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暗渡陈仓

无论是劝蒋和共还是支持中共打通国际路线，对张学良来说都是极冒风险的事情。但张学良毕竟身处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不劝蒋吧，蒋是中央政府的化身，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他虽坚持内战，拒绝抗日，然而其目的在于求得中国之统一，且统一后未必不抗日。不顾一切，骤然翻脸，不仅成事如何未可知，而且可能使整个蒋系自绝于抗日门外，造成更大范围的对立与冲突，届时中国抗战之成功，更加难以预料。可劝蒋吧，蒋一向对日妥协，强调量国力而行，每每表示非等国际上对日本问题有一彻底解决，中国自己无力收复东北失地，纵然统一实现，蒋为求得其有效统治范围之稳固，以及等待不知何年何月的国力之强盛，又如何可能为满足东北人的愿望而冒险与日本拼一死活?（1）因此，不论于公于私，顾及眼前还是放眼长远，张学良都无法对蒋介石抱以幻想。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支持中共打通国际路线，在张学良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整个中国，只有中共是最激烈、最坚决的抗日运动的鼓吹者，也只有中共才有可能得到苏联的援助。张学良显然相信，在中国无论是谁，要想最终收复东北，都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事实上，由于苏联、外蒙与中国东北地区有着上千公里的共同边界，由于苏日之间围绕着中国东北的权益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由于日本并不满足对中国东北的占领，而且正在虎视耽耽地觊觎着苏联的远东地区，苏联从一开始就支持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基于这一切，张学良当然有理由相信，一旦中共得到苏联的援助，成为中国抗日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的抗日运动将会极大地发展起来，并促成抗日战争的爆发。结果，苏联必定会因支持中共和反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而支持他收复东北的斗争。相反，如果中共和红军得不到苏联的援助，并且归于失败的话，很可能抗日战争将不会爆发，东北的收复将更加遥遥无期。

张学良不是不知道支持中共打通国际路线所要冒的风险有多大。鉴于西南两广事变以及随后广西当局与蒋介石的对抗相继被蒋瓦解，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大举进入陕甘之后，整个西北方面的反蒋热情已经消停了许多，影响到西安城里，也是“人心大动”、“东猜西疑”。据刘鼎、刘象三、张文彬、梁明德等报告说：杨虎城在广西反蒋失败后，与中共联合之事已不再提起，就是前此签订的通商、联络、交通等事也搁在一边不谈了。就连王以哲，虽经多方工作，也仍旧时时表现“畏缩”，没有了以往的勇气。早先与红军有过较多交往的东北军几个师的师长，在此情况下也尽可能地少与红军发生关系了，说是“有问题可与副司令去电，他即听命，不必派人到他处”，唯有张学良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决心。

张学良这时先是以查无实据为由，于16、17两日接连将先前被省党部捕去，又被他转押军法处的刘澜波、马绍周、孙达生等一并释放。而后，他又将叶剑英接至西安，安排在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家中，作为中共中央派驻西安的正式代表。同时，张为“准备意外，集结他的部队”，特地将他在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的抗日讲演印成小册子，在军内散发，“以作万一中央若对付他时，可在政治上战胜中央（的武器）”。（2）当叶剑英告诉张红军目前“经费困难已极”，冬衣解决更难，莫斯科虽可援助，但不能应急，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借款30万元时，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只能办到5万元，多不可能，其余25万元可考虑到上海去办；棉衣可提供1万套，由西安送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而在军事部署和战役行动上，张学良更是积极配合，并出谋划策。凡是他能够办到的，他几乎无不尽力去做。比如10月中旬，毛泽东、彭德怀电告张：“何君柱国至今不理解团结抗日之必要，屡与敝方为难”，“难免冲突”。“董军长闻正西进，并祈善为说词，免生误会”，张即很快将何柱国调离前线，并要董英斌暂缓西进。（3）不过为了瞒天过海，并便利劝蒋和共，避免蒋介石生疑，张学良在公开场合仍要大讲“绝对拥护”、“绝对服从”之类的场面话。像他在10月3日对英国记者的谈话，很明显就是这种敷衍的典型例子。

在这次公开发表的谈话中，张学良声称他必须郑重声明三点：

(一)外报前传西北四省有独立及联俄之说，纯属谣诼。

(二)本人及西北诸将领绝对拥护领袖，拥护统一，一致对外。

(三)个人及西北诸将领绝对服从中央命令，甚愿效命于国防第一线上。

但同时，他还是隐喻地表示希望南京与红军达成妥协，“少损一分元气，即增一分国力”。（4）

一方面是张学良的坚定态度，一方面是苏联方面正式批准红军具体实施打通国际路线的战役行动，准备大举援助中共，使得10月以后东北军的部分高级将领又渐渐重新变得积极起来。这里最突出的是骑兵军副军长，时任王曲军官训练团教导长的黄显声。他先是将刚刚被释放的刘澜波收到麾下做秘书，而后又明确向叶剑英表示：红军有何军事问题或器材需要，他可尽量帮助。王以哲离开西安，刚一到达甘北指挥部，也重新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直接的电报来往，同时105师刘多荃师长也开始与在甘北前线的彭德怀建立了直接联络的关系。红军与东北军将领又开始了具体的合作。如张学良10月13日得蒋急电，要其派援军前往李旺堡解马鸿逵部207团之围。叶剑英当即报告毛泽东：张学良迭奉急令救李旺堡207团，张已委托105师办理。经黄显声兄与刘多荃商妥，将派出骑兵军第16团前来。请准许该团17日向李旺堡前进，并望为马部207团放行，让16团进驻李旺堡。（5）

13日，骑16团前往李旺堡，在红军配合下将被围之207团救出。而后，根据双方商定的步骤，刘多荃师长再将骑16团撤回，将李旺堡交给了红军。同样，当王以哲电告东北军一部遵命需要向硝河城、将台堡推进时，红军前线司令员彭德怀也根据具体环境，痛快地表示同意。可见，双方此时的配合渐渐变得较为默契。

这种默契此时还表现在统战工作方面。10月间，因日本人对绥远心怀不轨，伪蒙军与傅作义部摩擦而冲突频繁，阎锡山颇感有抵抗之必要，故有心向蒋请援。张学良很快主动表示愿意出兵相助，参加绥远抗日。阎锡山为此致信张学良表示感谢：“敌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6）同时，阎锡山亦向张派去的高级将领戢翼翘表示，对过去与红军打仗颇感后悔。见阎颇有抗日和共之意，张学良借前往洛阳给蒋介石祝寿，专程飞往太原，向阎说明目前陕甘剿共战争之危害，与阎相商，共同劝蒋停止内战，“与共妥协以抗日”。（7）据张学良告诉叶剑英说，二人“会谈极佳”，阎决定乘蒋介石10月来陕之际，向其说明他的意见。张学良说，阎锡山这时的态度是：

一、请蒋领导联红抗日。

二、请中央拨款加强绥远国防工事。绥、宁、晋请酌增十师。

三、如蒋不干，阎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东北军、红军，全力抗战，并将绥远之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五县给红军，同时支持宋哲元抗日。

但是，阎锡山最关心的是苏联的态度和红军能否合作。他明确问张学良：第一，苏联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联络外蒙?第二，苏联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晋军?第三，联合作战红军能否听指挥?

对于叶剑英所报告的情况，中共中央方面自然极为重视。尽管叶剑英已经就阎锡山的问题向张学良做了十分肯定的答复，毛泽东仍旧很快致电叶剑英等，要其迅速经过张学良进一步向阎说明如下：

一、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力以全力以为之助。

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

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到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块不冒险向晋绥开进。

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

五、某方授助我们可担任介绍。（8）

从以上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并没有回答阎锡山提出的最核心的问题，即共产国际和苏联是否愿意援助红军以外的中国军队，以及他们是否同意照阎所说的让红军到绥远去联合外蒙直接与日伪交锋。因为这样的问题确实也是中共中央这时所不能贸然代共产国际回答的，只有苏联自己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同时致电共产国际：

张学良与阎锡山前在太原会面，阎对张云，要求蒋介石领导联红抗日，如蒋不干则联合红军、东北军单独行动，划出五原、包头、安北、固阳、临河五县给红军，但不知国际允许红军出绥远否?并与外蒙联系否?不知国际愿意援助晋绥军、东北军否?不知红军听其指挥否?，……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9）

随后，中共代表同宋哲元谈判的报告送达，中共中央又再一次致电共产国际说明宋哲元愿意“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并准备派代表赴俄接洽的情况。电报再次询问苏联对于南京以外的各地方实力派究竟采取何种方针?由于有谣传李杜一行赴苏被拒，中共中央显然开始怀疑苏联对南京以外的各个地方实力派是否均采取一概拒绝的方针了。

没有资料表明共产国际是否曾就此来电说明过自己的立场。至少看不出中共方面开始改变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相反，这时直接负责与中共中央通报的中共代表团王明等，这时也相信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谈判是骗人的，“是他们内部的把戏”，担心蒋介石会利用胡宗南将张学良与红军分隔开，分而击之。因此，王明等发来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务必对南京的所谓谈判保持高度警惕，尽可能赞助一切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和同情这一方针的各党各派，包括同情自己的地方实力派的活动，以此来逼迫蒋介石放弃对红军的军事进攻计划。来电明确说：

我们确切地知道，蒋介石在民众运动的逼迫之下，表面上与红军进行关于统一战线的谈判，实际上准备包围和消灭红军的实力。蒋介石不久前曾下令各部围剿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五军于金积堡至海原、固原地区，务必阻止红军南下，或去东北方向。因此……你们应尽力赞助一切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和同情者的活动，只有如此才能逼迫蒋介石放弃进攻红军的军事计划。（10）

蒋介石究竟怎样打算对付共产党，中共中央自然比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更清楚。的确，当蒋一面命令胡宗南进攻红军，一面派陈立夫寻找共产党代表谈判之际，中共中央确曾对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不甚明了。张学良最初也认为：蒋不过“先打而后和图得便宜而已”。10月17日，负责与南京联络的张子华到达西安，报告从国民党方面带来与国民党的通电密码、谌小岑给周恩来的信等，约周恩来去广州谈判。据张子华报告称：南京方面请周恩来到广州会面时间在10月底，并已为周等办好粤行营护照6张，陈诚亦有电报给西北“剿匪”总部嘱其放行。南京方面并且订有密码，可使用“剿匪”总部电台，待与晏道刚交涉，如周不能去粤，可与他们另定地点。南京方面对谈判态度、强调我党活动、苏区存在及参与国民会议皆无问题，唯军队番号须与南京一致，目的似相当改编。（11）

与此同时，19日已到上海的潘汉年也有电来，说明国民党方面明确表示两党谈判“决不能有对等地位的条约”，最好的解决方法即“照收复广西办法云”。（12）而所谓广西办法，就是军队全部接受南京政府的改编，受南京政府的统一指挥。20日，上海方面又有电来，称“陈果夫找开兄(即小开，指潘汉年)谈判甚急”。可是西北这边国民党中央军仍旧全面进剿，大有不消灭红军不止之势。中共中央对此颇感费解，以致不能不再三要求西安方面将“蒋之确实企图查明即告”。

到10月底时，整个情况已经变得比较清楚了。这是因为蒋介石在10月22——29日专门来到西安，就共产党问题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讲话。在此之后，不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张学良，都已经看清楚蒋介石的本意是要彻底取消红军。改编云云，恐怕都是谎言，根本做不到。根据中共很快得到的情报，蒋刚到西安就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谈话，其中明确说：“他们抗日是假的，骗事的，既然要抗日，中国有中央政府，为什么还要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要停止进攻红军的唯一办法就是红军立即投降，“一部分一部分或整个的收编都可以，收编后待遇同国军待遇一样”。另据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这时的日记所载，张学良在蒋到西安后，确曾力劝蒋和共抗日，强调对共产党问题如不采取政治方法以谋共同抗日，专意进剿，不仅必为日、共所苦，社会人民更不相谅，并且前途殊为危险。不意蒋断然对张说：“共党能无条件的交枪受编乎?否则不论矣。”即使“共党当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13）叶剑英和刘鼎这时也接连报告说，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直截了当地宣称：“赤匪为近敌，日本为远敌，目前唯一任务为剿匪，否则为反动。”因为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进而张学良也亲自告诉叶剑英等：他劝说蒋联俄容共一致抗日已“完全失败”，当他说明当前首先应当抗日，为抗日必须联俄，要联俄不能不容共时，蒋介石断言：“匪日皆应打。国际叫他(中共)和中央合作，(而)我要他(投)降，反对降(屈从于)俄。因此匪如不(答)应，决不抗日，如(俄)要我容共，决不联俄。”

10月31日，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徐永昌等再赴洛阳为蒋介石庆祝五十大寿，行前，黄显声主张以绥远抗战形势紧张、东北军抗日要求强烈为由，要求蒋批准东北军增援绥远，一旦绥远抗战成为事实，则西北“剿匪”自然停顿。张学良亦赞同此意。不料到洛阳后，华盖如云，连单独进言的机会也没有，相反倒不得不听蒋介石在军校讲演大骂共产党，蒋甚至威胁说：共产党是当前最大的敌人，谁主张容共，谁就不是人。因此，张学良回陕后告诉叶剑英等：在洛阳实在“不得任何机会提出意见”，“满腔抗日热忱，无处说也”。（14）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已经不得不做好长期与蒋介石打下去的准备了。他们一边将蒋介石来西安大谈“匪不剿灭决不抗日”的情况上报共产国际，一边告诉苏联方面：“红军主力一般说来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决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但物质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15）

据中共中央报告说，中共至此总共已向张学良借款达60万元。但甘北寒冬已至，除黄河以西近6万红军每日所需之大量粮食、弹药和药品的消耗外，仅解决棉衣一项，即需耗费甚巨。难怪洛甫心急如焚地再三致电共产国际，声称：“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毙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16）

还在9月20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已经开会讨论了对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为此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的报告，请求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后，10月18日，共产国际就已经致电中共中央表明要从财政上来援助中共了。其电报称：“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11月3日，因注意到南京政府的军队与日伪军将要在绥远爆发战争，莫斯科在要求红军改向新疆接运军事物资，并主动将援助物资的吨位提高到1160吨的同时，也制定了专项拨款援助的计划。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王明和陈云电告中共中央称：“经济上不能按月帮助，决定对你们帮助的总数五十五万美元，第一批送去二十五万。你们大约在十一月底可以在你们指定的上海转款人手中收到。”（17）

但由苏联寄巨款至中国大城市之银行，再转陕甘并送到红军手中绝非易事。共产国际虽想尽办法，立即从美国分两批汇款15万美元和5万美元至上海宋庆龄处，并进一步告诉中共中央，仅在目前可以直接用于援助中国红军的款项就在80万美元以上，然而所有这些在时间上都不能满足中共中央之所需。11月底，中共中央仍未收到来自天津和上海接收到共产国际第一笔汇款的消息，张闻天更是沉不住气了，又去电讯问王明等：“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18）第一批汇款到达时已经是12月上旬了，第二批汇款1937年2月才到。因此，为解红军燃眉之急，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仍不得不又从张学良那里再借l0万元以救急。（19）中共和红军得张学良帮助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中共中央很清楚，经济危机可得张学良之帮助，军事危机要指望张学良却是不可能的。随着红军渡河作战失利，军事形势已变得极端险恶。11月8日，毛泽东等正式提出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并提出新的作战设想，其要点在于：第一步，为解决红军给养困难，将红军分南北两路军，一路由南向东，走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同官、耀县、宜君、洛川、鄜县、韩城、宜川、延长，达黄河东岸；一路由北向东，经灵武、盐池、安边、横山、榆林、瓦窑堡、延川，达黄河东岸。第二步，为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同时亦为解决西北生存发展困难，以一至两年为期，再度挥师东征，占领同蒲铁路，出至冀、豫、鲁之交，准备于可能时出至直、鲁、豫之交，再经皖、豫、鲁之交，鄂、豫、皖之交，鄂、豫、陕之交，尔后转回西北地区。在此期间，西渡黄河之徐向前、陈昌浩部组成西路军，以一年为期，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新疆，接取援助。（20）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红军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明确承认打宁夏本来就没有多大把握，现在必须要让蒋军停在西兰大道上，但这只能靠张学良、全国形势的变化与顺利解决粮食问题，而这些目前都不能解决。至于与蒋介石达成妥协更是没有把握，他不签字是不算数的，因此更是等不得。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或者向东南，经四川去京汉铁路一带；或者向东过黄河，逼阎锡山妥协，去河北方向。从反对内战和主张抗日的角度出发，向东过黄河是比较便利的。与会者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下一步“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当天中央书记处电告共产国际称：因宁夏战役被蒋军破坏，“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分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21）

不过有一点是应当特别提到的，这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已经在谈判条件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决定：“照广西办法解决，我们是同意的。”毛泽东指出：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焦点就在这里。最近他们要我们照广西的样子，服从中央，改红军叫国民革命军。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表面上是不同的。但是，表面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他。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虽然穿件白军衣服，但更便于进行与白军接洽，便于改白为红。这一方针的确定很显然已经符合了蒋介石前此确定的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解决原则。然而，中共中央并不了解，张子华所带来的条件这时又被蒋介石给否定了。蒋的新条件正如他对张学良所说，就是要共产党“交枪受编”，否则统统消灭。

此时，新一轮国共谈判已经在上海开始。

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正式会面。陈并不理睬潘汉年对中共关于两党合作条件的说明，直截了当地代表蒋介石提出了南京方面的具体条件：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目前红军可暂时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的及政府干部可按才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潘汉年当即质问：“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的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相信)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陈立夫也承认以目前条件，双方的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但他认为，如果中共方面能够派周恩来出来，或许蒋介石可以同意红军保留的军队数目由3000人扩大到1万人也未可知。总之，“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据陈诚对他人称：共党目前困难已极，如国军再给一严重打击，则将来妥协条件更低。因此，蒋介石内心的计划大概就是把红军全部赶过黄河以西去，赶到外蒙去由苏联来解决，否则便设法将红军困在宁夏边境苦捱，自趋灭亡，“那时看共产党还有什么条件可提”?（22）

由于潘汉年已经半个月左右没有得到中共中央新的谈判指示，仍旧按照10月上旬所定《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有关条件与陈立夫谈判，因此，当13日中共中央收到潘汉年发回的电报之后，立即通过国民党方面的电台通知潘：

南京对红军究竟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据张子华谓，曾养甫先生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23）

11月17日，潘汉年来到南京，陈立夫已带着中共中央电报前去洛阳请示蒋介石，至19日始回。陈立夫回到南京当天，双方再谈。陈一上来就说明：“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声称：“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双方至此无法续谈，陈立夫坚持让潘把蒋介石的条件报告陕北中央，并请周恩来出来解决问题。当日晚，潘汉年用国民党方面的电台再将蒋介石的条件具体发了回去，电称：“蒋先生意见如下：一、红军可编至三千人，允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之官佐由宁遣送出洋考察，然后回国按才录用。三、可派员参加国民大会及军政各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次，由彼酌量任用。以上各点能达成，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等，当不成问题。”（24）

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这时事实上已经走入死胡同了。中共方面的让步可以说已到极限，而蒋介石突然将“改编”变为“收编”，使中共再无退路可寻。中共中央12日曾将张子华所带来的条件电告共产国际，提出“为一致对日，早停内战，我们觉得在不变更红军组织和领导的原则下，可以承认彼方要求”。可是，看上去共产国际反倒是认为，对目前与蒋介石的谈判不应抱以任何期望。其电报称：

陈果(立)夫、曾养甫与我们的谈判是否为国民党特务的一种手腕呢?如果蒋介石仍然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那么陈果(立)夫等实际上有什么办法呢?周恩来去见蒋介石有何意义，而且安全有什么保障呢?我们应当向国民党要求以实际停止其进攻红军的军事行动作为其谈判诚意的第一步的表示。（25）

共产国际的指示毫无疑问距离两党关系这时的实际状况相差太远。在西北大联合计划取消之后，特别是接取苏联援助的宁夏战役失利之后，自身的生存已经受到严重威胁的红军究竟靠什么来要求蒋介石停战呢?在红军主力被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困在狭窄而且穷困的甘北地区之后，蒋介石还有什么必要去向共产党表示和平的诚意呢?当然，中共中央也同意共产国际所提出的谈判原则。这一谈判原则11月20日共产国际就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就是：

重要的为保存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分，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在对日武装斗争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同意成立统一的指定蒋介石作总司令的总司令部，服从其指挥。且统一只是指在一定的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而服从统一的指挥这个意义以内而言的。（26）

但问题在于，目前第一位的是蒋介石根本不想和共产党谈判，除非共产党放弃自己的军队，“交枪受编”。至于保存领导、组织、在一定范围内服从指挥等等，他压根儿连谈都不谈。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也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们不能不怀疑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抗日反蒋”的决定是否正确。很明显，如果当初没有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政策的那个政治指示，这个时候西北大联合计划可能已经发动起来了，至少在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过程中，东北军可以公开地助一臂之力。甚至驻守兰州的于学忠部自己就可以直接前往新疆去接运苏联的军事援助物资。如果到那时候，即红军和东北军已经完成公开的大联合计划，并因得到苏联援助而在军事上变得异常强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渠、刘湘、李宗仁等等都趋之若鹜之际，再来与蒋介石谈判合作问题，情况必定与现在大不相同，不愁蒋介石不妥协。而如今的情况却变得如此糟糕。当叶剑英于11月上旬返回陕北保安，带去张之亲笔信件，再度提出共产国际是否同意西北发动和直接援助的问题时，中共中央虽不能明确回答，但仍然建议张学良：最好立即派于学忠“西行办货，且以愈快愈好”，同时再度就此电询共产国际。可是，中共中央也知道，张学良方面如果不能公开与红军的关系，是无法采取这一行动的。

中共中央这时确实是对否定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必要性充满了疑问。蒋介石决心消灭红军是内战，红军必欲突破重围，转战内地也是内战，何以西北大联合计划就不能实行呢？况且，一旦红军突围而去，一切友军及援助全不存在，孤军鏖战，成败胜负均未定在天，是否一定就对中国革命有利呢?因此，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提出：

甲、蒋下决心消灭苏区与红军，陈立夫告小开，蒋意红军留三千人，余遣散，师长以上出洋，一面令胡、王、毛各军向红军猛攻。

乙、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均盼望苏联援助与红军联合对日，蒋则极力破坏之。你们对西北独立局面又不赞成，因此红军主力在现地区不利作战时将被迫恐怕得准备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

丙、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的余地否?西北局面应如何解决?均请探询见告。因蒋军现在已逼近定边、盐池，定、盐一失，我军主力在现地区即难于作战。（27）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有关谈判事，“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与之谈判”。当前最主要的问题只能是从各方面想办法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迫使蒋介石先把剿共战争停下来。“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是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于危亡地位……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然如皓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28）很显然，中共中央仍旧希望能够促成与南京的谈判。为此，它必须找到办法真正痛击中央军，才有可能。（29）

此时红军军事上之被动已极其明显。三个方面军，四方面军1．2万人，二方面军l万人，一方面军1.8万人，共计约4万人，全部被国民党军压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堡以东，曲子镇以南的狭小地段，几乎无法周旋。而国民党方面，不仅胡宗南部节节进逼，王以哲部也被迫随胡部前进。只是国民党方面的每一行动均在中共中央的掌握之中，并且张学良也叮嘱部下不要过于冒进，红军暂时尚无严重危险。要想痛击中央军，更是非张学良和东北军密切配合不可。

张学良这时是想帮助红军的。他努力配合红军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就是对骑16团团长的处置。

10月底，红军在毫无防备下突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彭德怀迅速指挥反击，一举围歼了将近两团骑兵，事后方知为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骑6师第16、第17两个团，除第16团团长及少数人等走脱，该两团人马几乎全部被俘。彭德怀事后电告王以哲、刘多荃：“何军长不谅，逼人过甚，上月卅日敝军与骑六师冲突，事出意外，其人马来敝军者，拟令其归回骑六师，原队枪弹因敝部甚为缺乏，拟暂时借用，特此奉告。”张学良得知此事后，一面派车去接回俘虏，一面表示“全不介意”，正好以为对外宣传之用。10月8日，彭通知王以哲：已令16、17两团人马伪装逃脱，归还建制。然而等12日16团团长等将部队如数接回后，张学良却以渎职罪将该团长执行枪决，这其中固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惩戒之意也很明显。

张学良这时因无法公开与中共和红军的关系，因此在军事配合方面已经相当困难。而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张已表明希望停战和共的态度，南京行营方面事实上已经常越过代总司令的张学良直接以西北“剿匪”总部的名义向西北各路军队下达行动命令，张很大程度上难以确实掌握东北军的作战行动，虽再三叮嘱负责协同胡宗南部北进的王以哲部注意与红军切实保持你退我进的协商关系，却又不能不叮嘱王行动上务必小心听命，避免胡宗南及南京方面抓住破绽。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自然深感为难。故刘鼎屡有报告说：王以哲率6师北上，意欲与我军接近，张学良对此现特忧虑，恐我前进困难，并一面要求中共谅解，一面再三询问中共中央当“如何布置”。好在王以哲此时每日向彭德怀通报国民党甘北各部行动部署及其前进路线，其虽难以主动配合红军制造战机，但至少也为红军寻找战机，打击胡宗南部提供了较好的情报来源。

自10月下旬以来，红军在甘北节节后撤，千方百计捕捉战机。但将近一个月下来，只有两次较大的作战行动取得了胜利，一次击溃了马鸿宾、白凤翔冒进之一部，“俘获人枪马匹各千余”，一次就是打了东北军的骑6师两个团，而这两次最后为了统战关系都将人马放了回去。当然，此举确实发生了积极作用，据王以哲告诉彭德怀：此举已使马鸿宾受到教训，“马鸿宾已倾向我方”，不再与红军为难。可是，对于威胁最大的胡宗南，红军一直还没有找到有利的作战机会。且彭德怀认为：“目前战役已成一种正式决战形势，在地形、敌情与物质条件均无绝对胜利的把握”，必须“抓紧敌人一切矛盾，为持久的战略方针，疲惫敌人，寻求有利的战役坚决消灭敌人”，因此他早就决定“调胡、毛、关、王均北进中宁、中卫及金积南境，王以哲到以北时，我主力绕出突出之”。（30）故一路上，虽胡敌跟进较紧，但考虑到胡敌行动谨慎，部队齐头并进，很少孤立前突，加上王以哲几乎与胡并驾齐驱，对红军也有威胁，彭德怀始终没下攻击胡的决心。他特别强调：要想打击胡敌，首先必须做好王以哲的工作，使其主动缓进乃至不进。因王以哲毕竟只是过于担心暴露关系，适当劝说总会见效，加上王部始终与之协同前进，并通报胡敌情况，彭事实上并不担心没有作战机会。

11月10日，王以哲通知彭德怀：他奉令率5个师协同胡宗南部向豫旺堡前进，东北军在右翼，胡宗南部在左翼。彭德怀及周恩来11日复电表示欢迎，但说明豫旺堡一带战场适合作战，红军准备在此扼阻胡敌，希望王部暂停前进，以免误会。（31）王当日复电强调有军令在上，实在不能不进。其电报称：总部原令敝部于15日前进至灵武附近地区，且有违误即以军法论罪之语，但弟深知兄方困难，故一再托词延宕。但为不使他人猜疑计，又不得不稍行前进。相知在心，弟当尽可能范围极力延宕并停止。（32）

13日，王以哲通报，胡宗南本日已至同心城，经石峡口、石岗子分途前进。为避人耳目计，东北军将不得不相随同进，准备左路10日进至虎家山，16日进至豫旺堡，右路至15日进陈家堡。此举颇让彭德怀为难，考虑到胡部进速较快，战役准备不及，彭德怀次日复电表示同意，并很快部署了部队撤离豫旺堡的行动，于14日通知王以哲“速即进占”。不过，为便于下一步抓住时机狠打紧随其后的中央军，彭德怀也特别去电告诫王，红军此次并非不打，而是因毛泽东电令“勿使将军左右为难”，才被迫停止。唯对胡敌作战在所难免，务请兄部务必顾全大局，全力协助，尽量拖延前进。（33）

11月15日，彭德怀已着手具体部署对中央军胡宗南部丁德隆师的伏击战。他在给各部首长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敌胡(宗南)、王(均)、王(以哲)有分三路向东追击可能”，“豫旺县豫旺堡以东山城堡、环县、毛居井地域人烟稀少，土塞亦多，地图与实地区多不符，极有利于我军作战。我们应在上述区域威胁该敌二、三个师。”据此，彭命令少量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其他各部分别按照指定路线向该地区集中。对此，中共中央亦明确表示赞同，因而指示地方党及其武装给予配合。毛泽东亦特别提醒彭：应设法首先派一部钳制由萌城推进的敌人，并“速以二方面军有力一部或大部拒止王以哲东进”，如此则可集中1军团、15军团及31军首先消灭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推进的胡宗南部丁德隆师。（34）

拒止王以哲部推进整个作战的关键之一。故彭德怀除调派一部兵力向王以哲部示威外，特别去电强调：倘使红军受蒋军压迫至甚大不利之时，东北军处于孤立前途将受同样不利，故凡能赞助弟方者，务请委曲求设法。胡军本来轻视他军，兄部缓缓前进，彼亦未必见怪，务祈明察。（35）

由于这时蒋介石督战甚急且严，王以哲这时确实担心被胡宗南识破自己与红军的秘密关系，他之所以紧随红军其后，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王以哲也深知此举难免惹得红军不满，因此不得不再三说明自己的苦衷，以求彭德怀谅解。到17日，王以哲因再得命令，要其务必于20日进至山城堡、环县一带，并扬言违误即军法拿办。王以哲深感进退两难，不得不再电彭德怀告以不能不进的理由，称：为保存抗日力量，军职均不足惜，但兄我关系未明朗化前，耳目不能不避。即弟部只能缓进，不能不进，是不可能也。弟部于16日全部到豫旺堡，本拟即时前进，兹以兄嘱，特电令缓至19日由该处出发，勉副尊意。（36）

不过王同时告诉彭德怀，胡部惯不按指定路线行进，其必紧跟红军身后急进，不会因东北军滞后而停止推进。王担心红军与胡军作战很难有获胜可能，因此明确电告：“为保存抗日力量，亦似不必作无谓牺牲。”但此战红军等待已久，王部一下子缓进三天，使胡敌孤军暴露在红军的面前，是非打不可的。况且红军一方面军对国民党中央军也向无张国焘或王以哲那样的畏惧之感。

战机迅速被彭德怀、毛泽东捕捉到了。中共军委当即下令在山城堡一线进行战役准备，对胡敌三路，首先集中打击右路，由西家原进向山城堡的丁德隆师，然后再打中路之詹忠言旅。毛并告彭：“王以哲十九日开始从豫旺堡东进，计程三天可达。但我们必须阻滞之至七天以上”，以便红军主力能从容作战。（37）

20日，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迅速向定边、盐边推进，以丁德隆、周祥初两师侧后掩护，更为红军提供了作战条件。毛泽东于是再电彭德怀称：蒋介石令胡军向定盐急进，丁师不得不走山城堡、青岗峡之线到定边，如此最便于集中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了丁德隆，则对全局大为有利。彭德怀也注意到这千载难逢之机，当即通知王以哲，要其务必率部在李家悬岩、马家大山一线及其以西地区盘桓数日，以利红军作战。结果，不出所料，丁德隆师当日即突向山城堡，立即遭到红军将近两个军的打击，突前的廖旅首先中伏被歼，增援之第2旅亦被红军阻击部队击溃，丁师迅速全线败退萌城一带。此战开创了红军首次痛歼胡宗南一个旅的战绩，无疑极大地振奋了红军各部的士气，也挫了胡宗南的锐气。中共中央顿时感到压力骤减，相信再打一大仗即可基本稳定战局，使胡敌进攻停止。

对于红军的胜利，张学良也相当满意，当即发来贺电。不过在张看来，对胡宗南也不宜一味硬打，而应施以政治攻势。故他电报中强调：“对胡军勿结仇敌，应尽力争取一切政治工作，曾施之于何柱国及东北军之被俘者，合应施之于胡军。”如果胡宗南能够接受中共统战影响，中共何乐而不为?问题是要做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将领的工作，在军事优劣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几乎难以想象。周恩来、徐向前等已多次去信联络感情并说明主张，但毫无作用。（38）红军派代表前往胡军，更是屡屡被拒。因此，毛泽东非常清楚，对中央军的策略只能是先打后和，非消灭其一两个师，不能使其重视红军。当然，毛并非不同意张的看法，他复电称：“对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争取之，彼不再进决不打他，仅在彼向盐池进攻时准备消灭其一二个师，但打后仍进行统一战线政策。”

坦率地说，红军这时虽然仅仅打掉了胡宗南的一个旅，不能根本改变当前的困难局面。不过这一仗对其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危机，仍然起了意想不到的重大缓解作用。胡宗南吃惊地电告王以哲跟在红军后面要“小心”行事，据报蒋介石也“万分焦虑”。刚一得到中央军受挫的消息，蒋就急电胡宗南，要其将“丁师损伤实情速直接实报，但对其他各处不必详报或报并末损失亦可”，生恐会动摇进剿军之军心。（39）他严令胡宗南马上“鼓励士气，集中实力，勿使因此颓丧。丁师当留驻适当地点整理补充，其余部队前进时应集结一气，行进时对于左右两翼之搜索正面愈广愈安”。与此同时，蒋要求胡注意；“下午三时以后不准行军，必须于三时前集中宿营地内，一面构筑抵抗线工事严防夜袭”；“各部队就地深夜筑工(事)，严防匪来夜袭反攻。以后无论宿营追击，凡到达一地，非先筑成防御阵地不得休息”，“各师旅团指挥部必须在部队阵地中间，且要严密搜索，恐民房内住民通匪响应，切不可在后方被匪袭击”；“前进行军时对近匪侧之侧卫兵力应特加强时时准备临时应战，阵地免被匪意之侧袭”；“应令各在就地构筑阵地时时加强，无论如何勿得撤退，否则杀其主管”。（40）

终于，山城堡一战的效果开始在国共谈判问题上显现出来了。12月初，陈立夫再次紧急电召在上海的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在9日的谈判中，陈立夫明确告潘，蒋先生已作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一定要收编红军以及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按才录用等，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只是人数要限制在3万人以内。但中共中央此时已向潘通报了山城堡战役胜利的消息，并明令“我只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41）故对蒋介石刻意削减红军一半以上人数的做法，潘汉年当然不能接受。不仅如此，由于军事上的胜利，中共中央10日得知谈判情况后，也明确地表示支持潘汉年的态度。毛泽东、周恩来并且进一步宣言：为达保存全部红军之目的，“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做无原则让步”。（42）很显然，由于国共双方的战争局势出现了某些重要的变化，红军重新有了挫败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可能，事情的发展较前又有了不同程度的微妙变化。

（1）蒋介石在东北沦陷后多次表示：“东北四省向有特殊情形，不是革命军势力所能达到。”“东北事变有其特殊之性质……盖百年来之东北，本为帝国主义者逐之场，其根深蒂固，久已构成一极复杂错综之关系，打破此种关系，断非如十七年之统一东北，一举而得者之简单而便易。东北问题，早成历史上国际问题。中正昔年上革命策略一书于总理，尝曰：‘东北问题，非东北之单纯问题，当留待东亚问题全部之解决。’意即如此。”分别引自蒋中正《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1933年5月8日；蒋中正《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1934年6月16日，见蒋总统集编辑委员会编《蒋总统集》（一），624，722页，台北，国防研究院，1960。

（2）《刘鼎报告》，1936年9月；《刘象三报告》，1936年9月24日。

（3）《周恩来年谱》，326页。

（4）《张学良与英记者谈话》，见1936年10月5日《申报》。关于这次谈话的报道有两个版本，其中在关于对红军停战问题上的说法有所不同。《申报》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是：“假如赤匪能觉悟自新而投诚，服从中央命令，使统一工作早日完成，少损一分元气，即增一分国力，当然亦所深望者也。”安危根据英文记录译出的报道稿则称：“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也许会像最近‘西南事变’一样得到和平解决。”见198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5）陈力：《叶剑英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见《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179页。

（6）李蓼源：《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促阎谏蒋抗日的史料》，见1986年12月12日《山西政协报》。

（7）《徐永昌日记》第三册，483页。

（8）《毛泽东年谱》（上），601页。

（9）《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6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0）《王明、康生、陈云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1）《张子华致周恩来电》，1936年10月17日，见杨奎松《关于国共两党1936年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1(1)。

（12）《潘汉年致毛泽东电》，1936年10月19日。

（13）《徐永昌日记》第三册，48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14）陈力：《叶剑英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见《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179页。

（15）《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6）《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9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7）《王、陈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2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8）《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2月5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9）中共中央这时还曾从宋庆龄那里借款5万元以救急。

（20）《张、毛、周、博、林致朱、张、彭、任、贺五同志电》，1936年11月8日，见《毛泽东年谱》（上），607页。

（21）《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3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22）《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载《党的文献》，1993(5)。

（23）《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1936年11月21日，载《党的文献》，1993(5)。

（24）《潘汉年致朱、毛、张、周电》，1936年11月19日，见《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1936年11月21日。

（25）《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20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26）《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20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27）《洛甫致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1月20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28）《毛泽东年谱》(上)，612页。

（29）中共中央军委这时明示前方各负责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中央军委给朱、张、彭、贺、任的指示》，1936年11月15日。

（30）《彭德怀致各首长并朱、张、毛、周电》，1936年11月7日。

（31）《彭德怀致王军长电》，1936年11月10日。

（32）《王以哲致彭德怀司令电》，1936年11月11日。

（33）《彭德怀致王军长电》，1936年11月14日。

（34）《彭德怀致各首长并朱、张、毛、周电》，1936年11月15日；《毛致彭电》，1936年11月17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663页。

（35）《彭德怀致王以哲军长电》，1936年11月15日。

（36）《王以哲致彭德怀电》，1936年11月16日。

（3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11月17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663页。

（38）徐向前的去信实为毛泽东拟稿，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451——452页。

（39）据报，丁德隆师此战损失如下：“(1)四六三团官十五，兵四八六，步枪二一五，刺刀二五四，轻机关枪廿一，重机关枪五。(2)四六四团官十八，兵三九零，步枪一六八，刺刀二三九，轻机关枪十四，重机关枪二。(3)四六八团官四六，兵二六六，步枪—三九，刺刀一九七，轻机关枪十一，重机关枪三。(4)四六七团无损失。”《胡宗南致蒋委员长电》，1936年11月27日，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 293。

（40）《蒋介石致胡宗南电》，1936年11月22——23日，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 221。

