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中国：革命为什么成为大概率事件？

欧洲的“封建制”当然有基督教“文化”的许多特点（尤其是其政教二元体制），但它的许多行为逻辑其实是“封建”这种制度，而不是基督教这种“文化”决定的。同样信奉基督教的专制帝制国家如拜占庭就没有这样的逻辑，而不信基督教的“封建”国家，比如据说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属于“印度文化圈”的泰国（包括我国傣族的西双版纳）却有类似的逻辑。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天皇除少数例外通常也是“虚君”（真实的日本历史上有过天皇乃至皇后皇子专权，镰仓时代皇子为幕府将军之制也有集权色彩，相应地也有过篡弑，有过南北朝，有过足利尊氏驱逐天皇。但这种情形究属小概率），却长期受到遵奉，“万世一系”的说法太过夸张（现有日本从“神武天皇”至今125代皇统不断的官方说法实际上是在江户时代“尊王敬幕”的“封建”观念下通过以官定《大日本史》修改《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前说后才确立的。参见吕玉新《尊王敬幕：朱舜水、德川光国之水户学》，《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2期，34-59页），但没有中国式的“改朝换代”现象倒是真的。明治维新本身如前所述，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区别很大，却有浓厚的“周秦之变”色彩，如果照战前的军国主义发展下去，日本走向民主固然难矣，但成了“实君”的天皇恐怕也再难“万世一系”。军国主义时期盛行的“下克上”已经多次发生刺杀首相，谁敢说进一步就不会发展到刺杀天皇？只是这段历史很短。

倒是到了战后在美军占领期间，天皇成了真正的虚君，日本成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国——虽说是“英国式的”，其实从天皇恢复为虚君而受到国民稳定的拥戴来看，又何尝不是回复了“传统”逻辑、走上从“封建”到君主立宪的道路呢？

总而言之，“封建”时代的“虚君”不是靠垄断权力来维持的，人们对之有不依赖于强权的“敬畏”乃至敬爱，在传统时代它的“改朝换代”就极为平和，或者说根本没有真正的“改朝换代”现象，而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时，它走向和平立宪的道路也就比较容易。而专制帝制就不同了。斯大林早年在流放土鲁汉斯克时就喜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并在这本书上留下了“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以及人的恶习只有“1.软弱，2.懒惰，3.愚蠢。其他一切（上面提到的除外）无疑都是美德”的批语（罗伊·麦德维杰夫《“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斯大林私人藏书》，《莫斯科新闻》2000年第3期，中译见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6年第4期，32－35页）。我们以后会看到，这样的价值观在我国“秦制”的思想基础法家的论述中表达得尤为系统和典型。这个制度安排的基础，正是“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爱君谈不上，无权谁还把你当人看？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虚君”不是犯傻吗？传统时代“改朝换代”，群雄逐鹿杀得尸山血海，到了近代放弃皇权就那么容易？

秋风先生最近说儒家是主张“封建”的，而“封建”就包含有“宪政”，中国传统是遵奉儒家的，因此除了秦始皇时的短暂例外，在秦以前和汉武帝以后似乎从来就有“宪政”。他这个论证链条除了古儒（注意：不是汉武帝以后之法儒）主张“封建”大致不错，其他几个环节都靠不住。即便在英国，“封建”本身也并不是宪政（包括安茹王朝时那个“大宪章”，现在被渲染得很神，其实它与近代宪政并没有逻辑关系），否则都铎式王权、英国革命与光荣革命都无法理解了。而“汉承秦制”后的中国，实际上搞的也不是古儒主张的那一套，不是“封建”，当然就更不是“宪政”。不过秋风先生的意思如果是说长期“封建”传统下比较有可能向宪政和平过渡，那倒是真的。但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过，如果和平宪政的可能不大，革命的代价又很沉重而且前途坎坷，那么既不立宪也不革命，在维护帝制的情况下靠“传统”求复兴，或者充其量搞点“洋务”，船坚炮利加上忠君爱国行不行呢？如果不行，仅仅是因为国际环境的因素吗？其实早在戊戌以后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不过近年来在“革命派”、“立宪派”都被认为太“激进”、太“西化”的背景下，在“中国奇迹”鼓舞人们重兴“传统”、“在中国重新发现历史”的潮流中，这样的想法加上若干话语包装后，实际上已经相当时髦。所以我们还要重新分析一下：在过去的很多成说已不成立的情况下，历史能否完全颠倒过来？为什么和平宪政可能不大的情况下，人们又不能继续容忍帝制，以至于使革命成为一个未必“必然”但却是大概率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