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 杨奎松
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义
中共也曾尝试“和平土改”
电影《停战以后》与安平事件真相
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
中共红军是如何“打通国际路线”的
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商榷
浙江大学出版社
前言
（一）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历史”，一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一种是后来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知。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也就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历史真实”，同样也就存在着历史学者努力探求、考据和通过研究向今人呈现历史真实的可能性。这是历史研究存在的最重要的学理基础和学术意义。
但是，今人和过去的时空区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两个麻烦。一是过去种种条件、环境和相关因素作用的复杂性几乎是无法重现和复制的，因此，后人多半没有可能把过去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事情发生的种种背景情况描述得分毫不差。二是受时空环境或情感立场的影响，今天不同的研究者对过去的人和事难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隔阂或联系，而有不同的感悟和评价。因此，即使在大家都同样尊重历史真实的条件下，也不等于今天不同的研究者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一定能够得出相同的认知。
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也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也只有先弄清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大家再来讨论其是非对错或经验教训，也才有可靠的事实基础。历史上有非常多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先入为主的事实判断或刻意歪曲的事实宣传，常常会导致人的错误认识。比如1938年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误导过几代人对苏联历史的看法。而一旦事情的真相被揭示出来，世人的观点看法就很容易发生逆转，即使《教程》里有部分真实，也没人信了。由此就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不首先弄清历史真实的话，任何观点、看法，以及任何我们相信可以总结来比照我们现实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之类的东西，不仅是不足凭的，而且还会带来很糟糕的作用和后果。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今各级官僚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因此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不少人主张再搞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反”运动，一扫贪腐之风。毛泽东时代官员贪腐现象是不是比现在少？这个历史事实是很容易得到肯定性的回答的。但是，造成那个时代贪腐现象少的原因是因为1951年底到1952年初毛泽东领导了几个月时间的“三反”运动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远不是那么简单和肯定的了。何况，不要说“三反”运动本身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光是看一下运动之后的情况，就会发现，寄希望一次运动又能怎样？实际上，“三反”运动结束后不久，新的干部贪污现象就再度死灰复燃，中共中央很快又在一些地方再搞反贪污斗争和反贪污教育。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再度发动城乡“三反”运动，主要矛头一度指向了干部官员的贪污问题。直到“文革”中期，变相的干部官员贪污腐败问题又有所抬头，中共中央为此又搞“一打三反”斗争。到“文革”后期，“走后门”等化公为私或以权谋私的变相贪腐问题重又出现，中共中央不得不集中教育整治。仅此简单的一个历史情况，就可看出，毛泽东时代官员贪腐现象相对较轻，并不是靠五十年代初那次几个月的“三反”运动取得的，其中当另有原因。在当今已经高度市场化的复杂条件下，又如何能够设想靠运动就能解决当今贪腐问题呢？
很可悲的是，我们今天社会上大多数人其实很少真正理解获得历史真实的价值与作用。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育几乎从来不教学生发现、尊重历史真实的方法和意义。我们的历史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除了大学历史专业以外），教给学生们的其实主要不是历史，而是政治，而且基本上是用于死记硬背的教条。这种历史教育的结果，或是让从小喜欢历史的孩子们早早就失去了对历史真相探求的热情；或是让大多数受教育者以为，历史本来就应该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政治正确”高于一切，真实与否无所谓。结果，今天社会上很多人都以为，研究历史最容易，谁还不能找出几条史料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呢？记得几年前有位大学校长就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搞历史的，不就是把旧报纸上的东西抄来抄去吗？