（41）《毛泽东、张闻天致潘汉年电》，1936年11月22日。

（42）《毛、周致李毅电》，1936年12月10日，见《毛泽东年谱》（上），619——620页。

第四章 一二·一二革命

第一节 山雨欲来

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的失败，不仅使红军陷入严重困境，而且也使张学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不管当时南京方面对于东北军内部官兵关系有多少流言，张学良对部下始终是备加爱护的，特别对大批背井离乡追随他入关，并且忠心耿耿、抛头洒血的干部，张自然更是特别倚重。他后来回忆，在剿共战争中他的一个营长负了重伤，得不到抚恤，回不了家乡，就曾使他深受刺激。①可是在这时，他竟不得不亲自下令枪毙了骑6师16团的团长。同样，由于南京行营催逼甚严，与红军关系最为密切的王以哲部竟也不得不节节推进，从而使本来就极端困难的红军更显被动，以致中共领导人曾明确批评“王(以哲)刘(多荃)不识大体”，还曾被迫决定于不得已时以武力拒阻之。双方部队自11月下旬以后屡次发生接触，并有所伤亡。可对于此种严重情况，虽经中共中央屡次向张学良说明，张却明确表示“毫不介意”，相信如此更便于掩护双方关系。对自己的部下怀有浓厚感情的张学良竟让部下白白作出牺牲，若非自身处境极端困难，实难想象。

要知道张学良为什么这么做，看看张学良在下令枪毙骑16团团长之后向刘鼎所作的解释，或可猜得一二。那是在11月17日，即在张学良下令枪毙16团团长的第三天，刘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张学良对此事的解释，据称：16团团长被枪决很多人非常惊奇，但据张学良私下告之，此一决定实因该团长暴露秘密颇著，无可掩饰，不得已而杀之。

前已述及，何柱国部在张学良各军中与红军的关系最不融洽，双方不仅没有直接联系，而且何部完全遵命而行，毫无商量余地。特别是由于部队长期驻扎甘北地区，张学良也未曾向其透露过双方的秘密关系，故何几乎不了解东北军与红军关系的实际状况，往往仍把红军当敌军对待。因此，当王以哲、刘多荃等部从陕北调来之后，骑兵军各部已渐知王、刘等部与红军暗通关节。尤其是16团曾受命前去接引被围困在李旺堡的马鸿逵部，后又受命主动退出李旺堡给红军驻扎，其团长对此更渐知其详。此次16团出击兵败致全团被俘，最终虽因红军宽大而人马尽归，该团长内心却颇不平衡，回来后四处张扬王以哲部与红军的关系，以致“暴露秘密颇著”，令张学良“无可掩饰”，遂招来杀身之祸。但封一人口易，封众人口难。被释放回去的16、17团中许多人事实上已经对此有所了解，不免议论纷纷。而且，胡宗南这时也通过缴获的中共文件，发现红军熟悉东北军内部情况“太快太深”，怀疑东军内部上层有人暗通红军，为此也专门告诫张学良严加注意，这同样让张学良备感紧张与担心。故刘鼎进而报告说，此次回来的许多俘虏都亲眼见到某团副在与红军进行接洽并公开传说，这件事让张学良及其知情将领颇难应付，而胡宗南缴获的文件更让他们感到不安。因此，他们明确提议，今后不仅双方联络要特别小心，各种文件要格外谨慎，而且俘虏也一般不要再放回来，一切总以注意不暴露双方关系为原则。

为了不暴露双方关系，双方这时在军事方面的配合显然也大不如前。11月中旬以前，红军在甘北的回旋余地还略大一些，因此中共虽对王以哲部跟进过近常常抱以怨言，仍尽量配合。到了11月下旬，红军已退至环县、曲子、洪德城、盐池、定边一线，被挤入甘北死角，两有胡宗南，东有汤恩伯，盐池、定边一失即再也不能在甘北立足，必须开始实施南进计划，向国民党军队身后插进，重演一年前之长征。但这时红军本身尚未做好进行新的长征的准备，特别是刚刚经过长征来到甘北的红军二、四方面军尚未从极度疲劣中恢复过来。考虑到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明确决定要保持定、盐在红军手中一二个月的时间，以便长途跋涉的二、四方面军能够得到休整与恢复。意想不到的是，胡宗南部受到打击已向后退却，王以哲部却仍然得到“剿总”命令要继续推进。11月下旬，两军出现某些军事接触和伤亡事件，其原因也即在于此。

11月22日，王以哲再度通知彭德怀，称现奉令必须于24日中午以前推进至环县及山城堡一线，上峰严催谴责备至，实在无借口可推延，务请通知二、四方面军所部火速撤退，以免误会。23日，王以哲连得“剿总”电令和飞机空投指令，故再电彭德怀：

(甲)弟部无日不奉飞机投令并电令严催，今日更甚。

(乙)弟部由豫旺堡至环县、山城堡、洪德城做三日行程，兹意延六七日，实在无法再缓。

(丙)张先生意如过于延缓，于各方也似不便，总以于协同之中间能不露痕迹为当。

(丁)基上数点，弟部定于有日午进至洪德城、环县。

(戊)弟进兄让，兄已言之，务请兄克践诺言，并向朱、张、肖、贺诸同志解说，务生误会是为至盼。②

这时，曲子镇、木钵、环县之线驻有红军大学近4OOO人，一时“无地可移，无粮可就”，而红军主力为保定边、盐池不失，尽量休整部队，推延实施南进计划，也必须确保此线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彭德怀、周恩来乃至毛泽东再三电告王以哲、张学良，恳求他们“本友军之谊，成全弟方之战略方针”。对此，张学良虽答应尽量拖延，但亦明告时间长则不可能。作为下属的王以哲更是表示困难，反复解释说：环县、洪德城乃上峰命令指定到达地，无论如何也必须到达。并以事实关系，此线红军也无法长期坚持，故弟谅兄也不致始终不让，所差者不过时间问题。与其迟让数日，让弟过于为难，不如早让弟部到达此地。现张先生仍坚持认为弟部以到达指定地点为宜，此中实不无意义也。良以胡部既退，而弟部一切补给又均充足，机关备齐，弟如仍不前进，实难掩人耳目。一句话，这件事其实并非王以哲所使然，背后指挥者乃张学良矣。

张学良这时既要暗中配合中共，又要在蒋严令下不露痕迹，做起来也确实困难多多。仅以此次蒋要求张学良督令王以哲务必于25日前占领山城堡一事为例。蒋23日向张下令，张25日复令遵办。③然后，张便不得不照样每日向王部发令，督其推进。至于能否在蒋限令之日达成目的，则尽可能避而不提，只要能逐日将真真假假的战况进展报告上去即告了事。如26日张报称：“王军刘吴两师养日占领郭家大湾南北之线，与匪约两千激战中。檀师养(22)辰占领杨家岔，正向山城堡攻击前进。郭张两师马未进占苏家台王家原之线，正向毛居井东北地区推进中。”④27日报称：“有(26)日我王以哲军已推进张家中沟(鹿德城西)余家湾胡家湾(环县西南)之线，匪大部由洪德城向河莲湾西南运动，似有与我抗战之企图。”⑤28日报称：“曲子附近为伪二十九军萧劲光部及伪独立师千余人，感(28)日被沈师击溃，我已占领曲子镇春公庄一带，匪向东窜。王军已迫近环县二十里铺。……据报环县匪万人有(25)日分两股，一由河莲湾经黑城岔东窜，一股由木钵东窜。三、感(28)午飞机报告，山城堡青岗峡甚家畔石专沟之线烟火冲天，似有大股藏匿山城堡。”⑥这样一直拖到30日，曲子镇、环县、山城堡一线仍未占领，算是帮了红军的大忙，也实在是难为了被反复督令推进的王以哲等人。

不难了解，毛泽东等这时批评“王刘不识大体”，其实是冤枉了王以哲、刘多荃。在他们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张学良。所谓“剿总”的命令，不管来自何方，说来说去还不是张学良的命令?而张学良也并无良法可寻，只能照转蒋令并假意严督，说到底都是为了“掩人耳目”、“不露迹象”。此中用心之苦，颇可想见。张这时有电给毛泽东、周恩来诉其苦称；“延缓前进，弟赞九牛二虎之力。在现局势下永不进展，实难办到，谅诸同志可谅我也”，故要“请内中早决大计”才行。

为了达到某种重要的政治军事目的，比如像当初准备发动西北大联合计划，刻意“掩人耳目”、“不露迹象”而作出某种牺牲，无论从任何角度出发，均无可厚非。问题是张学良这时想干什么?他是在为了他那个“要干就彻底干”的西安事变做最后的准备吗?张学良后来一再解释说：他这个人是想起就做，“要干就干”，做事从不加考虑。⑦事实上这话可能多少说得过头了一些。说张学良是那种不干就不干、要干就彻底干的人，多半是对的。张学良4月上旬尚未下决心实行反蒋，半个月之后即决定准备着与蒋介石撕破脸打一架，拉上东北军与红军一同联俄抗日反蒋，组织独立的西北国防政府，扬言“要干就彻底干”，可见其性情之直率鲁莽。但这并不等于说，张学良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毫无城府，做事完全不加考虑，兴致所起就要干的人。张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提出“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捧大老板登峰造极”，“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⑧这无疑是一种“考虑”，而且还多少有点儿像是那种“深思熟虑”。此后，张学良一面公开表示拥护蒋介石，一面秘密联络中共与苏联，准备在西北发动反蒋，自然也并不是毫无心计的表现。在西北发动计划基本取消、打通国际路线失利、红军面临严重危机之际，为隐蔽自己与红军的关系，千方百计制造假象，也不能说完全不是其“三思而后行”的结果。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尽管张学良早已下了反蒋的决心，开始了反蒋的准备，但他在实际进行反蒋发动的问题上，始终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用刘鼎的话来形容，就是“半推半就”，“又恋新又舍不得旧”。⑨因此，在中共突然单方面改行联蒋策略之后，张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反而给人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甚至还自告奋勇地要承担起劝蒋和共的使命。当然，真到要劝蒋和共时，张学良的心理负担还是很重的，以致舌头有点儿打短儿，先要反复表示自己对蒋拥护服从之诚意，说到关键处也不敢过于直截了当，至于联合共产党的要求更是一句没敢提。这一方面是惧于蒋的权力与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受传统的正统思想的影响。很显然，既然在张学良下决心参加反蒋运动时其内心都有相当顾虑，到了这个时候他更不可能变得毫无顾忌了。至少在11月间，他之所以极力“掩人耳目”、“不露迹象”，充其量只是为了不使蒋对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起疑心而已，其中恐怕丝毫不包含有准备在西安发动事变的意思。

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提议无疑是张学良自己在1936年4月底对刘鼎谈话中提出来的。但张学良当时所考虑的事变是一种什么形式，他并无明确的说明。其具体提到反蒋的方式，仅仅表述为“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这里的“硬干”、“彻底干”、“打一架”，多半是政变的意思，就是要公开结盟红军，与蒋分裂和准备着与南京进行公开的军事对抗。具体怎么实现这个分裂与对抗，张似乎没有提到过。或者可以认为，在那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后来在西安扣蒋的想法。⑩

具体提到用后来西安事变的方式来发动事变，即采取扣押蒋介石的方式来发动事变的问题，最早是在1936年10月底，即张学良等在西安和洛阳劝蒋和共失败之后。关于这一情况，张后来在其《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述：

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虎城)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11）

按照张学良的这个说法，最早提出在西安通过扣蒋来发动事变的主意的，并不是张学良自己，而是杨虎城。这看起来很可能是属实的。因为有关这一点，目前也可以通过当时留下的文献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只不过时间要比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还要早几天，即是在蒋来西安之际，而不是在张学良从洛阳回来以后。

蒋介石来西安的时间是10月22 日，走的时间是29 日。其间由“张学良等陪同在华山住了几天。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曾有电报报告张学良劝蒋和共结果及西安各方对蒋此行的看法。电报称：

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12）

在这封电报里，错发错译之字较多，但主要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明杨虎城见蒋后有所不满，“有主驻蒋说”一句。“驻”是停、留的意思，本身虽无主动成分，但用在役使结构上，很容易看出他有某种强迫的意味。故有的学者干脆直接把这里的所谓“驻蒋”理解为“捉蒋”，大致应该也是说得通的。（13）从这里或者可证实张学良上面的说法，即是说，确是杨虎城在劝蒋停止剿共受挫后提出干脆把蒋捉起来算了。

杨虎城与红军的关系，至少在中共中央看来，始终有些若即若离的味道。由于在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双方几经接触，秘密协定也成就了几个，具体落实的其实只有停战与交通两项，而交通还不能运货，只能过人。再加上杨虎城坚持不与中共发生直接关系，其态度又含糊不定，时好时差，因此，无论是就当初的西北发动而言，还是就红军的主要统战对象而言，中共中央几乎从来没有把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放在突出的地位。即使在杨虎城9月上旬与中共正式达成秘密协定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因为此协定的范围仅限于交通、联络、通商、情报等几个具体问题，且在实际操作方面双方关系与前并无明显变化。虽然在9月上旬的谈判过程中，杨虎城自己曾主动提出在西北发动反蒋的军事行动，召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会议，共同组织抗日政治核心组织。但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当时就怀疑杨的勇气，中共中央此后也因反蒋策略的放弃而未就杨的建议作出任何具体答复。因此，杨此时的这种态度，显然颇让中共方面感到意外。叶剑英、刘鼎随后特别就杨虎城态度的突然激进向中央报告说：西安空气大有变动，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前此所谓落后分子已大有变动。（14）

这里所说的“前此所谓落后分子”，指的自然是杨虎城。所谓“大有变动”，无疑与前面提到的杨虎城的“驻蒋说”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杨虎城9月上旬与中共代表谈判时，一方面提议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反蒋，一方面又曾对中共过分倚重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表示某种担心，怀疑其革命的可靠程度。而这时，他却不是首先与中共代表就此进行秘密接触，妥商对策，反倒是一反其向来的谨小慎微的作风，在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少数高层军官的圈子里，不止一次地表示对蒋严重不满的情绪，鼓动张学良等发动事变。这反映出杨虎城对蒋的政策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要具体说明杨虎城此时急于对蒋采取行动的内在原因，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除了此时他同样具有抗日的强烈愿望以外，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杨虎城这时明显地感到蒋介石将会对他不利。还在9月上旬，广西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之际，杨虎城就已经“甚觉形势急迫”，担心蒋介石会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转而对西北采取行动，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张学良不利。及至两广事变彻底平息，杨干脆一度以治病为名远离陕西静观形势发展，因蒋介石来西安才不得不急忙赶回拜谒，结果进一步证明“蒋对他亟冷淡”，这就更加重他对蒋介石意图之怀疑与对十七路军前途的焦虑。杨虎城问题的关键与张学良一样，也是不想与红军作战，但杨与张不同之处则在于，张学良东北军原本就是外省人，究竟是在陕西还是在其他地方，对他们并不十分要紧。何况东北军势力庞大，要一下子拆散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与此相反，作为陕西地方的中心势力，保持自己在陕西的中心地位和对西安及其周围主要地区的实际控制，对杨虎城意义重大。而杨的部队又屡被蒋介石破坏，所剩无几，更是弥足珍贵。因此，杨虎城不能不对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把手进一步伸到陕西来高度敏感。当蒋介石借剿共之机，先后把势力伸入到云贵川康之后，杨虎城深知陕西之不保也已经是迫在眉睫了。而蒋进一步分化其部队，又陆续调集大军前来西北，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蒋介石不仅要控制包括西安在内的陇海铁路和西兰大道及其沿线各战略要点，而且还要夺取整个陕西的实际控制权。如此一来，不仅他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盘可能会失去，而且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十七路军也将落入蒋介石的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杨虎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表现得如此不同寻常、态度又如此激烈。

那么，张学良这时对杨虎城的提议有何反应呢?

没有人了解张、杨当时具体谈了些什么，问题是事情绝不会像张学良后来所说的那样简单，即所谓杨虎城冒冒失失地就提出了要把蒋介石扣起来的建议，而张学良对此全不以为然，“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好像压根儿不赞成。试想，如果张学良此时对蒋没有较为激烈的表示，依着老于世故的杨虎城那一向极端小心谨慎的个性和对张学良可靠性的颇多顾虑，他如何会毫无顾忌地提出这般激烈的建议?其实，叶剑英、刘鼎上述电报说得清楚，这时无论是西安的空气也好，还是杨虎城的态度变化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而引起的，并非空穴来风。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张学良此时对蒋之态度已全然不像前此之犹豫不决，并有颇为激烈的表示，杨虎城才敢于当其面提出所谓“驻蒋”之议。从张学良将杨虎城之提议告诉叶剑英与刘鼎而未加任何评论看，说张当场“闻之愕然，沉默未语”，进而明确拒绝，声称“在余有不能之者”云云，恐怕未必完全属实。

从11月12日张学良秘密地在东北军抗日同志会的大会上宣布其政治主张的情况看，可以肯定他那时确已态度大变，并且因其态度渐趋明朗，以致东北军较为激进的年轻军官们言辞更为冲动，逼得张学良不得不下决心宣布政见。据刘鼎报称，12日夜，张学良召集同志会大会，宣布政见，声言他的主张是：一、抗日；二、联合各党派。当然，他同时在会上还规劝下属，目前切勿公开与中央挑战。从这里不难看出张学良及其周围亲信军官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反感有何等之强烈。

抗日同志会是张学良自己为建立东北军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人数不多，主席即张学良，以下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基本上都是思想激进并深受张学良信赖的少壮派军官。这些军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早就不满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对张学良之妥协态度也动辄直言批评，毫不客气。蒋介石在西安充满威胁的讲话，以及不听张学良等劝告的情况，更是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少壮军官，其情绪及其主张一时问变得异常激烈。这种激烈态度中，毫无疑问地包含有要对蒋采取激烈行动的意见。张学良专门召集同志会大会，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无疑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决心，以求同志之理解。当然，张学良这样做也是想劝告他们暂时不要公开与南京对立，以免落入把柄，影响大局。但这里所谓“勿公开与南京挑战”，其意自然并不否认有联共抗日之目的达不到时，有秘密准备反抗南京之必要，否则他断无以安抚这些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少壮派。不过，至于怎么与南京对抗、摊牌，采取什么方式，恐怕张学良自己这时也未必完全清楚。

11月5日，叶剑英离开西安返回陕北保安，张学良曾有亲笔函件转致中共中央，其中不仅询问中共下一步行动计划，而且特别对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表示关切。此中含意如何也许不难了解，看起来张学良鉴于劝蒋无效，杨虎城乃至同志会中人又一致主张激烈，他已经不能不考虑向蒋介石做最后之抗争了。问题是万一自己与蒋翻脸，苏联能否给予他所需要的援助?

张学良的来信，毛泽东等直到11月中旬才看到。16日，毛泽东、周恩来答复张学良称：他们对张的想法极为理解，但此时红军西路军要跨越甘肃河西走廊，接取苏联从新疆给予的援助，存在相当困难。故如前所述，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是，如果可能，最好是张学良派驻守兰州、靠近甘西的于学忠部就近协助红军西路军前往新疆“办货”，并且愈快愈好。

应当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即在红军实行宁夏战役前后，中共中央曾不止一次地提议让于学忠部就近向新疆方向接取苏联援助，但均为张学良婉拒。可是，这次的情况已完全不同，张学良丝毫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他认为目前苏联方面提供的援助还不能令人满意，同时他格外关心苏联对他的态度究竟怎样。

苏联这时准备的货单具体内容怎样，不仅张学良不知道，就是中共中央也不清楚。在确定从定远营方向援助红军的时候，即10月中旬，苏联方面准备的军事装备和弹药等，只有550吨—600吨左右。而后因改由新疆哈密方向进行援助，即11月初的时候，这些物资的总重量增加到了l000吨左右。这1000吨武器弹药对于当时大约七八万人的红军来说，也许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数字，但对于拥有几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来说，可能就差得多了。何况共产国际来电明确说，里面并没有中共中央所希望的飞机大炮。（15）既然如此，张学良当然不能满意。张学良希望的是更大规模的援助，特别是火炮。张学良原有的炮兵部队，这时大部分已被蒋介石弄了去，要想同南京对抗，特别是抗日，非有新的较强大的炮兵，甚至空军不可。看起来，张学良确实寄希望于苏联。换言之，如果来自苏联的武器援助的数量和质量能够满足张学良的需要的话，很难说张学良不打算为此而冒险。

张学良对苏联援助数量不够满意这件事本身，毫无疑问妨碍他暗下决心向蒋挑战。至少在整个11月里，张学良还没有考虑好究竟应当走哪一步。11月中旬，当毛泽东询问张学良有无对策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时，张学良提出的方法仍旧是纯粹防御性的，丝毫不包含进攻的成分。他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确实进行过反复思考，据他告诉刘鼎说：对蒋介石破坏红军宁夏战役计划，他尚无好的办法。他考虑到的出路有三：第一为出神木。第二为直趋绥远。第三为经徐海东老路线再兜圈子回陕北。三策中直趋抗日前线为上策，暂保实力为中策，步步退让为下策。但他又叮嘱刘鼎不要以此正式电告中共中央，因为他认为这些办法都还不成熟，他要再思索云云。（16）

张学良的答复表明他这时还没有与蒋翻脸的计划。他也清楚红军处境困难，并且不满意红军目前节节抵抗、边战边退的战法，认为这是下策，但并没有想出积极的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所能提出的红军解除当前困境的最好方法，还是出兵绥远，直趋抗日前线，打出抗日旗帜，使蒋打无借口，以此来造成抗日局面。可是张学良自己明白，这样做同样也有问题，因为这时在绥远的傅作义并不欢迎红军到那里去，况且陈诚早已带了中央军正在那里打仗，他们更不可能欢迎红军去。红军如冒险入绥，反而有可能被认为是威胁抗日军队，从而造成绥远抗战的停顿，而将内战引入绥远。何况即使红军如数开上抗日前线，依目前的军事装备及兵力情况，结果如何也颇难预料。如果南京仍不能谅解，全国抗战局面不能出现，对红军也未必有利。因此，张学良虽为红军设想种种，终究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只好叮嘱刘鼎不要将他的话当成是正式意见告诉中共中央。

不仅如此，张学良对于双方军事关系的状况也越来越感到担心，以致不能不再三告诫如此协商进退的方法困难极大，要求中共中央就此“早决大计”，以求根本解决。(17)

张学良这时的处境无疑极端困难。一方面必须尽可能满足红军的需要，避免红军被中央军所败，从而使自己借助苏联援助收复东北的愿望付之东流；一方面还必须听命于蒋介石南京政府，部队必须节节推进，避免让蒋看出破绽，转而对自己下手。可是在红军已经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这场戏越来越演不下去了。

恰值这时绥远抗战打响，全国舆论为之振奋异常，张学良遂乘机直接上书蒋介石，再度提出调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的要求。这是一个一石多鸟的好办法。一方面，如果能够派东北军北上抗战，就很可能使西北内战因东北军13万人大举北移而暂时停顿下来；另一方面，东北军全力投入抗日战争，又可以满足东北军内部强烈的抗日情绪。同时，东北军转入绥远，既不会与红军隔绝，又可以便利接通苏联及外蒙，使红军未能成就之战略目标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为此，张学良在11月27日第一次正式上书蒋介石，强烈地“请缨抗敌”。书称：

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磨砺，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钧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待命，无烦喋陈，乃彼大军调赴前方者，或已成行，或已达到；而宠命迄未下逮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分之前衍，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今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18)

张甚至明确警告蒋介石，若再不允许抗日请求，今后东北军将再难统率驭使。书称：

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贵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19)

张学良在这里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情况远比张学良在此所述的严重得多。还在蒋介石10月末刚在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讲完“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颠倒”的第二天，同志会成员、少壮派军官苗剑秋就言辞激烈地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公开发表反蒋演说，声称：

昨天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们打内战，打共产党，这简直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了无省无家之人，可是我们所有的东北军军官们竟然如此怯懦，难道我们连一个比得上日本“二·二六”事件中的英雄的人也没有吗?(20)

苗剑秋的言论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东北军相当一部分年轻军官的想法。张学良得知此事后，当即将其看管，并很快责令苗剑秋远去北平，以避人耳目，并设法稳定军官们的情绪。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的少壮派军官或其他的东北军军人不想当苗剑秋所说的那种英雄。为了实现东北人回到东北去的理想，不少热血军人确实无所顾忌。

可惜正如张学良回忆所称，他的请缨抗战愿望再次落了空，此时反而又因此等事再种“恶缘”，因各方对东北军军纪及战斗力颇多非议，结果“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队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21)正在这时，张学良又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七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此举更进一步反映出蒋介石对国内各界抗日要求的敌视态度，张学良对此心急如焚，竟不惜单机一人紧急飞往洛阳面见蒋介石，力陈爱国无罪的道理，恳求蒋介石立即释放被捕之人。

张学良此举此请，被蒋严辞拒绝。他不能不忿忿然而情绪激昂。他几乎是头一次当面向蒋争辩称：“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却毫不理会，强硬地表示：“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22)

有了这样一番激烈争执，张学良显然变得有些忍无可忍了。他再不考虑根本解决的办法，军心不可收拾不说，自己也说不服自己了。但直至11月30日为止，张学良仍没有确定事变的方式和最后行动的时间表，他相信只要抓住绥远抗战的局面，坚持推动，一两个月会有大变化，并根本解决两军关系问题。据刘鼎这一天来电称：对于中共方面强烈要求王以哲所率部队停止继续推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尽量使军队停止下来，只是又强调不能长期停顿，还请红军尽速设法。但同时张学良又表示：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23)

这里所说的“西北之联军”指的是什么，应当是再清楚也没有的了。问题是此电之前面半段话的意思仍是如前一样地告诉中共，因命令所关，变动困难，处于被动地位的东北军长时间不进兵是不可能的。因此，它所强调的重心是只要绥远抗战出现大的进展，整个形势就将有较大改变，从而便于西北联军之成立。中共中央就是做了这般理解，对于电报中关于不久将会出现组织“西北之联军”的形势的提示并没有太多地给予重视。在次日毛泽东等人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他们对张学良电报内容的解释是：

(甲)李毅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

(乙)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李毅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24)

中共中央并不知道张学良与蒋介石这时的争吵。它对一二个月内定有变动一句自然理解为是因绥远抗战爆发，西北乃至全国形势有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发生较大变动。因此，在中共中央看来，目前稳定西北大局的方法，根本上还是要靠红军“再打一仗”。由此可知，那种认为中共中央事先已经通过叶剑英了解到张学良有政变企图，甚至知道张要“捉蒋”，进而明确电告张学良对此“要慎重”的说法，是不那么可信的。(25)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等并没有特别地重视张学良的这封电报。在当天的复电中，他完全没有提到慎重与否的问题，只是强调如进剿军取守势，我军决休息训练一段时期，以待时局开展，同时准备新步骤。这里的所谓新步骤，毛泽东在电报中没有说明，但提到为商量新步骤，拟令叶剑英再去西安一行，约一星期后成行。(26)实际上，直到12月10日，毛泽东才再度致电张学良说明叶剑英12月9日才离开保安，最早也要到12月15日才能抵达西安。(27)很明显，毛泽东所说的“新步骤”与张学良计划的政变无关，并且在时间上也并不感觉十分迫切。

张学良究竟打算如何“变动”时局，打算何时“变动”时局，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颇难判断的问题。张学良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采取“捉蒋”的政变形式呢?从上述所说的情况来看，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要想“捉蒋”，最主要的条件必须是蒋介石要再度亲临西安。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刚来西安不久，除非蒋本人认为有此必要，否则没有人能够让蒋一个月之后再到西安来，即使张学良也未必有此把握。

有人相信“张、杨早蓄劫持的阴谋”，蒋介石是被张有意骗来西安的。台北李云汉先生即明确肯定：“张学良于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阳晋谒蒋委员长，声称西安将有变乱，情势已迫不及待，请求蒋公亲临抚慰”，蒋对此深信不疑，因而再赴西安。大陆张魁堂先生也持如此观点。他曾绘声绘色地描写道：当时谈话中蒋介石听了张学良的批评，勃然色变，厉声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张学良回答说：“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除非蒋委员长去训训话，安慰和鼓励他们。”蒋介石听后即对张学良说：“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轮流和东北军将领谈话。”他自信“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28)

姑且不论张学良如此做是否确有把握，仅以11月30日张尚无立即发动事变的计划，还打算再等一段时间寻找适当机会的想法而论，说张学良两天之后就立改初衷，迫不及待地要立即诱蒋而擒之，也颇不合情理。根据刘鼎这时的报告，张之再赴洛阳面蒋，固然包含着有向蒋介石摊牌和要挟，以迫使蒋接受其将东北军调去绥远的意图，但其目的仍是为了当面陈述其11月27日请求援绥的理由和劝蒋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并无请蒋来陕之意。而且李云汉及张魁堂先生也没有举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史料，来证明他们的说法。而从李云汉所举出的两则史料来看，恰恰只能证明：再赴西安的决定是蒋介石根据自己对情势的估计做出的，并非张学良的“请求”。李云汉先生的举证如下：

其一，为蒋介石11月2日见张学良后当日的日记，内称：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或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39）

其二，为蒋介石在事变后所写之《西安半月记》中一段话，其中说：

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结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念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谘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勖以坚定勇往迅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有其他。(30)

细读上述两段文字，可以看出，蒋、张二人于11月2日的谈话，仍不出张学良11月27日电报的内容，张本意仍在用东北军将士已愤懑不已，必欲援绥，否则难以驾驭，易生变乱为由，劝说蒋同意调东北军离开剿共前线，前往绥远参加抗战，其间并无请蒋赴陕之意。反而是蒋自己坚持不允张学良所请，并因担心“剿赤之举，或将功亏一篑”，相信“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故明知此行或有某些危险，他也要冒险进驻，亲自督阵。蒋不仅相信“剀切诰谕，必能统一军心”，而且要借机召集会剿将领会议，“亲加阐示”追剿方略，力争实现“最后五分钟成功”，雄心勃勃地准备只用“二星期(至多一个月)”时间成就其八年剿共之全功。上述文字或写于事变之前夕，或写于事变之将过，如果张学良确是事先有意劝诱蒋介石赴陕，致使蒋介石上当受骗，蒋事过之后又如何会不将其据实写出，说明张确早有阴谋，为何反要为张学良隐瞒开脱?

张学良12月2日赴洛阳并无诱蒋来西安意图的情况，也可以从其他的一些史实中看出来。

12月1日，张学良得到毛泽东11月30日电，得知叶剑英将再来西安商量两军行动新步骤。尽管他明知叶将在一周之后才从保安动身，到达西安很可能要到12月中旬之后，但他显然并不介意，仅复电表示“雨苍(即叶剑英)兄来甚欢迎”而已。从后来临近发动事变前夕张学良急电要叶剑英火速前来商量政变行动的情况来看，如果他这时已有诱蒋来陕发动事变的具体打算，他绝不会对叶的行期毫不介意。

12月2日，即张临回西安前，曾电嘱刘鼎电告中共中央自己赴洛意图，同时详告刘鼎关于蒋介石围剿部队行动新的部署情况：胡宗南部将沿左翼向定边、盐池推进，曾军接替豫旺堡、甜水堡防务，王以哲军进豫旺堡、甜水井、白台子一线，关麟征师集结靖远、打拉池，中卫以下河防交15路军负责，新1军驻防兰州至靖远一线，51军守兰州并协助新1军河防，青海马家军向西压迫红军过河部队，12月10日各部应部署完毕。张学良提请中共方面“立即准备作战，并马上部署定盐城防及大水坑、萌城至定、盐之地形侦察”。(31)此电亦说明张学良这时仍估计12月中旬以后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攻还不会停止下来。换言之，张此时尚不存在立即对蒋采取行动，使进攻迅速停止下来的明确打算。

由此不难判断，蒋介石12月3日亲赴西安，镇慑督战的决定，完全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张早就怀疑蒋介石“对他开始了恶意的布置”，始终在“提防大老板下他的毒手”。如今，在他公开表明了只想抗日、不愿剿共的政治歧见之后，蒋突然决定亲赴西安督战，这岂能不使他对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感到严重担心?换言之，多半正是蒋介石的赴陕决定把张学良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

①《张学良忆谈东北军二三事》，1991年5月4日，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ll8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②《王以哲致彭德怀司令电》，1936年11月23日。

③蒋介石这时严令张学良严督王以哲军“廿五日以前占领山城堡，止残匪嚣张之气”。《蒋介石致长安张代总司令电》，1936年11月23日；《张学良致洛阳蒋委员长电》，1936年11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243。

④《张学良致洛阳蒋委员长并分送南京何部长电》，1936年11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032688。

⑤《张学良致洛阳蒋委员长并分送南京何部长电》，1936年11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032685。

⑥《张学良致洛阳蒋委员长并分送南京何部长电》，1936年11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 25032683。

⑦《张学良文集》第二册，1176，1179页。

⑧《刘鼎致李克农信》，1936年4月27日。

⑨《刘鼎致李克农信》，1936年5月2日。

⑩栗又文1982年7月13日致史永信(存全国政协)中曾提到是张学良首先想到“捉蒋”的政变方式的。据栗又文说：在8月间，栗又文去新疆之前，曾问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说：“可以再劝。”栗说：“他还不听呢?”张一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照粟又文的这一说法，即是说张学良早在8月间已经想到再三劝蒋抗日不听的话，他就要乘蒋来西安之际把蒋捉起来。但这种回忆颇难准确。并且此说有一点明显的错误，即8月间张学良尚处于积极准备实施“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过程中，说他当时已转而主张劝蒋抗日，颇不可能。因此，这段回忆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见张魁堂《张学良传》，19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11)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良文集》第2册，1200-1201页。

(12)《叶、刘致中央电》，1936年10月29日。这里“杨于也毅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句中的错字，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可将“杨于”理解为两个人，结果此句可整理为“杨(虎城)、于(学忠)也因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种则将“于”字理解为是发报人当时误将其后面的“也”字错误颠倒所致，并非指人，如此可照笔者注明者，整理为“杨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笔者如此判断，是因为考虑到以下两点：其一，杨、于虽均见蒋，但于学忠为东北军将领，其对张学良之意图也不甚明了，很难想象于会与杨一同劝蒋停止剿共，更不要说提出“驻蒋说”；其二，就电文本身来看，此句中并无漏字情况，但如将“于”理解为人，则句中明显地还缺一个“于”字或“因”字。

(13)见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毕万闻先生1994年2月25日给笔者信所附叶、刘电复印件上之旁注。

(14)实际上叶、刘二人关于西安空气大变的情况曾两度有过报告，一次是在11月1日，一次是3日。前一次电文关于张主张的内容似乎说得更明确些，可惜这次的电文几乎完全译不出来，有关张的前半句只剩下了“西北空气大有武，因为张主图……”等12个字。张主张或张意图做什么，均未译出。

(15)《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同志电》，1936年10月18日；《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见中心档案，495／74／282。

(16)《刘鼎致中央电》，1936年11月29日。

(17)《刘鼎致中央电》，1936年11月25日。

(18)《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0页。

(19)《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0页。

(20)“二·二六”事件，指以村中孝次为首的日本少壮派军人1935年2月26日在东京发动的军事政变，其目的在于清除元老、重臣、军阀、官僚等“破坏国体之元凶”。见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册，322—3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23页；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21)《张学良文集》第2册，1199页。

(22)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l065－1066，1079－1080页。关于张此次单机一人赴洛的时间，一般均认为是12月2日，如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390页等，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但李云汉先生在《西安事变史实之研究》一书中称“张于十二月三日飞往洛阳晋谒蒋委员长时，曾当面要求释放沈钧儒等“救国领袖”，此说恐系笔误。因著者在同书另外两处提到张学良此行时，均又说“张于十二月二日前往洛阳晋谒蒋委员长”。很难想象张曾在两天里两度飞往洛阳。故李云汉先生这里所说的“三日”或应为二日之误。

（23）《毛、周、朱、张致彭、任电》，1936年11月30日。

(24)《毛、周、朱、张致彭、任电》，1936年12月1日，见《毛泽东年谱》(上)，617页。

(25)根据张魁堂所著《张学良传》引述的《叶剑英传》(未刊稿)的内容，可知在《叶剑英传》里有这样的叙述：在叶尚未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曾对叶谈到他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据张学良说，蒋介石逼他执行命令剿共，形势很严重。张说：“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按：法文Coup d’Etat即政变的音译)”。当时叶的答复是：“这关系到国家命运，一定要慎重。蒋介石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他起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进一步侵略的机会”。叶随后立即电告中央请示，中共中央复电，令叶转告张学良，对此事要慎重。张学良表示同意。见张魁常《张学良传》，191—192页。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1月30日。

(27)《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0日。

(28)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26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张魁堂：《张学良传》，94页。

(29)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转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42页。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之《困勉记》12月2日条，文字明显有所出入。其文为：“此月内察北匪伪未退，倭寇交涉将裂，陕甘边区残匪将渡河西窜，而东北军军心又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剿匪之功，其将亏于一篑乎?此为国家安危之最后关头，余不能不进驻西安，镇慑严督，或以为危，余于生死早置度外矣。”可知蒋之日记时常修改，未必可做重要凭据。

(30)蒋中正：《西安半月记》(引言)，转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41页。

(31)《刘鼎致毛泽东电》，1936年12月2日。

第二节 破釜沉舟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等人陪同下来到西安，紧接着被蒋介石电召到西安来的还有军政部次长陈诚，豫鄂皖边区主任卫立煌，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豫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议长陈调元，25军军长万耀煌等重要军事将领。而陇海路上更是战车滚滚，蒋鼎文、樊崧甫、万耀煌、裴会昌等各部十几个师这时均受命西进。

可以肯定，蒋介石此次来陕确实包含着可能对张不利的一面。本来蒋早就听说“张汉卿与共妥协”之消息，南京军委会也早就做过准备，“拟调该军(东北军)到潼关以东，俾与共隔，得便×××(解决之)”，但因蒋颇为自信，只把东北军暗通中共看成是某些下属的问题，并不十分相信张有背叛嫌疑，此一计划并未得其正式批准。而此次蒋之敢于冒险前往西安，仍旧是基于对张学良之信任，相信“东北军通共已为不可掩事实，在张汉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国家害”。甚至直至西安事变爆发之前两天，蒋还是认为张的问题仅仅在其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并无其他。①尽管为防万一，在来西安之际，蒋介石仍做好了万不得已时替换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必要准备，但临阵换将仍为兵家大忌，故直至事变爆发为止，蒋介石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其在12月5日即曾和朱绍良商量：“以蒋鼎文为西北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东路总司令，何如?”②因蒋“料其(红军)在陕北窜蹙，决不能再踞一月”，故很快即拟定好进剿步骤，且“自觉甚稳妥，不患残匪之不灭”。③唯独对东北军的问题，蒋仍无太大把握。8日，蒋介石决定“调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俾剿赤工作得负专责”，随即更决定“命蒋铭三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暂驻平凉”。④然而，9日他却亲笔写信给邵力子，密嘱他将下述“消息”交《大公报》驻陕记者发表：

蒋鼎文、卫立煌先生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蒋令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⑤

蒋介石刻意外泄而不发布这一西北人事变动的“消息”，其目的无非有二：一是想非正式地给张、杨以警告，逼二者就范；二是在张、杨仍不能痛下决心全力剿共的情况下，则不惜取消张剿共的指挥权，并将东北军调开。其基本意图还是想尽可能迫使张学良和东北军服从命令。因为在东北军人心躁动不安的情况下，断然调其南下，不仅颇具危险性，而且势必造成相当混乱，使西北剿共计划的完成受到严重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蒋在信中明确要求此信只送非官方的《大公报》，不送中央社及《中央日报》。而且直到西安事变爆发，此一“手谕”写好三天蒋仍犹豫未决，而未送出。不过，无论蒋介石如何处置，可以肯定蒋及南京方面已在考虑将东北军调离西北的消息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张学良等对此或者早有风闻，或者还有更严重的估计。⑥

从好的方面估计，假定蒋只是把东北军调走了事，那么西北剿共计划有可能顺利进行，红军或者严重受损，或者照原计划转入内地，使内战更长时间地绵延不绝，张学良通过联俄联共推动抗日、尽快收复东北失地的愿望虽再难有实现之日，但此举至少可以使东北军得以保全。可是，如果此举真的能够消灭红军，结果也必定会得罪苏联，苏联政府岂会轻易转过脸来积极助蒋抗日?单纯指望蒋介石来帮助收复东北，不还是河清无日?况且国民党剿共多年，红军岂是那么容易能够一举歼灭的?蒋介石不清楚红军的行动计划，张学良心里明白，若红军真的再度分途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向内地转移而去，内战肯定牵延不决，蒋仍得以共产党为头号敌人，抗日之事照样迟迟提不上日程。那时，东北军就是忍无可忍，再想联俄联共发动抗日，因其与红军隔绝，红军又与苏联隔绝，也全无可能了。而且张学良因尽量顺从蒋之愿望，已久受部下及同乡的批评指责，绥远抗战正在异常强烈地激动着多数东北军将士的抗日复仇心理，蒋介石拒绝东北军就近增援，投入抗战，已使他和东北军相当部分干部深受刺激，这个时候若再遵命南下，远离抗日前线，他有何颜面面对自己的部下，今后又将如何统驭他们?

