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 杨奎松
本书简介
作者：杨奎松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5-1 I
着名学者杨奎松深刻剖析国际大背景下中共革命的成功之道
本书是杨奎松先生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对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看法的一本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本书所讲的内容，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现代史和不熟悉中共革命史，却又很想了解新中国是怎么来的的读者，相信会有帮助。尤其是时至今日，还没有其他学者从这本书的视角，深入地考察过这段历史。本书以50多万字的篇幅，系统地讲述了这段历史。
本书曾于1991年出版，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和反响。近20年后，作者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对文字进行了加工润色，在内容上补充了更多的史实，特别是对占了全书相当篇幅的注释引文作了规范，逐一核对并注明出处。
此次修订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作者为原书过长的段落增加了一些小标题，并在每章结尾处增加了一个小结。这主要是因为：原书对中共的理论、思想和政策策略内容的说明多了一些，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读起来可能会比较沉闷。加上小标题，读者读起来可以容易一些，也可以按照小标题的提示有选择地阅读。而用小结来对每章作史实上的概括和论点上的简要分析，也有助于读者归纳每章的内容重点。
中国革命的成功，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何以弱小的共产党就能够屡仆屡起，逐渐壮大？何以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却会由盛而衰，进而一步步被削弱，乃至最终被中共所推翻？既有外部国际大环境以及苏联的作用，又有内部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以及毛泽东的精明与决断。
比如，如果和中国毗邻的不是苏联，而美国，如果1937年日本没有选择全面入侵中国，如果抗战中莫斯科听任中共与国民党翻脸，同时与两个敌人作战，如果战后苏联没有出兵东北，或苏美之间没有走向敌对的冷战，仍旧紧密合作，苏联像在欧洲对法共、意共和希腊共产党一样，拒不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甚至不让中共进入东北……毛泽东再机敏睿智，他也不可能实现1949年的成功。
同样，即使有苏联毗邻，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领袖换成陈独秀、王明，哪怕是张闻天、刘少奇，它也还是很难走到它的1949年。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斯大林两度明确承认苏共曾经错估了中共的实力，误以为中共革命不会成功，因此干扰了中共革命，就再清楚不过的说明，如果不是毛泽东在许多情况下坚持己见，一次又一次地坚决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中共即使能够成功度过八年抗战，成长为一支可以和国民党政府抗衡的力量，它也很可能和战后法共、意共一样，早就被苏、美两大国引导到与国民党妥协的道路上去，成为执政的国民党的附庸了。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内因和外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国革命走向1949年的成功。
内容简介：
这本书的最大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和朝鲜、越南，以及许许多多落后国家和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解放的经过，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内因必须结合适当的外因才能起作用，而离开了适合的外部条件，再好、再有利的内因，也产生不了理想的结果。
具体到中国革命的成功，既有毗邻苏联作用的外因，也有毛泽东个人作用的内因。缺少了哪一方面，中国革命都很难实现1949年的成功。同时，本书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蒋介石、国民党丢掉大陆的真实原因。
杨奎松简介
1953年生于北京，籍贯重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
[简历]
一年务农 （湖北襄樊国家计委五七干校二连）
八年工人 （北京第二机床厂第七车间）
半年坐牢 （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王八楼）
四年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五年编辑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
三年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十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现为教授 （北京大学/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
常用笔名 青石 邱路
[专著]
1、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0万字（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繁体中文版）。
2、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45万字。
3、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36万字。
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与陶文钊、王建朗合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45万字，个人完成13万字。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5万字。
6、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24万字。
7、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37万字。
8、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6万字。
9、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与杨云若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约40万字，个人完成18万字。
10、中山先生与俄国（与蒋永敬合著），台北中山基金会2001年版，约20万字，个人完成12万字。
