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兴亡(全四册增订版) -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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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第一册）（增订版）（全四卷）/叶永烈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7（2016.4重印）
ISBN 978-7-5154-0409-7
Ⅰ．①四… Ⅱ．①叶… Ⅲ．①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史料 Ⅳ．①K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05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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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 曹宏举
策划编辑 克川 陈立旭 柯琳芳
责任编辑 柯琳芳 胡志华 袁又文 章文岚 叶敏娟
责任校对 康莹
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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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96印张 9插页 插图253幅 2168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5次印刷
定 价 198.00元（全四卷）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转出版部。
增订版前言
《“四人帮”兴亡》是我花费心血最多的一部著作，也是修改次数最多的一部著作。1980年观看中央电视台转播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实况节目，触发了我写这部长篇的计划，直至今日已经过去三十多个春秋。
《“四人帮”兴亡》题材庞大，最初分为《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四本书，在1988年初版，此后多次修订再版。由于“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分成四本书来写，部分内容重复，而且是把这个“帮”拆散了来写，没有整体感。到了2002年，终于把四本书合为《“四人帮”兴亡》，即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在《“四人帮”兴亡》完成之后，搁置多年，未能出版。
2008年，《“四人帮”兴亡》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四人帮”兴亡》共182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我庆幸能够在许多“文革”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倘若我在今日才动手写这部长卷，那就无法获得那么多极其重要的口述历史资料。
《“四人帮”兴亡》出版之后，我花费很多时间对全书进行大修改，大补充，而且还进行了许多补充采访。放在您面前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便是补充了2002年以来学界对“四人帮”研究的一系列最新成果的版本。由于新增了十几万字的内容、增加了与“四人帮”成员及历史背景有关的图片，增大了整书的篇幅，原来分上、中、下三卷的做法不利于读者阅读；同时考虑到“四人帮”从产生到灭亡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因此，增订版按照“四人帮”的兴亡历程，分为初起、兴风、横行、覆灭四卷。这样既方便了读者阅读，也勾勒了“四人帮”兴亡的脉络。另外，增订本还逐一订正了读者以及专家指出的本书初版的错误之处。
在今天，出版《“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可以说有双重的意义：
一是让年轻的80后、90后读者，了解那十年浩劫的真实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很多年轻人连“四人帮”是哪四个人都说不上，更谈不上汲取“文革”的沉痛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未来，可以防止“左”的顽症卷土重来。
二是近年来沉渣泛起，为“四人帮”翻案者借助网络推波助澜。有人称“四人帮”为“文革四杰”，为“四杰帮”，称江青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称张春桥是“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还称粉碎“四人帮”是“华、叶、汪、李反革命集团”的“宫廷政变”……
为了让年轻读者了解历史真相，了解所谓“文革四杰”的真正面目，历史的责任感驱使我对《“四人帮”兴亡》做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早在200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就多次与我联系，期望出版《“四人帮”兴亡》。这次，他们得知我完成《“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再度热情约稿。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对当代中国出版社表示深切的感谢。
《“四人帮”兴亡》是一个大题材，涉及中国当代诸多政治人物与重大事件，需要不断修改、增订。我愿继续对本书进行修改，以求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叶永烈
2012年10月7日上海沉思斋
序
十年天地干戈老，
四海苍生痛苦深。
以明朝顾炎武的《海上》一诗，来形容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这创巨痛深的十年，是非常妥切的。
“文革”十年，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哀鸿遍野，冤狱遍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被人们称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地带，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浓雾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却又是泪流成河、冤狱众多的重灾区。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
1980年，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写了12万字的中篇小说《黑影》，于1981年春连载于《羊城晚报》。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当小说正在《羊城晚报》连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一边看，一边作笔记。我发觉，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
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丑剧，早已降下大幕。沸沸扬扬、大灾大难的十年，已经凝固成为历史。然而，这段特殊的历史，迄今仍为海内外所瞩目。“文化大革命”幕后的一切，依然是千千万万读者关注的热点。
我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思想上的震撼。
巴金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巴金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485吨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130万字的长篇。
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绝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