从坏的方面估计，假定蒋不把东北军调走，而是亲自指挥督阵，逼迫东北军参加会剿，不仅张学良，就是诸多已经同红军有着秘密妥协、保持着友好关系的东北军各部，或者完全无法作战，继续“通共”而被蒋识破，受其“毒手”；或者不得不为着确保东北军上层不受蒋之“毒手”，在军事上尽力敷衍，结果必定会因红军退无可退而使双方统战关系严重破裂，不仅在中央军和东北军联合进攻行动中，东北军注定要成为红军首要的打击对象，因而成为此一战争的牺牲品，而且张学良和东北军也将因此失去中共的信任，进而完全丧失争取苏联信任和支持的可能性，其尽快发动抗日，及早收复东北之望，更加无从实现。

显而易见，如果蒋介石不来，张学良日子反倒还好过一些，总还可以照他原来所想的再等上一两个月，看准时机再说。可现在蒋介石来了，而且并无很快离开西安的样子，其不仅集中军政要员部署大举剿共方案，而且颇有亲自指挥督阵，必欲一举竟其剿共全功之势。况且因蒋之到来，南京方面军、警、特、情各系统也必蜂拥而至，不要说曾经在张的保护下被抗日宣传掀起的西安救亡运动将因而大受其害，就是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红军的秘密关系也将因此迅速曝光。难怪张学良这时紧张异常，对蒋“出必相随”，几乎寸步不离呢!与其说这是张学良为蒋安全担心，“实恐他人生变”，不如说这是近来越来越害怕秘密外泄的他，担心会有宵小之辈乘机告密。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后来忆及他当时被迫发动事变的原因时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来西安后几度单独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⑦

张学良已再无他法可想了，此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使尽浑身解数，劝蒋和共，一是破釜沉舟，发动政变。但第一条路显然走不通。

据张学良记忆：事变之前，张学良曾两次与蒋在华清池正式谈话，甚至不惜对蒋哭谏，劝其务必和共抗日，双方情绪都十分激动。关于这两次诤谏的时间大致可以肯定在12月7日和12月9日。⑧特别是第二次诤谏的结果给张学良印象尤深，以致张学良于事变刚刚发生和事隔几十年之后，都在反复地公开强调这一次谈话给他的刺激。

这一次谈话是在一次学生游行之后。这天正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发生一周年。西安学生借纪念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向省政府和住在临潼的蒋介石请愿，要求实行抗日，竟遭警察开枪阻拦，伤学生一名。张学良得知后，急赴西安至临潼路上拦截劝阻。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想到远远近近的种种苦恼和愤懑，他可谓百感交集，以致当场发表演讲，明确表示：“他决不做走狗或汉奸，誓死收复东北。”结果，“张与学生等声泪俱下，轰动一时”，学生大受感动，退回西安，没有引起更大的流血事件。借着当时的气氛，张学良当晚再赴临潼面蒋，痛切陈词，不想蒋介石却把他骂了一顿，说应该用机关枪打，使张感情上异常冲动。几天后，张学良竟三次公开陈述当时的情况和他强烈的感受。他说：

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明说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⑨

如果仅仅从张学良自己的上述说明看，或者可以认为他是在12月9日以后才下最后的决心要发动事变的。但确切地说，事情恐怕并非如此。

张学良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发动事变“捉蒋”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前所述，张学良事实上始终没有确定事变的形式和时间。张最终不得不选择劫持蒋介石，即“捉蒋”方式，是在12月4日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的几天时间里。问题是在哪一天?有人认为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劝蒋失败后，一回西安就决心“捉蒋”，8日即与杨虎城“初步确定兵谏计划”。⑩有人认为12月10日下午张、杨“研究了捉蒋方案，做出了最后的决定”。(11)有人认为12月11日晚张、杨才秘密会谈，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2)但从7日下午张学良急电邀请叶剑英火速前来西安相商大计的一封电报可以看出，在7日张学良劝蒋前后，他就已经准备对蒋有所行动了。电报称：

蒋来仍督剿匪，有要事待商，盼兄即日来此。(13)

自毛泽东11月30日电说明叶剑英一周后可来西安后，已知张学良当时对叶之到来在时间上并不着急。这说明至少在12月1日当天张学良复电中共中央时，他还没准备立即发动兵变的计划。12月5日，叶剑英又有电报给张学良，说明他将陪同前去西安转往新疆赴苏联就医的王稼祥于8日从保安动身，13日左右到达西安。张在这一天，甚至此后一天，都没有马上复电要叶来商量大计，这反映出他至少在5日和6日这两天还没有下如此重大的行动决心。而张学良的7日这封电报表明：他这一天已经迫不及待了，急于要叶剑英立即赶来西安，以便相商“要事”。此“要事”者何，今天的人一望便知。可惜中共中央当时没有意识到其中奥妙，以致叶剑英出发的日期反又因为一些并不十分要紧的事情后延了两天，致使叶剑英等直到10日才离开保安。故毛泽东电告张学良，叶15日才能到西安。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第一，张学良最初下决心在几天之内发动事变，并采取劫持蒋介石的这种“捉蒋”方式，是在12月7日左右；第二，张学良刚决心采取这一行动就迅速通知了中共方面，要求其速派代表前来就此相商。(14)只是因为张决心下得较晚，保安至西安一般需时近5天，加上中共中央未能从电文中了解张学良急于要叶前去的原因，致使张学良事先与中共代表相商行动计划的想法未能实现。

那张学良为什么不在电报中说得更明白一些，甚至将计划中的行动大致通知中共中央，以便直接与中共方面具体相商呢?这显然是因为这一行动过于重大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张必须非常谨慎。中共中央此时与张学良的电报联络固然十分安全，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极小，但因张之电台才建不久，使用的波长、呼号均与前王以哲在67军军部与中共中央联络的电台一致，很容易为王台所截收，故张绝不能利用他的电台向中共中央通报此一重大行动计划，即使是语意含混的短电，虽精心措辞，也还是有相当风险的。

那为什么张学良不将此一行动的设想通知刘鼎，与之相商，而非要舍近求远地等叶剑英来讨论呢?这是因为王明等人此前已两度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对刘鼎出狱及被捕后的表现提出怀疑，坚持不应让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中共中央虽然通过与刘鼎的交谈，特别是对刘鼎在张学良处工作的长时间考察，并不相信王明所说的情况，但终究不能不多少有所顾忌，其派叶剑英来张学良处做中共中央的正式代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因此，随着叶剑英就任中共中央代表并确定刘鼎此后只负联络之责，张学良一切重大问题自然只能同叶剑英进行商讨，而不再与刘鼎相商。因此，尽管张学良7日决定发动事变之后急于与中共代表取得联络，刘鼎却迟迟没有得到通知，甚至在事变即将发生的几天时间里，张学良一次也没有找过刘鼎。刘这几天里虽仍有四五封电报给中共中央，但全都是间接得到的一般情报。对于西安城里紧锣密鼓地秘密酝酿着的军事政变活动，刘鼎几乎毫无察觉。(15)

中共中央固然没有得到张学良的有关通报，但是否可以认为中共方面曾或多或少地对张学良最后的决定起过某些作用呢?张魁堂先生倾向于认为中共中央的电报曾经对张学良决定12月12日发动事变，起过某些促进作用。他明确讲：张、杨决定在12月12日采取行动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张、杨已得知蒋介石将要在12日颁布全面剿共命令，一个是中共中央于10日电告张学良国共谈判“有了波折”，难以继续。(16)换言之，如果此时中共中央通知张学良两党谈判已经找到重要的突破口，正在取得积极进展，剿共战争有希望迅速停止，张学良有可能放弃至少是推迟发动事变的计划。此说或者不无道理。

张魁堂先生提到的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人们所熟知的。其关键在于以下这段话：

陈立夫第三次找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17)

在此，中共中央态度之强硬显而易见。尽管事实上蒋介石已经从坚持要求收编转而同意进行改编，条件上做了相当的让步,但他仍然坚持要削减红军的人数，而中共中央对此明确反对，坚持红军可以实行改编，唯利用红军目前困难处境，千方百计地削减红军，断难接受。如果蒋坚持这样做，那么“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做无原则让步”。可以想见，这样一封态度强硬的电报清楚地表明战争将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它当然会坚定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决心。

几乎所有的著作和回忆录都肯定张学良确是在12月10日之后(有些著作说是11日)正式决定于12日发动事变的。不管这是否纯属巧合，我们仍可以把中共中央10日来电看成是坚定其发动决心的一种因素。问题在于张学良为什么要选择12月12日这一天来发动事变。有那么一种说法声称：这是因为“蒋介石准备十二日离开西安”，他为此已经在11日晚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故当宴会之后，张学良便急急忙忙地赶到杨虎城将军的司令部去，于午夜时分召集了所有军级将领，决定了发动事变的时间和具体步骤，然后迅速调集部队开始行动。(18)很难使人相信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否认其11日晚的宴会是一次“告别宴会”，他明确说：当晚的宴会是他为“商议进剿计划”而安排的一次“行辕会餐”。况且，说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也不可信。蒋介石来陕前已明确认为，这次剿共行动一旦部署就绪，“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可此时新的围剿计划尚未安排，张、杨两部的问题亦未解决，加上张学良态度未稍转变，蒋必不能将指挥此次剿共军事之责托付于张，或者须另择他人指挥，或者干脆自己亲自指挥督战，这一切均未最后部署停当，蒋介石又如何会突然间一走了之呢?(19)

还有一种说法虽然否认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但认为张学良决定12日凌晨发动事变的时间是在11日午夜前后。原因是蒋介石于11日晚宴时与张学良等商定，第二天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故张、杨当晚急急忙忙在再度出席西安宴会后决定了次日凌晨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并分头部署。(20)

此说也有让人生疑之处。试想，11日晚张学良等赴临潼参加蒋之会餐，除了吃饭以外，还要“商议进剿计划”，当时西安至临潼乘车即要半小时以上，再加上商议的时间和吃饭的时间，即使蒋介石的晚宴于傍晚6时以前开始，张学良等回到西安城里至少也要到晚上8—9点钟了(孙铭九回忆张回到城里的时间是“晚八时许”，多少接近)。而这时城里，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的名义也举行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宴会，宴请来陕各军政大员。因此，张学良等参加蒋会餐的将领，赶回城后还要参加城里的那个宴会。如此下来，等到张学良要与杨虎城商量兵变事，亦必至午夜时分(邵力子回忆他参加张学良的宴会，“十二时许才回省政府后楼就寝”，当属可信)。此后距事变之发动至多不过三四个小时，又要与杨商量，又要召集重要将领开会说明，又要向下级军官布置行动步骤，又要调动军队由城里前往临潼……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将使当晚的行动落空。因此，说张学良事到临头才匆忙问决定发动的时间，毫无疑问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比较合乎逻辑的说法是10日晚说或11日白天说。据张、杨两部当时比较了解内情的孙铭九、刘多荃、王菊人、宋文梅等人回忆，均可为此提供一些佐证。如张学良当时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回忆称：11日上午张学良告诉他说，已与杨虎城商妥次日行动。张之105师师长刘多荃也明确说：张学良是在10日晚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和主要行动负责人，具体部署行动计划的。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的回忆更具体一些。他说：“十二月十日晚，张、杨对于扣蒋的意见已完全一致，并已决定于十二日拂晓立即行动。”到11日上午，张、杨二人又在张学良官邸商量两次，至下午确定了共同行动的具体部署。(21)由于此一行动十分重大，且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部密切配合，不能稍有差池，故绝非一时兴起，几小时内可以完成一切商量、筹划、部署、动员及行动过程的。因此，说张、杨10日确定了行动日期，之后至11日白天曾几度秘密具体商议完成行动部署，似较合理。

关于这一点其实还可以证之于11日晚发生的两件事。一件即是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邀请来陕中央各军政要员赴宴之举。考虑到第二天凌晨即将发动事变，如果以为头天晚上张、杨举行这样的宴会纯粹只是一种巧合，怕是难以想象的。兵不厌诈，这是兵家常用之计。在临发动事变几个小时之前通过这种方式麻痹对方，同多数兵家刻意把突然袭击的日期选在节假日里，其实多半都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另一件是张学良当晚在应蒋意外之召赴临潼面蒋时态度之尴尬与紧张。张、杨有意在西安城内安排了11日晚的宴会之后，突然得到蒋介石赴宴邀请，这不免使张、杨感到格外紧张。杨虎城、于学忠两人之所以都借口西安的宴会不去临潼参加具有“商议进剿计划”这样重要内容的“行辕会餐”，多半也是以防万一的一种准备。尽管如此，张学良还是有些不安，其紧张之态甚至连蒋介石都有所觉察。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22)不难判断，如果照11日夜蒋之宴会后张才赶回西安与杨商定次日晨发动事变的说法，张此时当神情自若，不致给人以紧张之感。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张学良十余小时之后就要发动事变，蒋介石这时竟意外召见，其言行举止难免有些不自然，故给人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的印象。

在12月9日晚为学生游行问题发生争论之后，张学良已经开始了发动事变的紧张布置。11日晚虽因蒋介石突然召见神情有些紧张，毕竟是有惊无险，一切进展顺利。(23)11日午夜过后，张学良、杨虎城已分别做了动员，并指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有关各部开始依照预定计划分别开赴指定位置，准备对临潼和西安市内各处规定目标发动袭击。根据目前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说法，张学良与杨虎城事先规定的统一行动时间是12月12日凌晨6时，而部队实际的行动时间远比计划时间提前了两三个小时之多，大约“凌晨三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四时许，内线部队卫队第一营一连迅速解除了驻在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继之与白凤翔、刘桂五和卫队第二营先头部队一同冲入二道门，与守卫内院的蒋介石的卫队约30多人展开枪战”。战斗很快结束，但蒋介石已越墙逃出约半公里路程，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才将蒋从骊山半山腰的一块大石头后面找到带回西安。整个事变5时以前顺利结束。(24)这也就是说，东北军从进攻华清池到最后从骊山半山腰找到逃出半公里之遥的蒋介石，前后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显然这和过去一般著作所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人们几乎一致肯定，部队实际行动的时间在凌晨5时左右，蒋介石被找到时天已大亮。(25)之所以如今人们几乎一致肯定部队实际行动时间大大提前，而蒋介石在凌晨5时以前已被找到，其原因就是当天凌晨张学良致中共中央电报的公开发表。这一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6)

此电之落款时间写的是“文寅”两个字，文为12日的代字，寅为凌晨3～5时的代字，给人的印象是此电发电时间在12日凌晨3～5时之间。加上电报中有“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的字样，于是，似乎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蒋介石于张学良发电时已经被俘。由于有了这样一封电报，加上几乎所有当事人都记得事变之初确被蒋逃脱而四处寻找，因此人们遂相信部队行动时间至迟不超过凌晨4时，俘蒋时间则应在寅时结束之前。

但仅凭张学良电报中“今已将蒋……扣留”一语，是否就足以断定张学良发电时蒋已被俘呢?难道就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张学良当时自觉夜半偷袭，强兵围堵，稳操胜算，加上急于告之中共其行动计划与目的，故攻击行动刚一准备停当即致电中共中央，并已认定自己的行动必然成功?很明显，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恐怕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远较5时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根据之一，人们目前依据张学良发报时间来推论蒋被俘时间，这本身就存在着一种误解。第一，张学良之“文寅”电的那个“寅”字，确切地说并不是3～5时的意思，而是5时的意思；第二，张学良选择凌晨5时发电，也并非是因为当时行动已经结束，而是因为凌晨5时是张学良和刘鼎与中共中央规定的守听和发报时间。凡多少了解一些电台联络工作的人都应当懂得，电台联络一般是不可能每小时、每分钟都在进行的，这种联络必须事先规定好双方的守听时间，双方也只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发报和收报。而最初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通电，甚至是隔日守听的，以后才改为每日守听，但每天的守听时间这时也只有三次。根据事变前的约定，双方这时的守听时间分别是凌晨5时、下午1时和晚上9时。因此，凌晨5时发电只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发报而已，并不能因此就推论张选择这一时间发报是因为事变已经开始并且取得了成功。

根据之二，蒋介石于事变当时摸黑逃上骊山约半公里之遥，又栖身于石穴草丛之中，东北军攻击部队进攻华清池已花去相当时间，又如何能够在黑灯瞎火的情况下，只花去很少的时间就在无路可寻的骊山东侧找到蒋介石?(27)

根据之三，当时亲身参加捉蒋行动的东北军军官也都清楚地记得，攻击行动结束后，天已渐明，蒋介石仍未找到。如当时最主要的两个参加者，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均回忆：“天色微明，骊山上下尽是搜山战士”；或直到“天色即将全明了，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部队才大举搜山。更为重要的是事后不久蒋介石和蒋贴身侍卫蒋孝镇对此的说明。蒋孝镇事后不久即说明，当他和蒋介石逃出华清池登上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尔后张学良卫队搜山几次经过二人藏身之地均未发现。蒋介石自己也有同样的说法，称他从华清池越墙出来，行约半小时，藏身骊山东隅半山腰一岩穴中，直到天已渐明尚未见有搜山行动，至天大亮约9时许才见东北军“四出搜索”，很快被发现押解西安。(28)

根据之四，刘鼎12日同样于凌晨5时根据张学良的要求通报中共中央，说明“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起抗日义旗”，但内中并无张电中关于已将蒋介石扣留的字样，且明确肯定当时只是“意图俘虏”蒋介石而已，尚未成为现实。故而在当天早晨找到蒋介石后，张学良又令在西安的王以哲以他的电台于下午1时按约定时间再度发报给中共中央，进一步转告中共中央：

“蒋先生已扣留在西安，蒋鼎文、朱绍良等十余高级将领均扣留。”当毛泽东等当晚9时再度来电询问事变详情时，张学良等又有电报称：“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29)显而易见，如果张学良发报时确实已将蒋介石捉到，自不必叫王以哲再打一个内容相同的电报通知中共中央，也不会在当晚告诉中共说早晨6时俘虏蒋介石等。

由上可以肯定，当日凌晨5时前后张学良和刘鼎先后发报给中共中央，只是按照约定发报时间紧急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之计划与目的，此时部队行动不过刚刚开始，并未捉到蒋介石。

那么，12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在西安和临潼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究竟是几时呢?能否说，这一行动原定6时，实际提前了两三个小时，发生于当日凌晨三四点钟呢?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第一，关于张、杨预定清晨6时为统一行动时间，而部队却毫无根据地提前行动近两三小时，这是说不通的。对于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张学良等曾反复叮咛并严格督促，加上此一行动数路并进，时间上要求十分严格，不论东北军或十七路军军纪松弛到何种程度，没有特别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参战部队及其现场指挥人员绝不可能擅自提前行动达几小时之多。而遍查所有事变参加者的回忆，也几乎都没有提到因突发事件致使实际行动时间较计划行动时间严重提前的情况，故完全可以推断并没有所谓预定12日6时共同行动，而实际行动时间意外提前的情况存在。

那么，关于当日凌晨三四点钟部队开始行动的说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查关于这一行动时间的说法，大都出自于几十年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当时事变之经历者。他们几乎都肯定，实际行动时间在12日凌晨四五点钟。

如事变发动时与张、杨等同在西北绥靖公署的等候各路消息的西北“剿总”第四处处长卢广绩的回忆，他听到枪声的时间为凌晨4时左右。同为十七路军，当时担任西安市内行动任务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回忆部队行动时间为4时30分左右。据当时负责指挥西安市内十七路军行动的第17师第51旅旅长赵寿山回忆，行动时间为凌晨5时许。当时为东北军骑6师师长白凤翔担任副官，随同白凤翔一同前往临潼执行捉蒋任务的常国宾回忆，向华清池进攻时为凌晨4—5时。当时负责华清池外围警卫的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回忆，他在凌晨4时许命令部下发动进攻。另外，东北军夏时回忆，参加现场指挥卫队二营扣蒋行动的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率部进攻时间为5时左右。(30)其他重要当事人，如孙铭九虽回忆他是在凌晨2时30分到达攻击部队宿营地部署行动并进行动员的，但并未说明部队向华清池具体的进攻时间。时任东北军骑6师17团团长的汪榕回忆，参加扣蒋行动的刘桂五对他说，部队进攻华清池的时间是凌晨约3时许，但因汪榕当时不在现场，听说和记忆均不足为凭。因此事实上，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几乎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当中，多数人确实记忆事变发生于凌晨四五点钟。(31)

能不能因此就认定上述说法一定成立呢?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说法全部出自事变发生几十年之后，而多数研究者并没有特别重视事变发生当时的文献和事变刚刚发生后一些当事人的记述。应当肯定这样的史料固然有限，但远比人们几十年后的回忆更具价值，也更应当加以重视。

如上述12日当晚张学良向中共中央通报的事变详情曾肯定事变发生的时间应为早6时，中共中央曾将这一电报的内容一字不落地转报给共产国际，并于第二天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向全军通报。其内容如下：

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32)

细读此电，可知内中固然没有具体提到行动时间问题，但从第一句中关于6时已将蒋介石等全部俘虏的表述中，可以得出两种解释。一种是以晨6时为结束全部战斗行动的时间，即是说，事变统一发动时间早于6时，至6时不仅解决了城里的所有宪兵警察，俘虏了全部中央大员，而且粉碎了华清池所有的抵抗行动，还抓住了蒋介石。但此种说法有很大疑点，至少关于早6时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难以令人相信。西安地处中国西北，12月的，早6时仍是漆黑一片，这与找到蒋介石时天已大亮或微明的说法明显不一致。另一种解释则更合理一些。所说的6时实际上是事变统一行动的时间。尽管这里没有说明蒋介石一度逃走的情况，但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在如此短的电报中具体解释和说明这种唯一例外的情况。电报中所要强调的其实只有一点，即事变发动一切顺利。而这是以除蒋介石外，所有行动都在部队采取统一行动的一瞬间取得成功为根据的。蒋介石虽属例外，但也只是一时漏网，并未影响整个行动的成功。故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除蒋介石外，全部中央人员都是在晨6时的统一行动中被俘的。

可以印证这一情况的是同为当事人的蒋介石和蒋之卫士蒋尧祥事变后不久的记述。蒋介石事变后不久出版的《西安半月记》是按日记方式逐日记录事变过程的亲身经历。其成文固可断定经过事后修润，但其基础仍为蒋当时之日记应为不虚，其记述之一般经过因无损蒋之形象相信也无须捏造，加上此为事变后不久即发表之文件，自然要比其他当事人几十年以后的回忆更加可信。蒋记述说：他是在凌晨5时半听到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的，当时他已经完成床上运动，“正在披衣”。(33)根据蒋介石侍从官们的介绍，已知蒋向有早起的习惯，并且一向十分守时，按部就班，通常均在凌晨6时前后开始起床并做床上运动，(34)因此可以相信蒋此言基本可信。固然，蒋当时于匆忙中未必一定看过表，估计的时间未必十分准确，但就其较为固定的生活习惯而言，他断不致突然间在3时多起床，床上运动后于4时听到枪声。其在5时半起床，6时左右听到东北军进攻华清池的枪声，应当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而蒋尧祥回南京后给上峰的书面报告则有这样的说明。他写道：“窃士(蒋尧祥自称)与翁自勉为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至八时委座寝室外之卫兵。士守西门，翁自勉守东门，官长值班者竺侍卫官(培基)。当事变发生时，系六时二十五分左右。初闻汽车开动之声，未几拍拍之枪声破空而起，士即出枪警戒，并即报告竺侍卫官及翁自勉。当奉竺侍卫官命令迅驰下面查看，急行抵贵妃池后面(即华清池柜门外)，即发现张部之卫队七八名……”(35)蒋尧祥这里所说的时间与蒋介石有所不同，前后相差近一小时，相同者均在6时前后。由于蒋介石黑暗中起床，加上枪声骤起时未必注意过时间，因此蒋尧祥的记述应该更准确些。因蒋尧祥晨6时上岗，绝不可能提前半小时之多。至于说蒋上岗后是否一定是过了25分钟听到枪声，则未必十分准确，重要的是他6时上岗后不久即听到枪声，并亲眼见到东北军士兵冲入华清池院内。

另外，还可以从蒋介石及其贴身卫士蒋孝镇事后的说明中证实事变多半发生于当日早6时左右，而不是凌晨4时。因为如前所述，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孝镇均已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和蒋介石爬到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从华清池后墙出来至蒋藏身的半山腰有多远?仅500米左右。12月的西安早晨何时开始“晨光微熹”?大约在7时半左右。即使是从骊山上远望，相信也不能早于7时左右。这么短的距离，又是逃命，试想蒋与他的卫士有可能花了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爬到那里吗?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事变发生时是早6时多，蒋与其卫士翻出后墙，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爬到骊山半山腰，这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

故蒋之侍从人员于事变后集体回忆记述经过时，就华清池遭袭至蒋介石被俘之经过说明如下：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六时许，华清池行辕外有汽车开动声，继闻枪声两响。值班侍卫官竺培基遂命内厅西侧门之便衣卫士蒋尧祥驰往侦察。下行抵贵妃池后侧，突遇张(学良)部卫队七八名全副武装，以“预备放”姿势喝令“站住”“枪放下”。是时第二步哨之值班卫士张华已中弹身殉，蒋知有变，即出枪射击，正拟归报，被叛兵还击弹中左胸倒卧池旁，疾呼“兵变”。至是内厅东侧门之便衣卫士翁自勉潜趋栏外，察悉敌情，驰报竺侍卫官。是时特务人员施文彪及翁自勉等即凭栏射击。叛兵知我有备，未敢遽进。竺乃率同特务副官蒋孝镇等乘间扶掖委座出东侧门，经飞虹桥至围墙后门，越高墙深沟，行未数步，遇宪兵连长邹璧率领宪兵数人协同护卫于昏黑中登山东涉。山岭陡绝，荆棘丛生，攀近山岭，天色微明。伏兵四起，以机关枪猛烈扫射，竺培基弹贯左肘，施文彪炸穿右胸，翁自勉护驾下山，枪伤右踝，皆中弹伤亡。至是委座始知为东北军有计划之叛变，亦不再作避免之计，乃只身下驰，冀返行辕。不意失足落堕深谷(后经人改岩穴——引者注)中。斯时叛兵会合，往返搜寻，迄不得委座行止。至九时许，委座由深谷抗声传谕，叛众闻声趋集，旋由逆部(加旅长唐君尧)营长孙鸣(铭)九跽前泣请下山登车。当即随护入城。竺蒋施翁诸人亦皆先后被俘，受叛部之监视。(36)

根据以上分析和当事人当时之记述，似不难断定，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完全是在张学良、杨虎城预定的计划和指挥之下实施的。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部队已经开始分别向预定目标运动之后，即凌晨5时左右，张学良首先用自己的“双台”(37)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事变的消息，同时也进一步通知了刘鼎。刘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也用自己的“坤台”(38)向中共中央通报了此一消息。(39)之后，各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并在清晨6时左右开始了突然的军事行动。整个行动比较顺利，除蒋介石一时走脱，其余各处均很快按预定计划完成任务。天明时分，蒋介石也被发现藏匿于骊山半山腰之草丛中，很快被带回西安。整个事变发动的军事行动大功告成。除蒋介石、陈诚、朱绍良、蒋鼎文等国民党中央军政高级官员被扣押以外，仅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潜逃，蒋之卫士死亡20多人，其余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被缴械，西安城内没有更大的冲突。

20世纪一场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事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①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三册，478页；《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0日，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45页。

②《困勉记》，1936年12月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③《困勉记》，1936年12月4，6日条。

④《蒋介石致太原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2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410。

⑤西安华清池五间厅展出之蒋介石给邵力子的亲笔函手迹。另据蒋介石日记，当日也有类似内容，文称：与朱绍良商进剿方案，曰“以蒋鼎文为西北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东路总司令，何如?”见《困勉记》，1936年12月5日条。

⑥据李金洲回忆，当时东北军中已盛传蒋要将东北军“调往安徽及苏北整理训练”。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5页。另据王化一回忆，12月1日何成浚11月初去洛阳为蒋祝寿时，即得知蒋有调东北军出陕意图，他转而告诉了王化一，王12月初将此事通知了张学良。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的一些经历》，见《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2集。

⑦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⑧关于张学良在蒋赴西安后至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周内向蒋劝谏的次数与时间，目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比较常见的为两次，如由西安事变领导小组组织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一书即提到两次，并肯定一次是12月7日，一次是12月9日。周毅等主编的《东北军史》也提到了两次，但说明第二次是12月10日，认为9日当天张并未去临潼谏蒋。傅虹霖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书则提到了4次：即7日，双方谈长达三小时；9日，试图再谏，因蒋脾气太坏，未深入；10日，再次劝蒋，被臭骂一顿；11日晚，再劝，甚至声泪俱下，被拒绝。米暂沉著《杨虎城传》只提到一次，但肯定张学良最后一次劝蒋是12月10日。另外，王菊人回忆也只是一次，时间在8日。不过，据张学良自己一再强调：自12月以来，他曾几次用书信或当面“诤谏”，而自蒋至西安后，正式与蒋谈话仅两次，可知张并非时时“诤谏”，特别是因为张始终感觉“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因此他们的这种正式谈话不可能很频繁。且张事变后不久即肯定地说明，他同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两次谈话中“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自此次谈话后，他和杨虎城及其西北诸将领均不再对劝蒋抱以幻想，是以知道9日之后张已再无谏蒋之心，而是一心准备发动事变了。故此后虽不免仍有相关谈话，但张已不认为是正式的“诤谏”了。故尽管蒋介石日记所记其对张学良“切训之”，时间在12月10日，因一时期蒋之日记有补记甚至改写之现象，故不能确认此一记录一定为当日所记，故且听之。见《困勉记》，1936年12月10日条。

⑨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又一次见张学良《在西安广播电台的广播词》(1936年12月14日)，内称：“十二月九日，西安学生游行，完全出于自动，爱国的精神，并无扰乱秩序的地方，蒋委员长竟主以武力弹压，并申斥必须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停止这些青年爱国”。另一次见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称：“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的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⑩见《西安事变简史》，36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张魁堂《张学良传》，197页。另米暂沉：《杨虎城传》也认为“他们初定发动兵谏当在八日左右”。见米书11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11)周毅等：《东北军史》，394页；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45～46页。李云汉书认为：“就史料显示的事实判断，张学良可能系在十二月九日夜晚或十日上午，与杨虎城密商后，始作‘决行强谏劫持之谋’的最后决定。”

(12)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187 ～188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13)《张学良致叶剑英电》，1936年12月7日。

(14)一般史书均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初并未通知中共方面，张自己也回忆说此一发动“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西安事变简史》一书也只是认为：张学良只是到了采取行动的12日凌晨才通知了刘鼎，要其转知中共中央。见《西安事变简史》，41页；张魁堂《张学良传》，102页。

(15)已知存12月4日蒋到西安后至12月12日一周时问里刘鼎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有4封。两封是8日的，一为蒋介石召集各军师长谈话的简要内容，说明东北军各军师长一致要求先抗日，回老家，有人主张联俄联红共同抗日，蒋坚持不消灭红军，绝不可联俄联共云云；一为蒋调动部队来陕的情况。另两封是11日的，一为西安学生一二·九游行，被张学良拦阻的情况；一为有关联络人员进出苏区的问题，以及蒋加调部队来陕，张学良之西北剿总颇感紧张的情况。只是在这封电报中，即11日中午，刘鼎才第一次感到西安东北军上层的气氛有些不正常，照他在电报中的说法，是有些“恐怖”的味道。

(16)张书原文表述不确。其原文称：lO日，“中共中央向张学良通报国共谈判的情况，即蒋介石已将双方停战抗日的谈判改为收编红军的谈判，谈判有了波折”。作者显然不了解两党此前谈判的一般过程与变化情况。中共中央lO日通报的只是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判的情况，前两次陈立夫与潘汉年谈判时，确实可说蒋已将两党合作谈判改为收编红军的谈判，但第三次谈判则恰恰相反，蒋事实上已经再度同意了过去早期两党接触与谈判中的红军改编方案，所谈已不是收编红军问题，双方的分歧只是红军的人数问题。见张魁堂《张学良传》，199页。

(17)《毛、周致李宜电》，1936年12月10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74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18)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187～188页。郭增恺也在其同忆录中有过因为蒋介石的专列12月11日午间升火，以致张、杨“以为蒋准备翌日便离开西安，因此便急不暇择的干起来”的说法。见《西安事变三忆》，40页，香港，大地出版社，1962。

(19)何况蒋9日写好给邵力子关于散布调张、杨离陕，委陈诚、蒋鼎文以西北剿匪重任的密函此时还尚未发出，待发出后也还要假以时日看张学良之反应如何才能最后决定对张之态度，蒋如何会第二天就离开呢?参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附录一)，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20)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90页；张魁堂《张学良传》，199页。《西安事变简史》(40页)也支持这种说法，称：“十一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军将领和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商议军事计划……并定在十二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11日晚宴后，张、杨决定12日凌晨动手。

(21)孙铭九：《临潼扣蒋》；刘多荃：《扣蒋前夕》；王菊人：《忆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见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193，166，8l，71页。

(22)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困勉记》1936年12月11日记则曰：“晚召张学良、扬虎城、于学忠与中央各将领来华清池会议，杨虎城、于学忠不到，而张学良形色匆忙，精神恍惚，议未毕而去，公曰‘是又异哉!’”

(23)王菊人的回忆记述了当天晚上杨虎城等待张学良回城时的紧张状况，可为参考。见王菊人前引文。

(24)《西安事变简史》，42页；张魁堂《张学良传》，202页。张书明确说：“攻击华清池的时间比预定的为早，找到蒋介石是在五时前。”

(25)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26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l。

(26)《李宜致东、来兄电》，1936年12月l 2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3～1054页。

(27)几乎所有参加攻击华清池的军官都回忆说当时受到了激烈的抵抗，不少回忆还肯定结束战斗时已至清晨6时或7时许。王玉瓒：《扣蒋回忆》；孙锦九：《临潼扣蒋》；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见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190，198，272页。

(28)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296—29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29)根据12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的有关西安事变详情的通报的记述，应该是“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见《军委主席团电》，1936年12月13日，载《文献与研究》，1986(6)(载有关于西安事变的34份文电)。(《文献与研究》公布此电时记为12月12日，似不确。)

(30)王菊人：《忆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王玉瓒：《扣蒋回忆》；宋文梅：《西安事变》；夏时:《唐君尧参加扣蒋的经过》，汪榕：《刘桂五扣蒋纪实》；孙铭九：《临潼扣蒋》等，见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73，100，169，176，180，189，208，170，184，195页。

(31)只有晏道刚回忆他听到枪声时是凌晨2时许。晏道刚：《西安事变亲历记》，见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129，184，195页。

(32)《军委主席团电》，1936年12月13日，载《文献与研究》，1986(6)。

(33)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另据蒋日记：“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披衣起，忽闻大门前枪声，命侍卫往查。少顷第二枪声又起，遂连续不止，曰‘此东北军叛变也。’乃率竺培基、蒋孝镇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见门锁闭，乃逾墙而出。”《困勉记》，1936年12月1 2日。此日日记当为补记，但关于起床时间应当不会相差太远。

(34)据蒋介石贴身侍从副官翁元的回忆，蒋介石一向早上5点起床，且从来严格守时，按部就班做床上运动和其他盥洗动作。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见1994年2月3～4日《参考消息》。

(35)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革命文献》第94辑，84～85页。

(36)《侍卫人员临潼抗逆记》，1936年12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51679。

(37)张学良所用与中共中央通报之“双台”最初启用时间是9月25日，但至10月底“尚不通”，11月才真正开始收发电报。

(38)刘鼎所用“坤台”于9月20日左右开始启用，1l月13日起才正式开始通报。

(39)可以看到的刘鼎谈论这一情况的资料分别有两件：一件是刘鼎的《谈西安事变》，一件是张魁堂根据刘鼎70年代末自己记述的西安事变追记笔记所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的时候》。在这两次谈话和记述中，刘鼎自己关于这一情况的说法就大有出入。在谈活中，刘鼎肯定地说，张学良是在12月12日0时告诉他要发动事变的消息的，他当时即赶回去给中共中央发报，“但此时停电了，我就从金家巷走到南院门电料行买电池，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到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在笔记中，刘却说，张学良告诉他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他并没有回去发报，而是在张学良处发的报，“清晨两点多，彭绍坤接通了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略去这里的12点(0点)和12点已过这个细节不论，上述两种说法中仍有相当的矛盾。其一，谈话中刘鼎提到的发报机是自已的，故有回去发报和发现没有电池一说，而笔记中所提到的发报机则是在张学良处，因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因停电和没有电池而要自己去买电池一说。但同时，笔记中的说法又自相矛盾，因其所说“彭绍坤接通了中共中央的电台”指的又是自己的发报机和报务员，并不是在张学良处。后面更明确讲：“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似乎张学良自己并无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络，张学良的电报都是通过刘鼎发的。显然这完全不合事实。其二，谈话中讲得很肯定，即强调张学良告诉他之后，因没有电池，他专门由金家巷跑到南院门去买电池，回来时蒋介石已经抓到了。这一来一回花了多少时间呢?也就是说，当他将张学良告诉他的消息发出去的时候是凌晨几点钟呢?据他在谈话中讲，蒋抓到时是“天已大亮，八点多钟”。即是说，他0点得到消息，因没有电池，从金家巷跑到南院门去买电池，来回用了将近8个小时之久，回来时蒋已抓到，天已大亮。而在笔记中，他却告诉人们说，他并没有去买电池，因此0点以后得到消息，即开始发报，接通中共中央电台时是深夜2点多(《西安事变简史》则进一步肯定其为“两点三十分”)，此时自然尚未抓到蒋介石。此两说相距之何止十万八千里。可以想见，根据这样一些完全不确定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回忆来推断刘鼎向中共中央发报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足为信的。事实其实很清楚，张学良和刘鼎当时各有电台与中共中央通报，张学良用不着通过刘鼎的电台来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的决定。张之所以通知刘鼎此一消息，只是因为刘鼎这时还是中共中央派驻西安的联络员，有必要在正式行动之时将此消息通知刘鼎，这并非是张自己不能通报而需要通过刘鼎来通报的缘故。同样，既然张学良自己有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络，他也绝不会于正式行动五个小时以前即通知刘鼎，让刘鼎先发报，而自己反而要等到凌晨4—5时再发报。更为重要的是张学良、刘鼎均与中共中央有约定的通报时间，刘鼎回忆所称的种种时间都不是约定的通报时间，在他所回忆的0点、半夜2点多或其他时间，事实上是不可能通报的。

第三节 战耶和耶

张学良和刘鼎12日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方面究竟何时收到，如今还颇难具体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中央直到这一天晚上，仍在问张学良：“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这也就是说，因张学良扣蒋，整个西安城里的军民已经像开了锅似的喧腾了一个白天之后，中共中央似乎还未能搞清楚：是不是真的发生了这回事?

