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雉子班》
“雉子，
班如此！
之于雉梁，
无以吾翁孺
——雉子！”
知得雉子高蜚止，
（黄鹄蜚，
之以千里王可思）
雄来蜚从雌：
“视子趋一雉。”
“雉子！”
车大驾马滕，
被王送行所中，
尧羊蜚从王孙行。
这是一个悲剧，一首雉家族的生离死别的，惨切的哀歌。
雉的家庭——雄野鸡、雌野鸡带着它们的孩子，小野鸡，正和一群野鸡在一起，雌雄群游于山路，自得其乐。忽然天外飞来横祸，一面密网盖下来，母亲——雌野鸡被扣住了。这是一个游遨行猎的王孙撒下来的网。小野鸡年纪小，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事，吓得忒愣愣一翅子就飞跑了（同时飞跑的还有别的野鸡），它一个劲儿往深山里飞。雄野鸡在仓惶之中还没有完全失去方寸。他这时两头牵累：一头是娇子，一头是爱妻，两头都放不下。首先招呼孩子！他追在他后面高声地叫：“孩子，就这样飞！一直飞到咱们老家，别回头，别跟着我们公姆俩！”看着小野鸡飞远了，他放了心，小野鸡得了活命了；但是他也知道他们从此就见不到他们的孩子了，他看着他越飞越远的后影，叫了一声：“孩子！”知道孩子已经高飞远走了，雄野鸡折回来，又追上被捕的雌野鸡。第一件事，是告诉雌野鸡：“我亲眼看见咱们的孩子跟在一个大野鸡后头了。”孩子已经有了依靠，好叫做母亲的放下心（这可能是他看到的，可能是编造出来安慰母亲的）。母亲也是一样，一方面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方面知道跟孩子是永远见不着了，惨叫了一声：“孩子！”雌野鸡的命运是注定了：这位王孙是个很显赫的贵人，乘的车又大，驾车的马又快得像飞，雌野鸡被一直送到王宫里去，一点生还的希望都没有。雄野鸡这时心意已决，他的心倒塌下来了：只有这样：我跟她一起去，永不离开！他一翅一翅地飞，跟定了王孙的车子飞……
这是一首一向被认为很难读通的乐府诗。闻一多先生以为鼓吹铙歌十八曲中，这一首和《圣人出》、《石留》等三篇最为难读，很谨慎地说：“此歌皆不可强解，今唯略读一二，阙所不知。”（《乐府诗笺》）余冠英先生花了许多工夫，把这首乐府凿开了一条蹊径。但我觉得余说尚不够圆满，有些地方忽略，有些地方看拧了，按余说读，仍不够通畅。今强为索解，解如上。亦有说，说如下：
“班”我以为即“翻”，按古无轻唇音例，这两个字的读音原来一样（我很疑心“乘马班如”的“班”也当作飞跃讲）。“雉梁”余注以为是“野鸡可以吃粱粟的地方”，未免迂曲，而且这样长的句子缩成了“雉梁”两个字，这种文法也值得商榷。我觉得梁就是山头，现在也还有这么说的：“山梁子”。“雉梁”即野鸡群居的山梁子。或者简直就叫作“野鸡梁子”，也很合乎口语。“无以吾翁孺”，我以为各字都当如字直解。以，依也。吾，我或我们也。翁是老头儿。孺是女人。按孺本训小，一般指小孩子为孺或孺子。但是古时也有把小妻称为孺子的。清俞正燮《癸巳类稿：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条：“小妻，曰妾、曰孺、曰姬……曰孺子……或但曰小”；下面还引说：“《汉书·艺文志》：中山王孺子妾歌注云：孺子，王妾之有名号者。《齐策》云‘王有七孺子’，韩非书作‘十孺子’，又《韩非·八奸篇》云：一曰在同床贵夫人爱孺子是也。《左传·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南孺子生子，谓贵妾。注云：桓子妻者，非是。