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轻蔑·自豪
仇恨·轻蔑·自豪[1]
——读“义和团的传说故事”札记
张士杰所记的义和团传说故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反映义和团斗争的现实性的故事，一类是幻想故事。
《小黄牛》和《渔童》属于后一类。中国的民间故事中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特殊题材：洋人盗宝。这不是偶然的。故事中所说的“宝”，不是别的，正是人民和国家的经济利益。盗宝故事的来源颇古，故事中盗宝人的贪婪诡诈的形象是历来的剥削者的形象。但是大量地创作流传，且把里面的盗宝者一律换成了洋人教士，则可以断定不过是百十年间的事。这两个故事中的洋人取宝的方式是最为无耻的，他们不是去偷偷地捞上来或者挖出来，像许多较早产生的故事里所说的一样，而是穷凶极恶地向人民勒逼；他们的结局也不只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丢掉了取宝的钥匙或钓宝的饵物，暗暗地被拖入深潭或幽闭在石壁里，而是更为狼狈，更为滑稽。这说明这些故事正是觉醒的人民的意识形态，这正是反帝运动的高潮中的产物，这里所反映的人民的仇恨更为炽热。
人民吸取了传统的形象的特征，传统的结构故事的方法和语言，但却赋之以新的思想，新的内容，而且使思想内容和形式达到可惊的统一。《小黄牛》里小黄牛叫刘栓架枯枝烧自己的皮，便炼出了银疙瘩、金疙瘩，这使我们想到某些蛇郎故事或某些兄弟分家狗耕田故事的情节；最后金疙瘩在毛子军官中爆炸，这金疙瘩分明就是某些龙王公主故事结尾的“古怪”（或称“日古怪”，或称“意思”、“没意思”）。但是这是一个表现从压迫到反抗的完整、浑成的故事，读起来不感觉一点拼合的痕迹。特别是《渔童》，我们几乎不大能相信这是一个仅仅产生在六十年前的故事。它的形式是那样的洗炼，它的语言可以跟许多流传最为久远的故事（比如兄弟分家或狼外婆故事）相媲美。特别是渔童唱的那四节短歌：
“鱼盆鱼盆摇摇，
清水清水飘飘！”
“清水清水流流，
金鱼金鱼游游！”
“金鱼金鱼跳跳，
清水清水冒冒！”
“清水清水静静，
金鱼金鱼定定！”
轻快、鲜明、富于音乐性，不仅它本身异常优美，而且使整个故事都具有均衡的节奏，增加了色彩和动态。我们读了一点民间故事的人，往往有这种想法：越是古老的故事，才越成熟，越完整。面对这样的故事，不得不驱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作更深一步的思索。
《渔童》故事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洋牧师向畏葸的县官诬告捞得鱼盆的老渔翁，说那是他从外国带来的宝贝，老渔翁说“这鱼盆是中国河里出的，中国人冒着生死捞上来的”，并且反问“既是外国出的鱼盆，为什么这个小渔童是中国人的打扮，中国人的模样？！”这一问问得县官教士全都哑口无言。这是机智的一问。而这机智正是出于中国人民的强烈的主权意识。创造故事的人所安排的这一细节的里面，凝结着十分深刻的民族感情。
特别有意思的是《渔童》的结尾。
高尔基有一次对伊凡诺夫说：
当我在草原上漫游的时候，有一次猎狗吃掉了省长。连肩章也吃掉了。您不相信吗？最有意思的是连肩章也一起吃掉了。您知不知道，这是哥萨克人的愿望，因为他们再想不出比这更可以侮辱自己省长的办法了。而乌克兰人，都是哥萨克，所以在编故事方面，也像每个哥萨克一样，是很谙练的。[2]
读着《渔翁》[3]的结尾，我不禁想起高尔基的话。请看：
老渔翁一阵恶气涌上来，身子一晃，手一哆嗦，“扑通”——“叭叉”——他气昏倒在地上，鱼盆也摔个粉碎！哪知那鱼盆一碎，小渔童却跳起来活了！渔童站在老渔翁跟前，把鱼竿一晃，立刻变得又顸又大；他把鱼竿朝洋牧师一抖，鱼钩正钩住牧师的嘴上膛；他把鱼竿一提，牧师立刻悬上了半空；他把鱼竿上下一抖，牧师悬在空中手刨脚蹬，“呜噜呜噜”直叫唤！这时，渔童猛地把鱼竿一甩，“日——”牧师立刻上了天，跟斗趔趄地滚到天边去了！
真好啊，牧师跟斗趔趄地滚到天边去了，诚如高尔基所说，中国人民再也想不出比这更能侮辱自己的敌人的办法了。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贴说：