我作为上海作家，也从上海的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加以考虑：
关于上海的开埠和“洋人”们进入上海，已经有了长篇小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柯灵写的电影《不夜城》；
关于上海的解放，有电影《战上海》；
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有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我以为，内中有两个上海的重大历史题材，尚无相应的文学作品：
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文学作品；
二是20世纪60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
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的起点》。
当我着手采写“四人帮”的兴亡史时，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凭我单枪匹马，怎么能够完成？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决干下去。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最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风云》，分上、中、下三卷。后来觉得“风云”太平淡，没有火药味，于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然而，着手之后，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难以下笔。于是，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即把这一“母题”分切为四个子题，分为四部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四人帮”全传》。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书稿付厂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报，要我马上从上海乘飞机赶去，有要事商议。我匆匆赶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着一大包手稿，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回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所以对“文革”题材书籍严加控制。尽管在当时无法出书，我仍毫不灰心。我以为，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需要精心创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埋头于修改、补充。
终于，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从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四人帮”全传》初稿。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数，颇为耐人寻味：
《江青传》，20万册；
《张春桥传》，15万册；
《王洪文传》，13万册；
《姚文元传》，5万册。
这印数，其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四个人不同的历史影响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他们不同的兴趣度。
这四本书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 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又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修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了《江青传》，认为此书“对重要史事的叙述，态度比较慎重，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全书“史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张春桥传》的审读意见则指出：“这本书对于揭露张春桥的丑恶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对‘文革’的祸害有比较具体而生动的描绘，有助于加深读者否定‘文革’的认识。书稿文笔生动流畅，且多秘闻轶事，可读性强。”
《“四人帮”全传》出版之后，成为遭受盗版的重灾户。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传》盗版本，竟然达十种之多！
《“四人帮”全传》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在写作《“四人帮”全传》的时候，我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
“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罢官》来说，在《江青传》中要写到，在《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也要写到。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详略总体考虑：
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仍以批判《海瑞罢官》来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写的，在《姚文元传》详写，而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略写。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
不过，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帮”，是一个整体。在完成《“四人帮”全传》之后，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把“子题”合并为“母题”，回归最初的创作设想，书名改为《“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中，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不仅把“四人帮”的兴亡脉络清楚地勾勒出来，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
经过前后20年的努力，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我终于完成了18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出版之际，回顾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作历程，感慨万千……
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也需要时间。
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前提。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485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只能吃闭门羹。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为此，我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创作报告，并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支持，使我得以进入种种禁区。
