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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注杜诗/钱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集 - (唐)杜甫、(清)钱谦益

前言

郝润华

由于时代环境的特殊性与学术的发展，清朝一代产生了许多杜诗注本，成就可观，在今人周采泉所编撰《杜集书录》中，仅“全集校刊笺注类”就著录清人杜诗注本27种，还远非全部。在这些杜诗注本中，《钱注杜诗》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部。

《钱注杜诗》二十卷，其作者是明末清初的文人钱谦益。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年自号蒙叟、绛云老人等，常熟（今属江苏）人。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卒于清康熙三年（1664），享年八十三岁。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授编修之职，隶东林党。崇祯元年（1628），官礼部侍郎，后因与温体仁争阁臣事削籍还乡。李自成陷京后，福王立于南京，由马士英引为礼部尚书。清顺治三年（1646），多铎镇江南，钱谦益率文官迎降，即授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冯铨充修《明史》馆正总裁，以钱谦益副之。当时，钱谦益声名远播天下，但清廷却并未加以重用，钱氏于是称疾乞归。顺治五年，黄毓祺反清起义失败，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钱谦益坐与交通罪，被捕入狱，经家人多方奔走诉辩，总督马国柱以钱谦益与黄毓祺素不相识判定，钱氏才得以放还。归家乡常熟后，钱谦益唯以著述、佛事为业。他反省思过，痛悔降清之举，并积极投身反清活动，如策反总兵马进宝、参与郑成功“通海”等，并将晚年诗文集命为《投笔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钱氏著述均遭禁毁。事迹入《清史稿·贰臣传》。综观钱谦益一生，其行为明显随时代环境而变化，其思想感情十分复杂，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论及时说：“钱谦益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1]可谓平心之论。

《钱注杜诗》二十卷，是钱谦益晚年倾注心力之作，从明崇祯六年（1633）开始，到清康熙三年（1664）去世前夕，历时三十余年之久，才陆续完成全书的笺注。钱谦益在《草堂诗笺元本序》中交待说：“余为《读杜笺》，应卢德水之请也。孟阳曰：‘何不遂及其全。’于是取伪注之纰谬，旧注之踳驳者，痛加绳削。文句字义，间有诠释。”[2]这里的卢德水，即卢世㴶；孟阳，即程嘉燧。两人均是钱谦益的好友，也是助使他完成《钱注杜诗》的两位功臣。钱谦益在《吴江朱氏杜诗辑注序》中也说：

余笺解杜诗，兴起于卢德水，商榷于程孟阳。已而学子何士龙、冯己苍，族子夕公，递代雠勘，粗有成编，犹多阙佚。老归空门，不复省视。[3]

这段文字大致介绍了钱氏注释杜诗的缘起与经过。可知钱谦益注杜诗，实缘起于卢世㴶、程嘉燧两位老友的鼓励与启发。

钱氏注杜的目的是为还原杜诗面貌，他对于宋人注杜十分不满，在《注杜诗略例》中有较全面的总结：

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少所发明，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捃摭子传为博，泛滥踳驳，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识指要，其失也愚。

钱氏还总结出宋人注杜的八种失误：伪托古人，伪造故事，傅会前史，伪撰人名，改窜古书，颠倒事实，强释文义，错乱地理等。[4]因此，晚年下决心笺注杜诗，借此契机试图恢复杜诗的真面目。

钱氏注杜的动机则是“借诗以存史”。钱谦益认为时代的兴亡升降，感叹悲愤，诗人通过诗歌创作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呈现。杜诗更是如此。杜诗之所以被称为“诗史”，就是杜诗中潜隐着杜甫对动荡的安史之乱时代的独特感受。因此，阐释杜诗应该将其与时代背景紧密联系起来，挖掘其中的深刻主题与思想意义。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是如此，笺注杜诗也是如此。