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内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
逐出这些“无理已极，情实难容”[4]的蛇种，逐出这些“把祷告的殿堂变成贼窝”[5]的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正是中国，特别是华北人民的一致的愿望。而在故事中，这种愿望以极端的幻想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人民在编故事方面的谙练。最特奇、最锐利、最有力量的幻想，正是产生于最强烈、最深刻、最残酷的现实之中。什么地方现实感薄弱，什么地方也就没有幻想。
义和团的传说故事是真实的人民的历史。这些现实性的传说虽然是一些传说，刘老爹、张头和李头、铁金刚、宗老路等这些人未必可以查考，但是它却能比较真切地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当时运动的情况，其可靠程度是超过许多官方和私家的记载的。
从这些传说看，义和团运动原来只是一种广泛、普遍、分散、自发的农民抗暴自卫行动。刘老爹只是看不过洋毛子的横行霸道，便只身起来跟他们干了一场。铁金刚原来并没有打出义和团的旗号，直到跟毛子兵遭遇上了，毛子兵说出了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铁金刚才叫道，“那么，我们就是义和团！”大概，部分的出于义愤，反帝保家的农民的加入义和团，乃是后来的事；而且恐怕有的一直并未投坛入道。当时投入反帝洪流之中的人或比正式入坛的人要多得多，所谓“义和团运动”，不应只看作是义和团民的运动。这说明这个运动的广泛性；但组织薄弱，自发性强，也是运动失败的悲剧原因之一。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落后的运动，它带着浓厚的迷信、愚昧的色彩。奇怪的是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的落后的东西并不很多。这里没有对于吞符念咒之类的渲染。铁金刚的获得神力，刀枪不入，诚然是带有迷信意味的，但是即是铁金刚的获得神力，也是威胁龙王的结果，这比一心念叨“北方洞房开，洞中请出铁佛来”等等是很不相同的。铁金刚得到龙王的启示，在河边接受了三天三夜的电火的考验，这才变得力大无穷，这里交杂着幻想和迷信，颇带有古代英雄传说的色彩，在气味上要健康得多。他对于龙王那种强硬要挟，和把玉皇、关帝、灌口二郎、增福财神以及马孟起、黄汉升、常遇春、胡大海……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神道鬼道都请来护佑自己的事急乱投医，证明自己实在是软弱无靠的精神状态是迥然异趣的。至于《托塔李天王》，更是明白地说出迷信附会，乃是被逼得无路可走的老实农民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组织、发动群众的手段。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迹象。这反映了当时的农民的意识呢？还是反映了说故事人的意识？是当时在农村活动的拳民本不像一些文献中所记述的城市中的团民那样迷信落后？还是说故事人受了时代的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对故事有所选择，有所淘汰，有所改动？后一种情况我们不得不作适当的估计，因为说故事的虽然都是七十以上至九十余岁的老人，但故事的记录都在解放以后。总之，这是研究故事的人应该留心的一个问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些传说故事中所反映的对于清朝统治者即“官家”的态度。《托塔李天王》、《铁金刚》所反映的旱灾，官吏的勒索，这都是真实的。当时清廷因为有军饷、洋务、息债三大用项，每年短少一千数百万两银子，这银子都得从人民头上搜括。华北一带连天旱灾，连当时的外国报纸也说：“顺直一带雨水极少，麦田尽槁，民气颇为不靖。”从这两个传说看，李天王、铁金刚，最初都是被逼得不能聊生，所怨恨的是官府皇室，其把斗争的锋芒转向洋人，乃是后来的事。《张头和李头》尤其能够清楚地道出人民和统治者以及洋人之间的关系。洋人逼着人民修铁道，官家不让修，张头和李头把他们弄到了一处，说：“一边让修铁道，一边不让修铁道，狼也来了，虎也来了，你们就当面咬吃咬吃——到底修不修吧！”不想双方不打交道，却一起向修路的民工发威叫狠，横加逼迫，张头、李头这就明白了，说：