我吃惊地发现，“文化大革命”档案的保管处于相当混乱状态。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的重要档案，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里收藏着。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里偶然翻到。因为姚蓬子曾经担任上海师范学院教师，而上海师范学院又一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个“造反兵团”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会会议，谁发言他都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时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1954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
同样，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厂里，查阅她的人事档案，见到内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写的自传，对于她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劳动模范，写得颇为真实，亦甚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时候，曾叫人捉刀，写了一份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我要斜穿整个上海市区，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往往清早6时离家，8时多才能到达国棉十七厂。在这家工厂的人事科，一边阅读，一边抄录，花费了几天时间。这份“大事记”成为我写作《王洪文传》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尽管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作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个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创作的另一大资源库。
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
江青30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221篇，也必须逐一查阅、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去。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现，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了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获得当年上海向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有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资料……
后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所，查阅了《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内中收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对他们收藏的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我多次到那里，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明显带有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5000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30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中共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
就在我大量查阅“文革”档案、资料之际，曾经深受张春桥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葛老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是张春桥的就是他，为此他被张春桥投入秘密监狱。葛老先生向我指出：《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有很大缺陷，即作者重“文”不重“献”。“文”，即档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献”，指“活口”，即当事人，熟悉情况的人。只有“文”、“献”并重，才能写好纪实长卷。
确实，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自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亲口叙述。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当事人尚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访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于是，我着手拟订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逐一采访。我以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史的采访，既要广泛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者，同时也应访问那些“文化大革命大员”。1986年10月9日《社会科学报》发表《叶永烈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我对该报记者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年，可是‘文化大革命’材料分散各处，很多饱经风霜的老同志要请他们留下口碑，那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也应让他们留下史料，这些都有待人们赶着去做。”
在采访时，我一般尽量争取被采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这些录音磁带，我作为史料永久保存，并拟在若干年后捐赠给历史学家或者我在1986年曾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当时许多报刊刊登了我的关于成立“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的建议）。因为录音远比笔记准确、详细，而且所作速记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难以看懂。
这些年来，我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记下中国历史上那苦难的一页。
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是“文革”的“重灾户”。“文革”第一炮，打的就是他。他很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
在北京陆定一家中，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多次长谈。严慰冰案件（简称“严案”）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严昭痛诉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令人发指的迫害。她还由“文化大革命”回溯到延安时代，谈到那时的严慰冰与叶群的冲突，谈到那时陆定一与严慰冰的恋爱、结婚，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戎马生涯等等。
贺绿汀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死对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贺绿汀坚强不屈，人称“硬骨头”。我多次访问贺绿汀，请他详细地叙述他与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论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张、姚的斗争。