11、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0万字。
12、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序
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但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又是如何向前伸延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中国最初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故乡；如果我们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初组织起来的中共党组织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如果我们注意到共产党在二十八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几乎始终处于强大敌人的压迫之下……我们就应当想到，这样一种革命并不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成功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它必定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与牺牲。也正是在这许许多多的曲折与牺牲中，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才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成功，正如它所经历过的种种失败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多少年来，人们多方探讨过它的内部原因，分析说明过国内社会、阶级、党派集团以及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我们对于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似乎还缺少系统和深入的讨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都是一定的国际环境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一种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我们可以试问：为什么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极少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会把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这种外来文化，看成是救国的不二法门?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者最初要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并确立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什么中国革命者会主动要求接受来自外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指导，乃至于经费援助?为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策是出自一个外国人的主张，而整个合作的进程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外国的顾问或外国的代表人物来规划和设计?为什么中国革命会一度提出一个连中国革命者自己都不能弄得很清楚的“苏维埃”革命的口号?为什么无数中共革命者为之奋斗几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的革命形式竟会被永远地放弃?为什么扭转中共和红军命运的西安事变，其发生和解决都与苏联密切相关？为什么毛泽东要争取独立自主，又坚持以莫斯科为世界革命的“总司令”?为什么中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度会把美国参战视为中国革命的最大威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把美国看成是自己实现阶级革命目标的一种助力？为什么毛泽东战后一直反感斯大林“不许革命”，最终却还是走上了向苏联“一边倒”的道路?
与此相关连，我们似乎更应当试问：把中国的革命和解放建立在与外部影响因素互动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条件下，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共的政策策略、路线方针，乃至于组织建设、人事安排，受其制约的程度究竟有多大?40年代中共与共产国际及其国际无产阶级领导中心苏联关系之若即若离，是否意味着中共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共抗战后期对美国人做出的种种表示，是否影响到了他们的革命目标和政策?中共战时和战后的道路选择，无论左右，其最终的取向是否始终不曾离开过俄国式革命的理想？总而言之，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国际环境支配的?而国际环境的变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序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讲过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但是，历史的辩证法还告诉我们：任何事物至少都存在两个方面，它们往往也互为因果，即不管什么样的内因，总要通过外因才能发生作用。比如没有适当的温度，鸡蛋也不能孵出小鸡来。而鸡蛋距离热源的远近，热源本身的变化，以及整个气候条件对于热源温度的作用，等等，都可能对鸡蛋的孵化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具体到20世纪共产革命的问题，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距离苏联较近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多，而距离苏联较远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少；同样，在革命和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多，而在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少。这种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外部原因不仅在发生作用，而且有时可能还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之所以会不断发生革命，这无疑是由中国社会的内部原因决定的。但中国革命究竟将要达到何种目的，这又是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形势和条件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共产革命之所以会从20年代开始，而不是从1905年开始或1911年开始，显然是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和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布尔什维克开始对外输出革命的情况密不可分。毛泽东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高度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它告诉我们：中共所领导的这场革命，就其基本内容和方向而言，都是得益于俄国革命性质的影响和规定的。恰恰是由于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这种特殊关系，由于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指导，由于后者对于前者的援助乃至干预，中国革命才走上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
