方之间的对立。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势必会把对立一方妖魔化，从而使这种误读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历史已经如此，我们后来者如果仍旧被当事双方的这种误读所误导，岂不可悲！

以1937年的国共妥协为例，当时的妥协是以中共中央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做出“四项保证”，即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直接受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导；实施普选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为前提的。由于抗战爆发以后不久，国共两党就开始发生摩擦，再加上中共日益自行其事，部队成倍成倍地扩展壮大，以至于本来就怀疑共产党的蒋介石国民党，更是怀疑中共当初的承诺不过是骗人的幌子。其后又有所谓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某连支部书记李法卿报称：临上前线时毛泽东、朱德曾训示工作方针为：“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于是国民党人更加认定，中共当初的妥协就是一个重大阴谋。《第八路军中共支部书记李法卿揭述中共在抗战期中整个阴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第357—358页。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中可谓代代相传，根深蒂固，至今仍有很大影响。而共产党一方，也因为后来的成功，再不强调当年的“四项保证”，转而强调蒋介石如何心怀叵测，毛泽东又如何高瞻远瞩，从开始即坚持了斗争哲学。结果正好坐实了国民党人的指责。但是，如果我们具体考察过中共中央1936—1937年在国共两党谈判过程中的种种政策和策略转变的复杂经过，具体了解了他们当时争取的目标是什么，坚守的底线是怎样的，国民党方面态度变化对他们构成怎样的刺激，他们如何获知和看待国民党及其国民党提出的种种条件，他们中间在抗日和处理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有着怎样的顾虑和分歧，他们实际上的形势估计和应对方法一步步发生过怎样的改变，以及当时条件下的中日关系，包括共苏关系，对他们与国民党的谈判方针有过怎样的影响……我们就能够了解，中共的妥协以及在谈判中的种种做法，不过是在自身状况和整个形势不断变动的影响下，包括在适应国民党态度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变化而来的。所谓“阴谋”之说，不仅是太过简单化，而且还多少是一种误读。

我们常常自勉：研究历史，要学陈寅恪。这里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如何才能“处于同一境界”？如何才能做到“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无他。就是要尽可能全面地发掘和掌握研究对象留下来的各种史料，通过反复的排比、分析，细细地咀嚼其意味，努力让自己与研究的对象处于同一境界，以便充分去理解其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具体到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对国民党当如是，对共产党也当如是。本书若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共产党当年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即足矣。

另本书写作修订过程中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405。

杨奎松

2005年6月25日于上海虹桥怡景园

前言（二）

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机会，它可以使这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双方，在一种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合作的局面呢？毫无疑问，不论过去的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也不论今天的人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理解过去的历史，这样的机会确实存在过。有谁能够否认，自有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时止，在这二十八年的时间里，这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国共两党，相互战争的时间丝毫不比他们“和平共处”的时间长计算自有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这二十八年的历史，两党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总计有1927—1936年（九年）和1947—1949年（三年）共十二年左右的时间，而两党合作或处于非战争状态下的时间，却有1921—1927年（六年）和1937—1946年（十年）共十六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双方战争的时间远少于合作的和“和平共处”的时间。。

当然，过去的和今天的政治家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这种“和平共处”始终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之所以选择“和平”而不是选择战争，这毕竟是一种妥协，并且是相互间的而绝不是单方面的妥协。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疑：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是否还会有共产党的存在？但是，人们为什么不从另外的角度想一想：为什么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就在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如果张学良不是了解到蒋介石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的情况，如果他不是相信共产党有蒋介石也无法战胜的力量，他是否会与共产党结盟，是否会冒险发动西安事变？进而言之，西安事变结束之后，如果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蒋何以要留这无穷的隐患，并与之和平谈判？如果共产党数万兵力无足轻重，蒋又何以在谈判条件上一让再让，最终不得不同意共产党人保有事实上独立的军权与政权？试比较一下1949年的国共谈判，蒋尚有半壁江山和数百万军队，只因共产党人不想与之妥协，结果竟想要保有部分的政权和军权而不可得。事实昭然，妥协总是双方面的，而双方面的妥协不论形式如何又何尝不是一种“合作”？

在1937年到194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恐怕再没有什么字眼儿比“国共合作”这个字眼儿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了。它里面既有友爱，也有仇恨；既有团结，也有对立；它既象征着平等，也象征着不平等；它既意味着和平，也意味着战争。但是，不论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仇恨、对立、不平等甚至战争，他们却始终在努力维持着他们之间的统一战线。从1936年国共两党谈判政治解决两党关系开始，到1946年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为止，他们之间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十一年之久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谈判。这些谈判的内容固然每每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固然比比皆是，但是他们之所以谈判，目的自然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为了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与合作。

然而，截然不同的观念形态，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和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使得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而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最终导致国共两党总是难以找到共同的妥协基础与谅解方式。当然，机会总是有的，但毕竟只是机会而已。无论是1937、1938、1942、1944年，还是1945和1946年，我们事实上都能够发现这样的机会。但是，机会总是有条件的。它们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客观环境、力量对比和一方甚或双方的妥协意愿所使然。也正因为如此，机会总是不能保持永远。任何一种环境的改变，力量对比的变化，乃至谈判条件的调整，都有可能使本来存在过的机会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注意一下1942年和1944年上半年的两党谈判情况，就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也恰恰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似乎有必要注意到两党关系的极端复杂性。

可以肯定，在国共关系史当中，两党谈判的历史是最能够集中反映双方关系的这种复杂性了。在1936—1946年间，国共两党之间的几乎所有重大矛盾与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斥诸于谈判并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国共两党自身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针和目的，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谈判条件的考虑和变换中表现出来。甚至，如果我们把国共双方的历史性较量概括为“斗智斗勇”的话，那么，谈判本身实际上也是双方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一种手段。有人说，谈判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如果我们只是就其复杂并极具技巧性的这一特点而言的话，我们的确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一种“斗争艺术”。在抗日战争前后，国共双方实际上也正是把谈判当成是一种斗争的重要手段的，它甚至远比那些真刀真枪的摩擦和冲突更加具有威胁性，更加惊心动魄。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努力研究并说明在国共关系史中最复杂也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两党谈判的情况。

杨奎松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