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之死，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访问东海舰队司令部，走访他的几位老秘书、他的家属以及有关当事人，甚至访问了当年解剖陶勇尸体的医生。
秦桂贞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借住房东家的女佣，深知江青底细，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骗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寻访秦桂贞颇费周折，因为她早已退休，很难寻找。经过友人帮助，才在一鲜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却又不愿接受采访，因为有关部门要求她，务必办妥必要的手续，才能接待采访。于是，我只得再奔走，办妥手续，秦桂贞才给予接待。她一打开话匣子，我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老人。虽然文化粗浅，但记忆力甚好，叙事也有条有理。说到江青恩将仇报，她咬牙切齿，潸然泪下。她的四小时谈话，为我写江青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活材料”。此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去看望她。她甚至带我到江青当年在上海的住处。直到她离开人世，我还参加了她的追悼会。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讯江青时，与秦桂贞同去北京、出庭作证的是郑君里夫人黄晨。在20世纪30年代，她叫江青“阿蓝”，江青叫她“阿黄”。买了一块料子，她俩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知情甚深的郑君里、黄晨进行了残酷迫害。黄晨的回忆，清楚地刻画出当年江青的形象。我庆幸及时采访了黄晨。不久之后，她便病逝了。
■ 叶永烈采访张耀祠将军，江青就是他拘捕的。
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云夫人于若木，在“文革”中深受江青迫害。我采访了她们。
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是江青当年在沪时的团支部书记，江青进入延安又是她介绍的，是极为重要的知情人。我在北京对她进行了多次采访。
在北京，我还采访了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江青前夫黄敬（即俞启威）之胞妹俞瑾；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江青秘传》作者，曾经为毛泽东、江青看病），曾经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教授（她向我讲述了“批《水浒》运动”的由来）……
在四川，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军，接受了我的采访，第一次详细透露了亲手拘捕江青的全过程。
在美国，我采访了当年的红卫兵领袖、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他是红卫兵的倡议者之一，也是所谓红卫兵“三论”，即《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起草者。
■ 老作家施蛰存致叶永烈函（关于姚蓬子）
在上海，《解放日报》原总编王维，《解放日报》原副总编夏其言；《文汇报》原总编陈虞孙，《文汇报》原办公室主任全一毛；原上海出版局局长、著名杂文作家罗竹凤；上海图书馆原参考书目部主任葛正慧；中共上海市委原教卫部部长常溪萍的夫人陈波浪……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劣迹。
■ 叶永烈访问秦桂贞
■ 叶永烈采访毛泽东儿媳刘松林
■ 叶永烈采访徐明清
为了弄清姚文元解放前入党的经过，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给我诸多帮助。他们和我一起聚会，共同回忆。这样相互启发，你一言，我一语，使回忆变得更为准确、丰富。
老作家楼适夷则向我长谈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他还介绍我去采访了姚蓬子的胞妹，使我对姚家的身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前往姚文元故乡—浙江诸暨采访，姚公埠的老邻居以及诸暨县档案馆给予热情接待；关于姚蓬子在南京狱中的情况，我访问了当年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谈了我写姚蓬子，当时她太忙，说过些日子约我细谈，不料她竟与世长辞……
当年在“反右派”时挨过张、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蛰存，熟知张、姚的底细。张春桥18岁刚从山东来到上海滩时，便在施蛰存手下干活。张春桥不懂装懂，乱标古书，正是被施蛰存发觉，停了他的工作。当时的《小晨报》，曾详细对张春桥的劣行作了报道。施蛰存也与姚蓬子相熟。丁玲第一次结识姚蓬子，便是在施蛰存的婚礼上……
这些年，我奔走于“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家庭，访问了众多的重灾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激励着我前进—尽管这是一项工程量大、头绪繁多的工作，我仍坚持去做。他们赋予我一种历史的使命感。这样，我的调查，我的研究，我的写作，不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电影《东进序曲》中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原型、上海市委统战部原部长陈同生之死，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深感遗憾的是，我曾访问过陈同生夫人，只粗粗谈了一下，原拟过些日子再访，她却突然病逝，我迟了一步……
我还采访了当年的“文革”大员们：
我多次采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回忆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等“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起草经过，回忆了他奉命前往人民日报社“夺权”的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经过，他与第一副组长江青的矛盾，他如何倒向林彪以及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毛泽东痛斥的经过……
■ 叶永烈采访陈伯达
■ 叶永烈采访王力
我多次采访原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他的回忆提供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要第一手资料。他还把诸多手稿交给了我。
我还多次采访了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戚本禹。
我访问了当年《红旗》杂志编辑、“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起草者林杰。
我实地走访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当年在上海的住处，走访了江青进入延安时所去的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江青生活或者学习过的延安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枣园以及中共中央党校旧址、鲁迅艺术学院旧址，走访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江青住处。我还采访了江青秘书阎长贵和杨银禄。
虽然我终于完成了长卷《“四人帮”兴亡》，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一写作已经画上了句号。我仍将继续采访、补充、修改，以求写出更加丰富、充实的《“四人帮”兴亡》。
叶永烈
2002年4月22日初稿
2004年9月10日二稿
2005年6月6日三稿
2008年7月5日四稿
于上海沉思斋
引言 世界各报竞载《毛的遗孀被捕》
韦德发现中共高层领导人“步调不一致”
“新闻记者的耳朵，连睡觉时都是竖着的。”此言不假。
1976年10月12日清早，英国《每日电讯报》送到订户手中时，一条10月11日发自北京的电讯，一下子便轰动了伦敦。
这期编号为37752的《每日电讯报》头版头条位置，以三行通栏大字标题报道了来自中国的重大新闻。
那醒目的三行大字标题，把读者镇住了：
眉题—华粉碎极左分子