当然，我们不是外因决定论者。何况，中国革命的成功归根到底还是由中国人实现的，因此它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完全取决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干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而不能由共产国际那些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办。事实证明，完全依照苏联人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复杂关系，多半都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革命最初的十几年里，共产党人所经历的种种挫折无疑都与太过依赖于莫斯科的做事方式有密切关联。但结果，不论苏联在中国革命身上投入了多少钱财和心血，中共都无法完全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去发展自己，因此也无法真正实现莫斯科所制定的革命目标。
中国共产革命，从完全背靠莫斯科，坚持世界革命，公开主张保卫苏联，争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到逐渐相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信中国居于美苏之间，完全可以特立独行，曲折地走出了比较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尽管如此，抗战中它还是不能不受制于盟国政治和军事发展变化的左右，抗战后它一样无法摆脱美苏冷战格局形成所带来的影响，外因仍旧在起作用，而且其作用丝毫不比内因的作用来得小。因此，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历史联系来看，在整个国际大气候、大环境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它考虑和制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因素就越复杂，其成功与失败的机会也会同时存在。通向成功的道路注定了充满荆棘。
从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考察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及其策略变化，是本书写作的目的。如果我的这种研究能够使读者加深对中国革命曲折性和复杂性的了解，并注意到中国革命产生和发展背后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种种因果关系，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本书中因为我自身的水平和对问题的理解程度而存在的各种不足之处，还希望能够得到有关专家的谅解和指正。
杨奎松
1991年
再版序
说起来，这是一本旧书，尽管读过旧书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它已面目一新。
本书断断续续写作于1988-1989年，出版于1991年。起因是1987年秋我从中共中央党校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人在中外关系教研室，要给研究生上课，又因为实在感觉到传统的中共党史离开了国际背景讲成功，太不真实，想要给研究生们讲授一点新的东西，于是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题目。但讲稿只写了个大概，1988年春季的课也没有讲完，人就因为去成都开会，到松潘等红军长征路上考察，染上了急性肝炎，一病好几个月。等到体力渐渐恢复过来，就赶上了那场风波。结果，这门课在人大再也没有上过。因为随后的一两年里在人大已经没有可能自由开课了，我也知趣地马上闪人，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了。
重新开始把讲稿的草稿变成书稿，是1989年底。我利用不用上课的条件，买了一台PC机，一边啃DOS，学五笔，一边开始写这本书。记得当时还没有硬盘的概念，电脑的内存只有256M，所有的内容都要存在一张5英寸的软盘里。但这本书大体成形时，我的录入速度和修理电脑的能力，至少在当时的老师们中间，也算得上是一流的了。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大学老师都还没有用过电脑，更不要说每半年为电脑升一次级了。就连出版社都还不接受电子书稿，非要你打印出来不可。
能够在1991年，也就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一年前把这本书印出来，也还是沾了中央党校的光。因为我在党校工作了五年时间，又和出版社的朋友比较熟，再加上党校当年的地位不一般，党校许多教员，包括学校的领导层，思想反而比人大这种学校要开放与活跃得多。因此，我的书稿一经提交，还是很快就通过了相应的审查，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正式出书了。
从1991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0多年的时间。严格地说，当年出书太急，问题较多，最后一章当时实际上都还没有写完，但我一直还是把这本书看成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它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的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看法的一本书，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可以补充更多的细节，但是我对这本书里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
再版序本书所讲的内容，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现代史和不熟悉中共革命史，却又很想了解新中国是怎么来的的读者和学生们，相信是会有帮助的。尤其是时至今日，还没有其他学者从我这本书的视角，深入地考察过这段历史。因此，虽然对于我自己来说，修订这本书可能远不如换个题目写一本新书影响更大，但我还是想把它再做一遍。
