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骄阳
八月骄阳[1]
张百顺年轻时拉过洋车，后来卖了多年烤白薯。德胜门豁口内外没有吃过张百顺的烤白薯的人不多。后来取缔了小商小贩，许多做小买卖的都改了行，张百顺托人谋了个事由儿，到太平湖公园来看门。一晃，十来年了。
太平湖公园应名儿也叫做公园，实在什么都没有。既没有亭台楼阁，也没有游船茶座，就是一片野水，好些大柳树。前湖有几张长椅子，后湖都是荒草。灰菜、马苋菜都长得很肥。牵牛花，野茉莉。飞着好些粉蝶儿，还有北京人叫做“老道”的黄蝴蝶。一到晚不晌，往后湖一走，都瘆得慌。平常是不大有人去的。孩子们来掏蛐蛐。遛鸟的爱来，给画眉抓点活食：油葫芦、蚂蚱，还有一种叫做“马蜥儿”的小四脚蛇。看门，看什么呢？这个公园不卖门票。谁来，啥时候来，都行。除非怕有人把柳树锯倒了扛回去。不过这种事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此张百顺非常闲在。他没事时就到湖里捞点鱼虫、苲草，卖给养鱼的主。进项不大。但是够他抽关东烟的。“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很多养鱼的都把鱼“处理”了，鱼虫、苲草没人买，他就到湖边摸点螺蛳，淘洗干净了，加点盐，搁两个大料瓣，煮咸螺蛳卖。
后湖边上住着两户打鱼的。他们这打鱼，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搭无一搭。打得的鱼随时就在湖边卖了。
每天到园子里来遛早的，都是熟人。他们进园子，都有准钟点。
来得最早的是刘宝利。他是个唱戏的。坐科学的是武生。因为个头矬点，扮相也欠英俊，缺少大将风度，来不了“当间儿的”。不过他会的多，给好几位名角打过“下串”，“傍”得挺严实。他粗通文字，爱抄本儿。他家里有两箱子本子，其中不少是已经失传了的。他还爱收藏剧照，有的很名贵。杨老板《青石山》的关平、尚和玉的《四平山》、路玉珊的《醉酒》、梅兰芳的《红线盗盒》、金少山的《李七长亭》、余叔岩的《盗宗卷》……有人出过高价，想买他的本子和剧照，他回绝了：“对不起，我留着殉葬。”剧团演开了革命现代戏，台上没有他的活儿，领导上动员他提前退休，——他还不到退休年龄。他一想：早退，晚退，早晚得退，退！退了休，他买了两只画眉，每天天一亮就到太平湖遛鸟。他戏瘾还挺大。把鸟笼子挂了，还拉拉山膀，起两个云手，踢踢腿，耗耗腿。有时还念念戏词。他老念的是《挑滑车》的《闹帐》：
“且慢！”
“高王爷为何阻令？”
“末将有一事不明，愿在元帅台前领教。”
“高王爷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
“岳元帅！想俺高宠，既已将身许国，理当报效皇家。今逢大敌，满营将官，俱有差遣，单单把俺高宠，一字不提，是何理也？”
…………
“吓、吓、吓吓吓吓……岳元帅！大丈夫临阵交锋，不死而带伤，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跟他差不多时候进园子遛弯的顾止庵曾经劝过他：
“爷们！您这戏词，可不要再念了哇！”
“怎么啦？”
“如今晚儿演了革命现代戏，您念老戏词——韵白！再说，您这不是借题发挥吗？‘满营将官，俱有差遣，单单把俺高宠，一字不提，是何理也？’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说台上不用您，把您刷了吗？这要有人听出来，您这是‘对党不满’呀！这是什么时候啊，爷们！”
“这么一大早，不是没人听见吗！”
“隔墙有耳！——小心无大错。”
顾止庵，八十岁了。花白胡须，精神很好。他早年在豁口外设帐授徒，——教私塾。后来学生都改了上学堂了，他的私塾停了，他就给人抄书，抄稿子。他的字写得不错，欧底赵面。抄书、抄稿子有点委屈了这笔字。后来找他抄书、抄稿子的也少了，他就在邮局门外树荫底下摆一张小桌子，代写家信。解放后，又添了一项业务：代写检讨。“老爷子，求您代写一份检讨。”——“写检讨？这检讨还能由别人代写呀？”——“劳您驾！我写不了。您写完了，我摁个手印，一样！”——“什么事儿？”因为他的检讨写得清楚，也深刻，比较容易通过，来求的越来越多，业务挺兴旺。后来他的孩子都成家立业，混得不错，就跟老爷子说：“我们几个养活得起您。您一枝笔挣了不少杂和面儿，该清闲几年了。”顾止庵于是搁了笔。每天就是遛遛弯儿，找几个年岁跟他相仿佛的老友一块堆儿坐坐、聊聊、下下棋。他爱瞧报，——站在阅报栏前一句一句地瞧。早晚听“匣子”。因此他知道的事多，成了豁口内外的“伏地圣人”[2]。