崇祯六年，钱谦益用其特殊方式完成《读杜小笺》三卷，崇祯七年，又完成《读杜二笺》一卷，后增至二卷，与《小笺》并为三卷，合刻于《初学集》之后，《初学集》则由其弟子瞿式耜刻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尽管钱氏所笺释的杜诗只有数十首，但“笺释之精华，大略已具于斯”[5]。顺治七年（1650），钱谦益藏书楼——绛云楼失火，钱氏藏书焚毁殆尽，所幸杜诗笺注原稿尚存。钱氏此时身体与精力已不及先前，于是将其资料及原稿提供给朱鹤龄（字长儒），希望能助其完成注杜事业。钱氏在《吴江朱氏杜诗辑注序》中说：“吴江朱子长孺，馆于荒村，出所撰《辑注》相质。余喜其发凡起例，小异大同，弊簏蠹纸，悉索举似。长孺概括诠次，都为一集。”[6]康熙元年（1662），朱鹤龄完成了全部杜注，但钱氏看过书稿后却感到大失所望：“不谓其学问繁复，心思周折，成书之后，决非吾本来面目。”[7]钱氏遂收回其所作序，二人交恶，各自于常熟、吴江（今属江苏苏州）两地潜心注杜。关于钱、朱注杜之争，洪业《杜诗引得序》与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中有详细介叙[8]，此不赘述。康熙三年（1664），钱谦益病卒，三年后，《钱注杜诗》二十卷由泰兴季振宜刻印行世，据季《序》，原稿得自钱氏族孙钱曾（字遵王），季《序》云：

丙午冬，予渡江访虞山剑门诸胜，得识遵王。……一日指杜诗数帙，泣谓予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年四五十即随笔记录，极年八十，书始成。得疾著床，我朝夕守之。中少间，辄转喉作声曰：‘杜诗某章某句尚有疑义。’口占析之以属我，我执笔登焉。成书而后又千百条。……”牧翁阅世者，于今三年，门生故旧无有过而问其书者。予读其书，部居州次，都非人间所读本。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窥见钱氏注杜之认真与艰辛。《钱注杜诗》问世后，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二十卷也刻印行世。关于二书的关系以及各自的特点，学界有深入研究[9]，此不多述。

《钱注杜诗》完成后，钱谦益颇引以为自豪，他借钱曾之口评其注杜“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尤其是“《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10]。钱注在体例、内容与方法诸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与创新性，对后世注杜及诠释方法影响至巨。因此，《钱注杜诗》一书虽在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遭遇官方严厉禁毁，但民间仍有流布。最早的版本即是康熙六年（1667）静思堂刻本，乃钱曾交付季振宜所刻，包括诗歌十八卷，文二卷，共二十卷，后附序跋、诗话、杜甫年谱等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了以此本为底本的排印本，较为通行。据有学者考察研究，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有钱谦益稿本《杜工部集》二十卷，与静思堂本文字略异[11]，可惜条件所限，不得经眼，更不能将二本予以对校。

细究《钱注杜诗》二十卷，其内容体例与此前其他杜诗注本显为不同。钱谦益并未对每首杜诗逐一做注，而是对有感想和特殊体会的作品进行重点注解与笺释。全书以宋代吴若本《杜工部集》二十卷为底本，参校宋、明诸善本，收录杜诗1 471首，其中有笺注者913首，有阐发杜诗深意的“笺曰”者58首，无笺注者558首。钱氏所笺注者，占全部作品的62％。其注释侧重对杜诗中地理、职官、史事、名物的诠解；笺释则注重以唐代史事与杜甫诗歌相互参证，考察杜甫所处之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深刻体会杜甫之心态、情感与思想之微妙变化，澄清史实，阐明诗意。在以史证诗的同时，也以诗证史，以诗考史。如以《玄元皇帝庙》揭唐玄宗之崇道，以《洗兵马》证玄宗、肃宗父子关系，以《诸将五首》考代宗对藩镇之姑息，其方法与见解皆与前人笺杜有异。钱谦益注杜所用之总体方法是传统的诗史互证法，这种方法宋代学者，如黄希与黄鹤《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赵次公《杜工部诗先后解》等，就已开始运用于杜诗诠释之中，至《钱注杜诗》出，将此种方法正式确立下来[12]。

