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医
兽医[1]
姚有多是本城有名的兽医（本城兽医不多），外号“姚六针”。他给牲口治病主要是扎针，六针见效。他不像一般兽医，要把牲口在杠子上吊起来，而只是让牲口卧着，他用手在牲口肚子上摸摸，用耳朵贴在肠胃部分听听，然后从针包里抽出一尺长的针，噌噌噌，照牲口肚子上连下三针，牲口便会放一连串响屁，拉好些屎；接着再抽出三根针，噌噌噌，又下三针，牲口顿时就浑身大汗；最后，把事先预备好的稻草灰，用笤帚在牲口身上拍一遍，不到一会儿，牲口就能挣扎着站起来，好了！
围着看的人都说：“真绝！”
据姚有多说：前三针是“通”，牲口得病，大都在肠，肠梗阻、肠套结什么的，肠子通了，百病皆除。后三针是“补”——“扎针还能补？”“能，不补则虚，虚则无力。”他有时也用药，用一个木瓢把草药给骡马灌下去，也不煎，也不煮，叫牲口干吞。好家伙，那么一瓢药，够牲口嚼的。吃完，把牲口领起来遛几圈，牲口打几个响鼻，又开始吃青草了。
姚有多每天起来很早，一起来先绕着城墙走一圈，然后到东门里王家亭子的空地上练两套拳。他说牲口一挨针扎，会踢人，兽医必须会武功。能蹿能跳，防身。
姚有多的女人前两年得病死了，没有留下孩子，他一个人过。
谁都知道姚有多不缺钱，但是他的生活很简朴。早上一壶茶，三个肉包子，本地人把这种吃法叫作“一壶三点”；中午大都是在吴大和尚的饺面店里吃一碗面，两个糖酥烧饼；晚饭就更简单了，喝粥。本地很多人家每天都是“两粥一饭”。
他不喝酒，不打牌。白天在没有人来请医的时候，看看熟人；晚上到保全堂药店听一个叫张汉轩的万事通天南地北地闲聊。
一天下午，姚有多在刘春元绒线店的廊檐外，看到一个卖油条的孩子跟一位老者下象棋。老者胡子花白，孩子也就是六七岁。一盘棋下了一半，花白胡子已经招架不住，手忙脚乱，败局已定。旁观的人全都哈哈大笑。
收拾了棋盘棋子，姚有多问孩子：“你是小顺子吧？”
“你怎么知道？”
“你还戴着你爹的孝呢！——长得也像。”
“你认识我爹？”
“我们从前是很好的朋友。”
“你是姚二叔。”
“你认识我？”
“谁不认识！”
“你妈还好？”
“还好。”
“小顺子，回去跟你妈说，你也不小了，不能老是卖油条。问她愿不愿让你跟我学兽医。我看你挺聪明。准能学成个好兽医！”
“欸！得罪你啦，二叔！”
顺子前年死了爹，剩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顺子卖油条，他妈给人洗衣裳。
顺子的爹生前租下两间房，这房的特点是门外有一口青麻石井栏的井，这样用起水来非常方便。顺子妈每天大件大件地洗，洗完了晾在井边的竹竿上。顺子妈洗的被褥干净，叠的衣服整齐，来找她拆洗的人很多。
顺子妈干什么都既从容又利落，动作很快，本地人管这样的人叫“刷刮”。
顺子妈长得很脱俗，个子稍高，肩背都瘦瘦薄薄的。她只有几件布衣裳，但是可体合身。发髻一边插一朵绒线小白花，是给亡夫戴的孝。她的鞋面是银灰色的，这双银灰色的鞋，使她有一种说不出的风韵。
顺子妈和街坊处得很好，有求她裁一身衣服的，“替”一双鞋样的，绞个脸的，她无不答应——本地新娘子出嫁前要用两根白线把脸上的汗毛“绞”了，显出额头，叫作“绞脸”。但是她很少到人家串门，因为她是个“半边人”（本地称寡妇为“半边人”），怕人家忌讳。她经常走动、聊天说话的是隔壁的金大娘，开茶炉子卖开水的金大力的老婆，金大娘心善人好只是话多，爱管闲事。
一天晚上，顺子妈把晾干的衣裳已经叠好，金大娘的茶炉子来买水的人也不多了，她就过来找金大娘闲聊——她们是紧邻。
“二嫂子，”金大娘总是叫顺子妈为二嫂子，“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错了，你别生气。”
“你说。”
“你也该往前走一步了。”
本地把寡妇改嫁叫“往前走一步”。
“我不是没有想过，只是忘不了死鬼。”
“你不能守一辈子！”
“再说，也没有合适的人。我怕进来一个后老子，待顺子不好，那我这心里就如刀剜了！”
“合适的人？有！”
“谁？”
“姚有多。他前些时还想收顺子当徒弟，不会苦了孩子。”
“我想想。”
“想想！过两天给我个回话，摇头不是点头是！”
姚有多原来也没有往这件事上想过，金大娘一提，他心动了，走过来走过去，总要向井台上看看。他这才发现，顺子妈长得这样素雅，他的心怦怦直跳。
顺子妈在洗衣裳，听到姚有多的脚步声，不免也抬眼看了看。
事情就算定了。
顺子妈除了孝，把发髻边的小白花换成一朵大红剪绒的喜字，脱了银灰色的旧鞋，换了一双绣了秋海棠的新鞋，就像换了一个人。
刘春元绒线店的刘老板，保全堂药店的卢管事算是媒人。
顺子妈亲自办了两桌席谢媒。
把客人送走，洗了碗碟，月亮上来了。隔着房门听听，顺子已经呼呼大睡。
顺子妈轻轻闩上房门。姚有多已经上床。
顺子妈吹了灯，借着月光，背过身来，解开钮扣……
[1]本篇原载《十月》1995年第四期；初收《矮纸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