中国有句俗话，叫“隔行如隔山”。在现代科学条件下，不要说理工科和人文科学之间跨越起来非常困难，哪怕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要想自由穿越，也很少可能了。特别是由于科学方法在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影响到今天的人文学科内部，哪怕就是历史学科内部，不同专业之间或不同研究门类之间的沟通如今都变得很困难。做中国古代的和做中国现代的，甚至是做现代政治史的和做现代社会史的、做现代经济史的和做现代文化史的研究者之间，往往都会有很多相互隔膜不通之处。像古近社会那样，可以在不同学科，如文理之间，或文史哲之间，自如游走，且有成就者，已不大能见到了。由于今天的学问家基本上都变成了各专业的“工匠”和“技师”，每个人只有条件“专”在自己专业的那个小圈子里，因此，很少有人不承认，今后中国再没有所谓的“大家”了。这不是因为现代人比古近的人笨了，而是因为今天的学术研究环境和条件完全改变了。我的研究经历、研究范围、研究时段，包括兴趣对象，在历史学界都不算是太小太窄的，但即使是有着二十年专业研究经历的我，要想跨出我自己既往的现代政治外交史研究，不要说跨出到外国史或中国古代史中去，哪怕就是跨出到近代史或当代史的许多方面去，我都没有那个胆量和勇气。我最近批评了一位研究时政和战略问题的学者跨界来大谈中共历史的书，想要突出强调的一点也正是在此：还是谨守自己的专业好，免得乱点鸳鸯谱误己误人误社会。
（二）
这本集子里收了三组文章，有旧文，有新文。把它们集合在一个集子里面，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借这样三组文章让喜欢读史的读者了解一下，今天做历史研究，哪怕像我这样，只是着重做中国现代政治、外交史研究，都是很不容易的。我这里所说的不容易，指的是考察追寻历史真相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和麻烦的事情，不是下了力气去研究，就一定能够得到让大家满意的答案的。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往往是由许许多多很具体的历史人物、很微观的历史事件组合而成的。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往往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段就一个方向上去做研究，就需要花费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更遑论去研究更大范围、更长时段的问题了。
放在第一组里面的五篇文章，除了谈新中国革命外交的由来问题那篇以外，都是一些很具体，甚至很琐碎的史实研究。前两篇文章尤其微观。也许读者读了这两篇文章，只是了解了两个很小的，且在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历史当中从来都很少会提到的事情的一些来龙去脉。但是，如果读者看过《停战以后》的故事片，或了解中共土改的基本政策方针，就会发现，这两篇文章所给出的纵使只是很孤立的两个历史小片段，却也可以反映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我们后人认知历史的复杂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由于注意这种复杂性而学会多角度多层面地去看待和理解历史。
我在这一组中还收入了考察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文章以及介绍1936年苏联尝试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经过的文章。同时，我在下一组商榷文章中也收录了我讨论战后苏联军事援助和早些年谈论苏援对中共早期发展作用的文章。我这样集中地把它们搜集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前流行的一种观点或说法。
今天，由于研究中苏关系史的诸多学者近二十年的努力，过去绝不承认中共革命接受过外援的官方学者，都已经认同这样的援助确实存在了。这是历史研究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不过，承认这种援助的存在，并不等于大家如今都能正视这一历史了。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许多人一面承认这种援助确实存在，一面却极力告诉读者：苏联的援助如何少得可怜或“有限”。他们强调说，苏联援助主要都给了国民党，并列举数字来说明苏联援助国共两党时如何厚彼薄此。有学者甚至声称：这种援助不仅“有限”，还“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我不知道这样的研究者有没有最起码的历史观点。我这里讲的历史观点，就是讲我们研究历史起码要做到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都是苏联党领导的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之一，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和经费支持。姑且不论这些指导、帮助是否都那么正确或适当，最初不过几十人的中国共产党仅仅几年时间就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政党之一是基本的事实。