当然，中共中央至少还在中午以前就已经收到张学良和刘鼎的通报了。他们立即就作出了反应，一面于中午12时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争取与那些具有抗日诚意的国民党领导人达成政治军事协议，并准备应付因此而出现的危险局面。中共中央为此还给在上海的谈判代表潘汉年发出指示，明确要求：“不可将陈立夫、张冲、邓文仪诸君之具有合作抗日诚意与蒋介石之无诚意混为一谈”，“须诚恳公开的建议于陈等，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以一个大政党的代表勇敢坚决地出而与另一个大政党站在救国图存共同反日反汉奸的立场，谈判与签订政治军事的协定”。特别是要“极力注意并准备抵抗中国汉奸勾结日本侵略沪、宁、青、济及华北、西北”。①这两封电报表明中共中央当天白天并非不了解在西安已经发生了什么。

问题仅仅在于这一切太让人吃惊了，因此正在保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竟很长时间难以相信，事情真的会如此顺利。他们一边迅速就此作出反应，一边却不能不再三想办法核实这一消息的准确性。而根据前此约定的联络方式，中共中央此前规定守听西安电台的时间一日仅三次，西安方面守听时间主要又只是在晨5时与晚9时，所以直到当晚9时，中共中央才有机会再次与张学良通报，提出他们的疑问。同时提议：(1)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将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部的任务。(2)必须将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内，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紧急时应做断然处置。(3)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大计。

当晚，中共中央收到了张学良关于事变情况的更确切的通报。张学良同时特别询问了叶剑英为何还没有到西安，并同意周恩来尽快到西安来。中共中央于当晚24时正式通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称：

A．张学良确已将蒋介石扣留在西安。

B．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来亦立即前去。

C．我们的计划：(一)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织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工作。(二)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准备半个月内召开会议。(三)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晋绥军四支军队为主，争取陈诚领导的蒋系军队加入其中，抵抗日本之可能的进攻。(四)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政府，防止和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攻上海与南京，准备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五)争取蒋介石全部军队。

D．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三)苏联积极援助中国。②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亦进一步向北方局通报了这一情况，并紧急提出更具体的工作方针，明确主张争取南京及各地方实力派支持事变，揭发蒋介石的罪状，以及争取罢免蒋介石的宣传任务。这包括：

(一)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拥护张、杨等之革命行动。

(二)号召人民起来，要求张、杨、南京及各实力派，立即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讨论抗日救亡大计。

(三)号召人民及全国军队，积极注意日本与汉奸之行动，防止并准备抵抗他们乘机侵犯上海、南京、青岛、华北与晋绥。

(四)推动南京及各地政权中之抗日派，响应西安起义，并严重对付亲日派。

(五)稳定西西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元老派及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

(六)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

(七)推动宋子文、孙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争取英、美、法三国谅解与赞助。③

13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领导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对此一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毛泽东首先作报告，肯定这一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和它的纲领都是积极的，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有历史功绩，应该拥护。毛泽东评价说：其实蒋介石最近的立场严格说来还是中间性的，并非投降的或亲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因此，目前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问题，需要考虑，但设法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不仅在政治上与我们一致，而且使他们在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这是要下大力去做的工作。但多半是由于在是否成立政府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会议上竟没有具体提出关于组织所称“三人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的问题。

要不要在西安成立政府的问题，在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主张“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可以考虑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和成立抗日援绥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但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闻天更明确强调：“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的组织，还是应当“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但必须“改组南京政府”。但张国焘却提出：“我们说到要以西安为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在反蒋问题上对南京方面就应考虑一下，张学良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我们的态度亦须表示。再在反对独裁上，亦要联系到南京政府存在问题。”“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会议没有就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显然，正如博古所说，共产国际指示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蒋介石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我们现在不能变更这一策略，对西安事变只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不好看成是反蒋的旗帜。但西安事变是不是完全不包含反蒋的意义呢?与会者对此认识不一。很明显，张学良文寅电第一句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他是为了民族和抗日的前途及利益考虑对蒋采取行动的，这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反对蒋介石个人的意味。而不论中共前此政策如何，既然蒋介石已经成为“阶下囚”，难道他还能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与军队的统帅?既然蒋介石是改组统一战线政府的关键障碍，难道除了除掉蒋介石以外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进而言之，一旦除掉蒋介石，那么取消了蒋介石地位的南京正统和南京中心是否还能存在?因此，毛泽东总结说：这一事变的处理最后恐怕只能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结果在政府问题上也是“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话都不好说得太绝对了。但在坚持争取南京及各派赞助西安事变的前提下，“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一方针是确定了。④

13日中午12时，中央军委主席团正式向全军发出关于西安事变情况的通告。同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亦开始大力宣传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主张，保安亦召开军民干部大会声援西安义举，声讨蒋介石的罪恶。⑤毛泽东与周恩来更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祝贺。电称：

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务，在全国者已见致汉年电，昨已奉达并祈转沪。在西北者，略陈如次，敬祈酌夺。

(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

(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最后其胜利。

(丙)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分子，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

(丁)胡、曾、关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持消灭之。如何部署请随时电知。⑥

毛泽东随后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拟于16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他再次提醒张学良：“监视蒋介石等之人员地点武装宜有绝对保证，此当关系全局。吾兄精明过人，必有周密布置。但恐执行者有偶然之疏，则将遗无穷之祸。如何使万无一失，祈高明时察及之是祷。”

但12日晚，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烈反应之后，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局面已经再难出现。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在当晚紧急召集的临时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强硬的决议，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而“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⑦与此同时，受命夺取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早就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奉命向潼关运动抵抗中央军推进的十七路军之冯钦哉部也已开始秘密与中央军接洽，准备倒向南京方面，以致中央军樊崧甫部抢先进驻了陇海线的战略要地潼关，樊部之董钊师更进占了陕西之华阴，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大门因此而洞开，加上何应钦强烈主战，甘肃之胡宗南等各部中央军又随时可以从背后发动进攻，西安方面明显地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张学良14日专门向中共中央通报了此一情况，说明孙蔚如部、冯钦哉部、董英斌部、刘多荃部等，目前已集中西安一带，王以哲部留平凉、固原，于学忠部集中兰州，请红军主力监视胡宗南、毛炳文外，抽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他并准备派飞机前往延安专程迎接周恩来共商大计。

鉴于军事情况颇为紧急，中共中央14日决定急变原先之提议，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军事组织，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并切实做好迎战之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再电张学良、杨虎城，开始明确提出组织抗日联军的问题，要求后者务必“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来”，并且要警惕冯钦哉部之叛变。电报同时主张：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城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敌，另一部则在肤、甘钳制汤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⑧

当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提议野战军应速开西峰镇，因为“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定成分，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可)壮其胆而振其气”，同时也靠近王以哲部，一方面便于对付胡宗南的进攻，一方面也便于就近应付西安方面的各种事变。

但鉴于此时国内各方面对西安事变的不良反应开始接踵而来，苏联方面也有不利于张学良之公开广播，中共中央15日又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一方面继续在公开场合保持第三者姿态，呼吁并力争和平解决事变，一方面严格隐蔽红军主力的作战意图，以达到攻其不备的目的。为此，毛泽东15日中午再度致电张学良，说明“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因国内多数不良反应目前均把事变归结为中共的作用，非如此不便于张学良解释其发动事变的真实原因，也不便于中共站在第三者地位主张和平。为了向外界表明共产党之立场，中共中央一改13日政治局会议关于不轻易发言的决定，公开以红军将领的名义于15日发表通电，坚主停止内战，要求南京方面“自别于蒋氏”，接受张、杨主张，联合各党各派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⑨既是为张学良、杨虎城撑腰，也是要借此表明自己与西安事变之发动原本并无瓜葛。毛泽东等同时还致电陈立夫，要其从中斡旋，并向张学良提议可利用其前顾问端纳来西安的机会，与南京方面接洽停战。

如果以为中共中央要求张学良“暂勿发表”关于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联军组织系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而刻意站在第三者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15日通电中的要求很明显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要激烈得多。

张学良并不希望战争，共产党也不希望战争，他们的目的说到底其实都是一个，即要“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能通过和平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何乐而不为?但是毛泽东早就十分清楚，扣押蒋介石，并且逼迫改组南京政府这一行动本身，无异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南京政府，它绝对不是当前在南京当权的那些人所能轻易接受的。如今事态的发展更进一步证明，不论张学良对蒋介石如何处置，南京方面与张、杨之间没有妥协的任何可能性，中央军的大举进攻不可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16日，就职“讨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开始指挥大军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中央军的大批飞机开始轮番轰炸潼关至西安线上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毁房上千，炸死军民数以百计。至此，和与战的前途已经明摆在那里，不击退中央军的进攻，停战与和平完全无望。毛泽东这时考虑的其实并不是设法保持第三者地位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方法来停止战争的问题。毛泽东越想越觉得像张学良部署的那样单纯摆出一付被动挨打的架势不是办法。根据红军的作战经验，不赶快打几个胜仗，不设法使自己尽快转入主动地位，本来就不稳定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势必要被南京方面所分化，结果事变必然归于失败。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一边提醒张学良加强和平攻势，一边又很明确地对张学良指出：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犹豫观望不可避免，张对此应有足够估计，不应因此而动摇，应“坚持到底，集结部队，提高士气，发动民众，防止反动”，要“干到底胆大些”，“要赶快消灭敌人”。故毛提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取守势，而“红军应以进攻防御的姿势打击敌人”，强调只有蒋系军队被严重打击后，国内各派才更好胁迫南京抗日。他主张红军主力迂回敌后直取郑州甚至威迫南京。因此，就在红军将领发表所谓第三者通电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直电彭德怀等，明确提出：决将西峰镇集中计划废止，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并发展至直迫南京。在此总方针下，或渡两道黄河直取郑州一带，或渡渭水下流，截击潼关一带。在某种必要时，也可渡泾水下游至邠乾一带，有几个战略战役之机动。因此改向延安集中。⑩

对于这种极其大胆的战略设想，不仅张学良颇感犹豫，即使是彭德怀等中共军事领导人也不十分赞成。彭德怀与任弼时很快复电中央军委：我们目前战略方针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若野战军立即“出河南取进攻姿势，这样可能延长内战，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且我主力在时间上来不及增援西安”。一旦胡宗南等对我实行南北夹击，很可能隔断我与苏联以及同西路军之间的联系，使我无法取得外援。刘伯承这时也致电军委认为：目前不宜出河南，而应尽力掌握全甘肃，并以相当兵力乘黄河结冰期夺取相关之战略要点，攻取宁夏，以援绥远，接通外蒙。(11)对此，毛泽东明确解释说：“无论军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敌已奉行大规模内战，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然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如此才能使战争停止下来。(12)

毛泽东这个以主力打出外线的大胆的战争设想，其实是他惯用的战法和最重要的军事思想之一。只是这样的设想在张学良看来无论如何都太冒险了。张学良首先担心的就是西安和兰州的巩固问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均已出现部队倒戈的情况，部队兵力已有不足，作战能力也颇让人担心，红军主力一旦转入外线，陕北必定出现真空地带，甘北王以哲部一部已抽调南下，剩下的三个师绝不可能独力对付胡宗南和汤恩伯两个中央军主力，万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进一步发生倒戈或分化，西安的局面必定转瞬间即变得不可收拾。那时，外线的红军远水救不了近火，必然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力量。因此，张学良始终不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仍然坚持：“贵军主力在环县、预旺以北地区，一部在肤施、甘泉附近，对胡、毛、曾、汤等，不使其联络，并极力向北压迫，以掩护本军后方之安全。”此点虽经毛再三解释说明：“弟认胡宗南、汤恩伯均不过一支队，各以一部钳制之可也，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之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却始终未能得到张学良的赞同。(13)直至周恩来到西安时，因南线军事情况严峻，张之计划才又有某些改变。

17日下午，张学良派刘鼎乘坐他的飞机前往延安将周恩来等接到西安。双方很快举行了秘密会谈。张学良首先向周恩来通报了当前的军事形势，指出：“刘峙已以5个师入潼关，围华县，逼渭南，如急进，应战无把握。张拟以杨部控制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须红军参加。”在东北军方面，“刘多荃、董英斌及何柱国两个师需一周内方能集中，沈克师已开动，王以哲三个师留固原、平凉，拟压迫沈久成师离会静。十三师离咸阳经华阳趋汉中，十七路(军)向西安潼关线集中。”张学良仍坚持红军主力参加对胡宗南部作战，一部接防延安、甘泉。但相信在胡宗南北退后，红军主力必须迅速南下出渭水下游北岸，侧击由潼关向西安推进之国民党中央军，参加决战。两人据此商定，红军主力仍先开庆阳、环县一带，一旦胡宗南部北退即南进，同时以至少一个军的兵力接防延安、甘泉之线，并准备南下策应。(14)

根据张学良通报的近几天与南京方面接洽的情况，周恩来得知蒋介石的顾问，过去也做过张学良顾问的端纳已于14日飞来西安，并带来宋美龄亲笔信，内中有“宁抗日勿死敌手”的话。(15)端纳告诉张学良，他亦明确劝蒋不要过于坚持过去的主张，不妨与张、杨具体商谈，求得一个比较有利于国家前途的解决方法。(16)多半由于这些因素，蒋介石已同意下令让南京方面暂时停止进攻和轰炸，以便双方进行必要的接触与商谈。张学良介绍：“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非降非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17)据此，蒋鼎文受命于当天上午飞洛阳转赴南京传达蒋之手令，宋子文及于右任已答应次日来西安进行具体谈判。双方因此讨论了与宋子文谈判的条件问题，一致同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可以与南京达成协议。这些条件是：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18)

对蒋介石的处置无疑是一个相当敏感和棘手的问题。张学良自事变之日起，就反复强调此次行动只是“暂请介公留在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19)显然，张学良在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与中共方面的“罢免”和“公审”的主张，是有不小的差距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张学良并非不了解依蒋介石此时之地位、声望与性格，要想依靠武力的强迫与威逼来达到劝说的目的，是未必有效的。他也知道，答应保蒋安全，说到底也只是一种策略。所以，当周恩来进一步转达中共方面的意见之后，张学良并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双方并就此达成一致认识：“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周恩来并且明确电告中共中央：他一再强调，一旦证明南京政府内亲日派阴谋得逞，战争不可避免，就应当准备对蒋采取最后手段并下作战决心。讨论后，“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20)

18日，尽管蒋鼎文携蒋令已经洛阳到达南京，中央军刘峙部仍开始围攻华县，但东北军士气甚高，三个连守军顶住了一个团的进攻，而东调的两个师更是一昼夜赶百余里驰援渭南，准备抵抗中央军之进攻。加上蒋介石这时态度事实上也已远非此前之强硬，在张反复向蒋保证将设法送蒋回宁之后，蒋已多少改变态度，表示他可以将西北及红军问题日后交张学良处理，并且同意派蒋鼎文持他的停战手令前往南京，让何应钦把进攻暂时停止下来，因此张学良对于事态之发展似乎并不特别担心。他甚至致电毛泽东，宣称“此间诸事顺利”，他对坚持到底已有相当信心。杨虎城这时也对事变的进展情况表示满意。他虽因部分部队不稳而焦虑，并不像张学良那样对坚持下去充满信心，但他对作战反应积极，强调“开火可团结内部，失利可放弃西安，以甘(肃)为后方”，仍可巩固部队。只不过他这时已一反过去的犹疑态度，注意到借助中共根本改造其部队的必要，要求中共派军政干部前来协助他做部队的改造工作了。

然而，毛泽东远不像张、杨那样乐观。17日，中共中央已得到情报，杨虎城之冯钦哉部密派其副师长到华阴见中央军28师师长董钊，表明效忠南京，待命讨逆之意。毛泽东当即通报了张学良。十七路军的不稳使毛泽东对东线的防务远比西线要担心得多。故在18日晚，对毛泽东再度提出的红军第一步至西峰镇，第二步出泾川、长武，以便于保持战略机动，尔后或出河南，或出长安，或进行抵御胡宗南的作战的建议，张学良、杨虎城与周恩来连夜讨论决定：第一步骤，仍以张、杨两军主力迅速集中于渭河下游，东击刘敌，以一小部协同红军伺机打击胡宗南，以一小部监视天水、汉中之敌；第二步骤，如打胡宗南得胜，或胡敌退宁夏，则迅速集中张、杨与红军主力于渭水下游与刘敌决战。为防不测，西安方面目前即须开始武装民众，部署守城事宜。同时，还应做好西安不守时的后撤工作，张学良主张让开陇海路，以西北为后方，杨虎城主张西撤甘肃，坚守西兰大道。周恩来提议：张、杨两部以兰州、平凉、西峰、洛川一带为后方，红军守庆阳、合水、肤施、甘泉、鄜县、宜川、延长，张、杨表示可以考虑。依据18日晚的讨论结果，张学良于19日正式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下达命令如下：

一、据报胡、关、曾、毛等军有进出天水、宝鸡一带威胁西安企图。

二、联军为巩固后方予敌以大打击之目的，部署如下：

甲、除令十七路军一旅附骑团警备凤县、宝鸡、陇县固守外，着五十一军抽二师驻定西连系王(以哲)军相机击破胡敌；

乙、六十七军以主力守固原、平凉，与于(学忠)军连系，协击胡敌；

丙、红军仍竭力抑留敌人，如敌南侵跟踪追击，则相机歼灭之。(21)

张学良同时提议，黄河西岸的红军应暂时停止西去新疆，而以一部东出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并可接近兰州与东北军打通，张可从于学忠处拨弹药以援助西路军，同时派一骑兵团向靖远游击与之配合。

显然，毛泽东这时仍相信红军首先东出更为机动有利。19日，毛泽东一面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命令红军主力分数路纵队取直径南下，限10天内赶到泾川、长武，20天内赶到西安，首先参加东线对刘峙作战，取得胜利后再西打胡宗南，一面接连数电给周恩来，要周进一步向张学良说明红军首先东进之必要。毛电称：“目前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苏维埃共产党目前的方针是迅速召集和平会议，为反对内战、团结抗日而斗争，西安友军亦应本此共同之方针而努力。“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为执行此总方针之重要手段”，故“红军决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坚守渭南、临潼、西安线20天，红军必可赶到，参加决战，击破东线之敌，如此则西敌不成问题矣。因西线胡、毛、曾、关各部准备集中天水，此举将空出甘北，对联军方面并无不利。且胡宗南从海原转至天水须时一月，到后必疲劳而不能马上投入大规模作战，有王以哲三个师和红军一部扭打不难暂时阻敌前进。而特别重要的是，红军尽快东进不仅是要配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消灭进攻之敌，而且是要迅速稳定十七路军，因冯钦哉倒戈后指望十七路军顽强抵抗东来之敌确有严重问题，故目前“争取十七路军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但当周恩来同一天将张学良的命令电告中共中央后，毛泽东还是决定尊重张学良的意见，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于20日复电表示同意，称“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则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随后，毛泽东复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再度下令红军主力遵照张学良命令行动。

21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同时在甘北的红军主力也据此开始集中庆阳、环县一带，准备协同王以哲军打击胡宗南。可是，20日华县失守，三个连的东北军“尽遭枪杀”，南京方面并没有切实按照蒋介石的停战令实行停战，此举使张学良颇受震动，并且开始意识到东线防务确较西线更为危险，故应接受毛泽东19日提议的先东后西的作战计划。22日，张学良明确向周恩来提出改变前此计划，诱敌深入，首先进行东线决战的建议。经讨论后，双方共同决定：除红军以一部尾随胡敌牵制其行动外，红军主力全部由庆阳、西峰经正宁、邠县在咸阳过河转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域，在此期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尽力迟阻刘敌于临潼、渭南，等东北军主力集中，红军到达指定位置后，即与东来之敌进行决战。张明确提出：此役之“决定关键在红军”，红军务必尽快于10天内集中长武、邠县，再10天赶到咸阳、兴平补充被服、子弹。周恩来据此电告毛泽东：“此间力求坚守渭南、临潼线，待红军来会战。”(22)毛泽东得电后，于22日迅速复电周恩来，说明：“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罗炳辉、肖劲光、谢嵩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亦加入”。(23)

至此，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合对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局面迅速形成。因西安事变而引起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了。

①《中央关于谈判问题给潘汉年的指示电》，1936年12月12日。

②《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口，中心档案495／74／280。

③《中央书记处致胡服电》，1936年12月12日，见中央统战部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315—316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④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载《党的文献》，1988(3)；《中共党史研究》，1988(4)。

⑤1936年12月13日《红色中华》第1版。

⑥《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3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⑦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76—77页。

⑧《毛泽东等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936年12月14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319—320页。

⑩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载《军事历史研究》，1992(2)。但宋文这里把军委主席团12月15日关于取消西峰镇集中计划的电报指示时间搞错了，误以为该指示的日期为13日，因此对有关这一战略设想的形成及取消过程的情况作了不正确的说明。

(11)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

(12)《毛致彭、任电》，1936年12月15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685页。

(13)《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14)《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7日，在《文献和研究》，1986(6)。

(15)另据事变后博古关于事变解决经过的报告，宋美龄捎给蒋的话具体内容是：“变中有变，戏中有戏，宁可抗日而死，不可让人暗伤。”

(16)据张学良讲，端纳见蒋后，蒋当即问端纳：“你是否是来同生死的?”端纳回答说；“不是。我是英国人，不懂得中国这种事情，英国人与皇帝是没有这种关系的。他们主要是忘不了敌人。中国现在已经亡了东三省几年了，大家都要抗日，只等蒋先生的命令，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干自己，而不用力对付敌人呢?”

(17)《周恩来致毛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18)《文献和研究》，1986(6)。

(19)《张学良致孔祥熙电》，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致宋美龄电》，1936年 12月12日；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6、1057、1067页。

(20)《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7日。对于中共中央这时对处置蒋介石的主张，一般史书都回避了或否定了中共中央在态度上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历史情况，甚至说周恩来刚一到西安，就批评张学良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是“军事阴谋”(如张魁堂《张学良传》，2l0—211页)，主张说服蒋介石抗日，拥护蒋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如《西安事变简史》，81页)只是在极个别的论文中，才有关于这一态度转变过程的具体介绍，提到毛泽东最初有紧急时“诛之为上”的电报，这时周恩来也明确提到在内战不可避免时必须除掉蒋介石的意见，肯定中共开始阶段的策略实际上是要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的“除蒋”策略。参见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等；张魁堂《张学良传》一面断言周恩来批评张学良兵变，主张拥蒋抗日，一面也不能不注意到周恩来17日给毛泽东电文中所提到的劝张“行最后手段”的文字，因而也提到周恩来17日与张学良谈话中提出过必要时应除掉蒋介石的建议。

(21)《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令》，1936年1 2月19日，载《党的文献》，1992(6)。

(22)《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36年1 2月21日，载《文献和研究》，1936(6)。

(23)宋毅军前引文。

第四节 孰进孰退

关于张学良扣蒋初衷及其在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在事后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蒋介石《西安半月记》12月1 4日“日记”中记述的张学良的一段谈话了。据蒋说，当日晨张学良泪流满面而来，半晌无语，自行退去。正午又来，再流泪称：

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如太简默，如余以身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①

按照蒋介石的这一说法，张学良自事变之次日，即13日就已经读过蒋介石的日记和重要文件，发现蒋早在秘密准备抗日，因而开始悔悟，决心全力保护蒋介石并千方百计要将蒋安全送回南京。由此又衍生出这样一些说法：比如张学良一再向蒋介石、宋子文等表白自己与杨虎城不同；张学良当时主和，杨虎城主战；张学良竭力保蒋安全，杨虎城坚持扣蒋甚至试图对蒋不利。②

蒋介石事变前所记关于秘密准备抗日的日记内容如何，迄今未见其详；而上文所说之“重要文件”，亦仅见于个别人之回忆，且不明究竟。③此等说法虽有张学良20世纪50年代发表之《西安事变忏悔录》等可为参照，但因蒋、张两文均系事后在特殊背景下所作，且曾由专人协助整理，不免有某些人加工修饰之可能，未必可以全然以为第一手的史实根据。

关于《西安半月记》中所谓日记纯系蒋之“文胆”陈布雷按照蒋意加工给时人感知蒋人格伟大的情况，只要对照一下保存在台湾“国史馆”中蒋介石《困勉记》中同一天日记的片断即可。该片断记曰：

端纳、黄仁霖入见，端纳谓张学良已悔悟，恐公居新城为杨虎城操纵，急求公迁居。张学良亦来，谓“迁居后一切事皆服从委员长意旨，并早送委员长回京。”公乃许之。甫迁于张学良宅中，公既至，张学良提八条件，并明言之有共产党参加并言“委员长思想太旧太右”。公乃痛斥之，曰“尔何无耻无信一至于此!”晚端纳告公谓，“南京已决议讨伐张学良。”公乃曰“余心乃安。”端纳又言：“余与黄仁霖乃蒋夫人嘱来营救公者，而张学良昨日亦自知此事不易了，有电告余及蒋夫人，请来陕调处。”公乃嘱黄仁霖曰：“明日携余手书回京，致吾夫人。”是日张学良入见三次，每谒见辄泣，其一次以端纳电文视公，公见电首有“蒋夫人转电已悉。”句，遂泪下，泣不成声。张学良亦泣。曰：“但不可使外人知吾二人在此对泣。”公恶之，不与语。张学良出，公曰：“彼亦明知余为见蒋夫人三字而泣，而乃投机取巧，谓为见彼泣而对泣，其无耻竟至于此!”

《困勉记》因意在从蒋日记中摘取表现蒋介石于艰难困苦中意志卓越的记述，故往往有断章取义之嫌。再加上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作加工，内容亦未必能反映当年日记的原貌。但即便如此，将两则记述稍加对照，仍不难了解《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内容并不真实。况且如真有蒋介石准备抗日之日记及相关之文件存在，其对张学良思想触动如何，亦值得怀疑。

这是因为：其一，还在1935年10月中旬，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即派熊斌分别向西北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宣述参部对日计划”，④张学良不会不知道。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有关于“最后关头”的报告，张学良回西安后曾因此动摇过反蒋决心。⑤这说明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情况张学良其实完全了解，不大可能因读了蒋准备抗日的日记而突然间感动得泪流满面。其二，如前所述，蒋介石关于实行抗日行动的“最后关头”和他自信所能达到的抗日目标，都是以现实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为基础的，因此，张学良固然知道蒋介石有抗日要求与决心，但他更清楚依靠蒋介石所准备的抗日行动，并不能满足东北军和东北人收复失地、重返东北的强烈愿望。在这方面，两个人之间观念上、理想上存在的差距，远不是蒋介石决心抗日与否所能弥补的。其三，即使搜查中得到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日记与文件，同样也得到了蒋介石写给邵力子的那封密谋驱使张学良部南调的亲笔信，该信表明不论蒋是否有过一个准备抗日的军事计划，张学良的东北军事实上也不受信任，不仅一时不会被派上用场，而且很可能被调离抗日前线越来越远。⑥

其实，说张学良自事变第二天就因为看到蒋介石的日记等转而深感悔悟，相信自己在抗日问题上错怪了蒋，以致与杨在和战及对蒋问题上态度冲突，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第一手的文献史料所记述的情况是完全矛盾的。至于说张学良在12月14—18日之间“心理惶惑”，犹豫动摇，而因17日周恩来等来到西安，态度“又突趋强硬”，⑦更是离事实甚远。

根据第一手的文献史料，可以肯定地说，张学良绝不是那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鲁莽到完全不计后果的人。同样也可以很肯定地说，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也不曾有过所谓犹豫动摇，以致对自己的行为悔悟自责、痛不欲生的情况。张学良自始至终都很清楚，其扣蒋行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做了最坏的打算，这既包括积极准备为自卫而战，也包括准备不得已时对蒋“取最后手段”，直至“自杀”，或“入山为匪”。⑧

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在这里，不妨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之初至2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之间的各种信函和电报、在和战与对蒋处置问题上的言论，做一概要的排列。这些公开或内部发表的重要言论都是当时有关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相信要比那些事后整理过的和几十年后的回忆更加可信和可靠。

12日晨，在张学良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他就明确宣称因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他才决心与蒋破裂，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⑨

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⑩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便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11)

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自误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12)

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同样，“精诚团结，固为必要，但必须中央政策，悉合民意，始足以言团结”。相反若“政府拂乎民意，压迫群情，必难存在”。因此，此一事变“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13)

16日，张学良进一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与蒋介石“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自己之所以下决心捉蒋，就是因为蒋介石如今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张电告冯玉祥：“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但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要送蒋回京，“势难遵办”。(14)

1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仍坚持认为他们只是“不忍见国家之地致覆灭，万不得已，始有文日之举”，强调“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至于放蒋，除非蒋承认西安方面政治主张，否则“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不仅如此，张学良第一次公开表示赞同“容共之论”，并且开始同意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提议，当内战爆发、西安被围时，对蒋“行最后手段”。(15)

18日，张学良复电孔祥熙、何应钦等，强调“救亡无方，空言商洽，非弟本意”，除非中央确有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否则“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张甚至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16)

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及孔祥熙等，对中央军继续进攻反应更加强烈，再度警告说：“弟等发动此种惊天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诸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南京既然早已敌视此间，不惜国家与民命，“弟等虽惜，亦复何用”，“如中央必欲造成内战，弟等亦惟有起而自卫”。(17)

20日，张、杨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更是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与南京开战，故一面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以抗日为名行欺骗之实，一面号召两军将士准备决一死战。书称，绥远抗战，中央只派出两个师，阎锡山要求调20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在绥远的抗战中，中国飞机半架也没有，据中央说是天气太冷，而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轰炸，再不管天气冷不冷了。“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张、杨更批评蒋介石的准备抗日论，称这是自欺欺人，我们准备到五分，日本已准备到十分了，况且他们也不允许我们准备，必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各种各样的枷锁把我们束缚得死死的，教我们动弹不得，我们如何能够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来准备?张、杨明确认为，西安事变的行动正是因为他们不信任那些“变相汉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领导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以致不得不武力制止之。我们这样做，“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18)

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之中，我们完全看不出张学良有过任何退缩的表示。不仅周恩来到西安之后其态度日趋强硬，就是在周恩来到西安之前，张的态度也是同样的坚定。仅以张学良14日晚在广播电台的强硬表示与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张14日中午痛不欲生的悔悟谈话相比较，就不难让人对蒋介石事后的说法产生严重的疑问。事情很清楚，在14日晚上张学良的公开讲演中，我们不仅完全看不到蒋介石后来所说的那种悔悟的表示，而且就是在对张学良始终强调的绝对保证蒋介石个人安全的问题上，其态度也是不那么确定的。张学良在讲演中含蓄地表示，无论是对整个事变之解决，或是最关键的处置蒋的问题，他都主张“一切办法，决诸公论”。至于对可能到来的战争，张学良这时的态度更是再明白不过了。假若南京方面“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张将不惜视之为“全国之公敌”而与其“誓死周旋”。换言之，张将不再承认其为正统，而必欲将此全国公敌推倒之。试问，说张学良在14日中午对蒋痛哭流涕、悔悟自新，当晚又对全国民众慷慨激昂地公开宣告，决心与敢于褫夺其权力的南京政府“誓死周旋”，甚至准备将蒋之命运“决诸公论”，这是否能让人信服呢?再对照张、杨20日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其为达到事变目的，不惜以战争为抗日“清道”的态度，与其14日之态度事实上不是如出一辙吗?有什么理由说张学良曾因读蒋介石的日记或文件改变过自己的主张?又有什么根据说张学良曾经在事变过程中有过明显的动摇和悔悟?

有必要强调的是，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他所争的是政治主张。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曾“再三再三地考虑”，正是因为他坚信此举对国家民族有利，他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因此，他既不是鲁莽行事，也不会轻易放弃。主张实现，捐七尺之躯亦在所不惜；若主张不能实现，纵使因此爆发内战，对蒋“行最后手段”，战败“自杀”、“入山为匪”，也义无反顾。认为张学良在事变过程中并无固定的政治主张，因而事变后因情势与想象不同而左右摇摆，是完全说不通的。

张学良想要实现的抗日主张和行动是怎样的呢?这一点不难在张、杨事变当日向各方的公开通电中看到其究竟。该公告除了强烈批评蒋介石的误国政策以外，特别提出了如下八项政治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9)

这些主张事实上正是近一年来共产党人一直在积极争取和要求的。它的目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抗日要求，而带有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废止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联俄联共等项重大政治革新的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在很大程度上把蒋介石称之为“反革命”，并且在内部从不把西安事变称为“兵谏”，而是称之为“革命”的原因。联系到张早就在考虑是共产主义救中国还是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这样的大问题，(20)愿意了解并加入共产党，可知这时张在政治上实际上已经把共产党的主张同样地看成自己的主张了。也就是说，张学良提出或者同意这样一些要求，既非心血来潮，一时兴起，也并非是为了争取苏联同情，单纯地以此来标榜自己。张学良显然相信，蒋介石国民党的那些办法已经行不通了，法西斯主义的办法更不是前途。目前不仅是要抗日，而且还要救国；不论是要抗日，还是要救国，归根到底都必须实行这样一些根本性的政治变革。而这些政治变革之所以需要，很大程度上是张学良已经清楚地看出，仅仅指望或者逼迫蒋介石来领导抗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试想蒋介石在内心深处就把东北地区看成是“域外之地”，非今日国力所能及，“我们的东北四省……什么时候才收复回来”?纵使蒋一时答应迅速开始抗日部署，也“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因此，要想彻底抗日，要想贯彻收复东北四省的抗日决心与行动，张学良非依靠政治上的变革不可，非根本改造充斥着亲日派和妥协势力的南京政府不可，非将中央政府置于全国各抗日党派团体的革命监督之下不可。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在事变中始终坚持改组政府等政治主张，并且坚持不达目的不罢休，因为他确信放弃这些主张，收复东北必将是一句空话。正因为这些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政治主张是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过去统治方式的相当程度的否定，因此张学良也不能不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着与顽固坚持既定方针，不惜以武力贯彻其方针的南京政府当权派拼个鱼死网破。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自然更加紧密，他对苏联同情和援助的期望值自然也就更高。

张学良十分清楚，事变的成功解决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众多地方实力派同情并赞助其主张。

没有中共和红军的参与和合作，事变虽可发动，却无论如何不能支持下去。这不仅因为作为缺少政治斗争经验的军人，张学良自知“良部及杨部之无能”，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难免“彷徨束手，问策无人”，(21)而且因为他清楚地了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远不及红军能征善战，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之巩固，也需要有红军作为核心骨干加以支撑。若没有红军的积极参与，一旦南京中央军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不要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军事上将难以抵抗，内部巩固上恐怕也很难不重蹈两广事变的覆辙。况且，在中共与红军同情与支持的背后，更重要的还关系着苏联的同情与援助问题。没有中共与红军的同情与参与，自然也就谈不上苏联的同情与援助。而没有苏联的同情与援助，国内各实力派势必会借鉴两广事变的教训，置身事外，甚至干脆站在南京正统一边，反其道而行之，陷张学良于不义。如此则事变必将陷入长期僵持甚至长期战争的局面，结果必难成功。即使是退一万步，蒋介石屈服于武力压迫，南京方面也迅速妥协，若此举不能取得苏联信任，中国的抗日，特别是东北的收复，也仍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至于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屈服与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却是两者居一即可的事。若蒋与南京屈服，自然大功告成，一切顺利。纵使蒋不屈服，南京公然诉诸武力，若有众多地方实力派取中立甚至同情立场，有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和苏联的暗中援助，西安等重要战略城市和交通要道虽然开始时可能不守，但在除掉蒋介石以后，政治上、军事上群龙无首的南京方面未必能够在军事上占到什么便宜。这也是可以预料的。

问题是在上述三个致胜条件上，张学良最初占了几个呢?

