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海疆而外，我国自晚清以来还有大量的陆地未定边界地区，抗战前也只能处于“地图开疆”状态。抗战后，中国大大改善了控制态势，一度取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主动。

例如中缅边界，晚清以来英国不断北侵，进入民国后，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承认。当时，中国在中缅段（克钦地区）主张的是更靠外的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也只能“地图开疆”而已。

抗战前期，情况甚至一度恶化，由于当时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参战，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事实。

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尽管南京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地方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更有甚者，由于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民族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由于当地民族（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加深了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的对立。

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但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军退至中缅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在南段边境的果敢、佤山一带和北段的克钦地区，都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当时国人认为属于中国的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光政府控制缅北。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当感激。

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归属中国。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

对此，缅甸总理吴努明言：“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态度。”（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