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防战士到文艺战士
从国防战士到文艺战士[1]
——记王凤鸣
王凤鸣是东北辽东省海城县耿庄子人，家里原来是贫农，他从小就很爱好民间文艺。东北农村里蹦蹦戏最流行，村里的年轻人看了戏，也就学着唱。海城的农村里也兴踩高跷，也是扮了戏连做带唱，不像有些地方光是穿起衣裳来走。所唱的，也是蹦蹦小戏，如“王少安赶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等。不管唱戏或踩高跷，都有王凤鸣的份。他有一条好嗓子，能唱女角。有时喊两句梆子，也非常响亮。现在他的嗓子能够那么好，就是那时打下的底子。他对于一般民间文艺比较容易领会理解，也多少与此有关。
十九岁那年他学了手艺，就不再唱戏了，但还是爱看。他学的是木匠，在海城城里学的。海城有戏园子，他有空就去听。
手艺学成了，就在鞍山钢铁厂木工间做工。
抗战胜利以后，反动派到了东北，到处抓壮丁，王凤鸣被抓了丁。离家的时候，老婆和孩子都病着，一家三口人吃了半块老倭瓜，分了手。
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他所在的部队。他本来可以回家去，但是他说：“我是吃了半块老倭瓜出来的，我不回去。我参加人民解放军，打反动派，帮穷人翻身。”
参军以后，王凤鸣进步的很快。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他一直表现的很好，曾先后立过四次大功，一次小功，得过“艰苦奋斗”奖章和“勇敢”奖章，并荣获“人民功臣”光荣称号。
一次大功是平津战役时立的。他参加了打天津。上级号召要特别注意纪律，做到“寸草不动，片纸不拿”。所有的战士都表现得很好。王凤鸣的那个班，全班得到了奖状。王凤鸣则因在宣传、讲释、监督、带头等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又因战斗勇敢、坚强，记了一大功。
平津战役后，王凤鸣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另一次大功是在海南岛战役时立的。
海南岛战役的时候，王凤鸣已经在团的宣传队作宣传鼓动和战勤工作。都知道这次工作艰苦，任务重，宣传队绝大部分人都下了连队。王凤鸣要求参加战斗，他的决心被团部批准了，他参加了渡海作战，他准确地打击了敌人。渡海作战的战勤任务，特别危险，常常一边做工作一边要跟敌人打。但是他们把任务完成得很好。王凤鸣因为战斗的勇猛，发射准确，又因战勤工作做的好，立了一大功。
其余两大功是由行军，工作……各方面所立的小功累积起来的。
在党和上级的教育培养之下，王凤鸣早就已经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人民革命的事业。在东北时，好几次经过家乡附近，因为任务紧急，他也没有回去看过，甚至立了大功，发给他喜报，他都不要，他说：“我不要，没有地方寄。”他说：“我离开家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样子，大人孩子都病着，谁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呢？”一直到海南岛战役以后，上级命令：所有战士都必须往家写信，他才写。写了往那里寄呢？请村政府转吧。这才把喜报都寄了回去。去年到朝鲜去慰劳，回来时，又经过家乡附近，上级照顾，叫他回去，他才回去了一趟。他用透露着敬重和喜爱的语气说着他的爱人和孩子。
领导上对于战士的文娱生活从来就极重视。入关前后，更具体的号召兵写兵，兵演兵，战士们写出了很多快板，演出了很多小戏，王凤鸣回忆几年来的情形，说：“最初的时候，有些同志不大习惯。咱们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是翻身农民，不好意思。一说打仗，全都上前，说演戏，有人就往后溜了。现在，可不同了。经常的演。三个月练兵，都要开五六次晚会。一个月得有个一两次。比赛！先是连里表演，演好了，挑到营里比；营里演完了，搁团里演……。可热闹了。现在你要是有个题材，大家就鼓动你：‘搞啊！’一说演戏，不再有人往后溜了。这回戏才演完，就有人来说：‘哎，下回演戏可有我一个！’搞个什么节目，也容易。你一个人出节目，大伙看成是大伙的事，你提一个意见，他提一个意见，人多计谋多，反复修改，就弄好了，这样，大家的文艺水平也逐渐提高了。……”
王凤鸣当战士时就编了很多快板，因为他对于民间文艺素来留心，所编的快板，比较生动活泼，响亮动听，特别受战士的欢迎。在宣传队的时候，他除了演戏，唱歌，数快板，还搞了一个特别名堂——影子戏。行了一天军，天黑了，别的节目表演起来不方便，他们就把战士的当天的事情，剪几个纸人，弄一张白布，一盏灯，表演起来。王凤鸣管唱，唱临时编出来的词。
战士们喜爱快板。但是听多了，弄熟了，觉得太简单，就要求提高一下，怎么提高呢？跟快板最接近的东西，就是曲艺，但是王凤鸣不会，他甚至很少听过，因为战士们需要，他就决心去学习。
团里原来有个会唱鼓词的同志，他唱的很冲，但是老是不搭调，没法配弦子，只能一个人干唱。就这样一个人唱，他还能吸引住人。王凤鸣说：“他一个人能把全团一千多人都抓住，大家在一个广场子上听他搞个二三十分钟，动都不动，这个东西不简单！”于是王凤鸣就跟着他学。
老是一个人唱，没有弦子，也不够意思，于是王凤鸣就自己琢磨。“卢湘云打兵舰”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一九五○年初，部队为了要渡海解放海南岛，展开“海练”。海练当中，出了卢湘云用木船打击敌人兵舰的事。王凤鸣想：试试看，用鼓词把它表现出来，他自己是跟战士们一齐苦练的，过去在机枪连当射手时又常跟卢湘云配合作战，很熟（这时他已经在团宣传队了）。人物，生活，都不成问题，加上对于所做的工作的政治热情，这个段子就弄出来了。
