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才人未尽才
一代才人未尽才[1]
——怀念裘盛戎同志
京剧真也好像有一种“气运”。和盛戎同时，中国出现了好些好演员，如：李少春、叶盛兰……他们岁数差不多，天赋、功夫、修养都是上乘。他们都很有创造性。他们是戏曲界的一些才子，京剧界的一代才人。但都因为身心受到长期摧残，过早的凋谢了。郭沫若同志曾借别人挽夏完淳的一句诗来挽闻一多先生：“千古文章未尽才”。我在《裘盛戎》剧本中曾通过盛戎的几个挚友之口，对京剧界的一代才人表示了悼念：“昨日的故人已不在，昨日的花还在开。……问大地怎把沉冤载，有多少，有多少才人未尽才！”有才未尽，宁非恨事！
我和盛戎相知不久。我们一共只合作过两个戏，一个《杜鹃山》、一个小戏《雪花飘》，都是现代戏。
盛戎是听党的话的。党号召演现代戏，他首先欣然响应。我和盛戎最初认识就是和他（还有几个别的人）到天津去看戏，——好像就是《杜鹃山》。演员知道裘盛戎来看戏，都“卯上”了。散了戏，我们到后台给演员道辛苦，盛戎拙于言词，但是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朴素的，他的谦虚是由衷的谦虚。他是真心实意地来向人家学习来了。回到旅馆的路上，他买了几套煎饼馃子摊鸡蛋，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他咬着煎饼馃子的样子，表现了很喜悦的怀旧之情和一种天真的童心。我一下子对这个京剧大演员产生了好感。一个搞艺术的人，没有一点童心是不行的。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个人盘腿坐在床上抽烟，一边好像想着什么事，有点出神，有点迷迷糊糊的。不知是为什么，我以后总觉得盛戎的许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这么盘腿坐着的时候想出来的。
盛戎的身体早就不大好。他曾经跟我说过：“老汪唉，你别看我外面还好，这里面，——都娄啦！”搞《雪花飘》的时候，他那几天不舒服，但还是跟着我们一同去体验生活。《雪花飘》是根据浩然同志的小说改编的，写的是一个送公用电话的老人的事。我们去访问了政协礼堂附近的一位送电话的老人。这家只有老两口。老头子六十大几了，一脸的白胡茬，还骑着自行车到处送电话。他的老伴很得意地说：“头两个月他还骑着二八的车哪，这最近才弄了一辆二六的！”这一家房子很仄逼，但是裱糊得四白落地，墙上贴了好些字条，都是打电话来的人留下的话和各种各样备忘性质的资料，如火车的时刻表、医院地址、二十四节气……两位老人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养花。那是“十一”前后，满地下摆的都是九花。盛戎在这间屋里坐了好大一会，还随着老头子送了一个电话。
《雪花飘》排得很快，一个星期左右，戏就出来了。幕一打开，盛戎唱了四句带点马派味儿的〔散板〕：
打罢了新春六十七哟，
看了五年电话机。
传呼一千八百日，
舒筋活血，强似下棋！
我和导演刘雪涛一听，都觉得“真是这里的事儿！”
《杜鹃山》搞过两次。一次是六四年，一次是六九年。六九年那次我们到湘鄂赣体验了较长时期生活。我和盛戎那时都是“控制使用”，他的心情自然不太好。那时强调军事化，大家穿了“价拨”的旧军大衣，背着行李，排着队。盛戎也一样，没有一点特殊。他总是默默地跟着队伍走，不大说话。但倒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虽然是“控制使用”，但还能戴罪立功，可以工作，可以演戏，他在心里又是很感激的。我觉得从那时起，盛戎发生了一点变化，他变得深沉起来。盛戎平常也是个有说有笑的人，有时也爱逗个乐，但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他有笑影了。他好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用一句老戏词说：“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他的这种神气，一直到他死，还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那趟体验生活，是够苦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更难受。不生火，墙壁屋瓦都很单薄。那年的天气也特别，我们在安源过的春节，旧历大年三十，下大雪，同时却又还打雷，下雹子，下大雨，一块儿来！这种天气我还是头一次见哩。盛戎晚上不再穷聊了，他早早就进了被窝。这老兄！他连毛窝都不脱，就这样连着毛窝睡了。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叫一句苦。
和盛戎合作，是非常愉快的。盛戎很少对剧本提意见。他不是不当一回事，没有考虑过，或者提不出意见。盛戎文化不高，他读剧本是有点吃力的。但是他反复地读，盘着腿读。我记得他那读剧本的神气。他读着，微微地摇着脑袋。他的目光有时从老花镜上面射出框外。他摇晃着脑袋，有时轻轻地发出一声：“唔。”有时甚至拍着大腿，大声喊叫：“唔！”戏曲界有一个很通俗、很形象的说法，把演员“入了戏”，“进入了角色”，叫做“附了体”。盛戎真是“附了体”。他对剧作者的尊重完全不是出于礼貌。他是真爱上了这个剧，也爱作者。