《秦策》亦云：‘某夕某孺子纳某士’；《汉书：王子侯表》：‘东城侯遗为孺子所杀’：则王公至士民妾，通名孺子……”足证古代是把妾称为“孺子”的。这里的雌野鸡也可能是雄野鸡的小老婆，但是我们对野鸡的妻室还是不必严格区别正庶吧。那大概就是笼统地指的是老婆。呼之为小，不过如俞理初说怀嬴称婢子，是“闺房暂言，不拘礼称”，两口子说话，不讲究这些。《左传》“哀公三年”的误注，以为“孺子”为桓子妻，倒给了我们一个反证，原来古代妻也是可以称“小”的，这一点可以马虎。称之为“孺”，视之为小，这可能是为习惯上轻视妇女的意识支配，也很可能是一种爱称。侯宝林说相声，说对于妇女的称呼大都加一个小字，如小丫头，小媳妇，而男人则多称大，大老爷们，大小伙子，吁，是则妇女称小，自古而然，于“今”未变也矣。总之，我以为解孺为妻，是可以说得通的。“翁孺”对称，亦犹北朝乐府《捉搦歌》中的“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的“翁妪”，即“公姆俩”“两口子”“两夫妻”也。“翁孺”“翁妪”声音原极相近，即说是可以通假，也不为勉强。按此，则“无以吾翁孺”就是“别跟着我们公姆俩”，意思是叫雉子去自寻生路。“知得”即得知。“高蜚止”的“止”是语尾助词，犹“高山仰止”的“止”。“黄鹄蜚，之以千里王可思”，如果作本文读，依余注，亦可通。或者干脆一点，把它看作是衍文，或者是夹杂进来的非本文性的词句亦可。乐府中常有与文义无关的字句杂入，使本文变得奇拗难读。旧来以有两种情况，一是“声词相杂”，一是“胡汉相混”，我设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帮腔或衬字也不分字体大小和本文杂写在一起了。这种与文义无关或无直接关系的词句，最初大概是由群众帮腔或歌伴和唱，也有即由演唱者自己唱出的。“小放牛”村女叫牧童“牧童哥，帮腔来”，帮的是“七个弄冬一呀嗨，八个弄冬一呀嗨，一朵一朵莲花开”；单弦牌子曲“金钱莲花落”、“太平年”都有和唱；四川的抒情山歌中竟会夹进字面上与本文情调似极不相及的插语“猪油韭菜包包子，好吃不好吃？”这要是跟本文连写，非此时此地人，将觉大惑不解。我疑心，“黄鹄蜚，之以千里王可思”和《蜨蝶行》里的“雀来燕”可能都是帮腔衬字，为唱禽鸟故事时所常用。如果是这样，如果作为文字材料来读，可以撇开不管，“知得雉子高蜚止，雄来蜚从雌”，意思更为紧凑，如果演唱，则这一类帮腔和唱照例是不影响情节的展开和情绪的连贯的，唱自由他唱，解吾亦如此解。“趋”，追随也。以下词句并可从余注。
把这首诗看成是野鸡家庭的惨剧，这一点余先生是和我相近的，但是我们对情节的理解不同。这里关键问题在这个悲剧中谁是被难者，谁是悲剧的主角。照余注，被猎获的是小野鸡，而剧中的主角就很模糊，似乎忽此忽彼，无一专主。我以为被捕的是雌野鸡，而剧中主角是雄野鸡，全部故事都是集中在他的身上，紧贴着他而写出的，贯串全诗的是他的情绪，这样才紧张，才生动。余注的立脚点恐怕是“知得雉子”的一个“得”字，以为是说雉子被人“得”着了。但是“得”是就人来说的，就雉来说，是罹，而不是得。看全诗，全是代雉立言，立场在雉的一面，不应用此主宾颠倒的词。如依余注，则全部情节似乎是这样：雄野鸡送小野鸡飞出去寻食，告诉他路上要小心，提防着人这种东西。后来知道小野鸡被人得着了（怎样知道的呢？），雄野鸡赶紧飞来，又跑到雌野鸡那儿去；然后，他或他们再跟着王孙的车子一起飞。雄野鸡这样跑来跑去，于情理上既无可解释，情节上又颇破碎。这雄野鸡简直是个老糊涂，既知要小野鸡对老头小孩都要避着点，怎么还放心得下让他一个人去冒险瞎闯呢？而且照余说，则“雄来蜚从雌”、“视子趋一雉”都没有着落。“从”字意思很显明，只能作跟随讲，这个“从”字就是下面的“尧羊蜚从王孙行”的“从”，所从者是一雉，并非二雉（从王孙即从王孙车中之雉）。如果照余说被捉的是雉子，怎么又还能“视子趋一雉”呢？是看见他在笼子里跟随了另一只野鸡了么？但这样就没有什么意义，已经被捉，有雉可趋与无雉可趋是一样的，临死即拉上一个垫背的，也不见得有什么可安慰处。