对于《钱注杜诗》的影响与地位，自来仿效者、称赞者大有人在，如清代卢元昌《杜诗阐》、黄生《杜诗说》、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等，均或明或隐地吸收了《钱注杜诗》中的内容，在笺注方法上也有意借鉴钱注。现代学者如陈寅恪在其《柳如是别传》中即说：“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13]胡小石对钱笺也给予了极高评价：

昔钱牧斋作《草堂诗笺》，深得知人论世之义，高出诸注家。其于《洗兵马》一篇，即发扬玄、肃当时宫闱隐情。[14]

当然，对此书提出批评者也不乏其人，如清人潘耒即认为由于钱谦益求新太过，《钱注杜诗》以至于失于穿凿。他说：“牧斋学问闳博，考据精详，家多秘书，兼熟内典。其笺杜也，钩稽奥义，抉摘异闻，他人所不能注者，一一注出，诚有功于少陵矣。其斥旧注之病数条，尤为切当。但钱氏求新太过，亦时有此失。”[15]现代学者邓之诚更批钱注“事事征实，不免臆测”[16]。洪业也持此说：“钱注以灵悟自赏，其失也凿。”[17]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他们的着眼点多在于《钱注杜诗》中所运用的方法，即诗史互证法。我们笺释古代诗歌，不仅需要“知人论世”，还需“以意逆志”，挖掘某类诗歌中所蕴含的微旨，“因为诗人总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有所感触而发之于吟咏，读者如欲确切地把握这诗的用意，就得了解这一诗篇的历史背景，努力复原产生此诗的特定环境。但诗人形诸笔墨时，还受外部各种条件的影响，或不便明言，或不愿明言，他们表达时还有一个独特个性的问题，注释者得注意诗人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他们必须‘以意逆志’，而不为某种表面现象所迷惑，这样才能深入到诗人的内心世界”[18]。从这个意义上说，《钱注杜诗》不仅对杜诗学的发展有开拓与创新价值，而且在古代诗歌阐释方面也具有方法学上的启示意义。

《钱注杜诗》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过繁体排印本，后多次印行。为便于普通读者阅读利用，本次以简体横排形式点校整理，并改名为《杜甫诗集》，希望能对广大杜诗爱好者学习了解杜诗与钱注有所帮助。

此书点校整理过程中，几位弟子，即西北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王琪、高云飞、董咪、章蕾、赵谞鹏、苏朋朋等同学帮忙录入、校对，助力不少。上海古籍出版社常德荣编辑，虽素未谋面，但通过书信相识已久，此书的出版，从约稿到完成，都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此书完成之际，谨向以上诸位表示衷心感谢！

[1]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4页。

[2] 《钱注杜诗》卷首。

[3] 载《牧斋有学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99页。

[4] 钱谦益《注杜诗略例》，载《钱注杜诗》卷首。

[5] 洪业《杜诗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 《牧斋有学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99页。

[7] 钱谦益《与钱曾书》，载《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二，日本昭和四十五年影照虞山如月楼刊本。

[8] 《文史哲学集成》丛刊之一，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

[9] 参见莫砺锋《〈辑注杜工部集〉平议》，载《文史》2002年第4期；郝润华《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略论》，载《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等。

[10] 钱谦益《草堂诗笺元本序》，载《钱注杜诗》卷首。

[11] （日）芳村弘道《关于“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稿本〈钱注杜诗〉——李爽氏〈钱牧斋杜注写本考〉补遗》，载查屏球主编《梯航集——日藏汉籍中日学术对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12] 参见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修订本），中华书局2020年版。

[13]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93页。

[14] 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载《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5] 潘耒《书杜诗钱笺后》，载《遂初堂集》卷十一，清康熙刻本。

[16]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7] 载《杜诗引得》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8] 周勋初《〈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序》，黄山书社2000年版。

凡例

一、本点校本以康熙六年（1667）季振宜校阅静思堂刻本《钱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集》为底本。

