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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2008年6月份办了结婚证，那一年是北京奥运会，秀娥沉浸在新婚的快乐中，某些瞬间倒是和电视里的喧嚣无比共情。一年以后她就生了大女儿。秀娥才21岁，没有度过蜜月，没有彩礼，没有婚纱照。陈二只简单地看了一眼，没有给过任何意见。

多年以后，秀娥想起妈妈就心疼，一个母亲可以告诉女儿的，比如怎么选择配偶，怎么对待异性，男女之间怎么回事，她妈妈再也没有机会教她了。

生完大女儿之后不久，秀娥去五粮液厂附近玩耍，正好看到了招聘信息，她考试之后顺利入厂，做仓库的调度，每天录入信息，一做就是四年。

和男人刚结婚三个月，他的父亲就得了脑溢血，瘫痪在床，医药费、家里所有开支都是他们来出，他的哥哥姐姐什么都不管，他们一直供养他爸爸到过世，一分钱没攒下来。

在宜宾的八年，秀娥也体会到了她在仙市的家里体会很少的“重男轻女”。女儿生下来，婆婆妈妈特别不以为意，聊天的时候当她面用当地话说“生了个将来被人骑的（大概的意思）”。

按照当地的习俗，女儿是外人，养老就应该由儿子负责，男人的哥哥嫂嫂不管事，秀娥就成了唯一的全权负责人。

男人是开吊车的，赚得挺多，多的时候一个月两三万都能拿到，但开支也很大。秀娥的银行账户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出现男人给的两三万块钱，然后车子要维修保养，朋友要聚会，又从账上划出去，这种高低起伏好像从未顾及过孩子的生活费问题，秀娥和丈夫沟通过，却并没有什么改变。

到了月底细算下来，变成了都是秀娥的工资在养家，她没有用过男人一分钱，直到生了孩子也如此。

婆婆也和她相处得并不融洽，生了老大还在坐月子的时候，秀娥早上五点多还在睡觉，婆婆就开始用音响在堂屋里放山歌，秀娥不得已说了她两句，请她尊重，婆婆立即就去找女儿哭诉。

婆婆那里的生活习惯是喝冷茶，用山泉水把茶煮好了就放在那儿，一大锅舀着喝。婆婆帮忙带秀娥儿子那一年，她常常把孩子带到山沟里，随身携带十多个煮鸡蛋，一壶冷茶。孩子饿了就给他吃鸡蛋下冷茶。吃了之后孩子经常肠胃不适应，动不动就闹着说肚子疼。

这种事情还往往发生在半夜两三点，秀娥那时白班夜班连上，下班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常常是刚刚睡下，电话就来了，说孩子不好了，但是宜宾市区到老家两小时车程，又没有车，没办法过去，以至于她工作的时候整天都会揪着一颗心。

有次单位派秀娥去陕西一个酒厂送货，她必须同去押车，需要五天左右的时间，她想来想去，不得不从宜宾赶到自贡，把三岁的孩子丢给爸爸。看着陈二那么小心翼翼，坐着也抱着，站着也抱着，秀娥没来由觉得一阵心酸。

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是秀娥一生中最焦虑、最缺乏安全感的日子。有时候半夜三更会突然惊醒。他们住的是老房子，如果要修房子的话肯定要存钱。她焦虑男人的工作不稳定，因为他是开吊车的，又焦虑他的工作不安全，更多地，还是焦虑将来养两个娃咋办……

男人却从未体会过这种为人父母的痛苦，他一如既往经常出去打牌，没日没夜，每次都骗秀娥说是开工。吵完之后又去，两人之间变成“欺骗—反欺骗”的关系。

有天深夜男人大汗淋漓、垂头丧气地回家，秀娥一再追问，得知那晚上他一次性地输了十二万。那天晚上，秀娥绝望到想提刀砍人。

秀娥的大女儿唯一一次看见父母互吼，大概就是那天晚上。两个人都没能忍住怒火，秀娥扔了个凳子朝男人砸过去，“其实就是想阻挠他出门，吓唬一下他。”那是秀娥唯一一次当着女儿的面“动手”，她以为当时女儿年龄还小，没想到多年以后女儿都记得，而这也成为秀娥一直以来的愧疚。

在乡镇，不打牌的男人女人很难找。夏天的下午两点开始（赶场的时候甚至早上七八点开始），所有的茶馆就泡上了开水，男女老少纷纷涌入，麻将的声音就是这个地方的背景音乐，打麻将也是这个地方唯一的休闲娱乐和信仰。

而像秀娥这样看见牌桌就绕道走的人在镇上绝对算异数。

她决定，如果要再找个老公，她的底线就是，不能打牌，至少不能在没有她允许的情况下打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