从艺术结构上看，笼贯全诗大部分的是一种绝望的，张皇急骤的调子。“雉子，班如此！之于雉梁。无以吾翁孺，雉子！”分明是一连串迫切的呼喊，一开头即带来了十分紧张的气氛，说明着一场不测的剧变。余注：“班”即“斑”，“班如此”是老野鸡夸赞小野鸡羽毛斑斓好看（野鸡羽毛富于文采，容易叫人往斑斓好看上想，倒是很自然的），与这种短促、断续的语调实不相合。即依余注，被捉的是小野鸡，而小野鸡很快就要罹祸，老野鸡却在事先平白无故地夸赞其羽毛，这在构思上实嫌蔓远，不够集中。而且“班如此”与“之于雉梁”也不相衔接。试翻成白话看：“孩子，你长得真花哨，你去到野鸡可以吃粱粟的地方去！不管遇着老人和孩子都要提防着一点，孩子！”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有这样说话的么？若依我的解释，在“雄来蜚从雌，‘视子趋一雉’”之后第三个“雉子”（可能是雌野鸡单独呼叫，也可能是两只大野鸡同时哀呼）处，达到全剧的高潮，以下雄野鸡既已下了决心，情绪上趋于悲剧性的镇定，最后三句的调子，也相应地缓慢舒徐下来，渐行渐远，有余不尽。若依余注，则两只大野鸡同来随定囚载小野鸡的车子而飞，在第三个“雉子！”处情节应仍未展尽，下面仍应有较紧张的戏剧动作，可是最后三句的音韵与这个需要是不相合拍的——请注意这首诗用了两个韵，第二个“雉子”下换了一个韵。前面“子”“此”“孺”“止”“雌”“雉”，连用齐齿呼，声音比较滞涩，令人有窒息之感，真好像是在吱吱的叫似的（诗人用韵时下意识受到了鸟叫的暗示？），而后三句的“滕”“中”“行”却是平和而安静的。这样的转换用韵（三句中其他字的音色也比较浏亮），是服从情景的需要，不是偶然的。
也许会有人说，你把这首诗解释得似乎“太”好了，简直是“神”了，这么一解释，这首民歌岂不是完全可以读通了么？这首乐府的艺术表现岂不是太完整，这样的非凡的洗练，紧凑，生动，集中，这样的如闻其声的对话，这样强烈的戏剧性，这不是太现代化了么？这样的来解释一个两千年前的作品，合适么？这不是有点太冒险了么？是的，我也正在犹豫着哩。不过，我想，如果我们有一定的根据，那就应该把话说得足足的，一点也不保留，一毫折扣也不打。抱残守阙，不是我们今天应有的态度。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大胆些，更大胆些。即使是错了，怕什么？
如果我的解释按常理既可说通，诉诸训诂，尚不悖谬，大体上可以成立，我是很快乐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对于这首诗的思想和艺术就可以作充分的估量；对乐府中犹存的几首动物故事诗，甚至对整个汉乐府所反映的那一时代的生活，它作为集体创作所表现的鲜明、深刻的人民性，就可以增添一分肯定，我们对民族的、人民的文化遗产就可以多一分自豪。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本篇原载《北京文学》2007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