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才人未尽才
一代才人未尽才[1]
——怀念裘盛戎同志
京剧真也好像有一种“气运”。和盛戎同时,中国出现了好些好演员,如:李少春、叶盛兰……他们岁数差不多,天赋、功夫、修养都是上乘。他们都很有创造性。他们是戏曲界的一些才子,京剧界的一代才人。但都因为身心受到长期摧残,过早的凋谢了。郭沫若同志曾借别人挽夏完淳的一句诗来挽闻一多先生:“千古文章未尽才”。我在《裘盛戎》剧本中曾通过盛戎的几个挚友之口,对京剧界的一代才人表示了悼念:“昨日的故人已不在,昨日的花还在开。……问大地怎把沉冤载,有多少,有多少才人未尽才!”有才未尽,宁非恨事!
我和盛戎相知不久。我们一共只合作过两个戏,一个《杜鹃山》、一个小戏《雪花飘》,都是现代戏。
盛戎是听党的话的。党号召演现代戏,他首先欣然响应。我和盛戎最初认识就是和他(还有几个别的人)到天津去看戏,——好像就是《杜鹃山》。演员知道裘盛戎来看戏,都“卯上”了。散了戏,我们到后台给演员道辛苦,盛戎拙于言词,但是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朴素的,他的谦虚是由衷的谦虚。他是真心实意地来向人家学习来了。回到旅馆的路上,他买了几套煎饼馃子摊鸡蛋,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他咬着煎饼馃子的样子,表现了很喜悦的怀旧之情和一种天真的童心。我一下子对这个京剧大演员产生了好感。一个搞艺术的人,没有一点童心是不行的。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个人盘腿坐在床上抽烟,一边好像想着什么事,有点出神,有点迷迷糊糊的。不知是为什么,我以后总觉得盛戎的许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这么盘腿坐着的时候想出来的。
盛戎的身体早就不大好。他曾经跟我说过:“老汪唉,你别看我外面还好,这里面,——都娄啦!”搞《雪花飘》的时候,他那几天不舒服,但还是跟着我们一同去体验生活。《雪花飘》是根据浩然同志的小说改编的,写的是一个送公用电话的老人的事。我们去访问了政协礼堂附近的一位送电话的老人。这家只有老两口。老头子六十大几了,一脸的白胡茬,还骑着自行车到处送电话。他的老伴很得意地说:“头两个月他还骑着二八的车哪,这最近才弄了一辆二六的!”这一家房子很仄逼,但是裱糊得四白落地,墙上贴了好些字条,都是打电话来的人留下的话和各种各样备忘性质的资料,如火车的时刻表、医院地址、二十四节气……两位老人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养花。那是“十一”前后,满地下摆的都是九花。盛戎在这间屋里坐了好大一会,还随着老头子送了一个电话。
《雪花飘》排得很快,一个星期左右,戏就出来了。幕一打开,盛戎唱了四句带点马派味儿的〔散板〕:
打罢了新春六十七哟,
看了五年电话机。
传呼一千八百日,
舒筋活血,强似下棋!
我和导演刘雪涛一听,都觉得“真是这里的事儿!”
《杜鹃山》搞过两次。一次是六四年,一次是六九年。六九年那次我们到湘鄂赣体验了较长时期生活。我和盛戎那时都是“控制使用”,他的心情自然不太好。那时强调军事化,大家穿了“价拨”的旧军大衣,背着行李,排着队。盛戎也一样,没有一点特殊。他总是默默地跟着队伍走,不大说话。但倒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虽然是“控制使用”,但还能戴罪立功,可以工作,可以演戏,他在心里又是很感激的。我觉得从那时起,盛戎发生了一点变化,他变得深沉起来。盛戎平常也是个有说有笑的人,有时也爱逗个乐,但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他有笑影了。他好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用一句老戏词说:“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他的这种神气,一直到他死,还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那趟体验生活,是够苦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更难受。不生火,墙壁屋瓦都很单薄。那年的天气也特别,我们在安源过的春节,旧历大年三十,下大雪,同时却又还打雷,下雹子,下大雨,一块儿来!这种天气我还是头一次见哩。盛戎晚上不再穷聊了,他早早就进了被窝。这老兄!他连毛窝都不脱,就这样连着毛窝睡了。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叫一句苦。
和盛戎合作,是非常愉快的。盛戎很少对剧本提意见。他不是不当一回事,没有考虑过,或者提不出意见。盛戎文化不高,他读剧本是有点吃力的。但是他反复地读,盘着腿读。我记得他那读剧本的神气。他读着,微微地摇着脑袋。他的目光有时从老花镜上面射出框外。他摇晃着脑袋,有时轻轻地发出一声:“唔。”有时甚至拍着大腿,大声喊叫:“唔!”戏曲界有一个很通俗、很形象的说法,把演员“入了戏”,“进入了角色”,叫做“附了体”。盛戎真是“附了体”。他对剧作者的尊重完全不是出于礼貌。他是真爱上了这个剧,也爱作者。