我和盛戎从未深谈，我们的素养、身世、经历都很不相同，但是我认为我和盛戎在艺术上是“莫逆”。我没有为任何戏曲演员哭过，但是想起盛戎，泪不能止。
盛戎的领悟、理解能力非常之高。他从来不挑“辙口”，你写什么他唱什么。写《雪花飘》时，我跟他商量，这个戏准备让他唱“一七”，他沉吟着说：“哎呀，花脸唱闭口字……”我知道他这是“放傻”，就说：“你那《秦香莲》是什么辙？”他笑了：“‘一七’，好，唱‘一七’！”盛戎十三道辙都响。有一出戏里有一个“灭”字，这是“乜斜”，“乜斜”是很不好唱的，他照样唱得很响，而且很好听。一个演员十三道辙都响，是很难得的。《杜鹃山》有一场“打长工”，他看到被他当作地主奴才的长工身上的累累伤痕，唱道：“他遍体伤痕都是豪绅罪证，我怎能在他的旧伤痕上再加新伤痕？”这是一段〔二六〕转〔流水〕，创腔的时候，我在旁边，说：“老兄，这两句你不能就这样‘数’了过去！唱到‘旧伤痕上’，得有个‘过程’，就像你当真看到，而且想到一样！”盛戎一听，说：“对！您听听，我再给您来来！”他唱到“旧伤痕上”时唱“散”了，下面加了一个弹拨乐器的单音重复的小“垫头”，“登、登登……”，到“再加新伤痕”再归到原来的“尺寸”，而且唱得很强烈。当时参加创腔的唐在炘、熊承旭同志都说：“好极了！”六九年本的《杜鹃山》原来有一大段《烤番薯》，写雷刚被困在山上断了粮，杜小山给他送来两个番薯。他把番薯放在篝火堆里烤着，番薯煳了，烤出了香气，他拾起了番薯，唱道：“手握番薯浑身暧，勾起我多少往事到眼前……”他想起“我从小父母双亡讨米要饭，多亏了街坊邻舍问暖嘘寒”，他想起“大革命，造了反，几次遇险在深山，每到有急和有难，都是乡亲接济咱。一块番薯掰两半，曾受深恩三十年！……到如今，山下来了毒蛇胆，杀人放火把父老摧残，我稳坐高山不去管，隔岸观火心怎安！……”（这剧本已经写了十三年了，我手头无打印的剧本，词句全凭记忆追写，可能不尽准确。）创腔的同志对“一块番薯掰两半”不大理解，怕观众听不懂，盛戎说：“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一块番薯掰两半’，有他吃的就有我吃的！”他把这两句唱得非常感动人，头一句他“虚”着一点唱，在想象，“曾受深恩”，“深恩”用极其深沉浑厚的胸音唱出，“三十年”一泻无余、跌宕不已。盛戎的这两句唱到现在还是绕梁三日，使我一想起就激动。这一段在后台被称为“烤白薯”，板式用的是〔反二黄〕。花脸唱〔反二黄〕虽非创举，当时还是很少见。老北京京剧团的同志对这段“烤白薯”是很少有人忘记的。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台上不“用”裘盛戎了。但他也并不闲着。有人上他家学戏，他总是很认真地说。而且是有教无类，即使那个青年演员条件差，他也还是把着手教。他不上台了，还整天琢磨唱腔。不单花脸，老生、旦角他都研究。他跟我说过：《智取威虎山》的唱腔最好的一句是“支委会上同志们语重心长！”——“心——长！”就“搁”在那儿了，真好！李勇奇唱的“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是一段沉思的唱，盛戎说这要用点“程”的唱法。有一长句，当中有几处演员没有唱出，“交”给胡琴了。他说：“要我唱，我全给它唱出来。”他给我一字一板地唱了一段“程派花脸”。他晚年特别精研气口安排，说：“唱花脸，得用多少气呀！我现在岁数大了，不能傻小子睡凉炕，得在气口上下功夫”。《威虎山》李勇奇唱“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一般气口处理都是“一马当先！”他说：“我不这样唱，我把‘当’字唱到‘头里’：一马当——先——！‘当’字唱在后面，‘先’字就没有多少气了，‘当’字先出，换一口大气，再唱‘先’这才有力！”我从盛戎的话里悟出一个道理：演员的气口不一定要和唱词“句读”一致。——很多剧作者往往在这一点对演员提意见，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盛戎得了病，他并不怎么悲观。他大概已经怀疑或者已经知道是癌症了，跟我说：“甭管它是什么，有病咱们瞧病！”他还想唱戏。有一度他的病好了一些，能出来走走了。有一天，他特别请我和唐在炘、熊承旭到他家里吃了一顿饭。那天的菜很精致而清淡，但他简直没有吃几筷子，话也不多，精神倒还是好的。他还是想和我们把《杜鹃山》再搞出来（《杜鹃山》后来又写了一稿）。他为了清静，一个人搬到厢房里住，好看剧本。这个剧本，他简直不离手，他死后，我才听他家里的人说，他夜里躺在床上看剧本，曾经两次把床头灯的罩子烤着了。他病得很沉重了，有一次还用手在床头到处摸，他的夫人知道他要剧本。剧本不在手边，他的夫人就用报纸卷了一个筒子放在他手里，他这才平静下来，安心了。然而有志未酬，他到了没有能再演《杜鹃山》！他临死前几天，我和在炘、承旭到肿瘤医院去看他，他的学生方荣翔把我们领到他的病床前。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脑子里，烤电把半拉脸都烤煳了。他正在昏昏沉沉地半睡着，荣翔轻轻地叫了他两声，他睁开了眼睛，荣翔指指我，问：“您还认得吗？”盛戎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字“汪”，随即从眼角流出了一大滴眼泪。这一滴眼泪，我永远也忘不了啊。
什么时候才能再出一个裘盛戎呢？
一九八三年一月
[1]本篇原载《裘盛戎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