中共与红军的支持是确定无疑的。苏联方面的态度，张最初显然不甚了了。南京政府公开反应强烈，各地方实力派也颇不赞成扣蒋行动，这多少也在张意料之中。重要的是“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非降非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南京除亲日派外，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主张调和，其内部之分化已显而易见。(22)如此算来，在上述三条件中，张学良最初至少占了一半，苏联且为未知数，地方实力派之表示也各有区别，事实上并非真的就支持南京亲日派之强硬立场。因此，当周恩来到达西安之际，张学良的估计相当乐观，相信“此间诸事顺利”，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快得到苏联的消息了。一旦苏联暗中同情并支持，实际上即可算是大功告成了。

的确，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前途将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张学良这时自然格外关心苏联方面对他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他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并且在周恩来至西安后，更是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23)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如何，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苏联《真理报》12月14日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的社论，早已尽人皆知。(24)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给中共中央电报指示的内容也已经公诸于众。可问题在于中共中央究竟什么时候得到来自苏联的指示，而张学良对于苏联的态度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时至今日，这两个问题仍旧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中共中央究竟什么时候得到来自苏联的指示呢?关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疑问其实主要集中在中共中央是否较早地收到过一封斯大林的电报指示的问题上。有关这封电报指示的情况，最流行的传说有两个。一个有关斯大林电报的传说来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57年发表的《红色中华散记》。其中介绍了他在1937年11月与宋庆龄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得知宋庆龄在西安事变时“曾转送过斯大林给毛泽东的那份电报。电报声称：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并与他们断绝关系。一些著作认为，宋庆龄曾经利用她的电台向陕北的中共中央“转发”过斯大林的这封电报。(25)

要证明这个传说的不确切应该说并不十分困难。这是因为斯诺之所以相信斯大林通过宋庆龄转送电报指示一说，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共中央当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有着直接的电报联系。否则的话，斯诺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斯大林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不通过他们与中共中央的直接电台来发布命令，而要转经远在上海的宋庆龄来向中共中央送交这一高度秘密的政治指示?包括斯诺在内，凡相信此说者在这里都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不了解中共中央与苏联有着直接的通信联络，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其二是误以为宋庆龄这时与中共中央保持着秘密的电信联系，因而相信斯大林这时除了采取这种方式向中共中央传送指示以外，没有再快的途径了。可实际上，宋庆龄这时与中共中央并没有直接的电信联络。

中共中央早期或许曾经试图与宋庆龄的电台建立通信联系，但由于中共中央和宋庆龄的电台功率均不大，这样的联系始终未曾建立起来。当时中共中央驻上海的代表李允生(即冯雪峰)自5月到上海开始工作以后，始终要靠写信向陕北中央报告工作情况。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潘汉年自10月到上海开始与国民党接触并谈判以来，也始终在为不能及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络而苦恼和焦虑。当时潘在上海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络只有两条途径，一是靠张学良设在上海公馆里的电台，一是靠国民党为便利其谈判而提供的一个专用电台。前者需要中经西安张学良的电台转发，但遇张学良不在时，电台即不能使用，联络十分不便；后者虽因功率较大，可直发中共中央，却很容易泄露秘密，潘汉年急于汇报谈判策略及工作情况，每每愿意使用这一电台通报，以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曾几度严令其停止用国民党电台报告“家事”。显然，如果当时存在着一个自己可用的电台，如宋庆龄的电台可以与陕北中共中央直接通报，自然不会出现这许多困难与麻烦。因为这时李允生和潘汉年都与宋庆龄有着十分密切的工作关系。也正是因为不存在这样的电信联系，因此中共上海组织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建立工作电台。可是，此电台虽经在上海的外国友人协助建立起来，并从9月以后即开始调试，却因陕北电台电力太弱，根本叫不通，因此在西安事变之前未能发挥作用。(26)

不难得出结论，由于并不存在宋庆龄可以直接与中共中央通报的情况，因此也根本不可能存在斯大林求助于宋庆龄的电台来向毛泽东转达指示的问题。因为在没有直接的电台通报的情况下，按照李允生、潘汉年等向陕北递送报告的速度，最快也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相信斯大林会求助于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呢?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斯大林，不论是这时，还是过去，都不曾利用过宋庆龄的电台转发他们给中共中央的秘密电报。

另一个传说见于当时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的回忆之中。据张国焘回忆：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27)

张国焘声称：据后来王明回来说，这封电报正是斯大林本人草拟的。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根据有关档案文献记载和一些研究者的具体考证，(28)可以肯定在12月20日以前，中共中央没有收到共产国际或斯大林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任何一份电报指示。

根据一，张学良于12月17日曾专门致电毛泽东，询问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张学良在这一天以及第二天上午与周恩来的谈话中也再度提到希望尽快了解苏联的态度。毛泽东17日回电曾明确告诉张学良，苏联方面尚无电报到来。电称：

我们对远方(即指苏联——引者注)政府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民众运动情形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29)

周恩来18日也就此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他已告诉张学良还不知苏联意见，并请中共中央得到苏联回电后立即电告。周电称：

宜极愿知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彼衷心甚虑因此内战绵延，有碍抗战。我已明告国际及苏联意见虽尚不知，但如日本及汉奸硬要挑起内战，我们只有在坚决防御坚持抗日动员，争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汉奸，缩小内战，并连接到抗战上去。……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30)

考虑到三天以后中共中央在得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之后，立即向张学良作了转达，有理由相信，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时的说法是确实的，即中共中央至少在17日还没有收到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有关电报指示。

根据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直至16日才就西安事变发出专门的电报指示，从电报第一句“作为对你们来电的答复”的表述中，不难判断这确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几个报告的第一份电报指示。但此电以及另外一封差不多同时发来的电报却没有能够被译出来。中共中央18日曾就此给共产国际发电称：接连两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31)

如何看待中共中央18日的电报，在一些研究者中间显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不少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电报译不出来的情况?是不是毛泽东因为自己前此对策与苏联不同，故有意利用这一点搞了一个“时间差”?其实只要多少了解当时中共中央内部分工的情况和电讯方面的情况，就能够看出这种怀疑是缺少根据的。

就当时中共中央内部分工来说，党的总负责人还是留苏学生出身的张闻天，而非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也是由张闻天负责的。况且这个时期也不存在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的情况，这一点与20世纪40年代以后毛泽东因为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不得不严格控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络电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时候，绝不可能出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被个别人扣押起来而拖延向政治局传达的事情。从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16日来电后一连几天没有对其政策进行重大改变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并没有人在这里利用所谓的“时间差”来表明自己的正确。

这时的电讯工作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整个1936年，从已知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共这时的电讯工作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困难和问题。电讯联络在这时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无论是电台的选择、使用、维修、零配件的购置补配，还是发报、接收、译电等等，没有一项不需要一定程度的专门知识与技能。但当时的中共和红军，电台多半都是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来的，型号不一，大小不一，电池以及各种零配件补配困难，从而造成电台使用上经常出现问题。而中共的电讯人员，除极个别在苏联或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时受过专门培训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半路出家，文化水平也较低，因此错发错译、搞乱电码之事时有发生。再加上当时使用的电台一般功率较小，其电台多半又都要靠柴油发电，一旦天阴下雪(雨)或油料告罄，电台联络往往即告中断。因此种种，在电讯联络方面，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包括接收环节配合不当，以及收电或译文混乱不清的情况，在这时的国内电报联络中经常出现。这时的国际电讯联络工作，因为中共中央较为重视，配备人员较强，错误率相对要少一些，但也并非不出问题。更何况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方面，除了存在与国内通讯几乎同样的问题以外，还存在着密码种类过多(林育英、阎红彦、刘长胜、潘汉年均带回密码)，使用上容易出错的情况。7月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即因电台缺油而一度中断。双方自6月直接通电之后，其间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个别电文因不知用哪个密码翻译一时译不出来，以及个别电报译文中许多字译不清楚的情况。因此，共产国际12月16日来电偶然出现搞乱电码和译不出来的情况，应当是可信的。(32)

根据三，中共中央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度讨论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讲：“国际指示还未到”，因此新拟定的公开通电等暂时还不能发，要等两天再说。20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重新发来的电报指示，21日复电后者称：“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33)“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一句，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正式收到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的日期。

当然，中共中央在12月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并不意味着它对西安事变的方针在此之前没有变化，或者这种变化没有受到过苏联态度的影响。据说，中共在陕北能够接收到苏联政府的电台广播，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它应当能够得知12月14日以后苏联《真理报》发动的对西安事变的严厉指责。不过，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中共中央在12月16日以前已经知道了来自苏联的这种批评。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17日中共中央收到的潘汉年利用国民党电台发来的一封电报，其中译介了莫斯科《真理报》和《消息报》14日和15日的两篇指责西安事变和张学良行为的社论。另外，潘汉年在随后的一封电报中也明确提出：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态度应保持慎重，切勿采取与张、杨同样之行动。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中央至少17日已经得知苏联报刊的评论。只是中共中央这时还怀疑这只是苏联外交上的一种需要罢了，未必是其真实意图。因此，毛泽东在当天回复张学良的电报中，显然不是毫无目的地通知张学良说：“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34)

但中共中央更清楚地了解或者说更清楚地理解苏联态度的日子，看来还应当再错后一至两天。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在18日给国民党中央的通电，仍站在张学良、杨虎城的立场说话，通电中虽然已经开始承认可以保蒋安全，恢复其自由，前提却仍旧是必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且仍不愿承认蒋介石的全国领袖地位，强调“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35)而在20日之后，中共中央的通电则明显地站在第三者立场说话，向西安和南京“双方”提出建议，而其建议也不再为保蒋安全问题设置前提条件了，甚至张、杨所提议的改组南京政府、召集救国会议、释放一切政治犯等项条件，中共中央也不再提了，建议的主旨只希望南京政府能够同意停止进攻，立即召集一次和平会议，来讨论抗日救亡及蒋先生的处置问题。(36)这两个通电在落款时间上其实只差一天，但其要求相差之大，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为什么这两个通电的内容会有如此明显的差别?其原因是18日晚和19日白天，南京政府已经通过电台在反复广播苏联《真理报》严厉指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社论。这个广播不仅陕北中共中央听到了，而且西安方面也听到了，就连地处甘北前线的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也都听到了。周恩来当天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特别提到了这件事。电报称：“闻《真理报》批评西安事变无形中帮助日本侵略之发展。”在中共中央当天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也明确提到了这一消息，说：“苏联《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认为等于两广事变一样。”20日，彭德怀、任弼时也来电报询问：“南京新闻谓《真理报》载西安事件是挑拨内战之烟幕弹，将来利于日本进攻，张学良之举动乃投机行为云。中央对西安事件意义及前途估计请详告，张之扣蒋乃逼不得已之行动，应告国际。”(37)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此之前还并不是十分清楚莫斯科的反应与态度的。

正是因为有了南京政府新闻社的广播，中共中央于19日当天紧急召开了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与会者一致同意，事变发生后没有估计到南京方面以及各地方实力派会“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以致形成一个拥蒋潮流，使大规模内战的前途空前严重。张闻天明确认为前此的方针有问题，指出：“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而当毛泽东批评苏联对事变的态度，宣称“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变的实质都有抹煞”时，张则认为：“对苏联的舆论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可以使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尽管我们自己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但我们今后的做法在实质上还是要与苏联相一致。(38)

应当指出的是。19日会议较之13日会议在两个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一个是否定了任何反蒋的可能性，承认对蒋生命安全的任何明显的威胁都只能造成严重的内战前途；另一个是明确否定了在西安成立政府的任何设想，承认任何否定南京正统的做法必然地要使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当然，关于如何结束内战危险问题，会议上仍未能找到行之有效的具体办法。毛泽东总结说：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有两种方法，一是文章调停，一是武装调停，内中是很复杂的，要转很多弯子的。特别是在南京和西安两方面，我们固然应当争取南京，但更要争取西安。言外之意，不论苏联态度如何，一旦在南京和西安两者之间出现无法调解的冲突时，共产党事实上仍要站在西安一边，甚至不惜用武装调停的办法支持西安来把内战停止下来。(39)这样一种态度，即使在中共中央20日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电之后也没有改变。

在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发出的党内指示当中，中共中央第一次在肯定事变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批评事变因为“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但指示仍然明确规定：中共与红军仍要“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甚至要“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40)这种决定说明：中共中央在支持张学良的问题上基本没有改变原先的立场。

了解了中共中央在什么问题上转变了自己的做法，自然也就比较容易了解张学良因为苏联的态度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不可否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在相当程度上是寄希望于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的。因此，苏联舆论公开的反对态度，不可避免地会使张学良感到不满。但简单地根据这一逻辑关系来判断张学良的反应，甚至说什么张学良因此对共产党也开始表示不满，却未免有些武断。(41)

应当了解的是，张学良因为高度重视苏联方面的反应，并且与上海有直接的电台联系，还在他17日打电报给毛泽东询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时，就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莫斯科的公开反应了。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当然不是依据几十年后某些当事人的不那么可靠的回忆，而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张学良在询问国际反应时所用的“批评”二字。张学良本来在这里有许多字眼儿可以选用，像“意见”、“指示”、“看法”、“反应”、“态度”等等，可他偏偏只选用了“批评”二字。这很有可能是他在听说了苏联舆论的公开批评之后，所作出的一种本能的选择。但一切细心的读者恐怕不应当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张学良由此对苏联“最感烦恼”、“表情愤懑”。仔细读一读张学良的这封电报，我们就会看到，张学良并不是那种轻易地会被表象所迷惑的人。如果张学良这时已经对苏联表示“愤懑”，他还有必要急切地再去证实这种消息吗?而且在电报中也看不到张学良有任何“愤懑”和“烦恼”的表示，相反他表现得相当乐观，宣称“此间诸事顺利”。如果张学良把苏联的反应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他还会有这种乐观的表示吗?可以肯定地说，张学良对苏联报刊的公开反应固然重视，但他更重视的其实还是内部的意见。也就是说，他并非不了解外交关系与党的关系其实是两回事；他同样很清楚，“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的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在这封电报里并没有问远方政府的意见如何，而且是特别选用了“国际”一词，希望了解“国际……有何批评”。

张学良什么时候了解到来自国际的指示呢?确切的时间应当是12月21日晚8时。毛泽东在前一天曾在这个时间通过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后者似未收到，第二天这一时间再发，周、张始有复电表示收到并赞成国际来电。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的电报内容，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即毛泽东转述的电报删去了季米特洛夫原电中的第一段的内容，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段话在实质上与苏联报刊上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根本否定西安事变具有任何积极意义。它区别于苏联报刊宣传的唯一之点，就是它虽然仍不能相信张学良，但并不认为张学良的这次发动带有《真理报》社论所说的日本阴谋的背景。(42)不难想象，如果张学良得知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在对事变的评价问题上如出一辙，其感受必然会相当复杂。问题是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足以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只将下面这些内容告诉了张学良：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43)

我们从上面这段文字和建议中能够看到些什么呢?第一，共产国际未必完全赞成发动这样的事变，但它并没有否定这次事变，相反，它赞成通过这次事变来达到某些积极的政治目的。第二，共产国际赞成张、杨所提八项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即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保障人民权利，联红联俄(尽管不要公开提出联俄口号)共同抗日。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并且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这样一封国际的来电，对这时备受外界讨伐之声困扰的张学良，究竟是一种宽慰呢，还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呢?结论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事情的发展至此只有一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多少有些情绪化的关于公审或除掉蒋介石的要求，重新准备在承认南京正统的基础上解决事变了。除此之外，一切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从周恩来的复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西安的所作所为，也只是在处置蒋的问题上的策略将有所改变，其余对策一概照旧。复电称：“来此四日，中心抓紧在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宁府，巩固三方联合，加紧战争准备。对取断然手段，故(已)觉不利，今得国际电当更照此方针做去，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而与张、杨讨论结果，他们现在也“更懂得坚持有利”，准备加紧向各省活动，以推动改组政府，并且相信要“促进南京分化，与红军合作，仍宜先从西北做起”，而西北“欲停内战，除政治活动外，战争胜利亦可促其反省”。基于这一认识，“西北联合局面张、杨及其部下左派均望早日宣布”，以坚定内部，影响国内。其办法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前此之提议，此事因毛泽东后来顾及外交及为延缓内战，一度提出暂缓发表，但考虑到红军现在正在向西安附近集中，迟早必须宣布，因此，在征求张、杨意见后，周恩来明确提议：

(甲)红军过邠县后，即应对外发表宣言。

(乙)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亦应联合宣言，说明联合抗战保卫西北的意义，并坚决抗拒企图侵占西北、破坏统一战线的任何敌人。最后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并推举张为总司令统一指挥。

(丙)抗日联军西北军政会我方推毛、朱、周、彭、贺、刘、宋、宋。

(丁)红军即为抗日联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

(戊)军政会参谋长拟推剑英(张要他)。

(己)军政会下各种组织，我方应准备伯渠、尚昆、瑞卿、季壮来参加。

(庚)红军加入抗日联军后，其给养薪饷补充应有初步改变，并由西北军政会统筹。

(辛)地方武装一概以抗日义勇军名义出现，其供给仍由地方筹给。

(壬)在全国民主政权未建立前，苏区政府仍旧，只名义上冠以抗日字样。

(子)红军在抗日地区行动的政策请……速定出宣布。

(丑)在抗日联军宣布后，共产党应在群众中公开活动。(44)

显而易见，在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中央的关系不是变得不信任了，而是更加密切、更加巩固了。张、杨“闻红军东来均甚高兴”，并催红军快来，希望尽快公布西北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张学良并且明确告诉周恩来，现仅西安城内，就存有现金和钞票1800余万，此地每月仅开支250多万，武器弹药也有大量储存，如果南京方面坚持不妥协，坚持几个月绝无问题。

①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②关于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期间在和战以及对蒋处置问题上立场矛盾的说法比比皆是。除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屡有关于张私下向蒋介石、宋子文等述说事变皆因杨催促再四而起，杨一度反对停战，反对释蒋的文字外，张学良自己以后也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有类似的说法。其余如蒋鼎文的回忆，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等也都认为张“于了解蒋公抗日计划后，内心实有愧悔，因而有心保护蒋公脱险”，杨虎城“不愿和谈，意欲决裂”，并且“态度恶劣，不愿释蒋公回京”。

③迄今所见公布之蒋介石决心抗日的文字，仅见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手书“期于十年内湔雪国耻”等极少数文件，日期均远在西安事变数年以前。相信这数件早期文件，蒋当不会于1936年12月仍带在身边。另这里所说的“重要文件”亦仅见于唐君尧的回忆中。唐君尧在回忆中称他在搜查蒋于华清池的房间时，发现蒋亲笔所拟“对日抗战计划”一件，但计划书内容如何则只字未提，只记得其中有新编部队序列表一件，内定蒋为“最高统帅”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张学良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见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299页。

④《徐永昌日记》第三册，477页。

⑤潘汉年1936年8月的报告。

⑥关于蒋介石不信任东北军的情况，还可以证之于徐永昌的日记。徐日记称：10月9日，阎锡山建议徐向蒋介石建议“拉东北军入绥”抗日，徐谓：“东北军作战力薄弱，而军纪太坏，若久戍而敌不至，失尽民心，是用之则所得不偿失。”阎坚持不可，仍要徐请示于蒋。10月17日，徐到杭州见蒋，询以阎先生拟请东北军守绥事，蒋当场否定，称“东北军通共已为不可掩事实，然在张汗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害国家，否则不堪想”。至于请其守绥，显不妥。《徐永昌日记》第三册，475－476、480－481页。

⑦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98、104－105页。

⑧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⑨《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3－1054页。

⑩《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6－1057页。

(11)《张学良文集》第2册，1066－1067页。

(12)《张学良文集》第2册，1070页。

(13)《张学良文集》第2册，1073，1085－1077页。

(14)《张学良文集》第2册，1080－1081页。

(15)《张学良文集》第2册，1088页。

(16)《张学良文集》第2册，1089－1090页。

(17)《张学良文集》第2册，1096－1097页。

(18)《张学良文集》第2册，1102－1103页。

(19)《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5页。

(20)周恩来在1936年4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转述张学良的话：“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蒂。”

(21)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2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与研究》，1986(6)。

(2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24)《文献与研究》，1986(6)，46－47页。

(25)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全译，2—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傅虹霖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不仅以斯诺此说为依据，而且明确肯定这一过程是：“斯大林的电报发给了上海的孙中山夫人，然后由她转发给毛泽东”。见傅虹霖前引书，237页。

(26)参见《李允生报告》，1936年9月14日；《周恩来致刘鼎转汉年电》，1936年12月10日；《周恩来致小开电》，1936年12月12日，等。有关中共曾经在上海依靠外国友人帮助建立过一个电台的情况，还可以参看路易·艾黎著《西安事变前后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一文，内称在他家的顶楼的小房间里，曾“设置了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由甘普霖负责。有两个德共年轻的女党员维特·玛亚和菲莉·玛亚协助他工作。我们通过这部电台与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路易·艾黎所说的这个甘普霖叫亚历克·甘普霖，是位英共党员，公开身份为上海电力公司职员。关于这一回忆的具体细节可能还有一些需要详加考证的问题，比如回忆中说这部电台是“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显然令人怀疑。因为路易·艾黎未曾参加过共产国际的任何工作，且艾黎与史沫特莱关系密切，刘鼎即是史沫特莱送到艾黎家藏起来的。可是共产国际这时对史沫特莱的政治背景深表怀疑，对刘鼎也不信任，再三告诫中共要对他(她)们保持警惕，因此很难想象共产国际中国组(事实上共产国际也没有这样的组织)会毫无顾忌地在与此二人关系密切的艾黎家里设置秘密电台。当然，从回忆的内容看，这部电台确实是存在过的，只不过它并不是共产国际的电台，恐怕正是李允生在上海建立的那部电台。从回忆内容也可以看出这部电台与陕北并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系。

(2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333页，北京，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深信张国焘这一说法的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著作有吴天威的《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和李云汉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

(28)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考证的文章主要是丁雍年的《有关西安事变史实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11)〗和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29)《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l7日，载《文献与研究》，1986(6)。

(30)《文献与研究》，1986(6)。

(31)《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8日。

(32)可以相信中共中央18日电报所言不虚的理由还有一点，即这时分工负责与共产国际电报联络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从半年来已知的大量与共产国际来往电报的署名看，由毛泽东署名或参加署名的致共产国际的电报只有8月25日一封，其余去电署名绝大多数为“洛甫”(即张闻天)或由张起草，署名“中央书记处”，另有少量署名“林武”(用林育英带去的密码)。且这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也不存在40年代后由任弼时一人掌管，直接向毛泽东个人负责，非经毛泽东同意，不向政治局传达通报的情况。这时，共产国际凡有重要指示，中共中央还从来没有不经集体讨论就贯彻的。

(33)丁雍年：《有关西安事变史实的几个问题》。

(34)载《文献与研究》，1986(6)。

(35)《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载《文献与研究》，1986(6)。

(36)《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致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9日(实际日期应在20日)；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彭、任致主席团电》，1936年12月20日。

(37)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38)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39)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40)《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实际日期应为20日)，载《文献与研究》，1986(6)。

(41)根据当时曾经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人的回忆，一些研究者向我们描述说：当时“最使张学良烦恼的是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可以取得苏联谅解，尽释中东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刘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以后苏联连续抨击西安事变，16日，苏联正在广播，张对刘说：‘听见了么?’表情愤懑。张以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见张魁堂《张学良传》，208页。

(42)苏联政府的真实态度应该说是同这里所说的内容相一致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5日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时就明确表示：“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唆使。”载《文献与研究》，1986(6)，48页。

(43)《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6年12月16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3)，78页。

(44)《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2日，前引《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公开发表此电文时误注为23日。)

第五章 从革命到兵谏

第一节 皆大欢喜

12月20日前后是西安事变最微妙的阶段。此时，何应钦及“讨伐军”前线总指挥刘峙杀气腾腾，中央军步步进逼，西安已笼罩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中。西安方面不得不迅速结成军事同盟，张学良、杨虎城更是信誓旦旦，公开宣言不惜一切牺牲，也要粉碎南京的“恶势力”，红军、东北军因此火速赶往西安附近，准备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至22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又接连致电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明确主张必须迅速宣告成立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①此举一旦成为事实，无疑将使西安与南京之间本来就极其紧张的对抗形势更具有爆炸性。

在已得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必须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指示之后，张学良等人的这一要求顿时使中共中央陷入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不同意吧，显然会使张学良、杨虎城对中共和红军的动机产生怀疑，动摇对自己的信任；同意吧，势必会取消中共目前所极力争取的第三者地位，并加剧南京与西安的对抗。

23日，中共中央再次进行了紧张的讨论。毛泽东明确讲：张学良提出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巩固军心民心，我们本来主张对内宣布，对外不宣布，但我们去电后，他却急于要宣布。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等于成立事实上的政府，如果对外宣布，我们第三者的地位就要取消了，可是现在中心问题是张、杨已处在相当紧张的环境之中，不参加这个政府又不行。他考虑再三，认为还是实际参加，暂时在内部宣布，并做公开宣布的准备，一旦打起来，就应公开宣布的好。这个问题很自然地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内部形成了不同意见。多数人认为现在完全可以公开宣布，没有必要回避与张学良、杨虎城结盟的事实，这不仅是为张、杨撑腰，而且也是争取和影响西南、四川等地实力派同情西安事变的一种手段，宣布利大于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停止内战，公开宣布不仅不利于我们站在第三者地位对南京方面进行和平工作，而且容易给亲日顽固派以借口，加剧紧张局面。甚至有人认为即使对内宣布也不应当，因为在陕甘军政内部宣布，实际上也就是对外宣布了，因此，还是实际参加而对内对外都暂时不宣布的好。经过反复讨论，会议最后的结论是，采取实际参加、暂不公开宣布的办法，在未与南京全面冲突之前，自己仍努力保持第三者地位以便于进行转圜。②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正式答复西安方面称：一方面为争取全国同情，便利外交，另一方面为巩固军心民心，争取战争胜利，坚持已成局面，决定：“(甲)包括红军在内的抗日联军组织，对内立即发表，但对外暂时不发明码通电，不发广播，准备于红军实行参战时发表之。(乙)包括我们名单在内的西北抗日军事政治委员会立即组织，并实行工作，但对外均暂时不发表，何时发表有利，依情况定之。(丙)此时只发表张、杨联合宣言，张、杨及我们联名宣言，立即准备好，发表时机稍为等一下。(丁)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干到底的基本方针是确定了的，实际的军事政治工作是立即共同一致地做的，仅为顾到争取南京、山西、四川、广西、河北、山东及蒋系军左派中派起见，把对全国宣布一事稍微迟缓一下，至张、杨对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内部应尽量宣布联红联共之方针，以振军民之心，则是毫无疑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具体去电说明，中共方面准备以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和徐向前五人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周恩来和林伯渠暂不参加以便于对国民党进行工作，要求周恩来等务必向张、杨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此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当然，中共中央实际上还是做好了一切准备，一旦南京坚持不与西安妥协，全面战争打响，中共和红军还是要公开地站到西安一边来的。到那时候，什么第三者地位，怕是统统都不需要了。毛泽东为此明确电告西安：中共的原则是“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但中共中央不能不感到担心：在张学良明确表示需要中共公开支持的时候，只在私下里作出保证，“张、杨是否会因此不满意?”③

真是再凑巧也没有了。就在中共方面还在为如何保持第三者地位与公开支持张学良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深感不安的时候，和平的可能性已经在西安降临了。张学良很快就看到了另外一种，也是他更希望看到的，在目前情势下更便当、更稳妥的解决办法。

就在战争的乌云伴随着南京当权者的电闪雷鸣，一阵紧似一阵地压向西安城的关键时刻，在南京方面涌动着的逆向而行的和平暗流也迅速形成势力。此股暗流的始作俑者，自然就是宋美龄和宋子文等人。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强烈担心武力威迫的结果，反而会将张学良等逼上梁山，最终害了蒋介石。因此，她不顾一切地力挽南京主战派掀起的战争狂澜，坚持通过和平方法来解决争端，即使蒋介石为此颜面上要受些损失，也在所不惜。蒋之顾问端纳飞赴西安及劝蒋之态度，即与宋美龄有直接关系。同时，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姻亲，自然也全力以赴地站在他姐姐的一边，四处游说，甚至不顾何应钦等人阻拦，独自飞往西安，进行和平劝说的工作。

当然，宋子文这么做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宋子文曾经是南京政府地位显赫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宋子文始终主张政府应当在对日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并且反对蒋介石为剿共军事大举国债。结果，宋子文日渐明显地与蒋介石和汪精卫发生了意见分歧，最终不得不在1933年10月宣告辞职。④以后，宋虽一直被蒋介石摒弃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决策圈之外，却仍旧试图在抗日及和共问题上发挥作用。南京方面最初与中共中央的秘密接触，宋子文就曾积极参与和提供帮助。对于两广事变，宋子文也始终站在同情的立场。甚至对于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国防政府的主张，宋子文同样在背地里表示赞成。对于深受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主持的救国会，宋子文更是大力支持并秘密捐款以协助其开展活动。以致共产党在上海的代表乃至中共中央都认为“宋子文表现是非常好的”，在南京政府领导人当中，可以说是“最好的”。⑤此次西安事变的发生，对于宋子文来说，未必不是一次重新伸张自己主张的机会。他之所以不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和种种流言，冒险代表宋美龄于20日飞抵西安进行调处，其目的大抵也是为此。⑥如果蒋介石能够顺应大势，就此改变政策，他自然可以重新发挥重要决策作用，实现其政治抱负。

宋子文到达西安当日，即与张学良、杨虎城见了面。毛泽东因得知宋子文同情事变，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要他设法见宋，以第三者身份提出和平解决事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见。但据张学良事后告诉周恩来：宋子文确实对中共有好感，但不敢见，担心宁方知道会对他不利。张学良并且说：“宋子文来，南京多方阻难，对其他抗日中委亦限制其自由，惧他们来西北创新局面。”张曾劝宋子文出面召集救国会议，协助改组南京政府，宋子文表示因目前尚无响应事变者，现在出头不大可能，且以南京目前态度，亦不能表态，但他“对义举同情”，相信“坚持日久必有变化”。

虽然出于安全考虑不能不谨言慎行，但暗中同情西安事变、希望借此重登政治舞台、实现政治抱负的宋子文，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推进自己的政治理想。蒋介石在他事后整理的《西安半月记》中，关于宋子文第一次来西安的情况，只记录了其20日和21日三次见蒋的简短经过和几句生死离别的谈话，⑦其余概无所记。但是，宋子文的日记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两人初次见面的情形。

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

我一个人面见委员长，他激动异常并失声痛哭。我安慰且告诉他，此事件并未让他蒙羞，全世界都关心而且同情他的遭遇。……他说，他拒绝在胁迫下答应任何条件，而唯一解决之道是武力。我指出情势危急之处：军事上胜利并不能确保他的生命；即使西安被攻占，他们也可以撤退到邻近共产党地区；随着内战的蔓延，国家将会分裂。他的性命攸关国家存亡，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下午，汉卿见委员长。他说，在我与委员长会面后，委员长已采取较为理性的态度。还告诉汉卿，如其军队愿意到绥远去，他会同意。

我见了委员长。他说，他已经(一)答应汉卿，允许他的军队到绥远去。(二)四项条件可以在大会上讨论。(三)陕西政府可重组，杨将军可以提名人选。他要我和张、杨讨论这些问题。……

我整晚设想办法。……汉卿坦白告诉我，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委员会已经决定把委员长交由共产党保护。此非虚言恫吓。⑧

据张学良告诉周恩来，宋子文确曾从侧面劝说蒋介石不妨对张学良他们所提的要求稍做妥协，设法转圜，蒋也确实有所答复。只是蒋介石这时仍不承认张、杨的政治主张，只同意：“张杨主张交蒋提三中全会，东北军可援绥，陕西交杨。”⑨张学良、杨虎城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坚持蒋必须就他们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作出明确的妥协与保证，否则问题仍不能解决。⑩对此，宋子文相信既然蒋介石已有所让步，下面的文章仍有希望继续做下去，他将很快返回南京，接宋美龄来西安，一方面继续劝蒋让步，一方面也可以和缓内战，促进南京及黄埔系内部的分化。

宋子文这时的态度和谈话，未必毫无策略手段在内。但以宋前此与蒋介石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严重矛盾而论，说宋子文这时会如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所记述的一样，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坚决抵制张学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张，(11)这无论如何不合逻辑。要知道，如果蒋介石因此顺利获释，重登统治宝座，内外政策一无所变，他宋子文即使因此而备受青睐，再入政府决策圈，结果也还是要因其政策主张与蒋格格不入而重蹈覆辙，即进去了也还是要再出来的。当然，在这样一种极为特殊的背景下出面劝诱蒋介石多少改变政策主张，联系到前此两人已经存在的严重矛盾，搞得不好很可能会给蒋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因此，宋子文做起来恐怕也很困难。没有人知道宋子文在私下里究竟是怎样劝说蒋介石的，后人能够了解的只是，不惜冒生命危险亲临西安与反叛者接洽谈判，最终成功地使蒋介石获释的宋子文，照理劳苦功高，事变之后应备受信赖，委以重任，可回南京后宋却仍备遭冷落和不信任，时间长达4年之久。(12)由此可知，宋子文在解决事变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并非让蒋介石那么满意，否则，蒋介石怎么说也不会这样对待这位冒死救驾的大舅子。

宋子文在西安救蒋过程中究竟做了些什么呢?通过宋子文在谈判过程中的言论主张可以看得很清楚。

由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的谈判，正式开始于23日。毫无疑问，蒋介石同意进行这种谈判，宋美龄是起了作用的。宋美龄是在宋子文、蒋鼎文等陪同下，于22日飞来西安的。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透露宋美龄22日下午到后，曾力劝蒋“应先设法脱离此境，再言其他”。(13)至于宋美龄所建议的方法是什么，蒋自然无只言片语之吐露，但联系宋美龄前此即曾有过“宁抗日勿死敌手”的劝告，不难判断宋美龄这时会说些什么。不仅如此，还在张学良接宋美龄由机场回西安蒋介石住处的路上，宋美龄就曾经明确告诉张学良：“她力主和平与抗日。”(14)因此，宋美龄到后，蒋介石的态度迅速有了大大出乎张、杨意料之外的重要转变。据周恩来谈判当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以知道，宋子文告诉他们，蒋在经过了端纳、宋子文以及宋美龄的劝说之后，这时已最终同意可以对张、杨的主张做某些让步了。这种让步表现为：“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15)

“暗示”云云，在这里大有文章。所谓“暗示”，说白了就是蒋介石其实并没有直接答应什么或肯定什么。但实际上从宋子文日记的记录看，蒋恐怕并非是“暗示”，而是明示。宋日记称：

(22日)晚上，我面见委员长，征询对周恩来想见他的意见如何。但他说，要与蒋夫人一同会见周。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废除：(一)中国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名义；(三)阶级斗争；(四)愿意服从委员长之领导。去告知周，他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如果需要，他会要求蒋夫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三个月内召开国民大会。但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求国民党大会把权力交给人民。国民党重组后，他将：(一)同意国共联合——假如共产党愿意服从他，正如同他们服从总理；(二)抗日、容共、联俄；(三)同时他愿意给汉卿收编共产党员的手令，而收编来的伙伴都会配备良好的武器。(16)

比较周恩来的电报，可知周的汇报恰恰就是宋子文日记中所记述的内容。只不过，周并未说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要求，并将国民大会记成了救国会议而已。

据周报告说：谈判分两部分，首先是周恩来代表张、杨向宋子文介绍西安方面目前的六项条件，然后就是宋子文提出具体办法并进行讨论。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子文对改组政府一事早已胸有成竹，一上来就提议：

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傲、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17)

宋子文想借蒋落难之机达到怎样的目的，由此可以一目了然。问题是蒋介石对此将会作如何感想，如此伤筋动骨地变动政府内部成员，纵使不考虑对蒋介石今后在权力运用上的妨害，难道不会严重地损害蒋介石的政治威望和地位吗?时至今日，大概已经没有人能够了解宋子文的上述宏图大志究竟带有多少一厢情愿的色彩，但从事后的发展结果来看，至少可以肯定，宋子文在这一问题上的热心与期望看来是过高了。蒋介石并没有赋予他具体讨论改组政府人事的权力。

但宋子文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过分的乐观情绪深深感染了他的谈判对手，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某些假象。改组政府的问题已经谈到如此程度，难道其他问题还不容易解决吗?对于蒋突然表现出来的这种转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理所当然地要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也开始积极就新政府人事问题提出建议，比如提议以邵力子长内政，并且同周恩来一道，力主让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并委杜、沈、章等人为次长。张学良更明确提议：现在即可考虑改编西北红军，照国军待遇，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讨论中，他们甚至对于是蒋下令撤兵之后即放蒋回京，还是撤走中央军，释放救国会领袖之后再放蒋的问题似乎也不那么特别在意了，尽管他们仍坚持蒋介石必须满足他们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西北组织三位一体的军政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组织，但他们看起来似乎毫不担心，确信如今这些要求在蒋介石那里都不会成为问题。一切障碍都因蒋介石的“暗示”和宋子文的许诺一风吹了。周恩来更是急忙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注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项条件)……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18)这说明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已经开始相信，蒋介石很可能会迅速承认六项条件，并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既成事实，释放蒋介石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西安方面新提出的六项条件包括以下各点：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19)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六项条件除了在比较敏感的国民党领导地位问题上，即在改组南京政府的形式问题上较之原来的八项条件略有退让外，总的要求不是比八条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这也就是说，在事变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张、杨方面不是如蒋介石、宋美龄事后所记述的那样，几乎放弃了前此的条件，或者全面妥协，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使其条件变得更激进了。

比较张、杨事变之初所提之八项条件，可知新的六条只放弃了“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的要求，原八条中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四条已合并为“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原八条中第二条(停止一切内战)，则根据现实情况修改为“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原八条中第八条关于召开救国会议者没有变化。而原八条中之第七条(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则扩充为两条，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和“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特别是这后一条不仅是对蒋介石既定国策的根本否定，而且清楚地表明了张学良、杨虎城决心与中共同进退的坚定态度。

西安方面条件之修改，当然有共产国际指示的因素在里面，但这并不等于说张学良、杨虎城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不论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都有着极强的个性，远不是那种容易受人摆布的人。所谓“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20)恐怕也只能解释为周更能言善辩，更具有判断力而已。但坚持事变不达目的不止，大概作为事变真正主谋的张学良，还要远胜过周恩来许多。除了前述张学良公开的各种表示以外，即使是在蒋介石事后透露的很少的几次谈话内容当中，我们也可以隐约地看到张学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态度之执拗。(21)甚至，中共中央于21日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正式提议修改张、杨前提之八项条件，主张只需要在增加几位抗日分子进入南京政府、中央军退出潼关、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国家合作等五项条件基础上即可与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22)张、杨对此也并未轻易首肯。特别是为了尽可能快地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达成妥协，中共中央的条件中删去了张、杨原来八条中直接涉及关于在南京政府中“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抗日救国”和“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甚至连其19日通电中所提出的和平会议的建议也取消了，对此张学良和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能同意，他们只同意取消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的要求，仍旧坚持保留召开救国会议这一条。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张学良和杨虎城仍旧有着自己的政治目标。难怪这时张学良认为中共的态度太“软”，而某些中共领导人反过来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有些“过左”呢!(23)但实事求是地说，对于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来发动此一重大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而言，这样考虑也确有其充分的理由。试想，仅仅同意保持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而没有建立起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比如救国会议之类)，并以此来对南京政府进行必要的监督，有谁能够保证在蒋回到南京之后，在枪口威逼下形成的西安事变的成果真能得以贯彻呢?有谁能够保证张、杨自己及其那些积极参予事变的部属日后不因此而遭受报复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张、杨对蒋介石的“暗示”十分满意，但在谈判中仍旧坚持蒋必须同意保持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在事实上的存在。这里的原因很清楚，要想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事过之后不受惩罚，非如此不足以对蒋形成约束。

不过，随着23日晚中共中央关于决心继续保持第三者立场，希望暂不公开西北三位一体的电报到来，张、杨及中共中央三者之间显然开始出现了更明显的不同意见。一个突出的迹象是，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得到中共中央上述电报不久，很快就通过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宋子文、宋美龄担保下，蒋如下令停战撤兵，允许回南京后实行我们提出的六项条件(见23日12时电)，是否可放蒋回宁?”周同时告诉中共中央说：“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24)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安方面突然间放弃了白天谈判中所提出的三项重要条件，把“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六项条件)”，要蒋当面允诺，改成了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爱国七领袖)，改成了只要蒋下令撤兵即可；把要蒋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一条根本取消，只要两宋允诺实现六条即可。

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能够确定西安方面释蒋条件的这种突然的变化，一定与中共中央上述电报的到来有关。问题是在周恩来当天中午12时就上午的谈判结果发出电报之后，至当晚11时周再发出西安方面修改解决条件的电报之间，并没有出现任何其他重要变故，使张学良有必要改变刚刚取得的谈判成果和他们已经确定了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条件，只有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能够对张学良等形成较大的冲击。因为，既然中共中央不同意公开宣布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继续坚持要蒋同意成立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组织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既然中共坚持站在第三者地位，坚持事件的和平解决，不大愿意公开地建立西北三位一体的政治军事组织，而如今和平契机又处于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25)有什么必要纠缠于一两条具体承诺而使自己背上战争的罪名，把和平的旗帜交给他人呢?(26)张学良即作如此考虑，事情遂由此而急转直下了。