二、注文按原书汇总于诗后，为便于阅读，逐一增加序号；钱氏笺释，依旧殿于注后。

三、夹杂于诗中的原校与自注，仍置于原处，以小字处理，予以区别。

四、全书顺序，钱谦益与季振宜序及《略例》仍置作品前；其余序跋及《少陵先生年谱》作为附录，置于书后，供读者阅读研究利用。

五、通假字、避讳字等大致保留，有特殊情况者则特殊处理；异体字、古今字，在不影响文意情况下，改为规范简体字。

六、钱注引用杜诗原文及诗题或过于简略，或过于随意，如“旧书”“唐志”“汉地理志”之类，视其具体情形，酌加书名号。古人引书较随意，故于注中之引文一般不加引号，特殊情况则做特殊处理。

七、由于本书版本单一，仅有清康熙静思堂刻本（此后版本皆据此重刻或翻刻），故文字校勘多用他校与理校，校记以脚注形式写于每页下方，供读者参考。

序

丙午冬，予渡江访虞山剑门诸胜，得识遵王。遵王，钱牧斋先生老孙子也。入其门庭，见几阁壁架间，缥缃粲然，茶碗酒盏，无非墨香。知其为人，读书而外，顾无足好者。一日指杜诗数帙，泣谓予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年四五十即随笔记录，极年八十，书始成。得疾着床，我朝夕守之。中少间，辄转喉作声曰：杜诗某章某句，尚有疑义。口占析之以属我，我执笔登焉。成书而后，又千百条。临属纩，目张，老泪犹湿。我抚而拭之曰：而之志有未终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谋之而何恨！而然后瞑目受含。”牧翁阅世者，于今三年，门生故旧，无有过而问其书者。予读其书，部居州次，都非人间所读本。而笔阵纵横，甲乙牵连，目眯志荒，不可辨别。遵王衮衮诵之，若数一二。盖牧斋先生投老，晨夕棐几，与闻后堂管弦。老门生则冯子定远、陆子敕先。而其家族子孙，虽冠带得得，其与之共读书者，则惟遵王一人。以是牧斋先生所读书，遵王实能读之。凡笺注中未及记录，特标之曰：具出某书某书。往往非人间所有，又独遵王有之。遵王弃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补笺注之所未具。装合辐辏，眉目井然。譬彼船钉秤星，移换不得。而后牧斋先生之书成，而后杜诗之精神愈出。人但知其能一弓，而不知其成之者三年；人但知其能三赋，而不知其成之者十年。后生轻薄，喜谤先辈，偶得一隅，乃敢奋笔涂抹改窜，参臆逞私，号召于人曰：我注杜诗矣。是犹未能坐而学揖让，未能立而学奔趋，岂饮狂药中风者之谓，亦不读书而已矣。嗟乎！牧斋先生仕宦垂五十年，生平精力，购古书百万卷，作楼登而藏之，名曰绛云。一旦弗戒于火，皆为祝融取去。拔剑击阖，文武之道顿尽，而杜诗笺注巍然独存于焦头烂额之余。杜曲浣花，拂水红豆，千载而遥，精气相感，默相呵护，有如是乎！

丁未夏，予延遵王渡江，商量雕刻。日长志苦，遵王又矻矻数月，而后托梓人以传焉。噫！斯幸矣。牧翁著述，自少至老，连屋叠床，使非遵王笃信而死守之，其漫漶不可料理。纵免绛云楼之一炬，亦将在白鸡栖床之辰也。谋于予则获，遵王真不负牧翁幽冥之中者哉！