主题—毛的遗孀被捕
副题—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
报纸都很注重抢新闻，尤其是抢重大新闻。《每日电讯报》在全世界报纸面前，抢到了一个第一：第一个独家披露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其他报纸都晚了一步，在翌日才竞相刊载《毛的遗孀被捕》的新闻。
《每日电讯报》那独家新闻，是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从北京发出的。他并非“老北京”，四个月前，他才从驻华盛顿记者调任驻北京记者。
据韦德说，他最初注意到，9月16日，中国各报都在显著位置刊载所谓的毛泽东“遗言”，即“按既定方针办”，可是9月18日华国锋在追悼毛泽东的百万人大会上致悼词，却没有提到这句话！当时，韦德在收看大会实况转播电视，他注意到，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边，不时不安地从华国锋的肩膀后看着华国锋的手稿。
仅仅凭借这两点，韦德机智地发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步调不一致”！
韦德作出自己的判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之间，存在严重的政见分歧。
不过，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在当时的中国，活动深受限制。他设法向英国驻华大使馆里的中国雇员打听消息。
终于，在10月10日，韦德从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国雇员那里获知重要信息：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标语，热烈欢呼“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当天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韦德立即找来这篇社论，细细琢磨，发觉社论有几句话很值得玩味：
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是谁在背叛毛泽东？是谁在篡改毛泽东指示？“两报一刊”的社论虽然没有点明，显然是有所指的。
“两报一刊”社论在当时的中国具有最权威的地位。韦德断定，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韦德使出浑身解数，很快就打听到“毛的遗孀被捕”！“两报一刊”社论中所说的背叛毛泽东、篡改毛泽东指示的人，就是指“毛的遗孀”及其同伙。
于是，韦德在10月11日写出独家新闻《毛的遗孀被捕》，并立即发往伦敦《每日电讯报》。
韦德写道：
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她在中国政治局的三名追随者被指控策划政变而被捕。
这一逮捕行动是在周末特别会上向工厂和附近单位的政工人员宣布的。首都昨夜没有发现骚乱现象。
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所谓“上海帮”是1971年前国防部长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
翌日，《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推出韦德的报道，世界为之震惊了！
10月13日，世界各报纷纷转载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消息，使这家报纸和韦德出了大风头……
由于第一个报道江青被捕，韦德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赞许，成为“新闻界的新闻人物”。
“四人帮”中的“四结合”
本书名为《“四人帮”兴亡》，理所当然在开头，对于“四人帮”的来历以及“四人帮”中的“四结合”，略表几句。
“上海帮”，是对于“四人帮”的最初的叫法。这样以地域定名，未免使上海人反感。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帮”。最后，人们称之为“四人帮”。
所谓“四人帮”，也就是指江青及其同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四人所结成的帮派。“四人帮”一词，是对于江青反革命宗派集团的一种简明、通俗的称呼。
在“四人帮”中，最年长的是江青，最年轻的是王洪文。
江青，生于1914年；张春桥，生于1917年；
姚文元，生于1931年；王洪文，生于1935年。
在1976年，这四人的年龄分别为：
江青，62岁；张春桥，59岁；
姚文元，45岁；王洪文，41岁。
在这四人之中，江青是首领。但是，在四人之中，江青的职务并不最高，她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江青是毛泽东夫人，亦即“第一夫人”，所以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她成为“四人帮”中的首领。
在四人之中，职务最高的是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洪文虽然职务最高，但是在“四人帮”之中，资历最浅，年纪最轻。
“四人帮”中的“智囊人物”是张春桥。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城府很深的人。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姚文元，人称“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在中国文坛上以“大批判”起家，进而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是一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宣传工作。
■ 王洪文 ■ 张春桥
■ 江青 ■ 姚文元
“四人帮”中的四人，通常按王、张、江、姚为序，称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那是按职务高低为序排列的。
实际上，“四人帮”是这样实行“四结合”的：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笔杆子”。
“四人帮”的确切的“排名序列”应该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独力难当，四人结帮！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旗帜下，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在“四人帮”之中，善于出“点子”的张春桥，其实处于核心地位。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他并不一定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他处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张春桥遭遇的两次炮打危机中，都是由于江青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他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闹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桥三分。
“四人帮”曾筹划着一旦大权在握，将作如下“分工”：
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
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
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姚文元任全国政协主席。
“四人帮”最初被称之为“反党集团”，这表明他们是中共党内的反对派。后来在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时，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一词是精确的法律名词。
第一，以江青命名，表明江青是首领，而不是最初称之为“王张江姚‘四人帮’”，容易给人以王洪文是首领的误解。
第二，指明性质是“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要受党纪处置，而“反革命集团”要受国法制裁。
“四人帮”一词，最初是谁首创，不得而知。
“四人帮”最初被叫作“上海帮”。“上海帮”一词，最初是谁首创，也不得而知。