我和盛戎从未深谈,我们的素养、身世、经历都很不相同,但是我认为我和盛戎在艺术上是“莫逆”。我没有为任何戏曲演员哭过,但是想起盛戎,泪不能止。
盛戎的领悟、理解能力非常之高。他从来不挑“辙口”,你写什么他唱什么。写《雪花飘》时,我跟他商量,这个戏准备让他唱“一七”,他沉吟着说:“哎呀,花脸唱闭口字……”我知道他这是“放傻”,就说:“你那《秦香莲》是什么辙?”他笑了:“‘一七’,好,唱‘一七’!”盛戎十三道辙都响。有一出戏里有一个“灭”字,这是“乜斜”,“乜斜”是很不好唱的,他照样唱得很响,而且很好听。一个演员十三道辙都响,是很难得的。《杜鹃山》有一场“打长工”,他看到被他当作地主奴才的长工身上的累累伤痕,唱道:“他遍体伤痕都是豪绅罪证,我怎能在他的旧伤痕上再加新伤痕?”这是一段〔二六〕转〔流水〕,创腔的时候,我在旁边,说:“老兄,这两句你不能就这样‘数’了过去!唱到‘旧伤痕上’,得有个‘过程’,就像你当真看到,而且想到一样!”盛戎一听,说:“对!您听听,我再给您来来!”他唱到“旧伤痕上”时唱“散”了,下面加了一个弹拨乐器的单音重复的小“垫头”,“登、登登……”,到“再加新伤痕”再归到原来的“尺寸”,而且唱得很强烈。当时参加创腔的唐在炘、熊承旭同志都说:“好极了!”六九年本的《杜鹃山》原来有一大段《烤番薯》,写雷刚被困在山上断了粮,杜小山给他送来两个番薯。他把番薯放在篝火堆里烤着,番薯煳了,烤出了香气,他拾起了番薯,唱道:“手握番薯浑身暧,勾起我多少往事到眼前……”他想起“我从小父母双亡讨米要饭,多亏了街坊邻舍问暖嘘寒”,他想起“大革命,造了反,几次遇险在深山,每到有急和有难,都是乡亲接济咱。一块番薯掰两半,曾受深恩三十年!……到如今,山下来了毒蛇胆,杀人放火把父老摧残,我稳坐高山不去管,隔岸观火心怎安!……”(这剧本已经写了十三年了,我手头无打印的剧本,词句全凭记忆追写,可能不尽准确。)创腔的同志对“一块番薯掰两半”不大理解,怕观众听不懂,盛戎说:“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一块番薯掰两半’,有他吃的就有我吃的!”他把这两句唱得非常感动人,头一句他“虚”着一点唱,在想象,“曾受深恩”,“深恩”用极其深沉浑厚的胸音唱出,“三十年”一泻无余、跌宕不已。盛戎的这两句唱到现在还是绕梁三日,使我一想起就激动。这一段在后台被称为“烤白薯”,板式用的是〔反二黄〕。花脸唱〔反二黄〕虽非创举,当时还是很少见。老北京京剧团的同志对这段“烤白薯”是很少有人忘记的。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台上不“用”裘盛戎了。但他也并不闲着。有人上他家学戏,他总是很认真地说。而且是有教无类,即使那个青年演员条件差,他也还是把着手教。他不上台了,还整天琢磨唱腔。不单花脸,老生、旦角他都研究。他跟我说过:《智取威虎山》的唱腔最好的一句是“支委会上同志们语重心长!”——“心——长!”就“搁”在那儿了,真好!李勇奇唱的“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是一段沉思的唱,盛戎说这要用点“程”的唱法。有一长句,当中有几处演员没有唱出,“交”给胡琴了。他说:“要我唱,我全给它唱出来。”他给我一字一板地唱了一段“程派花脸”。他晚年特别精研气口安排,说:“唱花脸,得用多少气呀!我现在岁数大了,不能傻小子睡凉炕,得在气口上下功夫”。《威虎山》李勇奇唱“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一般气口处理都是“一马当先!”他说:“我不这样唱,我把‘当’字唱到‘头里’:一马当——先——!‘当’字唱在后面,‘先’字就没有多少气了,‘当’字先出,换一口大气,再唱‘先’这才有力!”我从盛戎的话里悟出一个道理:演员的气口不一定要和唱词“句读”一致。——很多剧作者往往在这一点对演员提意见,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盛戎得了病,他并不怎么悲观。他大概已经怀疑或者已经知道是癌症了,跟我说:“甭管它是什么,有病咱们瞧病!”他还想唱戏。有一度他的病好了一些,能出来走走了。有一天,他特别请我和唐在炘、熊承旭到他家里吃了一顿饭。那天的菜很精致而清淡,但他简直没有吃几筷子,话也不多,精神倒还是好的。他还是想和我们把《杜鹃山》再搞出来(《杜鹃山》后来又写了一稿)。他为了清静,一个人搬到厢房里住,好看剧本。这个剧本,他简直不离手,他死后,我才听他家里的人说,他夜里躺在床上看剧本,曾经两次把床头灯的罩子烤着了。他病得很沉重了,有一次还用手在床头到处摸,他的夫人知道他要剧本。剧本不在手边,他的夫人就用报纸卷了一个筒子放在他手里,他这才平静下来,安心了。然而有志未酬,他到了没有能再演《杜鹃山》!他临死前几天,我和在炘、承旭到肿瘤医院去看他,他的学生方荣翔把我们领到他的病床前。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脑子里,烤电把半拉脸都烤煳了。他正在昏昏沉沉地半睡着,荣翔轻轻地叫了他两声,他睁开了眼睛,荣翔指指我,问:“您还认得吗?”盛戎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字“汪”,随即从眼角流出了一大滴眼泪。这一滴眼泪,我永远也忘不了啊。
什么时候才能再出一个裘盛戎呢?
一九八三年一月
[1]本篇原载《裘盛戎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