24日，根据周恩来报告，张学良称，蒋就23日宋子文转述西安方面之六项要求，本日具体“答复张”，保证：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26)

张学良当日是否见了蒋介石，而蒋是否当面对他作出上述许诺，无论是在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还是在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皆无蛛丝马迹可寻，甚至连当日蒋与张见面的事都未提及。从周恩来的报告中也不能看得很清楚，电报中只有“今日蒋答复张”六个字。至于这究竟是蒋自己答复张，还是两宋转述蒋的答复，也不得而知。当然，这并不是说有必要怀疑张学良以上所言不是事实。联系23日夜周恩来转述的西安方面的要求，可知在宋子文和宋美龄的直接担保下，取得蒋对以后实行六项条件的允诺，至少还是西安方面是否放蒋的重要条件。张学良无论如何不会连这一点也弃之不顾，否则其坚持事变至今还有什么意义?况且张学良不能，也没有必要假传“圣旨”，因为次日与两宋的谈判必然要建立在蒋的这些承诺的基础之上。问题只是在于，无论周恩来，还是杨虎城，此后都没有能够照原议“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周虽于23、24两日见过宋美龄两次，并两度见过蒋介石，但蒋介石“亲口”就西安方面六条作出保证的恐怕仅此一次。而这一次却又恰恰不能得到确切的证实，这就使得这一问题长期成为历史的悬案，惹得后人争论不休。

宋子文日记的披露使得这一悬案有了新的发现和证据。据宋子文记述，蒋介石和宋美龄对西安方面六条的回应是：

一、他不会接任行政院长，会任命孔(祥熙)博士担任。  当然新内阁将不再有亲日派。

二、在他返回南京前不会释放在上海逮捕的七人。

三、(一)在张之下设立西安行营主任；

(二)同意陕、甘不再派驻中央政府军；

(三)共军改番号，编入正规军；

(四)中日战争发生时全力支持陆军。

四、(一)派蒋鼎文将军前往要求中央政府军停止前进；

(二)将与张共商双方军队撤退事宜，并于委员长离开西安后发布命令。(28)

比较周恩来电报，可知两者的内容亦大体相近。

25日上午，在前一日张所说的蒋介石的“答复”的基础上，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最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商谈。据周恩来当日报告“谈判结果”如下：

(子)孔、宋组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队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29)

这次谈判看样子进行得相当顺利，费时甚少。宋子文私下表示：“蒋过去是在抗日、亲日以外走第二条路，西安事变是粉碎了蒋之第三条路，蒋不愿降日，只有抗日。”他要求中共和张、杨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并希望三方能够“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30)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周恩来等人似乎忽略了一点，就是前一日蒋介石所承认的“西北军事归张、杨负责”的问题，在这次谈判中并没有得到两宋的明确保证。这在以后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麻烦。

上午谈判后，蒋介石第二次接见了周恩来，因蒋病卧在床，谈话很简短。据周报告称，蒋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31)

关于蒋介石在事变中曾与周恩来见面的问题，在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同样一无所记。但此事在张学良恢复自由之后，已经两次亲口证实确有其事。尽管他的两次说法多少有些矛盾之处，如第一次讲到这件事时，称“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但谈话内容“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而第二次他却干脆讲：“周恩来见蒋是我领他去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32)一次说谈话内容不能讲，一旦透露，就有可能伤害到他人，一次则强调三个人没有谈什么，特别强调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这种矛盾实在太明显了。看起来正如张学良所说，他人虽然已经自由，但涉及这个问题，仍有不能讲的“苦衷”。此事出自他人之口自然无妨，若出自他的口，则必然要伤害到他所不愿意伤害到的人。

张学良究竟顾虑什么呢?一共就三个人的谈话，张学良怕伤害到谁呢?这次谈话又有什么样的内容不能从他的嘴里透露出来呢?一旦由他透露出来，又有谁最容易受到伤害呢?其实这是一个用不着太多解释，甚至简直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因为这次谈话内容的外泄可能受到伤害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蒋介石。就周恩来而言，有关这次谈话的报告早已公开，其言虽不尽详细，但这次谈话本来就时间不长，基本内容相信也不过尔尔。张学良再透露多少，也只能是更具体、更详细一些罢了。何况宋美龄早对自己两次见周的谈话有过详尽的介绍，若确有对周形象不利的谈话，相信宋亦绝不会为周加以掩饰。(33)因此，张学良再透露多少，对周都已无伤大雅。但对蒋介石就不同了。自事变之后，蒋一直否认自己曾经在西安做过任何违心的承诺与让步，因而对自己在西安见周一事更是讳莫如深，周恩来与蒋谈话报告及内容的公开披露，很显然否定了蒋前此的说法乃至国民党方面就此所作的宣传。但孤证不立。只要蒋不承认，张亦不开口，周恩来的说法就永远只能是个无法完全证实的谜。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对此颇多苦衷和顾虑的原因吧?张学良出面证实周恩来确曾见过蒋介石，已经使蒋处于不利的境地，如果他再进一步证实周恩来所说基本属实，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未作任何让步和妥协的说法自然完全不能成立，其过去宣传形象之受损害之大，由此实在很容易想象。这也就难怪张学良在第一次谈及这一问题之后，要赶快否定自己的说法了。张毕竟与蒋还有相当的友情，不愿因此而有损于这一作古的“手足”。(34)

但不论张学良日后是否准备证实周恩来当年报告的具体内容，张对周恩来见蒋一事的肯定，如今已经使人们在这件事上更容易相信周恩来，而不那么容易相信蒋介石了。至于蒋介石是否曾作过政治上的让步，是否曾当面对周承诺，或蒋具体作过哪些承诺，事实上不需要张学良的进一步证词，也可以找到足够的文献和证据来加以证明。这里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就是宋子文的日记了。

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蒋介石不仅两度接见过周恩来，而且确曾作出过相当的承诺。宋日记曰：

(23日)当天晚上，周晤见蒋夫人，并与委员长简短谈话。

(25日上午)周见了委员长，并解释说，共产党过去一年为保存国力，曾试图避免打仗。他们并没有利用西安事变，而且建议的措施也同数个月前提出来的一样。现在他们要求委员长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

委员长回应说，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虽然剿共之事常萦绕于心，但是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他以前的部下，如果他能以宽大胸怀对待广西，当然也能以宽容态度对待他们。他已经把纳编的共产党军队委托张学良。如果他们对他是忠诚的，他将像对待胡宗南的军队一样对待他们。委员长要周，休息够了，也针对相关问题详细讨论之后，亲自去南京。(35)

由宋子文日记不难看出，周恩来概括的蒋与他所谈三点也是基本准确的。当然，这里还应当提到周在此前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转达的“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的表态，因为这是蒋25日谈话痛快地表示愿意停止剿共和容共抗日的重要前提之一。

周的这一表态是在23日。当时，蒋介石要求宋子文和张学良了解周恩来对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基本条件。周恩来表示：

共产党已在给国民党的声明书中同意放弃宣扬共产主义，原则上同意废除苏维埃政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一致抗日。如果委员长同意抗日，共产党将不会要求参与政府改组，将在共同目标下参与作战。但他们的人数将不应只限于3000或5000人。陈立夫已经同意拨给委员长三万人。共产党将保有自己的军事系统，应该没有任何困难，因为除委员长自身的系统外，仍有许多军事系统存在。当国民大会召开时，共产党将同意参加大会，追随民主的中央政府，放弃中国苏维埃政府。

共产党了解委员长有抗日决心，但他现在使用的方法却无法激起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决议，不能有效对抗日本。共产党愿意支持委员长并非出于个人因素，而是为了民族因素。他感到委员长同意联俄却不愿意容共。他多次说及委员长身旁有太多的亲日派。周说，上述条件都是合理的，与数月前向国民党提议的一样，并未因西安事变而有所增加。(36)

可见，正是因为周恩来给予了蒋介石放弃共产主义宣传、取消苏维埃、服从其指挥的保证，才成功地换取了蒋介石12月25日关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口头承诺。

25日上午，因宋子文、宋美龄与西安方面面对面正式敲定一切，蒋介石又亲自接见了周恩来，向周作出重要承诺，无论张学良、杨虎城还是周恩来，均认为事变的目的已经达到。既然谈判双方均已就此达成共识，是否还有必要推延蒋回京的时间呢?鉴于23日晚周恩来报告“张、杨、宋都急望此事速成”，周恩来也曾两度表示他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的”，立即送蒋回京应当没有多少问题。但是，如何保证蒋介石回去后不会反悔呢?

蒋介石是精通权术之人，自然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其来西安之初还在设想对共产党“我是否可将计就计，待其诈降以后较易消灭乎”，(37)从中可知蒋并非做不来反悔报复之事。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西安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还在24日，宋子文被要求参加了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说明蒋介石妥协的条件。大多数与会者就坚持认为：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即使不是全部也应该履行部分条件。宋子文解释说：“以目前南京的政治气氛，在委员长未返回以前是不会有任何作为的。他们想要支持委员长，以他为国家领袖，带领他们保卫国家，他们必须绝对信任他，不能损害他的声望。”而且以蒋的个性，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返回南京以前，蒋也是宁死不愿先执行那些措施的。显然，宋子文无法说服激烈的反对者。以致张学良被迫出面召集反应最激烈的那些人，“大声训斥他们”。他告诉这些人，虽然他们动机单纯，但方式是错的。如果他们真的不想要委员长领导他们，他们就该在事变之时杀死蒋。的确，让委员长口头承诺后就离开是一种冒险。但是，他早就告诉过他们，当他们参与发动这场政变时，就是拿自己的项上人头做赌注的，已经在冒险了，再冒一点险，没有什么不同。对张学良准备只要蒋有口头承诺就放蒋的想法，就连杨虎城也不赞同。24日晚，张、杨两人发生过“激烈争辩”。杨虎城相信，以蒋的为人，“他一定会把我们砍头”。张学良毫不退让，强硬表示：“如果他们服从他的领导，他会扛起政变的全部责任；如果不服，大可开枪打死他。”否则，“所有做法皆须依照他的计划行事”。(38)

25日，在周恩来见过蒋介石之后，宋子文坚请西安三方面信任他，“要蒋(介石)、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对此，周恩来和杨虎城“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多半也是同中共中央24日深夜对周恩来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有关。在这个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在下述三个条件下放蒋，第一是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第二是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第三是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中共中央强调没有这些条件保证而放蒋，对于西安的地位，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安全，都将是相当危险的。相反，为了得到这些保证，挟蒋在手还有文章可做，即使打起来，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奠定胜利的基础。(39)

中共中央的这一考虑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但问题是如果蒋想变卦的话，迫使他在西安发表了公开文件，是否就不会变卦?应当看到以武力方式逼使蒋让步，对蒋本来就羞辱已极，蒋能在私下里平心静气地作出如此让步已属万分不易，再要蒋公开承认一切并要南京也随之作出保证，岂不使蒋颜面扫地，日后何以服人?事实上，在武力胁迫下的书面保证并不比口头保证更有效力。多半是考虑到这种情况，张学良、杨虎城23日夜才明确提出可以由两宋出面担保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两宋如今既已出面担保，蒋又私下承诺，再事拖延并提出新的解决条件，特别是必欲强蒋所难发表政治文件，不可避免地会使刚刚化解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蒋介石今后是否会在强力下被迫签署这屈辱的政治文件尚且不论，关键是拖过25日，很可能会引发中央军的全面进攻，用宋子文的话，“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何况张学良已经向两宋许诺，只要他二人担保即可放蒋，如今仅仅为了这一纸书面保证就推翻自己的许诺，以后的交涉又如何能够继续?

因此，尽管杨虎城24日转而积极赞同中共中央的提议，却无法说服张学良。至25日谈判结束后，三方意见仍未完全统一。(40)结果，最后还是宋子文说服了周恩来，“周承诺尽最大努力，也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41)当天下午，周恩来再度主持有关会议，就此进行劝说工作。只不过因为多数意见仍然坚持赞同中共中央的观点，周恩来并未能取得成功。直拖到傍晚时分，他才不得不放弃努力，转而又去和张学良商议。“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42)

不管周恩来这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多少让他可以告慰中共中央的是，蒋介石在临行前专门召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讲了一些颇有诚意的话。据杨事后告诉周恩来，蒋曾当面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宋子文也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大意，即委员长告诉张、杨：“虽然他们是叛乱行为，但他会原谅。不管他承诺了什么，一定会去执行。”因此，周恩来得以报告中共中央说：“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有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43)

平心而论，西安事变致此结果，至少到此时为止，在各方面看来，多少都算得上是“皆大欢喜”的。南京政府、社会舆论乃至一般民众，对此均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许多城市民众张灯结彩，燃放鞭炮，以示庆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尽管放蒋没能设置先决条件，但他们同意周恩来的看法，相信“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44)而在西安方面，虽然杨虎城因张学良走，蒋无确实保证而多少有些担心，但据周恩来报告：“张陪蒋走后，东北军颇团结，更接近我们，十七路军杨、孙亦好”，“愿听我们意见”。(45)至于张学良，此时更是颇多乐观，其虽有“负荆请罪”之想，不惜“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但确信蒋既然肯于承诺，自然是“言必行，行必果”，实现各项承诺不过时间问题。加上宋子文一再担保蒋绝不会为难自己，必使他迅速回陕，因此他并不十分担心个人前途。他自信自己已经成就一番大事业，为此他不无自豪地公开宣告：

“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砍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使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转变适合了民众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者的憧憬与迷梦。……这次事件的动机是基于广大民众的要求，而这次事件的结束，是仰仗着领袖的人格的伟大。我与杨主任只是拿一点赤诚，做了民众与领袖中间的一个引线。……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发生之后，必须有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和行动随着产生……抗日复土的光荣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我亲爱的将士们!这当然是你们无可逃避的责任，我希望你们能够真干!就干!……这显然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46)

①周恩来电称：“西北联军局面，张杨及其部下左派均望早日宣布，以坚定内部(有惧为闽变之续者)，影响国内(李白刘湘均以此事观望)。其办法完全同意我们提议。我因顾及外交及延缓内战，故主张暂缓发表，但红军现向西安附近集中，迟早必须宣布。”周恩来提议：红军过邠县后应即与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共同发表宣言，说明联合，保卫西北之意义，并坚决抗击企图侵略西北、破坏统一战线的任何敌人。最后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并推张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见《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2日。

②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载《党的文献》，1988(3)。

③《洛、毛致周、博电》，1936年12月24日。

④吴景平：《宋子文评传》，213——22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⑤李允生1936年9月16日的报告。

⑥关于宋子文此时来陕冒有很大风险一节，据当时在西安张、杨身边的郭增恺回忆，张学良曾明确对宋讲过，称：“我们曾致电南京的许多要人，请他们来西安商量国事，就单指不敢欢迎你，怕的令你受到更多的谣言。”而宋的答复也颇可以看小其此时的抱负。宋答称：“南京的情形，真正关怀蒋先生的也仅有我们几位亲戚。惟我个人则并非站在亲戚关系上对他有所关怀。蒋先生如今的地位正是几十万民族青年的鲜血所造成的，他的力量又是全国人民的膏血所支持的，所以当前的问题，应是如何才能最好的使用我们国家的力量?”郭增恺前引文，见《西安事变三忆》，60—61页，香港，大地出版社，1962。

⑦所记述宋子文三次谈话，加起来不过五句，即“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击中数枪，已伤重殒命”；“子文……谓：‘门外有人窃听不宜多谈，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子文强慰余曰：‘后日当再来陕视兄’”；“子文言：‘余来无妨，彼等对余之意尚不恶也’。既出，忽复入，重言曰：‘余后日必再来视兄’。”

⑧《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载《近代中国》(台北)第157期，2004．6。

⑨《周致洛、毛、博、朱、张电》，1936年12月21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⑩关于条件问题，宋子文日记记述，蒋当时只同意将张、杨四条件提交中央全会讨论，即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见《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11)照《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宋子文始终是对蒋言听计从，从未有过任何个人见解，劝蒋让步之说更毫无谈起。

(12)宋子文只是到了1940年才因蒋急需能够打通美国政界和商界上层的人才，以获得美国政府的贷款，才被蒋授以私人代表的身份派驻到华盛顿去，算是获得了一份较重要的职位。但也仅仅是一个说客而已，并无参与决策之权。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子文才再度被授以部长之职，成为多少可以参与些决策工作的外交部长。

(13)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14)《周恩来关于与宋子文谈判情况的电报》，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选集》(上)，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5)《周恩来选集》(上)，70页。

(16)《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17)《周恩来选集》(上)，70页。

(18)《周恩来选集》(上)，70页。

(19)《周恩来选集》(上)，70页。

(20)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21)不论张学良在事变期间与蒋交涉采取何种谈话策略，也不论蒋介石事后所记谈话内容有多少遗漏和修饰，从《西安半月记》中仍可看出张坚持要蒋承认其政治要求并以此为释蒋之条件的初衷始终未变。如蒋记12日当天张之谈话，即明确提出：“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张并明言，其此次行动并非叛变，而为革命。14日张又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条，总需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19日张又言：“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20日，张又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

(22)《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1日，载《文献与研究》，1986(6)。

(23)《西安事变简史》，91页；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16l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3日。

(25)蒋介石12月17日曾有手令由蒋鼎文转送南京，要求南京方面停止进攻和轰炸三天，即以17日至19日三天为限停止进攻和轰炸。后因宋子文20日赴西安调处，宋美龄坚持展期三日。至22日，宋美龄再赴西安，进攻自然再度展期。据宋美龄告诉张学良，12月25日圣诞节为停止进攻最后一天。因宋美龄、宋子文、蒋鼎文等这时均在西安，南京内部主和力量太弱，此时确实非常关键，因再无人能够阻止南京发动进攻了。参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26)张的这种个性此前已经在他对阎锡山的态度中有所显露。阎锡山前曾与张学良有过联俄联共，抗日援绥之种种秘密商洽，也曾与张于共同谏蒋失败后大发牢骚感慨，有要张考虑日后诉诸行动之议，事变发生后阎却态度大变，对张大加指责，同时打算出面调停。张为此曾颇为不满，明确表示：“我决不让老阎做这一票买卖。”参见李金洲著《西安事变亲历记》，40页。

(27)《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28)《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29)《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30)《文献和研究》，1986年(6)。

(31)《文献和研究》，1986年(6)。

(32)《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1990年6—8月；《张学良答美国之音记者问》，1991年5月19日，《张学良文集》，第2册，1166、1188页。

(33)关于周恩来见蒋的情况，王禹廷在《细说西安事变》——书中明确认为有两次，即相信蒋夫人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所记述的23日与24日两次谈话“实际上是蒋先生和她共同接见的”，她文中所记自己对周说的那些话，多半也是蒋先生说的。周恩来见蒋时蒋夫人在场坐陪，这或者可以想象。但关于周恩来两次见蒋之说，则纯属推断，不仅宋美龄回忆中明确否定23日周与之谈话时蒋尚不愿见，而且已知这里所提到的时间不尽确切。参见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437—43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34)张学良在蒋介石去世后曾送一挽联，上联是“关怀之殷，有如骨肉”，下联是“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此联说明了张几十年里同蒋介石复杂的感情关系。

(35)《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36)《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37)《困勉记》，1936年L2月4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38)《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39)《西安事变简史》，第93—94页；《毛泽东致彭、任电》，1936年12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40)关于张学良为放蒋事与杨虎城发生争论的情况，在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以及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中均有所描述。但从周恩来23日晚1l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知，杨虎城在23日夜里，甚至很可能在24日中共中央复电到来之前，都并不反对张学良所提出的只要两宋担保即可放蒋的提议。蒋介石及宋美龄均记述说：至24日夜间始闻杨虎城有不主张送蒋回京之议，当时西安方面内部激烈争论，杨“与张争执几决裂”，考虑到24日夜中共中央之来电，此说或属可信。

(41)《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42)《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6日。

(43)《文献和研究》，1986(6)。

(44)《毛泽东致彭、任电》，1936年12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45)《恩来、博古致毛并转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6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46)张学良：《1937年元旦告东北将士书》，1937年1月1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113—1114页。

第二节 风云突变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时，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往洛阳。历时近14天之久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此时此刻，张学良的心情想必格外复杂。在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之后，为实践自己关于“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的公开承诺，张学良不能不出此下策，亲自护卫蒋介石出险并准备接受南京当局的任何处罚。此举就张学良而言，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事变之初，张学良其实并无此种主张，但事变发生后，国内各方面曲解误会之深使其有口难辩。迫于无奈，在北平大学校长蒋梦麟等致函张学良，强调其必须立即“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之后，张就下定决心，为证明“弟等此举，任何方面皆为对事而非对人，尤确信其节极端纯洁，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一旦蒋介石改弦更张，即“束身归罪，誓所不辞”。①正因为如此，张学良于26日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蒋介石，表示此次“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②

但张学良之放蒋乃至负荆请罪，丝毫不等于说张学良对自己发动事变之行为有任何悔悟之表示。张学良之请罪，请的是“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并非自认事变和主张有何等之不妥。③31日，张学良被交付南京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庭会审时，曾再度明白宣称自己对发动西安事变并不后悔。他坚持认为他发动事变是有充分理由的。他说：“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不断地将我们的意见辩告给蒋委员长，一切都出于正当的爱国的目的，“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但我们无法劝说蒋委员长改变此种政策，“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希望，也就不作此事了”。所以发生“双十二”事变，纯粹是“因为事情急迫，无法作出来的”，原因是“我们本想以全体人员去向委员长要求，不料‘一二·九’学生运动由警察开枪，以致如此”。正是因为蒋委员长命令警察向爱国学生开枪，所以不得不“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张学良特别强调指出，他至今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他声称：除了对自己违反纪律、损害领袖尊严表示承认并愿意领罪，对于事变造成的伤害十分不安外，“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④

既然事变是必要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张学良当然不认为自己结束事变是出于一种对错误的忏悔。恰恰相反，张学良在期待着，他相信他已经通过事变成功地改变了蒋介石的政策，现在盼只盼蒋介石能够实践允诺，具体施行新政策了。张学良最初显然把事情考虑得过于简单了。因此，当他到洛阳及南京后，发现蒋介石所言所行与前并无不同，而南京政治空气依旧十分恶劣，内心明显地感到不快。尽管他能够理解蒋介石这样做的苦衷，蒋介石也继续在私下里向他保证不会食言，但他很快就不那么乐观了。

到南京的第二天，即27日晚，他在写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中表现出了一种颇为矛盾的心境。他指出：“京中空气甚不良”，“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甚于陕地者”，因此，“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还(圜)京中无味之风”，好在“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并且对在西安“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⑤直至31日，南京政府虽判决张十年徒刑，因蒋介石向他担保很快会下特赦令予以特赦，宋子文也明确保证张学良只需要再等五天即可特赦返回，张学良仍旧对蒋力践其诺多少抱以期望，并自信很快能够再回西安。他在前一天给毛泽东的信函中特别说明：“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属)顺利，俟二三日把政府做完，几天即回。”⑥其送回西安发表的告东北将士书，也表明了同样的期望与信心。⑦

不过，如今张学良已经捏在人家的手中，南京又是这样一种空气和环境，蒋难道不会受其影响而重蹈覆辙?还在张学良决心送蒋回京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就已经预言：“蒋目前在西安环境中有抗日愿望，但南京环境不改，他又将回到动摇中去。” ⑧因此，事变刚刚结束，西安方面的领导人就颇多怀疑与担心。25日下午张送蒋走之后，杨虎城第二天就找周恩来商量应将蒋之承诺公之于众，周也表示赞同。由于此前与两宋的谈判并无任何文件与记录，24日蒋介石答应张学良的六项内容在25日谈判中已有改动，25日两宋的担保内容也只是在一种讨论的形式中大致确定下来，因此如何将蒋之允诺归纳其文字，成了一件颇为复杂的事情。周恩来提议，可以具体归纳整理为五条公开发表。据周恩来当日中午的电报可知，周恩来提议的五条是：

(子)停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

(丑)改组南京政府。

(寅)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卯)释放爱国领袖，保障民主。

(辰)改变外交方针，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⑨

但周恩来的上述归纳，不论是杨虎城周围的“幕僚”们，还是这时尚在保安的中共中央，都认为未能准确概括25日谈判的成果。结果，经过杨虎城、王菊人等修改后正式公开的文字，以及经过毛泽东重新整理概括的文字，都与周恩来概括的五条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明显差别。西安27日《解放日报》正式公布的条件已成为六条，将停战撤兵及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一条改为三条，将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保障民主等内容取消，相关要求并入改组政府和停止内战的条款内。其具体文字如下：

(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

(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

(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

(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

(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⑩

而毛泽东于28日公开发表的文件则将这些条件概括为：

(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11)

对照25日西安三方与两宋谈判结果，可以看出上述两种概括都有其根据，但前者尽量回避可能引起麻烦的政治敏感问题，着重于停战、改府，特别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西北军政的实际控制；而后者则尽可能突出谈判结果的政治变革特点，强调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特别是联合红军与召开可以决定大政方针的救国会议。相比较而言，由于两宋担保的条件中并没有涉及西北军政问题，相反却较多地肯定了政治变革的必要，因而后者的概括看起来更接近两宋答应担保的内容。

不过，在事变刚刚结束就把得到蒋介石私下承诺，由两宋秘密担保的让步条件捅出来，策略上是否妥当，却是值得考虑的。事情明摆着，蒋介石之所以不曾做文字上的和公开的政治承诺，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从根本上严重损害其政治的形象和统治的权威性。因此，尽管蒋介石在西安作出了重要的承诺，他一离开西安，就迫不及待地把陈布雷叫来，搞了一个《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大谈此次事变中自己始终未曾妥协，“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签一个字也会使国家归于灭亡，(12)其目的就是要避免人们因他突然获释而怀疑他有所妥协。这固然纯粹是张学良所说的“官样文章”，但对保持蒋的威信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杨虎城，甚至中共方面准备承认和拥护蒋来领导中国的统一与抗日的发动，并寄希望于通过蒋介石来实现他在西安所做的承诺，自然也应当设法为蒋暂时保守这个秘密，而不是去张扬它，使蒋处于尴尬的境地。如果西安方面保持一种比较策略的灵活态度，使蒋得以保持其尊严，那么蒋若有心实践其承诺，将比较容易借用各种借口来实行之。反之，如果西安方面不给蒋留面子；公开张扬其在西安所做的承诺，这只能使蒋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不得不极力否认，以致转而坚持强硬态度，以便证实自己从未屈服。

匆忙公布蒋介石所谓承诺的不利后果几乎立即就表现出来了。在上海的潘汉年很快来电说明：陈立夫早就密告希望中共对西安事变结束内容及宁方善后办法“盼暂宅静默，以免外交发生困难及不利”。宋子文得知西安公布条件后，更是明白“责备我们宣布西安协定无信义”。宋子文和宋美龄甚至为此大发脾气，要宋庆龄转告中共代表：第一，西安不顾信义，宣布秘密承诺，已使他(她)们难以出面说项；第二，无论如何不得再宣布他们的谈话内容，否则他(她)们将退出调停工作；第三，如今改组等事已相当难以进行，必须待以时日，须秘密策动英美舆论酝酿时局。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也很快来电批评中共中央，声称“不要老是叫喊蒋介石在西安做出了什么保证”，而中共中央也日渐意识到过早地公开蒋介石的承诺，在策略上是不妥的。(13)

不难想象，杨虎城急于公开蒋介石在西安所作出的承诺，多半是基于对蒋和南京的严重不信任，寄希望于用公开蒋的承诺的方法来加强舆论对蒋的压力，避免蒋及南京可能的报复。但就中共中央而言，公开蒋的承诺固然包含有对蒋的某种不信任，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最初对事变所取得的成就估计过高，相信西安事变使自己获得了足以逼迫蒋就范的强有力资本。

中共中央这时认为西安事变取得了五个重大的胜利：一是结束了国民党的对日妥协的错误政策；二是结束了十年的内战，开始了抗战的阶段；三是迫使蒋介石国民党下决心联俄联共；四是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降低了蒋介石的威信；五是建立起以共产党为实际领导的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中心。因此，中共中央确信内战已经基本结束，抗战即将开始，蒋介石已经承认了西北的地位，承认了红军的地位，再也奈何自己不得。彻底实现抗日任务，结束蒋介石的动摇，固然还需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但“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是完全可能的。(14)可以看出，由于对西安事变后的总体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中共中央这时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公开蒋介石的承诺，将是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就范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中共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在事变过后的一段时间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如蒋介石27日发表《对张杨的训词》，这尽管只是一篇“官样文章”，毛泽东仍于次日迅速发表尖锐的批评文章，警告其不要食言。(15)如29日周恩来与博古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宋子文改组政府，张学良回陕指日可待，应立即准备讨论新形势下全国及西北工作的各项问题，包括“准备政府改组后我方去南京谈判之纲领”、“宋登台后我方去沪人选及所要接洽各问题”、“救国会及救国会议促成会在全国活动问题”，以及关于西北三方政治军事合作的共同纲领、国防计划、防区划分，联合参谋团、联合军校及兵工被服粮秣交通器材各工厂之设置，储蓄与交通运输之计划等。他们还特别强调，即使是孔祥熙、宋子文照约定改组的政府，仍“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我们应与他每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因此，目前的方针应该是：“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而使局势开展的一个重要的中心环节就是巩固西北，“将西北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进而“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使自己不仅在西北，而且在全国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16)至31日，虽得到张学良27日信，周恩来等仍然认为南京方面总的形势是好的，张学良形式上虽被审判，但很快会被特赦放回，改组政府的进行也不会因此而停顿。其电称：“蒋回南京后，黄埔、CC均听命无动静，亲日派颇活跃并引日寇自重，宋氏兄妹在奋斗中，张须待特赦令下始回，蒋宋今回奉化，似有促进政变可能。”(17)

但张学良被判刑的消息传来之后，特别是南京电台31日关于“剿匪、除奸、御侮”三项方针宣布以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终于发现，事情的发展趋势远不是如自己最初想象的那样顺利。1937年1月1日晚，周恩来得知南京有以王树常取代张学良之讯，何应钦似乎正在部署军事，威胁东北军将领受命，并迫使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各起分化，试图造成局部内战，以内乱为名解决西北。他深感必须急谋对策，因而主张：应以团结西北、保持和平、完成统一为口号，要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通电蒋介石，请令张学良速回西北，主持一切，同时军事上要有必要的准备。毛泽东也进一步得到破译的南京军队内部电报，得知12月31日何应钦已命令刘峙将东撤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1月1日，何应钦已电示李默庵部，称张、杨已与红军联合，形势紧急，李军应以演习为名，秘密向陕西雒南推进。毛泽东当即判断情况有变，因此一面电告在南京的潘汉年，说明“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委员长新政策之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此仅于政学系及日本有利，将给民族国家及国民党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事变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18)，要潘速与陈立夫接洽；一面指示周恩来：“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李毅，进攻西安之危险”，“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

甲、与杨、王等商团结对敌。

乙、秘密通令东北、西北两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

丙、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雒南、商都、蓝田之阵地为坚守计。

丁、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

戊、加紧晋、绥、川、桂、直、鲁之活动，反对内战。(19)

当然，中共中央丝毫不想因此而重新卷入战争。为此，他们一面进行部队动员，进行防御作战的准备工作，一面则为避免何应钦以红军挑衅为名找到进攻口实，再三电令前线部队不得与南京军队进行任何接触，并劝告王以哲对胡宗南之进攻亦采取同样态度，甚至不惜让出部分防地。毛泽东为此还特别致电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要他立即与陈立夫接洽，说明“红军全部已集结训练，静待划定防地，准备抗日，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民党统治区域之企图”，请陈立夫等务必出面活动，商洽挽救危局之方法。而考虑到张学良被扣于南京，东北军乃至西北军处此严重关头，难免内部意见分歧，以致出现动摇与分裂，他们也特别告诫在西安的周恩来等，在争取左派，肃清右派，速谋张、杨、我三军之团结，力保西安胜利的前提下，亦应做好消极准备，为此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争取张、杨两部某些部队掌握在可靠者手中，以防不测。(20)

1月2日，西安方面证实：张学良原住宋子文处，12月31日被审后押入孔祥熙宅即失去自由。潼关以东中央军业已回师，借口是西安方面至今不允通车，阴谋赤化。周恩来亦据此估计说：“南京亲日派在制造政治阴谋，军事威胁，以演成西北内乱，便于武力解决，使张无法回陕”，目前必须一面坚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一面加紧军事准备。因此，周恩来与杨虎城以及王以哲、于学忠、董英斌等商定，一面由杨虎城等领衔分别致电蒋介石、宋子文等，促张速回，一面巩固左派势力，推动上层将领，密切三方关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加紧备战，同时并速调红军主力南下枸邑、淳化，做好参战准备。

1月3日，南京方面用电话通知西安杨虎城等，提出南京政府准备给杨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另以孙蔚如代理陕西省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要求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领发通电表示拥护。4日，南京方面再度用电话通知杨虎城，中央已决定派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驻陕，并要求东北军立即恢复西安事变以前的位置，十七路军主力立即开回陕北。南京此举显然意在逐步控制西安及其东西大道，进而拆散西北三位一体，否定西北特殊地位。这自然与张学良转达的蒋24日关于“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即使与25日两宋保证的“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的条件也不相符合。

无须说，在做了这样一件令世人震惊的“犯上”“谋反”的大事之后，西安方面，特别是杨虎城和诸多东北军中高层军官，最为担心的就是蒋介石的报复。他们清楚地知道，保持三位一体是他们避免遭蒋报复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一旦三位一体被拆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很容易被分而治之，那时即使不施以武力，所有参加事变并负有直接责任的将领都难免不受到严厉惩罚。杨虎城对此更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对于南京的做法，杨虎城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坚决的抵制态度，准备“为自卫计，为贯彻主张计，誓必与之周旋到底”。杨虎城在电话里明确告诉南京方面，张学良不回来，西北的一切政治军事问题都不能解决。杨并于南京政府准备对张学良颁布特赦的1月4日致电宋子文称：“我兄前电曾谓汉公可于五日离京返陕，现此间一切亟待主持，汉公一日不返，则军民一日不安。”(21)

4日是南京方面准备宣布对张学良予以特赦的日子。但就在这一天，西安方面却已经断定：“宁方今日如特赦，必留其在京，以促此间分化而便(于)用兵。”因此，周恩来、叶剑英、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当天不等南京的特赦消息，即开会详细讨论了作战问题，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一)估计南京中央军正在调集二十五个师以上的兵力，组成十四个纵队，准备向西北抗日联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发动进攻。

(二)西北抗日联军以万不得已时决以一部钳制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集团，集中主力首先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停止其进攻。具体计划：东线从渭南赤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配置六个师的兵力巩固正面。同时集结步兵三个师以上及骑兵两个师于渭北，准备向南实施坚决突击，歼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为此目的，渭河以南的蓝田、商县一带，以一部兵力依托秦岭，以运动战与游击战，迟阻北来之李默庵纵队。红军主力秘密集结于淳化、枸邑地区，准备能以三天行程，经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参加渭北决战，或经蓝田突击李纵队，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西线，主要以王以哲和于学忠两部对胡宗南东西两侧形成威胁，红军一部尾随胡敌钳制之。北线，则主要以孙蔚如部警戒洛川、三原一线，红军一部警戒瓦窑堡、清涧一线。会议并且决定，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组成秘密的三人团，以为领导核心(张学良未归时由何柱国或王以哲代)，张学良为总指挥，目前则根据张去南京前的手令，由杨虎城统一指挥。(22)

中共中央这时的估计与西安方面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同样认定：“南京亲日派当权，改组政府暂时无望，李毅被扣，撤退之兵重新西进，陇海路又断，西安又处战时状态”，但“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的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他们明确表示基本同意西安方面所商定的作战计划，主张一方面速发“拥蒋迎张通电”，一方面迅速部署作战行动。(23)

在1月4日以后，“迎张”之议已明显地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南京政府在这一天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方面批准特赦张学良所处十年徒刑，一方面又下令将张“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24)交军委会云云，实际上也就是由蒋介石处置罢了。蒋对张之难予谅解，并必欲借机控制西北，至此已昭然若揭。宋子文对此看来也毫无准备，其保证张学良回陕都不能做到，前此“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云云，自然更是成为一厢情愿的白日梦。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恳求也好，威胁也好，结果如何，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两天后，即6日，西安方面已经得到南京关于整理陕甘军事的具体办法如下：

一、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

二、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三、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

四、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军总指挥。

五、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处理，撤职留任，带罪图功。

六、中央军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万钟各部及李纵队分驻潼关、朝邑、渭南至西安、宝鸡至天水一带，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等部仍驻现地。

七、十七路军及直属各警卫旅等，移驻正宁、枸邑、淳化、耀县、永寿、灵台、宁县、长武、邠县等地。孙蔚如师移驻甘泉、鄜县、中部、宜君等县。冯钦哉部另编第二十七路军仍驻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邠阳、韩城、宜川等县原防。

八、东北军一律恢复十二月十二日前之原位置，即全部驻防甘肃。(25)

南京方面的这一处置更进一步表明：蒋介石绝不打算将西北交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不仅决心全面控制陕西及其贯穿陕甘两省之主要交通线，将东北军置于甘北与中央军杂处，将十七路军置于陕北，使其夹在中央军与红军之间，并且再不准备让张学良回东北军。

自从被押入孔祥熙寓所，失去行动自由以后，张学良已开始意识到蒋有食言之可能。其间，宋子文虽仍然向他保证可以很快特赦回陕，张也只能将信将疑。4日，南京政府将其无限期“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后，张愤懑之情，溢于言表。(26)

张学良此前没有估计到蒋最终会有这一手。在成就了这番大事业之后，他始终对蒋在西安时的诚恳态度抱以信任，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纯为国家社稷着想，又勇于束身归罪，蒋对此已充分谅解并承诺在先，且有两宋担保，依蒋之领袖胸襟，当不会对自己怎么样。至洛阳、南京后，知蒋公开讲话毫无政治革新之意，张已经颇感意外，但宋子文频频担保，又考虑到蒋必须维护自身形象，故相信这多半只是一种必要的“官样文章”。至十年判决书下达，行动自由尽失，张更是颇多不满，但此时宋子文、孔祥熙均保证他将很快获得特赦，至迟1月5日即可回陕，张不免仍存有某些幻想。然而4日政府令下，张恍然明白自己实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蒋不仅不会允许自己再回东北军，重掌兵权，而且恐怕还要对其东北军有所不利。张内心之沮丧，可想而知。

但是，张学良毕竟年轻，且刚刚陷入如此逆境中，难免会再生些幻想。1月7日，蒋介石派戴笠送信给张学良，张学良被告知，他之交军委会管束，纯为国府开会时多数意见，“中此时正在休假，不便于明令甫颁之际，向中央频频陈述”，好在“主权已赦，此节将来不难补救”，“稍缓即为续请”。尽管蒋在信中软硬兼施，一面声称愿意约张前去奉化家乡“同游”，告其中央对陕甘善后问题的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一面威胁张务必劝告东北军集中甘肃，十七路军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余均驻防陕北，否则即为抗命，断言“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但张学良从蒋介石的解释与垂顾中仍旧感觉到自己尚有释放的可能，因而“态度转好，语亦平和，渠亦允派王化一、吴瀚涛持其手书飞陕，晤杨虎城、王以哲、刘多荃等”。(27)在其给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将领的信中，张学良特别说明蒋并未直接与闻对自己的处理，他“对中央之处置，似亦不满意，但为中央威信计，谅亦有为难处”。但正因为如此，“此事仍有转圜办法”，待自己到奉化后定可设法。他甚至告诉杨虎城说：“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28)

同一天，张学良更主动向蒋提出甲乙两案，为根本解决陕甘问题的参考。在张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他甚至明确建议说：“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其建议即属于止火之策。甲乙两案的内容如何呢?现照录全文如下：

甲、剿匪

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良负责调出及整理。

二、请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由钧座给予充分之款项，对日发动，即召返国。

三、余陪同墨三等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

乙、匪不剿

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刘经扶为西北行营主任，以庞(炳勋)、商(震)、萧之楚、万(耀煌)等军驻陕。

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关于虎城讲话问题，良以为力子、雪竹兄或于(右任)先生协同良到潼关或到冯钦哉防地，请虎城来谈。(29)

从上述两案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学良的态度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第一，张已不再坚持反对南京进行剿共战争了；第二，张已不再主张保持西北三位一体，力求东北军能够远离中共与红军。要知道仅仅在几天之前，张学良还给毛泽东去过信,对继续推行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和与红军合作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而今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是为什么呢?

