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
寻根[1]
前不久，有评论家提出中国当代作家寻根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我现在就寻找一下我自己的根。
我是苏北高邮人。香港大概不少人知道高邮出咸鸭蛋，而且有双黄的。其实高邮不只出咸鸭蛋，还出过大词人秦少游，研究训诂学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还出过一个写散曲的王西楼。我的家庭是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一个拔贡，我上小学的时候，祖父曾教过我《论语》，还开过笔——就是作文。祖父让我作的体裁叫做“义”，就是把孔夫子的一句话的意思解释清楚。“义”还不是八股文，但可说是八股文的初步。小时读《论语》似懂非懂，只是感受到一种气氛。我对孔夫子产生好感是在大学的时候。我读的大学是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本里选了几篇《论语》，我开始有点读懂了。我对孔子思想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我感兴趣的是孔子这个人。我认为孔子是个很有个性，很通人情的人，他很有点诗人气质，《论语》这部书带有很大的抒情性。——先秦诸子的著作大都带有抒情性，这是中国传统哲学著作的一个特点。孔孟之道的核心，我以为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有的评论家曾说我的作品受了一些老庄思想的影响，我自己觉得受儒家思想影响可能更深一点。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直到现在，还不想否认。
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我的国文老师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我曾写过一篇小说《徙》，写的就是这位高先生。高先生教国文，除了课本之外，还自己选了一些文章作“讲义”。他选的文章有《檀弓》的《苛政猛于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等。看来他选择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就是人道主义。他似乎特别喜欢归有光。归有光的几篇名文，如《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他都给我们讲了。归有光是明代的大古文家。他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顾炎武、姚鼐和他的对头，被他斥为“庸妄巨子”的王世贞都很佩服他。姚鼐说他能于不紧要之题，说不紧要之语，却自风致宛然。并说这种境界非于司马迁的文章深有体会的是不能理解的。顾炎武说他最善于写妇女和小孩的情态，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时代是非常难得的。善写妇女、孩子，表明他对妇女和孩子是尊重的，这说明他对于生活富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使我从小受到深深的感染。我的小说受归有光的影响是很深的。
上初中的时候，有两个暑假我曾跟一个姓韦的老师学过桐城派古文。他每天教我一篇，要能背诵。我大概背诵过百多篇桐城派古文。桐城派在五四时期被斥为“谬种”。但这实在是集中国散文之大成的一个流派。从唐宋古文到桐城派都讲究“文气”。我以为这是比“结构”更内在更精微的美学概念。我的小说的章法受了桐城派古文的一定影响。
1939年我到昆明读了西南联合大学，这是北大、清华、南开合成的大学，名教授很多，学术空气很自由。教我们创作的是著名作家沈从文。沈先生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这一句话使我终生受用。他的这句话，据我的理解有这样几层意思：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和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其余部分，如景物描写、抒情、议论，都必需依附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脱节；作家要和人物共哀乐；作家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大学时期，我读了不少翻译的外国作品。对我影响较深的有契诃夫、阿左林、弗·伍尔芙和纪德。有一个时期，我的小说明显地受了西方现代派影响，大量地运用了意识流，后来我转向了现实主义。西方现代派的痕迹在我现在的小说里还能找到，但是我主张把外来影响和民族传统溶合起来，纳外来于传统，我追求的是和谐。
解放以后，我当了多年编辑，编过《说说唱唱》、《民间文学》。从一九六二年以后，一直在一个京剧院编京剧剧本。中国的说唱文学、民歌和民间故事、戏曲，对我的小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主要在语言上。
现在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提出的寻根问题我还不怎么理解，他们提出这个术语的涵义也不那么一致。据我的理解，无非是说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接上头，一方面既从现实生活取得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又从传统文化取得滋养。如果是这样，我以为这是好的。一个中国作家应当对中国文化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他的作品应该闪耀出中国文化的光泽。否则中国的作品和外国人写的作品有什么区别呢？鲁迅、老舍、沈从文对于中国文化的修养是很深的，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谢谢大家。
[1]本篇是作者1985年10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时的发言，原载《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