这天他进了太平湖，刘宝利已经练了一遍功，正把一条腿压在树上耗着。
“老爷子今儿早！”
“宝利！今儿好像没听您念《闹帐》？”
“不能再念啦！”
“怎么啦？”
“呆会儿跟您说。”
顾止庵向四边的树上看看：
“您的鸟呢？”
“放啦！”
“放啦？”
“您先慢慢往外溜达着。今儿我带着一包高末。百顺大哥那儿有开水，叶子已经闷上了。我耗耗腿。一会儿就来。咱们爷儿仨喝一壶，聊聊。”
顾止庵遛到门口，张百顺正在湖边淘洗螺蛳。
“顾先生！椅子上坐。茶正好出味儿了，来一碗。”
“来一碗！”
“顾先生，您说这文化大革命，它是怎么回子事？”
“您问我？——有人知道。”
“这红卫兵，又是怎么回子事。呼啦——全起来了。它也不用登记，不用批准，也没有个手续，自己个儿就拉起来了。我真没见过。一戴上红袖箍，就变人性。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揪谁就揪谁。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权？谁给他们的权？”
“头几天，八一八，不是刚刚接见了吗？”
“当大官的，原来都是坐小汽车的主，都挺威风，一个一个全都头朝了下了。您说，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们怎么想，我哪儿知道。反正这心里不大那么好受。”
“还有个章程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咱们都不在单位，都这岁数了。咱们不会去揪谁，斗谁，红卫兵大概也斗不到咱们头上。过一天，算一日。这太平湖眼下不还挺太平不是？”
“那是！那是！”
刘宝利来了。
“宝利，您说要告诉我什么事？”
“昨儿，我可瞧了一场热闹！”
“什么热闹？”
“烧行头。我到交道口一个师哥家串门子，听说成贤街孔庙要烧行头——烧戏装。我跟师哥说：咱们去！嗬！堆成一座小山哪！大红官衣、青褶子，这没什么！‘帅盔’、‘八面威’、‘相貂’、‘驸马套’……这也没有什么！大蟒大靠，苏绣平金，都是新的，太可惜了！点翠‘头面’，水钻‘头面’，这值多少钱哪！一把火，全烧啦！火苗儿蹿起老高。烧糊了的碎绸子片飞得哪儿哪儿都是。”
“唉！”
“火边上还围了一圈人，都是文艺界的头头脑脑。有跪着的，有撅着的。有的挂着牌子，有的脊背贴了一张大纸，写着字。都是满头大汗。您想想：这么热的天，又烤着大火，能不出汗吗？一群红卫兵，攥着宽皮带，挨着个抽他们。劈头盖脸！有的，一皮带下去，登时，脑袋就开了，血就下来了。——皮带上带着大铜头子哪！哎呀，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打人的。哪能这么打呢？您要我这么打，我还真不会！这帮孩子，从哪儿学来的呢？有的还是小妞儿。他们怎么能下得去这么狠的手呢？”
“唉！”
“回来，我一捉摸，把两箱子剧本、剧照，捆巴捆巴，借了一辆平板三轮，我就都送到街道办事处去了。他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不能自己烧。留着，招事！”
“唉！”
“那两只画眉，‘口’多全！今儿一早起来，我也放了。——开笼放鸟！‘提笼架鸟’，这也是个事儿！”
“唉！”
这工夫，园门口进来一个人。六十七八岁，戴着眼镜，一身干干净净的藏青制服，礼服呢千层底布鞋，拄着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个有身份的人。这人见了顾止庵，略略点了点头，往后面走去了。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脸上气色也不大好。不过这年头，两眼发直的人多的是。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张长椅旁边，坐下来，望着湖水。
顾止庵说：“茶也喝透了，咱们也该散了。”
张百顺说：“我把这点螺蛳送回去，叫他们煮煮。回见！”
“回见！”
“回见！”
张百顺把螺蛳送回家。回来，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
柳树上知了叫得非常欢势。天越热，它们叫得越欢。赛着叫。整个太平湖全归了它们了。
张百顺回家吃了中午饭。回来，那个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