要具体解释张学良这种出人意料的态度变化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但分析张学良前后几封信所表露的心情，可以肯定张学良如此提议，第一是为“保东北军仅有(之)实力”；第二是希望以此取信于蒋，使蒋能够如其所允，“稍缓即为续请”政府恢复其自由。为什么要保全东北军的实力，要让蒋介石同意恢复他的自由，必须要部分地改变他对中共和红军问题的态度呢?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很明显。张学良深知：对他的扣押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西安方面与南京军队的全面对抗，这种对抗若无中共与红军的支持，以东北军的作战能力，必然归于失败而被消灭；若得到红军的支持，战争必然长期化，结果亦未必乐观。这是因为统帅多年，张很清楚东北军将领向来只服从于他一人，离开他的指挥，其内部必然意见分歧，最终难免不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东北军同样会因此而损失殆尽。况且一旦战争爆发，不论胜负，他张学良在蒋介石和南京主战派的眼里，如同前此蒋介石在自己手里一样，不仅更无返回之可能，而且更是罪无可赦。鉴于这种情况，张无论如何不能赞同西安方面采取反抗态度。他之所以再三告诫杨虎城和东北军各将领千万不要发生内战，其原因也就在于此。他深信，如果西安方面能够表现出顺从的和平态度，蒋多少还会借用他的影响力来加速西北问题的解决，那时“良之出处……即不成问题”。当然，要使蒋及南京方面能够切实对自己及其东北军取得谅解，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要与中共及红军断绝关系，使这一问题听凭政府处置。西北的三位一体存在一天，甚至东北军与红军的友好关系存在一天，蒋介石就一天不会信任自己。因此，要想让蒋介石不再对自己和东北军高度戒备，主动建议将东北军调离西北，使之与红军脱离接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而事实上，蒋所提方案将东北军置于边远贫瘠的甘北地区，不仅仍使东北军处于危险之中，使自己难以返回，而且对稳定东北军的军心也十分不利。在自己深陷囚笼的情况下，张深知再也无法左右蒋之政策，为东北军前途考虑，南京“剿匪”也罢，不“剿匪”也罢，已非自己所能置言者，但尽早把东北军从陕甘调开，使之彻底脱离内战危险却是可以争取的。

张学良这时对恢复自由仍有颇多期待，自然与蒋介石这时的许愿有关。正因为蒋仍旧注意给他以某种期望，因而使得他不能不格外关心西北问题的处理与前途。从张学良所提甲乙两案的具体表述可以看出，张还是强烈地希望蒋介石能够允许自己在西北善后方面发挥作用的，其目的也是想要通过这种方法证实自己的诚意，求得日后自由之恢复。他当然最希望南京方面能够允许他恢复军职，继续负责东北军的指挥与整理(如甲案)；次而言之，他至少希望南京方面能够允许他协助部队整理，然后恢复其自由，但不再担负军职(如乙案)。只可惜蒋介石并不能够因此就对张学良增加多少谅解。蒋介石修改后的无论甲案或乙案，均未考虑借助张学良来调动或整理东北军的问题，也更谈不上恢复张的军职的问题，就连张所请求的以后“愿去读书”一项，也不予批准。蒋修订的甲乙两案原文如下：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

二、第十七路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附记：陕西绥靖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或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30)

从蒋介石修改的甲乙两案可以看出，蒋仍寄希望于西安方面能够接受南京所提方案。对张学良所提的乙案，并不十分强调，而且也不同意让东北军驻在过于靠近京汉路的湖北，主张以驻安徽为好。从这里或可看出，蒋之所以内心并不十分赞成乙案，很大程度上恐怕是不想让难以信任的东北军过于接近具有更大战略意义的比较富庶的中国心脏地区，相信即使存在着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位一体的结盟问题，让这些军队在中央军的监视下，处于偏远贫瘠的西北地区，也比把东北军整个搬到中国心脏地区要好。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蒋这时更希望西北方面接受甲案，只是用乙案来要挟杨虎城痛痛快快地让出西安至潼关的交通要道，交给中央军来控制的原因。

可以肯定，甲案既不改变西北三方前此驻军的大局，又不直接破坏现存的西北三位一体，对于西安方面无论如何要比乙案更容易接受。但西北三方最初显然不作如此设想。

尽管周恩来等早就估计到张学良不会被释放，但张学良被公开宣布严加管束后，东北军将领以及杨虎城等十分震惊。7日，宋子文更进一步致电杨虎城，表示对前所承担的斡旋事难有所为，不得不即告退出。此举更使西北方面对和平感到绝望。不容否认，西安事变之后，西北三方始终在设法保持西北半独立的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在事变后一直强调要通过三位一体的政治军事联盟，将西北控制在三方手中，造成“西北半独立局面”。在得知南京不仅坚持不放张学良回来，而且还要在西安设立行营，不顾此前承诺坚持要派大批中央军进驻西北，从根本上控制西北交通要道之后，它自然要坚决表示反对。中共中央明确认为：“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因此，他们专门致电潘汉年，要其务必告诉陈立夫等：“南京采取报复政策，不但于国民党及蒋氏的地位有损，且绝对无益于西北善后的解决。”“正当解决之先决办法是撤兵释张，现兵既复进，对张欲赦又拘，此适足激动西北之军心民心。”“如蒋氏及陈(立夫)、邓(文仪)、张(冲)等人仍维持西安商定之六个和平解决条件，便须立即撤兵，并立即释张。”与此同时，他们确信：“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祝同)迎张(学良)。”为此，他们明确指示周恩来等，使“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决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可证”。(31)周恩来作为红军代表坚持这样一种态度，对西安其他两方自然有重要的影响。

当然，对于张学良失去自由，这时在态度上反应最为激烈的还是东北军的各级军官。在西安的原东北军同志会中那些最受张学良信任的激进的年轻军官不用说了，就是在前线的大批师团营以上的干部，也都是情绪激昂、求战心切。就连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也积极主战。但值得注意的是，据周恩来多次报告可知，此时“十七路士气不旺，战斗力弱”，“不能用于攻，尤怕飞机”，故“不能用之主要方面”。“东北军师团级将领情绪甚高，急愿一战”，士气甚旺，但“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且也是“能守不能攻”,因此野战能力不甚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对红军到来都极其欢迎，并抱以极大期望，以致“两方都有依赖红军心理，对万一西安不守他们不愿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几万红军的责任变得异常重大。

红军的特长在于野战，即要靠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来克敌制胜。这就要求红军在作战时要有极大的行动自由，要尽可能少地进行纯粹防御性的内线作战，要随时准备为大踏步地转入外线作战而放弃已有的城镇与阵地。所有这些作战方法，对在西安以及周围城市中拥有重要资财、大批家眷和各种重要利益的十七路军与东北军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中共红军在作战方法及其战略设想方面，一开始就与杨虎城和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委会的意见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再加上三方军队又从未曾协同作战，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战斗力以及部队内部的巩固情况又颇难让人放心。因此，这种联合作战事实上面临很多困难，效果如何也颇难确定。为此，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不能不要求周恩来与杨虎城及西北联军临时军委“约法三章”：(1)不论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彼此间统以抗日联军统率下的友军看待，唯东北军、十七路军仍用国民党旗帜，红军仍用红旗，但番号统称抗日联军，红军编为第3集团军；(2)在开战后，原则上一律依照联军临时军委会命令协同作战，但红军一般的避免与友军在同一战场作战，红军担任单独的一方面，以免指挥不合拍，胜则见忌，败则见怪，泄露机密，相形见绌等不利情事；(3)在不与联军的战略意图相违背的情况下，红军保持单独的指挥系统。(32)毛泽东这时为红军拟定的作战计划，仍然是如西安事变期间的战略设想一样，坚持红军主力要实行外线作战。毛的计划是：一旦开战，要争取红军主力第一步出商雒，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以此来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同时留红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的内线作战，以内线作战之友军与红军同外线作战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实现战略上的配合。(33)

至1月上旬末，东北军、十七路军已陆续在前线各战略要点与中央军发生接触，两军100余名军官更联名通电表示准备与中央军周旋到底，西安各界甚至举行10万人以上的群众集会，对南京示威。红军主力这时也已进至三原、耀县、淳化一带，红军15军团更隐蔽地越过陇海线，开始向陕南商县一带前进，准备必要时更以红军主力南下商县，或配合东北军第57军等会歼进攻蔺家镇、孝义镇、固市镇主阵地的中央军于平信镇、官路镇、来化镇及定通镇地域，或出潼关、洛阳间袭扰东进之中央军，实行战略突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刚刚平息了的全面内战的烽火，转瞬间又重新在西北燃烧起来了。

①张学良在16日之前尚无任何准备在蒋接受抗日主张后“束身归罪”的说法。自蒋梦麟等六校长来电之后，张第一次在16日下午给冯玉祥的电报中提出此说，以后几天里接连作此表示。可知此后张已有此准备与决心。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081，1087——1088页。

②《张学良文集》第2册，1106页。

③《张学良文集》第2册．1106页。

④《张学良文集》第2册，1110—1111页。

⑤《张学良致杨虎城函》，1936年12月27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107页。

⑥《周、博致彭、任电》，1936年12月31日；《宋子文致杨虎城电》，1936年12月31日，见米暂沉《杨虎城传》，175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信称：“今日汉卿兄恪守国府明令，经过军法会审审判手续，并即由委座具呈请示国府特赦。此项手续五日内可办竣。现移居庸之兄寓内，弟敢保证，汉兄绝无任何危险并请转达诸同志千万勿生误会，静待汉兄下月五日回陕”。

⑦《张学良文集》第2册，1112—1114页。

⑧《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4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⑨《周恩来、博古致毛泽东电》，1936年12月26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⑩1936年12月27日《解放日报》。另外12月29日杨又曾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名义致函陕西各县长，内中也提到此六项内容，文字相同。见刘永端等编《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11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见《毛泽东选集》，238页。毛泽东在前一天，即27日会议报告中发言曾将此概括为：(一)停止内战，撤后。(二)改组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宋庆龄，副院长孔祥熙，参加三个抗日领袖当部长，沈钧儒、章乃器等，使政学系、汪精卫塌台。(三)分批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三个月召集救国会议。(五)停止进攻红军，抗日时改番号，统一指挥。(六)联合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

(12)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1936年12月26日。并见《陈布雷回忆录》，见米暂沉《杨虎城传》，172页。

(13)《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1月19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3)。这里的译文与当年电报的译文略有不同，这里的译文是：“不应就蒋介石在西安的许诺大发议论。”毛泽东在1月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也承认，事变后即把蒋在西安承诺的条件加以宣布，在政治上是幼稚的。

(14)《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141—142页。

(15)《文献和研究》，1986(6)。

(16)《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上)，74—75页。

(17)《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31日。

(18)《毛泽东致潘汉年电》，1937年1月1日，见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1245—1246页。

(19)《毛泽东致周、博并告彭、任电》，1937年1月1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769页。

(20)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载《军事历史研究》，1992(2)。

(21)《杨虎城致宋子文电》，1937年1月4日，见刘永端等《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133－13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杨虎城致严庄电》，1937年1月4日，见中国第二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91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据《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编者分析，此电日期当为6日，而非4日。

(22)《周、博致毛、洛电》，1937年l月4日，见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

(23)《洛甫、泽东致周、博电》，1937年1月4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24)《许静芝致孔祥熙电》，1937年1月4日，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0页。

(25)《何应钦致刘峙、顾祝同电》，1937年1月5日，见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330—33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

(26)戴笠1月7日携蒋信见张后曾有信给蒋介石，称张“奉读钧座书后，态度转好，语亦平和”。可知张此前情绪态度相当不满。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05页，1986。

(27)《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05页。

(28)参见《蒋介石致张学良函》，1937年1月7日；《张学良致杨虎城函》，1937年1月7日；《张学良致东北军各将领函》，1937年1月7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117—1119页。

(29)《张学良致蒋介石函》，1937年1月7日；《张学良意见书》，1937年1月7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117—1119页。

(30)《蒋介石修订的解决陕事之方案》，1937年1月，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97页。

(31)《毛泽东文集》第1卷，773页。

(32)宋毅军：《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军事战略防御》。

(33)《毛泽东致彭、任电》，1937年1月8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l卷，777页。

第三节 福兮祸兮

眼看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西安方面的情况却突然出现了某些细微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1月9日这一天，西安方面，特别是中共中央了解到以下这些情况：第一，蒋介石9日有电报给杨虎城，明确保证他将贯彻和平之宗旨，决不至有战争行动，且军事善后办法仍可与顾祝同详加商讨，要求杨虎城务必约束西北之部队，保持冷静态度，不做轻率表示。①第二，前东北教育会会长王化一、同为东北人的国民党监察委员吴翰涛受命携张学良1月7日给杨虎城及东北军各将领的信飞抵西安。张在信中已明确表明反对战争的态度，要求西安方面务必坚持和平，“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②第三，潘汉年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同到潼关，潘一人进入西安，说明：“蒋召张冲至奉化，告以三事：一、汉卿留京参加工作；二、西北问题政治解决；三、同我方谈判根据与周所谈基础续谈下去，并要周到奉化密谈。”③第四，潘汉年曾与苏联在南京的代表密谈，得知蒋离开南京去奉化养病前曾数次与苏联大使会谈。苏联大使认为“蒋之所为与远方意合”，只不过蒋估计日本至少在一年内还不会向中国或苏联宣战，因此苏联代表认为：“蒋对我方及西北问题意在拖延时日”，他们极力主张不要因此而形成对立，并“急望我们和平”解决与南京方面的关系问题。④

其实，关于西北善后问题的处理，还在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的第三天就委托张冲等告诉潘汉年，请中共务必“暂时静默，以免外交发生困难及不利”，影响双方的进一步谈判。1月4日，当中共明显地对南京处理西北问题的方式表示不满之际，蒋介石又特别委托张冲要潘汉年转告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善后，南京决采政治方式解决，但主张汉卿先生暂留南京工作。至于两党关系亦准备根据过去周恩来与蒋先生在西安谈话基础继续商洽，以求协调。同时还派张冲前往西安，准备接周恩来南下会商一切。鉴于此，中共中央也明确主张周恩来等在西安“只在幕后团结东北及十七路军”，不要太露头角，强调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的通电务必说明拥蒋真意，甚至要求西安的报刊宣传不要过于尖锐，但问题是中共中央最初确定的目标较高，不仅坚持要张学良回来，而且要争取“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坚决主张拒绝中央军入陕，强调一定要“真正的硬一下”，⑤而南京方面又复以大军西进，西安与南京遂成剑拔弩张之势。就连周恩来也感到，面对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在三位一体军事政治联系如此紧密的条件下，中共和红军要想保持调人的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共中央的态度最初始终是与西安两方的态度完全一致的，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要潘汉年告诉蒋介石的代表：“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已上了大当”，必须“在撤兵释张改组政府实行后，即证明南京尚愿顾全信义时，可去南京一行”。⑥

要坚持上述条件，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南京方面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在1月上旬已经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问题是在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之后，为此而大打内战，在策略上以及在政治上是否有利?1月9日张学良的信件，以及潘汉年带来的种种情报都显示，如果适当忍耐和降低条件，并非完全没有消弭战争的可能。因此，周恩来建议：蒋介石虽对控制西北不会放手，何应钦也仍会试探军事解决的可能性，但目前仍有和平可能，我们应拉拢蒋、宋，“非至万不得已，红军决不轻易参战”。就在得到周恩来转报上述情况的当天，中共中央也迅速发来电报指示给周恩来，赞成采取力主和平的态度，强调宣传和平，拉拢蒋、宋，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万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此方针应使杨、何、孙、王、缪、刘、杜、黄及宣传委员会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传”。不过，中共中央这时仍主张，前此的条件一般不应有太多的改变，只是可以考虑立即写信给蒋介石，进一步请蒋撤兵、释张和改组政府，保证“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据此，周恩来于11日专门致函蒋介石，请蒋“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声明如此“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大业必可速就”。⑦值得注意的是，周信中虽对撤兵、释张有明确的主张，对于较为困难的改组政府问题没有特别的要求。

12日，杨虎城派赴奉化见蒋陈述西安方面意见的李志刚飞回西安，带来蒋介石10日手书一封。内称：对于张学良，“稍假时日，必为之设法，使仍有效力革命之机会，以无负其爱国之苦心”。同时再度重申其和平解决西北问题之宗旨，强调“中央处置陕甘，亦必以政治建设为主，绝不至引起战事”。但蒋介石明确解释说：

目前所在以陇海路上酌置军队者，则以一般国人对陕甘情形具非常之惶惑。因人事明令兄等既未接受，而所有组织，如临时军事委员会等，至今仍未改变更，省府亦未照中央法令恢复原有关系。所有宣传，其误谬幼稚，与事变当时一般无二，不但形式上有不奉政令割据独立之嫌，且亦可见分子异常复杂。故一般国民对陕甘今后之动向，咸抱绝大之忧疑。中央为安慰人心，维持全局，自不能不加以防范。然所望于兄等者，只在接受中央之命令，而军事善后等具体细目，非无商量余地。……现在最急要者，在兄等务应扩清外间之疑虑，表示绝不割据独立，亦不破坏统一。为示此诚意，勿使外间误会，则：(一)惟有迅即表示接受中央命令，使一般人了然于兄等拥护国家，完成革命之诚意；(二)将12月12日以后之组织公布撤销，所有宣传均予改正，勿使再如变动当时之情形，以一新内外之观感，则国人疑虑得以冰释，而在陕军民亦可心安。……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中央离陕西无以建国，陕西离中央无以遂其生存与发展。故必须立下决心，向和平统一之方向做去，迅复事变以前之常态，确立此后努力之始基。⑧

据李志刚介绍说，蒋介石在与他谈话时曾十分激动，以致“痛哭”。⑨

当天，周恩来等即用电报将李志刚转来的信件内容与南京方面的态度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周恩来估计：“蒋中心在分化与压迫，不成乃运用妥协控制西北，(再)不成(则)改为共管。因此，顾之行营主任及中央军一部驻西北，乃蒋所必争。”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拒绝蒋在西安设置行营和中央军控制陇海路，则和平绝无可能。目前方针似应力争和平，并在此基础上设法达到与南京共管陕甘之目的，承认主要由中央军控制西安和陇海路交通线，但努力限制其兵力，使实际控制权仍在我手。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再三商谈，终于促使杨虎城等同意了如下办法：

(一)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等接受中央命令。

(二)取消12月12日以后一切临时组织。

(三)张学良回陕，或主西安行营(张正，顾副、杨副)；或主陕甘绥靖公署(张正，杨副，行营主任改驻洛阳，主任仍为顾)。

(四)东北军驻兰州、咸阳、平凉、固原、凉州、天水一带地区；十七路军驻西安、泾阳、韩城、华县一带地区；红军驻延长、延川、肤施、郡县、庆阳、凉北一带地区，一部驻雒南，一部驻凉州以西；中央军驻潼关、华阴一带，并可酌派三至四个团对陇海路进行保护。⑩

值得注意的是，杨虎城虽然被说服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上述解决方案，但他仍对允许中央军进驻陕西及陇海路深感担心，因此他并没有迅速将此一方案送交蒋介石和南京方面考虑。其14日给蒋介石的信仍然坚持接受中央命令及取消临时组织，必须以南京先释放张学良和首先撤退西进的中央军为条件，其中甚至有红军问题必须一并解决，因“红军亦执前言相诘”之语。(11)直到电报发出后，周恩来才得知其内容。周对此自然认为不妥，因此坚持必须尽快派鲍文樾带上商定的方案赶到奉化去，向蒋详细解释西安方面新的让步条件。至此，杨虎城才正式同意将新方案送给蒋介石。

15日，杨虎城派往南京的代表之一米春霖从奉化返回西安，进一步带来张学良13日的亲笔函和张学良提出并经过蒋介石修改认定的甲乙两案。这时张学良的心情显得颇为复杂。他内心虽仍不肯承认有错，“态度倨傲”，但为取得蒋之信任，毕竟也已经做了某些违心的表示。特别是他13日得到蒋介石的准许，迁至蒋正在养病的奉化溪口，更幻想着可以与蒋就近商量西北善后，乃至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等重要事项。张并不知道由于西安方面前此在策略上坚持强硬态度，蒋介石和南京方面已明显地归罪于张，断定正是因为“张态度倨傲，仍未真实悔悟，陕甘迄无接受命令之表示，一再倡言须张返陕，而一般对是非功罪之观念亦极混沌”，故已开始秘密散发关于张学良各种“罪恶”之材料，组织社会各种团体发表文电进行声讨。(12)放张回陕其实已再无可能。由于张此时仍蒙在鼓里，他还在积极出面劝说西安方面，盼望西安方面速即讨论甲乙两案，择一行之，“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而他在给东北军将领的信中，更明确主张选择将东北军调出西北的乙案，强调说：对东北军，蒋保证“始终爱护，决不歧视。但在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决难挽此劫运。”“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而流(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家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13)

不难判断，张学良尽管一再要其部下不要为他个人出路着想，但其极力劝说东北军将领选择脱离“多所不便”的西北地区的乙案，目的仍在设法解除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的怀疑而获得自由。可是西安方面，无论是杨虎城、周恩来还是东北军将领，多数看来并没有能够明了张学良的这种意图。米春霖来西安带来蒋介石14日信，内中特别告诫，张学良此时“为国为友为私为公计，皆无回陕之理”，要西安方面“勿再以此为言”。(14)对此，西安三方均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杨虎城、于学忠等同意于l6日首先通电取消一切临时组织，接受南京革职留任的处分，同时坚决拒绝乙案，基本接受甲案，唯对甲案必须作部分修改。随后奉命派往奉化的鲍文樾、李志刚等带去的解决方案，仍与前此方案没有多少区别，对张学良的意见也未作任何考虑，只是在具体内容上和谈判目的上，进一步增加了关于要中央军退出甘肃，让东北军前伸至咸阳，并允许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留驻西安的要求。(15)

l6日，西安方面正式作出妥协。杨虎城等通电就职，并宣布取消一切西安事变期间成立的临时性组织，同意不再要求蒋介石兑现事变期间的承诺，将自己在西安事变中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提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对西北善后也只集中于要求南京释放张学良与合理地安排防区分配问题。(16)但问题是蒋介石的来信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放张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二者能不能相提并论?在西安三方的讨论中，杨虎城，包括东北军的军官们都强硬地坚持二者必须同时进行，因而会议决定：除努力将一切救国主张提交三中全会外，必须坚持防区分配和释放张学良同时进行，张不回陕，军事上就仍取不妥协的姿态。(17)但中共代表明显地对此感到怀疑，既然以和平解决为目的，坚持这样的条件，岂不等于还是要打仗?当晚，周恩来和博古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后者就下列问题作出决定：第一，如蒋对防区让步，但坚不放张，是否决心打?第二，如蒋对防区让步，允张在三中全会后任事，是否接受?

周恩来等对蒋可能在防区问题上让步的估计，是建立在蒋介石等一再表示陕甘军事善后方案可以具体商讨的基础上的。他们这时显然没有看出蒋介石和南京方面在控制西安及其陇海路的问题上，是绝无让步可言的。因此，即使在防区问题上，要想达到西北三方这时希望的程度，也是极端困难的。可是，中共中央这时的估计要比周恩来等人还要乐观得多。他们明确认为：“杨、于就职后，南京更加无名，条件略高无妨碍，并可为尔后留出再让一步之余地。”目前内战对蒋系不利，和平解决趋势已渐明显，因此要求张回和要求陕甘防区保持现状不大变，此二者“目前不应让步，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者之实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18)

其实，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这时对作战都没有胜利把握。杨虎城明确告诉周恩来，前线最多只能守三天。因此，前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不愿意考虑必要时放弃西安的问题，这时却已经在考虑这种可能性了。对此，中共中央也并非不了解。可是如果连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主持一切这一条也放弃的话，那么当初张学良破釜沉舟所做的一切岂不连老本也赔光了吗?的确，所有对西安事变曾经抱有强烈希望的人们，都很难坐视事情向着这样悲惨的结局发展下去，都想力争能够使事变最终有所收获。这使得原东北军同志会的年轻军官们不顾一切地坚持要与南京进行坚决的抗争，反对一切妥协的行动。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这种态度却使张学良简直如坐针毡。

19日，张学良直截了当地写信给杨虎城，告诫他：“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即米春霖)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甘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19)这时，张学良之所以不再要求西安方面接受乙案，其中的原因在于西安方面已经明确地选择了甲案。从西安代表的谈话中，张已了解到西安方面对于蒋接受修改后的甲案的可能性相当乐观，事情如果真能如此解决自然是件好事。但他当即就看出把实行甲案与确定防区和释放他二者相提并论，在策略上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西安方面坚持以他的复职为条件，甚至不惜为此与南京冲突，虽然主观上是爱他，其实反倒会害了他。因此，他坚决主张西安方面不要再以释放他为条件，他相信如果能使蒋承认修改后的甲案，并照此解决，他就仍有回去的可能。

20日，形势再度走到重要关头。当天，杨虎城接到蒋介石的来函，其态度变得异常强硬。信中坚决拒绝西安方面所提方案，断言杨虎城等之要求就是“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因此，西安方面“一方面以表示就职，掩盖国人之耳目，一方面则欲更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表面虽宣称一切临时组织撤销，而企图割据与罔恤危害国本，乃有加于昔”。蒋介石明白告诉杨虎城等：不仅中央无论如何绝不能放弃西北，要以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而且陕甘问题一日不决，汉卿因责任深重，也绝无回去之可能。(20)蒋介石并且特别指出：这已是他“最后之忠告”了，25日12时以前务必要作出答复，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要张冲通知中共代表潘汉年说：蒋同意西安方案所提红军驻延长、延川、肤施、鄜县、庆阳、淳化一带，和一部驻凉州以西的要求，唯一部驻雒南碍于国防关系暂时难以允许。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驻地问题，关键在于中央军非驻陇海路全线不可，这是因为中央必须经过陇海路接通西南之成都和西北之天水、兰州，然后接通新疆，因一旦抗战发生，沿海受困，中国必须经过西北接取国际援助。因此，西北国防计划之实现在整个中国国防事业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为此，不仅中央军要完全控制陇海路，而且行营也必须设在西安。东北军只能驻甘肃，十七路军只能驻外县(除少量部队驻西安行使绥靖职权外)。蒋介石声称：“如红军不愿照上述两法向张、杨部队劝解，反而与张、杨部队联合作难,则不仅周与蒋所谈一切无从实现，且蒋亦不能制止南京讨伐行动矣。反之，如红军确能顾念国家艰难，为整个民族着想，力劝杨主任接受上项意见之一，中央当视同一体，红军给养与中央军一律待遇，驻在上述地点至参加政权，可由我方提出名单与宋(子文)讨论。”(21)

显而易见，形势至此已变得相当严峻。人们的观感也颇不统一。潘汉年明确提出：“我意西北问题不可久持，盖西北问题一日不决，整个抗救计划无以实现，徒予日人以共同防共之借口。我方当本对内和平团结，对外一致抵抗之初衷，力劝杨、张部队负责者从整个御侮救亡着眼，勿持私见以阻碍整个之实现。”但整个西安的情况却极其复杂。据周报告称：“此间左派群情激愤，主战”，杨虎城“恐让步后西北被分化，亦有战意”，“东北军军长除缪澄流外均主作战”。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指出：假如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之左派势将铤而走险，而右倾者必将倒向蒋介石一边，如此我们将失尽同情者，亦无法掌握其军队。如拒不接受，则只有打仗，打则只能胜不能败，可胜的把握很小，各方响应者更少，一旦失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仍必分化，到头来我们也只能得到少量军队而已。因此，战亦不是，和亦不是，目前处境万分艰难，暂时也只有在原则上接受蒋之甲案，但力争西安驻十七路军及东北军能驻咸阳以西，同时拖延时日，准备战斗。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西安三方决定立即派李志刚飞奉化，表示原则接受甲案，并放弃张学良必须回陕的要求，但希望蒋同意：(一)中央军暂退华阴，以便部队运动；(二)潼关至宝鸡不驻多兵；(三)东北军留一小部在西安，以保护三万多东北军人家属；(四)张如难返陕，请给以名义；(五)十七路军留一个师在西安；(六)红军问题可照蒋意见办理。(22)

事情走到这种地步，无论和战都是相当困难的。况且是不是让步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呢?中共中央明显对此表示担心。在反复考虑后，1937年1月27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称：

(甲)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能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

(乙)无论和战，应使杨、孙、何、王、于、缪、刘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免致不利时招怨。

(丙)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

(丁)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处，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23)

从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们这时的对策基本上还是立足于一个“打”字。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许了那么多的诺，如今都一笔勾销了，他们又如何能够相信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真的会对红军表示诚意呢?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目前西北的这个“三位一体”，一旦“三位一体”被破坏，等着他们的多半又是中央军的大举进攻，那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或被调走或遭分化，红军的处境自然远比西安事变前还要危险得多。若真是这样，他们又有什么理由照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去劝说和平呢?

当然，争取和平仍然是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打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南京方面能够切实提供有效的保证，他们又何尝愿意诉诸战争?基于这种考虑，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潘汉年：“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但蒋必须同意：

(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

(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

(三)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可不驻商雒，因为合水、庆阳、正宁、淳化、*县、肤施等地粮食十分缺乏，以后可移驻别处。

(四)请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

(五)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以便很好的准备抗日，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我们可保证绝对守秘密，因为红军干部尚有许多怀疑者。(24)

从上述条件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至此已不得不放弃了西安事变后一度提出的争取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的斗争目标。不仅如此，事变后三位一体共同坚持的撤兵、释张、改组政府等项基本要求也被迫放弃了，就连西安方面此时所提中央军暂时退华阴、潼关至宝鸡不驻多兵、东北军留一小部在西安、请给张学良以名义、十七路军留一个师在西安等六项要求，中共中央这时也未置一词。中共方面已经相信，承认蒋、张所提甲案将是不可避免的。而它最为关心的只是，实行甲案后南京会不会再度发动剿共战争。“这种可能如果存在，则红军束缚于渭水与黄河之间是危险的，因为现有红军实数而照过去一样仅发很少的伙食费，每月也需50余万元，以后停止打土豪将决无办法，这是第一；庆阳、淳化、鄜县、延安等县粮食极少，官兵久驻亦绝无办法，这是第二。”他们希望蒋介石能够以自己的名誉(通过写信的方式)作出明确的保证。当然，他们同时也希望蒋及南京“对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确定爱护政策，其方式宜表现在防地分配及对张、杨二人之待遇上，在一致对日立场上”。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张、杨及其军队“现在所顾虑的，完全在事件解决后，抗日主张实现与部队之保存恐无保证，蒋应于此点施以宽大，以安其心，(他们)在共同对付日本与汉奸面前，是决不会也不能与蒋分歧的”。(25)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意见，彭德怀和任弼时从三原赶到西安，于22日上午与杨虎城及东北军抗日同志会中左派军官分别进行了会谈，劝说后者能够接受蒋之甲案。会谈最终达成一致，承认“即使接受甲案也较破裂为好”。不过与会者仍坚持，实行甲案必须以中央军退出甘肃作为交换，如有可能则仍应照昨日所提六项讨价还价。三方还共同讨论了万一情况下的作战方案问题，从讨论中可以看出，三方这时对作战都缺少胜利把握。会议曾提出三种方案：第一案，红军主力仍照原定计划出南路作运动战，但如卫立煌集团已发现红军15军团，坚守不进，且北路东北军不能扼阻陈诚集团之进攻，则凤县、天水两路中央军又迅速逼近西安，必使东北军被切成数段，把十七路军迫上南山，西安必失无疑。第二案，红军主力参加北路决战，合力保卫西安，地形及敌情都有利于敌空军和步兵之进攻，红军特长不易发挥，且被牵制不能运动，中央军部署无法打破，西安依然难保。第三案，主动放弃西安，转入甘肃境内与胡宗南集团作战，如此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粮食、军心均将面临极大困难，部队难免发生严重分化危险。总之，会议虽认定一旦战争发生，力争第一案之实现，但对战争前景均不乐观。

军事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还表现在红军西路军这时的严重失利上。本来，西路军已进至凉州以西地区，准备继续西进，力争早日进抵安西，接通新疆。但因西安事变后西安军事形势吃紧，中共中央于1月上旬即命令该部停止西进，就地在高台、临泽一带创建根据地，以便在甘北中央军背后构成威胁，使胡宗南集团不敢轻易进兵。然而，因西路军被服、粮草乃至武器弹药此时均困难已极，在甘西荒漠地区就地坚守更加难以支撑，以枪弹奇缺又难以找到足够掩蔽物的疲惫步兵来对付马步芳的大队骑兵，又无良法可寻，它终于在1月20日被敌攻破高台，致使5军大部损失，军长董振堂等均牺牲。西路军虽被迫急速改向东进，准备回撤至黄河以东，事实上已很少可能。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颇为焦急，他们十分清楚：西路军在钳制甘肃中央军，使红军得以在西安作战时主力保持机动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如该军受挫折，影响西安甚大”。但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这时无论是求助于离甘西最近的于学忠，还是要求蒋介石直接下令给青海二马停止进攻，都已无济于事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不促使中共中央更加看重和平解决西北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22日，西安方面从电话中得知：顾祝同表示西安所提六项条件，原则上可以作为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并要西安尽快派人去潼关讨论。这对西安方面至少在精神上不失为一种安慰，但杨虎城对此仍有所犹豫，“恐和平解决后队伍分化愈烈，统率愈难”，而东北军同志会左派军官也仍旧态度强硬，反对妥协。周恩来等不得不尽力做说服工作，促使杨虎城同意派米春霖等迅速前往潼关与顾祝同进行谈判。至25日，米春霖等赴潼关，得顾祝同、陈诚、卫立煌正式答复如下：

一、中央军暂留原阵地，西北联军先一天撤退后，中央军次日进驻西安至咸阳线。

二、张学良出处问题在行营进驻西安前由蒋给以名义，否则行营进西安后，由顾祝同负责呈请解决。

三、西兰公路咸阳至邠州道上东北军可驻三团，西安可驻十七路军一个旅。

四、陕南红军同时撤往陕北，接济问题暂由杨虎城负责。

五、善后费六百万，暂发1月薪饷，余待蒋核准。(26)

对此，西安方面具体电话指示进一步要求如下：

一、中央军先撤华县，联军先撤渭北。

二、潼关至宝鸡线中央军应限制驻军数量。

三、兰州至咸阳线驻东北军一个军，西安驻两个旅。

四、对张学良先给名义，以便安抚部下。

五、红军防地仍要求一部驻陕南。

六、接防时间以两星期为限，并由阎锡山作保。(27)

既然南京方面可能接受对甲案作某些修改，毛泽东自然也希望在军事善后方面的条件能够尽可能变得对西安二方面更有利些。25日夜，毛泽东为此致电周恩来等，明确提出：“目前谈判要点在要求陕甘不驻多兵，与红军一部驻陕南，后者由汉年交涉，前者应由杨向顾祝同严重提出，要求不超过十个师，至低不超过事变前数目。蒋如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无拒绝此点之理由。”当然，毛泽东也告诫周应严重注意西安左派的过左情绪，务必使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说服左派，使之明白，接受甲案，作出妥协，退出西安将不可避免，“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28)

整个西安善后问题之解决，已经全部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了。这就是对蒋介石承诺的信任问题。西安三方面，不论是杨虎城、东北军，还是中共中央，这时担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现在答应了蒋介石，是否就能确保自身的安全，确保不再有战争，确保张学良真的能够获释?中共中央这时之所以一再表示要求蒋介石作出书面保证，纯粹也是为此。然而，蒋始终拒绝用书信的方式提出这种保证。迫不得已，中共中央只能根据观察和经验来判断这一切了。毛泽东这时再三要求潘汉年就此作出判断：“据你观察，蒋与南京是否确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此种诚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过为了有利于解决西北问题，蒋介石事变后对共产党的态度毕竟一直是比较客气的，除了坚持不给书面保证以外，蒋介石对中共代表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尽量地给予解释或满足，力求使其感到放心。宋子文前后两度代表蒋介石与潘汉年见面，表示愿意代蒋担保。27日，张冲更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再度确认：

(甲)关于防地问题，照贵方与张、杨两部合并提案内所要求之地点，延川、延长、肤施、鄜县、庆阳、西峰一带及凉州以西，除陕南外，蒋先生一概承认。给养问题，蒋先生已答应与中央军同一待遇，以军队之多少决定军饷的数目。三中全会前一切接济由杨虎城将军暂时负责，蒋先生亦已允许。

(乙)关于保障和平，解决后不再攻打红军，已由宋子文先生向贵方代表直接声明，代表蒋负责保证。

(丙)派人参政事，蒋先生亦已允诺。

以上几项均为中央苦心维系和平之诚意，予贵党以转圜之时机，取舍进退，望先生等明断。请当机立断，勿再犹豫，速予复知。(29)

事情至此已很难再有多少转圜余地了。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在西路军失利、张学良被扣在对方手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战斗力不强、负担沉重的情况下，用战争的方法无论如何不是出路。中共中央终于在1月27日晚作出决定：对南京作出让步。毛泽东、朱德等于这天晚上专门致电这时在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各负责人称：

(甲)无论从那一面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

(乙)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

(丙)十五军团亦准备撤退。

(丁)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能发生的新的战争。(30)

①《蒋介石关于函复杨虎城阳电内容要点致顾祝同密电》，1937年1月9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07页。

②《张学良致杨虎城函》，1937年1月7日，见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上)，1256页。