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的经费援助固然比不了它同时期给国民党的经费及军事援助，但这样的差异能够简单地用苏联厚彼薄此来说明吗？究竟苏联共产党骨子里是亲共还是亲国，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今天人们改讲民族主义了，就忘了共产党人过去的意识形态是阶级主义这一历史事实。除了苏联（也是“社会主义”事业！）自身国家利益需要的作用以外，其援助多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和当年国共两党的政治地位、体积，乃至可能受援的条件限制密切相关的。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一度倾其国力帮助中国援建基础工业设施，其规模之大、技术提供之多，远超过美国同时期给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就不难有所了解了。
其实，我一直在讲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即当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在批评当年莫斯科给中共的援助如何如何少、动机如何如何自私的时候，我们理应反省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与一些受援党或受援国之间关系中几乎如出一辙的情况。比如，只要考察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和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关系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发生在今天中国人对苏联援助力度和援助动机的指责，也同样曾经发生在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受援党和受援国之中。只不过，被批评的对象是中国。换言之，在各国共产党之间，援助国和被援助对象之间常常在重复着同样的现象：援助国花了大力气援助了落后国家的党，帮助了这些党和国家的革命或建设，结果多半都会受到指责，即被援助者最后反而会批评援助一方援助的力度有限、动机自私，甚或指责援助者意在控制受援方，等等。仅由此一点即不难了解，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正视自身的历史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研究者从一个一个具体的甚至是微观的史实着手进行研究和澄清，又是一件多么重要的工作。
本书第二组收入的是几篇我所涉及的问题讨论的文章。这几篇文章讨论的，也都是比较具体的问题，但是，无论是针对概念使用的问题，还是针对一个微观或宏观政策形成或实施原因的问题，抑或是针对某些具体的历史现象存在与否、作用大小的问题，都可能形成不同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解读，进而在学者之间产生不同意见的讨论或者是争论。这种讨论或是争论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学者们在相互讨论或是争论之中能够发现各自研究中的不足，带动研究的热情，激发问题意识，从而推动资料发掘与历史研究的一步步拓展与深入。
在这一组中我特别收录了刘统教授批评我的文章，是因为我认为刘教授的文章对我的帮助和启发相当大。在此之前，我虽然注意到战后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的军事援助问题，也在战后东北国共冲突的文章中提到过，但从来没有认真地做过资料发掘和搜集，包括对苏联方面宣布的援助数据，也没有做过研究分析。1997—1998年，我在《百年潮》杂志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时，讨论到苏联援助作用问题，就因此出了纰漏。其实，我不是不了解苏联方面公布的战后在东北提交给中共的武器装备数字不十分可靠，因此，我在连载文章里很清楚地表明了我的观点，即我认为苏联提供的援助只是大大缩短了中共在东北军事斗争中成功的时间。但是，因为成书速度过快，书中的观点需要稍加注释说明，我未做具体分析研究就将苏联方面公布的援助数字放进了注释里。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本来就否认苏援作用的一些读者的强烈质疑。相对于一些网友的批评，刘统教授的争论文章是唯一从学术角度对我书中这一注释资料进行讨论的。我虽然并不十分同意刘教授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和解读，但刘教授的文章却让我获得很多知识，也清楚地了解到了我的问题所在。细心的读者应该可以看出，我正是在刘教授批评文章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对东北苏援问题上档案的发掘与微观史实的研究。尽管，无论是从战后中共东北军事工业不同阶段成长状况及其实际能力方面，还是从战后苏方不同时期提供援助的具体经过、数量、规模和种类等方面，刘教授和我都还缺乏能够说服对方的更加充分的证据，但是，通过这次讨论，至少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例证也充分说明了历史研究之不易。
本书第三组文章名为“评论”，其实我想着重介绍的是评两位金先生的文章。收入它们，除了两文在报上发表时都受到版面的局限，未能刊完全文，如此可以记录文章全貌外，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批评别人的著作。