连里唱到营里，营里唱到团里，本单位唱到别的单位，到处唱开了，战士非常喜爱听，就对海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海南岛解放后，师里开庆功会，这个节目仍旧受到大伙的欢迎。一九五一年，中南军区首届剧音观摩会上，被选为战士的优秀节目，引起普遍重视，并且引起很多人对于曲艺的兴趣。
王凤鸣被留在中南部队艺术剧院歌舞队工作。从此，王凤鸣就由一个战士变为一个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了。
他在“部艺”参加演歌剧，一面继续钻研曲艺，不断地写出新词。在广州一带下连队宣传的时候，他写了“学文化”。文化教员都很感激他，因为他一唱，就提高了战士的学习情绪。战士们写信给他，跟他要词儿。去年他随一部分部队文艺工作者到朝鲜慰问，一夜工夫写成“押运英雄刘永泰”，连搜集材料，写词，配腔调；第二天就演出了。他说：“表演一点他们自己的事，他们有兴趣，尽管这个东西多么简单。”今年四月，他跟其他同志一齐到荆江分洪地区去表演。时间很短，不能搜集具体的材料，通过人物，故事，写出这个伟大的建设，只能各处看了看，把工程人格化，写成了“蓄洪区说话”。但是它比一般的庸俗的拟人法的作品要深刻得多，一点都不俗气、贫气；它比一般的报道又生动得多，不是翻版，而是真正的经过艺术创作的东西。它高出一般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因为它有思想性。在中南军区“七一”晚会上演出时，这个节目受到同志们普遍的欢迎，因此被选为这次来北京参加全军“八一”运动大会文艺竞赛的节目。
王凤鸣在旧社会只读过三年书，开始写作的时候，很困难。他用的也是高玉宝式的办法，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上个记号，再去问人。后来字认得多些的时候，遇到不会写的字，就先用同音的字代替，自己注上一个记号，记明这不是本字，等问了人再改正，到学了注音符号以后，就把不会写的字用符号先标上。全篇写好了，最后请人抄出来。现在，他眼面前的字都够用了。
他学曲艺，并没有很好的条件。在写“蓄洪区说话”之前，他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单弦”这个名称。“部艺”有一些曲艺唱片，他就跟着片子学。汉口有个“民众乐团”，有少数几个艺人在里面唱曲艺，他去听。一面听，一面用心记。他说：“甚么内容，就需要一个甚么调子。‘蓄洪区说话’要是用‘卢湘云打兵舰’的形式就不行。”蓄洪区那个题材适合用单弦表现，于是他就挑了几个唱片，一句一句的学牌子。然后，再一句一句的来写。他有决心把所有的曲艺形式都学会。他说：“部队文艺就是要多种多样，战士们要这样。”
他写作、演唱，都已经达到相当的熟练。在听他表演的时候，不会有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外行”。他打鼓，打八角鼓，都显得很有功夫。他的身段、步法，也都很好看——虽然这跟一般艺人有所不同，谁能知道这是经过怎样苦练的结果？
他并不是死抱住旧形式不放。唱腔上有许多地方是他自己改过的。一般艺人在演唱战斗故事时所用的“刀枪架式”他都没有用。他所表演的战士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不是古代的将官。为甚么要改？因为战士要那样。他的创作、表演，事实上就是战士们反复提意见修改，才得到完美的结果。他的全部谈话，他的作品，演出都贯串着这样的精神：“从战士的需要出发，跟战士学习。”为甚么能这样？因为他本身是战士。
我们曾经问他：从一个战士变成一个文艺工作者，当初在思想上是不是有甚么搞不通的地方？他说：“也没有甚么搞不通的，就是老惦记着那座六○炮，怕新来的射手对它不熟悉，多少还愿意过战斗生活……”后来怎么解决的呢？他说：“一工作，就解决了！”
“一工作，就解决了！”这是一句朴实的话。一工作，他就具体的认识了工作的作用。谈到八角鼓的拿法、敲法，他谈得起劲，说：“我把这玩意拿来！”立刻就跑出拿来了。他非常热衷地问艺人的鼓是甚么样子，怎么拿法。知道了艺人的鼓里面是一根铁梁子，手指头抠在里面拿住，这样打得脆，但是难受得很，拿半个钟头，手指头就像要断了似的时候，他很郑重地说：“这要学。学甚么都有‘难受’的时候。不能随便改。等学好了，再改。”他给他的八角鼓做了一个盒子。他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掌抚摸着鼓面的蛇皮，谁都可以看出来，八角鼓是他心爱的东西，正如同从前的六○炮一样。他把文艺工作看得跟战斗任务一样，一样是人民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同时，他正是用战斗精神从事文艺工作的。因此，他才能有这样的成绩。
像王凤鸣这样的人，我们的部队里现在很多。文工团、队里有很多是从战士上来的，唱歌、演戏、搞器乐、搞创作的都有。我们的战士是文化的保卫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热爱文化者。今天，谁还能说我们的军队不是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军队？
[1]本篇原载《说说唱唱》1952年八月号（总第三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