赶情你们都是给老百姓造罪的呀！这回我们可看清了！不听你们官家的，也不听你们洋毛子的，我们该听我们自己的啦！
“我们该听我们自己的啦”，这一句话揭出了中国人民最可贵的觉醒意识。也许这个传说已经经过述说者强调夸张，但是我们看这个传说的结构是周密的，它的主体是不易改换的，它的形成不会是很晚的事。在义和团运动中人民有过一些民主意识，我看是可以肯定的，即使这点意识是虚薄的、朦胧的、动摇的、不稳定的。广大农民的义和团运动，应该看作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的一个阶段，不能只是看成为一个单纯的排外运动。义和团运动固然不是“保清灭洋”的清朝贵族所能代表，亦非以“扶清灭洋”为旗号的董福祥的部属所能代表，倒是景廷宾后来所提出的“扫清灭洋”，比较符合义和团运动的本来面目。
因为究竟缺乏明确、坚定的政治思想，因为大敌当前，外御其侮，义和团的大部分终于与清室妥协，为清室利用，最后惨败堕灭的悲剧，从《托塔李天王》、《铁金刚》等传说中也分明可以看得出来。
义和团运动失败了，但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不会消灭。从《渔童》故事的结尾，从《张头和李头》传说的结尾，我们都看出人民毫不暗淡的胜利的信心。张头李头脱下鞋来，窜进官家和毛子群里，抡鞋底子就打，大伙不约而同一同脱下鞋来涌上前去，“噼哩叭哒”一顿鞋底子，单是鞋里的积土或鞋底沾的土就把官家和洋人全都埋葬起来了。这充分地表示了中国人民对于自己的力量的信心，把内外敌人都没有放在眼里——抖落抖落鞋底的泥，就把他们埋得没有影儿了！这是一个豪迈的、乐观的尾声，同时也是继续斗争的先声。
事实上，反帝斗争在义和团之后并非绝灭。我们请看宗老路。宗老路在事败之后流浪江湖，打渔为活，颇有点像是失路的英雄萧恩，但是他却轻轻松松地收拾了一船打算扫灭义和团余党的鬼子兵。而且，就在故事的述说者之中，就有“后起的”义和团。
义和团时代英国侵华的代理人赫德在其所著《中国实测论》中说：
……盖中国数十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虽此次初起，无人才，无器械，一败塗地；然其羽檄一飞，四方响应，非无故矣。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他日必有义和团之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今日义和团未完之志者……
赫德不愧是个有一点远见的人。从张士杰所记的这些故事里，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现在，义和团的子孙已经早就起来，帝国主义者已经被从中国赶了出去，他们“跟斗趔趄地滚到天边去了！”中国将永远是中国人的中国！
义和团运动，若从一八九五年算起，距今不过是六十多年，但是即是对我们这样三十多岁的人来说，也已经仿佛是颇为渺远的事。读了张士杰所记的传说故事，使我亲切地认识了这段其实不过是昨日的历史，获得了不少教育，增加了一分对于祖国的感情。现在，能述说这样的传说故事的人都已是七十八十以上的人了，希望张士杰和其他同志能够积极搜集，免得使这些珍贵的传说故事消失。
三月二十六日
[1]本篇原载《民间文学》1958年4月号；初收《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2]见伊凡诺夫：《会见高尔基》，中译本第80页。
[3]应为《渔童》，编者注。
[4]当时的媚外的总理衙门的奏折中语。
[5]见《马可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