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

承认民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对队”的重要性，当然不是轻视国人自身的努力。

拿抗日战争来说吧，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就是“站队”能起作用的前提。尽管中国军队的战绩并不理想，这场战争也不是仅靠我们自己打赢的，但正是由于国人的屡败屡战，坚持到底，绝不投降，才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使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得到了“站队”的果实。如果中国政府像汪伪鼓吹的那样投靠了日本，站错了队，也就谈不上什么果实了。

说起来，抗日战争和辛亥革命，这两件大事，20世纪的中国人都引以为豪。但在共同的自豪下，不同的解释也有很大冲突。

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

就抗战而言，核心的争论就是国共两党谁的功劳大。与此相关，过去还有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美国与苏联谁起的作用更大的争论。大陆曾强调说，美国人打海岛扔原子弹都不管用，苏联人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自从中苏闹翻后，就很少这样说了。

但国共之间的互相指责——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日”——却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这两种说法都逐渐淡出，我们这里一方面仍强调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也承认两党各有贡献：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都功不可没。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不过认真想来，所谓国、共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日，这个提法语出有因，却很不准确。

首先，当时中共中央所驻的陕甘宁边区，并非“敌后根据地”。她三面接壤于大后方国统区，东面则隔黄河与日本人对峙。沿黄地区设有神府、两延（延川、延长）两个河防司令部，两司均隶属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这里所谓的“后方”，当然不是敌后，而是“我后”，以这一战略后方为依托的河防作战，自然不是什么“敌后”行动，而是“正面战场”的一部分。

河防作战规模不大，但被广泛宣传为我党抗战样板的平型关、阳明堡等著名战斗，也都不是“敌后”作战。这几次战斗，都发生在当时中国统帅部统一部署的晋北、太原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击，与八路军的侧后方伏击，实际上是同一场战役的不同战术部分。

尤其是平型关之战，国民党军在关门，正面阻击敌主力；八路军则奉命从侧后伏击日军辎重队，两边枪炮互闻，硝烟互见。这种战术上的侧后方，如果也算“敌后”，那举凡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正面战场上的所有重大战役，均有这种“敌后”作战，它也就不成其为八路军、新四军特有的作战方式了。我们能说，在台儿庄会战中只有孙连仲、池峰城坚守台儿庄是“正面战场”，而从侧后方出击日军的汤恩伯部是“敌后战场”吗？

实际上，我们出版的许多抗战史著作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中，并不回避中共武装的活动。例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的“太原会战”一章中，载有“太原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辖下，朱德率领的第十八集团军与其他国军（第二、六、七、十四、二十二集团军及若干单列军、师）赫然并列，正确反映了这场会战的作战序列。

整个太原会战，从1937年9月11日持续至11月8日，空间则包括晋北、忻口、娘子关等地。在此期间，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在会战区域内，配合友军进行了平型关（9月25日）、阳明堡（10月19日）、七亘村（10月26、28日）、黄岩底（11月2日）、广阳（11月4、7日）等战斗。（武月星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86－90页）这些战斗属于正面战场，应该毫无疑问。该书并明确指出：“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换言之，中共真正放弃在战役层面配合“友军”的正面抗击，而转向“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在太原陷落以后的事。此后，中共以其独立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为依托，与日军周旋，其军事行动与正面战场虽有客观上的战略呼应，但已无战役协同。从这时起，才有了真正的“敌后战场”。但众所周知，此后平型关式的作战已极少发生。所以中共抗战中最著名的几仗，其实还多是在“正面战场”打的。

然而有趣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乐于把“正面战场”说成是国民党独家包揽的，这就抹杀了中共在正面战场上的贡献。

这当然不是谦虚所致。

实际上，人们清楚地知道，尽管平型关、广阳和阳明堡都属于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武装所打的几次最著名的仗，但是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相比，这些仗都显得很小，就指挥关系而言，当时这些仗也都是按中国统帅部的部署进行的。算上它们，也不能说正面战场就是中共主导，而如果把它们归入正面战场，那其后在敌后战场就没有什么大仗可说了。

因此，不如把“正面”之功让掉，把平型关等役的战果都算入敌后战场。因为敌后虽也有国民党军队作战，但相对而言，其战果不足道。平型关等战斗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会战无法并论，与敌后国民党军的作为相比，还是突出的。这样把“敌后战场”都算在中共名下，就可以与“正面战场”并驾齐驱了。但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也有违于军事常识，其实对评价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也未必有利。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事实上，抗战前期，国民党在敌后的力量强于共产党，但与正面战场当然没法相比。而敌后的国共摩擦一直很激烈。摩擦中，国民党由强到弱，而共产党则由弱到强。到1940年夏，新四军击败韩德勤部，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标志着敌后国共力量的对比完全扭转。稍后的“百团大战”，虽然主要是一次大范围破路运动而不是一场歼敌作战，并且这种行动方式随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没有延续，但它确实是八路军抗日斗争的高潮，而且按我下面要讲的定义，它也确实履行了敌后战场的使命。此后，敌后战场虽然仍有国民党军的活动，但这里的抗敌主力的确是共产党了。

不过，无论国共摩擦多么激烈，他们都没有放弃抗日，都在正面与敌后作出了牺牲。今人在正面与敌后的歼敌比例上做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大的争论。实际上，确切的数字是很难搞清楚的。

其实，在当时对日战争的总体形势主要取决于正规战（不仅是中国战场的正规战）的情况下，敌后游击战的歼敌数量多一点少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战场的使命，是使日军无法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共双方在敌后控制的地盘，就是对抗战的贡献——直接取之于沦陷区的地盘自不待言，就是在国共摩擦中取之于对手的，只要他比对手更善于保持这些地盘而不被日本人夺去，也可以算是对抗战的贡献。

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承这一“遗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