天黑了。张百顺要回家了。那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蛐蛐、油葫芦叫成一片。还有金铃子。野茉莉散发着一阵一阵的清香。一条大鱼跃出了水面，歘的一声，又没到水里。星星出来了。
第二天天一亮，刘宝利到太平湖练功。走到后湖：湖里一团黑乎乎的，什么？哟，是个人！这是他的后脑勺！有人投湖啦！
刘宝利叫了两个打鱼的人，把尸首捞了上来，放在湖边草地上。这工夫，顾止庵也来了。张百顺也赶了过来。
顾止庵对打鱼的说：“您二位到派出所报案。我们仨在这儿看着。”
“您受累！”
顾止庵四下里看看，说：
“这人想死的心是下铁了的。要不，怎么会找到这么个荒凉偏僻的地方来呢？他投湖的时候，神志很清醒，不是迷迷糊糊一头扎下去的。你们看，他的上衣还整整齐齐地搭在椅背上，手杖也好好地靠在一边。咱们掏掏他的兜儿，看看有什么，好知道死者是谁呀。”
顾止庵从死者的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工作证，是北京市文联发的：
姓名：舒舍予
职务：主席
顾止庵看看工作证上的相片，又看看死者的脸，拍了拍工作证：
“这人，我认得！”
“您认得？”
“怪不得昨儿他进园子的时候，好像跟我招呼了一下。他原先叫舒庆春。这话有小五十年了！那会儿我教私塾，他是劝学员，正管着德胜门这一片的私塾。他住在华严寺。我还上他那儿聊过几次。人挺好，有学问！他对德胜门这一带挺熟，知道太平湖这么个地方！您怎么走南闯北，又转回来啦？这可真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哪！”
“您等等！他到底是谁呀？”
“他后来出了大名，是个作家，他，就是老舍呀！”
张百顺问：“老舍是谁？”
刘宝利：“老舍您都不知道？瞧过《骆驼祥子》没有？”
“匣子里听过。好！是写拉洋车的。祥子，我认识。——‘骆驼祥子’嘛！”
“您认识？不能吧！这是把好些拉洋车的搁一块堆儿，抟巴抟巴，捏出来的。”
“唔！不对！祥子，拉车的谁不知道！他和虎妞结婚，我还随了份子。”
“您八成是做梦了吧？”
“做梦？——许是。岁数大了，真事、梦景，常往一块掺和。——他还写过什么？”
“《龙须沟》哇！”
“《龙须沟》，瞧过，瞧过！电影！程疯子、娘子、二妞……这不是金鱼池，这就是咱这德胜门豁口！太真了！太真了，就叫人掉泪。”
“您还没瞧过《茶馆》哪！太棒了！王利发！‘硬硬朗朗的，我硬硬朗朗的干什么？’我心里这酸呀！”
“合着这位老舍他净写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做小买卖的。苦哈哈、命穷人？”
“那没错！”
“那他是个好人！”
“没错！”
刘宝利说：“这么个人，我看他本心是想说共产党好啊！”
“没错！”
刘宝利看看死者：
“我认出来啦！在孔庙挨打的，就有他！您瞧，脑袋上还有伤，身上净是血嘎巴！——我真不明白。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咱这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
顾止庵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张百顺撅了两根柳条，在老舍的脸上摇晃着，怕有苍蝇。
“他从昨儿早起就坐在这张椅子上，心里来回来去，不知道想了多少事哪！”
“‘千古艰难唯一死’呀！”
张百顺问：“这市文联主席够个什么爵位？”
“要在前清，这相当个翰林院大学士。”
“那干吗要走了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不？”
顾止庵环顾左右，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士可杀，而不可辱’啊！”
刘宝利说：“我去找张席，给他盖上点儿！”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二稿
[1]本篇原载《人民文学》1986年第八期；初收《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10月。
[2]伏地，北京土话。本地生产的叫“伏地”，如“伏地小米”、“伏地蒜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