康熙六年仲夏，泰兴季振宜序。

草堂诗笺元本序

余为《读杜笺》，应卢德水之请也。孟阳曰：“何不遂及其全？”于是取伪注之纰缪、旧注之踳驳者，痛加绳削。文句字义，间有诠释。藏诸箧衍，用备遗忘而已。吴江朱长孺，苦学强记，冥搜有年，请为余摭遗决滞，补其未逮，余听然举元本畀之。长孺力任不疑，再三削稿。余定其名曰《朱氏补注》，举陆务观注诗诚难之语，以为之序，而并及“天西采玉门”“求七祖”二条，以道吾所以不敢轻言注杜之意。今年长孺以定本见示，亟请锓梓，仍以椎轮归功于余。余蹴然不敢当，为避席者久之。盖注杜之难，不但如务观所云也。今人注书，动云“吾效李善”。善注《文选》，如《头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瓶泻水。今人饾饤拾取，曾足当九牛一毛乎？颜之推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何况注诗，何况注杜？少陵间代英灵，目空终古。占毕儒生，眼如针孔，寻撦字句，割剥章段，钻研不出故纸，拈放皆成死句。旨趣滞胶，文义违反。吕向谓善注未能析理，增改旧文，唐人贬斥，比于虎狗凤鸡，宁可用罔，复蹈斯辙？樊晃《小集》出于亡逸之余，初无次第，秦中蜀地，约略排缵，有识者聊可见其为事之早晚、才力之壮老。今师鲁訔、黄鹤之故智，钩稽年月，穿穴璅碎，必尽改樊、吴之旧而后已。鼷鼠之食牛角也，其啮愈专，其入愈深，其穷而无所出也滋甚，此亦鲁訔辈之善喻也。余既不敢居注杜之名，而又不欲重拂长孺之意。老归空门，拨弃世间文字，何独于此书护前鞭后，顾视而不舍？然长孺心力专勤，经营惨淡，令其久锢不传，必将有精芒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则莫如听其流布，而余为冯轼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力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句字诠释，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阙者可思。若夫类书谰语，掇拾补缀，吹花已萎，哕饭不甘，虽多亦奚以为？今取笺注元本，孤行于世，以称塞学士大夫之望，其有能补者续者，则听客之所为。道可两行，罗取众目，瑜则相资，颣无相及，庶几不失读杜之初指，而亦吾党小子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言：‘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此千古通人之论也。”因徇遵王之请，而重为之序，以申道余始终不敢注杜之意。

虞山蒙叟钱谦益谨书。

注杜诗略例

钱谦益

吕汲公大防作《杜诗年谱》，以谓次第其出处之岁月，略见其为文之时，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约略言之耳。后之为年谱者，纪年系事，互相排缵。梁权道、黄鹤、鲁訔之徒，用以编次后先，年经月纬。若亲与子美游从，而籍记其笔札者。其无可援据，则穿凿其诗之片言只字，而曲为之说，其亦近于愚矣。今据吴若本，识其大略。某卷为天宝未乱作，某卷为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乱失次者，略为诠订。而诸家曲说，一切削去。

子美皆天宝以后之作，而编诗者系某诗某诗于开元，仍年谱之讹也。子美与高、李游梁、宋、齐、鲁，在天宝初，太白放还之后，而谱系于开元二十五年。故诸家因之耳。旧史载高适代崔光远为成都尹，谱以为摄也。遂大书于上元二年，曰：“十月以蜀州刺史高适摄成都。”唐制：节度使阙，以行军司马摄知军府事，未闻以刺史也。元微之《墓志》载嗣子宗武，谱以宗文为早世也。遂大书于大历四年，曰：“夏复回潭州，宗文夭。”按樊晃《小集》，叙子美殁后，宗文尚漂寓江陵也。若此之类，则愚而近于妄矣。

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少所发明，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捃摭子传为博，泛滥踳驳，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识指要，其失也愚。余于三家，截长补短，略存什一而已。

注家错缪，不可悉数。略举数端，以资隅反。

一曰伪托古人。世所传伪苏注，即宋人《东坡事实》。朱文公云闽中郑昂伪为之也。宋人注太白诗，即引伪杜注以注李。而类书多误引为故实，如《赠李白》诗“何当拾瑶草”，注载东方朔《与友人书》，元人编《真仙通鉴》、近时人编尺牍书记，并载入矣。洪容斋谓疑误后生者此也。又注家所引《唐史拾遗》，唐无此书，亦出诸人伪撰。

一曰伪造故事。本无是事，反用杜诗见句，增减为文，而傅以前人之事。如伪苏注“碧山学士”之为张褒，“一钱看囊”之为阮孚，“昏黑上头”之为常琮是也。蜀人师古注尤可恨。“王翰卜邻”，则造杜华母命华与翰卜邻之事。“焦遂五斗”，则造焦遂口吃，醉后雄谭之事。流俗互相引据，疑误弘多。