有人说，首创权属毛泽东。固然，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上，可以查到是毛泽东最早提到“上海帮”、“四人帮”，但未必就是毛泽东首创的──因为极有可能是毛泽东听了某人反映的情况，这四人关系不正常，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拉帮结派，人们称之为“上海帮”、“四人帮”，于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这四人提出了批评。这“某人”已经很难考证，但是毛泽东的讲话记录倒是可以查到。
常在一些书籍、报刊上，写及1966年“文革”之初“四人帮”如何如何。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中，也说老帅们在“二月逆流”中如何跟“四人帮”作斗争……
其实，在1966年、1967年，还不存在“四人帮”！
“四人帮”是在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才形成的。毛泽东本来寄希望于王洪文，把这个年轻人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谁知王洪文到了北京，就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拉了过去—他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警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上海帮”的话。
毛泽东最初称他们为“上海帮”，显然是一个不恰当的名词。因为“上海帮”带有鲜明的地域概念，容易造成混淆，把在上海工作的干部都算进“上海帮”；再说，有了“上海帮”，就容易引出“北京帮”、“山东帮”、“广东帮”之类，更会造成混淆。
另外，“上海帮”给人的印象是由上海人组成的帮派，而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王洪文是吉林长春人，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他们四人之中，无一上海人。除了姚文元能操上海话之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连“阿拉”都不会说。他们只是在上海生活过，或者原本在上海工作。所以，称他们为“上海帮”，并不太确切。
倒是毛泽东所说的“四人小宗派”，极为确切。
毛泽东显然发觉“上海帮”一词的涵义不准确，所以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便改称他们为“四人帮”：“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小宗派”，便被称之为“四人帮”。
当然，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人生道路上，上海的一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四人帮”曾一度被称为“上海帮”，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
蓝苹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她的“革命样板戏”，她的批判《海瑞罢官》，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狄克”—张春桥钻入左翼作家阵营，也是在上海滩。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出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直至解决安亭事件，发动“一月革命”，都是在上海干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他成为“工总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为这样，在中共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握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至于姚文元，他1948年入党，1957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录以备考》，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在上海。
追溯“四人帮”中四个“伙计”的“结交史”，也都是在上海。
在“四人帮”之中，江青与张春桥应该最早认识。
江青、张春桥在20世纪30年代都生活在上海。据沈醉回忆，他在《大晚报》副刊主编崔万秋那里，既见到过穿蹩脚西装的张春桥，也见到过殷勤倒茶递烟的蓝苹（即江青）。当然，那时候的蓝苹是否与张春桥有过来往，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张春桥与姚文元相识。他们在上海当时都住在香山路。先是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卢湾区团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张姚有了交情。此后，姚文元与张春桥有了诸多接触。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在1963年从北京前来上海，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1966年11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安亭拦截火车，造成京沪线中断。张春桥奉命从北京飞往上海，赶往安亭。在那里，张春桥结识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王洪文，给予“鼓励与支持”。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四人帮”。
那么，四人结成“四人帮”，是不是从毛泽东在197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批评“四人小宗派”算起呢？
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见解：
第一种见解──
主张以毛泽东的这一批评，作为“四人帮”出现的日子。
第二种见解──
以为四人结成“四人帮”，应该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算起：在四人之中，王洪文最后一个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当然，在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前，已经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但是，那不能说已经形成“四人帮”。“四人帮”，应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四人小宗派”，所以应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算起。
王洪文在1973年8月3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所以，“四人帮”应从1973年8月算起。
第三种见解──
王洪文并不是刚一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小宗派”。“四人帮”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起，逐渐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小宗派”。到毛泽东批评这“四人小宗派”时，表明“四人帮”已经正式形成。所以，“四人帮”大体上形成于1974年。
这三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
在笔者看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也许比较妥切：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开始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形成“四人小宗派”，亦即“四人帮”。
不论这三种见解如何不同，但是都一致认为，在1973年8月底之前，亦即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前，还没有形成“四人帮”。
接下来，书归正传。让我们循着“四人帮”每个成员的初起、发迹，以及如何狼狈为奸，横行一时，最后走向覆灭的轨迹，回顾“四人帮”的兴亡史。首先从“四人帮”的第一号人物江青讲起。
这是第一篇第一章 江青之初