之所以一直心有不甘，还因为这本书当年其实并没有卖出多少。当年编辑告诉我，这本书印了两千册，发行了半年，压在库里的还有近千册。因为没有销出去，我要，他们也乐得全都给了我。然而书拉回去之后，因为家里一时堆不下那么多书，当天下午都搬到三楼的楼道里堆起来，准备第二天把屋子收拾一下，再把书搬进屋里去。谁承想，当我第二天想要整理屋子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头天下午在楼道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书，一本不剩地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也是从那时起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在深夜里专门做这种“收废品”的工作。
说起来，对于有人把它们重新送回造纸厂去，赚回一点谋生的钱，我也并不特别在意。一来这些书本来就没有发出去，即使我搬到家里堆起来，它们最终也还是难免会流落到类似的地步，因为我个人毕竟送不出去多少。二来书出几年之后，研究的条件、形势，包括学术的标准，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严格从学术的角度来要求，这本书也存在着太多的问题。因此，很早之前，我就有心想找机会修订这本书。非常感谢尚红科先生，帮我了却了这样一个心愿。
旧书最大的问题是注释不够和不规范，其次是文字上问题较多，包括一些地方行文和内容需要加工充实，最后一章当年交得过急，少写了一小节。我原以为这些工作并不困难，应该有两三周时间就够了。没想到，我几乎放下了手里其他的所有事情，紧赶慢赶，还是忙活了差不多两三个月。
修订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注释引文的查找。当年研究的条件较差，特别是许多档案资料没有开放和出版，虽然我在中央党校工作，有近水楼台之便，看到了许多文献史料，但大多不能注，就算有的能注标题，也因为没有公开出版，注不出出版单位。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过了这么多年，要想找到当年引用的资料引文，不论是要找到它们究竟在家里的什么地方，还是要找到它们今天发表在哪本书或已公开于哪篇文章、哪件影印、油印资料当中，有时真像大海捞针一样，常常会让你为了一两则资料费上大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有时也还是找不到，只能另想办法处理了。
修订中另一个麻烦的问题是史实的核对和补充。由于原书写于十几二十年前，当时我虽然能够看到比一般人要多得多的资料，但对有些历史事实还是弄不大清楚。这些年来资料开放的程度远较当时高得多，而且海外获得资料的余地也大得多，因此现在要弄清楚过去弄不大清楚的许多历史细节，与过去相对就容易得多了。因此，即使是旧书修订，也需要把这些新的资料和新的进展尽可能反映进去。值得欣慰的是，原书在基本史实的研究叙述上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史实的补充倒进行得还比较顺利。
修订中另一项自找麻烦的工作，是我为原书过长的段落增加了一些小标题和为每章增加了一个小结。这主要是因为，原书对中共的理论、思想和政策策略内容的说明多了一些，一般读者读起来可能会比较沉闷，通过小标题可以让读者读起来容易一些，也可以按照小标题的提示有选择地阅读。而用小结来对每章作一史实上的概括和论点上的简要分析，也有助于读者归纳每章的内容所在。
这本书的最大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和朝鲜、越南，以及许许多多落后国家和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解放的经过，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内因必须结合适当的外因才能起作用，而离开了适合的外部条件，再好、再有利的内因，也产生不了理想的结果。
具体到中国，在同样的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之下，何以弱小的共产党就能够屡仆屡起，逐渐壮大？何以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却会由盛而衰，进而一步步被削弱，乃至最终被中共所推翻？这既有外部国际大环境以及苏联的作用，又有内部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以及毛泽东的精明与决断。
比如，如果和中国毗邻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如果1937年日本没有选择全面入侵中国，如果抗战中莫斯科听任中共与国民党翻脸，同时与两个敌人作战，如果战后苏联没有出兵东北，或苏美之间没有走向敌对的冷战，仍旧紧密合作，苏联像在欧洲对法共、意共和希腊共产党一样，拒不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甚至不让中共进入东北……毛泽东再机敏睿智，他也绝不可能实现1949年的成功。
同样，即使有苏联毗邻，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领袖换成陈独秀、王明，哪怕是张闻天、刘少奇，它也还是很难走到它的1949年。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斯大林两度明确承认苏共曾经错估了中共的实力，误以为中共革命不会成功，因此干扰了中共革命，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如果不是毛泽东在许多情况下坚持己见，一次又一次地坚决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中共即使能够成功度过八年抗战，成长为一支可以和国民党政府抗衡的力量，它也很可能和战后法共、意共一样，早就被苏、美两大国引导到与国民党妥协的道路上去，成为执政的国民党的附庸了。
那么，问题也就产生了，中共革命的成功，究竟哪一方面的因素更大些呢？是毗邻苏联的作用，还是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是日本的入侵，还是国民党自身不争气？要就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
历史的演进实在太过复杂了，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有时，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即在任何一个革命时代，偶然性永远都会起着戏剧性的作用，并因此成为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而无法理解了参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17页。。
这本书讲述的一切可以让读者了解，历史上的那些成功者实在是太过幸运了。在那样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一步踏错，或某一个事件没有发生，或发生得太早或太晚，历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种结局了。如果作为后来者的政治家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为过去的一切成功都纯粹是因为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那就大错特错，并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
这是第一篇第一章 “以俄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