③《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1月9日。

④《周恩来年谱》，344页。

⑤《毛泽东年谱》(上)，368页。

⑥《毛泽东年谱》(上)，368～369页。在这里毛泽东提到的西安协定为以下六条：(1)停战撤兵；(2)初步改组南京政府，三个月后彻底改组；(3)释放政治犯，保证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地，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5)联俄并与英美合作；(6)西北交张学良处理。

⑦《周恩来致蒋介石信》，1937年1月11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l卷，779页。

⑧《蒋介石致杨虎城书》，1937年1月lO日，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10～11l页。

⑨《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1月12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该文件在《文献和研究》上公布时根据一有错误之抄件，将“痛哭”排成“痛器”。

⑩《文献和研究》，1986(6)；杨虎城派员呈送解决陕事方案致蒋介石函件等，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98～99页。

(11)《杨虎城致蒋介石函》，1937年1月14日，《杨虎城先生言论选集》，160～16l页。

(12)《陈布雷关于蒋介石授意发动文教界声讨张学良罪状致叶楚伧密电》，1937年1月13日，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15～116页。

(13)《张学良致虎城等函》，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致王以哲、何柱国等函》，1937年1月13日，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120～1121页。

(14)《蒋介石致杨虎城函》，1937年1月l4日，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20页。

(15)《周恩来、博古致洛甫、毛泽东电》，1937年1月1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16)《杨虎城、于学忠通电》，1937年1月16日，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26页。

(17)《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1月16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18)《洛、毛致周、博电》，1937年1月18日，见《毛泽东年谱》(上)，643页。

(19)《张学良致杨虎城函》，1937年1月19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1122页。

(20)《蒋介石致杨虎城函》，1937年1月19日，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33—136页。

(21)杨奎松：《失去的机会?》，3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2)《周恩来、博古致毛泽东、洛甫电》，1937年1月21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23)《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电》，1937年1月21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24)《毛泽东、周恩来致汉年同志电》，1937年1月21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370—371页。

(25)《毛泽东、周恩来致汉年同志电》，1937年1月22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372页。

(26)根据蒋介石1月22日的指示，顾祝同对西安方面的条件的复案与上述结果略有不同。原案为：(1)中央军于本月28日以前暂驻原防地。(2)东北军、十七路军须于本月28日以前撤至泾阳、咸阳、雩县以西地区；徐海东、陈光瑞在陕南各部应同时一律撤至陕北。2月5日以前，中央军进至咸阳至宝鸡一线，接防完毕。(3)中央军定本月29日进驻西安与咸阳之线。(4)东北军可酌留一师约三团兵力暂驻西兰公路咸阳至邠州一段。(5)十七路军可酌留一团至两团兵力驻西安附近，但其驻地由行营指定，并于中央军到达西安时，十七路军驻西安部队暂时集结于王曲与新城二地，以免误会。(6)张副司令之出处与名义，须等西北问题完全解决时另定之。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41—142页。

(27)关于双方谈判情况，可参见何应钦1月25日关于顾祝同与米春霖等会谈的两次电话报告，以及蒋介石当天的指示要点。内容与米春霖向西安报告的情况略有出入。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45—147页。

(28)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载《党的文献》，1988(3)。

(29)《张冲致毛、周先生电》，1937年1月27日。

(30)《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各同志电》，1937年1月27日，载《文献和研究》，1988(6)。

第四节 柳暗花明

谈到中共中央转而坚决采取和平让步的态度，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1月20日的重要政治指示。该指示到达的日期是在22日或23日左右，中共中央是在24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的。该指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批评前此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及南京的政策，一是建议在争取同南京和解的基础上解决一切问题。指示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能受挫，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亲日派在搞阴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中共中央固然改变了以前力图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政策，但是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中共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所确定的方针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方针实际上意在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把在事变期间同蒋介石达成的妥协看成是蒋介石和南京的屈服，并且把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合作视为反对南京的联盟。所有这一切只能助长亲日派的气焰并为其制造内战提供借口。指示明确要求：立即把党的主要任务放到争取切实停止内战，争取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方面来。同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并应在这方面向张、杨及其军队施加各种影响。只是在亲日派调动军队向自己进攻时，才可以进行自卫，但无论如何自己不要为这种进攻提供口实。①

共产国际的批评是否完全恰当，在中共中央方面并无多少争辩的余地。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共领导人因此相信自己此前的政策完全就是错的。很明显，中共中央必须承认在蒋介石释放之后，认为蒋已经投降，把蒋承诺的条件公开宣布，这是很幼稚的。过高地估计西安事变的成果，相信可以因此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也是不妥的。但如果说在1936年8月政治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并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政策，这是没有人能够接受的。可以肯定，中共中央当时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指示，改变了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再主张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也要求张学良去与蒋介石说和。问题是蒋介石不要和，一定要消灭红军，宣称中共是汉奸。当然，人人都了解中共中央在策略上与共产国际有一点是不同的。这就是中共中央实行的是“逼蒋抗日”。在这一点上，共产国际强调的只是用群众及其舆论来“逼”，“但我们还主张利用张、杨、阎、李、白、刘逼他”，即利用各种地方实力派或反蒋派的力量来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就是这种逼蒋政策的结果，事变后的对抗也是这种逼蒋政策的继续。这样究竟对不对呢?多数中共领导人明确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下，这种方法也未尝不对。”这是因为在当今中国，不论是想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重视自己，使其改变错误政策，实现与南京的联合，还是为了保障革命的利益，坚持党的独立立场与红军的存在，“力量问题都是不能忽视的”。当然他们也承认，这种策略实行起来确实也是相当困难和复杂的，它确实可能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这样逼，造成了内战，当然是不好的；如果逼和了，那就是好的”。重要的仅仅在于结果如何。因此，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的实际作用，多半也就在于它使中共中央开始更加明确地把争取和平视为其一切行动和政策的依据。这也就是为什么从25日之后，中共中央更加强调和平的方针，而在得到张冲的来电之后会更进一步下决心，不惜再作让步也要同南京和下来。

然而在这个时候，不仅打不容易，和甚至比打还要困难。本来东北军年轻军官就反对让步，情绪激昂，如今见中共代表步步退让，更是心怀不满。本来杨虎城因西安事变就已经整整丢了一个军，如今更是担心让中央军控制西安及陇海路沿线，地盘没有了，余下的部队迟早也会被蒋介石逐步分化和吃掉。即使是东北军上层将领，此时的态度也颇犹豫，步步退让的结果是不是连张学良的出路也不争了呢?唯一能够驾驭东北军这驾马车的张学良若回不来，东北军难道还会有自己独立的前途吗?因此，越是到妥协关头，西安的空气就越是紧张，人心就越是混乱。

26日白天，西安与潼关谈判的代表仍坚持：(1)首先给张以名义；(2)中央军离开甘肃，至少天水以西不驻兵；(3)红军一部驻陕南；(4)十七路军在西安驻两旅。顾祝同开始时同意：(1)给张名义问题撤退后即可照办；(2)中央军原驻陕甘14个师，可调31团出甘，但必须驻天水，宝鸡至西安线至少驻10个团；(3)红军不能驻陕南；(4)十七路军只能在西安驻一个旅。但蒋介石得知后，很快否定了关于张学良一条，强调恢复张学良公权须由国府委员会决定，西北问题未解决之前，事实上不能为之呈请。“彼方如相信我，即应完全相信，如不能相信，则不必再谈”。②面对这种情况，西安方面决策层内部意见分歧严重。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出面承担放弃为张学良争取自由的责任，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几乎一致强烈反对，非要南京对张学良回陕作出明确担保不可，即使是此前倾向于妥协的东北军将领，这时也变得犹豫畏缩起来，王以哲、鲍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做主，且根本不能掌握部队。

与此同时，杨虎城也担心继续妥协，内部将更加动摇，更有利于蒋介石的分化政策，故态度也颇含混。整个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当天傍晚7时，蒋甚至下令次日正午东北军再不接受条件开始撤退，就宣告和平破裂，立即开始轰炸东北军前线各战略目标。③顾祝同即据此通过电话正式通知西安方面：次日晨必须接受南京条件，否则即告破裂。

再也不能犹豫了。周恩来明确提议：(1)接受蒋之甲案；(2)妥协达成后要求允许张学良随顾祝同来陕一行；(3)推王以哲为甘肃省主席。可是，杨虎城当晚在他家召开的高层会议上，明确认为南京方面“毫无诚意”，对蒋介石施加战争威胁相当反感。参加会议的东北军将领除王以哲、鲍文樾主和外，其余态度也相当含混。起先在另外一处开会的师旅团级军官20余人，当晚转来杨家开会后，更是激烈主张：“非张回陕不能撤兵，否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会议争论不休。经周恩来反复劝说，包括杨虎城在内，多数将领最后同意：(1)接受甲案，但部队撤退请宽限十天；(2)部队移动应在张学良回陕训话之后；(3)三中全会前即给张名义并允许其出席三中全会说明政治主张。但是，“左派仍坚拒。并向前线活动”，情形更加混乱。④

然而，就是这样的条件，南京方面也拒不同意。27日凌晨5时左右，何柱国代表西安方面打电话将这些意见通知顾祝同，为顾所拒。何不得已再与各方商量，各方仍旧坚持，谈判遂陷入僵局，有破裂之势。直到这天上午张学良电报来到，情况才开始出现转机。

还在头一天夜里，张学良就已经得知这一严重情况，不禁焦灼万分。一旦战争爆发，不要说自己不能回去，没有外界的支持和自己的统驭，整个东北军都会因与南京交战而分崩离析，这与自己发动事变和和平解决事变的初衷实在是大相径庭。因此，27日一早，张就借用南京方面的电台紧急致电东北军各军长与师长，恳切要求部属“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动，勿再固执误事为要”。此时，张学良确实对西安方面的做法颇多抱怨，电报中直言不讳地埋怨其下属“固执误事”。电报称：“此事如前次瑞风、志一两兄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⑤

接到张学良电报后，西安方面谈判代表米春霖立即通报何柱国，力劝西安方面接受条件。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讨论，东北军高层将领和杨虎城终于决定接受南京条件，只是要求撤退时间以7天为限。⑥

27日，西安方面完全妥协，与南京最后达成和解。但西安内部出现更大分歧与混乱。杨虎城“表示屈服后无前途，宁方不会抗日，释张甚悲观，对双方合作亦觉无把握”，态度更趋消极。而“东北军老派愿和，但董(英斌)尚动摇，鲍(文樾)、马(占山)亦有变化可能。少壮派师旅团长多数主战”。当晚东北军军官会议虽有董英斌主持，与会者仍一致强硬表示：“非张回不撤兵。”周恩来已清楚地感觉到：目前西安各方“危机四伏”，如蒋再不能给予保证，势必有人会“铤而走险”，到那时可能一派混乱，统一战线将迅速破裂，共产党不仅大受埋怨，而且将更陷于不利地位。⑦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竭尽全力劝说和平，其结果亦可想而知。而左派激烈情绪不得缓解，整个局面就随时会具有爆炸性。

在中共中央这时看来，目前唯一可能缓解左派情绪的，就是请蒋允许张学良回陕训话一次。这不仅因为张学良力主和平，而且因为一旦蒋保证让张学良回陕训话，这些少壮军官一时也再不能采取激烈行动。对此，毛泽东也颇为赞同。故毛在这天晚上接周电后立即打电报给潘汉年，要求他向蒋介石及南京方面提出此一要求，以缓和西安内部的矛盾冲突。毛电称：

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于、孙、何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汉卿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为东北军面子起见，蒋先生不妨让张来陕一次，立即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的解决此问题。⑧

随后，周恩来也为此专电潘汉年，请其向蒋介石转达这一要求。电报称：

(甲)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杨虎城已决心服从蒋先生，惟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汉卿不能回陕见面一次，决不肯先撤兵，恩来及何柱国、王以哲等向之说服亦无效。

(乙)除我们继续努力向他们说服外，务请蒋先生抚念此流亡之师，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即给张恢复公权，发表名义，许张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回陕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

(丙)请蒋先生许张汉卿写亲笔信给杨、于、孙、何、王及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之决心。

(丁)请蒋先生许可西安及东北军派代表见张一面，然后撤兵。⑨

但毛、周接连去电后，除张学良29日有手书来，要求部属务必遵照蒋介石之部署及商定办法迅速实施以外，⑩蒋介石迟迟没有回复。而西安这边左派军官主战空气愈演愈烈，颇有些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一些少壮军官甚至赶至前线，将前线师团级军官数十人组织起来，一致抵制西安对南京的妥协决定，坚持非张学良回陕绝不撤兵。

面对如此局面，周恩来极感为难。他认为：“现在情形下，我们若参战，则违背主和原则，如和，必失东北左派，前线便一时混乱。”况且，左派基本上是东北军队的骨干，直接掌握部队，失去这些左派军官，就意味着三位一体事实上的不存在。要不要对左派略作让步的问题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对此，刚刚赶到西安附近红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云阳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洛甫态度极为明确，他提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不为左派的威胁所动；同时，尽力争取左派，力争使事变消灭于无形。洛甫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称：

子、为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之正确，对极少数不能听服的过激分子应与斗争。

丑、向左派公开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的行为。

寅、提高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对和平的积极性，并给以和平有利的前途。

卯、万一少数过激分子开始挑拨行为，我们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大多数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以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11)

东北军的高级军官有些是归并的(如于学忠、何柱国、沈克等)，有些虽为东北军所培养，但久已形成自己的势力圈子，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中多数依靠张学良。也敬服张学良，却未必对张学良有浓厚的感情。但东北军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则不同。他们多数没有多少既得利益，文化层次又较高，且正处于晋升过程中，上进心极强，加上他们与下级官兵接触多，受打回老家情绪刺激最深，因此，他们不仅从一开始就是张学良走联俄联共、共同抗日道路最基本的推动者和拥护者，而且寄一切希望于张学良，很多人视张学良如同再生父母一般。要这些年轻军官听任张学良不能问东北军，甚至被剥夺自由，在感情上无论如何都是极端困难的。特别是面对南京方面的压迫，西安方面一退再退，这些军官在情绪上屡受刺激，激愤之情已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在这个时候要想劝说他们接受失败的事实，又谈何容易。17日晚，洛甫到西安，坚决主张和平，提出用红军不参战的办法来劝告激进分子放弃战争的想法。但当晚少壮派军官50余人就得到消息，前往中共代表住处集体请愿，提出八个问题，态度颇多挖苦。周恩来虽大发脾气，对方仍毫不示弱，有人竟扬言：如果红军不敢打，我们自己打，到时候别怪我们和你们翻脸。

第二天即28日，杨虎城受此情绪影响，也决心要打，整个形势越发变得不可收拾。周恩来不得不与主战的东北军少壮派代表开了一天的会，摊开地图详细地向他们解释打的不利。但东北军代表完全听不进去，只是断定打起来就会有办法。除非张回陕，否则绝不撤兵，宁愿拼个鱼死网破。他们再次当场逼周恩来等表态。或者破裂，或者红军一同作战。周恩来报告说：“我们坚持让步主和，讨论一天未决。会后。何(柱国)、王(以哲)及高崇民力主撤兵，与少壮派开会，仍僵持不下。”周深知在这时，“只有杨转变．及鲍(文樾)、董(英斌)努力，才能影响少壮派撤兵，否则严守中立，万一工作不好，必失东北军、十七路军与反蒋(派)大部同情”。因此，29日周又进一步通过王以哲去做杨虎城的工作，并暗示杨如不顾和平，致战争发生，红军将不会参战。在前线的中共领导人也一致决定：

(一)我们应为和平尽最大努力，尽调解的责任，特别争取杨及东北军稳健派，坚决站在和平方面，力争左派的一部或大部。

(二)在和平尚未到绝望时期，红军仍不采取单独行动，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但明白表示自己的和平立场。

(三)如和平绝望，战争或部分接触发生，红军应公开表示为求得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主张的实现，不愿参加内战，宣布我们在西安事变中为和平而努力的经过，并且愿为和平继续努力奋斗。(12)

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态度，根本上阻止了杨虎城的摇摆。29日一早王以哲与杨虎城谈话后，杨即亲自找周恩来谈。杨虎城表示：既然中共方面已经决定放弃成立西北半独立局面的想法，不愿与南京作战，他考虑再三，决定做中共政策牺牲品：拥蒋抗日。“虽然他怀疑此种可能性，仍相信西北半独立局面有由战争中求得可能，同时他估计我们拥蒋必将失去许多同情，但他仍愿做共党朋友到底”。对此，周恩来及毛泽东等均深受感动。周当场表示：中共绝不会背弃朋友，如果蒋介石反过来阴谋对杨及十七路军不利，红军绝不坐视不顾。毛泽东得知杨虎城的态度后，也接连致电周恩来等，要求后者告诉杨虎城：和平政策是三方共同的，希望他对整个政治前途具有信心，说明如杨虎城部队撤出西安等地后嫌驻地不足，包括鄜县、甘泉、延长等城，“彼需要时由彼驻兵，我们退城外，将来如有紧急，我们同他总在一起，决不分别彼此，对东北军亦然”。现在“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13)

既要与南京求得团结统一，又要继续保持西北三位一体，这已经变成一个两难的问题。而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不论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中间，都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30日中午时分，又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等人的严重担心。周恩来估计东北军高层将领至今态度不够明朗，而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部队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这些中下级军官的手中，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最巩固的部分原来也是建立在与这些中下级军官的联系之上，失去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位一体将很难保持与巩固；而没有这些军官的赞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也难以实行。周恩来为此不能不再度致电毛泽东等，提出：“形势已到最后关头，南京正在进行分化，指明此间已不要张。东西两军认为打有出路，撤兵弃张只有死路。两友军决心打，而红军不打更刺激他们。一部将反动，造成南京分裂西北联合战线的基础。东西两军已有红军出卖朋友的空气。”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定要冒失去最好朋友的危险呢?要知道失去朋友未必能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且仍有失去全国同情的可能。相反，如果与友军坚持要求张学良回陕训话及恢复公权，证明三方面不可分离，虽可能因南京不让步而致战争，但“我胜蒋可让步，我败则友军必不怪我，我可扩大，蒋仍可与我们谈判”。因此，周恩来等不仅坚决反对中共中央内部正在议论的红军首先开始实行撤退的提议，坚请军委主席团授权由西安中共代表通知撤退时间，以避免进一步恶化三位一体的关系，而且还明确建议，改变原定红军不参加作战的决定，准备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同进退，以保持三位一体之团结。

当天傍晚，周恩来等为劝说中共中央接受自己的意见，与博古、叶剑英等专程赶到云阳，同洛甫、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政治局领导人一同开会讨论此一建议。经过反复讨论，与会者最后一致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当晚，云阳的中共领导人联名致电毛泽东等提出：如果友军坚持在张学良回陕一次的问题上坚不让步，为不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必须准备与友军一同作战。“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我们力争迅速结束内战。毛泽东等几乎立即复电表示同意，称：

(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

(乙)但我们与张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而失去张、杨。

(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14)

次日将近中午时分，周恩来、博古及叶剑英返回西安。但还在周恩来等回西安之前，于学忠也已从兰州飞到西安，并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先后会面。(15)于学忠本非东北军出身，事变后依据南京任命又负有指挥东北军和调处西北问题的全权，前此只因“眷属不离兰(州)，终不免有所顾忌”，不能大胆行使职权。(16)这时，其眷属已撤离兰州，主和意志自然更加明朗坚定。加上此时杨虎城思想已通，对作战主张再不提起，多数东北军高级军官也因于学忠态度坚定而纷纷附和，因此，当周恩来回西安后，发现整个上层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30日晚所准备的方针虽仍可用于表示诚意，实际上却几乎已经派不上用场。另外，据密报，东北军有四个师级指挥官已经秘密与南京方面联络，准备脱离西安。这使得西安整个上层更加软化，决定迅速与南京达成妥协条件。据杨虎城事后告诉周恩来，于学忠不仅主张妥协，而且对西安赤化颇多疑惧，如于学忠也转而投靠中央，那就连甘肃也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事尚在坚持，就是要张学良回来训话一次，至于其他已无从提起了。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据周报告说：“我方同进退的主张相当的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均)坚(决)主战。”然而在高层将领中只有王以哲态度摇摆，讨论竟夜，时间长达6个小时，最终会议仍决定主和。

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东北军少壮派备受刺激。

2月1日，根据西安方面高层决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谈判妥协，中共方面亦派李克农前往接洽。几人尚未动身即被左派军官指挥的部队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放弃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后因何柱国大怒，痛加训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被迫撤去。但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不祥的苗头。

上午，李志刚等到潼关，进一步向顾祝同具体提出履行甲案的具体办法如下：

一、联军方面从二月一日起开始撤收前线警戒部队到本阵地，准备续回渭北地区集结。

二、俟张学良回来训话后续向甲案指定地点移防。

三、各军向渭北集结地域为：

东北军：富平、高陵驻五十七军，田市到监镇驻骑六师、骑十师，咸阳到乾县驻百○五师，监军镇、关头镇、庙湾驻一一七师，麟游驻一○六师，固原、平凉、西峰驻六十七军一○八师及东三师，邠县、泾川驻总部。

十七路军：蒲城、白水驻警三旅，三原、泾阳驻三十八军，长安驻警一旅，兴平、耀县驻警二旅。

红军：灵台、崇信、高鉴镇、天堂镇驻罗、宋部，淳化、口头镇、叱干镇驻一、四方面军，同官、美原、高阳镇驻二方面军。

南京方面具体答复如下：

一、同意张复权授职并出席三中全会。

二、张可回陕训话，以便联军向甲案地区移防。

三、东北军在咸邠间暂驻三到四个团，移防毕可增加两团。

四、十七路军在西安附近驻一旅，如须增加时则加驻两团，东北军可驻一团。

五、西安城暂由绥署负责，以后共同负责。

六、中央军在西安不驻有威胁的兵力。

七、善后费二百万，续请核发。

八、东北军、十七路军各发足经费一个月，移防后再发一个月。

九、第三者(指红军)经费由杨虎城先发五十万元。

十、移防时组织视察团。(17)

鉴于南京方面在最关键的张学良问题上初步答应了西安方面的要求，杨虎城和于学忠遂于当天下午向前线指挥官正式发布命令，命令他们当即撤退西北联军的警戒部队，2日将前线部队撤至渭北，3日撤至渭南。命令同时说明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中央军5日将进驻渭南，6日前后将进驻西安。

难道这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这样耻辱地结束了吗?难道正在缔造着新一代东北军人、勇敢地推动着中国政治变革的张学良将军，就这样成为政治妥协的牺牲品了吗?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一场既出人意料，又完全在人意料之中的事变发生了。

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周恩来中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王已死，何在追索中)。”(18)事实上，首先被杀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30日晚关于红军将与友军同进退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19)但同志会成员这时几乎把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军将领都视为他们夺权的障碍，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等一度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军长首先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却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上难以取得指挥之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对于此，杨虎城一方面反对政变行为，一方面“估计撤兵后必被解决，有背城借一意”，于学忠虽仍然坚持主和，可他在西安只是光杆司令，又无力扭转局面。事至于此，周恩来不得不再度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但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无法对下一步的行动提出明确的对策。周为此报告中共中央说：我意目前“主和主战仍由西安杨、于作主，因东西两军情况不明，尚无法下决心”。(20)

3日上午，苗、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考虑到中共人员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周当即着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周同时告诫云阳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21)

3日中午，政变主谋离开后，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毙王事件东北军高级将领均欲惩办祸首．现少壮派已悔过认罪，离队远避”，“西变可结束”；与此同时，“东北军前线已撤退，和平前途谅可逐步实现”。(22)

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周恩来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4日中午，周恩来不得不电告中共中央，称：“东北军因王以哲遇难愈分化，少壮派趋极端，而右派纷纷投降反攻。刘多荃甚至对西安警戒，对潼关接头，扣留少壮旅、团长，给蒋、顾以大好机会，张更难回来，东北军甚至有被调开危险。”今后，“蒋对西北领导必着着进逼，最后有取甘肃可能”。(23)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感意外。要知道王以哲一年来与中共和红军合作融洽，对西北三位一体的建立贡献显著，毛泽东怎样也不能想象自己的另外一些合作者会对王以哲下此毒手。更何况这一事件对西北统一战线造成的破坏是如此严重，自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党苦心孤诣地竭力维持的“三位一体”局面很可能会因此而迅速瓦解。毛泽东为此非常气愤。尽管周恩来明确提议还应继续赞助左派，同时设法缓和与右派关系，主张“少壮派须以取消组织，减少右派攻击目标，实际则秘密团结，徐图发展。张如不回，宁让步开甘，以避免分裂，对右派宜反对分化，以团结真正爱东北军、拥护张分子，造成新的中心”。但毛泽东还是几次致电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即是从犯我们也不能收容。(24)

可是，交出杀王首犯是否就能弥合中共与整个东北军之间日趋破裂的关系呢?实际上情况已远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周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等说：“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四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训处跑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机要文件被烧毁，在左派影响下的特务团及抗先队已被迫远避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员大起恐慌。同时老派投降出卖，米春霖、谢珂在潼关大骂，骑10师到处抢劫，沈克师引中央军到岐山、武功，鲍文樾、马占山亦分裂东去，105师刘多荃部、57军缪澄流部联为一气向西安兴师问罪，扬言要消灭特务团，67军副军长吴克仁也扬言报复。而何柱国更公开说东北军坏话，准备卖张降蒋，于学忠又无统一东北军的能力。现在唯一可能扶植起来统一东北军的只有董英斌，可董“太老实”，能力不强，张学良也不满意。董领导下的剿总人员又处境孤立，与下级人员关系极差。目前东北军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蒋调离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能长右派气焰，便利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东北军自身的分化已势不可免，要想保持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影响，努力团结大部分东北军，求得上下老少目标一致，树立中心领导，反对分裂出卖，还得想办法从左派和真正拥护张学良的分子中形成基础、培植力量。

周恩来这时对东北军的情况无疑比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中共中央自然迅速接受了他的建议。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实行这一策略的机会或者是时间，这时都已经没有了。既然“二·二”事件已经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除了中央军以外的中国这个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就成了南京方面的必然选择。仅仅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要尽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将东北军分解开来，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要求改行乙案，东调豫皖，接受整编。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样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孙铭九等四人由刘鼎带往红军驻地避祸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军高级将领所知，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此四人所为曾受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所有这些情况都弄得东北军上层人心惶惶，大都担心“在西北将不可免地与共党红军纠纷不了”，急于迅速离开此一贫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张学良回陕训话之类的要求，自然变得可有可无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的高级幕僚们自事变发生后同样也处于极度不安之中。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杨虎城态度曾经有所摇摆，东北军将领这时对杨“甚误会”，并怀疑杨曾对东北军将领不利。周恩来对此自然颇为担心，指出：“东西两方彼此误会，同时不易解释，最易为宁方利用。”虽经周恩来反复劝说，仍难释其嫌。杨虎城亦因中央军将到，确信十七路军必受压迫，自己的驻地又与东北军犬牙交错，双方已缺乏信任，难免没有冲突发生，以致杨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更加消沉。他明确告诉周恩来：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红军才有出路，自己则只好离开部队。当然，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论他今后行止如何，他必将与共产党做朋友。他宣称，他已经了解到这次西安事变之不成，完全在于当时日本与苏联都在拉南京，苏联已经比日本领先了一步，因此它力主中国应在蒋的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有援助西安之举，这是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但他通过整个事变过程，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对中共的看法，相信中共确实够朋友，因而保证他今后不仅会从维护统一、团结御侮方针上找出路，而且一定要“保持与共党红军作朋友”。他唯一担心的只是，莫斯科已经为自身利益卖了西安一次，它“为争取南京，是否会接受取消共产党，改编红军”的条件，而将中共也送入蒋介石的怀抱呢?

杨虎城显然不了解莫斯科中国政策的本质特点。他不清楚，纯粹只是从民族利益和阶级观点看问题的那些莫斯科的决策者之所以毫不在意张学良和杨虎城所做的牺牲，根本上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把中国的“军阀”看成是不可信任的投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放弃对自己的“同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暗中支持。即使是在这时，在他们从自身的外交利益出发，希望看到共产党尽可能快地与南京政府达成政治妥协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坚持这种妥协不能影响中共与红军日后独立发展的可能性。(25)他们这时甚至仍在全力准备通过中国新疆对红军进行具体的军事援助，其渴望红军西路军接通新疆的程度远比中共中央还要迫切。在3月的来电中，他们甚至许诺一旦红军能够接通新疆，苏联方面可以将援助物资再增加一倍以上，总重量可达到2000吨左右，其中还包括了红军所急需的火炮，以及在西北地区作战中极为有用的轻型装甲车等，另外还可以送给红军50个左右在莫斯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炮兵、装甲车等项技术的中国同志。不仅如此，共产国际这时还根据中共中央的请求陆续开始通过上海和天津的秘密接收地点，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据共产国际电报称：苏联方面2月间已经确定的援款数额即可达到将近200万美元之多。(26)这说明苏联人这时并没有任何想要把中共送入蒋介石怀抱的意思，他们仍旧想让红军存在下来，并希望它能够在中国政治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杨虎城有一点是没看错的，即中共中央这时并非完全依照莫斯科的指示来行事，他们有自己判断事务的标准，这使得他们在处理西安事变问题上，始终是把张学良和杨虎城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和依靠的，始终是要坚持“三位一体”的，即使是在他们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严厉批评他们不应把同西安的关系放在决定的地位，必须把同南京的关系看成是一切其他关系的基础之后，他们为了不出卖朋友，也仍然一度下决心采取同进退的方针；即使在“二·二”事件发生，包括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里面一些激进的军官要把部队拉出来加入红军，他们也从未想过借此机会来扩大自己的军队。为了对得起朋友，中共中央明确指示红军各部，绝不得利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困难趁火打劫，“坚持不收东北军(也包括十七路军)一人一枪一弹的原则”，拒绝收容那些主动要求编入或准备加入红军的友军部队。毫无疑问，张学良和杨虎城对此都备受感动。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国民党三中全会亦加以批准，可实际上仍然被严加管束，不得自由。西安事变的两大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以及蒋介石当初的许诺，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现实。甚至西北“三位一体”中的两大主力，张学良和杨虎城所力图保存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竟也随着他们的统帅被拘与放逐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重大历史悲剧的扮演者。可以想见，不论是就张学良他们最初所追求的保存自身力量的动机，还是就他们当初所期盼的革命或政治变革的目标而言，西安事变所留给历史的，无论如何都只能说是一次失败的记录。

但是，柳暗花明。西安事变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却可以说是成功的。这就是“兵谏”。尽管从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事实，从张学良“革命”的动机与意愿来看，西安事变严格说来不应当简单地看成是什么“兵谏”。可是，从事变所取得的结果而言，这一事变确实也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兵谏”。

兵者武伶也，谏者劝说也。以武力劝说者何?改组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否。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一切政治自由?否。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确实遵行总理遗嘱?也是否。在西安事变时，张、杨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中，有哪些是张学良在过去向蒋“进言”、“哭谏”甚或“诤谏”时曾经一再提出过的主张呢?确切地说，也只有两条与前此的进言内容相近罢了，这就是停止一切内战与释放被捕之上海爱国领袖。遍查张学良此前之各种言论与事后之回忆，均未见张曾提出过诸如改组政府之类激进的政治主张。何以八项政治主张过去大多均未曾提出过?那是因为这些主张多半也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团体的主张，提出这样的主张，必被视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无疑。况且，这样的政治主张，多半也不是靠简单地劝说一个蒋介石就能够实现的。张学良过去主要“进言”、“哭谏”或“诤谏”的是什么?概括言之，其实也只是两条，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容共。显而易见，如果仅仅是为了实现抗日与容共的目的，八项政治主张或均可束之高阁，因为八项政治主张中，没有一条是直接提及抗日与容共要求的。可见张学良等人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还并不仅仅在于要求抗日与容共，他们明显地还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即试图根本变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架构与政治制度，来一次政治的“革命”和“解放”。(27)毫无疑问，作为西安事变政治目标的这八项政治要求大多未能实现。但从另一个方面，即如果我们把这次事变的最终结果同张学良过去“进言”和“诤谏”相联系的话，那么西安事变又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不论张学良、杨虎城最初发动事变时的主观愿望如何，事变毕竟通过一种“兵谏”的形式，促成了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放弃和大规模内战的停止，进而直接推动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抗日与容共政策的形成。

由上可知，西安事变直接的受益者正是中共与红军。正是因为这场事变的发生，蒋介石最终停止了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放弃了武力消灭红军的打算，改取了政治解决的做法，因而使得国共两党在内战十年之后，终于得以在不长的时间里达成了政治上的妥协。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一直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怀有一种特殊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毛泽东所谓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了，就包含着这层意思。

甚至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内战的终止以及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根本取消，也促成了中国国内的团结与统一，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它对蒋介石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下面这段评语颇有些说服力。唐先生讲：“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是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28)

当然，西安事变不论在其酝酿与处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值得后人检讨的内容，事变本身的发生与和平解决都可以说是中共统战政策的成功。在自我孤立了10年之后，共产党人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治对手中找到了真正的同盟者。周恩来曾经说过：通过西安事变，交了两个朋友。这或者可以说是中共与张、杨关系发展变化的一种真实写照。反过来大概也是一样，杨虎城不用说了，西安事变的结果消除了存在于他和中共之间的几乎一切误解。即使是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再难有自由可言的张学良，看来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尤为感动的是，即使在东北军几乎已经将近瓦解的情况下，中共仍旧能够像朋友那样帮助维持他魂系梦牵的东北军。在2月17日张学良通过何柱国带给周恩来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充满着感激和希望继续得到中共帮助的感情。张学良明确说：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维此西北危局，犹对东北军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为钦佩。弟目下山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29)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这大概是张学良被软禁后给中共中央方面的最后一封信了。张既失自由，中共自然也无“密便”可寻，双方自此再无往来。但不管以后张学良曾经怎样认识他所做过的这一切，其在内心深处始终还是把中共看成自己的一个朋友。(30)

①《中共党史研究》，1988(3)。

②《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49～150页。

③《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50页。

④《周、博致毛、朱、张电》，1937年1月27日。

⑤《张学良致前方将领电》，1937年1月27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50～151页。

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52页。

⑦《周、博致毛、朱、张电》，1937年1月27日，见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载《党的文献》，1988(3)。

⑧《毛泽东致汉年同志电》，1937年1月27日，见《毛泽东年谱》(上)，648页。

⑨《周恩来致潘汉年电》，1937年1月28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⑩《张学良致东北军各将领函》，1937年1月29日，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53页。

(11)《洛甫致毛并告彭、任电》，1937年1月28日，载《党的文献》，1988(3)。

(12)《洛甫致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电》，1937年1月29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13)《毛泽东致周、博电》，1937年1月30日，见《毛泽东年谱》(上)，649页。

(14)《周恩来等致毛泽东等电》，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等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1月3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15)何应钦在1937年2月8日关于陕西问题解决经过的报告中称：于学忠于31日下午飞到西安，与事实似略有差异。因周恩来当日中午即有电报说明于学忠已经到西安，并与杨见面。后又有电称“于学忠今早到”。

(16)关于于学忠秘密要求南京代其运送家眷离开兰州，以便大胆主和并行使职权的情况，可参见《陈端致孔祥熙密电》，1937年1月22日等，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39～140页。

(17)《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61～162页。

(18)《周恩来、博古致毛泽东等电》，1937年2月2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19)周恩来2月1日电报介绍31日晚高层会议讨论情况时曾说明，在会议上“王以哲投机主战”。

(20)《周、博致洛、毛、彭、任电》，1937年2月3日，见《周恩来年谱》，349页。

(21)《周恩来年谱》，349页。

(22)《周恩来、博古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2月3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23)《周恩来致洛甫、毛泽东电》，1937年2月4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6)。

(24)同上注。并见米鹤都前引书。

(25)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对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界限有着明确的提示与规定。如1936年11月共产国际就曾明确规定：中共对南京的妥协必须坚持如下条件，即必须保存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分，绝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任何事情，并且只是在对日武装作战的情况下，才可能同意成立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统一的总司令，在一定的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而服从统一指挥。同样，1937年1月20日，即西安事变之后不久，共产国际又电报指示，提出了中共可以放弃苏维埃制度以及普遍的没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的做法，但当中共中央据此起草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公开信，提出愿意放弃苏维埃政策，改变红军番号，停止武装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的作法之后，共产国际甚至对此一度感到惊讶。他们在2月5日的电报中特别提出：党、红军和群众对于你们这种彻底转变政策的办法,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呢?他们断言，关于改变苏维埃政策等问题还需要仔细加以讨论。有关这些情况可以参见拙作《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方针的关系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4)。

(26)从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到1937年2月西北“三位一体”陷于军事政治危机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究竟向西接通新疆，还是向东回援西北，始终比较犹豫，命令也多次改变。但总的倾向还是要西路军暂时以东援为主。苏联方面对此显然很不理解，曾几次来电询问西路军为何要向回走?1937年2月9日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军方并几次来电谈到希望西路军仍照原定方针尽快接通新疆，表示他们已决定扩大援助红军的军事物资规模。见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81、285。

(27)西安事变后，《西京日报》改《解放日报》也反映了这样一种革命的情绪。

(28)郭冠英：《张学良在台湾》，40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29)《张学良致周恩来函》，1937年2月17日。

(30)在西安事变过去若干年之后，可以看到的张学良表示悔过的文字只有一件，这就是《西安事变忏悔录》。只是在这书里，我们才可以看到张学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莫及，并且对共产党痛加指责。但是，这毕竟是在张学良失去自由期间写的文字，而且又是经过外人整理后的文字。从张恢复自由之后屡次发表谈话，强调自己对发动西安事变“没什么后悔的”这一情况看，可知张学良当年的这次“忏悔”看来未必尽是由衷之言。同样，张学良对共产党人的观感也未必是《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所记述的那个样子。张自由后明确讲：他对周恩来“非常佩服”，与周“感情极好”。甚至声称自己当时就是“同情共产党”，“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因此“简单地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由此不难看出，在事变过去几十年之后，张学良对周恩来，甚至对于中共本身的印象，同当年相比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张学良：《忆谈东北军二三事》，1991年5月4日；张学良：《答美国之音记者问》1991年5月19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辑，1185～1188页。

附录

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约定的通电通信代号表

2月17日—     4月11日—    6月12日—     7月中旬—

张学良        A 111        A 777         日          李毅(李宜)

王以哲        A 555        A 333         荒             李仁

高福源        A 666        A 444

于学忠                                                  李忠

何柱国                                                  李智

董英斌                                                  李礼

刘多荃                                                  李信

杨虎城                                                  张虎

李宗仁                                                  张桂

马步芳                                                  张冀

马步芳                                                 张青

东北军                                                  甲军

毛泽东        A 333         A 888                       赵东

彭德怀        A 222         A 666

李克农        A 444         A 999

周恩来                      A 555         宙            赵来

刘  鼎                      A 222         天

张闻天                                                  赵天

博  古                                                  赵古

潘汉年                                                  赵年

红  军                                                  乙军

苏  联                                                  赵联

参考文献

档案文献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莫斯科

中共中央档案馆，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

“国史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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