一曰傅会前史。注家引用前史，真伪杂互。如王羲之未尝守永嘉，而曰庭列五马。向秀在朝，本不任职，而曰继杜预镇荆。此类如盲人瞽说，不知何所自来，而注家尤传之。

一曰伪撰人名。有本无其名而伪撰以实之者。如卫八处士之为卫宾，惠荀之为惠昭、荀珏，向卿之为向询是也。有本非其人妄引以当之者。如韦使君之为韦宙，马将军之为马璘，顾文学之为顾况，萧丞相之为萧华，己公之为齐己是也。至“前年渝州杀刺史”一首，注家妄撰渝遂刺史及叛贼之名。而单复《读杜愚得》遂系之于谱，尤为可笑。

一曰改窜古书。有引用古文而添改者。如慕容宝樗蒱得卢，添“袒跣大叫”四字，《赭白马赋》用“品艺骁腾”为句。而《蜀都赋》“觞以缥青”，“一醉累月”，断裂上下文，以就蜀酒之句也。有引用古诗而窜易者。如庾信“蒲城桑叶落”，改为“蒲城桑落酒”；陆机“佳人眇天末”，改为“凉风起天末”是也。此类文义违反，大误后学。然而为之者亦愚且陋矣。

一曰颠倒事实。有以前事为后事者。如《白丝行》以为刺窦真，“萧京兆”以为哀萧至忠是也。有以后事为前事者。如《悲青坂》而以为邺城之役，“雍王节制”而以为朱滔、李怀仙之属是也。

一曰强释文义。如“掖垣竹埤梧十寻”，解之曰：垣之竹，埤之梧，长皆十寻。有是句法乎？如“九重春色醉仙桃”，解之曰：入朝饮酒，其色如春。有此文理乎？此类皆足以疑误末学，削之不可胜削也。

一曰错乱地理。如注“龙门”，则旁引《禹贡》之龙门，不辨其在洛阳也。注“土门杏园”，则概举长安之土门杏园，不辨其在河南也。注“马邑”，则概举雁门之马邑，不辨其在成州也。诸家惟黄鹤颇知援据，惜其不晓抉择耳。

宋人解杜诗，一字一句，皆有比托。若伪苏注之解“屋上三重茅”，师古之解“笋根稚子”，尤为可笑者也。黄鲁直解《春日忆李白》诗曰：庾信止于清新，鲍照止于俊逸，二家不能互兼所长。渭北地寒，故树有花少实；江东水乡多蜃气，故云色驳杂。文体亦然，欲与白细论此耳。《洪驹父诗话》：一老书生注杜诗云：儒冠上服，本乎天者亲上，以譬君子；纨袴下服，本乎地者亲下，以譬小人。鲁直之论，何以异于此乎？而老书生独以见笑，何哉！

宋人之宗黄鲁直，元人及近时之宗刘辰翁，皆奉为律令，莫敢异议。余尝为之说，曰：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评杜诗者，莫不善于刘辰翁。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辰翁之评杜也，不识杜之大家数。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者，而点缀其尖新俊冷、单词只字，以为得杜骨髓，此所谓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学杜者，生吞活剥，以挦撦为家当。此鲁直之隔日疟也，其黠者又反唇于西江矣。近日之评杜者，钩深抉异，以鬼窟为活计。此辰翁之牙后慧也，其横者并集矢于杜陵矣。余之注杜，实深有慨焉，而未能尽发也，其大意则见于此。

杜集之传于世者，惟吴若本最为近古，他本不及也。题下及行间细字，诸本所谓公自注者多在焉，而别注亦错出其间。余稍以意为区别，其类于自者，用朱字，别注则用白字，从本草之例。若其字句异同，则一以吴本为主，间用他本参伍焉。

宋人词话以蜀人《将进酒》为少陵作者，蔡梦弼诗注载王维画《子美骑驴醉图》，并子美断句诗。至于郑虔愈疟之说，文宗斧臂之戏，李观坟土之辨，韩愈摭遗之诗，皆委巷小人流传之语，君子所不道也。“饭颗山头”一诗，虽出于孟棨《本事》，而以谓讥其拘束，非通人之谭也，吾亦无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