金冲及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师长辈的学者，他的研究一向都非常严谨和充满智慧。但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本书，却让我感到失望。以身为学生辈的我来评金先生的书，实非我愿。记得当年大家都力推黄仁宇的《黄河青山》一书时，我写过一篇有些商榷性讨论的书评，个别朋友就曾劝告过我，对师长辈学人不宜过严苛责。因此，出版社安排我作金先生新书的评论时，我当时就表示了拒绝的态度。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只讲好话，不提意见。尤其是在美国读到书稿后，我发现书中很多地方的观点论述，乃至史实解读，不是我赞同的，因此我还专门写信说明了我的顾虑。可惜，因为当时书稿已经正式排版，已无法再作大范围的研究修订了。考虑到金书几乎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安排给他的，其影响一定会很大，而金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史述确有商榷之必要，在征求了金先生本人的意见后，我才下决心写了这篇批评性书评。
批评另一位金先生，很大程度上也是逼不得已之举。本来，他写的《苦难辉煌》一书只是文学作品，与历史研究无甚关系，我从没有想去读，自然也谈不上会去批评了。但是，五六月间，注意到因各方力推，乃至专业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不仅开始把该书当成“还历史真实面目”的历史著作来读，甚至开始按照该书讲述的某些所谓史实来撰写文章、书籍和影视作品，这不能不让我深感问题之大。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水准日渐提高，读者阅读水平和阅读品味也在逐渐提升，纪实文学的影响力本来已经明显下降了。不期然今年各方忽然齐刷刷力推起《苦难辉煌》一书来了，该书既非史书，作者也非史家，如此力推的结果，使书中大量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历史叙述广为流传，其影响作用可想而知。
我对金书的批评比较尖刻，个别话也讲得比较重，原因是我相信，如果没有人出头对这本书提出尖锐批评，以这本书被热炒和受推崇的情况，一定会有第二本、第三本，甚至大量类似不顾历史真实的所谓历史作品跟风而起。这注定会使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使真正的史学研究成果陷于极其尴尬的境地，甚至干脆成为一些主观先行、生吞活剥的文学作品的垫脚石。
有人为金先生打抱不平，说我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批评态度，反映出历史学界一些人把历史研究当成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容他人置喙，明显过于霸道。在他们看来，谁都可以来研究历史。金先生十五年磨一剑，读书数百本，写读书笔记200余万字，自然就更有了融会贯通、高屋建瓴评论中共党史的雄厚资本。对此，我只想说，相对于平时不大读书的大多数人来说，金先生的确算得上十分勤奋和刻苦，但这不等于说金先生就有了随心所欲地评论历史的资本了。引用孙中山著名宣言，没有读过《孙中山全集》；浓墨重彩地讲述毛泽东、李立三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的表现，不知道该看一下已出版二三十年的国民党“一大”会议记录；重点介绍《民国日报》当年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不知道应该去图书馆核对一下影印版的《民国日报》……这不是用功多少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基本训练太不到家的问题。
今天人类社会进入到电子网络时代，认识字的人都能到网上去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纵谈品评过去的人和事，就更是轻而易举了。因此，说谁都可以来研究历史，自然不错。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年轻二十岁，我或许也能有如此野心，睥睨一切，敢以个人之力来重写中国现代政治史。然而，在研究了太多基础的、具体的、微观的和某个侧面、个别线索的历史，发现还有太多问题、太多侧面和太多线索以个人之力很难弄清楚之后，我早已不敢作此等幻想了。
我当然清楚，金先生的真正关怀其实不在历史，而在现实。因此，有没有扎实的研究功力和基础训练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甚至历史的细节及其具体真实与否也不是他写作的目的所需要的。但是，金先生之所以要借助历史来讲话，到底还是因为他知道历史与现实其实是相互联系着的。
中国现代许多历史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之间并没有隔着高山大海，它们只不过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人当然会关心我们今后可能会随着这条历史河流漂向何处，但说实话，假如我们太过强调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并据此来剪裁历史以适应我们的主观愿望的话，那多半等于我们相信我们在继续前行时可以依靠我们的目力，而不是更多地借助于我们对已经经过的航道、水文、地理的知识，特别是已有过的经验和教训，来应对未来行进道路上的各种情况。
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有资格来讨论什么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但无论谁来讨论这样的话题，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先把历史真实弄清楚。而要想弄清楚大的历史判断和历史真实，还必须要从小的微观的历史事实入手。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
杨奎松
2011年8月5日于上海虹桥怡景苑
这是第一篇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